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十篇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法律性质定位 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现在已经成为实现农业生产统分结合之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法律形式，是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依据。但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产生之日起，理论上就一直存有分歧，实践中也多有冲突。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评析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承包土地由村集体所有，并在法律授权村委会为发包方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家管理目的而签订的，符合行政合同的特征。[1]而且有学者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后，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承包期限内获得一定的经营自，随着土地承包合同与农业定购合同的出现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在农业领域国家管理的方式上，行政合同管理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2]民事合同说则认为，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户之间的地位平等；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为了以合同形式固定彼此之间基于承包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从合同签订的程序和原则以及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来看，都与行政合同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3]不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不能归入合同法中的任何一类有名合同，故应从立法上进行直接规制，使之有名化、典型化。[4]也有部分学者采取折中观点，主张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析：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责任制性质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双方经过协商、个人有选择权、合同履行过程中个人有自主经营权的或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5]

上述观点均能够在立法上寻求相关制度予以支持，产生这种矛盾的立法原因在于我国农村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乃是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而且最初是由国家政策予以调整的，后来才由立法的形式加以明晰。由于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各地的具体做法也不一致，因此，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演进的过程中，致使其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呈现出不同的法律性质。具体而言，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集体的职能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在没有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以前，其仍然作为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且当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税费政策的强烈制约，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一种手段，[6]故农地承包合同具有显著的行政性。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更加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逐渐弱化，而民事性却越来越得以彰显。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时，柳随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中，尽管指出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由此可知，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于民事权利进一步被明确，但对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产生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却仍然难以被定性为民事合同，因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除了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外，发包方还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而承包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性义务。因此，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限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一个难题。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定位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是两种性质相异的合同，它们应当遵循各自的规则。一般认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在合同的主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下面我们即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其中发包方一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但村一级已成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要形式，而且农民也接受了村是比村民小组更具主体性的存在。[7]因此，我们主要以村集体作为发包方进行考察。根据我国宪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也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见，村集体在我国不是一级行政机关。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的目的或为行政事务而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非行政主体，故其不符合行政合同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如果以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的，则将更不符合行政合同对主体资格的要求。

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早由民法通则所规定，后来为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尽管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法律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定与其内容不相吻合，致使纯粹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分析，学者因所选择的视角的不同而得出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相异的结论，但其是一种民事权利却是毫无疑问的。一般而言，对于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来说，为了保证行政的民主化和效益性，它应当遵守普通合同的规则，同时，为实现行政作为一种管理的本性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他又必须享有特权来解决普通合同这种自由行为方式带来的缺憾。[8]考察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一节的规定，可以发现在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时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事权利，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还是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同时承包方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公法性义务，这些规定的确与民事合同的性质背道而驰，但其中发包方享有的这些行政性权力并不是所谓的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特权，而是法律在定位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的职能时所造成的错位。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符合行政合同的规范意旨。

救济方式的不同也是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故行政合同纠纷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在我国具体是由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六）项中即有规定，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也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与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这是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行政性作的一个注脚。但1999年7月8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则完全是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设计的，而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也几乎全部是按照民事合同处理的。而且在2005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甚至明确将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界定为民事纠纷。因此，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救济方式来看，其亦应当定位为民事合同，而不是行政合同。

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立法完善

从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来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应当重塑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使农村集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事主体。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误解往往与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相关。由于“集体”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尽管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一直都非常重视，在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中都有规定，但因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在我国较为繁杂，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制定或者修订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存在差异，故他们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并不完全吻合。从而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分歧。应强调的是，“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政策和立法意志记载、表达和传递的第一要义。立法政策记载的不准确，表达得不精确，必然会使传递的信息具有先天的缺陷。很明显，对于法律语言来说，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让人们非歧义地正确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有悖于明确表意的手段和方法都在摈弃之列。”[9]因此，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出发，对“集体”的含义进行准确理解，并以适当的民事主体形式取而代之，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得以张扬，以凸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

其次，严格区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从而纯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在我国农村社会，集体土地所有权一般是由村民委员会行使的，但村民委员会却具有极为强烈的行政功能。在农业税减免之前，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现象非常突出，这种行政负担淡化了农村集体的私权属性，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地为完成政治上的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10]这种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不分的状况也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即其中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既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也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而承包方则在承担了民事义务的同时也承担一定行政义务。正是农村集体的角色在社会实践中的错位，导致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取代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也致使其与农户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行政性事务还给政府，突出村民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代表人的职能，从而既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农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以及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成员的关系，又可以减轻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负担。以此为前提，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协商机制，取消由行政机关统一制作的含有行政性法律关系的合同范本，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回归民事合同的本来面目。

最后，理顺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解决机制中相冲突和矛盾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将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每个部门法均统一于该国的宪法之上，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不仅仅是民法的任务，而且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环境法以及其它各法律部门均须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农村土地问题加以规范。目前，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调整的，鉴于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最重要的物质资料，当代各国均很重视以行政权力干预土地法律关系，故我国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行政法律规制也是合理的，但不应当因此而忽视民法对土地问题的调整，在规制农村土地关系方面，行政法规范无疑是不可能取代民法规范的功能的，所以，强化民法规范调整农村土地问题的作用在现代中国社会十分必要的，而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规制应当是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对行政复议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行政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进行梳理，使之与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民事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相协调，也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合理定位将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与民事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因此，从理论上理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在立法上严格区分其中的行政法规范和民法规范，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参见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参见王平：“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之比较及启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参见王权典、张建军：“论农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5期。

[4]参见艾衍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思考”，《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5]转引自胡吕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6]参见赵晓力：“通过和谈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7]参见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8]参见朱新力：“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2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一)劳动关系说。有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注:参见《试论承包合同的法律制度》,《法学研究》1993 年第5期。),我们称之为劳动关系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户是发包方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土地承包合同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订立的,属于劳动组织的内部合同。第二,从内容上看,承包户的劳动是集体联合劳动的一部分。第三,承包户的收入是按劳所得,因此认为属于劳动关系。

应当承认,最初承包经营主要解决的是在农村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方式的问题,土地使用没有按照等价有偿原则支付对价,经营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商品交换关系,因此,承包经营权也不具有完全的商品交换性质(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但不能因此断定其劳动关系性质。 如果说土地承包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那么应怎样看待各地承包实践中出现的下列情况呢?第一,土地承包过程,农户有权决定少包或不包土地,说明承包合同是在自愿基础上订立的。第二,各地种田能手同时承包几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而且集体组织也可以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这说明承包人已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三,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活劳动,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第四,承包户在承包经营活动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独立核算,对外有权独立参加民事活动和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如果把土地承包合同看作是劳动法律关系,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注:参见王胜明:《论土地承包的法律关系》,载《民法硕士论文集》,法律出版社。)。实际上,就集体经济组织来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当对土地行使所有权时,即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则为民事主体。土地承包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集体在这种关系中以所有者身份出现。因此土地承包合同被看作是劳动合同显然是不恰当的,这种关系应属于民事关系,由民法调整。积极有效地保护集体土地财产关系是我国民法的一大任务。按照民法特有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加以调整,符合这种关系发展的方向。

(二)物权说。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性质,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物权说(注:参见王胜明:《论土地承包的法律关系》,载《民法硕士论文集》,法律出版社。)。持物权说的人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土地承包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在这一节里规定的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实际上是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第二,承包人对所承包的土地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有直接控制、利用的权利,即所谓他物性。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户享有对土地直接管领的权利,不需要集体组织的交付行为。第三,排他性,同一土地上不允许成立同一内容的两个承包权。因此,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物权。

(三)债权说。一些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性质,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债权说。持债权说的人认为,联产承包合同为债权关系,基于联产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性质。而且,目前承包中出现的问题与承包权的债权性质有关(注:陈sū@①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物化与农地使用权的确立》,《中国法学》1996年第3 期。)。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合同是当事人签订的,权利、义务没有法定标准。第二,承包权不能对抗发包权,强行摊派、乱收费甚至任意撕毁合同,侵犯农户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农民拒绝不了。第三,发包人权力膨胀,干预农户的生产经营,农户转包需经发包人同意,在这点上更无异于债权关系。第四,土地承包权是有期限的。这种期限往往为掌握发包权的基层干部提供了方便,助长了腐败行为;同时也助长了农民经营行为短期化和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第五,国家征用土地由发包人去谈判,由发包人决定补偿条件。结果是农户丧失土地使用权而利益受到影响;农民物权主体的资格、地位并没有体现。基于以上理由认为土地承包权为债权,而且有许多弊端。相反,如果土地承包权为一种独立物权,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

按照民法理论,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一种为物权关系、物权制度,一种为债权关系、债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形式,究竟属于哪一种性质?选择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作为我国农用土地关系为最有利的法律形式呢?

本人认为,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对土地承包权作的规定,是在物权法的框架下设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物权。但由于当时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实践反馈,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真正按物权法的方法加以规定和保护,而是由合同、债权方法加以调整,使其表现出 若干债权特征。

第一,合同实行合同自由原则;物权实行法定主义原则,物权的种类、内容概受法律的限制,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新的物权,也不允许当事人变更物权内容。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限于表述概念,而对权利内容、权利取得、消灭等均未作规定。这些事项由合同约定而没有法定标准,发包人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对承包人的权利加以限制或附加种种苛刻的义务和条件。因此,现实中承包合同规定的承包权利千差万别。

第二,债权是相对权、请求权;物权具有直接支配性、独立性。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的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权利内容。现实中,承包人取得土地承包权后,发包人对承包经营标的仍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农民如何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发包人;承包人转包须经发包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

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无效。因此,承包人的支配权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在权利保护方面,合同债权依合同加以保护,侵犯合同债权,当事人以违约抗辩。从物权保护的绝对性看,物权人于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他人均不得侵入或干预,否则属于违法。现实中承包人对发包人的干预,仅能以违约抗辩,而不能以违法抗辩;法院对于承包人的保护以合同为依据,并受合同规则的制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发包方任意毁约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审理这类案件应当依据维护原合同效力,承包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予以支持,发包人毁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以补偿。这样规定,物权保护之绝对性何以体现呢?承包权的效力决定了承包户的利益得不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以致于各地经常发生发包人任意撕毁承包合同,严重侵害承包人利益的事件。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法律规定的抽象土地承包性质与现实中土地承包权表现出的特征并不一致。从过去直到目前存在的土地承包权表现出债权的特征,有明显的弊端。债权的效力不及物权,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土地的有效利用。

二、农用土地使用权利制度的重新构造

(一)重新构造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基本设想

本人认为,应当以尊重历史、承认现实、讲求公平为原则,改造土地承包权为农地使用权。本人提出的基本设想是: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3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 法律体系 缺陷 完善

一、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的构造

当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是由一系列有关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从法律效力上讲，它是由有关土地承包经营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组成；从性质上划分，它可以分为专门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法律规范和附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法律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以下简称《承包经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法律规范之分；从内容上讲，它分为有关土地承包经营的实体法律规范和有关土地承包经营的程序性法律规范等.

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

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就能发现，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至少存在如下严重的缺陷：

（一）对相关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规定模糊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中规定了不少法律主体的，比如，农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民、村民等法律关系主体。但是，对于这些法律主体的特征及其构成要件和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对于它们的认定莫衷一是，难以处理有关法律问题. 以下从某些方面予以分析

1、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和村民的规定及其相互关系规定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同一条文的第一、二款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和村民三个不同的概念.该条第一、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承包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于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于这三个概念没有具体界定；它们的法律特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构成要件，它们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有确定。

2、作为承包经营的主体（即承包方）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村民、家庭成员和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根据前述《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和农民都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享有主体，作为承包方，有权依法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根据前述《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条和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采取家庭承包方式，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有农户才是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经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主体。如此以来，根据上述三部不同的法律，同一类土地，存在三个不同的承包经营权主体，三个主体都有权承包经营，从而产生了承包经营权的积极冲突，由此可能导致如下问题：（1）发包方不知向那个主体发包；（2）作为承包方的三个主体可能争相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其中的某个承包经营主体因为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向发包方及有关部门提出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张的诉请，则发包方及有关部门恐难作出裁决，决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归哪一个承包经营权主体！（3）没有明确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与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到底是什么关系，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应当以户作为整体，来承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

3、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都作为发包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六条第一款中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据此，（1）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是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发包主体，都有权依法发包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2）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都是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发包主体，都有权依法发包依法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这可能导致如下严重问题：

在土地承包经营时，发包权到底由哪个享有，难以确定，从而导致各方争相主张享有承包经营的土地的发包权；如果有关各方就此发生争议，请求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解决，有关部门也无法依法裁决；

承包人到底与哪一个发包方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尤其是在几个发包方就发包权发生争议，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如何保证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确实享有、行使这一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

（二）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应，可能导致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落实。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法律规定存在严重的漏洞。《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根据此条款的规定和前述的法律规定，可能造成如下不良后果：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能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而对于其他发包方发包的土地就可能不能依法承包。具体分析如下：

（1）当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发包的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能不能依法承包。因为作为发包方的村民委员会完全可以以“土地承包法律没有通过规定，赋予作为承包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由村民委员会发包的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资格和权利”为由，拒绝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2）当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依法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且该土地由村民小组发包时，村民小组也完全可以“土地承包法律没有通过规定，赋予作为承包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由村民小组发包的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资格和权利”为由，拒绝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本村集体经济所有的土地。

2、对于所有发包方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土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能无法承包。因为，法律没有通过的授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土地的资格或者权利；也无规定发包方必须或者应该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土地的义务。

3、即使法律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但是，由于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有依法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的义务，而只是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因此，本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以“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有依法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的义务”为借口，拒绝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如此以来，所谓法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就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定标准不一，（1）有的人民法院认定其为按份共用权.因为，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中的每个家庭成员，在发包方向农户发包土地时，都是按照农户家庭成员人数和土地的不同性质，确定每个家庭成员对于每一类土地承包经营的数量，从而确定整个农户总的承包经营土地数量.只不过是因为法律的要求，他们必须通过或者借助农户这个形式，与发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从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以此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每个农户中的每个家庭成员对于该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都按照一定的份额各自独立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其独立享有、行使；而且，该权利可以在农户中的家庭成员依法分割，由他们各自分别独立享有、行使；基于本权利，对于由此产生的其他权利，比如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也可以由他们或者他们也可以独立享有、行使. 每个农户中的每个家庭成员也可以主张或者要求对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分割，（2）有的人民法院认定其为共同共用权.即每个农户中的家庭成员，对于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只能以农户的形式，共同享有、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对其进行分割，也不能主张对其进行分割，从而各自独立享有、行使；基于本权利，对于由此产生的其他权利，比如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也只能以农户的形式共同享有、行使，不能由每个农户中的家庭成员独立享有、行使。

（四）实践中可能出现，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农户代表产生、变更、中止和终止呈现无序化。即使是以农户为承包方，与发包方依法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权利是按份共用权还是共同共用权；也没有规定，作为承包方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代表的产生、变更、中止和终止的程序、办法。由此，可能导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农户代表产生、变更、中止和终止无序化。具体表现如下：

1、现实中，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农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习惯上都是直接以户口簿记载的户主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2、如果代表该农户代表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继续（包括死亡），如何产生新的农户代表，接替原农户代表去代表农户继续签订、履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现实的问题。而现实中对此问题的解决，没有一套统一完整的模式，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因此导致其呈现一种实际的无序化状态。

3、对于家庭成员全部是未成年人的农户，法律没有规定由谁作为该户代表，代表该户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通则》第十六条第三款只是规定：“如果没有第一、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据此，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果各个单位或者部门相互推诿或者争相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时，如何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定人，下同），因此可能出现以下情形：

（1）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相互推诿，都不愿意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2）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相互积极主张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因为在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都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所以，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根本没有人（单位或者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的人，未成年农户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3）确定由该未成年人所在村村民委员会担任其法定人。据此，如果该村民委员会又是作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该村民委员会就成为该合同双方的共同人，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否则，它就有可能签订一份有损于未成年人农户权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五）作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有关权利遭到侵犯时，被侵权人的救济途径不畅。

认真研究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律体系，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作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有关权利遭到侵犯时，救济途径不畅。具体表现如下：

1、村民或者农户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权利或者请求权（包括诉权）失去根基。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发包方有向村民或者农户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义务，所以，当发包方不向村民或者农户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时，村民或者农户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权利就成为“无源之水”；他们也不可能向发包方提出其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权利主张或者要求，或者要求发包方向其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一旦出现村民或者农户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权利落空时，他们的诉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2、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时，当事人难以适从。在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时，争议各方如何寻求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导致有关部门相互推诿，争议各方无所适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依照此规定，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当事人应当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有关人民政府解决；只有在不服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在接到该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一、二款则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调解协商不成的，也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据此，可以看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通过自愿协商、申请调解、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而没有要求当事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先提请有关人民政府解决；只有在只有在不服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在接到该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

由于两部法律规定的不同，导致了如下两种情形：（1）当事人之间因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发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一些人民法院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为由，认定该纠纷先由人民政府解决，进而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如果当事人对此协商不成，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予以解决，有关人民政府完全有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该法律规定属于特别法为由，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要求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如果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又按照第（1）种方式处理，那么，当事人之间因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发生纠纷以后，向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法院请求予以解决，该纠纷很有可能在有关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之间循环往复不止，久久却得不到妥善解决。

3、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对于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权，它们的这些权利遭到侵害时，难以寻求司法救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都规定、保护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和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对于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权，它们的这些权利遭到侵害时，可以寻求救济（包括司法救济）。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有关组织侵害了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对于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权，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难以寻求司法救济。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4

一些建筑企业因为法律意识不强，缺乏运用法律手段管理项目，不能对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往往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在出现法律纠纷后又不知所措，不仅造成巨大损失，企业的名誉、形象也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建筑企在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懂得并能熟练运用法律进行风险控制是大势所趋，也是势在必行。本文将对我们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易发生的法律风险和法律纠纷进行分析，进而探索在工程管理中如何有效运用法律对风险的控制。随着建筑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开放，建筑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质量好、工期短、业主满意，同时还追求投入少、产出大，企业获利丰厚的建筑产品。但目前建筑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承发包交易中过度向发包人倾斜，承包人处于不利地位，承担过多的法律风险，如合同条款风险、安全风险、工期风险、资金风险等等，一旦风险发生，损失是巨大的。

一、必须明确建筑法律关系及其重要性

（一）什么是建筑法律，建筑法律关系。广义的建筑法律是指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它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旨在调整国家及其有关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在建设活动中或建设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称。狭义的建筑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在本文中的建筑法律是指广义的建筑法律。建筑法律一般属于行政法或经济法范围，调整工程建设活动和建筑关系的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有：《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资质等级标准》（试行）、《建筑安装工程总分包实施办法》、《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另外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有时也能成为建筑法律的一部分。

建筑法律关系即建设关系，就是发生在各种建设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如建设活动中的行政管理关系，建设活动中的合同关系，建设活动中的经济协作关系，建设活动中的民事关系。

（二）建筑法律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法律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建筑活动不同于一般生产活动，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生产场地移动，生产条件艰苦，社会影响广泛，与人民生命财产相关。《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从法律上对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的管理，从投资体制、价格政策、市场机制等多方面予以保障，规范指导建设行为，保护合法建设行为，处罚违法建设行为。为建筑业深化改革，振兴发展，发挥支柱产业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条件。有利于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管理，依法行政，规范承发包行为，建立健康、效能、有序、统一的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用以调整建筑关系的法律还不完备，但在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来看，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学懂用精建筑法律，对加强施工管理，创造工程效益，减少法律纠纷带来的损失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项目管理中一些潜在的法律风险

我们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与国家行政机关、发包方（业主）、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或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交往活动，主要靠法律来调整。在工程项目管理中若不注重法律的作用，潜在的法律风险就会会愈积愈多，法律纠纷也会接踵而至，不但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建筑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下面就简要谈谈在工程项目管理中一些易潜伏的法律风险。

（一）、对国家制定的法律缺乏了解或吃得不透。在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某些条款进行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后可以达成和约。同样，建筑法律关系中，由于建筑标的涉及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建筑关系各方都要受到国家许多强制性法律的约束。国家用以调整建筑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对工程项目立项、参与工程建设的主体、工程安全质量标准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建筑关系各方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订立各种合同。建筑企业若对国家建筑法律缺乏了解或吃得不透就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对合同订立把关不严。工程施工合同是建筑企业一切风险的源头，如果合同“先天不足”，势必会造成项目实施中的被动。合同签订后发生的许多问题，如工程质量问题、工程款拖欠问题、原材料价格问题等，大多与当初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条款时把关不严有关。

1、资信审查不到位。在订立工程合同前，对合同相对方（不论是发包方还是劳务方）的资信审查是必须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多数建筑企业还是相当重视的，但迫于竞争等因素，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做到仔细审查。发包方资信的瑕疵可能会导致我们不能及时得到应得的工程款，劳务方的资信瑕疵可能使我们不能有效管理劳务队伍，工程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等等。因对方的资信不良而造成法律纠纷，我们始终都是受害者。

2、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忽视特别条款。大多数承包单位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就工程承包范围、价款、工程款支付、工期、质量等级达成一致后，通常的做法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标准合同文本，或在当地普遍适用的合同示范文本上填空并签字。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十分不利的，为今后维权埋下了重大隐患。当然，这并不是说以示范合同文本为基础设立合同毫不可取，而是此中存在一个针对具体项目设定特别合同条款的问题。无论合同示范文本或现有法律规定，都是在考虑了一般工程承包活动中共性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所作出的原则规定。在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中，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结合个案实际对其加以细化和补充，往往造成签订的合同漏洞多、争议多。另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的项目，合同中如果不对这种特殊性作出必要的考虑，就难以顺利履行，引发争端的概率就会增多，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3、付款条件不明确。若付款条件不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难以证明，则容易成为维权障碍。如在一些分包合同纠纷案例中，分包合同约定质保金的支付以总承包商取得业主出具的合格证为前提条件。分包商施工完毕后，虽单项工程已经竣工，整个工程甚至也已投入使用，但总承包商一直以未取得业主出具的合格证，质保金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为理由，拒绝向分包商支付质保金。

4、盲目采用低价策略。一些建筑公司为了能够在招标中中标，采取低价投标策略。但是在实际施工中，因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公司感到工程利润空间较小，便与发包方协商调整合同价格，要求多支付工程款。这便很容易被发包商以建筑公司意图变更合同行为的违法性，到法院得到法庭的采纳。非但建筑企业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还还会被追究违约责任。

5、被业主拖欠工程款。被业主（建设方）拖欠承包工程款（包括垫资款）等各类资金已是目前建筑企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造成拖欠的因素很多，主要原因有：一是建设单位的行为不规范。许多建设单位把拖欠承包工程款作为经营手段，通过拖欠承包工程款把大量风险转嫁给建筑企业，导致拖欠问题日益严重；二是由于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管理密集型行业，门槛较低，造成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十分严重，市场供求的失衡导致了业主和承包商的市场地位不平等、交易条件不公平，形成拖欠。三是一些建筑业企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工期的拖延，有的还发生了质量隐患，引发了合同纠纷，给建设单位拖欠承包工程款提供了借口。

（三）在履约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除了上述在订立合同中容易产生法律纠纷的情形外，在履约过程中有许多潜在的法律风险，如：项目履行中各方明示代表外的其他人的行为效力；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与程序；在合同中怎样有效设定特别生效条款或承包方式；工程窝工状况下工效下降的计算方式及损失赔偿范围；工程停建、缓建，中间停工时的退场、现场保护、工程移交、结算方法和损失赔偿范围；工程进度款拖欠情况下的工期处理；工程中间交验或建设单位提前使用工程部分的保修问题；合同外工程量的计价原则和签订程序；建设单位原因造成工程结算竣工验收延期情况下的工程结算程序和法律责任；工程款结算的具体程序等等。

三、工程建设和项目管理中如何有效进行法律风险的控制

施工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的风险很多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能左右市场风险、自然灾害、政策风险等给我们建筑企业带来的潜在危险。但是我们建筑企业自身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来减少甚至化解风险因素。其中在项目管理中加强法律手段的运用，维护建筑企业正当利益、减少法律纠纷，就是重要的方法。

（一）以法律武装建筑企业。近年来建筑企业的法律纠纷的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其原因就是我们建筑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律、不懂得运用法律。前车之鉴，我们要以法律武装自己，运用法律避免法律风险，保持施工正常进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一是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法律的宣传教育。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法律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法律讲堂，着重对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提高企业整体法律意识和知识。二是要设立专职或兼职的企业法务人员，条件成熟可以组建企业法务部门，专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三是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行使监督职能，要对工程建设和管理中有可能产生法律风险的领域加强过程监督，主要是运用法律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等方面进行事前监督，更好的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

（二）把好合同签订关。合同是双方履行义务的重要的书面依据，也是解决双方争议的最重要的证据，一场官司的输赢往往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说“官司打得好，不

如合同签得好”所谓合同签得好是指合同条款约定明确，双方意思表示清楚，文字内容无歧义。而我们的具体业务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往往凭借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参加合同的谈判和拟订，再加之合同双方一开始合作时关系都比较好，往往在一些问题上抹不开情面不好意思较真，所以难免有考虑不周和失误之处。发生纠纷打起官司来就很被动，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因此必须把好合同签订关。如何把好这一关，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利益原则。利益原则不仅是合同谈判和签订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整个合同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放弃权力等于自残，合利则动，背利则滞，是我们任何建筑企业都应坚持的原则。业主与承包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承包商有权签订一个平等互惠的合同条款，这是承包商减少或转移风险所坚持的最基本原则。授标后商签的合同，业主也不能随便毁约。承包商可以以法为据、晓之以理，陈述利害说服业主修订某些过于苛刻的或本来不合理的条件，增加保证承包商权益的条款，使合同比较优惠或有利，风险较少，合同双方责权利关系比较平衡，尽量减少苛刻的、单方面的约束性条款，实现承包商签订一个有利合同的目标。

2、成立高效的合同谈判班子。让熟知和精通合同的专业人员参与商签合同，这是降低合同风险，签订有利合同的人才保证。大中型建设合同一般都由业主负责起草，业主聘请有经验的法律专家和工程咨询顾问起草合同，使合同质量很高，其中隐含了大量的不利于承包商的风险责任条款和业主的反索赔条款。这就要求承包工程的施工单位必须具备既懂工程技术，又懂法律，既懂经营管理，又懂造价、财务的综合素质谈判人员，才能保证在合同谈判中处于一种智力均衡，信息对称的状态，增加谈判的力量，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3、多方面严格把审查关。尤其是要审查施工合同是否合法，业主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健全，合同是否需要公证和批准；合同是否完整无误，包括合同文件的完备和合同条款的完备；合同是否采取了示范文本，与其对照有无差异；合同双方责任和权益是否失衡，确定如何制约；合同实施会带来什么后果，完不成的法律责任是什么以及如何补救；双方合同的理解是否一致，发现歧义及时沟通等等。

4、善于合理分配潜在的条款风险。在策略安排上，施工企业应善于在合同中限制风险和转移风险，达到风险在双方中合理分配。承包方对于业主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免除责任的条款应认真研究，切忌轻易接受业主的免除条款。否则，合同履行中业主就有可能引用所谓法律障碍和合同依据为借口，对承包方的损失拒绝补偿，并应用免除条款对其拒绝付款推卸责任，承包方将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由此，对业主的风险责任条款一定要规定得具体明确。

5、谨防发包方设置软条款。软条款是指合同一方掌握关键权力，另一方能否顺利履行，取决于掌握关键权力的一方，该条款对于弱势一方而言即为软条款，软条款实质上就是合同陷阱。比如，合同不规定发包方审核工程量的期限和批准付款的期限，开工日期过于刚性，顺延工期的条件过于苛刻等。工程合同是一种特别需要双方相互协作的合同，对发包方的任何一项协作内容，如果不规定期限，就有可能成为工期索赔的陷阱。另外，工程内容和范围如果不明确，也有可能成为工期索赔的陷阱。

6、合同的一切内容必须书面化。一字千金，而非一诺千金。双方商讨的结果，做出的决定，或对方的承诺，只有写入合同，或双方签署文字意见才算确定。合同的签订需要字斟句酌，只有把每一项活动存在的风险降到最低，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履行合同时依法维权。

1、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建设合同金额大、周期长、内容多、法律关系复杂等自身特点决定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容易产生纠纷，加强合同管理，可以尽可能的消除隐患，减少纠纷的发生，但不可能杜绝纠纷。所以，任何工程发生纠纷都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在纠纷发生前以及纠纷发生后提高防范意识，争取占据有利主动的地位，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在履行合同时要提高防范意识。公司相应的管理职能部门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要有防范意识，要恪守职责，勤勉谨慎，小心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和工作职责。

2、管好签字的人和笔。我们一定要教育和管理好我们派出签字的人，他们手中的笔重千斤，他们签的字值万金，他们在工程上所签的一切文件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字一定要慎重，决不可签人情字、糊涂字。采取的最好是将工程中签字的权利相对集中，签字需要授权，没有经授权就不能签字，并且签字的人根据工作需要越少越好，这应当形成我们建筑企业的一项制度严格执行。

3、不轻易承诺或被承诺。在施工过程中合同双方的任何往来，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切不可以轻信对方口头表态和承诺，凡是口头上承诺而又拒绝采用书面形式的，一定是不可靠的，也是日后产生纠纷风险的所在。同时，要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表态或承诺，更不可以随便给对方出具涉书面材料。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5

一、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与原因

（一）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的有关规定，却适用与案件性质不相符的司法解释。2002年乐法民初字第243号案：第三人邢亚明酒后驾驶无牌证摩托车回家途中，将被告县供电公司正在架设中的横跨公路的高压电线碰断，被碰断的高压线打中路边的受害人巫植，经抢救无效死亡。受害人巫植之妻等诉请被告和第三人赔偿。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改判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适用于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中还在架设中的高压电线尚未通电，受害人巫植之死与触电无关。被告和第三人均有过错，应按过错之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键问题是适用的司法解释与案件事实性质不符。

（二）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清楚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然而，有些案件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由于对法律规则的要素内容不理解，对法条的精神实质不能准确把握，同样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002年乐民初字第292号案：唐海兰和黄修宇均系国营乐光农场中心小学学生。某日下课时，唐海兰跑出教室经过黄修宇身边，其左眼撞触到黄修宇搭放在伍桂全肩上的右手中的圆珠笔笔帽而受伤。经法定鉴定，唐海兰为7级伤残。唐海兰诉请国营乐光农场和黄修宇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国营乐光农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80%），唐海兰、黄修宇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各10%）；二审法院改判唐海兰承担主要责任，国营乐光农场承担次要责任，黄修宇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同，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原因在于适用的法律不同。关键问题在于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133条之规定认定唐海兰、黄修宇之父母的“监护责任已移转为校方”。这是注定一审错判的根源所在。要特别指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是以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对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监护责任不因未成年人到学校接受教育而发生转移。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而不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除上述情形之外，还有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将本是预付款而认定为定金，进而错判双倍返还定金；将本是质权关系而认定为典权，进而错判权利人可将标的物出租；将本是狭义的无权认定为表见，进而错将效力待定合同判定为有效合同；将本是融资租赁合同错定为一般租赁关系，进而错判出卖方对标的物质量暇疵不承担责任，等等。原因何在？除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外，主要是未能把握法律规则的精神实质和适用法律的方法与规则。实践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不但导致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审法院的公信度和裁判权威。因此，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关于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我们总结多年的审判经验，将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归纳为-查清案件事实，以其表现的法律关系性质，走进法律体系，寻找相应的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寻找相应的“子法”，在“子法”中选择相应的法律规则，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条文。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下面重点讨论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

在审判实践中的一般作法是边查清事实，边寻找与事实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也可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查清事实。如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其出资方面的纠纷案件，要在《公司法》第35条、第36条的指引下查清股东转让其出资是否已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受让的出资额是否已记载于股东名册等等。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两者互为联系，相互结合，不宜分开。

（二）走进法律体系，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选准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是一国的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包括宪法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各个法律部门均由具体的法律规范构成。如民法法律部门由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构成。作为法官，了解法律体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了解法律体系，才能在法律体系中走进法律部门的大门，选择我们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然而，法律部门众多，而且“子法”又浩如烟海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选择法律部门？要明确，一般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基本相同的法律规范就可归入同一法律部门。因此，上述标准同样可作为我们选择法律部门的标准。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调整方法是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民事制裁。审理民事案件，依上述标准就可找到民法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进一步选择相应的“子法”。如权利质押案件，直接选择《担保法》；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直接选择《合同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直接选择《土地承包法》。

（三）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法律规则诸要素逻辑联结方式就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构成（学称“新三要素说”）。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情况部分就是假定条件，一般包括适用条件和主体条件；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为之方式或范型部分，谓之行为模式，包括可为模式、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做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承担的相应结果部分，谓之为法律后果，包括合法后果与违法后果。我们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把案件事实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主体、内容、客体等要素内容与所要选择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三要素”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凡是两者相吻合的，均可选择、确定适用；反之，不应适用。

在实践中所要注意的是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如法典）均以条文为构成单位。法律条文分为规范性条文和非规范性条文。规范性条文直接表述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活动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承担违约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非规范性的条文是不直接规定法律规范，只规定某些法律技术内容的条文。如《土地承包法》第65条。因此，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直接规定法律规则，也不是一个条文都完整地表述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当考虑相关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法律规则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点，这样可以避免漏选、错选法律条文。

三、关于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冲突，是指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对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作出了并不相同的规定，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就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审判实践中常见到冲突情形主要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冲突，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和层级法冲突三种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法律冲突的适用均有具体明确的规则，即普通法与特别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新旧法相冲突时，新法就优于旧法和法不溯及既往；属层级冲突时适用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

即使如此，由于法官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不一和对法律的理解程度不同，对同一案件在发生法之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也常常存在较大的分歧。下面举一例，试作分析。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6

关键词: 农村经纪人/市场主体资格/法律制度创新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措施。作为农民身份的农村经纪人，为活跃农村经济，从事中介性的农业服务，其法律制度上的主体资格与现行法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行为内容的民事性与商事性及其法律后果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以利于其壮大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化、开放型、规模化的市场发展还不大相适应。农民生产的大量农产品需要快捷、有效地在市场上销售，直接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需求下，农民群体中一批“能人”涌现出来了，他们头脑灵活，掌握信息，了解市场，将农产品的产、供、销有序地组织和营运起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这些“能人”就是农村经纪人。一手牵着农业生产，一手牵着现代市场，是拉动我国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信息农业、现代农业转换和引领农民致富的“纽带”和“金桥”。党中央国务院自2011年到2010年的连续7年的“一号文件”中，都明文强调加强我国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培育和建设。近年来，我国农村经纪人异军突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法制建设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村经纪人事业快速健康的壮大：一是现今没有专门的农村经纪人法，针对农村经纪市场出现的“散兵游勇”规模小、“地下经纪”信誉低、“竞争乏力”后劲弱、“环境不优”困难多等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针对农村经纪人的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等法律关系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调整，针对农村经纪发生的信用、救济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二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实施的现行《经纪人管理办法》，因其内容简单，解决不了“庄稼种在市场上、脚板踩在柜台边”这种特殊的农村经纪市场发生的诸多具体问题。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文件，由于其适用效果受限，满足不了市场法治化的全国农村经纪市场建设要求。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民个人或者农户应当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才能取得农村经纪人资格，进入农村经纪市场。为完善和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经营资格、经营行为、经营范围、保障救济等法制建设，有必要针对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进行考量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历史考量——农民与农户 农村经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主体上的农民性、行为上的中间性、客体上的农业性。其中的主体上的农民性显得尤为突出。关于农民的定义有多样的解释。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定义中的农民》一本书颇具影响。在当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农民”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奴隶社会分有自耕农和隶农的称谓，在封建社会一般称佃农，后来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特有称谓。直至现今，农民成为中国社会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力量。 农民以农为业。农业是通过人们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是人们利用动植物体的生活机能，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农业中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农村又是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和劳动力的来源地。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农业包括的范围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务农的人家被称为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也指中国农村地区以农业、林业、渔业或畜牧业为主的家庭。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提到：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在我国统计汇总农户数时，只统计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不包括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中国是个 农业大国，据了解我国现有乡镇40161个，村民委员会709257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365万多个，农业户口24432.2万个，农民（农业户籍的人）90398万人。 中国的问题主要的是农民问题。改变社会面貌要从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变农民面貌做起。如广州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公民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探索实行按居住地划分的人口统计制度，进一步简化户口办理程序；完善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各项配套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实施以身份证为核心凭证的社会管理模式，探索居住证管理制度等辅助政策。广州今后的户籍政策，可能不再沿用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公民户口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改革和举措。 二、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域考量——农村承包经营户及个体工商户 对我国的农民确认其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经营性，是以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为标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重要法定主体之一，从我国整个经济市场和建设我国农村经纪市场的角度思考，如何认识其法律上的定位和定性，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一）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主体资格性质问题 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法定的合同主体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由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一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农户，它和以往的农户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通过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把农民家庭由生活单位变成了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单位所产生的。在农村经营承包合同中，一方是被固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是承包经营户。这些承包经营户或者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或者不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但他们都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存在着农村土地承包的特殊合同关联。 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特定的农村户口性——家庭，以户口（家庭）的名义（共同）从事的土地承包经营活动。尽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户，可以是1个人经营，也可以是家庭经营，但须以户（家庭）的名义进行其农业经营活动。 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活动具有承包合同的唯一性——依照承包合同的特别规定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承包合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所签订的协议，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关系的事实和文件。农村承包经营户是通过承包合同产生的，其所利用的是集体的资源。根据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部或全部生产资料转归承包经营户占有、使用和收益，承包经营户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承包经营户自主地安排生产计划、作物布局、增产措施，并统一支配户内劳动力，组织生产协作，独立或相对独立地完成生产任务。承包经营户也要承担经营风险，若违反了承包合同，要承担财产责任以及一定的行政责任，比如荒耕遭处罚等。承包经营户依据合同享有权利，也依据合同承担义务。 其四，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范围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时，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事承包经营的家庭或个人，对于承包的生产资料（土地）不享有所有权，只享有经营权。任何人不得买卖土地，不得擅自改变承包经营土地的用途。对于少数承包经营户因经营不善造成土地荒芜或地力严重下降的，所有权人有权进行干涉以至收回土地使用权。 其五，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户与家庭的共同代表性——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者，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完全由户主代表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与户主的关系，是被代表和代表的关系，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的关系，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把家庭由生活单位变化为生产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的单位，使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之间，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功能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相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商品生产经营单位，而家庭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繁衍后代的社会基本组成体；二者产生的根据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通过签订农村承包合同而产生的，而家庭是人类生存规律自然形成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地位问题 > 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我国，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承包经营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生活消费单位，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村承包经营户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必然要求民法赋予它以民事主体的资格。不过，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不是法人，也不是公民之间的一般结合，而是一种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建立的家庭劳动组织。这一主体具有农业承包经营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享有民事主体的资格。 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农村承包经营户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享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享有承包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对依法承包的土地、果园、山岭享有长期经营权。在承包合同因某些特殊原因变更或解除时，承包户对土地、果树等方面的投资有要求补偿的权利。承包经营的土地和作物被污染或承包经营权被侵害时，有排除危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些民事权利均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享有广泛民事权利的同时，也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对所负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农村承包经营户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其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订立的承包合同来确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全面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义务，不得损害发包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责任承担上：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以家庭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却由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生产，或其经营收益为家庭成员所分享，这种情况应视为家庭承包经营，对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三）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主体资格与个体工商户主体的法律比较 其一，根据《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 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体工商户相比较，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都可以以家庭经营为主且经营规模较小，经营范围和内容都是事先规定和选择好的，其经营都是具有市场性的。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管理定性定位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主要是农口部门管理，即农业部门为主。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商口部门管理，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其次，二者的法定层次不完全相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多个基本法予以确立其地位，比如有我国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而个体工商户相对说来除了我国民法通则有规定以外，多数只是行政法规。再次，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个体工商户主体身份的不同性。农村承包经营户法定的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而个体工商户身份可以是城镇居民也可以是农民。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从事家庭个体经商性的事务，通过工商登记可以成为个体工商户或者通过登记可以成为企业或者公司。但是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公司不能登记成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把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了专门的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当然的民事主体。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从商法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商事主体，尽管个体工商户也被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予以专门规定，但是在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法律上还是“民商合一”的。随着经济和法制的快速发展，商法以其崭新的身份凸显，商法制度日益完善，个体工商户的商事地位不断提升，个体工商户作为独立的商法主体已完全确立。 着眼于农村经纪人的身份和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以民法角度对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考察农村经纪人享有其承包经营生产农林牧产品的行为内容问题，二方面需要以商法角度考察农村经纪人以个体工商户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农村市场构建中从事其农林牧商品营销的商事法律制度适用问题。 三、从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互动关系对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发展的法律考量 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商法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共识。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主体一词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民法中，民事主体是指享有权利享有义务的人；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是指实施了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在国 际法中，其主体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行使者与义务承担者，即国家。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主体被分为公法上的主体和私法上的主体。公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不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相关机关以及其他行为人；私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参与者的个人和组织。私法上的主体，在广义上，被统称为民事主体，它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在国家或政府参与平权交易时，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人们常说：民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商法的历史相比民法要短。其实，追溯人类的历史，人们的交易行为应该说从很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易，再到后来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以致后来较大的集市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商事交易行为早就存在，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的法律是一定程度上存在于统一的法典之中，不过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在中世纪商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事法迅猛发展，开始向国家成文法过渡，各国开始编撰商事法典。与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的商法在近代以来充分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性，尤其是进入到当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商法典的修改频率也明显加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各国民法典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商品社会，商法典则积极地应变跟进，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形态进行了规范。从商个人到企业是当代商主体观念的变革。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确保企业健康运营，成为商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是商法中的主体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商法的核心。可以说，将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商个人变为商法人，不仅是理论完善的需要，更是商事法律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之间互动的客观要求性，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联系成为必要。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等主体都属于商法所规范的对象，因而商主体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具有民事主体的一般特性，即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性，但它又有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性。 与民事主体相比，当代商法主体观念还明显的体现出从商个人向商法人倾斜的倾向，总的来说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其一，民事主体一般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统一为基础。但是，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之必备要件，行为能力则是非必备要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与其不同，商主体之构成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行为在商法上应属无效。因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互为依存。其二，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不同时产生。一般情况下，就自然人而言，权利能力产生在先，行为能力在后，但商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总是同时产生的。其三，许多公法上的主体，如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不得成为商事主体，不得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各国法律所奉行的政府部门不得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制度和原则。其四，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民事主体的构成，既有行为人积极行为，也有行为人消极行为的结果，如财产的继承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形成。而商主体的构成，一般必须是行为人积极法律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商行为是行为人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非自愿的、无意识的行为，即导致该商行为无效。其五，商事主体的资格的取得、存在与丧失一般需要法定的登记。而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主体资格与生具有。其六，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的意义不一般。先从法律规范上来讲，商法的确立，意味着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也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再从社会功能上来讲，商法的确立，使商事主体的规范完善，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法律保障。从历史意义来讲，商法的确立，是为“平等”、“权利”、“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我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视商法建设，颁布了像《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一系列的商事法律，基本构建起了现代商法的法律体系，为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互动和发挥作用创造了新的良好的法制环境。 我国的农民或者农户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具有法定性的民事法律主体资格——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但是没有法定的“经营户资格证书”，不像工商户那样持有“工商经营许 可证”——只有“农村户口本”和存档备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那么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必须另行申报核发了“工商登记证”之后才能有经营资格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是否同时具有直接的商事法律主体资格进入农产品市场？这是我国农村经纪人法律制度中，一个应当设法解决的民事主体资格与商事主体资格能否互通、互动的问题。 从农村经纪人的定性来分析，他们本身本来是享有法律主体资格的——特殊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本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生产者——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经营者。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本质特性来说，经营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村经纪人的经营当然是具有营利性的，而且，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具有法定的“经营性”，说明二者是相通的。从商事法律关系的长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的承包经营是一定几十年的长期承包，具有商法的商事行为固定性、反复性、连贯性的重要特点。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定了的承包经营主体，是他人不可代替的特有主体，具有很强的主体法定性的特点。如此说来，农村经纪人是符合商事主体的基本要件的，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被认定为自然人的性质和范围，虽然我国商事登记规定没有做出“是”或“否”的特别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没有规定依法予以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经营土地但是实际经营的是土地上的农、林、牧、副、渔等——种植业、养殖业及其服务业等的经营项目和范围是很明白清楚的，这与以工商户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过的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的登记没有法律上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只是存在农村经纪人归属于哪个行政部门管理的具体实际问题。或者说，存在着部门权力分配的关键问题。再换句话说，假如我国国务院在现有的“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再扩大为无论是行政的“农口”部门还是行政的“商口”部门，一切与经营有关的管理权归于一家，那还有如今的以农户或者以农民开展的农村经纪人事务，必须实行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的必要吗？再者，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和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发展变化新趋势来分析，对于主体界定的问题慢慢趋于弱化，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和商事法律行为的合法与否的界定不断趋于强化。这样一来，农村经纪人手头是持有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经营许可证书还是持有一本工商经营许可证书，对于市场来说，应具有同等条件下的同等法律效力。同理，无论农村经纪人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还是以工商经营户进行的农村经纪行为，也无论还是农业承包行为，其法律责任均是依据行为实体法来承受的，这也就不会出现法律失控的问题。而这一改变则对于以农民和农户在农村市场中的事务处理要方便得多，对于以农民和农户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中的农村经纪人事业的建设发展要有利得多。 注释:参见杨峥嵘：《我国农村经纪人法律制度建设初探》，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6期。参见《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载南方日报2009年1月13日。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7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转i／=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

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权利Iz]8。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k-l,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t~：if-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性规定不健全

(1)流转形式混乱。转包和出租、转让和互换区分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的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形式没有规定；把“四荒”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区别对待等。(2)对流转行为限制过多。《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人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把转让的受让方限定在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收入农户；《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把发包方同意作为转让的前提；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9条和《流转管理办法》第34条的规定，抵押仅限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土地。(3)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可以依当事人要求登记，但对于其他的流转方式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没有规定，即使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也未规定必须登记，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土地承包法》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登记部门，使登记不能落到实处。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探讨

(一)修改相关法规，对农民土地权益进行彻底的物权保护

《物权法》确立了～整套农村土地权利体系，肯定了《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同时《物权法》的大量授权性规范也有待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落实。

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二)科学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内涵

(1)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在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民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基层组织，现有农村土地地界划分最清楚的也是村民委员会这一级，能够掌握土地数量、分布。因此，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可行的。因此应立法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归村民委员会所有，明确禁止县、乡等行政组织凭借行政权利侵犯其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

(2)赋予农村土地完全的用益物权权能。《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的权利，但在流转方式上给以限制，因而仍然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对土地进行转包、互换、转让，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土地的抵押、租赁。因此，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真正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整的用益物权权能。

(三)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性规定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法律应明确规定流转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土地要不要流转，什么时候流转，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应让土地承包方完全自主决策，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流转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扣缴。

(2)明确农地所有权人在流转中的地位。由于土地经营权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因此，在原则上允许自由流转的前提下，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予以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立法应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的地位是中介者、协调者和监督者，防止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侵害公共利益。

(3)取消不适当的条件限制。《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才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客观上阻碍了流转规模的扩大，因此应该取消对转让方进行身份限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条和第37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这样规定不合理，建议立法规定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抵押。为了保护土地，可以在立法上限制抵押权实现后土地的用途不得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也应该规定可以继承。为了防止耕地流失和土地撂荒，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人要优先于非务农的继承人分得农地使用权。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8

一、承包法总则：耕耘土地的“大铁犁”

任何一部法律的总则，都是统缆该法的主线，是该法调整对象的大宪章。作为承包法的总则，也不例外。可以说，它就像耕耘土地的“大铁犁”，划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 科学界定了承包对象和承包方式。

作为承包对象的“农村土地”，该法定义为“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在承包方式上，规定了家庭承包方式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

（二） 明确阐释了承包权利和承包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强调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该法第7条规定了土地承包“三公”原则和“三益”关系，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

（三）合理规制了承包义务与承包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国家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在强调义务的同时，也从保护的角度，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体现了土地承包方面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理原则。

（四）公开确立了承包流转与承包管理

总则对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予以确立，并就承包管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中央一级，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在地方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而乡（镇）人民政府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二、家庭承包：理顺关系的“润滑剂”

家庭承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要方式，也是实践中经常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理顺复杂的承包关系，使其逐渐润滑起来。“家庭承包”这一章恰恰起到了这一巧夺天工的奇妙作用。

（一）承包关系主体和内容的“润滑”

在发包方面，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而对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接下来，规定了发包方的四项权利（发包权、监督权和制止权等）和五项义务（维护合同义务、尊重经营自主权义务、提供服务义务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义务等）。

在承包方面，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享有承包地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权以及获得补偿权等；同时必须履行诸如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等义务。

（二）承包关系原则和程序的“润滑”

从总则的基本原则出发，分则又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民主协商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承包方案多数同意原则（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程序合法原则。

在承包关系建立的程序方面，设置了五个步骤：（1）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2）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3）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4）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5）签订承包合同。

（三）承包关系期限和合同的“润滑”

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该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对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还允许在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予以延长。

承包关系的建立程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签定承包合同，也是润滑承包关系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首先从主体、客体、期限、用途、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方面列举了承包合同的一般条款；其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遵循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后从合同的稳定和维护角度，要求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四） 承包关系保护和流转的“润滑”

1、在承包关系尤其是承包经营权保护方面

首先，对发包方收回和调整承包土地的问题作了规范化要求。比如，发包方不能擅自收回土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另一方面，发包方也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基于法律的灵活性要求，该法还规定了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的土地种类。

其次，对承包方交回土地问题也进行了规制，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但应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

再次，顺应总则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还规定妇女结婚而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最后对继承权的保护也作出了“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和“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

2、在承包权流转方面

首先确立了流转的方式和原则，即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平等协商原则，自愿有偿原则，所有权和用途固定原则，流转期限限制原则（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原则以及优先权等原则。

其次，对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的确定和收益归属作了规定。

再次明确了流转的书面合同以及相关关系变动情况等问题。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最后，对流转中的互换、转让和入股进行了简要规范。

三、多样化承包方式：农业经营的“助推器”

鉴于农村土地的复杂性，除了耕地和林地之外，还有“四荒”土地（即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这些土地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而“四荒”土地又是我国土地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合理的开发和充分的利用，可以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确立多样化的承包方式以使这些“四荒”土地发挥其潜力和价值，可以说是农业经营的一台“助推器”。

关于承包方式，该法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也可以将其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并应签定承包合同。

关于承包主体，该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关于公示公信，该法规定，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关于继承，该法规定，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四、争议解决和法律责任：权益救济的“防护堤”

承包法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侧重保护农民的权利保护尤其是私权保护，而私权保护除了明定私权范围外，更重要的是要一套救济措施。承包法从争议解决途径和法律责任方面为承包方的权益提供了“防护堤”，显然，这也是可圈可点之处。

（一） 承包争议的解决：

规定了承包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行使选择：（1）协商，“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2）调解，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3）仲裁，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4）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司法解决是最终解决途径。

（二）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通过督促法律义务的履行以保证法律权利的实现，该法规定了三项法律责任：（1）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对发包方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侵权民事责任的8种情形作了规定；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作了规定。（2）行政责任。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3）刑事责任。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或者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构成犯罪的，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9

一、承包法总则：耕耘土地的“大铁犁”

任何一部法律的总则，都是统缆该法的主线，是该法调整对象的大。作为承包法的总则，也不例外。可以说，它就像耕耘土地的“大铁犁”，划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科学界定了承包对象和承包方式。

作为承包对象的“农村土地”，该法定义为“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在承包方式上，规定了家庭承包方式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

（二）明确阐释了承包权利和承包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强调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该法第7条规定了土地承包“三公”原则和“三益”关系，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

（三）合理规制了承包义务与承包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国家鼓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在强调义务的同时，也从保护的角度，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体现了土地承包方面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理原则。

（四）公开确立了承包流转与承包管理

总则对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予以确立，并就承包管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中央一级，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在地方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而乡（镇）人民政府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二、家庭承包：理顺关系的“剂”

家庭承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要方式，也是实践中经常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理顺复杂的承包关系，使其逐渐起来。“家庭承包”这一章恰恰起到了这一巧夺天工的奇妙作用。

（一）承包关系主体和内容的“”

在发包方面，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而对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接下来，规定了发包方的四项权利（发包权、监督权和制止权等）和五项义务（维护合同义务、尊重经营自义务、提供服务义务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义务等）。

在承包方面，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享有承包地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权以及获得补偿权等；同时必须履行诸如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等义务。

（二）承包关系原则和程序的“”

从总则的基本原则出发，分则又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民主协商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承包方案多数同意原则（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程序合法原则。

在承包关系建立的程序方面，设置了五个步骤：（1）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2）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3）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4）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5）签订承包合同。

（三）承包关系期限和合同的“”

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该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对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还允许在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予以延长。

承包关系的建立程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签定承包合同，也是承包关系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首先从主体、客体、期限、用途、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方面列举了承包合同的一般条款；其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遵循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后从合同的稳定和维护角度，要求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四）承包关系保护和流转的“”

1、在承包关系尤其是承包经营权保护方面

首先，对发包方收回和调整承包土地的问题作了规范化要求。比如，发包方不能擅自收回土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另一方面，发包方也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基于法律的灵活性要求，该法还规定了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的土地种类。

其次，对承包方交回土地问题也进行了规制，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但应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

再次，顺应总则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还规定妇女结婚而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最后对继承权的保护也作出了“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和“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

2、在承包权流转方面

首先确立了流转的方式和原则，即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平等协商原则，自愿有偿原则，所有权和用途固定原则，流转期限限制原则（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原则以及优先权等原则。

其次，对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的确定和收益归属作了规定。

再次明确了流转的书面合同以及相关关系变动情况等问题。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最后，对流转中的互换、转让和入股进行了简要规范。

三、多样化承包方式：农业经营的“助推器”

鉴于农村土地的复杂性，除了耕地和林地之外，还有“四荒”土地（即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这些土地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而“四荒”土地又是我国土地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合理的开发和充分的利用，可以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确立多样化的承包方式以使这些“四荒”土地发挥其潜力和价值，可以说是农业经营的一台“助推器”。

关于承包方式，该法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也可以将其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并应签定承包合同。

关于承包主体，该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关于公示公信，该法规定，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关于继承，该法规定，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四、争议解决和法律责任：权益救济的“防护堤”

承包法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侧重保护农民的权利保护尤其是私权保护，而私权保护除了明定私权范围外，更重要的是要一套救济措施。承包法从争议解决途径和法律责任方面为承包方的权益提供了“防护堤”，显然，这也是可圈可点之处。

（一）承包争议的解决：

规定了承包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行使选择：（1）协商，“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2）调解，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3）仲裁，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4），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司法解决是最终解决途径。

（二）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通过督促法律义务的履行以保证法律权利的实现，该法规定了三项法律责任：（1）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篇10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  法律制度  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转i／=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t-Ilk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

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L】。(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1J7。(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权利Iz]8。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k-l,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t~：if-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