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信息范文
时间：2023-06-12 16:38: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治理信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0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比例1978年为17.92%，2011年超过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之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中国城市环境问题使城市生态负载增大，城市环境保护提上日程。随着治理理论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领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要有效地治理中国的城市环境，需要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或者说，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状况是有效地治理中国城市环境的关键变量。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是中国城市治理主体在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有信息属性的手段、方式或途径。其主要有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标签或标志计划（包括环境认证）、环境听证、环境、全球定位系统等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
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是比较典型的风险问题。这些风险问题明显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外部风险，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后才出现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以及作出相关决策所造成的。“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自我孕育出来的风险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具有强大威力和潜在威胁的现代科学技术之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巨大风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止于此，环境政治学学者约翰·德赖泽克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政治的主题。“今天，我们不但有一个关于环境的概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环境领域的重大事件是政治的主题和公共政策的目标。”的确，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是相联的。人类的优良存在有赖于我们生活中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相应地，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环境治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话语和实践，它需要政治承诺，这种承诺指向富于远见的长期而不是心胸狭隘的短期，指向经济与环境进程的整体性分析而不是对特殊的环境滥用的零散聚焦。
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作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手段，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样如此，它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大致说来，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机理或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机构会以政权形式来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中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选择何种政策·工具来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适用于环境领域。为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中国民主政权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会选择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和环境等政策工具。
在公民权利中，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广义言之，知情权是指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或情报的自由，是公民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又称为了解权、得知权或知悉权；就狭义而言，则仅指公民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有知情权，就有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由于“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公民的权利就是官员的义务”，因而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信息的义务。相应地，公民享有的环境知情权，对政府课以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政府由此有义务在环境治理，包括城市环境治理中公开环境信息。就此而言，在城市环境治理中，中国民主政权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信息公开以维护环境知情权。目前中国城市政府的实际做法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各城市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环境信息，以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公民参与权不断拓展。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公民享有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政府采取或应当采取一定的手段落实这项民利。“对民主而言，它能够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严肃的沟通交流。”“积极型民主的交流包括参与前期酝酿、议程设定、信息沟通，它强调倾听和表达的技巧，以及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能力。”倾听的技巧包涵了听取公民意见的手段或方式。该手段或方式之一是进行听证。听证的本质是听取对方意见，它有利于落实公民的参与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开展环境听证来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听证会，听取“自然之友”、“地球纵观”、“地球村”等环保民间组织的实施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的建议。按照“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上海市绿化条例》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听证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境也是听取公民意见的一种手段。由于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中国城市政府应当选择环境来进行环境治理。实际上，环境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得到了运用。如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通过专线电话、电子邮件和信函等听取公民的意见，落实公民的环境参与权。简而言之，中国民主政权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环境参与权，政府由此在城市环境治理中选择或应当选择环境听证、环境等信息型政策工具。
三、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
人类事业的设计和运作总是发生于法律和政治考虑的范围内。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概莫能外，因为法律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在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定的工具选择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可行性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政治可行性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监督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难易程度和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前者主要涉及政府判断市场主体是否遵守某一政策或比较恰当地运用某一政策工具的难易程度。对市场主体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有关污染行为的信息。但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是政府不可能无成本地知晓每个市场主体在任何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换句话说，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是需要成本的。在许多情况下，获得有关的精确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成本非常高的。而且，获得有关污染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这些影响政府对信息型政策工具运用的监督。鉴于此，中国城市政府在选择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时更多地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从中国城市政府自身运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费用和技术看，其公开环境信息的难度不大，其组织环境听证、利用环境、进行环境认证的难度也不大，因此中国城市政府还选择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环境与环境认证等都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是伦理道德。这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在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方面的伦理限制。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道德观认为，环境政策应该对污染行为进行谴责，因为污染是对自然或人类社会的一种犯罪。在此种道德观里，如果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公开虚假污染信息或隐瞒污染信息，这是很不道德的。目前，虽然生态道德观在中国尚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城市的大企业中，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较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在获取有关企业污染行为的信息还存在技术上的限制、政府只有“依赖于行业的自我监测（在可能的限度内）以及它们对排放水平的报告”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或多或少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
三是制度容量。这主要涉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能否为制度所容纳。1979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1989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制度空间。2007年4月11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直接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文本支持。1996年3月听证制度在中国首次建立起来，它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间接的可能。《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则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听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直接的可能。中国的制度建立于1951年6月。1997年4月29日和2006年6月24日了《环境办法》，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制度容量由此增大。
四、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城市公众是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环保工作或城市环境治理工作没有城市公众的参与。很难走远。由于公众环保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更新的形式，作为公众环保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无疑是一种政治参与。促进这一参与，需要选择一定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从理论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这是因为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条件，足够的信息是其赖以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戴维·赫尔德在谈到参与式民主时指出，参与式民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开放的信息体系，确保充足信息条件下的决策。然而，在涉及选举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政策问题上，所有个人会合理地保持较少的知情，原因是搜集有关选举与决策的信息要花钱、费时、耗精力。换言之，信息成本是政治参与的一大障碍。如果政府对信息形成垄断地位，使公众难于计算政治参与的收益，那么多数公众宁愿弃权，也不愿参加公共选择。只有让公众拥有或接近信息，降低其信息成本，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才会高些，参与率才会提高。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来说，城市公众只有充分了解环境信息，才会积极参与到环境决策中来。因此，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环境信息公开这个政策工具。
从实践层面看，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南京市、马鞍山市、贵阳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实例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京市秦淮河被污染的事实一直存在着，并非无人知晓，只是知道的情况不多、了解的程度不深。这不能使秦淮河环境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延伸，大众传媒进入人们的生活。大众传媒拥有深层次、高频度、全方位报道秦淮河环境问题的优势，一旦此问题被纳入环境记者的视野，他们就会通过大众传媒将其比较真实、全面、及时地展现在城市公众、城市企业和城市政府面前，吸引城市公众的眼球，引起城市政府的关注。可以说，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交流平台、追踪事件进展、给出事件处理结果等，完成秦淮河环境问题的被少数人察觉、被多数人关注、被相关组织重视、被提上政府议程、被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建构过程，从而发挥促进社会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的巨大作用。欲使更多的中国城市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解决信息问题，构建一个透明化的、对公众开放的信息平台。马鞍山市的经验恰是如此。为了使公众参与和监督更为有效和全面，在实践中，对环境问题马鞍山市敢于公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再者，反面的例子亦可作出说明。如南京市政府在工业项目建设前不向公众公布信息，在项目建设后公布信息但渠道很少，力度不大，从而导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不足。又如，贵阳市人口超过350万，但贵阳市政府网站关于“整脏治乱”的网上调查参与人数仅有寥寥的629人，其中，信息传达不到位是原因之一。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五、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指为完成政府环保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维持本组织的稳定存在和发展，并有效地治理环境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环境政策能力、政府环境监管能力、政府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政府环境制度创新能力等。按此逻辑，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篇2
关键词：信息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63—04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①我国目前的环境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环境的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都在逐步加大，突发环境事件有逐年高发的态势。据统计，2011年全国各地共依法处置突发环境事件542起，其中由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理的106起，重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各11起。②由于结构性环境风险的存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态势仍将持续。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围绕事件调查、处理、应对、处置等会产生各种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是否适当、及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否成功、顺利进行。基于此，有必要检视我国相关法制，探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法治完善。
一、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的问题及
相关理念与法制检视较之一般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在发生方式和时间上往往表现为突然发生、偶然性较强，这使得事件形式趋于多样化，也决定了其应对处理更加困难。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规模、发展趋势各异，与常规的信息公开相比，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信息公开的内容应当全面、具体、准确，信息应当及时、动态化。目前，我国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开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信息的与流动方面：一是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不全面。现行法制关于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规定不够细致、具体，导致政府部门在公布环境信息时往往有所取舍，对于涉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警及应对措施的信息公开，政府的选择倾向尤为明显。二是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不及时。由于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实践中所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指标体系不完整，信息滞后，信息更新周期较长，由此导致肇事单位、政府和公众所获取的信息量严重不对称。突发环境事件关涉社会公共利益、所涉利益群体的范围相当广泛，只有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才能给公众提供理性分析和判断的基础，避免引起猜测和恐慌。相反，在不能及时知晓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公众
收稿日期：2012—12—05
作者简介：王树义，男，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2）。
庄超，女，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生（武汉430072）。
就不会、也不能积极、及时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事件造成的损害后果就可能加剧。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凸显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理念偏差和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理论上，信息公开应以“公开为主，不公开为例外”，这一原则体现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但实践中作为信息公开主体的政府在信息公开与否的选择上往往基于政府能力及政绩考虑而选择不予公开、封锁信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理念偏差与我国相关法制存在疏漏紧密相关。我国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5号）以来，已初步形成了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但针对环境信息公开，尚无系统、具体的法律规定。如《环境保护法》只是规定了发生污染事件者的通报和向管理部门报告的义务，而没有信息公开的规定。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属于应急法制的内容，应急法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引起的公共危机所制定或认可的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法制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公共利益的维护以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为前提。公众既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主体，也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所要保护的核心，公众生命与健康权利的保障重于秩序的稳定。基于此，政府作为信息公开的主体之一，应在理念和策略上作出调整来回应突发环境事件对信息公开的特殊要求。在理念上，政府应认识到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④在策略上，政府应认识到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信息流动基本遵循“分—总—分”的单线流程，即各级政府向中央汇报信息，中央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向各级地方政府公布信息，信息流动所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的，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呈网状流动，政府只是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应允许公众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理念更新
1.因应风险社会的需要，实现从追求秩序价值到崇尚个人生命健康保护的目的革新
传播理性的增长会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有序管理是社会系统的秩序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⑤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信息传播、重新确立主体性的过程。突发环境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会导致应急信息失真和共享障碍⑥，一些政府部门以“怕引起社会恐慌”为由，非但不及时公布事件信息，反而对事件详情讳莫如深。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不公开的前提只能是为避免对社会公共秩序（关涉国家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冲击和不良影响，若仅从地方利益出发而不予公开信息，即构成对信息公开保留目的的违背。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价值位阶里，对秩序价值的追求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秩序价值之外是否还有必须重视和保护的价值？如果有，秩序价值是否衡置于第一序位？笔者认为，与秩序价值相比，人的生命及健康的保护应当是更高位阶的价值，个体私权益的表达与实现应成为社会有序管理的前提和先决条件。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已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和社会不平等的改善，转变为如何缓解伤害、分配风险。⑦与之相适应，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目的应当从单纯的社会秩序维护转向人体健康及公众财产的保护，应将信息公开作为公众财产及其人身利益得到保护的前置条件和重要方式。
2.因应法治社会的需要，实现从权力扩张到有限控权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转变
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众通报事件的起因、造成的影响、注意事项等，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形式，能使公众及时获得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消除相关谣言对公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⑧与发达国家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不同，我国的信息公开进程从根本上讲是政府主导的自我改革与完善过程。⑨受传统管制思维定式的影响，政府注重信息开发利用所带来价值的最大化，而往往忽视了在信息管理中应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在风险社会中，为达到有效的环境保护目的，行政机关希望将所有资讯活动揽于一身。为尽早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政府部门会采取各种突发环境事件紧急应对措施，个别情形下公权力的扩张会导致政府行为偏离甚至违背法治原则，以致威胁甚至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措施的公开是监督政府在应急状态下能否坚持法治、公共权利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能否得到尊重与保障的重要标志。在多数情形下，公共危机事件是检验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契机；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导向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决定危机管理成败的重要环节。⑩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应更加强调对行使权力者的服务意识的培养和宣传，将信息公开作为实现权力约束的重要手段和考量民主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政府应遵从此理念来主导信息传播平台建设，在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公信力的同时搭建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的桥梁。
3.因应信息社会的需要，实现公众对突发环境事件从知情到参与的权利保障
在我国，知情权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渗透在其他权利中，是民主本身先决的、内在的、当然包含的一项权利。知情权的保障与信息公开密不可分。信息的有效流通是知情的必然前提，实践中很多行为所暗含的权利要素即为知情。进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深和公众环境权利意识迅速觉醒，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已得到许多国家的广泛认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深深扎根于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社会自治等环境治理理念中，其以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为理论基础、主要动因和制度中心。环境信息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和形成环境监督机制的基础，其应始终面向社会公众，以促进和保障公众参与为目的。实践中公众难以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公众无法掌握足够的环境信息。政治学研究表明，社会的自主能力与信息公开的程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信息公开程度越高，社会的自主能力和承受能力就越强，社会就越稳定。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信息的有效、及时公开对于提升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以及促进公民自我管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信息公开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公众知悉相关环境信息，更在于吸引公众积极有效地与政府共同应对环境事件。尽管在应对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政府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专家意见等都需得到公众的认可，政府并应引导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发挥公众在环境决策中的监督作用，从而减少环境决策的失误。
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制度完善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强调风险应对过程中秩序价值的实现，但又不能拘泥于秩序价值的追求，应摒弃地方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的所谓“地方理性”，控制突发环境事件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张，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公众参与和社会自我管理的程度。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原则的完善
基于突发环境事件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实践中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除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程序、效率、诚信与责任等行政法原则外，还需遵循符合环境信息固有属性的特别原则，即信息充分公开原则和信息便利原则。信息充分公开原则体现突发环境事件对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和同步性的特殊要求，包含信息全面、有效、可获得三个层面。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和同步性强调对某些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环境信息的公布应设定具体时间。突发环境事件中信息的价值量与时间存在相当的关联，公开不及时会极大地降低信息的价值，这要求相关主体对环境信息的处理必须与环境状况的发生变化在时间上保持同步，并在处理结束后将信息及时传播出去、迅速让公众知晓。突发环境事件从预警到发生、发展、结束及其事后处置经验总结等都要及时公开，以便公众及时了解信息，做好相应的预防和应对。良好的环境信息公开还应以便利为原则，注重信息公开的实效性，这就要求对信息作必要的、科学的整理与分析，使用公众明白易懂的词语，让公众清楚地了解环境事件的过去、现在及可预测的将来。信息便利原则重在实现信息的可获得性，追求信息的有效沟通与传播，是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与公众知情权实现的重要原则。涉及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单独公布，必须用公众熟知的语言公布在环保部门的网站和其他政府门户网站上，同时以方便公众知悉的其他方式与传播。
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共享与互动机制构建
环境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政府向公众的信息公开，也包括公众对政府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既存在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也反映在不同类型、不同范围的公共利益之间。处理这些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小的公共利益依附于大的公共利益。为消除政府部门之间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行动不统一、协调性不足的弊端，应建立各级政府、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互动与共享机制。为此，应当改变“上传下达”、“各自为政”的传统信息公开管理模式，建立各省市区、各部门之间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数据库、联席会议制度等，并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效能和业绩考评体系。
信息公开是双向的信息沟通，政府对公众提供的环境信息的知悉和反馈有助于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促进信息公开的目的实现，因而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还应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互动机制，将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公众的积极参与有效结合起来。这一机制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使公众作为政府应急处置措施的相对人，配合政府采取各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二是促使公众作为环境公益的享有者，监督政府和其他组织履行环保职责。政府与公众之间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共享与互动机制的设计应以满足公众参与需要，增强公众参与过程中的信息可得性为落脚点，消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促进信息在两者之间的有效交流与反馈。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参与的程度。在现实社会中，民间环保组织在专业知识、技术和调查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在搭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平台和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应当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信息收集方面的优势，考虑通过政府的认可，将民间环保组织作为政府环境信息的正规平台。
3.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的救济
一个国家的环境信息法律制度乃至所有领域的法律制度的实施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中权利救济制度的优劣和完善程度。司法应该成为信息公开权的最后保障。如果仅仅规定了一系列权利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则权利就是一纸空文。欧盟一些国家和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中不但规定了相应的公民权利，还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权益不能实现时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程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到直接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追究相关民事责任，但公民在实际遭受突发环境事件损害时，在启动诉讼、请求救济方面仍困难重重。笔者认为，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中应当确立救济机制，应明确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中的责任承担方式，提供实现公众环境信息权益、追究企业法律责任的程序依据。
注释
①参见原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颁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第一条。②《环境保护部应急办：环境突发事件越来越突出》，《中国环境报》2012年2月2日。③韩从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70页。④Kathleen FearnBanks（USA）：Crisis Communications：A Casebook Approach，LawrenceErlbanm Associates Inc.，Publishers，2007，p307.⑤贺文发、李烨辉：《突发事件与信息公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29页。⑥王琪、赵璟：《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政府协调问题探析》，《海洋信息》2009年第4期，第29页。⑦[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9页。⑧石国亮：《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探索与借鉴》，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⑨张明杰：《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⑩任晓刚：《突发事件情景下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建设》，《人民论坛》2012年第8期，第74页。朱谦：《论环境知情权的制度构建》，《环境资源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Svitlana Kravchenko（USA）：Is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Oregon Review of F International Law，2009，p249—251.胡静：《环境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236、241页。刘萍：《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功能探析》，《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6期，第57页。周军等：《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现状评估及政策建议》，《环境保护》2011年第13期，第33页。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环境与开发决策的正当法律程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朱谦：《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第15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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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当前是信息化时代，因此各大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发展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没有信息管理，企业管理也就无从谈起。而信息与知识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关系，所以说，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两者也是相辅相成，信息管理为知识管理提供了平台，反过来，知识管理对信息管理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拓展了信息资源管理的范围
传统的信息管理对象是内外部管理信息，而在知识管理的影响下，信息管理的范围有所拓展，不仅仅是内外部管理信息，同时又强调了对“第二类”信息管理的重视，即“人”的管理，包括人的思维、经验、技能等具有隐含特征的知识。
（二）更加依赖现代化信息技术
知识管理对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的信息管理也更加依赖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信息管理中，搜索引擎、数据仓库以及网络技术等都将成为企业信息管理的主要支撑技术，更好的帮助企业完成信息管理工作。
（三）优化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目标
知识管理的目标主要是实现最优化的“人力资源配置”，即在最合适的时间将知识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此做出最合理的决策。因此，在现代企业知识管理中，信息资源的管理也必须要做到信息交流能够得到快速的传递，并且还要确保知识的精、准、全、新。
（四）强调知识发现和知识共享
在知识管理中,最普遍的实践过程是创造和发现新知识。所以，在现代化信息管理中，就必须要建立知识管理系统，更好的实现知识发现和知识共享。只有知识资源在企业中能够合理的配置和共享，才能更好的实现企业的知识共享。
二、在知识管理环境下的信息管理创新
（一）信息组织重组
如今是信息化的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信息，企业要想更好的发展下去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当前的知识管理环境体系下，不断创新管理模式，进行信息组织重组，更好的实现信息管理工作。信息组织重组简单来说就是将原始的信息经过整理、优化进而转化成有效的、集约化的信息系统。这样，企业员工可以快速、准确的掌握自己需要的信息。在知识管理环境下，要想更好的发展下去，就必须要注重信息管理的创新，而信息组织重组是创新信息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需重视起来。
（二）创建信息制度
创建良好的信息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良性的循环状态，在知识管理环境下，基于对信息管理的影响，企业必须要认清当前的形式，注重创建良好的信息制度，从而更好的掌握信息资源，合理组织、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计划方案，更好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三）注重信息人的培养
知识管理拓展了信息资源的管理对象，不仅仅注重内外部信息管理，同时也更加注重“第二类”信息管理，即“人”的管理，因此，企业必须要注重培养信息人，重点突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力度，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聘用人才都要慎重考虑，并且还要提高企业信息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同时培养他们的各项技能，除了要有前瞻的眼光，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企业服务，更好的发挥人的思维意识。
（四）重塑信息文化
企业的信息文化在现代信息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文化氛围更能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能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尤其在知识管理环境下，企业必须要引进大量的信息科学技术，所以就更要注重对信息文化的重塑。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信息文化，才能更好的推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企业领导应树立更高的追求目标，激发员工更加积极的工作，带动企业步入全新的氛围，更长远的发展下去。
（五）重构信息系统
如今是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在当前知识管理的环境下，必须要完善信息系统，才能更好的创新信息管理。因此，企业应注重重构信息系统，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建立高度集成化的信息系统，让信息资源更加及时、有效、精准。企业管理信息化程度提高，才能更加准确、科学、合理的做出决策，更高效的完成工作。
三、结束语
篇4
1优化新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惊人的社会财富，使得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有显著提升。但随着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敲响了可持续发展的警钟，且随着人们不断提高环境认识水平，人们越来越重视保护环境，这也使得环境监测质量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1]。但新疆环境监测系统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目前还无法适应环境监测的要求。与此同时，实验室环境监测能力也无法继续适应新疆的环境保护需要，很多二级环境监测站的实验室只能开展日常的基本工作，导致质量管理流于形式，缺乏质量控制，加上在重视环境质量监测而轻视污染源监测、重视控制实验室内质量而轻视控制实验室外质量、重视控制指标而轻视控制监测数据合理性、准确性等理念的影响下，新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监测环境、管理环境、优化质量管理对于新疆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尤为关键，相关部门务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优化新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具体路径
2.1健全质量管理制度，提升环境监测技术
新疆要进一步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质量，完善建立组织机构，提高各级环保局以及监测站的质量管理能力，专门设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机构，并建立多部门会商、同步监测、定量考核程序以及质量巡查等制度，完善构建并有效运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要提升环境监测技术，优化环境监测手段，以便更好地为新疆环境管理、综合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避免污染减排变成一句空话。尤其是要同步开展环境监测预警工作，在发生突发性的污染事件时要有章法地应对，切实保护好群众健康、维护好社会稳定、确保质量安全。鉴于此，提升监测技术水平十分迫切，需要不断增加环境监测经费投入，围绕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监测污染源、建设预警应急监测等，建立实用的、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装备体系，在应急监测、自动监测以及建设监测网络、拓展监测领域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水平。
2.2有机结合质量管理与日常环境监测工作
对于当下新疆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与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存在的脱节现象，应把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纳入日常的环境监测工作进行统筹考虑[2]。所以在编制仪器校准、人员培训以及质量管理等环境监测年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当年建设环境监测能力的进展、开展监测业务的变化等情况，如果发生环境监测的质量事故或出现质量投诉或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则要即刻进行内部审核，同时结合上年度环境监测工作总结、下年度环境监测工作计划进行管理评审，及时发现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环节存在的问题，明确改进与优化的目标、方向。另外，要在质量管理部门、环境监测业务部门以及管理层建立有效的三方沟通机制，现场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等部门的负责人则要及时判断本科室作业指导书、记录表格以及程序性文件的适用性，同时给出修改意见，并由质量管理部门收集信息、向管理层报送修改意见，获得批准之后加以实施。只有如此，才能有机结合日常的环境监测工作及其质量管理，全面提高环境监测机构的质量管理效率，有效而持续适用质量管理体系。
2.3进一步促进新疆环境监测站规范化管理
新疆还要进一步加大环境监测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力度，对技术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数量、素质提出明确的要求，促使少数民族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加强学习与交流，对口支援技术力量薄弱的环境监测站，培养技术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优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队伍。同时，新疆要促进其二级环境监测站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建设，积极探究优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有效途径，优化质量管理与控制新模式，有效控制环境监测的各个程序的质量，尤其是要研究并控制环境监测环节的样点布设、生产工况、样品采集与保存、现场监测等对监测结果有较大影响的薄弱环节的质量。积极转变新疆一级环境监测站的工作职能，在增强一级监测站环境监测技术指导能力的同时提高其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能力，从制度层面明确规定新疆一级环境监测站对于下级环境监测站开展质量管理工作的范围、义务及权力，从而从本质上解决存在于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过程中的权责不明的问题；协调环保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疆环境监测系统专家库，共同参与新疆环境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与计量认证工作，切实优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2.4加强人员管理，实现全员参与质量管理
新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并非只是领导的责任，更是每一名监测人员的职责。人是质量管理最关键的因素，不管新疆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有多完美，每一名监测人员才是最终的执行者，只有全员增强质量管理意识，增强自身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全面参与质量管理，才能确保优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保证监测质量。所以环境监测站上到站长、下到每一名监测人员、分析人员，均要明确质量控制责任，并将其明确写入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文件，层层分解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总目标，落实到人头，使工作协调、接口清楚，促使全员充分而深入地参与质量管理。此外，人员的良好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做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基础。质量管理覆盖环境监测的整个过程，只有持续更新全面质量管理知识，使其将质量理念融入各个监测环节，才能发挥质量管理效能[3]。人员管理制度具体涵盖岗位职责、人员配备及相关的培训、考核、评价以及奖惩等，它的建立意味着环境监测岗位职责的进一步明确、绩效管理制度与质量考核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质量监督与奖惩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加强人员管理，特别是对于影响新疆环境监测质量的关键岗位，要有机结合对应的岗位要求、岗位职责和岗位待遇，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全面开展考核和评价工作，通过有机结合人员质量意识提高、岗位能力培训、上岗考核、人员评价与奖惩等措施，避免质量管理流于形式，有效调动新疆环境监测技术人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员参与质量工作，从而不断优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3结束语
优化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是新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是保护环境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新疆相关部门及人员引起高度重视，针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并运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快速发展环境监测技术，确保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优化，从而确保顺利开展新疆环境保护工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作者:颜佳琳 单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监测站
参考文献
[1]于新.关于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的思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2）：31.
篇5
【关键词】 急诊;中心静脉置管;效果
中心静脉导管系指末端位于大的中心静脉的任何静脉导管，导管开口于中心静脉，管口周围的血流量比末梢静脉大，液体容易输注。中心静脉置管术作为急救的基本技术，在血容量的监测、快速输血补液、静脉高能营养的支持、血液净化治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回顾性调查了自2004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我科收住的行中心静脉置管的急诊患者病案信息，现将临床资料及操作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492例行中心静脉置管的患者，男280例，女212例，年龄14～67岁，平均45.6岁。其各种原因中休克238例，药物中毒110例(需要急诊血液透析治疗)，心肺复苏后64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和其他原因昏迷49例，外周静脉通路建立困难31例。
1.2 器材 统一使用美国ARROW公司ES-04301的单腔或双腔管。管径有12、14、15、16Ga等4种。
1.3 穿刺点和进针方法[1] ①锁骨下静脉置管可选择锁骨中点、锁骨中内1/3交界处下方1cm处为穿刺点，沿锁骨与肋骨间隙，向胸骨上窝至喉结之间的方向进针，穿刺针与锁骨轴线约为35～45°进针，接近于指向胸骨上窝至喉结之间。②颈内静脉各段均可穿刺，多选中段穿刺。患者多取仰卧位，肩部垫枕使之仰头，头偏向左侧(本法多选右侧穿刺，需选择左侧操作时，宜取后路进针。)，操作者站于患者头端。在选定的部位处，针头对准胸锁关节后下方，与皮肤角度为30～45°，在局麻下缓慢进针，防止穿透静脉后壁。要求边进针边抽吸，有落空感并回血示已进入颈内静脉内，再向下进针安全幅度较大。进针插管深度一般自穿刺点到胸锁关节的距离，加上头臂静脉及上腔静脉的长度，右侧约13.3～14.3cm，左侧15.8～16.8cm。③股静脉置管，取平卧位，穿刺时大腿稍外展，摸到股动脉搏动明显处内侧1cm处作为穿刺点，穿刺针与皮肤成30～45°朝定点方向进针见回血后，将导丝送达要求深度(一般插入深度不超过15～20cm)，送入导管，退出导丝，缝针固定导管。以有无并发症评定置管成功与否。
2 结果
2.1 不同中心静脉置管方式的置管效果 见表1。
492例中心静脉留置管时间4h～15d，平均时间6.4d。锁骨下静脉置管251例，占51.02%;颈内静脉置管123例，占25.00%;股静脉置管118例，占23.98%。发生并发症26例。误穿动脉12例(2.44%)，包括4例因导丝弯曲、折断所致，5例因患者肥胖所致;血/气胸10例(2.03%)均为锁骨下静脉置管法造成;插管后感染4例(0.81%)，其中有2例系因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致霉菌感染，2例免疫力极度低下导致的表皮葡萄球菌感染;未发现患者有脓毒血症出现。三种置管方式的置管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不同置管方式的置管效果
3 讨论
本资料误穿动脉12例，发生率为2.44%。中心静脉置管通常选用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和股静脉，这三根静脉分别与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和股动脉毗邻，穿刺时若穿刺点、角度、方向、进针深度掌握不好则易导致动脉损伤，据文献报道，误穿动脉的发生率为0.5%～26.7%[2]。本组误穿动脉12例中有4例因导丝弯曲、折断所致，考虑可能与导丝质量有关，可见选择合格的器械是操作成功的前提，另有5例因患者肥胖造成，因此解剖位置的变异情况也是确保置管效果的必要因素。10例血/气胸者(2.03%)均为锁骨下静脉置管法造成。锁骨下静脉因邻近重要脏器多，操作时易伤及胸膜和肺，文献报道气胸的发生率为1.7%～2.9%[3]。所以，误穿动脉和血/气胸的发生与操作有密切关系，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根据病人具体的条件，如锁骨的厚度、提肩的程度、是否应用薄枕及病情实际情况等因素，合理选择穿刺器械、操作及穿刺点，规范操作都十分重要。
本组492例患者中感染4例(0.81%)，2例系因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致霉菌感染，2例免疫力极度低下导致表皮葡萄球菌感染，未发现患者有脓毒血症出现。研究表明[4]大多数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是皮肤微生物迁移而导致的。导管处皮肤通道为细菌入侵提供了门户，导管留置时间越长，感染的发生率越高;广谱抗生素的长期使用也会使细菌有耐药性;患者抵抗力低下，术前、术中和术后的护理不当等原因均可引发感染[5]。预防的关键是严格无菌操作、重视局部护理和注意抗生素的应用原则。
本结果显示不同置管方式的置管效果没有区别，选择哪种置管方式与医师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患者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关系。但需要临床医生注意的是不同的置管方式确有其优缺点：①锁骨下静脉置管便于观察，便于护理，头颈活动不受限。但穿刺要求高，有发生血、气胸的危险，易误穿动脉[6-7]。工作中此法多用，本次调查病例中有251例，占51.02%。②颈内静脉置管并发症较少，易护理，便于观察，可长期留管[8]，但易被痰液、呕吐物污染;因血肿压迫气管，气管切开者不宜采用。本组有123例，占25.00%。③股静脉置管管腔粗大，位置固定，走行直，周围无重要结构，较易穿刺成功，安全系数大，容易掌握，并发症少，但易为二便污染，影响患者直立行走，长期卧床者有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可能，不便观察[8]。本组有118例，占23.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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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是呼吸道检查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较安全、方便、创伤性少的检查技术，在呼吸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属于有创伤性检查，且大部分患者处于清醒状态，在检查过程中患者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及痛苦，易产生焦虑及恐惧等不良心理反应，从而影响检查术的顺利进行，所以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可使患者在整个检查过程中自行调整心理与生理平衡，配合术者，完成检查。
1 患者产生心理压力的因素
1.1患者自身的心理因素：患者由于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有关的知识缺乏了解以及对自身痍病缺乏足够的认识，潜意识产生过度紧张及悲观消极的情绪，而且担心术者的技术水平给检查带来危险，导致在检查时出现过激的应激反应，甚至检查失败或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临床上常常有许多患者自知道需要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后就开始出现睡眠不佳，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食欲不振等情况。20例患者当中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缺乏认识的有17例；对自身疾病产生恐惧心理的有15例；对医生技术水平缺乏信心的有13例；由于身体虚弱担心不能承受检查带来不适感的有17例。
1.2医护人员的因素：医护人员的行为、外表、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患者的情绪和信心。慌忙、冒失令人产生恐惧焦虑，轻浮、潦草使人易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另外医务人员的操作不熟练也会使患者产生质疑，对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产生不信任，从而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
1.3麻醉的因素：麻醉效果也直接影响着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应激反应程度。
2 护理体会
2.1术前护理
2.1.1术前协助患者完成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前需要检查的各项辅助检查项目，如X线胸片、CT、心电图、血常规等。
2.1.2术前操作人员必须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详细询问病史，评估检查时存在的风险，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准备好急救物品，如氧气、吸痰仪、简易呼吸囊，必要时备好气管插管用物及呼吸机，于术前教会患者作张口深呼吸训练。
2.1.3术前心理护理：自患者被告知需要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术后。工作人员必须主动与患者沟通，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并解释说明以下事项：(1)检查的目的；(2)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优点及重要性；(3)让患者充分了解检查术的全过程以及工作人员的技术质量、仪器设备的准备等；(4)检查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及痛苦以及如何配合、应付和减轻痛苦的方法，告知患者麻醉成功是可以减轻不适；(5)对于担心将会检查出恶疾的患者。更加需要耐心细致，反复说明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重要性及准确性。从根本上消除患者的顾虑及恐惧，增强患者的信心；(6)及时回答患者提出的疑问，给患者予鼓励，告知患者只有充分配合，才能将不良反应降至最低。同时要做好家属的沟通工作，争取通过家属的帮助，增强患者的信心。
2.2术中心理护理：进行检查时工作人员要保持庄重、认真严肃的态度，动作要准确轻柔，以精湛的技术进行操作，从行动上让患者感觉到安全感；检查中如出现呛咳、口唇发绀时，可给予氧气吸入，以缓解不适，并用关切的语言给予安慰和解释。指导患者放松和作张口深呼吸，使患者充分配合操作，绝不能埋怨和指责患者；操作过程中如出现意外，护理人员要保持镇静、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解决，不能惊慌忙乱，给患者造成心理压力。
2.3术后心理护理：检查结束后，嘱患者静卧20～30分钟，安慰及询问患者的感受，并向患者说明以下事项：(1)检查完毕后仍有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丝，及咽部不适等症状，指导患者避免剧烈咳嗽，尽量少说话，一般约1～2小时可自行缓解，若症状逐渐加重或出现大咯血时要及时告知医务人员；(2)2小时后方可进食、进水，避免因为声带麻醉而造成食物误吸入气管；(3)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将检查结果告知患者。避免因担心检查结果而增加术后的心理压力。另外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
3 结果
本组20例患者中全部检查成功，术中无剧烈的应激反应，顺利配合术者，术中血压升高、心率与呼吸加快的百分率数值较没有进行有效心理护理的患者低，术后无不良记忆，无声音嘶哑及大咯血等并发症。
篇7
【案例分析人】张式罕
【案例类型】评价类
【案例名称】中华环保敢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主要违法行为】工业废气排放
【违法企业所属行业】制造业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损害；按日计罚；惩罚性赔偿
【案例概要】山京省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氛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华环保敢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于2015年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中环敢诉德州晶华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案例启示】该案为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原旨中环联要求被告德州晶华赔偿损失、赔礼道救的诉讼请求于法百据，但我国对环境损害尚无明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因此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可以更有效地达到预防与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目的。同时，通过运营成本法核算大气污染类案件的环境损害费用，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也为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执法困局提供了有效途径。
近年来，雾霾天气持续不断、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土壤污染超标严重，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违法事件，2014年4月， “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新《环保法》提供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执法利器，以刚性的法律力量向环境污染宣战。针对环境行政执法不严、环境违法成本不高的问题，此次新《环保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结合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形成了行政执法与司法追责相结合的强大合力，通过加重污染违法成本，从制度层面扭转“违法成本低”的困境，真正遏制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向德州中院提起了对德州晶华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包括：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赔偿因超标排污所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赔偿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污行为所导致的损失780万元；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涉案企业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共有3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氮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环联通过污染投诉网接到德州当地居民的举报，经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发现情况属实，遂于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次日，德州政府市长、副市长及主要领导约谈了德城区政府以及德州晶华的主要负责人，在约谈中提出四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并要求尽快对企业进行搬迁改造，争取2016年7月投产。2015年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决定受理中环联诉德州晶华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并于当天下午向中环联委托律师送达了材料。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本案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
作为新《环保法》面世后首例针对大气污染行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本案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案中，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除了三项基本诉讼请求，还包括一项惩罚性赔偿诉讼诉求，以及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下面就后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进行分析。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
由最高院2014年12月，于2015年1月7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是配合新《民事诉讼法》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第一项司法解释。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该条解释明确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为该案“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日计罚”条款能否成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法律依据
为明确按日处罚的具体实施细则，环保部随后制定颁发了《环境保护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该办法对按日计罚的适用情形、处罚程序、计罚方式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对于解决环境保护领域“违法成本低”的痼疾而言，“按日计罚”条款可谓一剂猛药，可以有效遏制实践中常见的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本案中，中环联提出创新性的诉讼请求，即尝试比照新《环保法》按日计罚的规定，对德州晶华罔顾环保部门数次实施的行政处罚措施，拒不改正超标排污、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提出了惩罚性赔偿诉求780万元。
作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损害赔偿因其具有惩罚与遏制的功能而表现出较强的公法特性，因而有悖于民法领域中以补偿为主的传统思想。正因如此，国内不少学者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存有顾虑，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如杨立新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有严重恶意的行为，并吓阻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郭明瑞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全面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从局限于填补损害转化为兼顾惩罚、预防不法，同时惩罚性赔偿也符合社会正义观变革的要求”；还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抑制侵权行为发生方面的独特作用弥补了侵权法抑制（威慑）功能的不足，其在侵权法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加有效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从立法实践看，近些年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商品房买卖以及食品安全立法等领域，已借鉴、吸收或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近些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与损害频发，在环境侵权、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研究与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我国现阶段立法尚未规定对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按日计罚”本质上是行政处罚，其实质是体现环境违法者的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所处罚金最终上缴“国库”，而非用于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弥补或救济。因此，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按日计罚”条款不能成为中环联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直接法律依据。
案例启示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
中环联基于行政处罚的规定提出民事惩罚性赔偿诉求，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恶意排污行为的遏制与打击力度，是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也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建议在环境诉讼过程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首先，惩罚性赔偿能够尽可能实现对环境损害的全面赔偿。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是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然而由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损害范围广、实际损害难以确定等特点，特别是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有限的赔偿范围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实际的环境损害，进而导致环境损害难以得到充分救济。此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可以很好地补充补偿性赔偿适用的不足，起到尽力实现完全赔偿损害的作用。
其次，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制裁具有主观恶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侧重于考察加害人的主观恶性，通过对不法行为人施加更重的、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以外的经济负担或赔偿数额，从而达到惩罚与遏制的功能。由于企业持续性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屡见不鲜，针对此类行为实施的行政罚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空白，然而仍有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如前述，行政罚款的本质与目的是实现有序的环境行政管理秩序，而非对环境损害的弥补；从现实执法角度考虑，行政执法不严、执法手段有限与处罚数额偏低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违法成本低”现象，制约了环境行政罚款责任方式的实现。本案中的德州晶华在多次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罚款后，仍继续长期超标排污。如不对长期、恶意违法超标排污行为施加惩罚性赔偿，不仅不能达到惩戒侵权人、使其充分承担环境损害责任的目的，亦无法威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者。因此，无论从行政罚款自身的性质、功能，还是从现实执法的角度考虑，环境行政罚款均无法从功能上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中的作用。
再次，预防功能为惩罚性赔偿所特有，也是传统环境规制手段无法比拟的。虽然弥补环境损害、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与功能，但针对潜在侵权人和潜在侵害行为的威慑及预防亦不容忽视。预防、阻却环境与生态损害的发生，不仅是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追求，更应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体现、运用。在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中，通过加大侵权责任人违法的成本支出，使违法污染环境的责任人意识到抱有侥幸心理、试图规避法律惩罚的违法排污行为不仅无利可图，反而可能会承担加倍赔偿等更加严重的不利后果，进而达到从经济源头上增加违法成本、抑制侵权人试图逃避污染治理责任等违法冲动的目的。
无论是运用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手段，还是采取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制度措施，均无法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领域所具备的补偿、制裁与遏制等作用与功能。面对传统机制在环境侵害规制中的功能缺失及严峻的环境现实，引入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
根据运营成本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
如何确定环境损害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也是环境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环境损害日趋严重，然而由于缺乏完备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制度，无法有效、科学、合理地对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致使环境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赔偿，更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之功效。同时，由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难，很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根本无法推进。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是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推进环境损害评估与鉴定工作，环保部曾在2011年5月出台《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将生态恢复和污染修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为开展和推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与鉴定提供指导。同年，环保部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1版）》，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备受关注的江苏泰州1.6亿元“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正是按照上述推荐方法制定的检验报告。环保部在2014年10月24日又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对原推荐方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和细化。
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参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中环联按照德州晶华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投入及运营成本来计算损害赔偿费用，按照1条脱销生产线设备投入成本320万元、每年运营成本50万元计算，被告有2条生产线均未安装脱销设备，并自2000年开始生产，得出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040万元。由于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大气污染物的流动性、迁移转化性等原因，大气污染这类案件很难通过科学的模型确定出具体的损害赔偿数额，司法解释提出的运营成本折算方式为环境损害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此次，中环联首次运用运营成本折算的方式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或许可为大气污染类环境公益诉讼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以缓期抵捆、环责险等制度创新赔付金额履行方式
环境损害往往造成多种权益受损，除环境要素被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往往还造成公民的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失。一旦发生索赔，许多排污者无力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以及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弥补。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在实践推行中仍面临诸多困难。本案中的德州晶华近几年一直面临企业效益低下的困境，拖欠职工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时有发生，接近3000万元的索赔额很可能使德州晶华走上破产之路。
最终的巨额索赔并非真正的目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能动的司法实践、环境诉讼过程，起到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补强与监督作用，对被侵害公众的环境利益进行救济，从根本上唤醒企业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和环保维权意识。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索赔数额中，泰州中院审理的常隆农化等6家企业污染案中，原告提出的1.6亿元索赔，是迄今为止赔偿额度最高的。二审中，江苏省高院创造性地设计了促进企业守法与改进的“缓期有条件抵扣”规则，“一方面允许企业申请延期一年缴付40%的赔付资金；另一方面在实地踏勘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引导企业自行实施技术改造，如果技术改造产生实际效果，可以凭借环保部门的守法证明、技改验收意见、技改投入财务审计报告，在40%额度内抵扣赔付金额。”在赔付金额的履行方式上，这样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既能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技术改造，从而有效降低环境风险，也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在进退有据的实现方式上得以彰显，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判例性意义。或许江苏省高院的做法可以为德州市中院所借鉴。
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推行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实施以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为辅的模式：一方面，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及领域执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另一方面，对于污染较轻的行业实施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企业自愿决定是否投保，国家通过激励措施，引导企业积极发展。
以环境公益诉讼促进环境行政执法
环境执法主体主要指环境行政机关。然而，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认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公权机关。按照法律实施的主体，我国环境执法主体也可分为公力实施与私力实施法律。环境行政机关通过日常的环境监督管理与执法活动，执行和实施环境法，是公力实施的最重要主体。然而由于执法技术与能力、成本、效率、手段等诸方面的限制，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单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已力不从心。作为环境权的重要主体，公众既是良好环境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最了解、关心其生存的环境状况，也是推动环境法实施的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因此，以公民个人或环保组织为主体的私力实施环境法，可以有效弥补公力实施的不足，并与公力实施结合形成“双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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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互联网引发的信息革命催生了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企业的运作方式以及企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遍布全球的信息流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多维关系、瞬息万变的市场格局、开放变化的动态环境，企业只有一个选择:不断学习、创新，再学习、再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学习型组织"这种企业组织模式是时展的必然。同时，电子商务的出现也对企业信息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是一个信息处理和交流的系统，是由参与者(团队)来处理信息，团队成员由特定的沟通链通过容量有限的沟通媒介传递并接受信息。这样，一个组织、系统要协调运作，必然是从信息流协调运作开始的。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电子商务环境下各信息流向非常复杂，合理配置信息资源等问题对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处理好各信息流向对商务交易事宜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型组织作为一种企业的组织模式需要协同管理信息流向才能实现和谐运作。
1.学习型组织
1.1学习型组织的内涵
学习型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具有高于个人绩效综合的综合绩效。并且工作经常调动多功能、跨等级的团队来进行，组织正规化程度较低，信息自由流动(不仅有横向的，还有纵向的双向流通)，员工参与决策程度高，既分权化的组织。 [1]
虽然不同的学者或组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学习型组织的含义。私以为：学习型组织是在浓厚的学习气氛中，员工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能力，高效的吸收、利用知识的，有机的，高度柔性的组织。
1.2学习型组织的特征
1.2.1 系统思考
学习型组织所处环境的变化使每个成员必须学会把个人、所在组织以及周围环境乃至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来思考，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和重新设计。系统思考引导人们从注意局部到纵观整体，从观察事物的表面到洞察其变化背后的结构，以及从静态的分析到认识各种因素间的互相影响。因为系统没有绝对的内外，任何一个系统的个体跟其他个体都是处在同一系统中，系统中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都可能影响到这个系统的运作。
1.2.2团队学习
学习型组织理论要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不仅要终身学习，不断补充新知，而且要开放自我，与人沟通，最终形成"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学习型组织"这样一个复杂开放系统。
1.2.3 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是组织成员内心的共同愿望和远大目标，它为组织成员共同关切和认同。共同愿景对学习型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
学习型组织是由个体成员组成的，无论是学习、合作、彼此联系、集体共享，还是共同愿景的建立、团队学习和系统的思考，都以其成员为核心。并且组织成功与否，取决于组织中每个成员学习的主动性，学习的能力、效率和系统思考的能力，以及相互沟通、协调和相互学习的能力。
2.协同管理
"协同学"的创始人西德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哈肯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形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效应,使系统形成由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在宏观上产生了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时-空结构，出现了新的有序状态。[2]
私以为，协同管理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在电子商务企业这一复杂系统中，合理组合拥有不同核心资源的企业子系统，借助以网络技术为中心的协同环境来实现资源最充分高效利用的目的，产生1+1>2的效应。
协同管理实际上是对组织中"人、事件、资源"为管理对象，为他们创造无障碍、无边界的环境，从而让这些资源能够协调起来，发挥最大的价值，为企业的共同目标服务。协同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是以未来企业组织体系为研究对象的。而学习型组织是企业21世纪的主导生产经营模式，因此，协同管理可以应用于学习型组织，以"学习-竞争-合作-协调运作机制"为核心，来实现学习型组织各成员组织之间协同运作的目标。彼得·圣吉在学习型组织的系统思考这一项修炼中提出：系统思考的管理理念就是管理主体自觉地运用系统理论和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图1从系统思考角度反映了协同管理的双向信息流向。
在图1中，管理者(管理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来确定协同管理机制，被管理者(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之间执行由管理者(管理主体)商讨制定的协同管理机制，并且相互交流，如果不适合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会很快被协商重新制定。
3.学习型组织信息资源的协同管理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学习型组织中各生产要素资源形形，纷繁复杂。要使这些信息资源能被充分高效的开发利用，必须为企业(或机构)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企业的业务流程为"血脉"的信息平台，通过这个信息平台来打通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信息节点：人事、工作任务、客户、知识(文档)、资产、产品、项目、财务、合作伙伴(商、分销商、供应商)，以使所有的信息达到充分的共享，使企业整个供应链上的资源得到最大的开发、使用和增值，使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分销商这些子系统形成虚拟运作的整体。
3.1知识的协同管理
组织内部每一个成员都是知识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因此协同管理要求每个企业内部的员工之间、部门之间，而且要让相关各方，如企业与客户之间、相互协作的企业之间，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交流经验知识，步调一致，以便迅速吸收新知识，接收新的管理机制，对客户的需求迅速响应等。这就需要相关的各方都能在统一的协同平台上进行实时的交互，使企业能够管理产品的多维信息，并与其它合作伙伴共享这些信息。
另外，学习型组织中知识的横向纵向的划分要求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对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知识的协同管理。在这个知识的网络中，不管是显形知识还是隐形知识都应该被充分的挖掘利用。以达到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共享。
上图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知识获取、共享和使用的环境，无论知识的来源、结构是什么，都可以得到统一的管理;同时协同平台为这些知识节点之间提供了立体化的"网状"关联通道，从任何一个知识节点都可以到达任意的相关知识节点，极大地方便企业获取完整的、真实的知识。
3.2供应链链条上信息的协同管理
虽然学习型组织具有自组织的特性，但是当企业跟企业之间进行某个具体业务往来时会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等现象，使得某一方蒙受经济损失。因此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供应链协同管理应遵从以下几项策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在供应链的成员之间建议一种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即文化协同。[3]
3.3客户信息资源的协同管理
建立客户数据库并及时根据情况的变化维护客户数据库，对某一客户的习惯爱好记录在数据库中，并对该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推送"服务。
篇9
关键词：神经内科 心理障碍 诊断 治疗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2.163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2-0121-02
神经内科属于独立的二级学科，主要诊治脑血管疾病、偏头痛、脑部炎症性疾病、神经系统性疾病等，并与心理科交叉进行神经衰弱、失眠等功能性疾病的诊治。近年来由于疾病的长期困扰以及生活压力增大，神经内科中并发心理障碍的患者逐渐增多，本文就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诊治方法进行分析，以提高我院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诊治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在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患有心理障碍疾病患者80例，其中男性29例，女性51例，年龄16～87岁，平均年龄45.6岁，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有关心理障碍的相关诊断标准，病程2～11年不等，平均5.6年，且所有患者中均排除严重器质性疾病以及严重精神性疾病等患者。
1.2 研究方法。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治疗情况，包括性别所占比例、病情程度、基础疾病、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情况等。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6.0系统软件分析资料，计数资料应用X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在所选取的80例心理障碍患者中，男性比例占36.3%，女性比例占63.7%，男女比例约为1∶1.8，女性比例多于男性，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基础疾病。在80例心理障碍患者中，34例患者伴有神经内科基础疾病，占42.5%，其中高血压患者10例（12.5%），糖尿病患者9例（11.3%），脑血管疾病患者8例（10.0%），肿瘤疾病4例（0.25%），红斑狼疮3例（0.375%），各基础疾病所占比例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2.3 临床症状。患者的就诊临床症状主要为头痛、头晕、睡眠障碍以及肢体麻木等，其中以头痛为主诉患者30例，占37.5%，以头晕为主诉患者28例，占35.0%，睡眠障碍8例，占10.0%，肢体麻木6例，占7.5%，乏力、恶心5例，占6.25%，其它3例，占3.75%。
2.4 就诊病种。80例患者中，以神经症疾病为主，共39例患者，占48.75%，其次是情感障碍疾病患者23例，占28.75%，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9例，占11.25%，睡眠障碍患者4例，占5.0%，其它5例，占6.25%。
2.5 治疗方法。在80例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中，以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使用比例最高，占90.0%（72/80），在SSRIs药物的选择中，以帕罗西汀、氟西汀为主，分别占45%（36/80）、23.75%（19/80），其它药物应用包括黛力新、喹硫平等，且在药物治疗的同时46例（57.5%）患者配合心理治疗，疗效显著。
3 讨论
从本组资料结果可知，神经内科门诊中患有心理障碍的患者一般多为中老年患者，且女性比例偏多，这可能与女性患有心理疾病的比例较大有关[1]。且患者多伴有神经内科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而由于神经内科的特制性在确诊的过程中与心理障碍的部分临床症状如头痛、头晕等症状一致，致使在临床的诊断中易出现漏诊、误诊的情况，因此在临床诊断工作中应加强对神经内科疾病和心理障碍疾病的区分，必要时可根据脑CT、MRI等检查确定病变位置。
心理障碍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但是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内部信息传递与处理主要是由化学突触通过递质发挥作用进行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交换，而人的心理活动与这些递质的功能密切相关，如单胺类精神递质（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与思维和情绪的调节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抑郁症与5-HT相关，精神分裂症与DA相关[2]。
对于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应在专业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强心理等方面的治疗[3]。SSRIs是临床中常用的抗抑郁症药物，包括帕罗西汀、氟西汀、舍曲林等，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选择性抑制神经元突触前膜5-HT泵对5-HT的再摄取，从而增加5-HT的浓度，增强5-HT系统功能，起到抗抑郁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SSRIs类抗抑郁药物具有提升血压的作用，因此在临床的治疗中应加强对患者的密切监测，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的密切监测以提高用药安全性。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应激反应随着时过境迁，应使之淡化、消除、而若应激反应不能随时间淡化、消除，并有应激持续下去的状态，此时应求助于心理医生，以得到医学上的有效帮助。
综上所述，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以女性居多，并好发于中老年人群，且以神经症疾病和情感障碍疾病居多，对患者进行明确诊断后，应根据患者病情给予抗抑郁药物的应用，并同时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治疗，以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萍，毕晓莹，陆铮，等.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诊治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1，16（21）：183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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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环境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005-02
在经济和科技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环境污染也日渐加重，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人们在各个范畴内都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同样的，会计界也开始关注如何将环境问题纳入到会计核算的范畴中。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环境现状以及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还可以提高企业所的信息的质量，信息使用者可以借此更好地掌握企业更详尽的环境情况，这也有助于企业的良好发展。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中国企业的先锋模范。因此，国有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状况也会为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所以，要提高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加强中国国有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是首要任务。但是，目前中国有部分的国有企业并不重视其环境信息的披露，这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例如，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自今年以来便存在着超标排放废水、超标排放废气、堆场粉尘污染、危险废物“三防”措施不落实等多项污染环境的行为。而在2011年时，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就深陷“污染门”，五年所欠缴城市污水处理费高达8 000万元，其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也存在多处不实的报道。由于南化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不重视，以及其对环境的继续污染行为，南京市环保局正对该公司水污染、大气污染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预计南化公司多项污染环境的行为将共处罚金101万元。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为其他非国有的企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加强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可以通过健全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途径来实施。
一、股权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王治平（2011）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上是国有股，并且所持股份额要远远高于其他的股东，国有股权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已经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权所占的比例仍然在70%以上。通常情况下，股权的集中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也就越强，对信息的生成以及披露进行操纵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就可能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造成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多数的中小股东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真正的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第一大股东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控制地位的第一大股东很可能会通过控制企业的董事会，做出对自身利益有利的决策，从而侵害中小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由于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其经营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如果企业将环境成本列入考虑因素的话，总成本就会增加，就会使得利润降低。目前，中国环境信息的披露还处于自愿披露的阶段，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因此，一些企业为了保证其利润的实现，可能不会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控股股东为了实现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能会利用其控制权，避免披露那些会对企业利润实现造成不利影响的环境信息。
二、独立董事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独立董事是独立于企业的管理层以及股东，专门为了对经营者起到监督、制衡作用而设置的，独立董事应当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懂得如何遵守环保法规。独立董事能够督促企业遵守信息披露的要求，从而提升信息披露的水平。从理论上讲，独立董事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而去积极主动地履行其监督管理层的职能。但是，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大股东很有可能会凭借其优势地位来排斥独立董事，限制独立董事在企业内的作用，而仅仅是将独立股东视为政策制度的配套品，将其视为董事会的顾问，这就形成了独立董事“顾问化”的现象。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使得独立董事无法完全履行自己监督管理层的职能，这就会增加企业管理层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舞弊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
三、监事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企业设立监事会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董事会、经理，从而损害企业和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行使监督职能，其监督权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董事以及经理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优势违反股东和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张少云（2010）研究指出，在企业中，监事会和董事会应该为相平行的企业机关，两者应当同时对股东大会负责。然而，中国的《公司法》并没有授予监事会真正有力的、独立的监督权。在公司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监事会的职能更是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虽然，企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设立了监事会，但是其监事会往往是处于一种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的状态，并没有办法真正行使其监督职能。在这样一种监督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就使得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有机可乘，避免披露出对企业不利的环境信息，从而导致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靠性降低。
四、激励和惩罚机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目前，中国企业的治理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企业“三权分立”的机制建立来防止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舞弊行为和经营决策的重大失误， 为此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来制约管理层的行为。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直接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制约，使得股东难以对管理层的薪酬形成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也并没有直接与其经营管理的业绩相挂钩，从而造成了管理层的收入报酬水平与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同时，国有企业职工的薪酬水平也没有与市场接轨、没有与经济效益相挂钩，没有形成良好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这种缺乏约束和激励的机制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没有合理地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导致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降低，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管理层就会忽视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如果对环境信息进行了合理正确的披露，也无法受到相应的奖励，那么很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披露与否都无所谓的心态，这也不利于环境信息的披露。
五、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对策
1.完善企业的股权结构。谢新安（2010）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股权多元化的建设：一是要加快发展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为国有资本的转让和流动创造市场条件；二是要大力引进国内外的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现有的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从而实现股权的多元化。由于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还可以使得多数股东获得监督企业管理层的动力，从而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在决策表决时，应采用一人一票制，而不能仅仅是根据股东所持股份的多少来决定投票的票数，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公平，使得中小股东与大股东拥有同等的表决权，从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
2.完善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国有企业应当确保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使得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地位相同，享有同等的知情权，这样可以防止其他董事，危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选拔独立董事的时候，要选择同时具有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人员，利益相关者要回避，这样才能保证独立董事的选拔公平公正，才能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使得独立董事能够履行其监督管理层的职能，从而降低环境信息披露舞弊的可能性。
3.加强监事会的建设。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吸收除股东和企业职工以外的外部监事进入监事会；监事会的专业水平可以通过增加监事会中专业人员的比例来以提升；监事会人员应当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并相应地给予监事会不受董事会和经理层所约束的权力，从而提高监事的独立性，以加强监事会对管理层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能力，最终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靠性。
4.建立健全的激励和惩罚制度。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制订多元化的薪酬方案和合理的激励与惩罚计划，使企业的经营者的薪酬水平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相挂钩。对于合理、真实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还应该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对于在环境信息披露时进行舞弊的，应该给予惩罚，从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
总之，要使企业能够自愿的，按照国家规定的，高质量的披露环境信息，国有企业就应当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完善国有企业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完善企业的独立董事制度；强化监事会的建设，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建立健全的激励和惩罚制度。要使企业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按照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才能使得企业获得长远的价值，从而使得企业能够自愿的、高质量地披露其环境信息。
参考文献：
[1] 吴凡，卢阳春.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10，（5）：67-71.
[2] 王治平.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模式分析与对策研究[J].企业战略，2011，（3）：22-23.
[3] 张少云.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J].经济视角，2012，（2）：4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