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交通设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交通设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乡村振兴计划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内容，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较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关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造先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刻不容缓。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除产业化的合理调整之外，新农村环境建设也十分重要。以打造生态文明为方向，新农村建设重在优化居住环境，通过对农村景观建设、农村居住房屋建设、农村交通道路建设等工程来完成新农村建设目标。新农村建设战略以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以优化农村环境为途径。

古往今来，农村交通问题一直是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交通道路的封闭，农村经济产业输出十分艰难，同时，农民的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新时期农村交通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产业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提高，在经济与环境建设中，新农村经济战略需要借助农村交通道路的改善来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农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交通建设工程的实施能够兼顾二者，在促进农业经济输出的同时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状况。笔者在研究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31）、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29）的过程中深刻思考了农村交通建设的实施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参考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收入效应及形成机理》。该书以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战略之下的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为基本研究内容，以西部11省农村交通建设为案例，详细论述了农村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编者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挖掘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能途径，以收入不平等、增长、交通基础设施的三角联动关系为分析框架，全面说明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新时期农村交通工程建设对农村经济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在农村经济建设方面，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产业衔接城市经济市场的接口，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工业经济有效结合，有效引进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技术和人才资源。在城市工业经济与农村产业有效结合的经济体系中，农民是主要的农村产业支持者，通过农村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农村产业模式得到扩大化，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产业，开始在产业营销模式、电子商务等新型经济运营模式中进行农产品营销，扩大产业营销市场，提高收入。在实现经济产业工业化和增收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对农村封闭落后面貌的初步改造，唯有实现交通通畅，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的富裕目标。

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经济发展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但落后地区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不变。由于交通的局限性，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农民的出行受到了很大限制，尤其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农村居民缺乏走出农村的交通条件。新时代农村振兴战略中，解决农村交通问题十分紧迫，交通建设战略关乎农村全面发展，唯有解决农村交通问题，振兴战略才能得以有效展开。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重在安全建设，不论农村交通工程如何紧迫，安全保障是第一要务，这需要交通建设人员具有专业的建设能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需要投入充足资金来保证交通建设基础设备的安全与牢固，另外，应定期检查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当然，交通建设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工程建设的专业性，在资金投入充足的情况下，交通建设者需要具备专业的建设能力，打造安全牢固的交通工程，才能确保农村交通道路质量的合格与安全。交通工程的建设同时也是美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保障基本道路安全的条件下，绿化景观建设项目也可以融入交通工程建设内容中。就建设工程来说，道路建设是一种建筑工程，建筑工程讲究美观原则与安全原则的统一，农村的绿化资源十分丰富，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带建设是交通建设工程需要考虑的内容，绿化景观建设有利于丰富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美化农村道路。在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景观建设主要是交通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建设，通过道路两旁的花草绿化带造景，提高农村交通道路环境的美感，另外，交通建设工程可以修建自助服务建筑，提供休息场所，来完善交通建设的多元化功能。

新时代背景之下，农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生态环境策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全程性的交通建设工程中，应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基本的交通工程安全与持久，与此同时，跟进交通道路美化项目，实现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统一。

作者：李冰 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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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大精神和“*”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农村经济为目的，以县（区）到乡（镇）、乡（镇）到乡（镇）和乡（镇）到行政村公路建设为重点，全面提升公路通畅水平，增强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公路交通服务功能，为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从*年到*年底，建成农村公路3688公里。其中，赣榆县建成798公里、东海县建成1152公里、灌云县建成869公里、灌南县建成653公里、市郊建成216公里；县（区）到乡（镇）公路等级达到二级、乡（镇）到乡（镇）公路等级达到三级或三级以上、乡（镇）到行政村公路等级达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实现路面灰黑化。农村公路建设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年到*年底，建成县（区）到乡（镇）公路约403公里，乡（镇）到行政村公路约2796公里；第二阶段，从*年到*年底，建成乡（镇）到乡（镇）公路约489公里。通过5年建设，基本完成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三、主要措施

（一）认真编制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市交通局要根据全市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总体目标，尽快编制全市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农村公路建设规划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村镇总体规划相协调，与区域干线公路网相衔接。各县（区）要做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工作，县（区）到乡（镇）、乡（镇）到行政村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工作由各县（区）负责。市交通局和各县（区）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分层次推进，制订切实可行的年度建设计划。

（二）多渠道筹措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由省、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筹集。县（区）到乡（镇）公路每公里补助45万元，乡（镇）到乡（镇）、乡（镇）到行政村公路每公里补助10－15万元，其余部分由各级政府多渠道、多方式筹集。在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各县（区）和市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不得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不得违反规定强行要求农民出工出物出钱，不得增加农民负担。

（三）认真组织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市交通局和各县（区）要根据全市路网总体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认真组织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要优先建设县（区）到乡（镇）、乡（镇）到行政村以及联系节点多、影响面广的公路，然后再实施乡（镇）到乡（镇）公路，最终形成与干线公路网相配套的农村公路网络。*年全市要确保完成472.3公里农村公路的建设任务。各县（区）要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对重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可结合自身实际，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工可报告和施工图设计。要抓好农村公路示范工程建设，不断总结和推广农村公路建设经验，推动农村公路建设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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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 新农村建设 模式选择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重大举措，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在贯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各地就必须积极有效地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

一、农业产业化主导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以农业产业化为催化剂，汇集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兴起了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这种模式的发展思路是：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引导农民进入大市场，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以农业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为前提，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使农业走上产业化，市场化、科学化和集约化的道路；以农业产业为途径，在农业发展的组织体系上推广“公司十农户”和订单农业，实行种养一条龙，贸工一体化，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优势，建成一系列高产、高效的农业。

二、现代工业主导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以当地基础条件为出发点，以发展工业企业为契机，通过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农村政治、经济、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综合发展，同时，乡村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使得工业企业与乡村融为一体、和谐发展的一种新农村建设模式。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大趋势。推广和发展该模式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首先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其次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些村庄片面强调工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教训是深刻的；第三，要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既要生产发展，也要乡风文明、民主和谐。

三、旅游开发型新农村

这类农村地处风景旅游所在地，或农村本身即是风景旅游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大打“旅游牌”吸引了四方来客，新农村建设依托旅游开发而建设。据有关家测算，旅游业每直接增加一个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就会；旅游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当地GDP相应增加4个单位。旅游产业带动型的新农村建设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大力保护环境和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形成旅游产业品牌;二是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与旅游相配套的交通、住宿等设施;三是逐步改变村民的观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依托本地的历史人文或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四、商贸市场带动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以商业经济为主导经济。这样的农村多是当地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商品、物资交换地。多数分布在二、三个县交界处，前身就是传统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而今发展成为在中型的工农业商品集散地――市场。新农村市场的发育、发展过程，多与市场建设密不可分，在那儿建一处市场、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个农村。市场是商品、劳务、信息、资金等各种要素的集聚之地，要素通过市场流通，人口因为市场而聚集，经济依托市场而繁荣，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实质是市场发育的过程。该模式要具备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条件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

五、农庄带动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以是指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我们要形成富裕舒适的田园生活，积极推进农村改路、改水、改厕、改房，继承农村和睦亲近的邻里关系和优良纯朴的传统文化，保留山水交融的田园风光和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使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方式得到有机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都市人群的到来，也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独特魅力。

六、劳务经济带动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是指通过转移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不仅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而且优化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转移就业后的农村劳动力将获得收益的一部分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反哺家乡，反哺农村，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境内的有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极差，本地缺乏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地区，无疑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方式，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发展劳务经济要讲究规模经济，只有形成规模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发展劳务经济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培训，通过政府的力量促使初始规模的形成；政府要加强引导，把发展劳务经济与当地的村庄建设相结合，以劳务经济促进当地农村的发展。

七、对口帮扶型新农村

这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适应于贫困地区的村庄。在贫困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协调相关单位，选派干部分期分批到扶贫点，结合“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由对口扶贫单位，根据扶贫村庄的实际，落实扶贫政策和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生产，促农增收。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把贫困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国各地由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历史文化、生态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条件各异。各地就必须积极有效地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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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学 农村 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村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他们没有父母的照顾，缺乏有效的关爱与指导，在教育、心理、生活等方面都面临着成长风险和安全隐患。留守儿童存在地区广泛，队伍庞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6100多万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黑龙江省妇联2013年《关于推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调研报告》指出，我省目前约有农村留守儿童17.8万人，占全省儿童的3.45%。70%以上的留守儿童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绥化三市，其中伊春、黑河两市留守儿童比例达5%以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在于教育问题，最佳教育时机的流失，不仅对个人、家庭乃至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因此，全面准确地了解我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本课题从社会学这个大的视角出发，历时两年时间，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我省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有效对策。发放调查问卷1017份，访谈留守儿童72人，访谈留守儿童教师及家长15人，课题组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录入、汇总及统计分析。

本课题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是指我省农村中因父母双方或单方连续半年或一年以上外出务工或经商，由父母单方、长辈或他人抚养和教育的儿童或无人照顾的儿童，年龄在6一16周岁，即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二、结果与分析

（一）留守儿童基本情况

1.地区分布情况

本次调研在黑龙江省选取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黑河市及绥化市的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对象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九年级的在校生，年龄分布在6-16岁之间。这些地区外出务工青壮年人员所占比例较大，留守儿童比较集中，且具有代表性。发放调查问卷1017份，回收1007份，有效回收率为99%（见表1）。

2.留守儿童性别及年龄分布情况

从性别特征看，男生人数占49.6%，女生人数占50.4%，男女比例较为均衡。54.7%的调查对象为独生子女，45.3%为非独生子女。

从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上看，有11.4%的儿童年龄阶段为6～8岁，64.1%的儿童年龄9～12岁，24.5%为13～16周岁。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青壮年，受自身体力、经济和工作要求等各方面的限制，导致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被留守”的几率最大，但儿童恰恰在这个年龄阶段更需要父母的关爱、指导和家庭早期教育的情感支持。

3.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情况

调查显示，近半数的调查对象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这一比例高达47.8%，父亲外出打工比例为39.2%，母亲外出务工比例12.7%。从本调查样本的年龄情况来看，6～16岁正是童年期，孩子对父母的心理依赖还十分强烈，父母外出打工，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4.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父亲监护占9.5%，母亲监护占33%，祖辈抚养占37.9%，其中祖辈抚养比例最大，儿童与母亲留守的比例位居第二（见表2）。

（二）留守儿童生活情况

1.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照料情况

调查表明，监护人为留守儿童提供的照顾主要是提供吃穿住等物质生活的照料，所占比例为75.1%，可以看出，虽然监护人不同，无论是祖辈监护，单亲监护，还是其他人监护，留守儿童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照料。

2.留守儿童疾病照料情况

调查表明，留守儿童生病时多由监护人视具体病情轻重选择在家吃药或去医院就诊，此比例达到62.3%，有30%的人则由父母负责照顾，其中在校寄宿儿童生病会得到校医的专业诊断与照顾。只有6.7%的留守儿童选择自行处理自己的生病情况，采取忍耐或自己买药就诊。

3.留守儿童生理卫生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在生理卫生知识的了解方面，留守儿童存在着普遍欠缺的情况。由于农村教育现状的相对落后与传统意识的局限，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对获取生理卫生知识的渠道相对闭塞。调查显示，只有28.6%的留守儿童了解相关知识，而且，了解程度也无法查证。这对于儿童顺利进入青春期，了解自己成长过程有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在访谈中也了解到留守女童对青春期相关知识的了解十分匮乏，自我保护意识极为薄弱。

4.留守儿童参与劳动情况

在问卷调查中，经常做家务的留守儿童占27.6%，偶尔做家务的占65.5%，仅有6.9%的儿童从不参与家务劳动。在一对一访谈中，有93.1%的儿童参与诸如扫地、洗碗等家务劳动，有37.1%的儿童参与农活，如扒苞米、除草等地里的劳动。相比于城市同龄儿童，留守儿童参与家务劳动比例明显偏高。

5.留守儿童休闲娱乐情况

调查显示，64%的调查对象会选择去同学或亲属家玩儿，58%的儿童在课余时间会去书店，28%的儿童去商店，6%的留守儿童选择去电影院，4.1%的留守儿童会去网吧或游艺厅等活动场所（此题为多选题）。在回答“你课余时间经常和谁在一起？”的问题时，有75.5%的留守儿童是和同学、朋友在一起，有22.4%是和监护人在一起。由此可见留守儿童休闲娱乐方式单一、内容单调。

6.留守儿童零花钱的使用情况

在对留守儿童的零花钱管理上，父母外出打工前后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有70%的调查对象认为无变化。调查显示，74.2%的留守儿童把零花钱花在书籍文具上，15.5%的选择买零食，选择“买衣服、装饰”的比例是4.1%，另有6.2%选择“其它”，说明在零花钱的使用上，留守儿童能够理性认识，正确对待。

（三）留守儿童教育情况

1.父母对子女学习上的关注度较高

大部分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对自己在学习上的关注度比较高，对其学习要求非常严格的占50.3%，有时过问的占43.7%，基本不管的仅有6.0%。45.5%的调查对象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的学习没有影响，有28.1%的儿童认为有很大影响，26.3%的人说不清楚。

2.留守儿童学习态度比较明确，有远大理想

留守儿童认为读书非常有用的占78%，比较有用的20%，只有2%的认为读书用处不大或完全没用。在实地访谈中，认为“学习有用”的比例更是达到100%。他们认为，上学可以“提高素质，养父母、学知识、交朋友、不用外出打工，回报社会、回报养育的人、挣高工资、对国家有贡献”等。在个人理想方面，留守儿童也有比较明确且远大的理想，如成为“医生、军人、科研者、艺术家、警察、主持人、服装设计师、空姐、歌唱家”等。

3.对学习成绩的自我评定高于实际情况

留守儿童对学习成绩的自我评定上，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是上等的占14%，中等的占74%，只有1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成绩是下等，即有88%的人认为自己的成绩是班级的中上等，这一数据高于访谈中教师对留守儿童整体学习成绩的评价，调查员在绥化留守儿童寄宿学校“新华小学”的教师座谈会上了解到，该学校五个年级八个教学班班主任普遍认为，班级中后几名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由于缺少适当的监督指导和其它一些原因，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差。

4.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监管相对重视

调查数据显示，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方面比较关心，经常与之谈论学习的占49.7%，偶尔谈论的占42.3%，只有8%的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毫不关心；有47%的监护者规定留守儿童看电视时间，35.6%的监护者偶尔管，17.3%的监护者从不管理留守儿童看电视时间；对于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每次参加的监护者占69.4%，多数参加的占20.4%，很少参加的占8.2%，有2%的家长从不参加。以上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监护人关注留守儿童学习，控制留守儿童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并能够积极参与家长会，愿意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当留守儿童成绩不理想时，有62%的监护人会与留守儿童谈心交谈，17.4%的监护人会与老师沟通共同教育，照顾者采取打骂管教方式的占15.6%，置之不理的占5%。

5.留守儿童监护人辅导学业能力有限

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留守儿童的父母，还是其他监护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相对较低，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高（见表3）。由于监护人受自身文化水平所限，无法以科学的方式抚养儿童，为他们提供健康科学的成长指导和学业辅导。本调查对“家里是否有人辅导学习”这一问题了解到的情况是：能够全面辅导的占20.4%，能辅导一部分的有46.1%，完全没有能力辅导的占33.5%。与“留守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评定问题”类似，在教师访谈会中，教师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留守儿童访谈问卷的答案并不完全一致，绝大部分教师认为，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监护者并没有能力辅导他们进行课业学习，尤其是隔辈抚养的家庭中，大部分祖辈抚养者都是文盲或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且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压力下，对留守儿童进行学业辅导的可能性不大。

（四）留守儿童内心情感情况

1.理性对待父母外出务工，但思念之情始终伴随

留守儿童基本上可以理性对待父母外出务工的事实，90%的留守儿童明白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很辛苦”，有2%的人感到“很自豪”，有4%的人不理解，有4%的人感到“被抛弃”；有76%的留守儿童“非常想念”远方打工的父母，20%的儿童“偶尔想念”，只有4%的儿童“不想念”；在访谈中，许多孩子认识到父母外出打工是家庭经济的需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们小小年纪便陷入现实与情感的两难境地，并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希望父母不要那么累，即使想念外出的亲人也会强忍着不说，自己躲在一旁哭，不让照顾自己的人看了伤心；有88%的留守儿童认为幸福家庭应该是“和父母在一起，一家团圆”。

2.情感缺失影响儿童心理成长，留守儿童自我评价不高

父母外出打工虽然对家庭经济做出了贡献，但经济上的收获难以弥补留守儿童内心情感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访谈中，有61.4%的被访者表示有心里话愿意向父母倾诉，并认为父母了解自己的心事，有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51.5%）认为父母打工会影响自己的心情，有57.1%的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后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和其它父母在家的孩子相比不一样，主要表现在“别的孩子都有父亲母亲的陪伴，而我只有爷爷、奶奶送去上学”，“有了心事也不能和爸爸妈妈沟通，只能憋在心里”，“羡慕别人有爸有妈的孩子，感觉很温暖”……访谈中，尤其是父母离异的儿童遇到此类问题时，几乎都无法控制情绪而流泪。调查显示，在问到“你现在的生活缺少点什么？”有42%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目前最缺少的是父母的关心，22%的留守儿童认为缺少学习上的监督和指导，认为缺少吃穿等日常生活照顾和零用钱的各占2%（见表4）。

对父母的思念，对家庭现状的无能为力，让留守儿童过早地尝到与父母分别的痛苦，从而产生的苦闷与焦虑等内心情绪波动，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正常生活与学习。调查显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67.1%的留守儿童更愿意父母都在家，27.4%的留守儿童愿意到父母打工地学习，累计94.5%的留守儿童更愿意呆在父母身边，与父母在一起是他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

由于情感的缺失，留守儿童的自我评价与非留守儿童的自我评价相比更低，仅20.8%的留守儿童觉得父母不在身边“自己很棒”，“觉得一般”的占69.2%，“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和什么都不行”的均占5%。访谈中，发现有些留守儿童心理上比较自卑，有 77.1%的留守儿童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留守儿童”，他们说：被称为留守儿童有些家庭不团圆的感觉；不理解的人会以为是父母离异的意思，怕被别人误会；被人误以为没有父母、感到孤独；家庭不完整、不舒服、没有爱；

不喜欢他们这样称呼我，虽然觉得自己跟他们有区别，但是不喜欢别人这么说自己。

3.留守儿童与监护者的关系既亲密又有距离

在父母缺失的生活状态下，监护者成为留守儿童在生活和心理上的主要依靠者，二者的关系既亲密又有距离。根据调查，有74.3%的调查对象愿意把心事告诉给照顾自己的人，现实的依存关系使留守儿童选择信赖自己身边的监护者。据统计，留守儿童与监护者关系比较民主的占54%，专制型和溺爱型的分别占40%和6%。有58%的留守儿童感觉自己和照顾者关系很融洽，36%的留守儿童认为彼此间偶有矛盾；在多数情况下，55.3%留守儿童对监护人的批评教育会诚心接受；大部分监护者还是能够重视培养与留守儿童的感情，虽然能力有限，但仍比较尽职地执行自己的监护任务，在关心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的同时，重视儿童的安全，对留守儿童经常交往的朋友有意识地去了解，有36%的监护者非常熟悉留守儿童经常交往的朋友，54%的监护人能够达到“比较熟悉”；大部分留守儿童对监护者持有感恩心理。访谈中，他们对监护者想说的话里，最多的还是“感谢”二字。

（五）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情况

1.来自于家庭的支持

调查显示，外出打工父母对留守儿童的家庭内部支持不足，亲子之间的联系方式比较单一，频率不高。从外出父母回家频率上看，有53.3%的打工父母半年回家一次，有28.9%一年回家一次，一年以上的占10.8%，还有7%的打工父母几年不回家。留守儿童严重缺乏来自父母情感上的支持，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对父母的深深思念和离别的痛苦；从联系方式上看，打电话是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的最普遍方式。有76%的留守儿童通过“打电话”与父母沟通，14.3%的儿童“等待父母回家团聚”，有6.3%的儿童与父母“上网联系”，1.1%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靠书信联系，还有2.2%的儿童“到父母打工所在地团聚”；从联系频率上看，有38.7%的儿童与父母每周联系一次，13.2%的儿童与父母每月联系一次，“不确定”和“几乎不联系”的分别占43.7%和4.4%，即接近调查人数的50%，说明有近一半的儿童得不到父母经常性的关心。父母与留守儿童沟通频率不高，时间短、内容简单，多集中在吃穿住行等物质方面和学习方面的话题，往往忽略了儿童的心理需要。父母回家带给孩子的礼物也大都集中在衣服、学习用品、玩具或零食上。

2.来自于学校的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专门的留守儿童寄宿类学校，很少有学校设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去特别关爱这些需要帮助的留守儿童群体。对留守儿童来说，接触最多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班主任教师，大多数留守儿童认为班主任老师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访谈中也有老师表示，一些留守儿童自己不会主动说甚至刻意隐瞒自己的留守情况或父母离异情况，认为“丢人”“不好意思说出口”，这对教师工作进一步开展也产生了困难。对“班主任是否关心自己”这一问题，有70%的留守儿童认为老师非常关心、经常谈心，是朋友，26%的留守儿童认为老师会偶尔关心自己的生活，认为老师只关心成绩，其他不管的占2%，也有2%的留守儿童认为老师根本不关心自己。在学校对学生的心理辅导方面，有54.9%的留守儿童认为学校有心理疏导老师，10.4%的留守儿童选择没有，另有34.7%的留守儿童根本不清楚本校有没有心理疏导老师。

3.来自于同伴的支持

农村留守儿童无法与父母经常流，受年龄与观念的影响，他们也无法和监护人探讨更多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因此，他们转向自己的同伴，与他们探讨共同的爱好、兴趣和观点，从而建立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调查显示，“留守儿童遇到不顺心的事时的倾诉对象”中选择“同学朋友”的比例高达 50%（见表5），有77.7%的留守儿童在课余时间“与同学、朋友”在一起，认为自己有5个以上朋友的留守儿童占79.6%，可见在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中，同伴交往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留守儿童从同伴那里得到了情感上的支持。由于儿童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受年龄和价值观的影响，监护人要时刻保持对留守儿童交往群体的关注。

4.来自于社会的支持

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留守儿童更渴望得到来自父母、亲属、同伴、学校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留守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家庭和学校，对于外部群体，如社区、村委会等组织对留守儿童提供的支持与帮助还远远不够，调查显示，有62%的留守儿童知道当地有关爱留守儿童的机构，2%的儿童认为没有，表示不清楚的占36%，约一半留守儿童群体并不知道有困难该向哪一部门求助，另一半虽然知道也从未真正得益于此类机构，另外目前社区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尚属空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状况。

三、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成因

1.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不完整，情感缺失影响儿童成长

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系使城市和农村在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都处于不同的层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加大，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大量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改变生存状况，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限制，也无法让来自农村的儿童与城市儿童享有同样的就学机会。因此广大农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带孩子在城市创建自己的家庭，孩子只能留守农村，从而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另外我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将子女留在家中，前往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打工，与子女长期分离，这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滞后有很大关系。

调查数据显示，父亲外出打工比例为39.2%，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的比例高达47.8%，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从而导致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法直接、有效地获得父母的情感支持与指导，儿童在遇到生活问题、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问题时，缺少来自父母直接的关怀。父母一方甚至双方的缺席，会使儿童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及心理上的失落感，容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调查显示，我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在省会哈尔滨或外省城市打工，与子女见面机会很少，绝大部分半年至一年才能见面一次，平时多以电话沟通联络。留守儿童在生活中不能经常感受到父母所给予的爱与生活的照顾，在情感上逐渐与父母疏离，有的甚至产生隔阂。父母外出打工对子女的心理造成的伤害，这种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亲子关系的疏离，往往是很难弥补的。

另外，在访谈中发现，很多受访儿童的家庭现状是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父母长年分居两地，造成了最终情感破裂而离婚，很多儿童由最初的留守儿童变成了单亲家庭儿童，更有些案例是儿童判由父母中的一方抚养后，抚养人又重新组建家庭，留守儿童随着再婚的父母成为了新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复杂的家庭状况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形成了更大的阻碍。父母离婚事件本身对儿童的身心就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而对于留守儿童，就更增添了他们内心的负担，由于留守儿童本身受到的关心和关爱就不够，父母离婚后，如果没有人对其进行正确的情感疏导和心理辅导，则会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

2.监护人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家庭教育功能弱化或缺失

我省农村留守儿童大部分由祖辈或单亲抚养，而留守儿童的父母文化程度绝大部分为初中以下，祖辈亲属的受教育程度更低。留守儿童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受自身文化素质等的局限，如文化水平低，劳动负担重，还有远离留守儿童生活地点的局限，缺乏与留守子女的情感交流与亲子互动，使得留守儿童所获家庭教育严重不足或缺失。一是对留守儿童学业的辅导能力有限。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多处于班级平均水平以下，成绩突出者仅占少数。由于受访者的年龄段集中在小学及初中低年级，所学课程并不难，大部分抚养人还能够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但是能够全面辅导的也仅占全部样本的三分之一，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抚养人仅能辅导部分内容。调查显示，我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随着留守儿童年龄的增长和课业难度逐渐加深，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能力越来越不足；二是家庭教育缺乏科学指导，教育方式单一。我省农村留守儿童多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祖辈抚养儿童比例最大。由于祖辈抚养，抚养人的教育方式比较传统，也比较落后，许多老人对孙辈的家庭教育力不从心，而且出于对孙辈的溺爱，在生活中多表现为对孩子生活上的关心，满足于让孩子吃饱、穿暖，对学业的辅导和心理的疏导相对缺乏。许多需要在家庭教育中获得的知识，例如青春期的生理卫生知识，留守儿童都不能从家庭教育中获得，女童尤为突出；三是抚养人与留守儿童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由于抚养人中隔代抚养居多，因此年龄差距和代沟也成为了抚养人和留守儿童缺少沟通的主要原因。根据访谈得知，很多留守儿童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倾诉时，多选择打电话和远在外地的父母沟通，而很少选择和抚养自己的人面对面沟通。很多抚养人和留守儿童之间不能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仅能在生活上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在访谈中，很多留守儿童表现出内向，缺乏自信，说话声音很小，不敢直视访谈者，对很多问题只是问什么答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他们平时缺乏与人沟通的经验。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缺乏情感寄托，而留守儿童的抚养人又容易忽视对孩子的情感教育，这就导致了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另外，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得知，被访留守儿童中寄宿者占一定比例。这些留守儿童常年在寄宿学校或课外辅导班生活，通常半年或者一年才能见父母一次，日常生活起居和学习辅导全由老师负责。这类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几乎完全缺失，他们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造成了很多儿童严重缺乏自信，学习成绩下降，在班级中也较为孤立，亟需生活援助和心理疏导。

3.留守儿童成长所受社会关注不够，家庭和社会支持不足

调查显示，外出打工父母对留守儿童的家庭内部支持不足，亲子之间的联系方式比较单一，外出父母回家频率也不高，留守儿童严重缺乏来自父母生活上的照料，学习上指导和情感上的支持。对于与留守儿童朝夕相处的监护人，尤其是隔代监护人，由于年纪大、文化水平低和劳动负担重等原因，更不能给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支持力量。

从学校和教师方面看，提供给留守儿童的外部支持也是明显不足，除了专门的留守儿童寄宿类学校，很少有学校设有专门的机构和教师来特别关爱这些需要帮助的留守儿童群体。绝大多数班主任能在工作所要求的范围对留守儿童加以特殊的关心与照顾，但也有少数教师对自己班级的学生留守情况不知情或无暇顾及。这与农村学校目前的处境有关，许多学校经费有限、师资不足，教师在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还要管理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这对老师来说要求过高。还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人自身不投入，不关心、不配合，让班主任老师根本无法深入关心，开展帮扶工作。同时，针对留守儿童的学校心理疏导与社会帮扶机构也不充足、不够专业，如社区、村委会等组织对留守儿童提供的支持与帮助还远远不够。调查表明，留守儿童来自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相关支持不够充分，他们在同伴中获得的温暖与支持在其心理发展与成长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留守儿童成长所受社会关注不够，通过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课余活动贫乏，活动形式单一，大多数留守儿童放学后都不会去其他地方，而是直接回家或者和同学闲玩，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很难接触到艺术、体育等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本次调查的我省农村当地缺少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课外活动的场所，而且没有能够带领留守儿童参加课外活动的人。留守儿童大多由祖辈或亲戚抚养，祖辈抚养人年龄偏大，家务负担重，其他抚养人也不愿或不能抽出时间陪留守儿童参加课外活动。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家都承担着一定程度的家务劳动，因此也没有额外的时间参加正常的课外活动。由此可以发现，留守儿童社会接触面过窄，缺乏有益的文体活动，使得他们与人接触的机会较少，社会化程度与同龄正常儿童形成明显差别。调查得知，妇联系统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比如有的地方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寄宿学校”“爱心书屋”等，社会上也有一些机构和组织不定期地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但是有的场所利用率不高，有的活动局限于一个阶段，比如六一儿童节期间，目前最为缺乏的是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专业机构、专业教师和长效机制，对于社会上相关机构与政府组织来说，他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管理还应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1.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强化家长监护责任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给孩子成长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因为外出务工，很多父母放松与孩子的感情维系，放松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由此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满足孩子对亲情的渴望，让孩子生活在温馨、和谐、安全的家庭环境中，孩子才会身心健康地成长。一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手段，使留守儿童父母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强化责任意识，监护意识和教育意识，提高自身素质，充分重视子女情感需求和人格的健康发展。改变“让孩子上学就行了，教育就交给老师”的错误观念。在关注孩子的成长方面，父母不能只关注学习，更不能只看考试成绩，而应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二是外出打工父母要增加和子女共处或日常联系与沟通的时间，保持亲子关系的存在与完整。在沟通内容上，要转变传统方式，不能仅局限在询问子女学习成绩好坏，是否吃饱穿暖等方面，要深入了解子女的内心世界，更多地关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需求；三是在同子女短暂相聚时要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注意言传身教，在孩子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多与孩子的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帮助孩子解决学习上和人际交往中的困难，改正不良习惯。

另外，对于留守儿童的抚养人，应通过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宣传和教育，转变抚养人传统的教育观念，提高抚养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尤其是祖辈抚养人逐步改变他们对孩子过于溺爱的现状，让关爱不只停留在衣、食、住、行方面。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较集中的地区，可以定期组织对留守儿童抚养人的家庭教育培训。

2.完善学校各项机制，弥补家庭教育不足和缺失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学校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也相应地承担了部分家庭教育的责任，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学校更是如此，因此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学校要制定留守儿童管理制度，建立起“学校――班主任――家长――监护人”的管理网络。设立完整的留守儿童档案，对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学习和生活情况了解清楚，完善备案。对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情感的缺失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向教师寻求帮助，教师同时兼任着教师与家长的双重职责，对儿童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调查发现，寄宿学校留守儿童的班主任对留守儿童的了解比较多，有时候甚至超越抚养人和长年在外务工的父母。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有责任心，又要有爱心，更要积极主动地同留守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进行沟通，建立与留守儿童家长的联络机制，如“家长联系卡”“亲情电话卡”，使父母和抚养人全面了解子女的身心状况与需求，有针对性地对留守儿童进行家庭教育，监督并促进留守儿童与家长的交流；二是要建立与完善留守儿童心理疏导机构。因为家庭的缺失，留守儿童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障碍，如果不建立良好的疏导渠道，会为儿童不良成长埋下伏笔。要注意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化，加强心理咨询方面的培训与学习，有效辅导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三是学校要定期召开家长会，开办家长学校，举办家庭教育培训与讲座，开展留守儿童家访活动，帮助家长获得如何做合格的父母，如何辅导孩子学习等方面的知识，让留守儿童父母或抚养人掌握科学的家教知识和正确的教子方法；四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让留守儿童融入校园文化，在情感上有所寄托，在学校感受到温暖与快乐，以此弥补家庭教育不足和缺失。

3.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监护网络

我省近年来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妇联系统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促进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如有的地方建立了“留守儿童服务站”“留守儿童之家”“寄宿学校”“爱心超市”“爱心书屋”等，为留守儿童提供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还有的地方开展了“家长”“爱心结对”“爱心捐助”等有益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活动。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氛围比较浓厚，但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缺少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长效机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一是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将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策扶持、财政补贴、经济宏观调控等手段，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地就业，使留守儿童有更多机会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二是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共同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状况的改善。建议由政府牵头，将农村留守儿童工作与各级政府实施儿童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构建留守儿童指导服务体系，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留守儿童监护网络。各级政府应保证对教育的投入，尤其应对留守儿童地区加大投入力度，为留守儿童提供优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加强儿童文体娱乐设施建设，对游戏厅、网吧等场所严格管理，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环境。要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送温暖，以爱心人士与机构的帮扶活动来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关爱留守儿童。要建立和完善留守儿童家长学校制度，加大对广大家长和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教育培训力度，提供儿童道德培养、营养健康、体能训练、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掌握先进的教育方法，提高监护能力和家庭教育水平；三是完善相关政策与法规，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保护力度，帮助他们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随着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深入，要不断完善留守儿童的的各项权益保障，强化监护人责任，确保《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此外，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政策，为留守儿童能够在父母打工地就学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让更多的父母能够陪伴在孩子身边，同孩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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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

一、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5年国家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新农保的推出既是为了解决农民养老的问题，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尽管如此，2009年《指导意见》推出至今，新农保在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城乡不协调的问题。

（一）城乡间不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间衔接政策缺失

城乡统筹的要求是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由于新农保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之间衔接的政策缺失，使得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很大限制。首先，作为城市之中重要劳动力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为了保障其福利水平，地方政府规定，农民工在城镇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中个人账户资金可以一次性转为新农保中个人账户资金，但是企业缴纳部分不得转入。这项规定导致农民工在城镇养老保险中的企业缴纳部分化为乌有，同时缴纳年限也无法续接，使得农民工多年的参保时间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白自流失，产生福利的巨大损失；其次，相关衔接政策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民工或农民定居城镇时，只能退出新农保，重新缴纳城镇养老保险金。同样带来福利损失。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发放形式不灵活

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方式都比较固定，如黑龙江省的农民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只能到固定地点领取。对于那些离固定领取点较远的农民，为了领取保险金需要支付高额的路费。有些地区为了规范管理农村养老保险金领取，采用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放，这对于离银行较近的农民比较方便，而对于离银行较远的农民，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仍需要支付高额路费。这些做法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加入农村养老保险的成本，造成农民的福利水平损失。对于那些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还没有实现统筹安排，还会带来更多的不便。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在增加农民福利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负担，因此这种不灵活的发放形式，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低效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主要由县级政府管理，由于县政府缺乏基金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人才，只能采取简单的保值的措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存人银行，在实际运营当中大多数地区都是将基金用于购买银行存款。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中个人账户的增值，只能按照每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来计量，导致基金运营收益较低。在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中，个人账户的增值占绝大部分，因此，较低的基金运营收益决定了农民只能领取较低水平养老金这一现状。农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缓慢，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拉大了城乡差距，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四）“集体补助”制定不合理

《指导意见》中规定“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这直接导致有钱就补，没钱不补的现状。我国除了东部的一些地区可以对“集体补助”这一项进行补助外，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村集体都没办法对农村养老保险提供集体补助，使得《指导意见》中对集体补助的规定形同虚设。深究其原因可以发现：1）无法衡量一个村集体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条例中也没有说明这一点，使得这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句空话；2）我国东部地区农民收入高，村集体资金实力强，而西部农民收入很低，村集体收人也低，使得西部地区村集体就是想补也没有钱补；3）中国广大农村民主化程度不高，补助标准能由农民的意愿制定的可能性极低。通过实地了解，很多村委会根本不向农民谈这一事情，就算农民提出要求也会以村委会资金缺乏为理由不予补助。村务公开在很多省份还无法做到，这一政策也被放缓执行。这一政策的放缓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也无从实现。

二、城乡统筹背景下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当务之急。

（一）建立起城乡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合理衔接制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反复会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另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这就需要做好新农保与其他各险种的衔接工作。

1.新农保与农民工在城里的各种养老保险的衔接。农民工想把在城里参加的养老保险转为新农保时，除了可将个人账户中的全部资金转入新农保中的个人账户外，还应允许把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那部分资金一并转入新农保中，多余的资金可以转给农民工，不足的部分由农民工补足。对于农民工所在城市中养老保险与其他险种混合的情况，实现相关险种有条件转换。如北京市对农民工实行的是一种全能保险，在转换为新农保时，可以提供最低的保障，对投保年限也应予以承认。

2.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农保的衔接。在农民转为城镇户口想享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时，应将新农保中的全部资金一次性转为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如果不够，可以进行补缴，如果出现盈余，则对个人账户中超过的部分予以退还，国家补助和集体补助不予退还。

（二）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发放形式多元化

各地方政府应该采用多种形式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出台的政策应该结合所属地区的情况，对参保各个县分别规定。如偏远地区实行村发放制；对金融机构发达的地区，实行银行发放或农村信用社发放。对实行村发放制的地区，要做好保险金的管理工作。另外，随着金融基础化设施的逐步提高，可以进一步将城乡养老保险发放统一起来，推行“一卡通”，即城镇和农村可以用一张卡来发放，逐步推行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

（三）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养老保险法》

虽然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养老保险法》（草案）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酝酿与修改，但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法律规定还处于空白。该法案的补充应着重规范农村养老保险的各项制度，为解决法律纠纷提供依据；应该对城乡养老保险、农民工的城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提供法律支持；规定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进而减少政策的剧烈变动，使农村养老保险能够持续发展。

（四）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社保基金运营并轨

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与城镇社保基金一起运营，即可有效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低效的问题，同时也是打破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好处是：1）利用我国社保基金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大量的专业管理人才，提高基金运营效率；2）可以减少管理机构，节约开支，减轻县一级政府的负担；3）可以解决基金规模小，规模报酬低的问题。对于基金运营的成果的分配，可以按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比例进行分配。

篇6

[关键词] 系统论；农村水污染受害者救助；社区干预；方法

[中图分类号] D632.1；X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1-79-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mmunity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the Victims Assistance of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Shi Yanjie

（Law School，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Henan 450007）

Abstract： Supportive community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basic social，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 for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hereas a community with declining functions and unequal power structure will deepen the dysfunction and sicknes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is paper used the system theory as a basic tool to understand and interven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lient system， and explored the community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victims assistance in rural water pollution area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system theory；rural water pollution victims assistance；community intervention；method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我国农村水污染问题造成的环境公害形势严峻，污染不仅给当地农村居民造成了生命、健康和财产的损害，也使受害者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受颠覆性的侵害。近年来，针对受害者及其家庭，政府和社会力量采取了相应的救助措施，如清洁饮用水、医疗救助和司法援助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作为社会救助重要内生力量的社区却停留在被动、等待的弱势状态。水污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区衰落萧条，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守望互助、相互支持的传统社区功能被大大削弱[1]，不利于开展社区自救和互助，也不利于在向致污企业争取赔偿的活动中团结合作，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同时，现代社会救助实践和理念告诉人们，全面摆脱贫困不能仅仅靠救助，更重要的是靠发展。而我国农村水污染的受害者大多是刚刚摆脱贫困的基层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在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区重建等社区重大公共事务中缺乏参与意识和能力。这也阻碍了形成广泛参与、协商讨论的社区治理机制，不利于社区自救和社区发展。

本文认为，我国农村水污染受害者救助机制不能仅靠外源式的供给救助，而是应该将救助的焦点放在社区功能的恢复和发展上，逐渐打造内源式救助力量，依靠社区居民广泛的联盟来摆脱自身弱势境况。而社区干预即是运用宏观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社区功能的失调，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帮助社区居民获得管理和利用社区资源的能力，促进社区发展，从而改善自身生活质量。同时，考虑到农村地区水污染受害者救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联系社区外部环境中的多部门、多阶层、多机构，形成多层合作关系的建立和运作。为此，笔者以整体视角研究社区内外环境和资源，尝试将系统理论转化为研究社区结构和社区干预行为的知识，了解和利用社区居民的社会环境，帮助水污染社区居民开发和管理具有支持性的社区环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系统观点的社区工作理论

系统理论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整体的视角。社会工作者于20世纪中期开始借用系统论来建立能够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共通分析框架，强调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提出了“整体环境中的整体个人”“人在情境中”等重要概念。社会工作中的系统观点将案主及其环境看作是一个个系统，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之间进行能量和资源的互动。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案主与环境的互动发生了困难，解决问题的干预之道在于帮助人们意识到环境中的各类支持系统的存在，通^建立案主系统和各支持系统的联系，促进其互动，进而提高案主解决问题的能力[2]。

平卡斯和米纳汉（Pincus & Minahan，1973）最早用系统论深入分析阐述了社会工作助人服务过程中的各个系统，指出社会工作实务中存在4个基本的系统，即改变中介系统、案主系统、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3]。美国学者Netting等[4]专门以系统论为基础研究社区工作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认为社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尽可能广泛和多元的社区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即参与者），并用“系统”一词描述和分析这些参与者。系统代表相同利益和特征的参与者的集合，这些不同参与者的集合具有类似系统属性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是社区工作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系统或子系统，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Netting等[4]将平卡斯和米纳汉的4个系统扩展为9个系统来对社区问题解决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角色及其功能进行描述和分析。这9个系统是：①发起者系统，指率先发现问题，并使大家意识到需要对问题进行干预和变革的人或群体；②改变中介系统，以社会工作者为主的直接对社区问题进行干预的人和其他在其中从事协调工作的人或组织，其工作目标是通过干预改变社区不良处境；③案主系统，主要是指寻求帮助的个人、家庭或社区，也就是服务对象是干预和变革工作的受益者；④支持系统，是指任何关心目标群体，希望其问题得到成功解决的社区、个人和组织；⑤控制系统，指拥有正式的授权可以批准和命令是否动用资源、实施行动方案的个人或团体；⑥责任系统，是对问题所处领域的事务具有正式责任的组织或单位；⑦执行系统，包含具体落实干预计划、从事日常服务和管理的雇员与志愿者；⑧目标系统，为了使干预工作取得成效而应该去改变的个人、团体、社区或政策、价值观、态度等，目标系统不是稳定和一元的，目标系统与之前各系统之间会有重合关系，但是随着事态进展重合关系会随之改变；⑨行动系统，即一个由以上系统中的代表所组成的负责干预计划、具有协调功能的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工作小组中来自改变中介系统的社会工作者在行动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系统论是一种动态的描述理论。各个系统虽然有各自的边界，但是系统的边界不是完全封闭的，系统相互之间可以透过边界进行信息和能量的流动。故而，系统论视角的社区干预的核心在于改变中介系统中的社区工作者运用适当方法调整诸系统关系，使行动系统尽可能吸引所有系统的代表而使行动系统呈现多元化的参与与合作的态势。就本案例而言，Netting的9个系统中以下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尤为重要：①行动系统与控制系统、责任系统的关系，行动系统可能最初只关心案主利益的发起者和社会工作者，随着工作的推进，控制系统、责任系统的成员可能渗入进来；②行动系统与案主系统的关系，案主系统可能与行动系统有重叠，即与改变中介系统共同工作，参与行动，也可能是两个各自边界清晰的独立系统，这时案主系统与目标系统相同；③案主系统与目标系统的关系，案主系统有时与目标系统相同，有时不同；④控制、责任系统与目标系统的关系，当控制系统和责任系统既不属于行动系统也不属于支持系统，就成为社会工作者必须改变的目标系统。

2.2 系统论视角的社区干预方法与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社区干预方法取决于行动系统和目标系统之间的关系。Netting等表明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3种可能的关系。第一，协作关系。即就社区问题和工作计划可以达成一致共识。第二，对改变工作计划有分歧，但是系统之间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第三，对抗关系。即目标系统强烈反对改变，且拒绝就反对意见做进一步沟通。当系统之间是协作关系，可选择使用的社区工作方法有直接推行工作计划和能力建设；当系统之间是第二种关系，可选择的社区工作方法有教育、说服、大众传媒呼吁等；当系统之间是对抗关系，常用的是工作方法有谈判、大型社区行动、团体诉讼等[4]。

3 农村水污染受害者救助参与者分析

系统论视角的社区干预将受害者及其家庭、其他社区成员及整个社区都当作工作的对象。在本案例中，主要识别参与救助活动的案主系统、控制和责任系统、目标系统、行动系统及其构成，评估他们在行动中的角色和功能，判断他们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行动系统和目标系统的关系，进而为选择干预方法提供基础。

首先，本案例中的案主系统是社区工作者的首要服务对象，具体包括污染受害者及其家庭。案主的诉求和需要主要集中在停止污染伤害、损害补偿、生态生产环境恢复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但是，目前以案主为主体从事的维权和救助行动状况不容乐观。相关调查发现，村民在得知自己的健康和生存受到严重损害后，选择“什么都不做”的竟占56.57%。对于受害者而言，知识和信息的匮乏使得他们束手无策，既不知如何有效维权，也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有时一些受害者也联合起来进行诉讼，但是这样的集体行动往往以零星散乱的方式进行，没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划分，对于补偿款的分配也缺乏依据，千辛万苦拿到补偿款后，却变成一盘散沙，甚至开始内讧。更重要的是，社区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地方纵横交错的利益网络使得受害村民诉求声音微弱，企业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赔偿给村民一些钱，而非整改或关停，导致村民“赢了钱输了官司”，污染损害依然如故[1]。综上所述，案主系统的角色更多体现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救助服务的消费者，而非救助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合作者。因此，案主系统应当成为社区工作者改变的目标之一，即案主系统也是目标系统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社区干预手法使受害社区成长为有责任心和凝聚力的“行动者”。

其次，本案例中控制系统是指有权调动救助资源的各级立法及司法机关、各级政府决策部门等，责任系统是指相关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有民政、卫生、农业、水利等部门。可以看到控制系统和责任系统的成员分散，不利于在农村水污染和健康损害赔偿救助行动中协同工作。虽然2007年国务院制定《国家环境与健康计划（2007―2015）》，期望使相关的18个政府部门在救助政策与行动中形成责任明确、分工协作、统一管理的局面，但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部门之间仍然难以形成合力。从法律追责来看，我国尚缺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村民在诉讼中举证难度大、成本高，调查中发现只有3.03%的受害村民选择走司法程序维权[1]。民政部门已将社区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职能，但是在本案例的行政救助方面，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救助体系，救助前期缺乏对受害者需求做全面客观地评估，救助内容单一、浅层化，救助仅限于清洁饮水、生活救济等项目，对水污染给人体带来的一些潜伏性疾病，对受害者家庭和心理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社区功能的损害等缺乏政策关照。也就是说，作为控制系统和责任系y的立法与行政机构已在制度框架内对污染受害者救助需求予以回应和采取行动。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水污染社区受害者对生存和发展的整体性救助需求，即分歧与沟通并存，因而也是行动系统需要改变的目标之一。

4 农村水污染受害者社区干预方法选择与应用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水污染受害者救助中的案主系统和控制与责任系统是社区干预中的目标系统，是行动系统中社区工作者努力改变的对象。但是，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的关系并不是对抗关系，虽有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目标一致、愿意协作和对话的关系。鉴于此，本文认为农村水污染救助的社区干预可选择如下方法：

4.1 通过能力建设促使案主系统向行动系统转变

能力建设包括参与和赋能，是一个持续的、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的能力培养和建设的过程。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受害者多是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那么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改变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失语和失权状态，促使其在参与中赋权，通过赋权进行有效参与。

4.1.1 推进农村水污染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者所采用的参与（Participation）工作手法，主要是促使和扩大农村水污染社区的民众积极参与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环境与健康事务，使自身也成为社区环境与健康问题解决的行动系统的一员。农村水污染的社区参与应围绕社区污染受害者救助与服务、社区教育、监督企业排污行为以及社区生态恢复和发展等社区的复兴事业来实践，具体内容应包含：参与式环境与健康知识教育，参与式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救助和互助，参与式企业排污监督和社区发展规划，参与式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式污染防治和其他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式预算以及参与式研究（如社区健康评估）等。常见的促进居民参与的工作手法有开放空间和展望未来论坛等。

开放空间是将社区居民聚在一起的特殊的会议模式，由专业社区工作者将50或300甚至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在两天半的时间里集中到一个空间中，通过专业操作技术激励参会者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责任。会议的日程由参会者自己制订并对议题的内容、沟通方式和结果负责。所有的参会者都可以是讨论会的参加者，也可以是讨论会的发起者；每个参会者可以走进一个会场，也可以随时离开会场。开放空间的精髓在于可使社区居民有足够开放的参与和讨论空间，也提供平台征集更多不同观点和更广阔的社区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展望未来论坛是一个将不同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商讨建立共同愿景的参与式工具，其主要功能在于帮助居民处理社区中一些复杂问题，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基础，进而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设想。在本案例中，可运用展望未来论坛以会议的形式使社区居民聚集在一起学习、对话、想象和规划，引导他们围绕当下社区污染和损害进行系统的思考，鼓励、激发与会居民共同设想社区生活、生态、生产的未来，制定出一致同意的共同目标（Desired Outcomes），并探讨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

4.1.2 通过赋能扫除参与的障碍。赋能（Empowerment）的基本意义是赋予弱势群体权利或权威，包含3个层次：一是个人层次，个人感觉到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二是人际层次，个人与他人合作促成问题的解决并获得经验；三是政治层次，能够促成政策的改变[5]。不管哪个层次的赋能都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一定专业手法使弱势群体意识到自身权利，教育其通过与他人合作践行自己的合法权利，通晓用民主方式解题的手段，从而有能力控制影响其生活的各种因素，克服参与的障碍，成为行动系统中积极的参与主体。本案例中赋能的手段如下：

第一，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社区组织不仅是居民利益表达、互助互惠和问题解决的关键载体，也是激活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渠道。社区工作者可引导村民依托原有的组织，或者组建新的社区服务及互助组织，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活动，激发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和为社区贡献的意识，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第二，展现人际合作经验。社区工作者应使居民逐渐意识到个体之间有效的谈话是多方沟通协调的关键。例如，应用社区茶馆会谈训练居民人际沟通的能力，分享众人见解，激发集体智慧，探究行动的可能性。社区茶馆会谈法最初可由工作者全程指导进行，使居民感受到有效对话的效果，这样在工作者撤出后，他们也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自觉地参与、组织、影响社会政策，从而向解决问题的行动系统靠拢。

第三，激发个人潜能。为个人赋能首先要相信每个社区居民都蕴含优势和发展潜能，故而要求工作者以尊重、赞赏的态度去鼓励居民不断发问和思考社区问题。首先通过参与者两两之间的访谈来发现社区的优势、家庭的优势、个人的优势等，以及这些优势因素将怎样帮助居民实施及时有效的受害者疾病救助、家庭帮扶和社区环境治理等。然后，请参与居民在头脑中勾画有关个人、家庭和社区发展的梦想蓝图，最后由居民自己尝试分析整合个人、家庭和社区内外部所有相关资源，将愿景具体化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受害者救助和社^生态恢复行动方案。这种欣赏式的探询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可以培养弱势群体的个人认知，促进个人发展，转变被动救助的思维范式，实现主动参与和变革。

4.2 运用说服法将控制和责任系统吸纳进行动系统

说服官方机构为代表的控制和责任系统，社会工作者常常使用游说的社区工作手法。社区工作者要充当受害群体的发言人，通过与当地立法机构、民政、农业、卫生等政府部门沟通，努力使其对产生污染和损害健康的问题根源引起注意，就水污染社区的救助需求和整体化的救助计划获得更多的一致性。

首先，社区工作者应确定游说计划的小组成员，明确游说的愿景和目标。愿景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广泛意义上的目标，是一种对未来情形的描述；而目标是相对客观的、基于现实的对游说所产生结果的预期。水污染受害者救助的游说行动的目标可以是促使地方环境、农业、水利、卫生等政府部门对区域内水污染健康损害问题进行确认，或者率先在开始某些救助措施、制定救助政策时重视公众参与环节，进而建立社会化的水污染救助制度，促进“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在地方层面开展实际工作，建立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统筹合作机制等。

其次，细化游说议题，确定游说的对象及合作伙伴，争取案主系统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认清自身的损害现状及原因，提高其权利意识，传授给他们合法参与政策过程和维权的知识和方法。

最后，制定可操作的游说计划。游说工作计划包括愿景目标、对象、策略、活动方案、时间进度、资源配置和人力协调等方面，关注关键人群游说的工作方案，并且制定足够的预案以保证进展受阻时迅速调整计划。

参考文献：

[1] 周纪昌，王霄羽，杨林霞，等.我国农村水污染受害者社会救助机制及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2] （美）戴维・A・哈德凯瑟.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M].夏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冯亚丽，叶鹏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篇7

关键词：城市道路；交通设施；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U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城市道路资源明显不足，对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道路交通设施安全合理、舒适、人性化理念是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者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完善道路交通设施的同时，应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处于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之中。

一、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存在的问题

1、交通设施设置随意。道路交通设施设置的目的是根据“有序、安全、畅通”的精神，指导或保障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等交通参与人遵照交通设施的指示或要求行驶。道路交通设施本身必须合理设计，科学规划，以人为本。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城市街道的信号灯、标志标线、隔离带等随意设置，如信号灯的设置和路面标线的设置不匹配；多车道的道路上只设置一个指示标志；快速进出城通道上设置减速带，单行线的设置变动频繁，隔离栏的设置加剧行车人的心理恐惧和车道空间，特别是涉及旅游指示标志，设置不明确，不连续。这些设置不合理、随意设置的交通设施不仅没有起到指示或引导作用，反而会误导驾驶人。驾驶人很容易被误导驶入自己不想进入的车道，突然变道情况发生概率提高，轻则发生刮蹭，重则造成车祸，严重影响交通通行，一条路堵，全城堵，“蝴蝶效应”立刻显现。

2、施工质量差，监管不到位。道路交通设施施工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及构件的质量，二是监理和政府监管是否到位。按照规范，在城市交通设施的施工过程中，从工程立项到招投标到施工，最后竣工都必须按照国家交通行业标准执行和实施，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设计及工程变更，如果不能按要求施工，政府监管又不到位，施工结束就会发现有这样或那样的质量问题。即使是些小问题或是临时性问题，但对于路况不熟或外来的交通参与者来说，往往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造成堵车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他们在行车的过程中，极大地分散了注意力，提高了车祸发生的可能性。当然，我国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起步晚，许多城市街道上的交通设施极其缺乏且不规范，更谈不上标准化，甚至在沿海的一些城市街道上，既没有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又没有画标线，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共用，即使有标志，有时也形同虚设，很多主车路与支路的交叉口未设置交通标志的现象仍然比较常见。

3、新建交通设施与道路总体规划设计不协调。城市道路建设规划，特别是新城区的道路建设规划，应纳入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而道路交通设施是道路交通规划中的必然内容，本应一同考虑与实施。但是，从各地发生的城市交通事故现场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资金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农民的拆迁问题，使得政府在城市道路建设规划中不能将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方方面面考虑进去，无法把未来交通发展的趋势考虑进去，以致建成后没几年，有的甚至没通车使用前，就发生道路的交通设置和实际的交通要求不符，新的设施没启用就更换的现象经常发生。一般认为满足国家《城市道路设计规范》等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即可保证道路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即使设计人员仔细考虑了道路交通安全，但引发交通安全问题的根源，如交通安全问题的产生、安全交通方式的选择、路网的安全性等都难以在一条或几条道路的设计中得到改善。

二、完善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对策

1、严格按标准科学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隔离设施及电子监控等的设置，应分别遵循相互协调统一的原则。城市交通信号灯的设置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同时要根据城市所处环境气候的特点以及各条道路的实际条件进行设置，比如道路等级，路面的宽度，交通量的多少，道路周边环境等。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主要目的是为交通参与者特别是机动车驾驶人提供及时、完善和清晰的道路信息，加强对车辆的合理引导，以使车辆能顺利、快捷地抵达目的地，保证交通畅通和行车安全。城市交通隔离设施主要包括隔离栅和桥梁护网，它们能够直接、有效地阻止人或动物进入城市道路，防止非法侵占道路用地，具有有效地排除横向干扰、避免由此产生的交通延误或交通事故，保障道路安全、高效、舒适、顺畅运营的功能。城市道路交通电子警察监控实时搜集道路状况，如道路拥堵信息、违章信息、气象信息及相关设备状态等信息，全天候监视道路交通状况，控制与调节交通流，为疏导交通、减少交通事故、保证行车安全提供研判依据。

2、加强建设者，管理者，规划者协调统一。道路是交通的载体，道路的修建、建设者和道路交通的管理者往往是不同的部门，管道路修建的不管交通，管交通的制约不了修路的。为使修路与交通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交通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城市道路规划，坚持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紧密结合，直接参与城市道路修建改建工作中，提前介入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规划。把交通管理中的经验和道路施工中的工艺有机的结合起来。

3、 科学、有效地维护道路交通设施。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仅要科学、合理地规划和设置交通设施，而且要科学、合理地维护好现有的交通设施，保障交通设施处于科学、规范，正常的运行状态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交通警察无论是指挥疏导交通，维护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还是在设置交通设施，清理路障，都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而工作的，都是在从事着保障交通安全与畅通的工作，从整体上看，都是在从事为民服务的工作。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置与管理的成败取决于交警队伍的素质，取决于是否有一批从事道路交通科学研究与监管的人员，通过他们对道路交通科学理论研究和开发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提高交通管理科技含量，丰富交通管理内容，提高交通管理手段，实现交通管理的科技化和现代化。建立一支高效的施工队伍来维护道路交通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的设置和维护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施工人员去完成，鉴于道路交通设施的特殊性，基本是在通车的情况下维护交通设施，施工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资格和经验，而且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施工，因而施工队伍必须经过精心挑选，由拥有相关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在保证不影响或尽可能少影响城市日常交通状况的条件下，按质按量完成施工任务。

4、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加强宣传和教育。要大力加强道路交通设施知识宣传与教育，除了在驾校的考题上出现相关内容外，很多驾驶员对交通安全知识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有许多人存饶幸心理不遵守，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红灯横穿马路，跨隔离栏，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所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是在增加警力的基础上，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在工作时增加宣传内容，改善教育方式，扩大覆盖面；二是积极争取政府和大众媒体的支持，与社区、媒体建立友好关系，设立固定宣传栏目，经常性的交通讲座，交通事故的宣传，使交通安全知识进入家庭，学校，使百姓更直观的理解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和对自己及他人生命尊重；三是协助成立民间交通安全宣传志愿者，开展全方位的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结束语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对道路交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政府对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城市道路交通的畅通无阻，而交通通畅是现代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方便城市车辆交通以及人们的出行,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出游带来方便，是我们道路交通设计者和施工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段里仁，毛力增.交通安全设施标准化是交通安全的基本条件与保障［J］.交通标准化，2011，（2）.

［2］刘炜.论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5）.

篇8

甘肃省 公路交通建设 投融资状况

1引言近年来，甘肃省越来越重视生态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且成效及进展明显。在交通建设方面，全省初步形成了综合交通网络，公路通车里程也发生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投入及发展相比较来看，仍不具可比性，显得较为落后，并且差距是巨大的，且这种差距更显示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党和国家出于战略眼光的角度，提出要用5―10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要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强调要因地制宜、适当超前、统筹协调，先重点建设西部的基础设施，这涉及到西部大开发的全局，更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

2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概况2.1投资规模由于历史欠账太多，甘肃省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而艰巨。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实施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拉动GDP增长，一方面扩大内需，同时也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西部地区更是迎来了难得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机遇期，甘肃省加快了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步伐，投资的额度也在连年增大，在公路投资大幅增长的过程中，省道、国道、农村公路改造、客货运站场建设等都有所增大。2.2投融资渠道甘肃省内的重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一般是由国内贷款或国家投资来完成，而对于一般的省内公路建设项目而言，无法获得国家投资，一般采用的是以工代赈、民工建勤和民办公助的办法来筹集资金。根据《宪法》相关规定，经常动员民众，承担一定（有偿或无偿）义务工日成为民工建勤。因省情实际，甘肃省采用民工建勤有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甘肃省公路部门及各级政府机构通过民工建勤的方式，对贫困地区的道路建设以及协助公路部门改造干线公路路况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不可否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民工建勤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一定时间内对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有效节约公路养护资金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及发展，到后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地方公路尤其是县乡公路的建设，除民工建勤外还采用了民办公助和以工代赈的方式，这些方式的运用，对县乡等西部农村公路的建设发展及养护维修发挥了重要作用。

3甘肃省公路交通项目建设投融资状况分析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项目融资逐步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但总的来讲其融资还多是以银行贷款、财政支持为主，在利用民间私营资本及外资方面做得显然还是不够的。3.1过多依赖国家投资及商业贷款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结合甘肃省特有的“哑铃状”地域形状以及实际省情，特制定了“一主五辅”的枢纽站场规划以及“四纵四横四个重要路段”的公路网主骨架布局方案，可以想象，一旦未来这个布局规划方案得以落实，无疑将会使得甘肃省的公路网布局更趋合理，届时省内的公路网初步形成。但是完成这么浩大的公路交通建设项目将会耗资巨大，如何筹资建设资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从甘肃省的交通建设融资情况来看，要完成这么大的筹资任务并非易事。（1）地方财力不足，难以承受大范围的公路建设投入。甘肃省的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是比较弱的，主要是由于地处内陆，自然条件恶劣，再加之交通不便，很难大面积吸收外来投资，再加之一些本地企业发展缓慢，数量有限，对财政贡献不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发展乏力，基本上就是吃饭财政，甚至在下面的一些市县，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这种情形下，可用于建设大面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自有资金是极其有限的。（2）国家在地方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资金投入相对有限。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也存在不小困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大幅度增强，国家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欠账太多，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额度大，建设任务繁重，国家对这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即实际上政府能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的资金，与建设总资金量相比较，仅仅是杯水车薪。就拿甘肃省来说，要建设庞大的交通网络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仅靠政府财政显然也不现实。尽管因西部大开发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政策性方面甚至向西部照顾性倾斜，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国家不可能长久地、一味地支持。因此，从地方角度来看，还是要主动全面拓宽融资渠道才是上策、长久之策。（3）银行更为慎重地对待公路交通设施建设方面的贷款。近年来甘肃省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这与银行的大力支持显然是分不开的，没有银行的建设贷款支持很难想象这些成就如何取得。一般来说，西部地区公路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还是依靠的国内银行贷款，另外就是自己想办法筹集一小部分的资金，这从近些年的甘肃省公路建设投资资金筹措方面的相关数据即可看出，但即便自筹资金所占的数额不大，但很多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依没着落，尤其是一些非经营性的公路建设项目，商业信贷困难很大。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乏力，金融信贷相对收紧，对于贷款给一些一般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额资金方面，银行显得更为慎重了，这对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建设而言无疑是个不好的讯息。3.2外资和民营资本对公路交通建设的投入规模偏小正如上述所说，尽管甘肃省等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建设融资已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总的来讲，多元投资的比重偏差还是很大，显得不够均衡，在利用外资和民营资本方面就很不够，这也是甘肃省公路建设项目资金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1）外资投入数额偏少。过去的几年，甘肃省在公路交通建设领域吸收外资方面有所进展，但与其他的省份相比，即便是其他的西部省份相比，甘肃省利用外资的规模还是相对很小的。笔者以为，这主要还是由于甘肃省的自然条件恶劣、整体投资环境较差造成的，难以吸收到外资进入到交通建设行业，导致了公路交通发展滞后，这又反过来影响着外资对甘肃省的投资热情，久而久之造成了恶性循环。（2）民间私人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的强度不够。甘肃省的公路建设近几年有了明显成绩，但民营私人资本投资建设比例相对很小，而且多是以私人捐资的方式进行的。在甘肃省公路交通设施建设领域，民营私人资本投资强度较弱的原因主要有：①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传统观念里，人们都认为修建公路交通设施是政府的事，私人很少能够参与投资建设。②省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实力较弱，前面已经论述过，甘肃省内的大型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私人企业数量少，实力弱，因此即便有私人企业有机会投资建设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因自身实力的问题一般也无能为力。③省内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融资政策不够优惠，甚至在落实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使得投资风险加大，这就可能会使得一些本来有意向的私人资本最后却望而却步。④缺乏好的投资项目，可能也是民营资本参与投资不多、投资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3.3民工建勤力度较小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于2001年由国务院颁布，其中就涉及到了要求取消公路建设的民工建勤制度，方案规定县乡公路建设中确实需要农村劳动力的，可以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这样就等于将以前法定义务的民工建勤一下子变成了“协商义务”。近些年来农村公路交通建设也受到了新规定的一定影响。甘肃省内农村公路大部分路况较差，路面高低不平，缺乏必要养护，给当地经济发展及人们出行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为发展农村经济，政府提倡一些地方的农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但由于交通状况不佳等原因特色农业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无法大量外销，而是仅仅停留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销售，从长远看，这种情况不利于西部农村的脱贫致富，对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也不利。

参考文献：

[1]程国庆，梁振东，费国平.高速公路采用BOT方式的探讨

[J].公路，2008，（8）.

[2]吴鑫.浅议BOT项目融资管理模式――以西部公路建设项目管理实践为例

[J].科技咨询导报，2010，（2）.

篇9

关键词：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前言

近年来，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离不开交通发展，发展县域经济首要要发展县域交通经济。然而，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资金缺乏限制了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现状，简要分析了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困境。

一、我国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现状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经济的拉动，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县域交通经济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得到了质的提高。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资、银行贷款、民间社会团体投资和农民筹资等，其中政府投资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他的筹资渠道只是对政府投资的辅助。

政府投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债资金；二是中央补助。但是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不断增大，政府投资并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需要其他融资方式的补充。

银行贷款在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银行对县域交通建设的贷款并不是十分积极，因为县域经济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相对缓慢，偿贷时间长，偿还能力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不稳定。因此，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太高。

民间投资也是交通经济的一种融资手段，但是交通建设耗资巨大，项目建设时间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并不大，依靠民间资本来发展交通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县域交通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还有农民筹资以及以工代资等，这种融资方式是农民参与交通建设的重要形式，但是农民筹资的金额有限，仅仅依靠农民筹资远远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需求。

因此，虽然上述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满足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需求，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化融资，创新融资模式，以便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县域交通经济。

二、解决县域交通经济融资困境的途径

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城乡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维护都需要大批的资金，而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渠道狭窄，因此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我们必须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结合我国县域交通经济的发展实际和客观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县域交通经济的融资困境。

（一）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

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通过发行基金券，将社会闲散资金和分散的个人投资资金集中起来，聘请专业的投资机构与专家管理和操作基金，投资于县域交通建设，获取投资收益后，再按照出资的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建立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的优点是，既可以吸引社会资金用于县域交通建设，又可以降低县域交通建设的负债率和融资成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交通建设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建立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我国目前也设有公路建设专项基金，但是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资金，受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很大，难以保证县域交通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资金为主要来源的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多层次、多渠道地吸引外来资金，增强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的融资能力，充分发挥县域交通建设专项基金对县域交通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发行县域交通建设债券

事实上，国外通常都会发放较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专项债券来募集交通建设所需的资金，比如目前遭受欧洲债务危机的葡萄牙就专门发行用于交通建设的专项债券，以加大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来复苏经济。根据我国的交通建设经验，发放针对县域交通建设的债券是可行的，也是县域交通经济融资的有效手段。发行县域交通建设债券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发行国债，利用国债筹资是县域交通建设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是发行更具灵活性和本地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券，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县域交通建设所需资金，以地方税收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作为还债资金的来源。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适当放松公路经营企业发行交通建设债券的条件，让公路经营企业尽可能地发行交通建设债券，比如三年期债券和五年期债券等。

（三）完善贷款管理

为建设县域交通设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通常都会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融资体制，这就需要国家完善贷款修路的管理。目前我国县级政府贷款建设交通设施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对建设项目做可行性研究就仓促立项，贷款建设公路，导致政府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债务风险日益加大。也使银行产生不良贷款，不敢贷款给政府修建交通设施。

国家应该从宏观上控制贷款建设交通设施，通过立法规范地方政府的贷款行为，完善贷款管理。国家要认真审批贷款修路项目，择优选择收费还贷公路项目，科学地编制贷款修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引入项目决策和风险责任制，加强对通行费征收的管理，确保贷款修路能真正促进县域交通建设进入良性循环，有效地防范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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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乡规划；应对措施

从1999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已经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课题，并且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城乡规划必须把人口老龄化纳入到自己的规划体系中来，深刻的认识到老龄化问题的存在，明确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对于城乡规划中的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把人口老龄化当做一个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梳理和总结老龄化的相关问题的要素和特点，营造对老年友好的城乡整体环境。

一.人口老龄化给城乡规划带来的问题

首先是老年人人口分布不均匀，人口老龄化不均匀主要体现在城乡分布的不均，这些都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关，而且很多农村地区的空巢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人口的分布不均匀制约了城乡规划工作的大范围的推广力度，需要实际考虑到不同的人口分布。其次是现有的养老基础设施不足，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社区生活配套服务是城乡规划中的重点，但是现有的养老服务设施的不足给当前的城乡规划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导致基层养老服务形同虚设，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表现出了供给的严重矛盾，对于老年人的养老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最后是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空间逐渐的缩小，从居住的层面，老年由于生理机能的逐渐减退，决定了老年人对于公共设施的布局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在城乡规划中要重点考虑到很多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关的机构设计，例如医院、健身场所等公共服务的的设施体现出对老年人的友好性，从空间上尊重老年人，降低他们生活中不必要的麻烦。

二.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的重点

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多以居家养老为主，所以当前我国城乡规划中的养老设施也要适配这个特点。从城乡规划的角度给予空间设计的合理性，在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同时，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养老服务设施和城市空间的整体设计，一方面尊重中国“在家养老”的养老模式，一方面着重规划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老年人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提供更为便捷和人性化的城乡规划设计，综合的考虑养老服务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和交通设施。

1、营造适老居住区

针对我国在家养老的传统思想，营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社区是当下城乡规划中面对老龄化的重要改进，考虑到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以居民区的住宅为主要的载体，配套建设老年人无障碍服务设施的社区，主要的面向的对象是孤寡独居老人。为了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需求，在居住区域内根据人群密集度分别设立一般居住社区和独立养老居住社区。而独立养老居住社区的建设，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太阳城的构建模式，使用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主要针对中等收入水平或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商业化的服务，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而一般居住区，则需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体现在老年人与社会的融合。

2、养老服务设施

养老服务设施一般是面向公众，主要包括了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两大类。其中机构养老设施一般有两大类，主要有养老院和养护院。其中养老院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福利性事业组织，主要收养的对象是“五保”老人，也可以接受享受退休金的自费老人，坚持自愿入院出院的原则，平常也可以组织很多适量的劳动和文化活动。养护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介护老人，就是那些有一定照护难度的老人，并为他们提供关于健康、饮食、娱乐等服务的养护机构。这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设计要求是，要尽量的靠近公共交通社会，还要尽量的靠近公共医疗设施和公共的空间等。而社区养老服务主要是社区中配套的养老设施，设计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到服务的辐射范围。

3、适老交通设施

适老交通设施主要是营造适合老年出行的交通设施，对于老年人出行的过程，可以做到舒适便捷等无障碍的交通服务，针对老年人特点建设适老和宜老的交通设施。

4、老年公共开敞空间

适合老年人的公共敞开空间有一定的公共性，主要针对老年人公共社交和集体的相关活动，比如集体娱乐、集体健身、集体组织的文娱活动等的户外公共空间的建设，空间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同样的，在公共开敞空间的设计上也要注重于养老设施和交通服务设施的临近性。

5、为老服务设施

为老设施的建设上一定要避免和其他服务设施的重复，在满足基本的公共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布局上，主要为老年人提供相关的文化娱乐和再教育等精神活动的服务设施。

三.针对老龄化问题城市规划需要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

随着老龄化对城乡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城乡规划体系中对于老龄化的要素的分析必须也加快工作的进度，能够有效分析老龄化的趋势，提出适应未来的建设目标和战略，以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针对性的强化养老服务设施的重要作用，明确服务设施的辐射半径，重点解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强化相关设计和布局。具体的措施有：

1、区域性城镇体系规划，要求我们在研究老龄化人口规律的基础上，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重点的分析和规划，并以此为主要的设计思想，围绕周边的服务加大其他相关基础设施的布局，因地制宜，对医疗、卫生、教育等关系民生的基础公共服务机构进行布局上的配合。

2、城市的总体规划，主要体现在城乡的差距上，对于城乡差距，适当的调整养老设施的服务的人均和总量，综合考虑城乡差距，结合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明确各类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

3、控制性的详细规划。所谓控制性的规划，即在落实到城乡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以切合实际的规划目标对公共设施的建设采取重点的控制性措施，并且以此作为主要的引导目标，对于老年基础设施采取重点的控制和管理，满足相关的公共设施的效益的使用范围。

结语：面对日益扩大的老龄化问题，我们要认清楚老龄化带来的具体改变和需求，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老年人的特点，在科学规范的城乡规划的前提下，贯彻以人为本的具体思想，针对性的提出适合老年居住和生活的城乡规划方案，营造宜老为老的养老环境，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小卉，杨红平.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应对研究――以江苏为例[J].城市规划，2013，37（9）：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