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的建议十篇

时间:2023-05-04 13:11:51

人际交往的建议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1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于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若干建议,其着眼点是成人主动创设良好的环境,在环境中创造机会发展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幼儿期,与家庭成员、同伴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是幼儿获得人际交往技能的主要途径,幼儿通过观察学习、模仿和亲身实践获得了那些对人的一生都起重要作用的人际交往技能。

教师在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教师可以直接与幼儿发生互动,帮助幼儿在同伴交往中获得相应的技能;教师可以在与幼儿的直接交往中示范良好的人际交往行为,让幼儿观察学习必要的交往技能;教师还可以与家长协商,有时甚至可以指导家长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那么,教师在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中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呢?

一、给予幼儿与同伴交往的空间和时间

幼儿期的同伴交往是儿童获得社会交往技能的重要途径,幼儿与同伴有着相似的年龄和心理发展水平,更乐于和易于接受同伴的影响,因此同伴交往对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幼儿园是幼儿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在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中,幼儿之间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幼儿一方面可以以亲历学习的方式发展其社会交往行为,尝试、练习自己还不会的社会交往技能和策略,并根据对方的反应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幼儿有了观察学习的机会,可以在与同伴交流、协商和讨论中观察同伴的反应,并采择那些有效的行为方式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

有学者通过观察4~6岁儿童在幼儿园的交往行为,发现同伴间的充分交流往往能带给儿童精神上的愉悦与放松,从而使儿童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与耐心。但是,现在幼儿在幼儿园中,自由而充分交往的机会与时间并不是非常多,一日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被严格规定,甚至连活动之间的转换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好的。无论是高结构的集体教学活动,还是结构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活动,儿童几乎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某些既定的目标,这就造成许多教师卡着钟点在进行各个活动,而忽略了给予幼儿充分的自由交往的时间。鉴于此,教师在设计一日活动时应该将幼儿同伴交往视为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留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在同伴交往中发展社会交往能力。具体而言,教师可以从如下两方面人手。

第一,加强游戏活动,尤其是自由游戏。不同的学者曾经对幼儿园同伴交往发生的环节进行过统计,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幼儿与同伴交往的行为在游戏中发生得最多。在游戏中,幼儿要相互协调、商议,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分工合作,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努力完成游戏。在游戏中,幼儿还会面临各种问题,甚至发生人际冲突,这些都为幼儿提供了人际交往的平台。现在幼儿园虽然非常重视游戏,但是大部分游戏活动偏重教育功能,并且有着与主题活动相关的预设目标,教9币在游戏中的主导性十分明显,从游戏的目标、内容到形式都是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这种游戏忽略了幼儿的自主性,从而导致幼儿在游戏中遇到问题时首先向教师求助,而不是与同伴商量解决。而且幼儿园中大部分游戏的时间都比较短,幼儿间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相互交流、协商与调整。幼儿应该是游戏的主体,教师要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充分的人际互动,要相对淡化游戏的教育目标,因为游戏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没有外部目的的,是受儿童内部动机驱使的。

第二,延迟干预,给予幼儿自主解决人际交往问题的机会。在同伴交往中,幼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同伴不遵守游戏规则,等等。教师每天都会观察到若干幼儿与同伴交往的问题,也会遇到幼儿状告同伴的情形。许多教师为了防止幼儿同伴间矛盾激化或者出现攻击性行为,往往会急于干涉,试图将人际冲突解决在萌芽状态。其实,幼儿间的大部分冲突都是他们自己可以化解的,而教师的介入有时反而会起消极作用,因为幼儿会慑于教师的权威而听从教师,不去寻求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而失去学习交往技能的机会。那么,面对幼儿同伴交往中的人际矛盾,教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儿童心理学家Kostelnik提出了幼儿园教师冲突协调模型的理论。她认为,教师观察到幼儿之间发生矛盾时,应该耐心观察,不急于干涉,如果幼儿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如何解决矛盾,或者开始制定规则来解决问题,那么教师只要在旁边观察即可,不需要介入,而且教师应该留给幼儿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有在观察到幼儿之间的矛盾激化或者开始出现攻击性行为时,才是介入干预的时机。但是,教师进行干预不是为了给幼儿答案。教师首先要平息幼儿激动的情绪,然后了解每个幼儿的想法,最后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若干方法,让幼儿自己对选择何种方法达成一致。这样的干预才是有效的,才能为幼儿提供发展同伴交往能力的空间。

二、帮助幼儿掌握人际交往原则和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

幼儿社会性发展离不开成人的言传身教,其中身教尤其重要。教师作为幼儿成长环境中的权威,其一言一行都对幼儿起着示范作用。教师的人际交往行为是幼儿模仿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比教师的“说教”对幼儿的影响更大。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帮助幼儿学习与掌握一定的人际交往原则和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

第一,帮助幼儿学习与掌握一定的人际交往原则。根据幼儿认知、语言与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悦纳、互利和自愿应该是幼儿在入际交往中首先要学习并遵循的原则。悦纳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人际交往始于个体间的接纳、肯定、支持、喜爱,教师应当教育幼儿,当别人对自己表示友好时,要作出“应答”,而这种“应答”得到强化后,会刺激交往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这有利于幼儿更进一步的交往关系的建立。同时,教师还应当鼓励每个幼儿尽力看到同伴的优点,并且身体力行。人际交往中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互利原则。研究者很早就发现,学前儿童选择同伴一起游戏的最显著标准是相似性,即选择那些认知技能、社交性格、动作发展都与自己比较相近的同伴。第二个标准是互补性,即选择与自己发展水平相似、优势项与自己互补的同伴做朋友。这两个常用的同伴选择标准显示出幼儿人际交往的主要目的是互利。在幼儿园我们经常能听到教师对某个幼儿说:“班级里所有孩子都是你的好朋友。”其实,这种把朋友强加给孩子的做法并不被幼儿接受,因为人际交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愿原则。现实中幼儿对于自己愿意交往的对象有着选择性。仔细观察幼儿,不难发现,幼儿在一段时间内喜欢和某几个幼儿一起玩,形成亲密的同伴关系。教师强调幼儿之间要相互喜欢,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情感体验,是很难被强迫的。教师应该允许幼儿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与此同时可以帮助幼儿学习如何与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人友好相处。教师在教育幼儿遵守这些人际交往原则时要以身作则,实践这些与人交往的信条。

第二,帮助幼儿学习与掌握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教师要教给幼儿人际交往技能,自己必须先掌握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并在适宜的时机展示给幼儿,供幼儿模仿。下面就列举一些适合幼儿园教师的人际交往技能:(1)接纳、欣赏和赞美。人际交往中的3A技巧——接纳(Accept)、欣赏(Appreciate)和赞美(Admire),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2)动作与姿态。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能体现特定的态度,表达特定的含义,而这些含义不但成人能够感受到,幼儿也可以本能地觉察到。例如,一个人在倾听时如果身体略微倾向于对方,表示这个人对对方说的话很感兴趣;相反,如果身体后仰或侧转则会让说话者感到不受重视。在幼儿说话时,教师如果侧过身体,那么幼儿就会感到教师不耐烦。(3)交谈。一次成功的交谈不仅取决于交谈的内容,更取决于交谈者的神态、语气和动作等。无论是和幼儿还是和周围的成人,教师在交谈时都要表示自己的友善之心,不能居高临下,同时还要避免长篇大论,否则容易给听话者带来压力和不受尊重的感觉。(4)倾听。教师常常教导幼儿要耐心地倾听他人说话,其实倾听的技巧不仅要耐心,还要作出适当的反应,如表情自然,经常与对方交流目光,适当地点头以示赞许,或是用微笑来表示自己很乐意倾听。这样,别人才更有信一心继续讲下去。

三、帮助家庭形成融洽的亲子交往氛围

亲子关系是人一生中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许多家庭中的亲子交往并不尽如人意,幼儿园教师常常会遇到家长来求教:“老师,我孩子在家怎么怎么不听话,你说我该怎么办?”其实,帮助家庭建立融洽的亲子交往关系,也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工作。

第一,教师必须认识到家庭在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中的作用,并与家长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许多研究都表明,学前儿童的社会性教育最重要的基地是家庭,幼儿园只是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合作者,当家庭与幼儿园建立起彼此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时,幼儿的社会性教育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有些教师常常抱怨:“为什么我在这个孩子身上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还是不能和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其实,这种抱怨反映出教师没有考虑到家庭在幼儿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如果家庭中没有好的人际交往氛围,那么仅靠教师的干预也是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的。教师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改善家庭亲子交往的氛围,对提高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二,教师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要多提建设性意见。一项针对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家长对教师指导作用的满意度不是很高,认为教师的批评性意见太多,而建设性意见太少。例如,一位家长因孩子依赖性强而苦恼,询问教师该怎么办。教师认真倾听,并不时发表评论,告诉家长这种做法不对,会剥夺孩子独立的机会,那种做法不适宜,会造成孩子不自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家长对教师的分析连连点头称是,可是回家后仍然不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下面摘录一段香港学者李中莹有关亲子交往技巧的论述,教师可以借鉴这些理念,并依据不同家庭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传达给家长,以帮助家长更好地进行亲子交流:(1)少一些长篇大论和说教,多一些简短句子。(2)少一些埋怨(如“都是你不好,你本来就不应该”),多一些用“我”开始的句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每当你发怒,我觉得不想说话”)。(3)少一些“以偏概全”(如“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话”),多一些用描述的方式直接说出事情(如“听到你这样说,我觉得你没有做好这件事”)。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2

主要陪同人员有:吴邦国委员长夫人章瑞珍,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秀诗,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聪敏,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委员长办公室主任孙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等。

8月28日,吴邦国一行在赴拉美三国访问途中,在波尔图作技术停留。

8月29日,吴邦国会见了葡萄牙波尔图市长里奥。

经停期间,吴邦国还考察了葡萄牙著名的波尔图商会大厦,并在下榻的饭店接见了中国驻葡萄牙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吴邦国访问巴西

8月29日,吴邦国抵达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吴邦国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8月30日,吴邦国在国会大厦会见了巴西参议长卡列罗斯,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吴邦国指出,中巴关系基础良好、前景广阔。一是两国都⒅鼐蒙缁嵝鞣⒄梗谥喂碚矫嬗行矶嗑榭梢韵嗷ソ杓6橇焦际钦诜⒄沟男滦耸谐。没ゲ剐杂趾芮浚ダ献髑绷薮蟆H橇焦⒄怪泄遥凶殴惴旱墓餐妫谛矶嘀卮蠊屎偷厍侍馍嫌凶畔嗤蛳嗨频目捶āK接Υ恿焦铰曰锇楣叵档拇缶殖龇3指卟憬煌鼋位バ牛忧课袷岛献鳎焦梅⒄购腿嗣窀l恚澜绲姆比儆牒托匙龀鲂鹿毕住?吴邦国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巴西参议院的关系,推动双方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和工作机构等各层次的友好交往,开展立法和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性议会组织中的协调与配合。

卡列罗斯赞同吴邦国委员长对两国关系前景的展望,表示巴西参议院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在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及时批准两国合作的有关文件共同推动巴中关系的全面发展。

巴西众议院议长雷贝洛陪同参加会见。

同日,吴邦国与巴西众议长雷贝洛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议会交往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在谈到议会交往时,吴邦国说,刚刚签署的中国全国人大与巴西众议院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巴议会关系进入了实质性合作的新阶段。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充实合作内容,提高合作质量。一是促进议会交流的制度化和机制化,保持议会交往的连续性,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加交流的深度,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二是统筹双方议会合作,将议会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纳入该机制框架,吸引更多的议员参加,增加交往的活力。三是发挥议会职能作用和议会交往的优势,尽快批准双边合作的有关文件,着力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

雷贝洛强调,两国议会签署定期交流机制谅解备忘录是加强友好合作的重要举措,巴众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一道,充分利用定期交流机制的平台,推动交流,扩大合作,加深理解,将巴中议会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巴中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做出贡献。

雷贝洛重申巴西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将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吴邦国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会谈前,吴邦国委员长与雷贝洛众议长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巴西联邦共和国众议院关于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谅解备忘录》。随后,雷贝洛主持仪式,授予吴邦国巴西“众议院立法勋章”。

当天下午,吴邦国在总统府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

在谈到中拉关系时,吴邦国说,加强同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近年来,中拉高层交往频繁,各种形式的对话和磋商机制活跃,经贸领域合作发展迅速,双方已成为相互信任的全面合作伙伴。巴西是拉美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发展中拉关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方愿与巴方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中拉关系的深入发展。

卢拉说,我愿在此郑重表示,巴西政府将为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作出不懈努力。卢拉积极评价双方即将签署的6个经贸合作文件,强调这些合作成果将有助于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还积极评价两国议会交往取得的成果,赞赏两国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并表示巴西政府将鼓励更多的巴西议员访问中国,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见结束后,吴邦国委员长和卢拉总统共同出席了《海航集团与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50架ERJ145飞机购买合同生效确认函》等6个中巴经贸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吴邦国委员长的夫人章瑞珍考察了坎丹格之家幼儿园,详细了解了低收入家庭子女学龄前教育的情况。

同日,吴邦国会见了巴西副总统阿伦卡尔。

会见结束后,吴邦国委员长和夫人章瑞珍出席了由阿伦卡尔副总统、卡列罗斯参议长和雷贝洛众议长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

8月31日,吴邦国在巴西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加强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演讲(全文另载)。

巴参众两院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300多人聆听了吴邦国委员长的演讲。巴西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演讲结束后,吴邦国专程前往中国驻巴西使馆看望了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吴邦国委员长夫人章瑞珍等陪同人员出席了上述活动。

同日,吴邦国出席了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充分发挥企业在经贸合作中的主体作用》的重要讲话(全文另载)。

9月1日,吴邦国在位于圣保罗的拉美议会总部会见了拉美议会议长洛佩斯。

洛佩斯说,拉美议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洛佩斯强调,拉美议会和他本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这是庄严的政治承诺。2004年拉美议会决定给予中国全国人大观察员地位,就是实践这一政治承诺的重大举措。

吴邦国说,中国全国人大同拉美议会的友好合作已奠定良好基础,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已建立的联系与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实质性互动与协调,建立更紧密的工作联系,积极探讨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为中拉关系的不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会见后,洛佩斯议长代表拉美议会授予吴邦国委员长拉美议会最高荣誉勋章。

同日,吴邦国会见了圣保罗州州长伦博。

同日,吴邦国还在下榻的饭店接见我驻圣保罗总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当晚,吴邦国乘专机抵达马瑙斯。

9月2日,吴邦国在马瑙斯黑河文化宫会见了亚马孙州布拉加。

晚上,布拉加州长为吴邦国委员长和夫人章瑞珍举行了欢迎宴会。

吴邦国访问乌拉圭

9月3日,吴邦国抵达蒙得维的亚,开始对乌拉圭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吴邦国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9月4日,吴邦国在苏亚雷斯宫会见了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

吴邦国强调,中方愿与乌方保持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稳步发展传统贸易,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促进人文领域的广泛交流,健全合作机制;扩大两国的民间往来,推动中乌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吴邦国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乌拉圭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巴斯克斯对此表示感谢,他相信,中国政府的这一重要举措,将对两国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巴斯克斯赞同吴邦国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和发展两国关系建议。他说,乌方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积极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视中国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榜样,望学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加强在医学、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扩大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全面合作,共同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双方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乌拉圭副总统兼国会主席、参议长诺沃亚等会见时在座。

当天下午,吴邦国在国会大厦与乌拉圭副总统兼国会主席、参议长诺沃亚举行会谈。

吴邦国说,中国全国人大愿与乌拉圭参议院保持领导层经常接触,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促进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办事机构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等交流,推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协调与配合,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诺沃亚表示,乌议会愿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推动经贸合作,促进乌中关系全面发展。

在谈到国际关系问题时,双方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各国人民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各国的事情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当由各国平等协商。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吴邦国和诺沃亚还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公共安全高科技项目的谅解备忘录》等10个经贸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即席发表致辞,高度评价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会谈前,吴邦国委员长还来到独立广场,向阿尔蒂加斯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当晚,诺沃亚在塔兰科宫为吴邦国委员长和夫人章瑞珍举行了欢迎宴会。卡多索众议长和乌政府、议会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当天下午,吴邦国还与乌拉圭众议长卡多索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将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议会交往,推动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吴邦国访问智利并出席中智经贸合作论坛

9月5日,吴邦国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始对智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吴邦国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9月6日,吴邦国在圣地亚哥出席了中智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推动中智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的主旨演讲(全文另载)。

智利参议长弗雷在演讲中说,中国是智利对亚洲政策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智中关系是智利政府、议会与社会各界的共识。他强调,智利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一直走在发展对华关系的前列,今后愿大力推动两国经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此次论坛是由中国商务部和智利外交部共同主办的。吴邦国委员长夫人章瑞珍等中方陪同人员和智利政府有关部门高级官员出席了开幕式。两国工商界人士500多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前,吴邦国和弗雷进行了简短会晤,并在主办单位留言簿上签名留念。

开幕式结束后,吴邦国和弗雷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部和智利共和国矿业部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双边经贸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吴邦国在瓦尔帕莱索市的智利国会大厦与智利参议长弗雷举行会谈。

吴邦国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智利的关系,始终视智为好朋友、好伙伴,我这次来访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两国议会交往,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中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双方高度评价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与实施,一致认为,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便利两国的货物往来,拉动两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双边经贸合作。

吴邦国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与智利参议院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和工作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间议会组织中的磋商与配合,为中智关系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弗雷说,智参议院重视发展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关系,发展对华关系是智朝野各界的共识。智方愿进一步扩大交流与合作,共同把智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会谈后,弗雷代表智利参议院授予吴邦国“参议院勋章”。

同日,吴邦国与智利众议长莱亚尔举行会谈。

吴邦国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与智利众议院的关系,愿意加强双方各层次的友好往来,开展各领域的工作交流,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推动经贸、人文等领域以及地方之间的务实合作,为中智关系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

吴邦国表示,希望通过双方建立的政治对话关系,促进两国议会实质流,加深相互理解,增进政治互信,不断丰富议会交往的内容,增强议会交往的实效。

莱亚尔说,智中议会政治对话机制的建立,充分表明双方推动智中友好全面发展的良好意愿,相信两国关系必将取得更多令人满意的成果。

会谈结束后,莱亚尔代表智利众议院授予吴邦国“众议院勋章”,并发表了致辞。

当天下午,中国全国人大与智利国民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中智议会机制化交流的正式启动。

晚上,吴邦国委员长出席了弗雷参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7日,吴邦国会见了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吴邦国积极评价了中智关系。吴邦国表示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智、中拉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巴切莱特表示,智方十分珍视两国已经建立的信任和友谊,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落实智中自由贸易协定,深化智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人民共享合作成果。巴切莱特强调,智利历届政府均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这一基本立场也不会改变。吴邦国对此表示感谢。

会谈结束后,中智双方共同举行仪式,吴邦国和巴切莱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中智投资与服务贸易谈判。

当天上午,吴邦国在下榻的饭店亲切接见了我驻智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以及出席中智经贸合作论坛的中方人员。

当晚,吴邦国圆满结束对巴西、乌拉圭、智利的正式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启程回国。

吴邦国委员长夫人章瑞珍等主要陪同人员同机离开。

回国途中,吴邦国一行于9月8日在西班牙加那利自治区作技术停留。

8日下午,吴邦国在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市会见了加那利自治区政府主席马丁和西班牙中央政府驻加那利区代表塞古拉。

9月10日,吴邦国回到北京。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3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在一国金融体系内,中央银行具有非比寻常的地位,承担着领导者的职责.然而随着经济和金融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央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的银行,中央银行作为一国金融机构的代表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金融中去.本文主要围绕何为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再联系到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近些年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有哪些合作和交流等问题展开.并给出在金融全球化下应如何稳定和发展中央银行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全球化;中央银行;国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081-02

1 全球化在金融领域中的表现

“全球化”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在国际社会各个领域里的一个

关键词 ,无论是贸易、投资活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金融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相互合作都在不断加强.全球化在金融领域有多种较为具体的表现,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金融资产与收益的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使国内人民之间的资金融通扩大到国际人民之间,国际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的程度迅速加深,对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金融资产的全球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产跨越国界的资金流动,它是金融资本的重新配置,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向的多边的资本流动.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表现为流动速度增加,流动量扩大,即资本流动较为频繁,尤其是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向了新型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私人资本为规避风险,一度大量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撤出但之后又很快恢复,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1.2 金融机构的全球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也开始逐渐在金融业开放并参与设立分支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在1997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加入该组织必须根据竞争的原则经营,但也允许在全国建立的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加入.从而大大促进一国对外金融业务和机构的跨国发展.如今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国籍多元化,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局.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运营也向国际化靠拢,他们不再局限于本国金融市场,而是以国际金融市场为方向,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寻找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

1.3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和科技进步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市场相互衔接,成为一个无法分开的集合.在这样的市场上,资本借贷主体来源于不同的国家,金融交易规模巨大,市场运行的规则条例也都是符合国际组织规范的.而在这个市场上,又尤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等国际金融交易中心为主,它们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重要支点.实现货币统一的欧元区金融市场更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重要产物,它勾勒出未来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基本趋势.

2 中央银行在国际交往中的主要作用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下,各国均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储备的变动,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中央银行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根本利益,努力创造一个经济和金融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金融外交,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进行政策咨询,相互联系,促进中央银行的发展,因为在国际交往中的中央银行作用极其重要.

2.1 与各国中央银行进行官方结算

国际收支能反映国家之间复杂的金融关系,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易,还有多种形式和其他种类的金融交易.各国之间一旦出现国际收支差额,可以由中央银行出面以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等储备资产为手段进行最终清算,更经常的是采用改变官方负债的方法加以调整.必要时还可能会增发货币.

2.2 进行资本国际流动的调节管理和对外负债的全面监测

中央银行通过外汇管制政策、汇率政策,规定银行对外借款限额、特别准备金的缴纳额、国际借贷的条件或通过额度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和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它还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资本的流入流出.此外,自国际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外负债的全面监测管理,并建立了相应的监测调控体系.

2.3 进行外汇交易

中央银行进行外汇交易并不是为了获得超额收益,是出于干预和管理外汇市场运行的需要.这样才能解决因为某些暂时性的原因而引起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所导致的临时性资本流动,也有可能是出于平衡汇率波动所引起的损失.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是按照中央银行间签订的互换货币条约来进行的.

2.4 调节与监督国际金融活动,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话语权

为使一国的国际金融活动正常而有序地进行,中央银行对本国金融机构对外贷款以及对外借款和投资的数量规模进行监督管理;审查或批准本国金融机构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或购买外国银行机构的申请;审查或批准外国银行在本国建立机构、持有或收买当地银行股份的申请,并进行管理和监督.

2.5 发展与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金融机构的对外关系,主动参与经济金融政策的国际对话

中央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代表政府参与IMF组织的活动,二是与国际银行集团等世界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三是参加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四是参与地域性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各国中央银行,作为国际交往中的全权代表,要对同各国央行、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多向合作关系负起责任,交流信息,互通信息,增进了解,改进和完善各自的管理技术,促进本国和各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稳定.

3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的国际交往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也越来越多的进行国际交流,中国人民银行关注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友好合作,在众多合作的领域,近年来都有积极有效地进步.比如在2010年10月22日,在韩国庆州举行的20国集团(G20)二十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二十的中国央行行长会议进行了分析,当全球金融形势,如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其他问题和建设.同年十二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出席第三届会议在上海举行的中法金融论坛,并就如何加强中法两国金融合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期间,杜金还邀请和法国的Jean保罗什么时候银行副总裁举行会谈,双方进一步加强中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11年4月9日正式加入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半岛组织.李东荣行长助理率团代表央行参加了正式加入该组织的签字仪式,并出席了第二十五届行长会.

2012年5月27-29日,央行副行长易纲率领团队赴印尼出席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第42届副手会暨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MFSC)第11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近期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加强地区监测和研究工作及危机管理框架等问题,并听取了各工作组进展报告.次年4月20日,基金组织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二十七届部长级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针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近况和风险、全球政策议程和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

2014年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会见了亚美尼亚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阿·贾瓦德扬.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央行金融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形势交换了看法.双方还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亚美尼亚共和国中央银行合作协议》.同年9月2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了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时全球经济形势、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长期投资、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交易的税收合作等议题.

由此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国的在金融方面的外交十分活跃.一方面,不仅是为金融全球化趋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发展对外金融的策略和方针.这些活动充分说明了我国对国际交往的重视,只有中国人民银行重视国际交往才能为金融外交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转眼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十多年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脚步从来没有退缩,我们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也在一直上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在一直增强和提升.中国人民银行依然在努力地做好各项准备,加强同各方的联系,因为我们深刻知道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不仅要搞好国内的金融稳定和发展,更要积极迎接国际金融环境下的各种挑战,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世界金融稳定.

4 我国央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是全社会金融服务的重要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应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的要求,积极推动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认真研究国外发达国家改善金融服务的经验,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需求,大力推动金融服务创新,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开发新的金融应用系统,努力提升为全社会服务的金融水平.

要正确面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第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和意识,金融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稍不留心,就有可能卷入世界金融潮流的漩涡中,只有把握好每个合作与共赢的机会才是正确的选择.第二,除了要做好央行的本职,还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只是一味的扩张与发展,只会给投机资本留下可钻空袭,严重情况下泰铢贬值的历史悲剧可能会再次重演,这充分说明国际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金融全球化下中央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金融全球化促进了中央银行的发展,中央银行的运行又进一步加深了金融全球化.受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的形势所迫,各国中央银行深刻认识到同各国开展深远合作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仍然是经济的核心,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但在这条路上相信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参考文献:

〔1〕李若谷.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289.

〔2〕李健.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74-375.

〔3〕任康钰.全球化背景下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0(8).

〔4〕刘锡良,肖龄.从独立走向合作——中央银行未来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13(10).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4

上班时侃侃而谈,回到家却疲惫懒言;

聚会应酬时笑容满面,面对亲友时却麻木冷淡。

上下班时间判若两人的人可不在少数,他们似乎患上“下班沉默症”,对正常的情感交流避之不及,甚至拒绝亲友的抚慰,进入了交际怪圈。

为什么下班后就不想开口?

调查中,59.6%的人认为原因是工作压力让人身心疲惫,难以兴奋;52.7%的人认为长时间疲劳,使一些人形成了排斥情感交流的惯性;40.5%的人认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陌生人客气,忽略亲友感受;37.0%的人认为工作和交通环境太嘈杂,导致人们迫切寻求安静空间。

“上班时为达到工作要求,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去跟人交流,这样上一天班会觉得很累,回到家就想安静地休息。”很多人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都有这种回家后“累得说不动话了”的感觉,于是就表现出少言寡语或冷淡麻木的状态,“但如果这成为一些人习惯性的休息方式,他们将来即使有精力进行交流,也不会这样做了。”

专家认为,在工作、应酬和家庭中,人们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角色转换时,人们往往会忽略家庭角色对人的期望,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休息方式,没有很好地考虑家人的感受。此外,每个人精力都有限,工作繁重或急切希望有所成就的人,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工作上,而没有充足精力去关注家庭生活。对安静环境的需要可能导致他们对亲友表现出沉默、冷漠的状态。

容易引发心理疾病

调查显示,63.4%的人担心“下班沉默”会让人无心关注生活细节,对生活失去热情;59.6%的人认为“下班沉默”会让人缺乏情感交流,引发更严重的心理疾病;58.5%的人认为“下班沉默”会让亲友间产生隔阂和矛盾;58.3%的人认为“下班沉默”会让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受到伤害。

专家指出,虽然有些人下班后通过沉默的方式补充自己的情感资源,但这种自我保护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长期“下班沉默”可能形成逃避情感交流的惯性,破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导致抑郁症等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引发身体疾病。

如何改善?

如何改善“下班沉默”影响正常社会交际的状况?60.7%的受访者建议容易“下班沉默”的人努力关注生活细节,寻找生活乐趣;53.3%的人建议他们多与亲友沟通,有助于降压;44.7%的人建议他们主动跳出交际怪圈,重视情感交流;另有44.8%的人建议用人单位进行人性化管理,多让员工和家人在一起;44.2%的人建议亲友给重压下的人更多理解和关怀。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5

巩固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

吴委员长此次访问的非亚四国,虽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但都是我传统友好国家。四国热烈欢迎吴委员长到访。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古里拉布、南非国民议会议长西苏鲁、马尔代夫人民议会议长沙希德、安哥拉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洛伦索等亲自到机场迎送吴委员长,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和四国议会领导人专门为吴委员长举行欢迎宴会。

访问期间,吴委员长分别同纳米比亚总统波汉巴、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南非总统祖马、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等四国主要领导人举行密集会见会谈,积极评价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把握和规划国家关系发展方向,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和政党之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特别是年青一代的交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不断夯实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四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和真诚的合作伙伴,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和无私帮助,期待与中方在更广泛领域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国家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是吴委员长此访的重要内容。在出席首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开幕式和在南非国民议会发表面向非洲的主旨演讲时,吴委员长用真切的历史、翔实的数据、生动的事实,集中阐述了中非友好的宝贵经验和中国的对非政策。

“是共同的历史遭遇让我们走到一起,是共同的发展使命让我们连在一起,是共同的战略利益让我们站到一起。中非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我们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非友好不会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更不会因为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只要我们秉持和发扬中非友好合作的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平等相待,坚持互利合作,坚持相互支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

吴委员长的精辟论述和郑重宣示赢得阵阵掌声和热烈欢呼。非洲三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非中合作对促进非洲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作用,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同非洲国家是永远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拓展务实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

吴委员长一贯高度重视并亲力推动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此访期间,他反复强调,良好的政治关系应当促进经贸关系的发展,希望双方加强对经贸合作的统筹指导,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积极推动一批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深度,努力将良好政治关系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针对往访国的具体情况,吴委员长还提出许多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建议。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南非在全球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到了中非贸易额的1/5。但双方投资合作相对滞后,合作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拓宽。推动双边务实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和更高水平迈进,是吴委员长同南非领导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吴委员长还专程赴比勒陀利亚出席中南工商界晚餐会并致辞,在深刻分析中南互补优势、两国发展战略和巨大合作潜力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投资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环境等建议。他强调,拓展制造业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环保、低碳经济、旅游观光、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完全可以成为中南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纳米比亚资源丰富,对发展纳中经贸合作愿望热切,但当前双方贸易规模依然偏小。吴委员长提出,双方应加强矿产资源领域投资合作,以此带动矿产品深加工、制造业等方面的合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积极探索项目融资新方式新途径。中方鼓励中国企业扩大自纳方进口牛羊肉、水产品等,以进一步优化双边贸易结构。

安哥拉是中国在全球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和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国。为促进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吴委员长建议,充分发挥现有双边机制作用,尽快启动中安双边委员会机制,共同编制经贸合作中长期规划,抓紧商签投资保护等协定。支持双方企业从贸易合作向产业合作转化,把能源领域合作向上下游产业延伸,积极探索金融、物流等领域互利合作的新途径。发挥中方计划援建的农业示范中心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开发投资,提升农业合作规模和水平。

关于中马经贸合作,吴委员长指出,双方应坚持优势互补,加强在旅游、渔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中方鼓励更多的中国公民赴马旅游,以推动中马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

四国领导人对吴委员长的务实建议给予积极回应,表示将落实好双方已达成协议的合作项目,愿在更广泛领域与中方开展长期战略性合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并将为此创造环境、提供便利。企业界人士兴奋地说,吴委员长的论述说出了企业界的心里话,使他们进一步坚定了合作信心、明确了合作方向。

加强议会交往

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议会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加深人民友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吴委员长对纳米比亚、安哥拉、马尔代夫的正式友好访问,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首次到访;对南非的正式友好访问,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隔12年的再次到访。访问对于进一步密切中国全国人大与四国议会友好交往,促进国家关系深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访问期间,吴委员长分别与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古里拉布和全国委员会主席卡佩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卡索马、南非国民议会议长西苏鲁和省务院主席马赫兰古、马尔代夫人民议会议长沙希德等四国议会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见,就进一步加强双边议会交往达成广泛共识。一是,继续保持议会高层交往势头,不断扩大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办事机构等各层次友好往来,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民主法制建设经验。二是,围绕国家关系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议会自身优势,着力推动经贸、人文、地方等领域务实合作,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三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磋商与配合,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建立定期交流机制、设立双边友好小组,是中国全国人大推进同外国议会交流与合作机制化的重要形式。2006年9月,中国全国人大与南非国民议会签署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谅解备忘录。此访期间,吴委员长指出,应尽早启动两国议会定期交流机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创新、丰富对话的议题和形式,扩大代表、议员的参与程度,同时要及时审议批准双边合作法律文件,为中南关系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安哥拉,吴委员长还建议设立双边友好小组,吸引更多议员特别是年轻议员投身中安友好事业,采取多种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议会领导人表示完全赞同,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尽快落实吴委员长的重要建议。

客观介绍中国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5月25日正值第四十八个“非洲日”,南非国民议会、省务院议员来到议会大厦,聆听吴委员长发表重要演讲。

“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中国发生沧桑巨变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我们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人民意愿的强国富民道路。”“一是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二是坚持把改革作为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锐意推进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其他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坚决实行对外开放。三是坚持把和谐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战略高度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吴委员长旗帜鲜明的回答和深刻精辟的阐述,引起广泛共鸣,会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吴委员长强调,“稳定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前提。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要在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搞现代化建设,没有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可能陷入内乱和分裂的深渊。”“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发展才能顺利进行,亿万人民从稳定中尝到了甜头,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和谐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稳定是福,动乱是祸,社会和谐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南非两院议员们再次全体起立致敬,争相同吴委员长握手交谈。议员们纷纷表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钦佩、实践经验弥足珍贵,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社会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有益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6

一、深入实施“创新年”活动,推动外事工作不断创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外事工作的活力和生命线,是外事工作取得新突破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我们要充分认识开展“创新年”活动的重要意义,把“创新年”作为我办今年工作的总抓手,成立我办“创新年”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创新年”活动的组织领导,制定我办实施创新年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创新年”的各项活动,使创新理念在我办干部职工中深入人心,使每一名干部职工都成为创新的主体,人人参与,人人行动,使创新成为我办上下的自觉行动和永恒主题,以此全面增强我办创新意识,推进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等全方位创新,形成工作新思路、找到工作新方法、建立工作新机制、树立服务新形象,实现工作新突破。

二、完善外事体制机制,加强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和协调

(一)调整我市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XX年我市成立了中共市外事工作领导小组,XX年进行了一次调整,XX年四大班子已进行了换届,市领导和部门的领导都有所变动,需及时对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要完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内容,如一年召开外事工作会议不少于两次,对全市领导出访、因公出国(境)审批、境外招商、友城交往、重大涉外活动等外事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计划协调,加强市委市政府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和领导。

(二)完善科室设置,增加外事队伍力量,推进市县区外事机构的建立健全

根据XX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精神,各地要加强对外事部门编制、经费的保障。同时,随着我市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的加快,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对外交往的领域不断扩大。我办作为我市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工作任务,现有的翻译人才和人员编制远远不能满足我市对外工作的需要,人员力量的不足和职能科室设置的不健全大大制约了我市外事工作的开展和拓展。各县区对外交往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大量的外事工作需要部门归口管理,而目前我市只有武鸣县设有外办,县区外事机构出现“缺腿少臂”现象,影响了我市对外交往工作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办将努力推动市、县、区外事机构的建立健全工作,促进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三)完善、健全我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我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尚未进行过换届。作为官方交往的有益补充,友协能够起到承上启下、引导民间交往、建立广泛的外事战线的作用,完善和健全友协机构,对不断扩大和充实民间交往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发挥友协的作用,我办将筹备友协的换届工作,并尝试从民间广泛募集热心我市对外交流人士为会员,定期开展活动,积极发挥友协民间外交组织机构的作用。

三、创新国际友城工作,发挥友城对外交往的重要渠道功能

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越“两廊一圈”建设进程加快以及我区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际友城平台,扩大对外交往,推动我市主动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多区域国际合作,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为国家整体外交和我市构建区域性国际城市服务。

(一)优化友城布局

1、总体思路:将以东盟国家城市为重点,深化与日韩的交往,向欧美澳发达地区拓展,兼顾拉非等发展中国家。

2、策略:采取“主动出击”、“以点带面”、“板块推进”策略,充分发挥现有友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使我市的对外交往由现有友城拓展到其周边城市和周边国家城市。同时,注意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集中时间进行片区推进交往,稳打稳扎,形成集聚效应。

3、重点和目标:重点推进与印尼茂物市、美国洛杉矶郡的交往,争取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开辟柬埔寨、老挝、缅甸、日本、智利、巴西、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友城空白区,物色友城交往新对象。共3页,当前第1页1

(二)延伸友城内涵

在友好城市中推动发展友好县区、友好学校、友好企业、友好单位、友好家庭,使友城工作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向纵深发展,逐步构架友城多层面立体交往网络,让更多的部门和单位、社会机构、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友城的工作和交流中,从而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民间外交,促进我市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三)开展友城特色交流

不断深化与现有友城的交流与合作,保持适当批次的高层互访,同时,针对各个友城特点,精心策划,充分准备,开展特色交流,打造我市友城活动的品牌。以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教育培训、图片展览、美食展示、企业推介等为内容,在我市与友城之间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扩大友城平台,发挥友城合力,为经贸、招商、宣传营造氛围和气候,创造条件和机会。

1、结合今年是中韩文化年,建议市政府在韩国果川市举办“周”活动,开展招商推介、旅游美食、文化演出、体育比赛、特色产品展示等活动。

2、继续开展与韩国果川市的公务员交流活动。

3、扩大青少年交流项目,发展异国青年友谊,培养友好

交往的接班人。努力促成英国诺斯利市学生夏令营访问;组织我市学生夏令营赴澳大利亚班达伯格市、冬令营赴日本宇城。

4、加强与友好城市的教育合作,在原有向泰国孔敬市选派中文教师的基础上,扩大活动影响范围,尝试与泰国其它城市和越南海防市等其它东盟国家城市开展类似项目,同时与发达城市开展退休教师支援我市语言人才培训项目。

(四)以友城为平台,加强对外宣传,提升我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积极协助市外宣办、市广电局和我市媒体,与国外友城建立友好电视台,开展节目互换、内容展播等宣传交流活动,展示新形象,或在友城报刊开辟专栏,介绍我市人文历史、景观景点、社会经济发展等情况,让友城和世界了解,向往,提升的国际知名度,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四、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对外交流活动,营造开放的城市环境,促进对外开放的发展

(一)广交朋友,扩大对外联络网络

1、加强与使领馆、商会的联系。主动定期拜会各国驻华使领馆、知名商会、世界知名企业在华总部或办事处;应邀参加其国庆纪念等活动;为越南、泰国、柬埔寨驻我市领馆(办事处)提供优质服务,积极邀请其参加在我市举办的重大国际活动;利用市领导出访时机,拜访我驻外使领馆,建立沟通机制。通过形式多样的交流,密切与使领馆的关系,争取使领馆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使其成为宣传、推介我市的渠道,成为我市对外交流和招商引资的桥梁。

2、工作上做个有心人,重视发展与世界知名企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友谊,在新年前夕向国外友人寄发贺卡,在友好城市市长的生日及重大节日前,致信祝贺,以此培养感情,增进友谊。

3、定期召开“市荣誉市民”座谈会,建立荣誉市民交流平台,激励荣誉市民为我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多作贡献。

4、与驻邕大学国际交流机构、驻邕大型外资企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其拥有的外事资源丰富和充实我办的对外联络网络,为今后我市与国外政府和经济界的交往打好基础。

(二)举办丰富多彩的涉外活动

1、植造友谊林。组织以“老外看”为主题的“老外骑自行车游”暨“我为添一绿”活动,在组织外国友人看邕城新面貌的同时,开展植树造林、美化活动,激发老外热爱、为作贡献的热情。

2、举办“外国人中华才艺大赛”,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3、与晚报社共同开展“寻找越南育才学校老同学”活动,逐步在越南建立更广泛的人缘网络。

3、做好“两会一节”的服务工作。在“两会一节”期间举办“友城特色美食展”,邀请我市的国际友城尤其是东盟国家友城到我市展示异国风味美食,扩大双方在美食行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尝试通过荣誉市民发动、组织外国企业界、商会、市民旅游团等到我市参会并开展民间交流。

(三)加强我市各行业的对外交流

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构建“m”型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组织我市领导、行业有目的、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走出去”,多了解世界,多宣传推介,多寻找商机,多抢占市场。(具体项目另文报)

 五、进一步拓宽思路,强化外事为经济建设服务

(一)            做好因公出国(境)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把管理寓于服务,把服务寓于管理。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我市因公出国(境)管理,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我市因公出国(境)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严防紧堵公费出国旅游,维护政府勤政廉政的良好形象。继续理顺各种关系,加强归口管理,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诚信企业直报制,切实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服务。

发挥外事部门政策业务熟悉和外语优势,扩大护照签证代办业务,减少各申办单位因不熟悉业务而往返多次的问题,提高我市护照签证申办效率。

(二)做好涉外管理工作共3页,当前第2页2

牵头与公安、安全、统战、宗教、卫生、教育、民政、侨办、侨联、妇联等相关部门建立涉外管理联席会议制,不定期召开会议,通报信息,协同单位齐抓共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外国驻邕领馆(办事处)、外国记者采访、在邕外国人员的管理,妥善处理各种涉外案件,维护我市对外开放的正常秩序,同时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树立良好的对外开放形象。

(三)做好外宾接待工作

加强学习培训,熟悉接待程序,注重接待细节,优化服务水平,提高接待质量,发挥接待效果,使接待工作更好地为扩大宣传、招商引资、树立城市形象服务。

(四)充分发挥外事信息的作用

主动介入,积极跟踪,掌握第一手信息,并发挥网站、外事简报等载体的作用,及时向相关单位传递,推动外事信息转化为经济建设成果,促进我市经济的发展。

(五)积极协助“三街一区”办和区外办筹建领事馆区

大力协助做好领事馆区的规划、宣传、信函翻译和对外联络等工作,同时,为现有驻的领事馆(领事办)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国家到设立领事机构或办事机构。

六、加强对外事政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一是大力宣传和贯彻中央、全区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全市外事工作会议,把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的对外工作精神和要求上来。

二是通过在党校干部轮训班、大型企业、出国团组中增加外事政策纪律、外事礼宾礼仪、出入境管理、涉外知识的专业讲座,不断普及外事知识,积极争取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对外事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三是利用社会文体活动,宣传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和对外交流的成果,鼓励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参与我市的对外交流工作,推进我市国际化进程。

  七、进一步加强外事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外事干部的综合素质

为适应我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和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需要,围绕构建学习型机关,立足自己培训与外派培训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对外事干部的培养力度。

(一)加强自身业务学习培训。确定二月份为我办“学习培训月”,邀请外事专家为我办人员授课;同时,以我办科室和业务骨干讲课、座谈讨论等形式,进一步熟悉外事业务,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全办共同提高。

(二)加快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积极借助外力、开拓渠道、创造机会,通过派驻国外工作或出国培训深造、与友城实施公务员交流项目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提高

我办和我市现有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培养我市高层专业翻译人才。

 (三)培养专业化的礼宾人才。一是组建我办相对固定的礼宾接待组,作好礼宾分工和协调,加强实践锻炼,使每个礼宾接待人员都熟悉接待程序和各个环节,配合默契,成为礼宾工作的专才。二是输送礼宾人员到外交部跟班学习,锻炼提高。

八、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

在去年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已有成果,继续大张旗鼓地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打一场机关效能建设的攻坚战。在我办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大力整顿干部作风和机关作风,力争实现工作作风明显改进,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办事效率明显提高,政务环境明显优化,干部职工真正做到“清简务本、行必责实”。

(一)健全对机关人员的管理制度。实行内部工作分工和项目专人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岗位职责考评制,健全对干部的奖惩激励机制;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开展机关职业道德、纪律、法制、廉政、节俭教育,增强干部职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树立勤政廉政的良好形象。

(二)进一步完善各项后勤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厉行节约、确保服务的原则,加强对车辆、财务、电子办公设备的管理,压缩经费开支。

(三)着力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根据现代办公自动化新形势的要求和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切实抓好我办采用政府oa系统进行公文处理和公文交换工作的实施,推动无纸化办公自动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四)加强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动工会、妇委会等群团组织,积极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支教、普法、禁毒、计生和各种文体活动,营造团结互助、严肃活泼、积极向上的良好机关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机关,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7

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与共产国际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在共产国际的呵护下,中共度过了呀呀学步的幼年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开展了对外交往,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他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维金斯基在北京找到,然后经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开始实施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他们一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中共成立不久,就开始走上国际舞台。1922年1月底至2月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派出了14名代表与会,这是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直接帮助。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等。

远东大会让中共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力量。当时,中共在思想理论上、组织上以及财政经济上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因此,1922年6月,党的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从这时起,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便当起了中共的“保姆”。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向中国派出代表。这是1928年前的主要方式。期间,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有10余人,除维金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外,还有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勃留赫尔(加仑将军)、罗米那兹等,1928年后又有米夫、李德等。第二种是由中共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团。1928年6月,在党的六大期间,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自此至1940年春,中共中央先后向共产国际派出了以瞿秋白、王明、王稼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四批代表团。遵义会议前后各两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学院等为中共培养了1000多名干部。此外,还给中共提供了一些特殊政策,譬如,1928年,由于诸多原因,中共提出到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要求。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党的六大。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在得到共产国际呵护的同时,中共也常常遇到“成长的烦恼”。米夫的颐指气使,李德的飞扬跋扈,给许多中国同志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

共产国际的指导,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带来双重影响。党的成功与挫折,大都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就前者而言,1922年至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统战政策,让中共与实行党内合作。结果,不到3年时间,中共便从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一跃成为一个拥有5.7万名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就后者而言,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这一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

经过幼年的挫折,中共通过遵义会议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斯诺的到来,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从此,国际人士纷至沓来,原本清闲的交际处一下子忙碌起来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就设立了外交部,但直至长征,也没有接待过外宾。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改为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在保安,交际处建起了一幢4间小砖房的招待所。1936年7月,这里迎来了第一批外宾。

1936年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给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出指示,让他们物色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到苏区访问,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上海党组织通过宋庆龄来做这个工作。宋庆龄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因为他们曾向她表示过访问苏区的愿望。

6月初,海德姆从上海西上,斯诺从北平南下,两人于郑州会合后前往西安。斯诺怀揣着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他的一封用隐显墨水书写的致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海德姆则带着宋庆龄给他的半张5英镑的钞票。两人到达西安后,在“西京招待所”与持有另外半张5英镑钞票的“牧师”接上了关系。他们在西安地下党员的安排下,于7月中旬秘密进入了陕北苏区保安。这是中共和红军第一次在苏区接待西方记者。7月14日,中共中央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在这里,斯诺四处奔忙采访收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材料,、、等中央领导以及、、等红军将领无一不在采访之列。在保安窑洞,与斯诺进行了五六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苏区采访了4个月之后,斯诺读懂了红军和苏区。1937年7月,他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向世界报道了中共以及红军的真实情况,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斯诺陕北之行,使中共及其领导的苏区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自斯诺推开苏区这扇大门之后,来陕北访问的外国人士逐渐多了起来,到抗战初期,访问过陕北的外国记者便有10多人。

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政府虽然作了种种限制,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外记者的西北之行。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这个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共中央把记者团的到来看作打破封锁的契机。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是“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记者们到延安和边区访问后,大都为那里的景象所吸引和感动,他们离开边区后,写了许多反映边区真实情况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白修德与贾安娜合作的《中国的惊雷》,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等等。

记者们用手中的笔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扩大了中共在世界的影响。除记者和作家外,还有外交官员。这些国际友人的到来,使原本清闲的交际处一下子忙碌起来。

同时,中共还千方百计走出边区开展外交活动。国共合作建立后,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中共便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及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使其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与“迪克西使团”打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经赫尔利特使建议,亲笔给罗斯福总统写信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一直希望建立起与美国官方的联系。1944年,机会终于来了。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飞机第一次飞延安。乘坐这架飞机去延安的是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一批美国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他们就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派遣的美军赴延安观察组。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共18人。

美国给观察组取了个代号,叫“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来是指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反叛各州,这里则暗指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区。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主要使命是了解华北日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同时探索美国与中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解的可能性。中共热烈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联系及合作的开端。亲自修改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战友们”几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8月18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的愿望。美军观察组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及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向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延安接待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试图促成国共和谈。1944年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说明他来中国的意图,并表示访问延安的愿望。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和等到机场迎接。赫尔利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而来的。会谈时,赫尔利拿出一个他与共同草拟的文件,共有五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告诉赫尔利,中国需要统一,但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与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0日,交给赫尔利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五点建议,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当天,和赫尔利在这个一式两份的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签字的,文件还留有专给签字的空白处。签字前,赫尔利说:“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应赫尔利建议,11月10日,亲笔给罗斯福写信,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果然不出所料,拒绝在中共提供的协议上签字,赫尔利后来也出尔反尔,致使五点建议成为泡影。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外交基础,1945年,美国政府才会同意中共方面推荐的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东方堡垒。中共与兄弟党相互支持,真正的党际关系由此开始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仍然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抗战初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微妙。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由在莫斯科养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回国伊始,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由于王明的“新方针”涉及到共产国际,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所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3月,任弼时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8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王稼祥也全力配合和支持任弼时的工作。任弼时和王稼祥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致开幕词,朝鲜代表武亭致闭幕词,作总结报告。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荷印代表毕德文、越南代表黄振光、泰国代表马纳、犹太族代表叶华和桑柏格尔德等先后发言。出会并讲话,他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这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行径的一次盛会。

一批国际著名职业革命家来到延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工作9年后,于1940年4月秘密来延安开展反战运动。他发起组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森健等人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并任校长,从事日本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了9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并在会上发言。来延安的还有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他1938年底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经新疆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在延安,中共与兄弟党相互支持。1937年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中共派出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等100多名中国勇士参加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同年5月15日,给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写信表示:“我们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是休戚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正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来支援西班牙人民,并向你们学习。”

除了开展与兄弟党的联系外,中共还同一些民族政党建立了联系。1939年7月11日,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给中共中央和来信说:“我们充满着景仰,注意你们的事业和八路军的业绩已经好几年了。……我热切希望能够到中国,亲自带给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祝愿。”他于8月23日应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国访问。8月27日,致电尼赫鲁,欢迎他访问延安。尼赫鲁接受了邀请。后来,由于印度国内局势变化未能成行,但两党的友谊却从此开始。

米高扬来到了西柏坡,司徒雷登却取消了北平之行。在苏美对峙格局中,中共中央形成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续与两个大国打交道,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

由于此时美国扶蒋的意图昭然若揭,中共对其保持戒备态度,与其交往比较集中的有两次。

一次是解放战争初期在“军调部”的交往。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12月23日,、拜会了马歇尔。经美方调处,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中共、政府、美国各一人。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中将,送交一份书面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的关系。中共与美方在军调部的交往就此结束。

一次是解放战争后期与其驻华大使馆的交往。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馆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司徒雷登大使仍然留在南京。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担任过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在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比较公正。这时,黄华受的委派,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十分欣慰,因为黄华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又是他的秘书傅泾波的同学。5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司徒雷登还计划访问北平。6月28日,黄华转告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但是,司徒雷登的计划没能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他只好于8月初返回美国。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大门从此关闭。

中共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交往比较复杂。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当全力支持中共,但从国家利益考虑,它又不能得罪。1945年8月14日,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协定,苏联从中获得了特殊利益,也对国民政府有所承诺。因此,在中共接收东北问题上,在乘胜进军问题上,苏联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反而不时施加压力。直到全国胜利前夕,双方交往才骤然升级,开始了高层领导人的互访。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4人秘密来到西柏坡。原本想去一趟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建国方面的有关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米高扬介绍来意:“我这次来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同志的意见的。”这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书记共与米高扬会谈了3整天。

同年6月26日至8月14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访苏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苏联各地、各部门进行参观学习。双方达成了苏联援助新中国的相关协议。这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背景下,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触,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在苏美对峙的世界格局下,1949年春夏,中共中央形成了三大外交方针。

一个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不急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1月31日,在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出:“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

一个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的原则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8

有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规定“一府两院”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时,对延误时限,答复问题不实,答复后不兑现等情形进行问责。笔者根据多年办理工作实际,认为这极为不妥。

一是对超过法定时限要分析原因,不宜直接问责。法定时限不能一味强调,虽然代表法明确了时限,但仅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要求。在办理工作中,不少办理单位在办理工作还没有实际进展时,就按照法定时限,草草答复。不少答复仅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计划。我们如一味地要求各个建议都按时答复,“一府两院”当然可以做到,但必定存在研究不够深入、计划不够周密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对一般的建议要求按照法定时限答复,对情况特殊的建议,经人大常委会同意后,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答复,尽量减少代表对答复不满意,要求重新答复的情况发生。因此,代表提建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而不是争取答复的速度。

二是对答复内容不实要分清情况,也不宜直接问责。代表建议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建议质量也高低不齐,答复的对象往往是政府的部门,它们工作内容工作计划不仅受本级政府的计划影响,而且还受到上级政府及部门的左右。因此,代表建议内容不一定突出政府的工作中心,大多是一些修补性的建议和批评性意见,对涉及长远的大事要事,政府工作要受五年计划和财政预算的限制,对每一个领域每一项工作答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误差,由于代表的视角原因,往往认为答复不合事实,其实这不是政府的主观原因,大多数是客观情况造成的。

三是对答复不兑现要看问题性质,也不宜直接问责。在建议办理工作中,有一小部分难以兑现,我们要认真分析原因,如果是办理部门和单位主观原因,可以予以批评,甚至处罚。但实际上代表建议答复不能兑现有的是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国家政策调整,上级项目资金没有到位,导致某些工程进展缓慢的,由于不确定性因素,造成有些问题反复发生。又如,城市管理、安全生产、交通安全,不是答复提高水平就一定不出问题。再如有些工作已经根据当时情况答复的,计划改变了,以前的答复难以兑现的,如由于交通规划变更等原因,先前答复修的道路和桥梁计划变化了等等。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人大常委会)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9

关键词:高校;特困;人际交往能力;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

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未来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高校特困生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其背负的巨大经济压力,使其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顾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人际交往活动。高校并轨制度实行后,随着学费的不断升高,高校特困生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因此了解、掌握、关注高校特困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状况,并有针对性的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对策,真正使他们成为情智并重,身心健康的社会人,是高校学生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也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受试者

选择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100人为特困组调查对象,获得有效问卷96份,并从三个学院随机抽取100名非贫困生作为普通组,获得有效问卷92份。基本情况见表1-1。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采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作为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工具。

1.2.2 数据统计

在实验数据统计分析中,利用SPSS15.0数据处理分析软件进行处理。实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显著性差异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P

2. 结果与分析

高校特困生中,主动交往维度得分高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7.5%,超过15%的高分常模,低分百分率也低于30%的低分常模,说明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倾向于比较主动大方,容易与人建立联系;在适当拒绝维度得分高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33%,低分百分率基本持平,这表明他们在遇到对方的无理要求或言行伤害时,常采取忍耐让步的做法;在自我表露维度得分高的占总人数的10.42%,得分低的占25%,这说明在受试特困生中大部分人不善于并且不会主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思想,彼此间的信任与亲密感不足;在冲突管理维度上高分的占18.75%,低分的占4.17%,表明他们可以直面与他人的冲突,正确处理矛盾,有一定的解决技巧;在情感支持维度得分高的占14.58%,得分低的占12.50%,这说明他们注重情感支持,善于同情、回应他人的情感体验,能够恰当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关心。

高校特困生与普通大学生比较,如表2-1,在五个维度上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在主动交往维度上,特困生的得分有低于普通大学生的趋势,表现在低分率较高,这说明和普通大学生相比,特困生中更多的人倾向于不愿或不敢主动与人交流,不能自然的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在适当拒绝维度上,特困生的得分也有低于普通大学生的趋势,表现在高分率低,而低分率高,这说明特困生面对他人的无理要求或伤害时更习惯采用隐忍的方式对待;在自我表露维度上,特困生的得分亦有低于普通大学生的趋势,表现在高分率比普通大学生低,这说明特困生中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在冲突管理、情感支持两个维度上,特困生有略高于普通大学生的趋势,这说明特困生面对矛盾时更能够给予理解与忍让,更善于从情感上支持和帮助他人。

以上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 建议与对策

要解决特困生的人际交往问题,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关键在于帮助他们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大学特困生能够真正地面对自己、正视贫困,学会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进行人际交往。

一方面学校要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通过不断完善奖、贷、助、减、补、扶“六位一体”的助学体系,拓展资助渠道。另一方面要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特别是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上给予特困生特别的关注,帮助他们度过“人际交往贫困期”:第一,在特困生入校伊始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和人际交往能力测试,发现问题,建立特困生心理档案,通过个别咨询与团体咨询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第二,开设人际交往训练课程及讲座,为特困生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提供渠道;第三,依托大学生心理社团及心理俱乐部等学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将特困生吸引到活动中来,使他们在活动中了解人际交往方面的知识和技巧,增加与人交流的机会;第四,注重在专业教学中渗透人际交往的思想和技巧,结合专业实习,讲述一些现实中可能面对的交际问题,从实战的角度培养特困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第五,加强班级、宿舍的整体建设,创造一个互助互谅的和谐班集体,通过师生间、同学间的团结互爱,加强与特困生的交流和沟通,让特困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从而化解其孤独、寂寞情绪,进一步增强自信心;最后,建立校内心理网络,通过有效的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异常人际交往状态给特困生造成的影响,对有严重障碍的特困生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人际交往的建议篇10

中国国家主席4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呼吁各国大力弘扬60年前的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年半内第二次来到印度尼西亚,再次凸显中国领导人挥之不去的“万隆情结”。

1955年1月,印尼总理阿米佐约邀请中国总理参加同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当时,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不到六年,不仅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压,也没有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承认。在出席首届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与新中国建交的只有七个国家,其余22个国家仍承认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打破孤立,中共决定派率高级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但中国当时既没有远程飞机,也没有开通国际航线,决定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尼。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发生爆炸,机上人员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全部遇难。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飞机爆炸的原因是台湾特工买通香港机场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目标是暗杀。至于如何躲过此劫,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当时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前往万隆的面临安全风险,也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增添了一层悲壮色彩。

就在外界怀疑一行是否还敢去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1955年4月16日,率副总理等中国高官出现在雅加达机场,引起巨大轰动。

1955年4月18日-24日,首届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会议的开始阶段并不顺利,一些国家的代表将矛头指向中共,批评共产主义是“新形式殖民主义”,要求亚非国家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深知,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对中国十分不利。他临时改变发言内容,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希望各国代表“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

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万隆会议最终达成“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60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盛赞万隆会议和万隆精神,认为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十分重要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亮相,万隆精神的主要内涵即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也从此被奉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2005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前往印尼,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和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发言中说,万隆精神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民族振兴和推动人类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显然也有浓厚的“万隆情结”。据中新社统计,不到两年时间,已在不同场合先后五次提到万隆会议。具有官方背景的“复兴路上工作室”4月17日也推出微电影“跟着大大走之万隆会议篇”,用不同肤色亚非人的笑脸呈现“团结就是力量”的主题,成为新媒体上的热门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