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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7 02:59:09

扶贫论文

扶贫论文篇1

农村出现返贫现象，多数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例如，2003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一年，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增加80万。由于2003年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438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5.4%，其中成灾面积3251.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9%，绝收面积854.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30.3%，造成当年全国农村有1540万人返贫，占当年2900万贫困人口的53.3%。所以自然灾害严重是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增加80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农村贫困地区抗灾能力较弱也是造成返贫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农村扶贫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农田基本建设，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抵御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返贫发生，巩固来之不易的农村扶贫成果。

二、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近20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安排的专项扶贫投入不断增加。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我国政府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0多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390多亿元），信贷扶贫资金880亿元。按照中央要求的配套比例（1996年以后为30%-50%），地方政府扶贫投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这么多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贫困地区是否做到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值得关注。

又根据国家审计署消息，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用于平衡预算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扶贫贴息贷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交通、工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和竞争性行业，而扶持农户的小额贷款逐年减少。根据上文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减慢，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却是逐年增加，也就是说，我国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在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中，必须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首先，从管理机制上，各级政府要学习借鉴人民法院将立案、审查、执行、监督四分离的办案管理模式和农业银行审贷查三分离的贷款管理办法，要改变各地在扶贫资金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立项投放和监督检查融为一体的管理机制，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能和监督行政行为的职能完全分开，扭转自我监督的局面，从体制上切实强化对扶贫资金投放使用的监管。其次，从管理步骤上，要把对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贯彻于扶贫资金投放使用的全过程，做到早介入、早防范、早纠正，扭转资金使用后出现问题才查处的被动局面，使扶贫资金的监管工作在保障扶贫资金合理使用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在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中，各地要改变过去只重视扶贫资金的立项投放工作，必须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要使扶贫资金的立项投放和监管紧密结合，互相制约，逐步减少甚至避免扶贫资金的违规使用和不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完善扶贫评定制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005年9月2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因盛产煤炭而著名的内蒙古准格尔旗，预2005全年财政收入将达到23亿元，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然而这个“日进斗金”的首富县，从1993年以来至今仍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不仅如此，对诸多“国贫县”来说，摘掉“贫困帽”是傻子，保住“贫困帽”反而是政绩。如此咄咄怪事的背后，是我国扶贫制度的缺陷和不公。

目前国家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评定原则是国家确定各省名额总量，具体贫困县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这种评定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既“视情而定”，缺乏科学的统一的标准，又缺乏动态的监控，缺乏及时有效的贫困状况评估体系和贫困资金绩效检测体系。因而，不能对贫困县的财政状况、脱贫状况进行准确评估，不能及时调整扶贫力度、并根据考评结果建立淘汰机制。结果自然是一些贫困县的帽子常常一戴数年无人过问，或者扶富不扶贫，导致扶贫制度性的社会不公。同时，也导致了扶贫资金的低效甚至挪用、贪污等腐败行为的不断发生。

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首先，国家扶贫评定标准的科学化、刚性化。要由国家制定科学的农村贫困状况评估体系，并通过统一的评估，重新确定国家重点扶贫县。既不能平分贫困县指标，也不能任由各省区视情况而定，否则，评定标准不科学，要实现扶贫制度的公平公正就很难。其次，要实现国家扶贫政策的公开化和监督的社会化，只有公开化才能确保扶贫政策的落实处于公众的监督制约之下，才能防止扶富不扶贫，防止扶贫资金的暗箱操作和违规挪用，提高扶贫的效果。再者现行国家扶贫政策要从政策制定的理念上加以更新，既加强对贫困地区与人口的救助和帮扶，又加强政策和舆论导向，反对不思进取和“等靠要”思想，引导贫困地区自立自强。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完善现行扶贫制度，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及时准确地掌握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情况，尽可能减少“富县”戴“贫困帽”的怪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改进作风，坚决杜绝“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使扶贫工作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努力开创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新局面。

四、加快扶贫工作法制化建设步伐，尽快开展扶贫法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建国50多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扶贫工作方面的行政管理法规，对于农村扶贫、开发、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的扶贫工作管理法规建设的现状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与扶贫工作的实际不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健康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日益走上法制轨道。扶贫工作是一项浩大的集经济、技术、社会、法律为一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扶贫的组织体系、科技发展政策导向、工程建设、资金与物资投入等各环节急待法律法规的规范，国际上的扶贫合作也急需国内立法的加强，因此，要加快扶贫工作法制化建设步伐，尽快开展扶贫法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扶贫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低保扶贫开发功能定位发展机制

2007年7月，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施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3月，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新的标准将原来的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并统一提高到家庭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述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国政府对抗贫困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的历史阶段：低保制度维持生存、扶贫开发促进发展，开发与救助相结合。

作为一项重大而且长期的制度安排，低保制度必然对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所有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是扶贫开发工作部门的职责所在，而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职责与目标已经发生变化，职能部门对此不仅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清晰认识，更应在实际工作中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设计。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低保制度背景下，扶贫开发应该有着区别于低保的职能定位和工作分工，对此已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定位，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系统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

一、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对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差额救助，其保障对象则是处于温饱线以下的贫困家庭。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财力稳步提高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切实解决少部分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让贫困人群分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探索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2006年9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2，227余万人，人均月保障标准为162元，1至9月份的人均补助差额为76元。应当说，中国城市低保制度基本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城市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我国对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并不晚，实际上还早于城市，但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定式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其进展一度比较缓慢。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突破后，民政部着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决定在在全面摸清农村特困户底数的基础上，在未开展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由此中国农村形成了低保制度和特困户救助制度“双轨并行”的局面。这一制度安排也在事实上为顺利实现“全民低保”目标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步伐因此明显加快。到2006年底，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省区市已经达到24个，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2,068万人。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至此，先经地方政府实践探索，后经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得以全面确立施行，这是中国政府继全面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农材低保制度演进趋势

1农村低保制度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

中国国家层面的农村低保制度的确立迄今只有不到3年，但应看到，这项制度绝非权宜之计，而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首先，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即使在保证起点公平的前提下，由于人的个体差异，会导致获取资源能力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人的经济情况的差异。而要完全地保证起点公平，人类至今的社会实践还没有找到这样一种制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共同富裕是终极的发展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应有之义，对此，作为最重要的具体实施手段之一的低保制度也将是长期的；其次，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初，迄今全世界已有13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一制度。今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促进社会福利所做努力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的公共支出中，社会保障是占份额最大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也在增加；再次，从我国的国情看。虽然经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农村的贫困得到很大改善。“按照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人口数量比例)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4年的2.8％，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1.52亿下降到2,6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按2003年农村价格计，平均每人每年888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年到2004年，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但是，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处于贫困线的人口绝对数仍然很多，而且，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化，这部分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极为复杂，有的甚至是自身能力的缺乏，因此，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脱贫的问题，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低保制度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综合上述几条理由，我们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项重大而长远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贫困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会成为一项基本的国家制度。

2保障标准将逐步提高

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建立伊始，受政府财力所限，低保制度标准较低。但2007年国家《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指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适时进行调整，这也是国际惯例。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保障力度势必持续加大。就近期动态来看，这种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两年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农村低保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到2D08年年底，全国农村平均低保标准是人均988元／年，月人均补差是49元。2007年，云南省决定起步阶段先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93元的228.4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救助标准为月人均30元。从2008年1月份和7月份起，该省按每人每月10元的标准两次提高了补助水平。其它省、市、区的政策动态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有的地方(如辽宁省大连市)甚至开始建立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今后根据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情况，城乡低保标准每年都将有所提高。

3低保制度覆盖面将继续扩大

美国近10年来，每年享受贫困线救助的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4.5％。目前，我国的农村低保覆盖面仅有6.15％。这说明在使农村贫困群体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力还比较有限。受财力所限，我国在低保制度建立之初设定的政策标准还比较低，这使许多应该得到制度保障的低收入农民家庭暂时被排除在制度框架之外。在现有政策实施过程中，同样也是受财力所限，符合政策标准的困难农户未能做到“按标施保”和“应保尽保”。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覆盖面还远远低于理论数字。可以预期，将来随着政府财力的不断增长，农村低保标准将逐步提高，更多的低收入农村家庭将加入到低保制度覆盖范围之内，符合低保标准的困难家庭也将应保尽保，低保制度的实际覆盖面将继续扩大。

三、低保制度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

1积极影响

总体上和长远来看，农村低保制度的全面实施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是积极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作为一项兜底性的制度安排，直接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分担了扶贫开发的一部分压力；另一方面，低保制度也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扶贫开发工作从维持生存的包袱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发展目标的实现。低保对象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将这部分人群从扶贫对象中分离出来，不仅可以减轻扶贫开发工作负担，更重要的是，扶贫对象的特征更加趋向“同质化”，这一变化将更加有利于探索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相关政策，从而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

2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挑战

农村低保制度大面积实施前后，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走向一度出现思想波动，甚至有人提出“全面实施低保制度后还要不要扶贫开发”的疑问。在2007年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重要批示以后。上述思想波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

但是，争议的尘埃落定，却意味着新的挑战也随之凸显出来。主要体现为：随着农村低保制度的全面建立，扶贫开发的目标和任务不再是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是要着力于促进贫困人口增加收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尽快对低保制度实施后的工作思路和政策作出调整。具体包括：一是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和职能必须重新界定；二是为了确保完成自身职能和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尽快确立“发展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三是虽然扶贫与低保性质有不同，职能有分工，但实际工作中又存在交叉或重叠，如何进行组织协调和政策衔接，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只对前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

四、低保制度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新定位

1传统扶贫开发工作：兼顾“扶贫”与“低保”双重目标

我国的传统扶贫政策虽然以“扶贫开发”、培育贫困者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但在国力匮乏、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此一政策实际上同时承担着人道主义救济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职能。这两项职能的性质不同，其实现的机制也应不同。对于前者，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是“贫穷”——只要足够贫穷，达到一定的标准，政府就不能袖手旁观；而对于后者，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扶贫资源的分配必须至少考虑两项内容，一是贫困，扶贫资源必须瞄准其对象——贫困者；二是扶贫资源的分配必须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那种只能照顾到贫穷，而无助于脱贫目标实现的政策应该予以摒弃。但是，当贫困人口(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大量存在、而扶贫资源又极度匮乏的时候，要将有限的扶贫资源集中赋予其中的“发展的贫困者”，不仅存在操作上的障碍，而且势必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现实的政策选择必然是，扶贫开发既要发展，又要救济，发展与救济目标同时兼顾。

2双重目标的实践困扰：产生逆向激励，不利于发展目标实现

扶贫开发工作兼顾双重目标和职能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却不利于发展型机制的建立。扶贫开发救济、发展“一肩挑”实际上使扶贫开发政策成为一种普惠性的政策，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使扶贫开发政策成为一项福利制度：只要是贫困人口，就会成为扶贫开发政策的受惠者，就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或其它支持。

这样的做法导致三个结果：一是对贫困人群中的无发展能力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等人群)扶贫开发政策亦需兼顾，致使扶贫开发资源被分流；二是贫困人群中本就存在一部分“无发展意愿者”(有劳动能力但不愿付出努力者)，他们也能享受扶贫开发政策与资源；三是受上述第二种人群的影响，大量的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发展意愿的正常贫困人口得不到正确和足够的激励，其发展意愿亦趋向弱化。

在这三个结果中，第一个虽然导致部分扶贫资源分流，但亦无可厚非，因为这部分极少数的无发展能力的贫困者本来就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救济，只不过，在低保制度建立之前这种救济职能部分地由扶贫开发来承担而已；第二种情况流弊最大，极少数有劳动能力但不愿付出努力的贫困者不仅“窃取”了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极为稀缺的扶贫资源，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不劳而获”极大地影响了其它绝大多数正常的贫困者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甚至使少数贫困者不愿脱贫。尤其是，当政府对贫困者给予的贫困援助足够大时，与千辛万苦自己努力发家致富相比，维持贫困以获取政府的援助很有可能成为一项理性选择。

上述情况看表明，在传统体制下，尽管扶贫开发政策的初衷是促进发展，但双重职能一肩挑的做法却决定了其对发展的激励不足，甚至存在“逆向激励”(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穷人)。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调动干部群众的能动性，扶贫工作部门和基层组织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积极探索，但是，在同时兼顾扶贫与低保、发展与救济双重目标和职能的历史阶段，由于无法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贫困人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确立发展型的扶贫工作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讲，扶贫开发有时更像一项福利制度而不是发展型的制度安排。

发展型机制的缺位给扶贫开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虽然我们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农村基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中“等、要、靠”现的思想和表现也非常普遍、非常突出。近年来我国减贫速度趋缓、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在此也可以得到部分解释。对此，国际上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总之，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国际相关领域的教训表明，“一肩挑”的扶贫开发传统体制必然导致对发展的正向激励不足，甚至产生比较严重的逆向激励，因而不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

3理论分析：扶贫与低保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对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差额补助的制度，它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扶贫开发(简称“农村扶贫”)是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功实践，它是对过去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其基本方针是开发式扶贫，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导贫困地区群众在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扶持下，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多年扶贫开发最根本的经验，也是制定一切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

从理论上讲，上述两种制度安排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二者覆盖的服务对象都是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二是两种制度安排都是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

但是，在看到共同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二者的重大区别：首先，性质和功能不同。农村低保是为农村极端贫困人口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其目的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进而构筑一道社会的安全底线；而扶贫开发则主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权，与低保“授人以鱼”不同，扶贫更关注的是通过“授人以渔”，使被扶贫者逐渐拥有自身发展的能力，进而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其次，服务对象和政策标准不同。从政策实践上看，农村低保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而农村扶贫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这里的关键是，虽然存在少量的重叠，但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扶贫开发主要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低保则主要针对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从理论上讲，同一地区的低保标准应该低于扶贫标准。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常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报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而农村扶贫标准，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扶贫标准为准，即2008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第三，目标和任务不同。低保制度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是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贫困群众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扶贫开发的目标更为宏大，任务也更为艰巨：扶贫开发的目标是缓解和消除贫困，尽快解决并巩固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扶贫开发承担着促进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扶贫开发承担着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大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扶贫开发承担着缩小发展差距、关爱弱势群体的重大任务；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扶贫开发承担着保护资源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第四，工作重点和方式不同。低保制度的核心是将符合低保标准的农村人口甄别出来，并制定合理的政策标准对其予以保障，其保障的主要方式是生活补助；而扶贫开发则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因为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为此，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必须着力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必须切实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注重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把发展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事业作为突出任务，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

综上，农村低保与扶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同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低保制度是社会救助，扶贫开发是提高能力；低保制度是维持生存，扶贫开发是促进发展，二者相辅相承，相互促进，不能相互替代。”

4低保制度实施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新定位：剥离救济功能，专注发展目标

2007年以后，中国开始在农村全面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制度不仅为农村的贫困人口获取政府的资金援助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还在客观上为发展型机制的确立和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此制度背景下，极端贫困者(即使是不愿为自己的发展付出努力的贫困者)都可以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制度扮演起“救急”(生活救助)的角色，扶贫部门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完全可以回归其“救穷”(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未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将沿着这样的方向向前发展：剥离救济功能，专注发展目标。当然，这一政策转向的程度与快慢客观上还取决于低保制度的完善程度。在现阶段，由于低保覆盖面较窄，保障标准较低，现有的低保制度尚无法完全承担起对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活保障任务，扶贫开发尚需部分承担低保的职责。超级秘书网

五、关于扶贫开发“发展型”工作机制初步设想

发展型扶贫开发工作新格局客观上需要确立发展型机制”。这里的发展型制特指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和行为导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的重点是，政府分配扶贫资源、向贫困者提供资助时，要区别于传统的扶贫开发和新近施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依据“贫困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贫穷。也就是说，扶贫资源的分配将主要依据贫困者“发展”的意愿、努力和绩效，只有具有发展能力、意愿并付出努力的贫困者才能得到政府扶贫政策的眷顾，发展能力越强、意愿越强烈、付出的努力越多、取得的发展效果越好的贫困者，政府越应该予以扶持，而那些没有发展能力的贫困者、或者具备发展能力而无发展意愿、不愿为自身的发展付出努力的贫困者，将不能像以前一样享受政府的扶贫开发政策。其核心思想是“把激励搞对”，即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全面确立和强化正向激励机制，尽量减少或避免逆向激励。

扶贫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扶贫;贫困文化;文化富民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春等救济粮,冬等棉衣裳,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而近几年的“造血”工程,前景也不容乐观。不管是送技术、送信息、帮助农民修路、上项目、办企业,还是与农民结对子,建农机站,这些花费很大心血建立起来的设施与场所往往成了摆设,与扶贫目的相距很远,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流失,最终迫使“造血”工程“胎死腹中”。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国家每年下拨的扶贫资金成倍增长、财政支农资金以每年数百亿的速度递增的同时,还是解决不了某些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依靠国家的“三农”政策,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就摆脱贫困,而另一些人却整年与贫困相随相伴呢?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什么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呢?笔者根据自身长期的调查,发现造成一些地区持续贫困的原因根本不在物质的支持方面,而根源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因此,能否消解农村的贫困文化,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1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

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他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贫困文化首先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困难。其次,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员,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将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的怪圈,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

在我国,贫困文化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具体可归结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贫守旧、求稳求全、知足常乐的生活观,重农轻商、不思变革、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安土重迁、守望田园的乡土观,好逸恶劳、办事拖沓的人生习性,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消极等待、恪守传统的时间观,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群观,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际观,急功近利、恶意“杀熟”的功利观等,不一而足。由此可知,“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所以,贫困文化是一种社会的、习俗的或心理的因素促成的社会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它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形成一种消极的价值取向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并与目光短浅、空虚无聊、听天由命、自暴自弃相联系,是个人、家庭和社会贫困的根源。

贫困文化的产生可以从传统和现代2条线索去挖掘。从传统方面来看,费孝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他认为,“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2]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信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地守着自己的“土窝”,对外部的世界、外部的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正如鲁迅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而“饿死不离乡”。其次,封闭的地域性使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被尊奉为理想的社会。在这些地方,往往交通不便,公共设施短缺,信息不畅。这些是贫困文化产生的地域性土壤。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地缘关系,自然促成了贫困地区的乡土观念和落后的价值理念。再次,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形成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农民由于社会排斥而实现不了自己的“预期”,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人们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偷生。”[3]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至上、小农本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多子多福、知足常乐、听天由命是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的价值观。

从现代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但在广大农村,由于道路交通、大众传媒等公共设施的不健全,信息的不对称,致使一些农民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作物;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比较低,他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现代化的厂矿企业,结果往往使一些扶贫项目在经营中倒闭、破产。这样不仅使国家的扶贫资金流失,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的“预期”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使得他们退守到贫困文化的防御中去。穷人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上天造就的,不管外界怎样给他们“输血”或扶持他们“造血”,都摆脱不了贫困的梦魇。贫困文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穷人中蔓延,使他们在贫困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因此,要彻底根除农民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思想上摈弃他们的贫困文化。

2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

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从贫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的技术,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达到文化富民的目的。为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2.1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包括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此,要克服文化扶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要把文化扶贫当作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建设性的扶贫,把文化扶贫当作一种“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工程。“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性、长期性;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训;做到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通住户,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村镇通互联网,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开阔视野,创造经济效益;把科技人员“请进来”,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一方面增加农产品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2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本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充实他们的生活;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2.3重视“三农”问题,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正在致力于建设的现代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摈弃贫困文化,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2.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谚语等;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如面人、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文化瑰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欣赏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更在于它们融合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承载着原生态、环境及文化的历史印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整理和开发,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2.5打造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文化”与“产业”本属2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的经济价值,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于是文化消费、文化贸易、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等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文化富民,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直接惠及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价值评估,做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轨道,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佚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全获奖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2.

扶贫论文篇4

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对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监测管理，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和扶贫目标。” 实行精准扶贫，确保到村到户，这传递出我省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的新思维、新思路，必将对我省扶贫开发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一、怎么定义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合规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谁的贫困程度深对谁的扶持就应多。

今年，全省减少120万农村扶贫对象是省政府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实事办得“实不实”，关键看精准扶贫“准不准”。各地各部门应牢牢把握省委对扶贫开发的最新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全省全面小康建设的紧迫形势，将扶贫开发方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扶贫资金使用由大水“漫灌”向精确“滴灌”转变。

二、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其中四川为602万人），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比较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

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长期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因为补助资金少，所以，享受扶贫资金补助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贫困的特别是最穷的农户根本搬不起。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贫困区域的发展，主要应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资金。

三、如何推进精准扶贫

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缓解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省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那么，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呢？

（一）精确识别，这是精准扶贫的前提。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谁是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过去，全国曾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实践表明，这样识别扶贫对象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是程序繁琐、操作性不是很强。我省宜宾等一些地方探索的“比选”确定扶贫对象的扶贫“首扶制度”，也是一个精确识别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村民先填申请表，首先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进行比选，再由村“两委”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张榜公示；根据公示意见，再次召开村、社两级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再次公示；如无异议，根据村内贫困农户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农户。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识别，都要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发动群众参与；透明程序，把识别权交给基层群众，让同村老百姓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识别谁是穷人，以保证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

（二）精确帮扶，这是精准扶贫的关键。贫困居民识别出来以后，针对扶贫对象的贫困情况定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确保帮扶效果。就精确到户到人来说，重点为：一是坚持方针。精确帮扶要坚持强调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工作方针，重在从“人”“钱”两个方面细化方式，确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

二是到村到户。要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真正把资源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含量释放出来。

三是因户施策。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四是资金到户。在产业发展上，可以推行遂宁市船山区唐春村的专项财政资金变农户股金的模式，也可以通过现金、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在住房建设上，可以推行南江县农村廉租房的作法；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补助资金可以直补到人；对读中、高职学生的生活补贴、特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资助费用，可通过“一卡通”等方式直补到受助家庭；异地扶贫搬迁、乡村旅游发展等项目补助资金可以直接向扶贫对象发放。

五是干部帮扶。干部帮扶应采取群众“点菜”、政府“下厨”方式，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扶贫规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并落实严格的责任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三）精确管理，这是精准扶贫的保证。一是农户信息管理。要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对贫困农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年终根据扶贫对象发展实际，对扶贫对象进行调整，使稳定脱贫的村与户及时退出，使应该扶持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从而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管用。

扶贫论文篇5

[关键词]旅游旅游扶贫研究综述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

一、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实践和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线路景点较近,选择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业的道路,很快取得了脱贫致富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五”计划将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批贫穷落后、但拥有较高质量旅游资源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计划内资金的扶持,开始有计划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作,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挂牌,拉开了我国“三区”建设工作的序幕,其他各省也纷纷开展“三区”建设,如广东省从2002年5月起全面启动旅游扶贫计划,通过省旅游局和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采取政策扶贫、规划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和人才扶贫等多种方式,对粤北、粤西和粤东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

1.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

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认为旅游扶贫的对象,即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相对贫困地区,既包括了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仍欠发达的地区。刘向明,杨智敏也有类似看法,还认为旅游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

旅游扶贫的提出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自身特点。高舜礼认为旅游扶贫的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示了旅游业强大的综合功能;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开拓发展子“大旅游”的思路;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2.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因而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被认为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之一(王兴水等)。谢彦君认为,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面向旅游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态性和参与性等几个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

3.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郭清霞提出旅游扶贫的战略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以特色旅游产品为发展支柱;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赵丽丽提出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启动与发展两大战略。白凤峥和李江生提出了“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吴铮争和杨新军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金方梅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胡锡茹认为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梁明珠依据“实现主体利益持续互动均衡”的原则,就关乎生态旅游成败和农民生计的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培训与就业社区参与等问题,提出了建立“三农”利益保障机制的设想。

4.旅游扶贫的效益研究

周歆红定义旅游扶贫效应就是讲旅游扶贫功能和意义、旅游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负面影响等。赵小芸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两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阳国亮则探讨了旅游经济中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显著。操建华运用专家调查法、增加值率法和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旅游收入和旅游业增加值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旅游收入乘数和就业乘数。

林红也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扶贫”,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引发各地盲目开发、上项目,并提出应冷静看待“旅游扶贫”在西部开发中的效应。贾芳也注意到旅游扶贫中应满足的条件和旅游业的脆弱性。

5.旅游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实践,我国旅游开发扶贫已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鉴的规律和经验。认识不到位,在实践中忽视社区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陈秀琼,黄金火;万青;钟国平等)。同时存在有将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开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郭清霞)、把陋习当作特色来开发和只关注眼前的效益等问题(程占红)。(曹艳英等;刘红艳)指出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存在着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而且季节性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显露出极度的初级化特征。旅游扶贫的规模小,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灵活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性的整体布局和具有吸引力的拳头产品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刘红艳等)。

三、国内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对象方面,我国扶贫旅游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尽管对政府作用、社区的参与、乡村文化资源等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显然不足。在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方面,缺乏理论建树,旅游扶贫的对象、目标不够明确,对扶贫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扶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是一般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旅游扶贫的功能、模式、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较深层的主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一些较具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做法的理论基础分析等较少涉及;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还未见到对较为成功的微观单元的有深度的实证研究。除了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外,对政府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关于社区参与、农户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系统如何与其他经济系统的联系等,缺乏系统研究,缺乏有效地体现于一个模式之中。对贫困人群在旅游中的作用、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的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四、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

1.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扶贫一种新的可持续模式,目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题:如何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如何使社区居民正确显示其偏好,并如何整合个人偏好以形成促进社区利益的一致决策;社区政府是否能够采纳社区的建议;社区参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问题。

2.应注重将视角对准贫困人口本身,真正将贫困人口作为旅游扶贫系统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以他们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对各种旅游形式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实证分析。

3.对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在旅游与反贫困的研究中,旅游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相结合,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扶贫开发活动,充分发挥旅游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力。

4.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方式和结合模式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有利于跳出就旅游论旅游的思路,注重与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相结合,与农、林、牧、渔、副及乡镇企业协作发展,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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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论文篇6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popul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 task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mains arduous .In November 2013,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visited Xiangxi, Hunan province, and solved many problems in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Later, as the essence and highligh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practice, an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issued one after another .At pres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st poor people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family incomes have exceeded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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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论

2018 年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最艰巨的任务依旧是脱贫攻坚。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精准扶贫工作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作为直面农村人口脱贫问题的乡镇政府，更应该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本文从 H 镇近年来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出发，通过查阅由国家到市县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及对 H 镇领导、扶贫人员、驻村工作队、贫困户、村民进行访谈等方式，对 H 镇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H 镇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扶贫项目分红和健康保险的发放让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识别和脱贫过程不精准、村民不愿主动参与扶贫工作、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村民思想落后不配合工作、执行人员不愿与贫困户互动等。针对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史密斯模型和米特-霍恩模型从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环境和执行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素质能力不足，村民文化水平有限、政治思想落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宣传力度有限，政府缺乏群众参与意识、村民缺少反馈渠道，才出现了上述问题。

扶贫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农村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崔凌云齐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建华.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5(21):77-78.

[2]苏畅,苏细福.金融精准扶贫难点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23-27.

[3]李海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2.

扶贫论文篇8

关键词：扶贫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048-01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便扛起了“扶贫”事业的这杆大旗。

一、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座大山”，从此新中国大踏步进入了新时期。为了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落后样貌，采取如下措施：一方面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对于如何实现工业化，则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x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具体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指出就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扶贫思想是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扶贫事业的开端。

二、以邓小平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

为解决中国贫困的面貌，邓小平对这一阶段贫穷思想进行积极探求。1985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总体发展战略，随后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将中国共产党对贫穷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层次上。邓小平的扶贫理论在扶贫的工作上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将扶贫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4年国家制定和关于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其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面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扶贫开发的重点向中部和西部倾斜，以此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主政时期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标志着我国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明显减少。

四、以人为本的扶贫治理思想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面对新的情况，同志从更宽阔的视角来对待中国的扶贫事业。他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上，坚持科学发展为反贫困发展提供了新战略；坚持以人为本赋予了反贫困新内涵。党的十七大同志提出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为21世纪反贫困事业提供了新的方向。

科学发展观战略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扶贫理论，为中国后来扶贫事业提供了重要指导。

五、精准扶贫思想

2013年在湖南考察，他指出新时期扶贫工作必须反对“一刀切”，要根据各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由此“精准扶贫”成为这一阶段扶贫思想的代名词。为了实现“在2020年前农村人口的全部脱贫”，指出一是要开创扶贫开发方式，探索特色扶贫之路。二是要扶贫到户到人。用一定形式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找出贫穷问题缘由，对其进行精准帮扶，按照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治理，对贫困户的扶持成效进行考核，以确保贫困户可以精准脱贫。的精准扶贫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扶贫思想，为中国以后扶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结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等五位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将扶贫事业一步一步深入推进，各届国家领导人不断更新中国扶贫思想，不断赋予中国扶贫事业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这几个扶贫阶段恰好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扶贫事业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1]仇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 2016：1-169.

扶贫论文篇9

〔关键词〕；扶贫工作；哲学维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6-0003-05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完胜、收官之年，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该重要论述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高度抽象的本质与核心，属于哲学维度，反映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扶贫工作，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群众、不同情况，有不同侧重、不同角度、不同内容、不同要求的丰富论述，但其中始终如一贯穿的哲学维度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体现“问题导向”的发展维度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发展是事物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变化或上升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根本原则的发展思想，即发展是事物运动的总趋势，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总趋势，也是技术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运动的总趋势。所以，无论是宏观层面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还是中观层面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区域协调、生态文明、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政策推进，以及微观层面每个社区、家庭、人的福祉提升，都是顺应时代总趋势、推动社会大发展的过程。发展的前提是矛盾和问题，存在矛盾问题，从而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就能够推动发展。因此，我们党推动发展、引领发展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姿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关于扶贫工作战略指导的着眼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问题为标准，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1〕29-30。以解决脱贫工作的组织引领问题为关键，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1〕47-48。以解决扶贫脱贫的途径问题为抓手，采取精准扶贫、多管齐下的政策方略，“要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分类施策，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2〕。以解决扶贫工作的社会协同问题为基础，构建调动各方力量、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人心齐，泰山移。’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1〕50-51。以解决扶贫工作的实效性问题为风向标，强调从严要求、真抓实干的科学态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3〕。以消除扶贫工作中的腐败问题为检视点，强化资金管理的监督体系。以解决扶贫脱贫的大环境问题为背景，发出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484。我国之所以在扶贫工作中成效卓著，为促进协调发展扫除了障碍，为世界减少贫困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得益于坚持“问题导向”这一发展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二、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蕴含“人民中心”的价值维度

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哲学维度，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主张、态度与倾向的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原则、标准与尺度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人民中心”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人文体现，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归谁享有”的基本问题，深刻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遵循。“人民中心”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它贯穿于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扶贫工作。“人民中心”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红线，其价值维度在扶贫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贫困群众作为扶贫工作的对象而存在，不是作为发展工具而存在，可以充分体现“为什么人”这一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正是自觉将我们党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这一历史任务的工具来践行“人民中心”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302020年5月他在山西考察时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6〕凸显出“为了人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人民性最根本的体现。“人民中心”在扶贫工作中更体现为聚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这不仅仅是价值理念、政治要求，更是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一个都不能少”的切实承诺、评价标准和攻坚克难的具体行动。正如所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4〕83，“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4〕84。

其二，“人民中心”明确了人民群众是扶贫工作的主体力量，脱贫致富最根本的是必须“依靠人民”，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脱贫攻坚主体发挥能动性、创造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具体运用。正是依靠人民的价值理念，使得我国的扶贫脱贫工作卓然于世界。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在指导我国扶贫工作的论述中，更是将“人民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人民中心”宗旨的根本落脚点。他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道，“俗话说得好，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7〕，就是强调扶志扶智的重要性。其次，我国在扶贫工作中，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点在“扶”，从根子上让贫困群众尤其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靠自强自立有尊严地真正脱贫。如我國在帮扶贫困县、贫困村脱贫致富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修路、架桥、通电、打井、引水、改厕、铺线、通信、建基站等，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扶贫铺路，为群众福祉奠基，使贫困地区的群众有靠自己双手、靠劳动脱贫致富的途径、工具、未来和尊严。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更要帮助贫困群众摆脱长期贫困形成的挫败无力感和心理依赖，既扶贫更扶志，这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中“人民中心”价值内涵的又一层体现。

三、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视“家国一体”的历史维度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道路走向、发展模式、政策规划都是在其自己的历史逻辑中展开的，传承着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禀赋和文明特性。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对我国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的战略指导同样渗透着我们的历史传承，处处体现着“家国一体”的历史意蕴和君子情怀。

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精神、君子人格历来是被社会精英推崇和追求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精神。君子、士大夫是社会的顶梁柱和粘合剂，从修桥铺路到怜贫恤老，从主持公道到协调社会，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有权利更有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华民族进入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很多中国文化的固有基因也开始呈现出来。历史文化元素有很强的基因遗传能力，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君子阶层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在文化观念上，国人对君子的看法和要求，具有历史与文化的连贯性。

置于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将社会中一些有知识、有能力、肯吃苦、敢担责、愿奉献的优秀人才选入队伍中，肩负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使命，注定要传承我们历史文化中“家国一体”的君子人格，承担“为民立命”的君子行动。正是这样要求广大干部的：“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4〕144他还指出，“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4〕145，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4〕145。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是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中历史维度的自然呈现。

四、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统筹兼顾”的逻辑维度

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不仅是政策落实问题，更是战略布局问题，根本上是有关方法论的哲学问题。秉持的方法论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向思路就不一样，构建的战略规划就不一样，出台的政策就不一样，落实的效果就不一样。在我国扶贫工作中，始终重视秉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强调注重统筹兼顾：既掌握地区贫困的总体情况，又深挖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既有发钱发物送温暖的普惠政策，更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多种脱贫途径；既要激发贫困群众自强自立、劳动致富的激情与干劲，又要强化党政干部扑下身子、深入群众的实干作风。因此，我国扶贫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多个层面的整合。

其一，多管齐下的扶貧脱贫政策，能够保证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增进群众福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实现良好的经济整合。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多渠道多方式多手段解决贫困问题，关键点在于“精准”。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部署：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异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4〕85。这就擘画出我国扶贫工作的总体思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状况、不同条件、不同人群、致贫的不同原因，差异化施策，针对性强，效果良好，利于形成脱贫致富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态势，实现良好的经济整合。

其二，干部深入基层、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能够在强化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同时，稳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好地维护中央权威，实现良好的政治整合。我国疆域广阔，地形复杂，村落繁多而星散，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保证中央的权威性，就必须使党的领导、政府治理深入最基层的乡村；就必须要求广大干部走乡入户、深入群众，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影响力。因此，特别强调扶贫工作的关键抓手就是发挥广大干部在扶贫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做好服务。要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发挥主场作用的同时，强化广大干部扶贫的“精准度”，对口帮扶到户、到人，随机跟踪抽查扶贫情况，检验考核脱贫效果，督促党政干部真正扑下身子、服务群众。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广大党政干部真正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到真访贫、真扶贫、扶真贫，在引领群众走上小康之路的同时，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府的基层治理，强力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国格局。

其三，扶贫工作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能够缩小地区、人口的贫富差距，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使全民尽享大国红利，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我国作为大国的具体国情是：疆域广阔，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发展条件、发展水平不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多在偏远边穷之地，从空间上远离中华核心地带、富裕地带，生存环境恶劣，发展难度很大，多数不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繁荣的条件。但同时，超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超强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等，是我国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通过转移支付这个重要的财政工具，把富裕地区上缴税收的一部分划拨给相对贫困的偏远边穷地区，可以使那里的老百姓也享受到大国红利。对此，讲道：“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4〕86

五、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凸显“扎实作为”的实践维度

一切理论、政策、思路都来源于实践，也都需要实践的检验。实践观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点。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处处凸显着“扎实作为”的实践理念和实践要求。

实践维度之一：厚积“扎实作为”的恤民情感。实践作为一种物质活动，具有目标导向性。不同目标对实践活动激发的力度和效果不同，具体到扶贫工作中亦然。广大干部投身扶贫工作，抱着完成上级交付任务的态度，还是怀有深沉的恤民情感，工作效果则相去甚远。实践是行动，行动的先导是思想指向与情感激发。饱满深厚的为民情感能不断滋养党政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不断助推党政干部担当作为的实践行动。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与他早年的知青生活、人生抱负、长期担任地方领导期间的扶贫经历所激发出的强烈恤民情怀息息相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深情说道：“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8〕从梁家河村当知青到村支书，到正定县委书记、宁德地委书记，再到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直到党的总书记，职务在变，但是亲自调研贫困地区、用脚步丈量民情民意、为老百姓消除贫困做实事的行动却从未停止过。当知青、作村支书的经历和感受，使他思想感情上获得了升华，对贫困的切身体会激发了他强烈的恤民情怀。因此，广大干部只有切实拿出贴近群众、融入群众的实践行动，才能真正激发出为民情感和恤民情怀，这种情感情怀才能以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广大干部更广泛、更深入地投身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形成良性循环。恤民情怀是“扎实作为”的情感基础和价值基础。

扶贫论文篇10

关键词:扶贫法制建设；问题；对策

综述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是世界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追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加快扶贫立法。”扶贫具有长期性，与法制的稳定性正好吻合。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缺失，扶贫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但稍显软性和多变的政策在应对贫困者权利救济、贫困主体监督惩处、扶贫资金管理等方面力度不够。在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我国加强扶贫法制建设具有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共识，扶贫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对策。我国正加快扶贫立法，有必要借鉴经验，改进不足。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1我国扶贫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扶贫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问题。

1.1法制意识落后

一些贫困地区存在法律理念缺位现象，如曹务坤指出，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法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居民缺乏话语权，理念缺位。对于金融扶贫法制建设，谭正航指出存在指导理念行政化的问题，黄颂文指出存在尊崇“人治”、轻视法治的思想。如邓元杰通过调研发现，南水北调西线重点水源地及秦巴山区生态涵养地陕西省安康地区从政府到群众，法律意识仍处在最低状态。造成贫困地区法律意识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1）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意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主要包括盲目服从上级、宗法家族、畏法与厌诉意识，这些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2）农村相对于城市较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限制了农民对法律的认同与感受，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抑制了农民对法律救济的需求，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制约了农民对法律的依赖与信仰。（3）较差的基层法律运行环境。当前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和政府执法的失范行为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破坏了法律在农村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较差的法治环境使得法律运行偏轨，让农民对法律认识存在偏差，农民难以体会到法律的有效与亲切，阻碍了农民对法律的感知认同。（4）薄弱的基层普法教育工作。农村基层普法教育较为缺乏。由于法律意识落后，使农民权益保障制度的价值导向模糊、设计出现偏差，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与试探性。

1.2扶贫资金监管的法制不力

关于扶贫资金管理的法制力度不够。国家或地方制定的扶贫资金的管理办法与配套措施规定，只对扶贫开发起指导性作用，没有明确扶贫资金的使用步骤、项目选择办法、具体监督管理制度等，导致了一些不足：一是由于管理办法没有具体确定扶贫资金如何分配，造成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不够公平，分配资金的因素不够合理。二是没有明确资金的管理主体，使得资金与项目多头管理，分工不明确。三是没有具体规定扶贫项目的招投标，难以避免招投标中的不公正现象。四是由于对资金后期管理的规定比较松散，使得检查和监督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我国扶贫资金审计法律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对扶贫资金的审计监督方面，存在扶贫资金绩效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扶贫资金审计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在对扶贫资金审计权的监督方面，存在扶贫资金审计权缺少权力制约机制、扶贫资金审计机关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

1.3扶贫立法文本有待改进

国家层面扶贫开发立法尚未出台，在地方层面，已通过10部扶贫开发立法文本，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黑龙江、重庆市、广东省、陕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这些立法取得了实效，但立法文本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虽然在结构和条款上具有很多亮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扶贫目标不明确。对扶贫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没有明确界定，只在《条例》第三条笼统地提出“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二是对行政行为的规定缺乏系统性指导。对行政机关参与扶贫开发的具体行为还停留在重视程度、提供优惠政策、专项资金支持等领域，对行政机关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具有的立项权、调节权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给“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

1.4农村扶贫法制建设存在不足

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农村扶贫法制存在的不足。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下对农村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而且，农村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农村扶贫整合机制，扶贫责任的落实、监督和考核机制等。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村社会救助法制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救助实施中各主体的不足，社会救助考评激励机制不够，社会救助立法上的结构性失衡，社会救助促进自立脱贫的措施不力等；信贷扶贫法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位阶不高且种类庞杂等。金融扶贫法制存在的问题包括：规范体系凌乱分散、规范约束力不够等。

1.5贫困孤残供养法规需要完善

贫困孤残供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缺乏城乡统一供养机制。城乡各异的贫困孤残供养制度与社会公平精神背道而驰，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2）贫困孤残供养法律体系不完备，缺乏全国贫困孤残专项立法，立法层级偏低，使贫困孤残供养具有政策性、临时性特征，难以从法律上给贫困孤残人员以稳定﹑有效的保护。（3）医疗问题突出。因为贫困孤残人员一般身体较差，是疾病的高发群体，一些残疾人员还需要很多康复费。（4）供养对象界定难。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对于贫困孤残人员的界定是以无工作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抚养能力为标准，但实践中难以准确和科学地界定。

1.6非政府组织扶贫遭遇法律困境

非政府组织扶贫的法律困境体现在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资格仍需法律来确定，非政府组织扶贫仍欠缺相应的法制与社会环境。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法制建设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1）在整体上权力结构失衡。当前国家对社会权力还是统领与控制模式。虽然政府对社会组织扶贫在原则上支持，但在现实运行中具体的实施和落实机制是缺位的。（2）权责不对等。当前我国采用的是行政科层式扶贫，缺乏对扶贫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信息封闭，保护倾向严重。（3）泛行政化的问题。我国现实中的扶贫仍然采用高度自由裁量的理性官僚治理，而非法律治理。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权力集中趋势，倾向于僵化和官僚化，引起恶性循环。

2加强我国扶贫法制建设的对策

学者们针对我国扶贫法制建设主要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以促进扶贫法制建设。

2.1推动法律意识现代化

推动法律意识现代化是使扶贫走向法制化的基础和前提，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1）提高农民素质，实现观念变革是关键。具体包括加快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和“法治观念”等。（2）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是根本。要努力从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和劳动就业等方面实现城乡平等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培育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内在动力。（3）改善农村法律运行环境是保障。具体包括要依法行政，树立农民对法律的信赖感。要公正司法，加强农民对法律的正义感。要优化法律服务，增强农民对法律的亲切感。（4）创新农村普法教育模式是基础。要明确普法教育目标，完善普法教育形式，深化普法教育内容。

2.2加强扶贫资金法制监管

学者们认为完善扶贫资金法律监管制度，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明确扶贫资金的管理主体，（2）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扶贫资金传递机制，完善扶贫资金支出拨付机制。[8]（3）健全扶贫项目公告公示等管理制度；（4）拓宽财政扶贫资金法律监管渠道；（5）突出检察机关查处挤占挪用、截留和贪污扶贫资金行为的作用，完善扶贫资金的责任追究机制。（6）强化审计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督职能。李冰心具体研究了完善扶贫资金审计法律制度的对策，包括明确扶贫资金的审计监督范围，健全扶贫资金绩效责任追究制度，赋予公民对扶贫资金审计的监督权利，明确扶贫资金审计机关的法律责任，构建多层次的扶贫资金审计监督结构。

2.3健全扶贫立

法针对我国尚无国家层面立法的现实，应加快国家立法。如杨宏舟提出，应制定《国家反农村贫困法》，认为其属于经济法。王敏指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立法，可借鉴其它地区的经验，但在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地方组织等方面应体现自身特点。很多学者提出了立法的原则，综合起来包括：农村扶贫法律制度建设坚持国家绝对责任、公平和保护弱者等原则。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坚持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统一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相结合等原则。反贫困立法的指导思想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元主体选择；还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突出社会保障功能。贫困孤残供养立法坚持贫困孤残供养水平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坚持城乡贫困孤残人员统一立法、保障贫困孤残人员基本生活、国家主导供养贫困孤残人员，公平、公正、公开、及时供养贫困孤残人员等原则。农村信贷扶贫法律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追求效率，扶贫到户，风险可控等原则。

2.4完善农村的扶贫法制建设

学者们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对策。从宏观上来看，赵军指出要构建完善的农村反贫困法律体系。首先应当确认广大贫困农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其次，改革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最后，要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创新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体制，二是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制度，三是创新农民利益维护机制。龙玉洪指出要完善农民权益预防制度、政府适度干预制度、替代政府直接干预的制度、农民权益损害后的救济制度。从微观层面来看，马文强指出，要完善农村扶贫进程中的社会救助制度，要调整农村社会救助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明确农村反贫困救助主体；完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法律衔接；建立社会救助的法律责任制度；规范社会救助的程序性制度。谭正航指出，应从创新规制理念，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风险控制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创新农村金融扶贫法规。

2.5促进贫困孤残供养的法制建设

我国在孤残供养立法时可借鉴其他国家的以下经验：（1）明确贫困孤残供养范围，制定合理标准。目前我国特殊专项供养对象与一般基本生活供养对象交叉进行，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实践中应将二者区分。要制定合理的供养标准。（2）要保证贫困孤残供养资金来源可靠，保障有力。在我国贫困孤残供养实践中，没有充足的资金，导致供养水平低，甚至不能应保尽保。在进行贫困孤残供养专项立法时，应明确中央承担贫困孤残供养资金供养的责任，以保证各地贫困孤残供养资金的长期有效供给。（3）贫困孤残供养管理机构设置合理，职责明晰。我国应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贫困孤残供养工作，此机构为专职社会保障功能的政府部门，也就是国务院民政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则设置相应的机构来专项管理贫困孤残供养工作。偏向由国务院制定《贫困孤残供养条例》，各地方制定贫困孤残供养实施的细则。

2.6推进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法制建设

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制度，一是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明确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健全法规，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作用和组织形式等，尽快修订所得税法，出台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慈善公益事业税收减免政策，并适时开征非公益捐赠税和遗产税等。二是建立和完善自律性与他律性相结合的道德机制。要明确规定其在扶贫过程中的一整套道德行为标准，对违反道德标准的人和组织，加大惩戒力度，大大提高违反道德者的成本。三是完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扶贫，要从合作文化软约束走向理性法制硬保障，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框架协议》提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刚性，增强合作扶贫督查，落实合作扶贫的司法审查。

3研究述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实地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思维方法、理论法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数据分析法、规范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图表分析法等。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哲学、发展权和生存权等视角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研究了农村法治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扶贫开发博弈关系、在线扶贫、区域生态立法、合作社益贫性的引导、贫困助学、能源亲贫规制、贫困人口发展权、贫困地区受教育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民族贫困地区环境与资源法制实践、妇幼卫生、农民权利意识、农地保障功能、贫困生资助权、扶贫资金法律监管、金融扶贫、农民工权利贫困、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等。已有文献多为政策性、实务性的研究，一般从某个学科去研究，多学科的系统研究成果很少。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主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实证分析强于基础理论研究。由于实证性的研究多具有零散和个别的特点，需要努力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归纳整理，并据此提炼出一般的规律性内容，形成新观点或者理论。现有的关于扶贫法制建设的规范理论研究仅涉及一些理性认识，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后续研究可以从多学科综合的视角，加强对实证研究的理论抽象，或者提高理论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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