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论文十篇

市政论文篇1

1.城市政治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城市的角色意味着政治权力所在，从军镇到市井，中国的城市遵循着政治化与商业化共生的进程。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并没有自我生长的经历，农业帝国的政治权力纵向分布，阻碍了城市的独立生长，从而形成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总体性依附；在城市内部，从早期城市坊市分离的管理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政治权力对于市场权力的束缚。只是到了唐代以后，这种格局才逐步破坏，城市的市场力量才突破政治权力的束缚。从现状看，中国城市还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当代中国城市的政治分类主要由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等4个层次组成，在同一行政区，形成了下级城市依附于上级城市的权力格局。城市的大规模兴起，造就了空前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移民和农村人口。在美国，向城市流动迅速取代向西部农村流动，成为人口流向的主要趋势。1910年，全美4200万城市居民中约有1100万是1880年后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在1860年至1890年城市所增加的人口中，有54%以上是外来移民；而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体制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要素的流动也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并冲击着传统的严密的户籍制度。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乡镇一级，有55500125人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其中13565590人离开本省；在城市中，这个数据则分别是170464678人和58023884人。同样，即使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在迅速加快，在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瓦解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也颠覆了基于土地与户籍之上的政治关系。在以往的政治体系中，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不交融，城市以优先原则凌驾于乡村政治结构之上，这种优先既体现在选举制度上的不平等，也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机会上的巨大差异。

2.传统城市政治权力的边界。

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了城乡分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赶超的压力下确立的，曾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时造成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7%左右，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受到限制，农业发展受阻；二是市场制度不存在，价格扭曲导致行为扭曲。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市场，也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分离———城市与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社会空间范畴，城市的进化，意味着传统乡村的退化，从城市诞生以来，这种对立和统一就一直存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率先实现“农民的终结”，显现出这一范畴的演化结果。我们认为，正是计划经济背后的国家力量，造就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分离。市场的崛起消弭了计划经济背后的政治权力，城乡割据的空间格局也被打破，从而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与社会代价。从世界范围看，自由主义的市场体系有可能带来城市治理的巨大问题，在第三世界的移民浪潮中“，城市成为象征，从过度拥挤的乡村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流，特别是年轻人，其结果只是发现乡村贫困被城市贫困所替代。可以确信，经济发展在新政府中具有最高的国家优先权，只是它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在中国，由于城市权力而非市场权力的传统优势，城市政府依然有权力遏制这种城市贫困的出现，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仍然可能突破城市发展的权力边界。正如毛寿龙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理论上来讲，城市应该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基于不动产的多中心的治理，而不是对人进行身份制管理的单一中心的治理。市场开放性城市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权力开放性城市因权力而开放，但也容易因权力而封闭。以权力为基础的城市治理，面对高房价和拥堵，会从单中心的角度来界定城市问题，并采取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的政策；这种治理会引起很多策略，并需要新一轮的严格管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面对高房价和拥堵，会从多中心的角度来界定问题，并尽可能减少限制性措施，避免策略行为，尽可能通过居住者的多中心的选择和自我调整来解决城市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3.现代城市权力的多维突破。

城市传统政治的纵横结构正在遭遇巨大压力。从纵向上看，我国4个层次的城市等级正在遭遇挑战。一些城市政治等级开始上升，如副省级的重庆市于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一些经济较强的地级市如江苏省苏州市，上级政府也开始给这些城市的主官以政治升迁的机会，以部分行使副省级市的政治权力。同样的逻辑，一些县级市如青海省格尔木市则升格为副地级市，从而打开了升格为地级市的政治通道，而排除在城市政府以外的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同样打开了通向副县级市的政治通道。从横向权力结构看，城市的发展受到周边诸多要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围农业社会的生产水平往往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古代社会，城市的规模越大，其周围就越需要广阔的农耕村落，反过来说，周围农村的广阔程度当然也就规定了城市的规模。”但是由于城市的蔓延，农村地区的政府权力对于城市权力的抵制日益消退，城市权力借助于市管县体制吞噬了农村的土地和诸多自然和社会资源，日益突破传统城乡分治中的权力平衡。但是，无论是纵向政治权力的突破，还是横向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都同时面临着多元主义的冲击。在西方的城市治理中，城市的权力存在着多重权力的核心“，多元论者认为，城市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官员要向选民负责，所以选民也有权力，他们以投票来控制政治家。”同样在中国，城市权力也有多元化的过程，这种多元化既体现在政府体系之中，也体现在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社会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政治权力也在城乡之间弥漫，由于城乡合治的特点，虽然城市拥有凌驾于农村的政治地位，但是城市官员有可能由农村官员升迁而来，因此政治权力既存在于城市官员之中，也可能存在于农村官员之中；同时，一些城市市场和社会力量逐步形成，对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会施以影响。

二、中观城市政治：城市演变中的结构调整

从11世纪起，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商业活动的扩张，在意大利海滨地区及中北部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如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米兰、帕维亚、帕多瓦、佛罗伦萨、锡耶纳等，许多城市还变成了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城市过程其实就是公民自我管理城市的过程。但是与西方城市自治的历史不同，中国的城市政治伴随着权力结构的调整，逐步实现了城市与公民的结合。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出现来自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呈现了政治结构的重组。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发育推向建国初期，那么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区行署与城乡分治。

“行署，是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简称，它是省的派出机构，在某地区内代行政府职能，管辖区内若干个县（市）。”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行政公署，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而2004年颁布的第四次法律修正案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但不再出现“行政公署”字样，说明这一机关的过渡性特征。随着省政府的权力下放，行署的权力在扩大，自1992年起，行署已有对县市一级的行政长官（包括县、市委书记）的直接任免权；而且行署还能支配地区财政。因为拥有了人权和财权，行署越发趋向一级实体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行署对于城市（县级）的管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困境。但可以看出的是，这种管理本身并没有把城市与农村的管理加以制度上的区别。例如1997年，山东省菏泽地区就辖9个县市，253个乡镇办事处，全区总面积12l53平方公里，人口825万。2010年，新疆喀什地区下辖1个市和11个县，即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岳普湖县、伽师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麦盖提县、巴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喀什市是喀什地区行署所在地，是喀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新疆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地区有27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140个乡、155个社区、2296个村民委员会。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不同种类，甚至由于城市发展的初步性，这一时期的城市往往与第二、三产业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工商业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与补充。由于县级市的政府结构与普通县级政府相比并无本质差异，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治理仍然属于仅仅体现产业分工的城乡合治型。从政治权力看，地区并不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但设立人大工作委员会，是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受其领导，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并负责本辖区内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同时，地区设有政协机构。县级市的人大工作接受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的指导，并依法行使政治权力。

第二阶段，市管县体制中的城乡合治。

为了解决城乡分治，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中向全国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当年首先在江苏试点，1983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这就是近30年来全国普遍实施的“市管理县体制”，而地区行署改设为市政府则成为这一体制转换中的重要内容。地区行署管理县与城市政府管理县有着较大差异，前者以省级政府的名义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中，行署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对所辖县市进行管理。而后者仅仅以自身的名义，对后者进行管理，并代管县级市。如1994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河南省南阳地区和县级南阳市、南阳县，设立地级南阳市和县级卧龙区、宛城区。南阳市辖原南阳地区的桐柏县、方城县、淅川县、镇平县、唐河县、南召县、内乡县、新野县、社旗县、西峡县和新设的宛城区、卧龙区；原南阳地区的邓州市由省直辖，一个月后，河南省政府又通知邓州市由南阳市代管，事实上形成了市管理市的局面。“‘市管县’的实质是，一方面把一级城市政府变为辖县的一般政府，另一方面又将派出机关地区行政公署转变为省、县之间的一级政权。”此外，与行署管理县不同，城乡合治中的市管理县（市）体制强化了政治权力结构的连贯性，地方人大逐级选举产生上级人大，并产生不同层级的政府，贯彻了人民的基本原则，也保证了城乡产业结构的统一。但是“地级市的最大问题是地级政区的存在是否合理。地级市的大量设立，把虚的省级政府派出之“地区”坐实为一级政区，不仅与《宪法》精神不符，而且政区在省与县之间增加了一级，与行政区划精简、高效原则背道而驰。”同样，市管理县体制也限制所辖县市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一些县域的经济发达乡镇被划入地级市区域，从而形成了新的权力冲突。

第三阶段，省直管县与城乡分治。

市管县体制暴露的问题既体现为合法性危机，也体现为创新性不足。在城市管理农村的过程中，由于仍然延续了城乡合治的基本思路，中心城市辐射效果受到普遍质疑。而在一些城市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心城市尚未形成，因此，也无法取得市带动县发展的政策初衷。在市管县体制运行不久，无论东部还是西部，越来越多的县要求恢复省管理县体制，以实现城乡分治。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9年，财政部财预〔2009〕78号文件《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中指出，改革的总体目标是，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但是至今，这一进度未能成为现实。即便进程缓慢，一些省份仍纷纷出台相应的规定，如山东省在2009年确定了20个县（市）进行试点，明确在财政收入划分上，按照收入属地划分原则，现行体制规定的中央和省级收入分享范围和比例不变，但设区市不再参与分享直管县（市）的税收收入和各项非税收入，包括设区市在直管县（市）境内保留企业的收入。不仅是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各省进行的试点中，城市政府也不再对县（市）政府的人事等其他方面的工作进行直接管理，县（市）政府直接向省级政府汇报工作，并逐步实现与地级市的权力脱钩。城乡分治的权力安排与地区行署管理县市有所不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县已经改市，一些县辖区域甚至一些县市全部区域已经并入地级市的区域，因此，省直接管理县（市）总体上既减少了县级政区的规模，也摆脱了城市政府的管理负担，因此有助于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步恢复；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一些地级市由于担心财政权力的上收，加大了对于县市政府的财政控制。如福建省福州市自2012年1月1日起，就开始直接管理福清、长乐、闽侯、连江等四县（市）财政体制。“随着城市的出现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城市不再仅仅作为类似建筑群的集合，更是人群的聚合。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权力关系调整、城乡分治的宪法回归使城市政府重新面临城市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重责任，而城市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重结合正在城市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得以体现。

三、微观城市政治：空间优化中的权力平衡

“城市是一种地域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城市的功能需要人类的社会活动去实现，因而城市功能空间与社会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分布或居住分布得以体现。城市内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空间分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内容。”在城市的空间优化中，维持政治权力的平衡成为城市政治学的基本任务。

1.城市治理中的纵向权力冲突。

从我国政治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的政治体系遵循着严密的金字塔体系“，宏观纵向分工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的行政区划（行政等级隶属关系和地域范围的界定准则）的确定，它规定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所控制或管理的权限及其发挥作用的地域界限，目的是通过层次分工来实现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性问题。”因此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中，不同城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的差异上：既有省级的城市，也有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这些城市政府居于不同的政治位阶之中，并根据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权力分配结果行使不同的治理权限。纵向权力结构的强化意味着政治约束的集权化趋势，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纵向城市政治放权可能成为常态，体现为中央政府向直辖市政府的放权；体现为省级政府向省辖市、直辖市向市辖区政府的放权；体现为省辖市政府向市辖区、县级市政府的放权；体现为县级市、市辖区政府向街道和社区的放权。同时，不同政治位阶中的城市的差异性有可能逐步弱化，经济强市的概念有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极大挑战了秩序优先的全国性治理原则，从而形成了城市治理方式中的内在张力。

2.社会崛起中的横向权力冲突。

除了政治权力的纵向冲突，也同时存在着横向的权力冲突，即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冲突。“古希腊行业协会的缺失证明了普通民众的强大而不是他们的软弱，反映了他们相对较高的劳动地位而不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雅典的劳动公民不需要中世纪行业协会所提供的那种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有城邦和公民身份的保护。”与雅典不同，今天的中国城市治理已经完全不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崛起已经成为政府单边治理需要加以合作的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0.0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29.5%。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09个；社区服务中心15497个，比上年增加1106个；社区服务站87931个，比上年增加31775个；其他社区专项服务设施9.6万个，比上年增加0.6万个。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72.5%。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因此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散居化，无论公共教育还是公共医疗等，公共需求多在社区得以实现，从而首先形成了城市权力与社区权力的冲击。除了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在城市治理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治理中，诸如物业、私立学校和医院等市场力量逐步进驻，形成了物品供给中的竞争机制，丰富了城市社区的服务，也分解了政府的责任，与社会力量一起，形成了横向的权力冲突。横向的权力冲突削弱了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权力地位，也催生了政府与社会合作即城市体制理论的形成。在这一理论看来，在城市体制模式下，政府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来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同样，私部门也不能独立制定政策来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决策是复杂的关系与互动网络。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官僚制的缺陷与社会力量兴起的初步性，城市体制理论比多元主义及精英主义更加具有解释力。

3.城市空间优化中的权利保护。

15世纪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对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他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在阿尔贝蒂看来，共和国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是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营造权力空间首先考虑的是公民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与越来越多城市的涌现，中国的城市面临身份的转换，城市不仅仅作为地方政府而存在，也同时作为社区共同体而存在。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作为国家权力而存在，后者则作为社会权力而存在，洛克所提及的国家与社会两个最高权力都可以在城市之中得以充分地结合。从权力的多元属性看，城市治理应该有一个多元权力的介入过程。国家权力、市场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涌入既可能提升城市公共生活的品质，也可能削弱城市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指向作用，因此3种权力需要一个有效整合的过程。我们认为，城市首先是自由民的汇聚之地，因此城市必须遵循其一以贯之的自由精神，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城市必须重新反思自身的政治使命。在今天，由于公民的需要和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权力的空间分布高度碎片化了，那些传统权力的象征性标志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在城市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空间结构、交通流动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城市的发展就是诸多城市空间持续优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优化过程中，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被抛弃到城市生活之外，其中尤其以对农民工的限制为甚，而“把数以亿万计、已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户籍仍留在农村，使他们在完成地域转移的同时不能相应实现身份转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滞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这样的滞后性同时损害了城市的政治使命。城市空间优化的标准在于城市居民的权利保护“，权利是作为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表述而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者将权利认定为严格的个人权利，但其他人却提出团体权利观念，如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工会权利和民族主义者强调的民族自决权都属此类。”在人本主义政治学崛起以来，个体权利已经无法忽视，团体权利如果不是基于个体权利，那么这种团体权利保护的效果也值得怀疑。在当代中国，或蔓延、或新兴，城市的形成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权利保护应该广泛适用于城市居民，在户籍制度尚未放开的前提下，城市的空间结构仍然是僵化的；碎片化的空间不仅分割了城市，也形成了公共生活的隔绝。因此，基于自由主义的假设，有一种能够凌驾于空间隔绝之上的权利保护最终可以消弭公共生活的隔膜，并实现城市的社会融合。

四、结论

市政论文篇2

一、建立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有机构成的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政府的行政管理要想有效运行，就必须拥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队伍。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制度是适合一般管理规律的政府管理体制，具有非常深刻的科学内涵。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府选拔优秀行政人才，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实现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激发政府工作人员热情，保持政府廉洁高效。

深圳市经过“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不断探索，全面建立公务员制度。深圳先后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构成公务员管理的制度支撑，建立起公务员人才选拔、人员流动和利益保障机制。在公务员选拔机制方面，深圳市规定，凡属需补充公务员的单位，必须根据编制和职位空缺情况申报计划，不摘各自为政，由市里统一招考；考试分笔试和面试，根据笔试成绩按1：3的比例确定进入复试的人员；面试考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如果参考人员全部不合格，则下次再行公开招考；注重公开，做到招考职位、名额、条件、成绩、结果公开，实行“阳光下的竞争”，同时还注意打破地域和身份的限制，进一步优化人才的来源，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建立公务员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公务员流动机制方面，深圳通过健全公务员的退休、考核、纪律奖惩、职务升降、辞职辞退以及交流回避等制度，增强出口渠道，使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流动机制。在公务员流动机制中，深圳注重发挥考核的关键作用。1995年，深圳在以往考核的基础上，尝试在国家人事部规定的优秀、称职、不称职三档之中增加规定基本称职一档，从1996年开始凡是考核被评为基本称职的人员，一律停止公务离岗培训，培训不合格以及合格后不服从安排的，均予以辞退。在公务员利益保障机制方面，深圳规定公务员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实行全国统一工资加特区津贴的工资制度；建立申诉控告制度，对于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有关机关提起申诉；对于侵犯公务员权利的行为，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建立相应的住房、社会保险等福利制度，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深圳通过公务员制度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队伍，提升了政府行政能力。但深圳公务员制度在运行之后也存在一些问题：职位分类不够科学合理；公务员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设置不够科学；公务员考核存在形式化的倾向，考核内容空泛，考核指标体系缺乏针对性，考核结果没有起到激励的导向作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公务员制度功能的发挥，深圳公务员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推进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录用、考核、奖惩、培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二、改革审批制度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传统审批制度的弊端不断显现：审批事项过多过滥，审批程序烦琐，效率低下，妨碍市场机制的发挥；审批权力与责任脱离，与权力主体利益挂钩现象严重；审批行为不规范，自由裁量权大，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先后进行过多次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作为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相适应，深圳有关社会活动的审批项目已经成为审批项目的主体；二是审批权限的主要执行者是主管部门，而不是政府序列中的综合协调部门；三是主管部门保留的审批权限，仍对资源配置过程和方式有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为限制市场进入和限制市场竞争以及限制市场化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说，审批成为深圳政企不分的最后纽带。

深圳率先在全国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坚决取消审批；对继续保留的审批和核准事项依法进行规范；尽量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改进审批方式，增加审批透明度，制订严密的审批操作规程，同时注重审批后续监管，正确处理好“放”与“管”的关系。

深圳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次改革将政府审批(核准)事项由原有的1091项减少到628项，减幅42.4％；第二次改革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加上国家和省下放的44项)，再减少277项，减幅41.2％，两次改革共减少审批(核准)事项740项，减幅65.4％。其中第二轮改革在市、区、镇(街道)三级同时进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前两次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深圳在2003年出台《关于深化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深圳市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和核准事项在上两次改革减到385项基础上，再减30％，审批时限缩短30％。同时提出要坚决防止只是简单地合并一些审批项目或者裁减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而对那些涉及部门利益、“含金量”高的项目紧抓不放，从而将审批制度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深圳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全国产生了示范作用，审批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传统的管制和审批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深圳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深圳政府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审批制度改革也面临着困境，存在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尽管行政审批的数量大幅减少，但一些根本性的行政审批没有变化，而且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无法量化，仅仅从数量的缩减得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的结论似乎并不科学。尽管处于改革最前沿，但深圳是中国的深圳，国家的传统职能，即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在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就会有惯性的延续力量，在惯性的作用下，传统职能会以各种方式强制性地影响和渗透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深圳与它保持一致，如中央有审批，深圳也得有审批，内地有审批，深圳也得有审批。深圳的审批制度改革遇到的阻碍有些是深圳自身无法解决的，需要中国政府改革的整体推进。2004年5月，国务院决定国务院部门第三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95项，加上前两批已取消和调整的项目，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按照合理与合法、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都进行了规范，对行政审批权力、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是我国行政审批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这种宏观环境的改善，对深圳的行政审批制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三、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深圳市在中共*闭幕后不久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会，议题是根据*报告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经过酝酿，“行政三分制”方案逐渐浮出水面。深圳作为中央编制办选定的试点，“行政三分制”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盲目追求政府机构的压缩和减少，而不重视优化组织结构，难以避免“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以往的政府机构改革坚持一种职能由一个部门管理的设置思路，必然导致政府机构庞大。随着现代公共事务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政务综合管理成为政府机构设置的主要趋势，行政三分制可以说是对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行政三分制”主要借鉴香港和英联邦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但在运作机制上也会引入美国、北欧等国家的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是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方案的构想是在事务分析、职能分析的基础上，以大行业、大系统的方式设立决策部门，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若干个执行局，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决策局只管决策，而执行局则是单一的执行；单独设立监督部门，监察局、审计局地位相对独立，部门首长直接对市长负责。在方案的设计者看来，“行政三分制”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1)通过合理分解权力，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有效、有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部门、某一环节而导致失范的现象；(2)通过规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职能部门各司其责，形成整体合力和制衡效应，防止权力滥用；(3)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问题，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4)有助于实现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通过听证、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市民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形成决策方案，从而大大地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行政三分制的实施，将使政府从“全知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因而成为“今后20年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行政三分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深圳也在期冀凭此重塑“改革先锋”的光环。但在实践中，“行政三分”改革并没有坚持下去，原因是多重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乏内部的改革动力。被认为在深圳有“八分胜算”的“行政三分”改革，对利益的触动比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大，因而受到的阻力也比以往任何一次改革都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但是政府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使之变形，甚至流产，对于政府体制改革而言尤其如此。“行政三分”主要涉及的是局级干部的权力和利益，所有机构重新设置，有些局将被取消，局长们面临整体“洗牌”的问题。逻辑严谨，措辞铿锵的改革方案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阻力，高层达成共识的改革意愿并没有使政府内部的消极者执行这些方案。2004年3月《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出台，经过多次修改的试点方案与舆论所期待的将行政体制中的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分离的设计相比，已发生了很多实质性的变化。“行政三分”的失败并不能否定其合理性，中共中央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或许是对深圳当年改革意义的最好评价。

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法治意味着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标明“自尊自主的人文生活、理性规范的社会合作、亲和可敬的司法正义以及有效节制的政府权力”的理念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诉求。深圳获得立法权之后，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政府，在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法治与市场经济良性互动，特区法治程度不断提高，是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建设法治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将公共管理和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既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衡量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始终是法律的权威难以建立，中国传统政府人治色彩浓厚，习惯将政策和命令放在高于法律的位置上，法治的基础薄弱。

市政论文篇3

（1）由于市政道路工程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市政道路工程造价未能及时根据城市建设的动态进行调整，就会造成市政道路工程成本升高，无法做好对于建设资金的管理。

（2）在城市道路的建设过程中道路建设的整体成本与一些局部成本管理分配存在混乱，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是在各地的市政道路工程管理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问题。

（3）除了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工作，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成本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机械设备、市政道路工程施工方法以及施工材料管理等造成的浪费十分严重。

2市政道路工程造价控制的原则

2.1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应遵循动态控制的原则。

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是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进行实际的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实际消耗的值与造价所预期的值进行比较，不断的纠正错误，使得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投资能按照当初预期的目标前进，使得工程建设资金能够合理的分配使用，使工程能够如期的保质保量的完成。

2.2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全面控制。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工程造价的控制应当是全面的、不留死角的，需要从整个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全局出发做好对于资金的控制，而不是纠结在工程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应当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的全方位监管，从市政道路工程的设计之处直至工程项目完成都要做到监管。

2.3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价值原则。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技术的创新，先进，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新的道路施工技术不断应用，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等都在市政道路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现，一味的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也是不可取的，随着新材料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成本，所以，在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城市道路建设成本与新技术、新材料使用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2.4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节约原则。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尽最大限度的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建设的成本，建设非必要开支，从而降低工程的成本，降低工程的造价，是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在城市建设之初就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速度做好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尽力减少因规划不当而导致的重复建设、二次建设，从而大大的提升了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成本。所以，在进行市政道路规划时应当使其能够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前提，对市政道路工程规划进行充分的、科学的论证。

3对于提高市政道路工程造价控制的几点建议

3.1充分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人力资源是市政道路工程的重要资源，在市政道路工程的过程中需要从提升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出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工作。在实际的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些市政道路工程造价人员由于业务不熟练，在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环节多采用生搬硬套的方法，致使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工作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使其无法对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无法发挥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作用。

3.2做好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的全程监管。

在原先的很多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多是从局部出发从而忽视了市政道路工程造价对于全局的监管性，致使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设计与施工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仅仅追求单一方面的成本降低，而忽视了对于市政道路工程全局耗费的认识，所以，需要改变原先的单一追求，从整个工程建设项目出发，加强对于整个工程建设的过程管理，从中发下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从而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全过程市政道路工程造价管理。

3.3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尽量采用工程招投标的方式，在保证市政道路工程质量的同时降低市政道路工程的建造成本。现今，招投标形式在我国已经出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招标过程中需要面向社会上信誉高、技术水平扎实并具有相关的资质认证的企业发标，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3.4做好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的材料管理。

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过程中，材料的成本占据了市政道路工程成本的尽一半以上，所以，做好对于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材料费用的控制是降低市政道路工程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数量庞大、种类众多的建材，因此，在进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初期，需要组织人员对于市场上的建材价格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取证，并将结果汇总到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最合理的材料购置方案，并制定好相应的采购计划，避免在工作现场大量堆放建材，导致资金的不合理使用，甚至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4结语

市政论文篇4

关于利率市场化对财政政策效应的文献较为鲜见，有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方面的文献较多，下面从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叙述。研究结论上，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一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代表性成果有Burnside(2004)［4］、McGrattan＆Ohanian(2006)［5］、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6］、张延(2010)［7］等。另一种观点则否认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甚至存在挤入效应，代表性成果有Linnemann＆Schabert(2006)［8］、Galietal．(2007)［9］、贾松明(2002)［10］、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11］、张龙和贾明德(2008)［12］、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13］等。学者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的主要理由有:(1)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减少企业的投资。(3)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支出，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学术界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主要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研究方法上，过去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如马拴友(2001)通过IS—LM曲线来推导财政政策乘数，估算出中国1983—1999年间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2。［14］郭庆旺等(2004)也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采用宏观结构模型、结构VAR模型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如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16］对于IS－LM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Lucas的批判，他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Lucas，1976)。［17］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将向量自回归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所以最近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VAR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8］还有一些学者也用该模型进行研究，如Blanchardetal．(2002)［19］、刘金全和梁冰 (2005)［20］、李树培和白战伟(2009)［21］、吕光明(2012)［22］等。由于VAR类模型缺乏DSGE模型所具有的微观经济机制，因此近期有不少学者采用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如黄赜琳(2005)利用DSGE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23］目前，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研究较多，如Cogan(2010)［24］、Christianoetal．(2011)［25］等。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存在差异，随着经济模型的不断发展，而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已成为主流，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将财政政策内生化，试图能够反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而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于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本文充分考虑了这一宏观体制因素，参考Tsung－wuHo(2001)的方法将政府支出加入居民效用函数中。

(一)居民最优行为居民从私人支出、提供劳动和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效用。居民在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当作给定的情形下，决定消费需求、债券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

(二)企业部门最优行为1．最终品生产企业竞争性的代表性最终产品企业投入yit单位的第i中名义价格为Pit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最终品企业面对市场既定的价格Pt，选择中间品投入数量来最大化其利润，并受到生产函数的限制，一阶条件。

(三)政府和中央银行行为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合并为一个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本文不考虑货币需求。政府部门选择支出以最优化社会福利，并受约束于预算约束和私人部门的边际条件。现在考虑政府最优支出问题，假定政府希望在决策中考虑到居民户的最优条件，并受这些条件约束。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可实现条件得到居民户对政策决策所施加的约束，该条件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

三、数据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的选取与初步处理本文模型中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模型稳态特性的参数，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前者主要采取校准的方法来估计，后者主要采取贝叶斯估计。模型校准过程主要是利用现实中可以观测到的宏微观经济数据的平均值以及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模型部分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由于本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政府购买冲击，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的“奇异性”问题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观测变量拆借利率、产出和通货膨胀来进行贝叶斯估计。陆军和钟丹(2003)［27］、马晓兰(2005)［28］认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能反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本文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96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等。数据处理过程是:首先利用定基通货膨胀率序列计算得到实际的产出。然后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和HP滤波处理，从而得到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部分的时间序列。

(二)基本的参数校正及贝叶斯估计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本文首先利用校准法得到模型参数值，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结果解释、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长期均衡存款利率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宏观计量研究方法相比，通过校准获得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参数值可以避免因结果性改变所导致的Lucas批判。所以本文的模型参数值并不会因利率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而发生变动。参数rg可以理解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比，从图1来看，中国最近几年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比重基本在0．36左右。同大部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一致，表1总结了模型校准后的部分参数值。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利用贝叶斯法估计时，考虑到分布的一般性和参数的经济含义，参考刘斌(2008)的方法［29］，对各先验分布的假定，通过估计得到表2的估计结果。多变量诊断统计量主要包括各估计变量对应的一阶矩、二阶矩和三阶矩，从图2来看，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上图的两条线重合，表明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因为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度量指标相对稳定。3．部分变量的稳态水平计算利用稳态式求解得到表3的模型稳态水平值，得到的消费占比、投资占比与政府支出占比与刘斌(2008)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模型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

(一)模型数值模拟表4总结了根据模型参数值及稳态式所计算出的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下的宏观经济稳态水平。根据表4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利率上升的长期宏观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价格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存款利率(在通胀稳态为1时等于名义存款利率)和企业资本边际成本。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通过提高企业资本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利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结构。

(二)经济变量面对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波动模拟表5总结了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模型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时，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根据表4显示的模型数值模拟结果，随着名义存款利率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逐步下降，总体而言，产出的波动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名义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降低中国宏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

(三)脉冲响应分析从图3、4、5来看，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但是短期内产出增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总需求的上升，从而使产出增加。但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通胀的上升和利率的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居民消费减少，企业的资本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的资本需求降低导致投资减少。均衡利率的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时的初始反应增强，即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产出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却出现了挤入效应增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产出的初始反应增强。主要是因为外生冲击的变动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变动，还同时受到总产出、投资和消费稳态水平的影响。正是由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会同时引起投资占比的下降、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占比的上升，使得均衡利率上升时，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挤入效应增强。这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支出增加能在初期增加产出，但是其增长效应时间较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时间短，因此第5期之后产出为负，但是负效应并没有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而显著增大。

五、结论

市政论文篇5

一、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

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市政论文篇6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

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超级秘书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市政论文篇7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各区域差别很大，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城市有着更加昂贵的土地、房产、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品及向城市腹地提供服务等特性，城市人口对于政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集中，省级政府的数据往往掩盖了内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的千差万别。同时，人为设定指标权重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此外，对于政府规模效率高低的判断，也不应仅仅停留在财政和经济角度。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日益推进，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出，因此，在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设计上，不仅仅要包括经济产出和财政支出，也应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采用DEA方法，来横向地比较城市政府间的规模效率。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的选取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1978年ChamesA.，CooperW.W.，RhodesE.首次提出了CCR模型，用以评价具有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并正式命名为DEA方法。此后，研究者们对模型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将DEA方法运用到许多领域，对决策单位的效率进行比较，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这里就不再就其原理展开说明(参见，CooUi,1998，T.etal.)。DEA的基本模型主要可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CCR模型的假设是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但实际上并非每一分析主体都在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若存在变动规模报酬，则导致在衡量技术效率时规模效率亦混杂其中。因此必须考虑变动规模报酬(vaffableReturnstoScale)的情况，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剔除，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引进Shephard(1970)距离函数的概念，把技术效率(technologyefficiency：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ology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也就是说，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是源于决策单位(DMU)的不适度规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DMU的规模以改进其无效率的状态。

采用DEA方法对各个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具有如下优点：(1)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运转效率，且不必确定投入和产出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在本研究中，每一城市政府就是一个决策单元，它的投入和产出都是多元的。投入产出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例如我们很难判定1单位的财政支出或人员投入就能产生多少单位的GDP或社会收益。(2)决策单元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是由DEA这种线性规划模型内定的，无需人为主观设定。例如本研究中，就无需人为设定从业人员在城市政府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或环境保护在产出中的比重。(3)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即是说，DEA衡量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的数据单位的影响。城市公务员从业人员比重、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或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等产出均可放人决策单元来进行效率比较，而无需考虑各衡量指标的单位；(4)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差异分析和效率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城市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以供城市管理者参考。

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效率比较是在所有决策单元(本文是指城市)中进行的，因此它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另外，它衡量的生产函数边界是确定性的，难以把随机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分离出来。

从DEA方法的特点来看，运用DEA方法进行政府规模效率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二)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一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测算，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二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测算，即将政府公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数量占所有全社会就业人数(或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指标。这两类指标尽管从数量上说明了政府的规模大小，但并未从质量上反映政府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政府能力)，更未反映政府的效率，特别是人民生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产出效率。

为便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与世界银行2006年所作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我们收集了非农人口在50万以上、*年GDP排名在前的88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为能更便利地对比分析，我们选取两组数据来比较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

第一组数据，只考虑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即政府公务员人数和公务员工资。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和工资，可以用来表示公务员人数和工资，为更为准确地对比，我们用*年“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即旧行业分类中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政府服务的城市人口(当然政府还服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为数据收集方便，我们予以忽略不计)，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关于政府产出，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中选取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就业率五项指标，得到有效数据704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文献专门研究了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认为，GDP是整个城市的企业、居民和政府共同生产的，因而计入政府的产出是不恰当的。众多学者也认为，今天，政府最大的产出是公共服务，不再是GDP。在实际计算中，按照DEA的原理。加入一列产出数据也不会影响对各城市政府效率的排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GDP。

第二组数据我们考虑加入政府规模的质量指标，即在公务员人数比重和公务员工资比重之外，加人税费、娱乐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进出口通关天数、因电力和运输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政府投入规模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政府的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仍用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就业率五项指标来比较政府的社会及环境产出，得到有效数据1056个。

三、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BCC模型，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方面分析。

(一)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

我们把88座城市政府的两组投入产出数据输入DEA的软件Deap2.1，运行计算后得到城市政府各效率平均值的结果，整理见表1所示。表1中，TE、FIE和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TE=PTE×sE。TE值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为最优。从表1可见，第一组数据中，城市政府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436，第二组数据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了0.75。两组数据相比较可见，在考虑政府行政能力的质量指标条件下，政府效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从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规模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率水平。从人员和工资投入来看，*年有许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都有大幅增加，这对政府效率的数值有一定影响。由此来看，仅从数量指标来衡量城市政府的规模是不充分的。对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技术无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第一组数据中，纯技术效率为0.604，低于规模效率0.784，第二组数据纯技术效率为0.805，规模效率达到0.953。说明城市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配置不尽合理。

从政府人员和工资的比重看(见表2)，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城市在第一组数据中只有上海、汕头和东莞3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1.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8.88％。第二组数据中20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4.4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22.78％。这也说明，与第一组相比较，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

(二)分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比较

单纯计算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掩盖了各地区及各城市的差别。按照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把这88座城市分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整理见表3和表4。

表3是第一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各地区政府的总体效率都不高，均在0.6以下。东南、东北地区的效率相对较高，也只是超过50％，西北地区的相对效率最低，仅为0.2620

表4对应的是第二组数据，7项投入，5项产出，以环渤海和东南的效率最高，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也在0.8以上，中部地区为0.745，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这一结果说明，环渤海和东南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等方面要好于其他地区。

(三)按城市规模分的城市政府效率

按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88座城市分为四类，非农人口500万以上、200万～500万、100万～200万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各类城市政府的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整理见表5、表6、表7。第一组数据中(表5)，各个规模的城市政府效率都不高，规模效率最高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也不过为0.684，效率较高的是200万～500万和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分别为0.556和0.410，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差，仅为0.375。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和东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居中，中部和西北地区效率最低。

第二组数据，即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规模(见表6)，规模效率最高的仍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低，为0.747，200万～500万人口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居中。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和东北居中，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对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仅为0.863。

(四)各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改进分析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见，依不同的评价指标，政府效率也有所不同，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效率更高。这也说明，要想提高政府规模效率，不但要从政府投入的数量规模看，还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投入质量。运用Deap2.1软件，得到政府效率改进的目标值，见表7和表8。

政府效率的改进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表7是针对第二组数据建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运行Deap2.1软件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投入导向的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得到最优效率而需要达到的各项投入目标。表7中的目标值是根据有效率的城市政府设定的效率前沿标准(效率为1)计算出来的各项投入目标值，从表中可见，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目标值明显小于实际值，西南地区的各项投入差值甚至高达90％以上，存在明显的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

表8是建立产出导向模型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输出导向模型是假定投入不变，所能得到的产出目标值。表8中，西北和东北地区对法庭的信心相对不足，实际值与目标值分别相差55％和32％，人均绿地面积分别相差44％和140％。

综合表7和表8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政府尚未达到规模效率，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均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即使是发达的东南地区，在进出口通关、电力和运输等方面仍与目标值有近1／4的差距。

四、结论

我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88座城市的政府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是基本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数据调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如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仅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历史数据，难以作动态的政府效率变动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不同也可能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些偏离，有些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可能会使西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指数降低等等。此外，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找出具有完全相同环境的城市政府，来对其运行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比较。由于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区位环境差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差异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同指标、相同数据的不同城市政府，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哪一城市政府就没有达到规模效率。尽管如此，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仍能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城市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仅仅考察其投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应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产出效率。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效率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精简人员之类的组织结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

2从地区看，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东部沿海的城市政府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都要好于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

市政论文篇8

[关键词]股票市场；货币政策调控；互动；政策建议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且越来越密切。股票市场的发展深刻影响着货币的供给需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变化、利率变化等调控手段也在影响着股票市场。在我国股市深刻变化的今天，对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

(一)在关于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关系方面

陆蓉(2003)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脉冲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度量了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效应，她认为货币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楚尔鸣(2005)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作用于股票市场的效应明显，但传导过程中的“q”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等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宋宸刚、谭晓蓉(2001)还对股市泡沫的产生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影响作了分析，这个研究对当前股市或许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深入到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方面，苟文均(2000)分析了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条件，探讨了货币政策变革的基本方向。栾怡(2001)开始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江其务(2001)、许祥秦(2001)在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失效问题时提到股票市场的因素，进而陈柳钦(2002)系统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重点阐明了我国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阻碍因素。刘志阳(2002)则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货币政策的股市传导机制模型并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相关度在逐步增强，这使得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较大冲击；当局应对现有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重点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利率取向和最终目标的股价参考。刘岭(2003)进一步通过分析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讨论了QFII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许崇正(2003)则详细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并且与陈建新(2003)提出了扭转中国股市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对策。

(二)在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关系方面

1．与最终目标的关系研究。Borio.C(1994)认为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央行没有理由去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只有当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时，货币政策才应干预资本市场。而国内学者钱小安(1998)在研究了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后指出，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执行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应在确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Friedman(2000)通过对美国股票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股票价格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我国情况，谢平、焦瑾璞(2002)认为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货币政策机制紧缩效应与股票市场的关联在增强。央行为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当关注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期，易纲等人(2002)借助模型分析发现，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股市。当股市价格偏离稳态越来越远时，经济运行将是不安全的。因此，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应同时考虑股市价格和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但是央行的根本目标仍是维护币值的稳定。较权威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2)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对股市波动央行应关注但没必要盯住。

2．与中介目标的关系研究。货币需求方面：Friedman(1988)认为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Friedman&McComac(1991)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的股票价格与货币需求的关系，结果显示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具有负向影响。国内学者易行健等人(2004)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估计了包含股票市场成交额的季度货币需求函数，得出我国股票市场成交额减少了各个层次货币需求的结论。进而赵明勋(2005)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倾向于减少狭义和广义的货币需求，且对广义货币需求的影响小于对狭义货币需求的影响。

具体到股票二级市场，据石建民(2001)、高莉、樊卫东(2001)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二级市场对货币需求具有统计显著性，为正相关关系。股票二级市场对M1需求的影响要大于对M2的影响。

货币供给方面：周英章、孙崎岖(2002)对中国1993—2001年股市价格波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股市价格波动明显领先于货币供应量且对货币供应结构的稳定性构成较强的正向冲击，从而加大了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削弱了宏观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故建议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股价波动。在股票价格对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影响方面，王维安、杨靖(2003)通过对中国1999～2002年的实证分析认为，股价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和转换效应是存在的，替代效应作用于短期，而转换效应会在一段时滞后显现。金德环、李胜利(2004)则进一步研究了中国股市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股市价格和M0、M2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它可以用货币供应量M0和M2来解释，但股价变化不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原因。

(三)在股票市场与利率手段的关系方面

Rigobon＆Sack(2001)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升降5％就可能导致利率升降25个基本点，利率对股市波动的反应强烈。国内学者王军波、邓述慧(1999)通过分析央行利率政策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发现利率政策在短期和长期上对股价波动幅度、股票成交量等都有显著的影响，只是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影响有反常现象，而长期影响则是稳定的。但是高俊峰(2004)在分析利率政策对我国股市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后，则认为我国利率政策对股市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长期效应与理论分析有出入。他认为长期效应还要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完善程度、相互间沟通程度以及长短期证券工具的丰富程度的制约，而这恰是我国的不足。具体到利率调整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方面，李敏、金光(200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该影响存在时滞，这一时滞约在15到30天之间；而且利率调整不对股票交易量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二者的互动分析

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1．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它们所成立的前提是：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一体的，没有阻滞。也就是说，要具有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这样的市场资金配置效率高，现实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接近于此。

近两年我国股票市场成功地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股市规模进一步扩大，股市发展态势良好，这是有利因素。但种种制约因素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来响应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分割，一体化程度不高，货币和证券两种资产自身的联接效应以及两种资产价格的联接效应还有市场之间市场交易的非对称信息对称化效应不明显。②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性太强，股票价格易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市场信用体系并不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急需完善。③市场规模尚需进一步扩大。

2．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影响。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只关注实体经济价格水平，不顾及虚拟经济资产价格的目标取向，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尴尬和无奈。事实证明：股票价格已不能再排除在货币政策视野范围之外。随着资本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流通市值占GDP比重日益提高以及股指和GDP的相关度日益加强，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然会日益加深，这其中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股价波动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完善已提出迫切要求。

3．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影响。我国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定为货币供应量，与其相应的操作手段是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多少和货币乘数的大小。股票市场的发展将深刻影响货币供应量。因为伴随其发展，大量社会闲置资金将进人股市，银行、企业和居民的原有货币需求将发生变化，从而基础货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比例也将改变，这将影响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而且由于股票价格的上涨，居民会减少现金持有，更多地进行证券投资，从而造成流通中现金漏损减少，货币乘数增大。股票市场的发展还将使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配置的互动加强，这将影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稳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在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上更多的采用利率手段，因为货币市场的利率变化将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帮助央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

(二)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股票价格的变动上。上文提及的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手段，实质上就是央行通过利率变化来改变货币和证券这两种资产的相对价格，从而吸引资金由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最终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同样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当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将增加，货币的边际收益下降，而就短期看居民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变化不大，投机需求则会出现较大变化，于是股票价格将被推高。

四、政策建议

为了实现我国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的良好互动，政府应在如下三个方面调整完善政策：

1．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关注股价波动

2006年来我国股市发展迅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愈发重要，股指与GDP的相关度也在加强，这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会日益明显。而央行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视线将适逢时机。

2．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股票市场的深入发展将使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利率手段将成为可行的目标取向。而这要求政府有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以有效联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市政论文篇9

一、城市建设举债的理论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引导我们从公共品理论着手讨论。在公共品理论中，公共品有纯公共品和混合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之分，纯公共品必须同时具有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其典型例子是国防、行政（或司法）服务。但大多数公共品都只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介于纳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因而只能称作混合公共品。如教育、政府兴建的公园和医院、拥挤的公路等都属于混合公共品。一般来说，对纯公共品的供给，政府财政应全额负担，不能依靠市场机制解决，而对于混合性公共品的供给，则应该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就是，无论纯公共品的供给还是混合公共品的供给，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设政府可以举债，关键是要分清哪些公共品必须由财政资金提供，哪些可以由债务资金提供并且更有效率。

下面考虑政府部门的对公共品的支出。政府部门的支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一定时期（如一年）的政府支出中，经常性支出直接形成当年的社会消费利益，而资本性支出所产生的利益不直接发生在当年，而且还同时在今后若干年内发挥作用，根据这样的划分，政府对公共品的支出大部分都属于资本性支出，如政府建造的公路、图书馆等混合公共品以及国防、照明等纯公共品，它们将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为整个社会提供利益，其建造成本不能全部视作当年提供的公共品的成本，而应该分摊到今后的收益年份中去。只有一部分纯公共品，如政府必须支付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行政办公费用等，才属于经常性支出，这些支出直接形成当年公共品的成本，它与社会当年受到的公共服务利益直接相关。

政府通过收取税费获得的财政资金和通过举债获得的债务资金来支付这些公共品支出。在通过税费等财政手段筹资的情况下，收益者和成本负担者是一致的，而举债筹资把公共品的受益与成本负担分割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使受益者和成本负担者变得不一致，现在的社会成员免费享用了公共品所带来的效益，而未来的社会成员则要承担以往公共品的生产成本。这样，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支出应由财政资金承担，如果以举债收人来承担当年的经常性支出，意味着让现在的人无偿享受公共品的利益，而让以后的人来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公共品的受益者

与成本承担者的分离，难以使公共品的提供达到有效配置的目标，举债筹资会使公共品的提供规模超过有效率的提供水平。对于政府部门的资本性支出则不应以财政筹资作为唯一的渠道，通过举债筹资将成本分摊到今后的各个受益期，将有助于社会选择比较符合效率要求的公共品提供水平。因为如果用当年财政资金来承担当年全部资本性支出，就意味着让现在的人承担公共品的全部成本，而让以后的人免费享受它所产生的效益，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会使公共品的提供水平低于有效率的水平。

于是可以得出结论，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支出由财政资金支持、资本性支出由小部分财政资金和大部分债务资金共同支持是符合效率要求的。由于政府对部分纯公共品的支出和对部分混合公共品的支出都属于资本性支出，所以政府对绝大部分公共品的支出在使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的基础上，都可以以举债获得的债务资金来支持。

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城市道路、桥梁、排水、路灯、污水处理、防洪；供水、燃气、公共交通、集中供热、轮渡；园林绿化和环境卫生等（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品的分类见表1）。那么同样，在这些城市公共品的供给上，只有纯公共品中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人员经费必须由财政资金支付，其余的纯公共品和混合公共品都可以由债务资金供给，即可以通过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

表1城市基础设施的分类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举债的具体方向

上面的分析明确了绝大部分城市公共品的建设可以而且应该以债务资金来支持，基本消除了举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疑虑，但是，考虑到政府的还债能力，举债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和限度，因而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哪些基础设施更应该举债，哪些基础设施使用债务资金进行建设更为高效。

首先把可以举债的城市基础设施分成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公益性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一般道路、桥梁、隧道、路灯、公共绿地和防洪排涝这些纯公共品以及混合公共品中有小部分内部收益但外部收益显著的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如给排水设施、园林、环境卫生等；经营性基础设施包括了其余的混合公共品，如自来水、燃气、集中供热、公交、地铁等，它们既有外部收益又有一定内部收益。

对于公益性基础设施，它们是为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设施，一般不能或者较难直接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且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比起来投资规模相对不是很大，所以通常由政府拨款投资建设较为合适，目前主要是以财政拨款、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少量的收费支持其建设。对于其中规模稍大的项目，也可以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但债务本息也应由财政收入偿还。

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从技术上能够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又具有一定的内部收益，可以通过经营创收，并且其产出一般易于界定，可以强制履行合同，采取竞争方式生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解决其运营和发展的资金。这里市场的方式是指政府利用预算安排和政策安排形成经济刺激，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具体形式包括：政府与民营企业或国有经济组织签定生产合约、长期特许经营权、租赁承包、政府经济补贴和资助、政府参股等。通过市场提供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一方面又能促进公共品和服务的质量。比如供水、燃气、供热、公交等，目前基本由市政公用企业提供，财政的压力已减轻不少，且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完全可以进一步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全按市场的方式运作。但是，由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在其正常运转起来以后才可能产生收益，加上其固有的外部性，项目建设的初期投资基本还是须由政府解决。另一方面由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普遍比较庞大，有些大型、特大型项目的投资规模更是一般项目所不能比拟，仅靠财政资金支持难免十分吃力，所以在这些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上，举债比较必要和可行，这也应该是债务资金的主要使用方向。

三、城市建设举债的重要途径——市政债券

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准发行政府债券，因此政府在搞城市建设时，不得不以各类公司、基金的名义或者各种集资、摊派等手段进行所谓的“多元化融资”（实际是变相举债），而这些融资借款项目的最终责任承担者都必然是地方财政，结果造成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借债剧增、债务管理失控的局面。和这些变相举债相比，发行市政债券较容易控制发债规模和把握偿债能力，保持债务规模的稳定性，因此我国应该考虑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以发行市政债券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

1．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要求允许发行地方债券。《预算法》颁布之时，我国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供给不足、需求过旺是经济运行的主要倾向，地方政府只负责投资决策，不负责投资风险；企业预算软约束，热心于数量扩张，较少注意经济效益。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取向是控制、收缩，《预算法》不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也是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反映。而到现在，我国的经济早已告别短缺，企业、银行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预算正在硬化，因此宏观经济的主要取向也由控制需求转向刺激需求，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要求对《预算法》作出修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市政论文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机制

Abstract:ThroughmorethantenyearsdevelopmentofstockmarketofChina,ithasgrowupdaybydayandbecomeanindispensableimportantpartinnationaleconomy,whichiscalledtheeconomic"barometer".Themonetarypo1icy,asoneofthesignificantmeansformacroeconomicreadjustmentinourcountry,hasbeenfoundapparentlyrestrictedinitsroleinrecentyears,duetotraditionalchannelsfadingandtransmissionmechanismimpediment．Withvigorousdevelopmentofthestockmarket,whichislinkedmorecloselywiththenationaleconomy,theimplementationofmonetarypolicyinevitablyinfluencesitstrend.Thistextdoesthebriefsummarytothemonetarypolicyandstockpolicyatfirst,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ockmarketandmonetarypolicyfromcurrencysupply,interestrateandinterbankofferedrate.Putsforwardsomeadvicetoimprovingtheefficiencyofthestockmarketintransmittingthemonetarypolicy.

Keywords:monetarypolicy;stockmarket;thetransmissionmechanism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演变的一个突出趋势是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得以持续发展，随着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股票市场对国际经济、国内经济的影响也迅速加大。作为现代市场金融经济的主要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对于熨平经济波动、促进一国经济金融的良性持续平稳发展已举足重轻。当然，货币政策与经济金融的具体演进态势是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货币政策的运用会对经济金融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反过来经济金融格局的演变也必定会作用于货币政策，引起货币供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乃至政策效果的变动，所以无论如何货币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现实的经济金融结构为前提和条件，否则货币政策可能将受到极大的制约甚至出现错误决策，从而对经济金融的发展造成巨大动荡。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维持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如何提高国内金融系统配置货币资源的经济效率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和政策含义已经是国内经济理论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

一、基本理论解析

（一）货币政策相关理论解析

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货币运行环境，并以此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方针和政策总称。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别称，它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服从于总的经济政策的要求。

第一，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所包含的首要内容，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与要求，它的确立与经济社会所发生的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中介目标应具有可测性、可行性、相关性等条件，它是指为了达到最终目标，货币当局必须先掌握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在一定时期内应达到一定数值。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之一，通常有四大最终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它们的提出和确立是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政策转变的结果。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各经济学派理论分歧颇大，远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实际操作机制中，西方货币当局主要以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第二，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是指货币当局用以控制货币供给量和货币运行环境，并经由中介目标去逼近最终目标所借助的方法和手段。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两大类：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前者指以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为对象，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信用和货币状况的货币政策工具；后者指以某些个别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或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某种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为对象，只影响某些特殊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和货币状况的货币政策工具。西方国家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政策。通常采用的政策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即货币当局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的活动。公开市场业务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几乎可以实现货币当局的任何中介目标，因此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推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对经济作用的威力巨大但弹性效果低下，故不常采用。贴现率政策使货币当局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出击，同时还会产生难以测度的告示效应，干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道义上的劝告、法定保证金比率、消费信用管制、房地产信用管制和利率最高限额等，它们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微弱且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因此许多也已逐步取消。

第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如何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最终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分成凯思斯学派的传导机制理论和货币学派的传导机制理论。

凯恩斯学派认为，从局部均衡观察，货币政策的作用首先是改变货币市场的均衡，然后改变利率，通过利率变动，改变实际生产领域的均衡，其基本传递过程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是引起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发生增减变动，然后引起货币供应量发生增减变动，这必然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变动，进而引起投资发生增减变动，通过乘数效应，最终将影响到社会总支出和总收入的变化。

货币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变动将直接影响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其基本传递过程为：中央银行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在公开市场上购入证券，则商业银行准备金增加，使商业银行贷款能力增强，于是利率降低，扩大投资和放款。利率降低，使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这就相对地降低了耐用消费品和房屋等真实资产的价格，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这类真实资产的需求，使其价格上涨，并且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真实资产，这样循环下去，又增加了新的货币需求，使其社会的名义收入提高。

（二）股票市场相关理论解析

股票市场是指股票发行和买卖的场所，股票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市场中居于重要地位。股票市场分为股票发行市场（一级市场）和股票流通市场（二级市场），前者指发行人经证券承销商包销或代销，将未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以供交易的市场；后者指已发行的股票在投资者之间相互转移的市场。股票发行市场和股票流通市场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第一，股票价格。股票市场的行为通过股票价格得以定量反映。股票价格是股票市场上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代表了股票市场的一切走势和行为特征。股票价格包括股票发行价格和股票交易价格。股票发行价格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将股票公开出售给特定或非特定投资者所采用的价格，通常由发行人依据股市行情及其他有关因素决定。它受发行人的收益状况、社会声誉、地理位置、股市供求状况、二级市场股价状况、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常见的发行价格有面值发行和溢价发行两种。股票交易价格是指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流通转让时的价格，它能够对货币政策做出直接的反应和变化。股票交易价格是股票的持有者(让渡者)和购买者（受让者）在股票交易市场中买卖股票时形成的股票成交价格，目的是完成股票交易过程，实现股票所有权的转移。与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股票的价格也是由其内在的价值和外在的供求关系所决定。

第二，股票市场的作用。股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产权交易、风险分散和公司治理的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日益突出。股票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企业筹集资金，促进企业快速发展；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更新，增加其市场化程度，促进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化金融改革，改善宏观调控手段；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

二、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当中央银行变动货币政策时，就通过货币政策有关手段促使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波动，使流入股票市场的社会信贷资金、社会游资和储蓄分流资金相应增多或减少，从而引起股票市场规模和股票价格指数相应变化。股票价格决定于股票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对股价指数影响。从股票价值角度看，当松动性货币政策启动，社会货币供应量增加时，企业和居民所持有的货币资产总额相应增加。增加的货币数量打破了原先货币数量供求的均衡状态，导致货币资产短期内收益下降。由此，社会货币资产和实物资产价格比例引起变化，企业和居民负债和资产结构也要发生相应变化。就是说，随着人们手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和货币收益率的下降，人们必然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实物资产，从而引起实物资产价格的随之上涨。股票价格是实物资产价格的缩影。确切的讲，股票价格体现代表着实物资本的价值，当实物资本价格因货币数量增加而上涨时，其价值的虚拟代表股票价格因其敏感度强，早就发生了变动；另一方面，从资金面角度看，任何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使社会货币总量变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股市中资金量。股市中增量资金的增加会改变股市供求关系，引起股价指数上涨。松动型货币政策一旦实施，既使是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倾向没有发生变化，人们的资产结构也保持不变，股市中的资金绝对量也会相应增加。这是因为，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按照原先股市资金与资金相同比例流进股市和其他领域。同样，紧缩型货币政策又以相同比例和方式减少着股市资金量。当然，不同的货币政策手段，或货币政策实施长短，对股市资金量影响特征会有区别。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同时改变股票内在价值和股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从而对股票价格也有明显的改变作用。（一）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第一，调节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进而影响股票市场。如果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体系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地减少，股票行情趋于下跌。同样，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商业银行资金成本增加，市场贴现利率上升，社会信用的收缩，证券市场的资金供应减少，使股票行情走势趋软；反之，如果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降低再贴现率，通常都会导致股票行情上扬。

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有三种表现，一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可以促进生产，扶持物价水平，阻止商品利润的下降；使得对股票的需求增加，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二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社会商品的价格上涨，股份公司的销售收入及利润相应增加，从而使得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股利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使股票需求增加，从而股票价格也相应上涨。三是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带来的往往是虚假的市场繁荣，造成企业利润普遍上升的假象，保值意识使人们倾向于将货币投向贵重金属、不动产和短期债券上，股票需求量也会增加，从而使股票价格也相应增加。由此可见，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是影响股价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此来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行为。当中央银行认为应该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就在金融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反之就出售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当中央银行大量购进有价证券时，市场上货币供给量会增加，从而推动利率下调，资金成本降低，企业投资规模扩大和居民消费增加，生产扩张，利润增加，这又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股票价格将下跌。我国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运作是直接以国债为操作对象的，这会直接影响到国债市场的供求变动和国债行市的波动，进而影响股票市场的行情变化。公开市场业务包括债券正回购和逆回购。正回购是指央行在向商业银行卖出债券的同时，约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按照约定的价格再买回上述债券的业务，其实质是央行用债券做抵押借入资金，目的是为了回笼货币；逆回购则与正回购相反，目的是为了投放货币。由于正回购和逆回购的操作会影响市场的货币供给量，往往对股市会产生一定影响。如2002年的6.24井喷行情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立刻由投放资金的逆回购转成回笼资金的正回购，长达半年，总计回笼资金2430亿元，其间行情一路下挫。可见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工具最先、最直接地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

（二）利率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利率并不是单向地通过商业银行和货币市场来传导其作用过程，它还会通过股票市场这一中介传导其对实质经济的调节作用。利率是股票市场的一个敏感指标，中央银行的每一次利率调整，甚至投资者对利率走势的预期或市场对利率变动的谣言都极易造成股票价格的波动。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的：首先，利率发生变化会使不同投资工具的收益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持有债券所得到的收益相对于股票而言就会降低，那些债券持有者将卖掉债券转而投资股票，从而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为企业的股票筹资活动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企业股票发行和筹资量的增加，企业的投资会相应扩大，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进而会带动社会投资、消费和收入的增长。相反，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则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行，进而降低企业的股票市场筹资能力和实物投资积极性，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进一步引起社会收入、消费和投资规模的收缩。其次，利率的变化会对公司的利润产生影响。当利率提高以后，公司贷款成本提高，公司利润下降，这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从而降低股票价格。再者，对于投资者而言，利率的提高会给靠银行信贷进行股票抵押买卖或实行保证金买卖的短期股票交易带来较大影响，增大交易成本，引起股票需求下降，从而使股票价格下降。

股票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储蓄分流成为可能，而利率下调则使储蓄分流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我国中央银行自1996年5月至2002年2月8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使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名义利率降为1.98%，扣除利息税后的收益率仅为1.584%。在预期股票价格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存款的报酬率，部分居民将一部分存款转化为股票和基金投资。

表2-11997—2004年我国居民储蓄及增长率

年份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平均

储蓄（亿元）46280534075962264300737629430711069512619678571

增长率（%）19.317.111.67.914.717.117.414.014.8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实践表明，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极易造成股票价格的波动。从1996年至2002年，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1996年5月1日，央行首次降息，上交所股市对这一利好做出了积极反应，步入持续上升的态势；1996年8月23日，央行实施第二次降息，企业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低1.71个百分点，幅度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受此消息刺激，股指屡创新高，并在当年年底冲上804的高点。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央行再次降息，虽然力度没前三次大，但对准备金利率做出大幅下调，下调幅度分别为2.34和1.71个百分点。1998年12月7日，央行第六次宣布降息，一年内三次降息的间隔之短，在我国银行利率调整史上也实属罕见。但降息当日，上交所股指从前番降息时的1316点下跌到1260点。2002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第八次宣布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上交所股指也于消息宣布后开市首日应声而涨。

（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指的是银行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借贷利率。它有两个利率，拆进利率表示银行愿意借款的利率；拆出利率表示银行愿意贷款的利率。一家银行的拆进（借款）实际上也是另一家银行的拆出（贷款）。同一家银行的拆进和拆出利率的利差就是银行的收益。

在20世纪初80年代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只能感，金融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通过“分立”和“扩容”两条途径，改变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各家专业银行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客观上要求进行资金借贷，调剂余缺。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形式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新的银行信贷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利用资金的行际差、时间差、地区差进行拆借。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专业银行之间可以相互拆借，同业拆借市场得以真正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的有形市场。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在经济过熟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拆借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违规现象，大量短期拆借资金被用于房地产投资，炒股票，或用于在开发区上项目，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延长拆借期限，哄抬拆借利率，干扰了金融宏观调控，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市场内存在系统分割和地区分割，降低了融资效率。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撤消了各商业银行及其分行开办的融资中心、资金市场等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在此基础上，1996年1月3日借助于全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的电子交易系统和信息服务，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在上海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的融资中心停止自营业务，并逐渐淡出市场。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在增加入市主体、完善相关法规等方面积极推进同业拆借市场建设。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更加广泛，资金供求趣同的矛盾有所缓和，交易规模日趋扩大。

银行同业拆借说明资金的流向和需求，当市场资金需求大的时候银行同业拆借的利率就会上涨，利率上涨将会导致股市看淡，但这都是技术上理论。对股市实质的影响并不大，要结合其他很多因素一起看，比如远期利率，或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上涨的真正因素或汇率等。单研究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意义不大，只能知道市场近期的资金需求情况和是留入还是留出，那对股市的影响也不直接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