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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十篇

时间：2023-04-11 22:52:20

胡适日记

胡适日记篇1

李伶伶王一心/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定价：29.8元

胡适是上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又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堆在他身上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李伶伶和王一心所著的《日记的胡适》显然有所侧重，它更多地在胡适的思想、婚恋、际遇和政治方面下功夫，既有外在，也有内在。作者在《后记》中说：“大概没什么能比日记更能透露一个人内心的了。”但是，日记也有个致命的毛病，西人云：自传是最靠不住的材料。日记当然也有不靠谱的地方，尤其是胡适，他很清楚自己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分量，他的日记本来就是写给世人、后人看的。

《日记的胡适》正是以“胡适日记”为舟楫，欲涉过历史迷津，探访胡适灵魂。解剖历史人物之心理，手法颇为凶险，稍有不慎，即失严谨。然若拿捏得准，亦可成一家之言，将旧史书中冷冰冰之人物，通过心理分析一激而活，异趣纷呈。同时，为避开“预备着留给后人看”这个“陷阱”，作者虽然以“胡适日记”为出发原点，不脱离“日记”的底子，思考却颇为精细：不管胡适在日记里是什么看法，我们多少可从其中，窥探出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的个性和真实自我，了解他讳言的苦衷与不说真话的原由。另一方面，作者尽力搜罗胡适与蔡元培、马寅初、陈独秀、辜鸿铭、鲁迅、陶行知、梅兰芳、郭沫若、徐志摩、孙中山、、、张爱玲等等著名人物交往的记录，以发掘人物特点。上述三点，使《日记的胡适》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能跳出日记看胡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主张民主自由而反对封建礼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日记的胡适》记载了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有些“感动”，引得举国一片哗然。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后来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反复为自己“辩护”。时隔七年后，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才沉着脸说“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这样一个矛盾的胡适，一个文化先锋与思想“守旧”的胡适，一个坦言“二十年不问政治”却在政坛混得风生水起、旋即被绊了脚跟的胡适，一个爱护青年却又文人相轻的胡适，作者认为一切的起因在于胡适“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立场。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于是在一个狂飙、混乱、各占山头的时代，胡适种种“非常”、复杂的言行，便终于有了一个合适合理的出口。

胡适日记篇2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此外，在约定时间时，胡适也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中休息日见面。17岁的废帝溥仪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力的人。

七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六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这次拜访七天之后，胡适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诗中胡适写道：

咬不开，敲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日记篇3

日记是生活的记录，也是历史的记录。尤其政要们的日记，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不妨看看国共两党政要们的日记——

【在台北拜访“日记作家”郝柏村】

已经是第七次到台湾的我，对台北熟门熟路。2011年秋日，我来到台北一条小巷深处，摁响郝柏村将军办公室的门铃。胡参谋开门后，我看见93岁的郝先生西装革履，系着蓝白相间的领带，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等我了。这位重量级的台湾政坛前辈，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每天坚持游泳。他面对我的摄像机、录音机侃侃而谈。

对郝柏村，台湾媒体通常的称呼是“前行政院长”、“大佬”或者“郝柏村将军”。称“前行政院长”，因为他在1990年6月1日至1993年2月27日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称“大佬”，因为他在1993年至1997年担任中国副主席；称郝柏村为“将军”，因为他是台湾“一级上将”、“四星上将”，他在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1981年11月至1989年11月担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1989年12月5日至1990年6月1日担任台湾“国防部部长”。

三个称呼显示了郝柏村在台湾党、政、军界的巨大影响力。还有一个频见于台湾媒体的称呼，则与他的职务无关——“郝龙斌之父”。郝龙斌乃现任台北市市长。

我问起他给长子取名“龙斌”的含义，他说“龙”是郝家辈分，取名“斌”是文武合一、文武双全之意。有趣的是，郝柏村的次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按照郝家辈分是“汉”字辈，郝柏村分别给他们取名“汉文”、“汉武”。从取名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郝柏村是军人，却很重视文武双全。郝柏村本人就是文武双全，他在晚年成了“作家”，接连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在台湾广有影响。能够出版那么多著作，得益于他多年养成记日记的习惯。

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过收藏在那里的日记。从1917年至1975年的日记，都完整地保存着，成为重要的史料。我看到他的日记是用毛笔端端正正写在专门的日记本上，不论戎马军营，还是到各地视察，他都一天不漏写下日记，就连当天的气温、气候，也一丝不苟记下。他的日记，除了记录每天的行踪、公务、会客之外，也写下自己的思想，各种见解。

要求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同时收藏着自1937年至1979年的蒋经国日记。还要求他的下属都养成记日记的习惯。郝柏村说，“谈起蒋公日记，我有亲切的感受。从1965年至1971年，我担任蒋公的侍卫长，在六年近两千个日子里朝夕随侍。每逢新年，我收到和蒋公一样的日记本，因此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年岁末，蒋公即亲自把当年的日记用牛皮纸封好，命我交付经国先生。当然，我从未看过内容。”

其实，郝柏村在担任的侍卫长之前，就有记日记的习惯。郝柏村多年的日记，成为丰富的宝库，成为台湾政坛的重要历史档案。郝退休之后，埋头书斋，不断推出新著。在出版社的帮助之下，系统整理、出版郝的日记，或者以日记为素材再加上郝的口述，写成专题书籍。晚年郝柏村成了“日记作家”。

郝柏村在金门的日记，被整理成《八?二三炮战日记》一书出版。最初由于部分内容在当时尚属敏感话题，只印300册，在台湾高层内部发行。1995年，郝柏村出版《不惧》一书，除收入《八?二三炮战日记》全部内容外，还收入郝柏村军务、政务、党务方面的文章。

依据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日记，进行回忆、口述，由天下文化出版社王力行女士写成《无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一书，于1994年出版，发行了18万册之多。

郝柏村8年担任参谋总长的日记，由于他与蒋经国接触密切，先是抽出有关蒋经国的内容，于1995年出版了《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一书，接着又于2000年出版了《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厚厚上、下两大卷。

郝柏村出任侍卫长期间的日记尚未出版，但在2011年6月推出的重要新著《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引起读者广泛兴趣。选择1945年至1949年的日记进行解读，对郝柏村而言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1945至1949年正是由盛而衰，最后被逐出大陆退守台湾的5年。用郝的话来说，是“从抗战胜利到大陆失败”的5年。郝柏村直面这难堪的5年、失败的5年，以中性立场进行解读，厘清史实，总结教训。九旬高龄的他，花费4年多时间写作此书，难能可贵。郝柏村逊称他是“事后有先见之明”，而这“事后”的“先见之明”，正是对历史的反思。

郝柏村回顾说，1945年，他作为一个26岁的青年军官，在重庆亲历抗战胜利举国狂欢的岁月。而到了1949年，则为大陆“戡乱”全面失败的一年，他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的上校随从参谋，又回到重庆，于当年12月10日，随同总裁蒋公黯然飞离成都，飞离大陆，那时他30岁。这5年的经历对郝柏村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他说，就方面来说，老一代的当事人并未完全说出真相，年轻一代对此更是无从查考。正因为这样，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解读这5年的日记。他说，历史的脉络和因果关系必然存在，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传承或改变痕迹。无疑，蒋的亲笔日记，是追寻该时期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

郝柏村还指出，“这5年的历史，是决定的根本，两岸关系的发展和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离不开这个根本。脐带可以切断，但血缘不可能中断”。也就是说，明白这5年的历史，就会明白为什么海峡两岸是一个中国——“血缘不可能中断”。

【张学良、阎锡山和戴笠的日记】

政要之中，很多人写日记，这些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史、当代史重要的史料。

张学良就有记日记的习惯。1946年10月19日，军统局根据的密令把张学良用专机从重庆秘密转移到台湾。1946年12月15日，台湾省主席陈仪前往新竹看望软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依然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对陈仪讲述了关于中日历史症结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这清楚表明，在西安事变10年之后，张学良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

1949年1月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立即开始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1月25日，张学良从看守刘乙光给的《申报》中，读到8项主张。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阎锡山早年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9年4月11日飞离太原时，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共16册遗留在太原。阎锡山日记为蓝皮红色竖格宣纸本，毛笔抄录。这些遗留的日记，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共60多万字。

阎锡山写日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据曾任阎锡山秘书、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忆，阎锡山的日记多数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而是由其口授，秘书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重要事件的记载；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三为重要文件的记载；四为阎锡山本人诗词的记载；五为感怀、警句和论点记载；六为家事、政事、梦事的记载。

李蓼源说，1941年前后，年仅16岁的他一度负责记录阎锡山口授日记。他回忆，阎锡山口授日记在时间、数量上均无一定规律，可能一天说几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说一段。阎说出一段两段，他便马上记在本子上，然后读给阎锡山听，如没问题，便交给誊录秘书，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16开红色竖格宣纸日记簿上。

阎锡山做事仔细。他生怕自己的日记在战乱中散失，请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虽然有一份遗留在太原（被称为“留晋本”），另一份却被他带到台湾（被称为“留台本”）。由于阎锡山对日记曾经做过修改，所以“留晋本”与“留台本”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

1949年6月13日，政权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阎锡山于广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24日他在日记中感叹：“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随败退台湾，1950年3月6日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无权无势无兵的他，为了尽量不引起的注意，躲进阳明山极为荒僻的菁山，度其余生。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驾鹤西去，享年78岁。

笔者寻至菁山，访问阎锡山鲜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发现阎锡山的墓碑上竟然刻着日记！

在台湾，我还注意到军统头子戴笠也记日记，其中部分日记已经公开，可供查阅。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空难。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细读戴笠日记，见日记中提及：“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许人也？据称，郭同震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也曾转到八路军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长。后来被捕入狱，开始与接触，得到戴笠的欣赏，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由于戴笠日记上有那句高度评价郭同震的话，毛人凤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个化名，用得最多的一个是谷正文。谷正文随来到台湾后，成为台湾保密局的顶梁柱，直接受命于。谷正文最受称许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划了暗杀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所幸因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因飞机失事而殉难，震惊世界。

【胡适和于右任的日记】

胡适和于右任作为学者、文人，记日记乃在情理之中。

笔者两度赴台北南港，细细参观那里的胡适故居及纪念馆。胡适1949年4月6日从上海坐船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间曾几度来到台湾。1958年4月10日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于台北，身后留下几百万字日记，出版了八卷本《胡适日记全编》。

在胡适日记中，粘贴着一份剪报，足见他对这份剪报的重视。那是从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剪下来的。这份剪报不是胡适本人所剪，而是送给他的。

剪报所载是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题为《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了。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从北平南苑机场登上南下的军用飞机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北平，从此父子诀别。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了表示跟父亲划清界限，胡思杜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香港《大公报》、台湾《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胡思杜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昧心为美国服务”，“（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时，把转载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报》送给了胡适。蒋的本意是以此谴责“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适看来却是蒋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道：“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所说“总统令郎”，不言而喻指蒋经国1927年在苏联发表文章骂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胡适之言，使十分尴尬。

笔者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参观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纪念馆。于右任是诗人、书法家，也是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任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到台湾后仍多年担任此职。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故，终年86岁。

在于右任弥留之际，他的长子于望德，会同于右任僚属李嗣璁等一起打开于右任的自用保险柜，以求查找遗嘱。不料，保险柜并无遗嘱，只有多册日记以及一张借据，那是于右任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因旅费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三万元台币（当时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月薪五千元台币）。此外，并无一点金银财宝。于右任平日有余钱，总是接济困难朋友。他曾多次向陕西三原乡亲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曾把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收据呈送于右任过目，于右任翻着厚厚的账簿说：“这些账簿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孙看见之后将来前去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他的长子细细阅读父亲的日记，发现父亲晚年体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预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记中写下类似遗嘱的话。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又写道：“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

10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就是后来传遍海峡两岸的《于右任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值得提到的是，日记中《于右任遗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时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有关于右任遗言的电讯中，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以致许多引用者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

【海峡此岸政要的日记】

海峡此岸的政要们，也有记日记的，只是没有海峡彼岸那么普遍。

向来没有听说过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访秘书田家英夫人董边时，她谈及田家英的工作，提及“为保管日记”。我当即追问，记日记吗？

董边说，她曾见过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笔者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

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也许世人有朝一日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日记。

我采访过多位秘书。据他们告诉我，秘书每天要填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不写日记，但是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的一大堆台历。的习惯是在台历上逐日记下工作要点，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日记。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是记日记的。我在《“约法三章”历史谈》（《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一文中曾写及这些内容。

1995年6月27日，笔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问及陈云是否写日记。于若木说，陈云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

笔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据胡乔木夫人谷雨告知，胡乔木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伙要胡“交代”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不得不查阅自己的日记，在1973年至1976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期间，他到邓小平那里去了25次。依据日记写“交代材料”，这也是世所罕见，由此可见胡乔木的日记相当详细。不过笔者在采访另一位“大秀才”陈伯达时，问他是否记日记，他摇摇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是记日记的。王任重擅长文笔，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发起组织了以“龚同文”为笔名的写作小组，发表许多短论、杂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笔下。王任重的日记富有史料价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样，陈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负责整顿被“”搅乱了的中国经济。

多年坚持记日记。的父亲姚蓬子是作家。受父亲影响，从15岁起开始记日记。其日记尚未公开出版，但是从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时，多次引用的日记作为证词，可见他的日记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如今日记完整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时过境迁，相信其日记有朝一日会公开出版。

国务院前总理是记日记的，其中的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如《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部分日记，也已公开出版，如随转战陕北、随第一次出访苏联、随重上井冈山。不过，看得出是后来加以补充的。他当年陪同外出，哪有时间每天写几千字的日记？其实在出版时，应当标明哪些是日记的原文，再标明哪些是后来的补充，这对于保持日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总理出身地质专业，却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及他每天记日记。

顺便提一句，笔者曾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学森记不记日记？钱永刚回答说，不记，但是记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上都有年月日，相当于日记。只是这些工作笔记涉及火箭、导弹，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仍锁在国防部的保密柜里，连他都不允许看。

胡适日记篇4

数年前，笔者因缘得到一份清同治九年（1870年）胡传参加岁贡生考试时的试卷，是当时作为“安徽贡卷”的范文正式印行供天下学子学习的，因而某种程度上具有“官方认证”的权威性，由之可以一窥胡传的家世、文才、思想以及对胡适的影响。

“明经胡”的家世传承

关于胡传家世，亦即胡适家世，历来众说纷纭。

绩溪胡氏分支颇多，经学者考证，根据始迁祖迁入时间、落户地点、建祠年代等不同，分有四大宗脉：明经胡、金紫胡、龙川胡、遵义胡。“四胡”同姓而不同宗，各有始祖，各设祠堂，后世所出的名人显宦也各有所表，不会“沾别人光”。比如胡适就曾多次澄清过，《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抗倭名将胡宗宪与他均非同宗。

胡适之“胡”，属明经胡。1958年，胡适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明确写道：敝族出于安徽徽州一带的“考水胡”，又称“明经胡氏”，又称“李改胡”。据我们的族谱，始祖昌翼公本姓李，是唐昭宗的一个儿子，遭朱温之难，被一位忠臣救出长安，逃到徽州，改姓胡氏。故敝族称“李改胡”，历代不与李姓通婚。此种传说虽未必可以深信，但敝族不出于胡公满之后，则无可疑。

但关于“明经胡”的来源，说法又各不相同。很多学者在撰写胡适传记时，因未深究这个问题而出现各种互相抵牾之处，比如台湾李敖的《胡适评传》、沈卫威的《胡适传》等。沈卫威的《胡适传》里写道：“胡适的宗族为‘明经胡氏’，系出李唐，远族为唐朝昭宗太子（哀帝）昌翼公。公元904年，昭宗为朱温所杀，太子避难新安胡三（白沙）相国家，潜心治理学。宋太祖获悉后，赐姓为胡，封明经公，遂定居婺源北乡之考水。故又称‘李改胡’。自九世祖起，迁至绩溪石京，族衍四十二支，随之名臣大儒，不绝史书，有‘一门九进士’之佳话。至三十二世祖元首公，迁居绩溪上庄。再传十一世为胡适之。”

这与民国时期“国大”代表、著名书法家、胡适好友胡钟吾先生在《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里的说法颇为相似：

绩溪明经胡氏，系出李唐。始祖昌翼公，为昭宣帝太子。以避朱温之难，主新安胡三（白沙）相国家，潜心治理学。宋太祖知之，赐于姓，封明经公。遂定居婺源北乡之考水，数传皆鸿儒，世有“七贤理学”之称。凡我胡姓称“明经世家”，或考水者，皆李唐易姓之苗裔也。

自九世祖起岩公，于北宋熙宁间辞宣城太守，即迁绩之石京。族衍二十四支。十二世德芳公，再迁歙县之芳塘。氏系繁衍，科甲鼎盛，名臣大儒，史不绝书。有九凤厅，以旌“一门九进士”之佳话。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派，至三十二世祖元首公，复迁绩溪北乡之上庄。凡十一传而诞胡适之先生，以世系言，先生为昌翼公四十二世孙。

新发现的这份胡传贡卷前，附有一份简略而清晰的《胡传履历》，详细介绍了胡传的家世源流、受业状况以及婚姻生育情况。其记载的内容跟上述文字颇有不同。关于“李改胡”，贡卷《履历》里并未涉及，但提到了“始祖昌翼”，注文为“后唐同光乙酉以易，登明经进士，隐居婺源考水，时称明经先生，是为明经胡氏之始”。由此可见，“明经胡”的“明经”并非皇帝赐封的，而是胡昌翼“登明经进士”而来。

至于胡氏迁居绩溪的时间，贡卷《履历》里明确提到了两个节点：一是二世祖胡延政在宋开平（应为开宝）年间为绩溪县令，宋咸平年间知建德军，封唐中王，赐田宅于绩溪之胡里；二是二十世祖胡七二，“始迁绩溪八都上川”。这与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的有关记录是相符的。而据《胡适传论》作者、著名学者胡明考证，沈卫威、胡钟吾两先生文中所提到的三十二世祖元首公，其实是“明经胡氏”的另外一支派，与胡适的元当公一脉已离得很远。

顺便说一句，由这份《履历》看，关于胡传的婚姻生育状况只记录到“继娶曹氏”，且关于子女只记录到“子洪骏，女二”（曹氏生育有三男三女），并无胡适母亲冯顺弟的记录，这从另一侧面证明这份贡卷所附的胡传履历并非后人附会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岁贡生”的家学渊源

在这份贡卷《履历》中，对胡传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胡传，字守三，号铁花，行一，道光辛丑二月九日吉时生，安徽徽州府学廪生民籍。”这与《胡适口述自传》中的有关记载颇为相符：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兄弟5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徽商“贾而好儒”的精神，在这个家族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贡卷《履历》里所提供的一个信息颇值关注，那就是胡传家族的求学、功名情况：三十七世高祖天旭公、曾祖瑞杰公、胞叔祖腾公、胞叔祖腾实公、父奎熙公等均为国学生，曾伯祖瑞英为郡庠生，曾叔祖瑞鸣登仕郎，另外胡传的嫡堂兄弟、胞弟中为国学生者也不乏其人。而胡传的胞伯同时也是其受业恩师奎照公，更是族中佼佼者，为邑庠优增生，“咸丰十一年诏举孝廉方正，固辞不就，行谊载邑志孝友传”。由此可见，胡传的家族虽然“家世以贩茶为业”，但颇有读书传统，可谓书香门第，这或许也可解释胡传在猝然离世之际为何念念不忘对胡适的教育。

从贡卷《履历》中所记录的胡传受业、受知、问业等情况看，胡传早年受教于胞伯星五夫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奎照公。据《钝夫年谱》记载：

先曾祖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资生。先祖考早卒，先曾祖老病不能复出，付托不得其人，其业遂衰。先考弱冠任事，克勤克俭，日渐起色。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茶，故先伯父虽业儒，而持筹握算，与先父计懋迁，日不暇给。又司族中大宗祠事，而在家塾课钝夫兄弟之时甚少。钝夫在家塾两年，只读《孝经》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在燃藜馆四年，读《毛诗》尚未卒业。阶平先生即先伯父受业师右屏太伯祖之孙也。时馆族人近亭伯家，只教其侄和泰兄、肇宾兄、肇绩弟，俗所谓“经塾”也。钝夫既入塾，闻先生与和泰、肇宾二族兄讲《论语・乡党・入公门》，窃听而归，夜述于先伯父之前，能粗举其大略，先伯父异之，其时尚未读《四子书》也。

由此，胡传得到伯父奎照公的赏识，开始正式读书。后来，由于他读书表现优异，在胡氏诸子侄中脱颖而出，开始外出读书，走上功名之路。但由于太平天国战乱等原因，胡传求取功名之路一直不是特别顺当。据黄学堂《胡传传》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占据金陵，皖南告急，徽州府停办岁科试，胡传无从应考。这时，同门师友劝他入籍上海应试。年十八，应上海县试，名列第二十九名。次年，应松江府试，名列第十四名。县试、府试虽均告捷，但在参加由朝廷派员（学使者）主持的院试中，却未能如愿。至此，胡传的科考生涯中断，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战事平定，胡传又重新恢复徽州籍，通过徽州府院试，以第二案第三名入府学，进学为生员。同年，又在岁科试中获得一等第三名，补廪生，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但后来又落榜而归。

同治九年年底，胡传赴安庆府参加学使者的考试，取得岁贡生资格，这是他在科场上取得的最佳成绩。后来他便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的身份，进入仕途。

新贡卷里的“君子之道”

笔者新发现的这份贡卷，便是胡传取得岁贡生资格的那份考卷。

胡传在自编的《钝夫年谱》里对此次考试有简略记载，“十二月乘轮船至安庆府就学使者景剑泉侍郎考贡，为岁贡生”。剑泉是景其浚的字。景其浚，贵州兴义人，咸丰二年进士，历官编修、内阁学士，咸丰九年出任陕甘学政，咸丰十一年任河南学政，同治九年为安徽学政。工书法，好收藏，精鉴赏，曾藏元、明、清名人书画。而此次，景剑泉看中了胡传。

胡传贡卷的首页，最左边署“安徽贡卷，同治庚午年”字样；再次写明胡传的成绩和背景状况，“岁贡生第一名胡传，安徽徽州府廪生民籍”；再次为学使者即主考官的情况，“钦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安徽全省督学阁部院，景”；最后是批语，“取”，又批，“词气雄健”。

贡卷正文题为《君子之于天下也》，虽是典型的八股文章，但亦可见胡传源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全文不到800字。

胡传在这份贡卷里主要阐述了他对君子意义、价值、功用等的理解，比如“夫君子，岂必借天下以自见哉。其隐居求志，渊然具高天下之怀，故为名山著述之君子，不必为寰宇依畀之君子，举世徒务虚声而为君子者，固自有其德性学问，其抱道在躬，卓然裕超天下之量，故为异代效法之君子，不必为同时矜式之君子”。这其实是胡传在描摹内心君子的形象。对于君子之于天下的价值，胡传认为，“历览英贤之遭际，盛与衰别而天下非一途，显与晦歧而天下非一致，乃君子与君子常默然相符于一二端内者，觉异事而难合其迹，讵必异事而难合其心也。综平生而验设施，岂漫漫天下而为通变也哉，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君子亦如是而已” 。文章气势雄浑，一气呵成，有理有据，怪不得景大宗师在这份贡卷后又加批语道：“理实气空，才大心细。”

“君子”，应该是胡传一生的追寻，更是他对于子女尤其是幼子胡适最大的期待。尽管胡传在胡适不到4岁时就去世了，就连胡适都曾说，“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但无可否认，胡适从开始读书，就承接着胡传的思想脉络。学者罗志田就曾说过：“他（胡适）一进学堂，读的就是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道理’。”而观察胡适的一生，可以说，父亲胡传总结出的为人之道尤其是对君子的要求及理解，深深地影响了他。这种影响是浸入血脉的。胡适一生都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立人，应该是跟父亲胡传的思想浸润密不可分。

胡适日记篇5

终生未嫁

1973年1月18日，上海还处于料峭的寒意中。年届71岁的曹诚英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医院悄然离开人世。一代才女香消玉殒，关于她的传奇故事，却还在继续传说。这个才色双绝的女子，终生未婚，与她研究的植物细胞遗传学，马铃薯良种繁育伴了一生。

曹诚英，别字佩声，乳名行娟，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县一个大户人家。1919年，16岁的曹诚英即由其父做主，嫁了了胡冠英。这桩旧式包婚姻毫无感情基础，虽然遭到其留学美国的二哥曹诚克极力反对，但仍未逃脱厄运。婚后，曹诚英按兄长要求继续完成学业，不久却离家到了杭州，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三年之后，以她三年未有身孕为借口，其婆婆给胡冠英纳了个小妾。上了几年新学，曹诚英显然已经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立即于1923年离婚。这也为她以后的情路埋下了伏笔。

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曹诚英进入东南大学念农科。1931年大学毕业，一度留校任教。1934年秋，在二哥资助下，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并于1937年顺利毕业，获遗传育种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曹诚英在安徽大学任教，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抗战爆发后，曹诚英又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遗传学教授。

曹诚英先后在安大、中大、复旦、沈农大等校任遗传学教授，成为著名的马铃薯专家。退休后，曹诚英于1969年回到故乡绩溪，回那生她养她，曾带给她一生美好回忆和疼痛的地方。孤独的曹诚英晚年生活十分清苦，而对物是人非的故乡，更是空留满腹惆怅，直到孤独辞世。

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曹诚英的一生，灿烂与寂寞并存，自有其凄苦心事，路旁来来往往的人们，又何曾真正懂得？这一切，皆缘于那个名冠天下的大学者，她的“表哥”胡适。

情窦初开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这一世舍不下的痴情和心事，始于曹诚英15岁那年。为只为，那喧嚣喜庆之间，张惶间电石火花的惊鸿一瞥……

1917年冬天，为遵循母训，留学归来，且已成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回到绩溪老家，与母亲包办订亲的江东秀成婚。

新派风流才子娶乡下小脚女人，这注定是一场古怪的婚礼。新潮的新郎胡适穿着西服和皮鞋，戴着黑色呢帽，而小脚新娘则穿着棉袄和缎裙……这段婚姻，让大学者胡适有了一个目不识丁，俗之又俗，被时人称为悍妇的老婆。显然，这是一桩极不搭调的婚姻。而也是在这场婚礼上，风流倜傥的胡适，被曹诚英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

她是婚礼上的伴娘，看着这个心仪的俊美男子，成了别人的新郎。谁也不知道，这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彼时的心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胡适婚后回北平后，曹诚英曾主动与其有过一些通信，还不时作些小诗寄去，请胡适评阅。而胡适，对这个称为表妹的小姑娘，也印象颇好。

胡曹二家，原本就有渊缘，多年均有来往，而胡适的三嫂是曹诚英的胞姐，因此曹诚英叫胡适表哥。按一些文章的描述，曹诚英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认识胡适，算得上青梅竹马。但据我估计，他俩真正在一起做玩伴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胡适比曹诚英整整大了12岁，13岁就去了上海念书，15岁即考入中国公学，19岁赴美留学。年龄相差这么大，胡适又常常远在他乡，青梅竹马又从何谈起？所以，二人情缘的初绽，应该始于胡适的婚礼上，而情窦初开的曹诚英在那时喜欢上风度翩翩的胡适，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婚礼上的胡适，就算对新娘多不满意，也不至于对一个15岁的伴娘当场动了心思。

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为那婚礼上的惊鸿一瞥，曹诚英的情感之路坎坷不休。在与胡冠英离婚之后，诗人邹静之曾大肆追求曹诚英，每日里情诗不断。邹静之与曹诚英，才算得上真正的青梅竹马，只是论起拐了无数弯的辈份，曹算是邹的姑姑。曹诚英以此为理由，撕掉邹静之送来的情诗，又为他张罗介绍女朋友。以曹诚英彼时刚受离婚之苦的现实境况，又以新时代女性的姿态，对爱情追求之大胆的态度，又何惧那个没来由的所谓辈份？只能说，她那颗破碎的心里，早已有了归属。

而在曹诚英学成归国后，甚至一度到峨眉山出家，此后更是不再谈及男女之情，直到终老。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对胡适情到深处。

飞蛾扑火三个月的厮守定下一生痴爱

曹诚英对胡适痴爱一生，但真正缠绵热恋，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1923年，胡适来到杭州休养。刚刚离婚的曹诚英仍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他们终于真正重逢了。

那个目不识丁的老婆江东秀到北平后，收缴了胡适的全额工资，天天打麻将，甚至试图把胡适一屋子藏书拿去卖废品……胡适被搞得焦头烂额，成了北平城著名的“妻管严”。到了风景怡人的杭州，没了俗得冒烟的老婆的管束，胡适自然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心花怒放。住在烟霞洞的僧房里，说是清修，却成日里携友出游，把酒言欢。而对于这个刚刚离婚的“小表妹”曹诚英，胡适更是怜爱有加，颇有好感，相携畅游西湖。游了西湖，他又赠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这“伊”，到底是西湖，还是佳人？

这诗私下写了也就罢了，一旦写来送给异性，任她冷若冰霜，只怕也读得心神荡漾。更何况，15岁便心属胡适的的曹诚英？

在杭州的这段日子，胡适自称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这在胡适在日记中有明显的体现，他用大量篇幅来记录与曹诚英的美好时光：“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袭人……”又是“9月12日，晚上与佩声下棋。”几乎天天在一起。他们像夫妻一样同居了。夫唱妇随，一起做饭吃，一起散步、看戏，真正才子佳人。

到了12月，胡适回了北京，两人改为鸿雁传情。有时候，胡适出差到上海，曹诚英便跑去看他。或者胡适偷了闲，跑到杭州去，二人便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开房幽会。

耐不得相思之苦。又一年春天，胡适又去了杭州，仍住新新旅馆，曹诚英明知这段情没有结果，仍然飞蛾扑火，日日跑去跟他厮混在一起。甚至也不管什么忌讳了。胡适朋友多，成天在一起纵情诗酒，曹诚英也在场。

有一天，众人请胡适到西湖边的楼外楼吃饭，曹诚英也公然前往。一帮人吃到半夜，胡适与曹诚英毫不避讳地携手在窗前赏月看湖，浓情蜜意自不待言。曹诚英甚至还借着醉意唱了一首《秋香》。这事，让徐志摩在日记中写下来了：“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

这大概才是胡适这样的才子梦想中的神仙眷侣。多年之后，胡适仍忘不了这一段，写了一首诗来回忆那浪漫：“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那人影，便那小“表妹”。

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他终究还是负了她

但这世上，原本没什么神仙眷侣，不管多浓烈的爱情，终要落于尘土——曹诚英怀孕了。

这段秘情，原本将江东秀瞒得得好。曹诚英的情书来了，目不识丁的江东秀还帮忙转交。不过，这事儿，汪静之和徐志摩都知道。汪静之嘴巴颇严，但徐志摩是个大嘴巴，八卦之功不下于如今的娱记。徐志摩回到北京，拿这事儿到处胡吹，于是一段地下情就被曝露了，江东秀也知道了。如今，这一怀孕，便直接演变成原配斗小三的狗血剧了。

胡适自然也是免不了俗的，想要给曹诚英一个名份了。于是，便回去跟江东秀提出离婚。江东秀才不跟他讲斯文，直接从厨房提了把菜刀出来，大喝一声：“离婚？可以啊！我先将两个儿子杀了，再自杀！”胡适本来是个妻管严，又顾及自己大学者的身份，直接被吓傻了。江东秀把菜刀朝胡适砸过来，胡适跳脚落荒而逃。离婚之事，不敢再提。

胡适告诉曹诚英：“我这婚是离不了……”曹诚英打落牙齿和血吞，去医院打掉了孩子，包袱一卷，去美国留学了。

但男人这时候的表现，很难说是歉意，爱意，还是虚伪。胡适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托她照顾曹诚英。曹诚英没有理会。她认命了，以为就此两人的情份就算了结了。

1937年，曹诚英学成归国。胡适却去了美国做大使。这大概便是阴差阳错吧。

归国后在四川任教期间，有人给曹诚英介绍了一个归国留学生，两人开始交往，也是打算图个婚姻。没想到，这事儿让江东秀知道了，就在男方的表哥那里说了一通曹诚英的坏话。那男人听了，便退了婚。曹诚英一时气急，竟前往峨眉山，打算出家。

可呆在万年寺，她还是放不下，给美国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胡适急忙托人带了信和钱，去峨眉山找她。拿到那信，曹诚英泪涌而出，终于还是离开峨眉山回到了尘世，但从此再不谈情爱。

1943年，曹诚英曾托人带给胡适三首词，其中一首《虞美人》：“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那年，正是二人正式相恋20年。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前，到复旦大学与曹诚英见过最后一面。曹诚英劝他留在大陆，胡适没有应允。从此，二人鸿雁断绝，音信杳无。

期间，因为与胡适的这段情缘，曹诚英受尽了屈辱。她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她找到汪静之，将自己的日记、书信等资料集成一包交给他，要求在她死后即焚毁。

胡适日记篇6

读胡适的书信、日记和相关的各类传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中外著名的学者、大家，跟他小时候的禀赋有关——自幼便“像个先生样子”，又确实喜欢读书、写字。胡适这些天赋的不断开发和学问的不断积累，与胡适的母亲、那位叫冯顺弟的农家女子对儿子早期的做人训练有着直接的关系。

教育孩子宁勤勿懒

冯顺弟每天都早早地把孩子喊醒，要求孩子“日省其身”：让孩子记住自己曾经做错过什么事、说错过什么话，要认识并改正错误；要求他要勤快，多动脑筋。胡适做了什么好事，她也总是表扬他，冯顺弟极少讲大道理。胡适小时候，她常以丈夫为榜样，教育儿子说：“你总要踏上你父亲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他的股”，也就是不要给父亲丢脸出丑。

慈母的形象影响至深

慈母，不在别人面前打骂孩子。孩子做错了事，除了处罚，依然关心孩子，给孩子讲做错事的原因，真正起到教育关怀孩子的目的。

胡适小时候也是很淘气的，每每在外闯了祸，冯顺弟从不当着外人的面批评他，也绝不会在大白天找他说事，而总是在晚上关了门，责备、行罚、罚跪，甚至拧肉。无论怎么重罚，她都不许胡适哭出声来。罚完，冯顺弟再给他讲明道理，让胡适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重视孩子读书的机会

宁愿自己受苦，也不吝惜孩子的读书花费。当年，胡适在私人启蒙馆读书时，胡家已经家道衰落，经济十分困窘。为了能让胡适得到先生一对一的面授，冯顺弟自己省吃俭用，给学馆先生特别优厚的学金：别人的学费都是2元，胡适第一年的学费是6元，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了12元。这在当时，是“打破纪录”的学费。因此，胡适在少年时期就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懂得容忍、宽恕别人

冯顺弟气量大、性子好，由于做了比自己年岁都大的继子的后母，她更加事事留心，格外容忍。胡适曾回忆，在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母亲待人最仁慈，也最温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人感情的话。即使实在无法容忍，她也不过是躲一躲、哭一哭。胡适在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拥有了一份平和，母亲的为人之道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胡适认为：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在当时学者大师群里，除了博学多识，胡适最能宽恕、体谅他人，他有出了名的好气度。而这些，都归功于母亲冯顺弟的言传身教。正如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所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日记篇7

鲁迅日记：“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收淑卿寄家用账簿一本。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一本，二元五角。午后修甫、友松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夜蓬子来。雨。”这是鲁迅忙碌的一天，家事、文事排满，特别是下午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发表重要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晚上还要接待来访的诗人姚蓬子。

胡适日记：“储皖峰先生来谈，他说，他集了我的话做一副对联：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此联甚好。他又最称许我集的《楚辞》联：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我集《楚辞》还有几副：孰不实而有获？独好修以为常。恐修名之不立，苟余情其信芳。”储皖峰与胡适是同乡，关系亦师亦友。当时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聘储为大学部教授。储的集联确实浓缩了胡适治学的特色，胡适三副集《楚辞》联则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志趣。

郁达夫日记：“星期日，阴晴，向晚有风，似欲雨矣。今天在家里看了一天的家。王老于午前来，在这里吃午饭。饭后小睡，起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作张氏菊龄及夏莱蒂二人书。候北新来信，不至，又写了一封信问去了。”虽列名左联发起人，郁达夫这天未出席成立会，在家接待杭州名士、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又致信曾与他合编《大众文艺》的夏莱蒂。当时有不法书商偷印《达夫散文选》，他委托北新书局交涉，故要“候北新来信”。

胡适日记篇8

胡适与台湾的历史渊源，要从他的父亲胡传说起。追寻胡传的归路和胡适的来路，不仅仅跨越台湾海峡，还得穿越百余年的历史烟云，重温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胡传胡适父子二人的历史命运，浓缩着家国沧桑和历史巨变。

绩溪胡氏经商为家读书报国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胡适的父亲胡传的容貌。胡适这样描写他的父亲：“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黑，铁汉，治朴学，一生忧患，为官近严酷，性乐易能刻苦，“徽骆驼”考察边疆，保卫台湾死于抵抗，这就是胡传的一幅画像。

胡传，原名守珊，字守三，又字铁花，号钝夫。1841年，胡传出生在黄山脚下绩溪县的上庄。他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死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胡传的一生，命耶？运耶？生活在内忧外患、风云激荡的晚清，这是胡传作为大清地方小官员的人生舞台，时也！势也！

上庄是绩溪最大的村庄之一，聚族而居，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上庄风景秀丽，“竹竿峰前，山萦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这是清人刘汝骥的赞誉。上庄的地理环境，也可借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一诗来描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1946年，胡适手书此诗赠给族人胡文郁。

胡传生于徽州，他的生命中流传着徽州的文化基因。“无徽不成镇”，四处经商是徽州人世代相传的生存秘籍。胡氏家族世代做小本生意，经营茶叶。胡氏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后来，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胡传的父亲胡奎熙继祖上在上海开设几处小店铺，其中有酒馆、栈房等。除上海外，胡奎熙在汉口也开辟生意，在家乡又置了田产。

徽州人的日子并不太平。1861年，太平军入徽境，胡传参加民团与太平军作战。他一人抓过三个太平军成员。胡传对1860年至1864年间的皖南，有详细的记录，这四年的焚掠、屠杀、饥荒等灾难，都被胡传收录笔端。

胡传幼年习枪箭刀矛，有武功，喜读书，嗜诗文。1865年进学为秀才时，已经二十四岁了，但此后屡试不售。太平军战乱结束后，胡传到上海求学，1868年至1871年在龙门书院追随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研学经史。此时的书院，相当于日后诞生的大学堂、高等学府。学生每天在印好的课业上，完成为学“日程”和学习“日记”，记录学者的疑虑和思考、省悟和发现。印刷品的卷端印有红色的语录，是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治学格言。“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 后来，胡适看到父亲的卷端印有张载的治学格言，他对这句话，非常认同，加以发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传在龙门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同学张焕纶（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因列强环伺，同学之间互相激励，研讨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蔚然成风。后来，胡传足迹遍布东北以及海南岛，予以实地考察。其研究边疆地理的兴趣始于龙门书院。龙门书院的教学，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了，师生开眼看世界，关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世之学，胡传、张焕纶对地理学、军事学都有深入研究。这三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为十年后胡传走出徽州、远游东北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年幕僚铁花绽放巡边苦旅

在科举时代，大凡读书人，总有一个家国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在绩溪的身份是乡绅，是秀才。要想做官，就得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爬。而对于读书人来说，中举人就像天边遥不可及的梦，所以当时要想获得被认可的机会或者发挥才能的舞台，大多是从做幕僚开始。

胡传走出家乡之前，已经成家。

1860年，胡传受父母之命返回故乡与原配冯氏结婚。这新婚的日子不太平，战火烤焦了他的蜜月。洪秀全的太平军攻占了绩溪县城，并几次占据他的家园，一家人在战乱、瘟疫、饥饿的煎熬中过日子，胡传一度带领家人到邻县休宁避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战乱总有无辜的百姓死去，不幸的是，胡传的妻子冯氏，在1863年夏天太平军第二次进犯时死难，是他们家族二十几口里唯一的死难者，没有生下任何儿女。大约在1865年，胡传继配曹氏（曹玉环），曹氏系绩溪县旺川人，距离上庄十里。曹氏为胡传生了三儿三女。可能由于生育过多而体弱，曹氏1877年死于肺结核。

胡传在离乡出去闯荡之前，经过齐家的历练，他的才干得到锻炼。1865年至1876年，胡传为了盖祠堂、修族谱，筹钱出力勤奋地忙碌着。在《胡适口述自传》里，可以了解到修建上庄胡氏祠堂，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胡适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在工程中扮演的角色：“他不但是该项工程粗工细活主要的规划者和执行人，他有时还要说服和克制族中守旧分子的反对。”

1881年，胡传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他向族伯胡嘉言借钱，以一百银圆作为盘缠，准备外出游历。胡传，一介寒士，一腔报国热血，他会遇到赏识他的人吗？在东北边界考察，又会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

胡传一路北上，先到了北京。然而，北京不是他旅行的终点，在北京，他拿到两封介绍信，其中一封是张佩纶（张爱玲的爷爷）的，到吉林的宁古塔去找钦差吴大，当了他的幕僚。宁古塔，时为重刑犯人发配之地。胡传为何选择宁古塔作为远游的目的地呢？《胡铁花先生家传》中给出了答案：“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感叹：“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的幕僚。”这真是一个非常人能做出的决断。从胡传的选择和行动来看，他是一个体格和精神都足够强健的人。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胡传接受吴大的委派远赴宁古塔与珲春交界的原始大山，顶风冒雪实地勘查十三道嘎牙河流域的地势水情及其山中常住人口的数量。在这次田野森林调查中，胡传通过实践发现林海雪原中捉盗贼的门道――道在树上――盗贼以斧斫树之痕为标记藏匿森林。在调查报告中，胡传非常有建设性地提出“洼塘”可以改造成良田。排水垦荒围田，一百多年后，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心开垦北大荒的“”和知青，会想到胡传吗？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胡传又奉命由瑚布图河入山，经老岭去珲春，会同俄人勘界。这次胡传一行，在茫茫林海雪原迷路了，三日不得出。干粮已尽，无计可施，他们陷入绝望之中。胡传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叫随从顺着山涧而下，终于脱险。胡传在宁古塔期间曾两度遇险，但“铁汉子”总能化险为夷。

胡传出入深山老林，巡边疆，勘地界，可不是如今驴友的野外宿营这样简单。不仅需要丰富的地理学知识、野外生存能力和技巧，还需要强大的意志和坚韧的性格。出生入死的经历，在胡传的笔下变得云淡风轻，他轻描淡写地作词《大江东去》：“只当竹杖芒鞋，寻常游览，吟弄风和月。” “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有过万水千山踏遍、一览众山小的阅历，才会气定神闲，把风雷变成风月。六年幕僚生涯，经历风吹雨打，走过冰雪霜冻，胡传深得吴大的赏识。

琼州考察身染瘴病困于陵水

1887年，吴大转任广州巡抚。到任后，吴想起回到安徽绩溪奔母丧的胡传，遂修书请他去琼州视察。胡传这次去琼州，承担着“勘琼州黎峒”的任务。因琼州“生黎顽悍”“黎心瘴恶”，相识好友劝阻，以为一去“无生还者”，这次的出行有生离死别之慨，面对流泪送行的友人，胡传一时无语。

胡传奉命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到达儋州后，他登山考察，“直穿黎心，以达崖州”。入得琼州的深山老林，热带雨林的奇异景象，与黑龙江边陲的林海雪原迥异。“既入山，生黎欢迎，跪献食，谓汉官自明海中介外未有至者。”在琼州，胡传连日奔波劳累，再加上不适应琼州的自然环境，身染瘴病困于陵水，元气大伤。“铁汉子”病愈后，仍然像不知疲倦的骆驼一样，长途跋涉，但是身体健康情况从此大不如前。胡传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大意是：“生黎驯，不必剿；树木小，不足采；黎峒窄，不值郡县。”胡传的调查报告，以今日的眼光视之，无疑是一份实事求是的答卷，不仅符合安抚少数民族的政策，还符合科学发展观，自然也以实际的考察回击了讨黎伐木设郡县的扯淡提议。

在吴大抚广东期间，胡传维护领土的完整，这是他人生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件事功。澳门葡萄牙人跨过界，侵占香山县（今中山市），胡传又随吴大率领兵舰五艘前往，周历各村各岛，明告当地总督：划清租借，收回占地。

1888年，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任河道总督，设署于郑州，监督堤坝工。胡传随吴大办理黄河堵口，异常出力。有的河工腐化且迷信，胡传在其日记中，记录了目睹种种之怪现状；并作诗批判崇奉水蛇、蛤蟆为“河神”的迷信之举。胡传是一位无神论者，在胡适看来，父亲“笃信宋儒”，“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由于襄赞治河的劳绩，胡传终于熬出头了。吴大向朝廷大力保举，结果胡传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

如果说，经张佩纶的介绍，做吴大的幕僚，是胡传人生的一次转折点。那么，胡传娶妻冯顺弟生下小儿子胡适，则是他人生中的得意之作！

春风得意胡传三娶胡适诞生

胡传两次鼓盆而歌，家中没有妻子，生活有诸多不便。于是，动了再娶一个妻子的念头。

距离上庄十里，有一个名叫中屯的村子，这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叫冯金灶的裁缝，曾经参加过太平军，事败逃回家乡，老屋残破，生活困顿。他育有三女一子。长女冯顺弟，贤惠，勤劳，善于持家。胡传于1889年2月16日，从上海返回家乡。在友人的带领下，到中屯村看对象。据石原皋《闲话胡适》可知：“恰巧顺弟牵着一头黄牛，在村边放牧。胡父看她，她也看到了他。她有觉，而处之泰然。”冯顺弟时年十六岁，胡传比冯顺弟大三十二岁。

媒人提亲，冯金灶问女儿对这门亲事的态度。冯顺弟说：“不怕年纪大，只要寿年高。”然而，事与愿违，一语成谶，胡传病亡时，可怜的冯顺弟才二十三岁。李敖在《胡适评传》中，说胡传有“克妻”之命，两个老婆都先他而去；“三娶冯氏，总算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太太的――他先死了”。胡适也忆述：“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一万分之一二也写不出。家中财政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

胡传和冯顺弟结缡之时，谁又能预料到人生的变数呢。胡传在家乡完婚后，携眷属返郑州继续治河。次年，胡传到北京等候签派新职。也许是看在多年埋头苦干的分儿上，上天照顾他，抽得一个江苏省候补的签。在江苏省会苏州住了不到两年，又被派到上海担任税务官员――“淞沪厘卡总巡”。胡氏家族的生意在上海，胡传做上海的地方官员，这次重返上海滩，那感觉自然不一般。在江苏和上海的这段岁月，胡传仕途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日子过得风平浪静，有滋有味。

1891年12月17日，一只辛卯年的小兔子诞生了。胡适出生，胡传老来得子，深感快慰。胡传给儿子起名字，大有讲究。老大嗣稼，字洪骏；老二嗣，字洪骓；老三嗣，字洪■；老四嗣，字洪。“嗣”指继承父辈，诗书传家。名取自《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维，维维芑。”胡传希望自家地里长的都是好苗子。字都从“马”，寄寓了胡传望子成龙的厚望。

任职台湾出生入死魂归厦门

1892年3月17日，胡传在上海上了船。一段宁静的生活被打乱，他又一次踏上飘摇的征途。这一次，他真的是满怀的不舍，娇妻离不开他，他亦离不开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洪。舍不得离开，却不得不离开。朝廷的调令来了，新上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点名要他，“襄赞省政”。胡传只好将娇妻幼子安顿在沪东川沙厅，只身赴台。

胡传虽然有一肚子怨气，但在去台湾的船上，都被天风海涛化解了。他一踏上台湾的土地，稍作休整，就开始了全岛巡行，考察军队的训练，并代巡抚邵友濂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此时的台湾，经历中法战争后，南洋海军全毁，全岛实际上没有防御可言。而日本虎视眈眈，窥视台湾。在这样的情形下，胡传花费了半年的时间，马不停蹄在路上，西至澎湖东到苏澳，对军队的训练、防务、武器等，均向邵友濂汇报。这种如实的报告，害得一些官员受到处分。胡传建议，“训练一支小型的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

胡传这次全岛的巡行视察，带来一股务实的“徽的风”，但是，在身体方面，抗不住热风炎蒸瘴侵，他的三个随从都身染病疫，无一生还！而这位“铁汉子”也患痢疾，卧病甚久。李敖在《胡适评传》中写道：“他（胡传）自己也得了风湿――二十二个月以后，他竟然死在这个病上！”

像牛马一样奔走的胡传，卧床休养，病好了，又被委以重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他曾在江苏办厘捐，这次是盐务。在别人眼中，这是肥差，不少官员就是在这样的任上变成贪官，但对于胡传来说，这是要命的差事，是“苛索民财”。尽管不乐意当这个官，但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对台湾盐政贡献良多。

1893年10月31日，唐景崧接任台湾巡抚。时来运转，胡传被唐景崧委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文职兼做武职。

《胡适口述自传》中说：“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疾，所及几乎全军吸毒。”胡传对此情况，“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下定决心予以整顿，“极力使全军戒毒”。

胡传是一名“能吏”，在台东两年，治绩为人叹服，军民面貌大为改观。

就在台南任职的这段时间，胡适随生母和两位兄长自上海抵达台南。从台南到台东，胡传和家人团聚。尽管公务繁忙，但一看到牙牙学语的儿子，心中顿时变得柔软、丰润，一身的疲惫不翼而飞。胡适就在这段时光，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识字。

人生忧患识字始。胡适的启蒙在台湾。“以天真的小手握住笔管，慢慢地练习的数百字奠定了基础。”当胡适背诵《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他的父亲怜爱地看着他，一向威严的汉子，眼睛里满盈着爱的光芒。

然而，这样的好时光，不多了。“乾坤将裂遭奇运”的日子到底来了！甲午战争，把台湾卷入历史的激流之中。

甲午战败，光绪皇帝流着沉痛的眼泪，批准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让胡传心如刀绞。面对惊天巨变，胡传到了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清廷下令文武官员返回大陆，胡传立下遗嘱，留给妻儿，他决定留在台湾，投身抗日运动。1895年2月，胡传将妻子和幼子胡适送到台南，从这里乘船回大陆。他在遗嘱中指明“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其读书”，又嘱咐胡适“努力读书上进”。这生离死别的嘱咐，影响了胡适一生，激励了胡适一生。当胡适与父亲挥手告别，和母亲缓缓地登上开往大陆的渡船，他不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永别。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而胡传目送渡船消逝于海天深处，他也不会料到，这是和妻儿最后的送行。他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儿”成长为胡适，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儿”成为名满天下的胡博士。

台湾居民和士绅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声浪如惊涛拍岸，响彻全岛。1895年5月，“台湾民主国”成立，选唐景崧为“大总统”。台湾士绅发电报给清廷，表明独立的意图：“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在发表的“台民布告”中，有这样的表述：“台民欲尽弃其田，则内渡后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然而，当日军登陆台北，唐景崧便携款内渡，颇受时论指责。他此后回桂林闲居，不再出仕。同年6月下旬，“民主国”余众又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民主国”第二任总统。同年10月19日，刘永福兵败内渡。两日后，台南陷落，“台湾民主国”灭亡，存在时间仅一百五十天。刘永福率领台湾军民，坚持四个多月的浴血奋战。这是胡传在台湾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斗争和生命落幕的重大历史背景。

就在日本兵这天，这位台东县长，“自请开缺回籍治疗”。毕竟，在这次惊天巨变之中，他不是挽大厦于将倾的顶天柱，他只是一个基层官员，老家绩溪有他魂牵梦萦的妻子幼子。更何况，他的身体此时糟透了。就在清廷电令台湾文武官员内渡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地方官的内心挣扎，他的请求，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没有上级给他明确的答复。台湾这艘巨轮，在甲午战后即将倾覆，他并没有惶惶地加入弃船而逃的队伍，他“不动声色，照常防守，暂顾眼前”。

当日军攻陷宜兰的前一天，他写了遗嘱，交给仍然留在台湾的二儿子洪骓，遗嘱写道：“吾死，尔归吾骨；不幸则父子同死，勿令全家俱殉也！”

胡传终于等到让他离开台东的命令了，可是，他的双脚肿胀，脚气病令他不良于行。兵荒马乱的途中，遇到两次劫匪，好歹脱险。见到刘永福时，刘永福请求这位病人留下来帮忙。“兵穷食尽故城在，空始将军唤奈何。”胡传在台继续服务，直到病情加重，无法行动。刘永福一看胡传的身体已经垮了，才允许他离开台湾，返回大陆。

胡传一行于1895年8月18日到厦门。此时的胡传，已经油尽灯枯，四天后，五十四岁的胡传病逝于厦门旅寓。他的生命微弱之光，熄灭于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中，陷入无尽的黑暗。

胡传自弱冠之后，身历九死而存一生。太平军侵扰绩溪，胡传经历了刀兵、疾病和饥饿，三者交迫，几度危难而不死；在婺源所乘的渡船倾覆于鹅掌滩，也逃过一劫；在东北宁古塔，遇到马贼攻城，城中人逃散，胡传等十三人拼死抵御，幸而胜利不死；在海南岛考察，染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在台湾检阅驻军，随从得病全死光，而胡传独存；日本军队，交通断绝，补给源断，陷于绝境，差点死掉。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一次，全身而退到厦门，他却没有战胜死神。

胡适日记篇9

回首——20年来那些事

1993年9月，受中国书店委托，北京市拍卖市场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古旧书拍卖。由此拉开古籍拍卖的大幕。

1993年10月，山东青岛举行了“珍奇报纸拍卖会”，这是国内举办的首场报纸拍卖。

1995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海外回流的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零本一册以143万元高价成交，这在当年已是“创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的轰动事件。

1998年春，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镇江沦陷记》手稿以12.6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抗战史料拍卖最高纪录。

2000年春，经过中国嘉德多年的努力，圆满促成漂泊海外50载的“翁氏藏书”自海外回归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4月28日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常熟翁氏藏书转让入藏仪式”。翁氏藏书计有80种、542册，其中宋刻本11种、元刻本4种、明刻本12种、清刻本26种、名家抄稿本27种。百余年来许多国内学术界不知其存否的一些孤本秘籍，不少都在翁氏藏书中。经过多次协商，上海市政府出资450万美金，购下这批文献，入藏上海图书馆善本库。

2002年春，五柳堂旧藏明清尺牍、罗振玉旧藏金石碑帖、汪慎生旧藏与名人来往书札亮相嘉德。

2002年11月，中国嘉德2002秋季拍卖会上，《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恢弘面世，震动学术界，最后以990万元被上海博物馆购藏，创造当时的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

2004年春、秋季大拍，常熟曹大铁半野堂藏书分别在中国嘉德、上海嘉泰现身。

2004年春，嘉德曾上拍常熟萧氏(萧谷土、萧蜕公、萧益友三兄弟)藏书63部，秋又上拍24件。

2004年秋，民国大金融家陈澄中的国宝级藏书由嘉德从美国征集回国，后整体出让给国家图书馆，据闻总价近1500万元人民币。成为当年古籍拍卖最大事件。包括陈澄中旧藏古籍善本23部、黄丕烈跋字画一件及陈澄中藏书印原物8方。

2005年春，过云楼藏书“集体”现身中国嘉德。并最终以2310万元被买走。秋拍也有50件过云楼藏书上拍。

2005年春，著名文人、藏书家黄裳藏书出现在上海嘉泰古籍专场，深受追捧。此后数年都有征集到黄裳藏书上拍。

2006年春，清末四大藏书家“百百宋楼”陆氏藏晚清名人信札现身上海崇源。

2006年秋，中国嘉德在岭南征集到世纪学人陈寅恪遗稿上拍但遭流拍。

2006年秋，中国嘉德又征得常熟翁氏藏书20余种上拍。

2007年春，罗振玉遗藏“大云烬余”77件拍品在上海嘉泰百分百成交。原估价近百万元，实际成交总额达426.14万元。这个专辑上的拍品大多经罗振玉亲笔批校，许多藏家关注多年，各地藏家都亲自到场，其中有多件拍品成交价超出低价近10倍。

2007年秋，现代文学大家施蛰存碑帖藏品在上海嘉泰被整体拍卖。事前曾引起文化界、收藏界广泛关注。拍品从120万起拍最终以198万元成交被整体收藏，业界认为这些藏品将从此获得最佳保存环境。

2008年春、秋，民国著名藏书巨擘——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在中国嘉德有少量上拍，多是宋元佳刻。

2008年秋，上海工美“唐云大石斋藏品”专场成交率近乎百分百。

2008年秋，潘重规藏书32种，郑逸梅旧藏书札30种在嘉德上拍。

2008年秋，上海嘉泰有一批为数40余件的周退密藏书上拍。

上述这些名家旧藏，当年成交的价格在今天看来实在不算贵，2005年2310万元成交的过云楼藏书7年后的今天已经是2.16亿元的天价。而2009年以后，重要藏书家的旧藏资源渐显枯竭，批量集中上拍的名家旧藏已是买少见少，尤其是2010年以来，古籍价格一度大涨之后回缓，进入新的格局。下面，就2009年以来的古籍拍卖大事以及那些精彩拍品作一回顾。

“胡适存友朋信札”高价成交，国家首次试水优先购买

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一批之前从未亮相的“胡适存友朋信札”，包括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78.4万元人民币成交)，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112万元人民币成交)共拍出744.8万元人民币。陈独秀致胡适信札由1920年直至1935年，长达十年的信件中涉及到1920年《新青年》独立办报事件、1920年《新青年》编辑同人分裂事件、1920年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运动、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事件、陈独秀狱中出版文稿等，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梁启超致胡适的词稿、信札，多为诗词探讨，学术研究，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非常敬重，书信工整、词令秀美，尤其学术讨论深刻细致。徐志摩在信中称胡适为“大哥”，在他的长信中详细谈论了当时中国南北学界的许多轶闻，可补许多学界史料。6月5日，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出《关于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函》。上述文件表示，国家文物局经研究决定，对于“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按照成交价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

胡适日记篇10

尽管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以正义的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想不到这一切竟招致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与责难，各种流言甚嚣尘上。

向来好热闹和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又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四年间，竟领得30余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假人以口实。于是，国内的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谓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 云云。

原来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不睦的孔祥熙，更是借机煽风点火，四处诋毁，说胡适书生气太重，办事不力，整天只顾到处拿学位，对党国利益毫不关心，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一事无成，并在面前屡进谗言，最终导致“老大”对胡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信赖。

1940年6月，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抡击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幸得众随从拉开，才免于更大的乱子发生。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以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在美国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公开诋毁与挤压。

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9日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道：“自从宋子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终于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他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重归儒林，操持旧业。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晚10时，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来到纽约，开始了到大学教书与潜心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卸任大使后的胡适为何仍寓居纽约而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出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