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诗学历史考证

胡适的白话诗学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理论起点。在这个起点上，胡适为文学史呈现的是一种“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的“诗体的大解放”的新诗文体学。他以内容明白清楚，用字自然平实，节奏自然和谐，诗体自由无拘来想象新诗的理想模样。这种模样与旧诗的根本不同，是其语言体系的转换。按照胡适的描述，他的白话作诗的动机，是为了造就“文学的国语”而创造“国语的文学”所必须发起的攻坚战。在胡适看来，造就“国语的文学”的语言资源不外乎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古白话、今日用的白话、欧化语、文言的补充。［1］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白话新诗，会在不同文化资源的相互角力中，形成新与旧、中与西、懂与不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胡适白话诗学的接受过程中，总是以争论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新与旧涉及以“白话作诗”取代“文言作诗”而来的“白话”为诗的合法性和“文言”诗语的生命力问题，以及由旧诗渊源深厚的审美成规与惯例导致的新旧文体学范式的冲突问题。中与西涉及新诗抗衡传统与传承传统的矛盾关系，以及新诗发展道路的民族化与西化取舍问题。懂与不懂涉及新诗选择大众化的白话口语和走向精致化的文人书面语之间常常滋生的纠结，以及包含其中的明白与晦涩的风格美学问题和读者的接受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所触及的是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文体学建构的基本问题，所以，在新诗发展的百年道路上，时代文化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不同声调此起彼伏的回响。中与西、懂与不懂的问题，笔者有另外的文章论述，本文意在从接受视野对胡适诗学争论中关于新旧之争及其历史回响作一基本的梳理。

《尝试集》出版以前，胡适在与论敌的论争中逐渐形成其基本的“白话”诗学观。他倡导“作诗如作文”，以俗话俗语入诗，清除旧诗根基，从中国诗歌的语言向度上，冲破古典诗歌体系的罗网。这时的论争，集中表现在白话能否入诗，白话诗里可否用文言，以及新旧诗的创作范式问题。1915年夏到1916年秋，胡适与其留美朋友梅光迪、任鸿隽发生的论辩，是以白话能否入诗为讨论核心。胡适主张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而梅光迪认为“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也认为“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2］［p．120］当胡适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时，梅光迪用“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区别予以反驳。他认为用“俗语白话”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为这种日常口语“未经美术家锻炼”，缺乏凝练精致的美感，而“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鄙俚乃不可言”。［2］［p．116］在梅氏看来，文言是诗性语言，白话是日常语言，非诗性语言不可能诗性化，不能用于诗歌创作。而胡适坚持“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3］［p．184］他相信清晰与透明的白话同样能创造诗意。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促成了胡适对白话诗的实验。“文学革命”轰轰烈烈发生后，白话作诗已经在新文学阵营达成一致，这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白话诗语中有没有文言的位置。《新青年》上，胡适、钱玄同、朱经农、任鸿隽的论争，是以文言能否入诗为讨论核心。胡适最初是想将文言也作为一种诗学资源的。《新青年》1917年3卷4期上发表了胡适的4首白话词，随后在1918年与钱玄同的通信中，他曾表示自己最初不愿杂入文言，后忽然改变宗旨，不避文言，并且认为词近于自然诗体，主张“各随其好”。胡适并不想对文言（包括传统诗体）“赶尽杀绝”，并不愿在白话与文言及传统诗体之间形成完全彻底的“断裂”，他力图在白话语言系统中仍然保存文言的活力部分。直到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历史才向我们显示，这种包容其实具有更为宽厚的现代意识与纵深的知识视野。但钱玄同当时决然反对填词似的诗歌，强调“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4］钱玄同二元对立的思维坚定了胡适摒弃文言旧体的决心，于是他在追述自己白话作诗历程时，认定了一个“主义”，即“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的音节”。“诗体的大解放”主张由此而来。尽管如此，新诗能否用文言仍然有所争议。朱经农认为“文言文不宜全行抹杀”，他并不反对白话，但认为“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5］任鸿隽提出“诗心”问题，认为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言也可做好诗，重要的是“诗心”。

学衡派的吴芳吉认为：“非用白话不能说出的，应该就用白话；非用文言不能说出的，也应该就用文言；甚至非用英文不能做出的，应该就做英文。总之，所谓白话、文言、律诗、自由诗FreeVerses等，不过是传达情意之一种方法，并不是诗的程度。”“至于方法，则不必拘于一格。”［7］［p．422］经过这样的争论，虽然胡适诗学偏向了更纯净的“白话”作诗，但反对者们重视文言“诗性”特征，主张新诗可以掺入古诗文言提升诗性的观点，在后来新诗的发展道路上也获得了断续的回音。早期诗人那里发生过关于“写”与“做”的争论，它属于新旧诗创作范式之争。胡适提倡“作诗如做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强调“做”诗要自然而然。相对于旧诗严格的格律套用，这是一种基于白话诗性的写作美学。这种观点在许多诗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回应。比如宗白华与郭沫若围绕“做诗”的讨论。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他希望郭氏多研究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8］［p．3］郭沫若提出貌似不同的看法：“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9］［p．7］他认为，“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9］［p．6］康白情也同样认为“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10］［p．328］虽然这里“做”与“写”似乎产生了矛盾，但实质上诗人们都是针对旧诗的形式美学，强调创作诗歌要以“自然”为原则触发诗的灵感，让情绪与情感自然流动与散发，利用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打破旧形式、创建个人主体性自由自主的新形式。郑振铎、王平陵、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都作了类似性的回应。不同的是，学衡派吴芳吉认为胡适强调“自然”，是以为“西洋诗体，是随便写出的，不是做出的。”［11］［p．383］他提出“自然的文学，是任人自家去做的”，［11］［p．382］新诗的“自然”需要“做诗”的“工夫”。［11］［p．383］虽然他与胡适一样用“做”字，但显然他不是立足于“白话”，而是立足于书面语，更倾向于以旧的格律诗的写作惯例来谈新诗创作。后来在《谈诗人》中，他批评新文学运动发起后，许多并没有理解“诗味”的人，“都滥于做起诗来。又误解诗是写出，不是做出的话，于是开口也是诗，闭口也是诗，吃饭睡觉都有的是诗，诗的品格，可是堕落极了！”［7］［p．412］其反对白话口语诗歌写作美学的立场更见分明了。俞平伯在《做诗的一点经验》和《诗底方便》对“写”与“做”进行了总结与分类。他认为，“写”与“做”不是对立，“一个是天分，一个是工夫”，应该两者兼备。［12］［p．580］在肯定自然的美学的同时，也肯定创作新诗的人工技巧。这种眼界开启了新诗书面语化向度的写作空间。

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尝试集》正式出版和广泛接受，语言的新旧之争具体化为白话诗音韵问题的探讨。胡适在理论上倡导“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诗当废律”。他设想的新诗音节应该是“自然的音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韵要自然。他主张诗歌用韵应该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13］［p．172］这种自然音节论，虽然对韵的要求比较宽泛，并未将之完全废除，但以音节为根本，已经与旧诗文体学完全不同了。这一新诗文体学的内涵显然是习惯于旧诗声韵者不能接受的，因此，音节的新旧之争首先来自旧文学阵营。旧文学阵营坚守韵是区分诗与非诗的界限。章太炎讲授国文课时，将诗与文用有韵无韵来区分，“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14］［p．30］他以韵为标准判定白话诗非诗。学生曹聚仁写信反驳其观点，认为韵“纯任自然，不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14］［p．6］呼应胡适的新诗音韵观。梁启超将《尝试集》分成“小令”和“纯白话体”。他认为“小令”有音节，“格外好些”；而白话诗“满纸的‘的么了哩’，试问从那里得好音节来？”也是用韵做衡量诗好坏的标准。［15］［p．15］另一种论争所指向的不是用有韵无韵来区分诗与非诗，而是承认胡适对新诗的勾勒里韵的存在，但不认同其押韵的方法。这种观点实质上仍然是带着旧诗的趣味审视新诗，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胡怀琛为中心的诗学论争。胡怀琛于1920年先后在《神州日报》和《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尝试集〉》及《〈尝试集〉正谬》，对《尝试集》中诗作的具体字词进行修改和批评，引起一场论争。这场论争从1920年4月延续到1921年1月终，先后有刘大白、朱执信、朱侨、刘伯棠、胡涣、王崇植、吴天放、井湄、伯子等在《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发表论辩文章。胡怀琛申明“我所讨论的，是诗的好不好的问题，并不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也不是新体和旧体的问题”。［16］［p．1］但这种好与不好的评判标准在他这里仍然是旧诗韵律规范。比如，他对胡适双声叠韵和押韵方法的批评就是以旧诗韵律规范为标准，而胡适已经跳出了旧诗的文体逻辑，虽然也强调字词的押韵，但其押韵方式却是现代的、宽泛的，不拘于旧诗的规范与标准。胡适在回复的信中提到：“诗人的‘烟士披里纯’是独一的，是个人的，是别人很难参预的。”

这种诗性思维表达出个人化与主体性的诉求，具有现代意义。关于这场争论中押韵的讨论，朱执信对胡适的“自然音节”论，即“白话诗里只有轻重高下，没有严格的平仄”［13］［p．171］的回应颇为可贵。朱执信并未像其他人那样纠结于新诗用韵的问题。他一针见血指出胡适对“音节”的含混之处，“似乎诗的音节，就是双声叠韵”，而且对“平仄自然”、“自然的轻重高下”，“说得太抽象，领会的人，恐怕不多”。［18］［p．31］他敏锐地看到新诗如果仅仅只是寻求在双声叠韵上如何和谐，并没有真正抓住新诗音律的要领。他提出“声随意转”，“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长短，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18］［p．34］将诗歌的声韵从外在声韵转向了内在声韵。传统诗论主张“无韵者为文，有韵者为诗”，固定的语音结构框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生存点，所以旧诗讲求外在音节的和谐，外在声韵成为其独立自足的“诗语”系统的中心。而内在声韵论使语义成为诗歌声韵的中心，这也正合于胡适所谓“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没有明确地将不同于古代诗歌语音节奏模式的白话音韵与“语义”的逻辑明确地阐释出来，而胡适白话诗学的接受者帮其完成了。对此，胡适非常认可，他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写到：“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所以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再换一句话说：“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音节”。［3］［p．202］由胡怀琛挑起的这场胡适诗学论争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场域，而远在边缘之地的东北，以《盛京时报》为中心，也发生过一场几乎没有引起后人关注的关于新诗押韵的讨论，它属于胡适诗学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扩散性的回应。1923年8月至10月间《盛京时报》登载了羽丰（吴伯裔的化名）《论新诗》、孙百吉《论新诗》、羽丰《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吴老雅（吴伯裔的化名）《对于论新诗诸公的几句闲话》、王莲友《读羽丰先生的〈论新诗〉》、王大冷《读吴裔伯先生的〈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赵虽语《读王莲友先生论新诗》等文章。论争由羽丰对新诗形式的散漫发难开始。他认为新诗缺乏诗歌本体内在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主张新诗押韵，“方有诗的真精神，真风味”。［19］［p．76］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出发，认为诗歌是可唱的。［20］［p．82］诗的“自然之音响节奏是给耳听的，意义是给内部听的”，所以有韵才会在感观上给人以美感。如果新诗“既有诗的意境，又可以唱出来”，则是上乘的诗作。［19］［p．77］孙百吉、王莲友、王大冷等人分别予以反驳。王莲友从新诗的本质出发，认为用韵与否与诗的本质无涉。他以胡适对于新诗有韵“亦有不满意的表示”为证据，并列举胡适所认可的白话新诗，来证明新诗初生之时，多半讲求叶韵，而现在诗人们共同的趋向是用自然的音节，不拘泥于叶韵。因为“新诗的本质，与叶韵没有密切的关系”，“诗的优劣，是在乎包含诗的要素充足与否，而不在乎有韵无韵。”［21］［p．38］王大冷认为“唱起来好听与否，是在诗的情感与声调，而不是在有韵与否。情感丰富，声调自然，就是无韵，也是很好听的。如情感不浓，声调不好，就是叶韵，也不能好听。”［22］［p．32］“有韵的诗，是快于官觉，故以为美。但是久于研究的，自觉那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更动人了”。［22］［p．33］赵虽语对王莲友提出反驳。王莲友以胡适认为《鸽子》为白话旧词，说明其不满意新诗有韵，赵虽语认为这是误解，指出胡适的不满意不一定与韵与关，“如果说他是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所以不是真的新诗，有什么不可呢？”［23］［p．116］这里双方都存在对胡适的误读。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列举自己所认可的白话新诗，正是从音节的现代性上考虑的，认为其余的诗只是“可读的词”，“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胡适表示不满，并不像王莲友所理解的那样，是对“新诗有韵”有所不满，而是在考量如何押现代的韵；而赵虽语所理解的更是相差甚远，胡适何尝有过“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这场论争情绪色彩颇为浓厚，也不乏误读与骂辞，但争论促进了对胡适白话诗学的理解，并从新诗意境、美感与押韵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新诗的理论认知。三在上述论争之外，胡适的自然音节论还引起许多积极的回应。早期对其做出积极回应的有白话诗人康白情、俞平伯等。康白情主张新诗要从形式解放，首先要打破格律。他认为新诗“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24］［p．324］虽未明言，但作为胡适的弟子，康白情明显受到胡适诗学观的影响。宗白华主张新诗的创作，是要“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25］［p．170］俞平伯认为新诗“不限定句末用韵”，但“句中音节”要“力求和谐”。［26］［p．264］这些都是以胡适“诗体大解放”和“自然的音节”为核心所阐发的言论。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对抗战初期诗歌发展趋向作概括时说：“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他将这种“自由的形式”追溯到胡适“自然的音节”上。

高兰在《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中强调诗的吟诵性韵律的特点为：“字音的轻重徐疾的节拍”、“内在的韵律”及“感情的起伏”，指出“诗的韵律决不在脚韵上。不是诗，有脚韵也不是诗，是诗，没有脚韵也是诗。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有韵诗与无韵诗之别。”［28］［p．23］这与胡适“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的主张具有一致性。主张“诗是自由的使者”的艾青是“宁愿裸体”，也不愿“让不合身材的衣服来窒息”“呼吸”，［29］［p．192］他对诗的自由的渴望继承着胡适要打破一切镣铐的传统。这些基于自由诗的特征而提出的审美原则，是胡适白话化语言、自由化诗体的诗学观念的深化。与这种积极的回应相对，还存在着连绵不绝的反对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反对的声浪已经不再是出于旧诗的立场，而是出于诗美诉求中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随着现代汉语从初期的“白话”向着更为精致的文人书面语发展，新诗也像书面的文言一样走向文人书面语的精致化，这时，韵律与音乐性成为新诗在新的发展层面上提升诗性的追求。由这种追求引发的反省与探索者，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比如，陆志苇在押韵方面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他认为自由诗“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30］［p．70］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批评胡适的“作诗须得如作文”“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inVerse（像诗一样分行写的散文）”。［31］［p．263］他主张在古典诗词中寻找诗性资源：“我们得知因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诗调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绝至少有七绝的形式的价值，有为诗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因为确有七绝能表的，而词不能表的，而自由诗不能表的。”所以应该“保存旧形式，让它为形式之一”。［31］［p．262］梁实秋提出新诗的音韵问题，指出旧诗不管内容如何浅薄陈腐，但“声调自是铿锵悦耳”，而新诗缺乏一种“音乐的美”。他认为像胡适这样的“主张自由诗者”将音韵看作“诗的外加的质素”，以为“诗可以离开音韵而存在”，并未了解诗的音韵的作用。要弥补新诗音韵方面的缺憾，要么走回到旧诗路上去，要么便创造出新诗的“新音韵”，并从韵脚、平仄、双声叠韵、行的长短四个方面来阐释理想的“新音韵”。［32］［p．199－202］到新月派那里，格律则成为其纲领性主张。饶孟侃认为新诗是“音节上的冒险”，他将胡适所重视的“双声、叠韵”视为“小巧的尝试”，“在诗里面并不是一定必需的”。［33］［p．13］通过《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两文，他系统探讨了新诗的音节问题，并指出，“诗根本就没有新旧的分别”，新诗的音节“没有被平仄的范围所限制”，“还有用旧诗和词曲里的音节同时不为平仄的范围所限制的可能”。［34］［p．175－176］闻一多进一步强调格律的重要性。他反对“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认为“词曲的音节”属于“人工”，“自然的音节”属于“天然”，应该“参以人工”来“修饰自然的粗率”。［35］［p．25］在闻一多看来，胡适那种“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的主张，无异于“诗的自杀政策”。他认为白话“须要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诗”，所以要将格律作为诗的“利器”。［36］［p．82－83］在反对的声浪中，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是韵律问题的深化。胡适在评论新诗时，持有“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口语化节奏标准，［37］［p．806］他认为白话“既可读，又听得懂”，

“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使“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2］［p．114］但胡适新诗实践中的“爽”之感，与古典诗歌的优美韵律还是形成了较大反差，因此自《尝试集》以来的新诗的音乐性问题不断遭到质疑。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表示，“现在的新诗之最令人不满者即是读起来不顺口”，即使排列整齐，“读时仍无相当的抑扬顿挫”。［38］［p．530］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将诗分为“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主张后一种好。他感叹道：“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出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所以他认为“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鲁迅主张“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他觉得“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39］［p．655］1935年他在《致辞蔡斐君》的信中仍然表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40］［p．883］叶公超在《论新诗》里对新旧之争的格律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他认为“新诗是从旧诗的镣铐里解放出来的”，“是一个隐喻的说法”，［41］［p．50］大多数诗人“以格律为桎梏，以旧诗坏在有格律，以新诗新在无格律，这都是因为对于格律的意义根本没有认识”。［41］［p．52］叶公超在这里显示出一种折中的立场，认为“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但他对新旧作出区分：“新诗的节奏是从各种说话的语调里产生的，旧诗的节奏是根据一种乐谱式的文字的排比做成的。新诗是为说的，读的，旧诗乃是为吟的，哼的。”［41］［p．53］他主张新诗格律一方面要根据“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情绪的性质”。

梁实秋、鲁迅与叶公超都意识到新诗从旧向新的过渡，是从诵读走向默读，从声音走向文字，从听觉走向视觉。这不仅是阅读与审美方式的改变，也是诗歌运思方式上发生的改变。这种现代性转变与诗歌传统审美习性中的音乐性有所背离，所以胡适虽然也强调“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但其诗学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语音节奏，导致了新诗在音乐性上的不足，所以新诗读起来不如旧诗那样具有音韵的美感。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到新世纪，郑敏在反思“五四”时，还指出新诗应该从旧诗词里吸收音乐性，要让白话诗的语言音乐性成为诗学语言探讨的课题，［42］这时，胡适的白话诗学观又成为批判的焦点。对于胡适的白话诗学观，反对多于赞同。但无论是反对者，抑或赞同者，都不约而同将其视为抗衡传统、割裂旧诗养分脐带的开始。这其中不乏误解的成分。事实上，胡适是颇重视传承创新的，他不仅积极整理国故，梳理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寻找历史依据，而且在诗学上倡导的自然音节论，将旧诗声韵转化为不拘平仄的“现代的韵”，其目标是实现“传统诗体”的“大解放”。在30年代他仍然尝试用“好事近”词调创作《飞行小赞》，试图利用旧诗资源寻求新诗出路，却引发诗坛对“胡适之体”的论争，遭来“旧路”、“老路”的批评。胡适白话诗学的接受者不约而同走向了二元对立的路向。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在论述“文艺上的宽容”时曾说：“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文艺的）法律，乃是增加条文；譬如无韵诗的提倡，似乎是破坏了‘诗必须有韵’的法令，其实他只是改定了旧时狭隘的范围，将他放大，以为‘诗可以无韵’罢了。”［43］［p．51］这种宽容的态度也许有利于我们重新客观而全面地接受胡适的白话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