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名言十篇

胡适名言篇1

1、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2、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3、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4、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5、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6、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没有独立，即便是自由，最终也会变成其他人的奴隶。

7、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8、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9、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

10、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1、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

12、你们不要总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争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见，要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去露出里面他里头很鲜嫩很清的那个劲。

13、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就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才是独立的精神。

14、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15、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16、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17、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18、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19、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

20、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胡适名言篇2

关键词：胡适 文学 翻译理论 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桂林特色多语种旅游服务平台（201613641055）

一、引言

胡适（1891.12―1962.2），他是一位翻译家，翻译过众多对翻译事业颇有影响的译作，而且十分重视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实践，曾大力支持和鼓励专家传译名著。他秉承着“但为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在中国文学翻译发展进程上具有开拓之功。关于胡适的文学翻译研究，有袁锦翔的《胡适与文学翻译理论》，从胡适主张翻译西方名著和他对佛经的翻译两个方面概述了胡适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贡献；有史云波的《胡适对中国现代化翻译事业的贡献》，指出胡适在翻译文学的文化意义和对中国翻译事业的推动有着巨大贡献；曹而云在《翻译实践与现代化白话文运动》中，肯定了胡适运用白话文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新的里程碑，建立起现代文学的谱系。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时期，用开拓的精神将白话文翻译写入中国文学翻译的历史，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胡适文学翻译贡献

胡适一生翻译的文学作品巨多，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众多领域，其中有30多篇诗歌和17篇小说以及其他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翻译事业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一）诗歌翻译

胡适对诗歌的钟爱使得他的诗歌翻译作品极多，同时也因此奠定了胡适翻译的重要地位。30多篇诗歌包含早期的五言诗和七言诗，中期的骚体诗，和后期的白话自由诗。早期胡适希望通过翻译名著启发国人民智，宣扬西方先进思想进而激发民众而翻译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诗歌采用的五言和七言诗体形式，代表作有《军人梦》、《惊涛篇》、《晨风篇》。这些诗歌是胡适对当时谋求社会进步和政治图强的内心世界的反映。中期是胡适在留美期间，诗歌数量不多，但在异国他乡对国内政治格局的认识有了不同的感受，对文学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战斗性和革命性减弱，对自己早年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中期代表作有《乐观主义》、《康可歌》，反映的是对人生和宗教的思考。同一时期胡适用接近白话风格的骚体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行文不受诗体格式限制，参差有致，流畅易懂，是未来白话诗歌的奠基。胡适回国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去，主张用白话文替代五言七言诗，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革命。胡m的翻译思想在经过多年的海外游历和深思熟虑后观点已经成熟，白话文新诗的出现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白话文新诗的激烈讨论。胡适认为，西方文学有其闪光点，要做到辨伪去妄，积极引进西方文学的楷模进行借鉴。这样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注入新形式，又可以接受新思想，故此需要多多输入。与此同时，白话文也受到国内诸多学者的抨击：认为胡适的诗歌是“俗话诗”，“几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真挚的诗”，没有美感可言，但胡适的《尝试集》，其价值真正在于“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胡适称：“《关不住了》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同一时期是译诗有《老洛阳》、《清晨分别》和《应该》等。胡适的诗歌和译诗是相互影响的，这一时期创作的《蝴蝶》、《希望》等被广为流传。

（二）小说翻译作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早在1921年就尝试用白话文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小说描述了小学生弗朗茨的最后一堂法语课，用细腻的语言描述了佛朗茨的心理活动，通过学生们依依不舍的心态和法语老师满怀无奈心情的描述，反映出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韩麦尔先生说，当了亡国奴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题目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最后一课》的成功翻译，契合了国内当时政治格局动荡不安，又有外敌入侵的现实社会，因此引起当时学界的巨大反响。它对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一直被选为中学教材的示例范文。这充分说明白话文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优势，也显示出了胡适的翻译能力，符合当时民众对外来侵略的仇恨情绪。同样作品还有《柏林之围》等。两篇小说都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通过白话文的形式表达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尽管此时的胡适并不能提出改变国内现状的主张，但两篇文章都是他对中国时局的担忧和民族情结的表达，是民众不甘当亡国奴的悲愤情感的表达，为激发民众爱国意识提供了感情媒介。

胡适一生只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问题小说的时代，但胡适的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小说翻译，但他在引进小说翻译这一文学形式上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戏剧翻译

胡适是“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对戏剧的改良理论是文学进化的体现。胡适的留美经历使他认为“西方的文化实在比中国完备不少”，借鉴国外文学创作手法是胡适提倡改良戏剧的原因。胡适认为，戏剧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的进步必然影响戏剧的改良，他主张废除束缚中国戏剧自由发展的脸谱、嗓子、台步等形式，认为这是“遗形物”，“不扫除这种遗形物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他主张写实，他认为，“易卜生是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胡适极力推崇易卜生的作品，认为易卜生把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家庭生活的矛盾都写了出来，看了让人动容，让人觉得家庭悲哀和社会的黑暗现状不得不改革。胡适翻译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描述的是女主人公娜拉在不甘于继续做为玩偶而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离家出走的故事。她要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生活，是当时妇女思想解放的先遣之作。胡适的翻译目的就的为配合国内为妇女解放运动而译，为妇女解放树立了榜样。胡适翻译易卜生作品的初衷是看中了易卜生戏剧写实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的。他介绍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易卜生，《玩偶之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凡响，对当时妇女思想解放是一个引导。胡适的戏剧作品《终身大事》就是一部关于妇女解放题材的，可以说是《玩偶之家》的仿作。它原本是受人之托为同学提供的一个剧本，但因找不到女演员而作罢。胡适曾说，《终身大事》是一部类似于写实主义的戏剧，但又高于现实。戏剧有一位类似娜拉的女主人公田亚梅，和田先生、田女士、女仆李妈、算命瞎子五个人为主题的话剧。该话剧剧情简单，是以父母干涉女儿婚姻，女儿田亚梅以出走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爱情自由的渴望。这是一部“易卜生式”的戏剧，但这样离经叛道的戏剧以致于没有女演员敢于出演而被迫放弃搬上舞台。胡适表示的确出乎意料，对妇女解放事业所遇到的阻力是无奈的。《终身大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纪元。它改变了传统戏剧以唱腔为主的程式化表演，在艺术创新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同时，这也是“五四”时期强烈反封建解放思想的清流，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的进步。

三、胡适文学翻译思想探究

胡适的翻译思想包含了对翻译选材、翻译的目的、翻译方法、语言形式、翻译与文学创作的认识，许多作品具有很强的针对意义和启蒙意义，因此研究胡适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影响必须认识到胡适翻译思想。

（一）翻译的现实意义

胡适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输入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文学，是为了发挥西方文学名著对中国新文学的借鉴作用。他主张的打破旧文学的的五言七言格式，创造简单易懂的白话文新文学。他说“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都不得其法”，“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方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他提出了翻译方法：“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个会议，公共选定若干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一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西洋文学丛书》的选题，正是依据这一思想完成，对于小说的、散文等具有选择性的翻译，诗歌不易翻译，可以从缓。纵观胡适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目的：早期是出于爱好和家境需要；中期是面对中央集权和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情怀，作品多为救过诉求和开化民智；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是输入文化，为服务文学革命。

（二）白话文翻译

文言文作为传承已久的统治阶级文字，是主流社会惯用的高雅文字，而白话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知识分子通过白话翻译文章以达到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目的。胡适说，佛经的翻译是对中国文学白话文的最大贡献。佛经用最平直的白话文，但求人人知晓，便于传播，易于接受的新文学体使中国讲求工整、对仗的文言文有了新的生机。胡适对旧文学的破坏从根本上颠覆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一雅一俗的传统观念，使白话与国语画上等号，开启了白话文翻译的先河。他主张废除模仿古人那种无病，只讲排比的陈词滥调，改用不加辞藻的白话文。胡适强烈抨击封建文学，曾发表“文学改良奏议”称，一日不用典，二日不用成套语，三日不对仗，四日不避苏子俗语，五日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日不作无病之，七日不摹仿古人，八日须言之有物。“全用白话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原因是用文言文翻译必然失去原文的精妙之处。譬如林琴南将莎士比亚的的戏曲翻译成了记叙题的古文，称之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胡适主张使用白话文，目的是使翻译的西洋名著能够对中国文学起到范文作用，忠于原著，且能表达原著的韵味。

（三）翻译态度

胡m与友人的信中多次强调翻译的难处，“翻译是件很吃力的工作，比写作要吃力”，“（写作）一个钟头可以写七百到一千字，翻译则一个钟头职能译一百五十字左右”。翻译要有远比的知识，精通原著的语言和土话，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翻译时，胡适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们写文章有三种责任，一是对自己负责，求不致自欺欺人；一是对读者负责，求他们能懂；一是对原著作者负责，求不失原意，不能乱写。可见翻译的难度有多大。即使如此，胡适仍然坚持翻译了许多名著，为后世留下了翻译的范本。胡适总结了翻译常出现的错误，因粗心和语言文学不足的两个普遍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主观成见。胡适说：“我们都是练习翻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没有错误，正当的态度是‘宜哀矜而勿喜’吧”，这样的翻译观点对后来的翻译事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四）翻译标准是“信”和“达”的统一

胡适认为翻译的标准应该是“信”和“达”的统一，他主张采用直译的方法，“不应该多费精力去做转译”。胡适在早年就注意到意译的问题，“感觉很大的失望”，他认为翻译的结构应该是信和达的统一，明白流畅的基本原则，“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在《文学革命运动》书中提出“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方法与口气”，既要在内容上忠于原文，又要在形式上力求译文畅晓，是要求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达到信与达的契合。胡适曾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里说：“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五毫发出入于期间，夫而后能使阅者得所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有研究表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更重视直译，他主张译者要努力使译文能被大众读懂和接受，是为了借助西方文化改良当时的现代文学。

（五）翻译选材

在翻译选材上，胡适主张只译名家名作，“努力多译些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可见胡适对选题上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在选材上胡适严格要求，甚至颇为挑剔，在1917年至1940年间，面对诸多的西方文学作品他仅选取了其中12篇短篇小说及诗作。他痛斥当时的文学翻译充斥着低俗、龌龊的二三流外国作品流入中国。他认为翻译的选材要是时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能够鼓舞人生的向上的作品，是为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激发民众爱国义气的共同抵御侵略的。比如，从《最后一课》可以看出胡适选材具有的启蒙性和现实性。可见，胡适在对作品选材上十分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主张作品要紧跟时代趋势，以启蒙为己任，多多翻译权威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四、胡适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影响

（一）胡适翻译思想不是简单的堆砌，是胡适在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等众多知识方面综合理解而提出的翻译思想，其包含很丰富的内容：既有语言层面的研究，如原文与转译对原著的差别，方言翻译的准确性等；也有胡适对救过救民的愿望表达，如翻译普法战争题材的文章，反映被压迫人民的疾苦和不甘当亡国奴的气节，与国内政治环境相呼应，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还有冲破旧文体，改良国语文学的思想体现，如主张弃用文言文改换白话文；除此之外在批评翻译方面指出译者难免有错误，应有宽容之心，对翻译批评的严谨态度也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

（二）胡适的眼光是具有世界性的，他能够看到文化的本质是相通的，各民族文化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他认为，“我们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文化，只见各民族都在‘原本生活的路上’，不过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胡适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对西方文化引进的态度和白话文的提倡，大力引进西方著名作品做我国翻译的模范，使得我国的翻译事业有了方向，不致于盲目和盲从。白话文的提倡是胡适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是为我国文学和翻译的开先河之风，白话文翻译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

（三）m然胡适对待旧文体的态度方面有些偏颇，但不可否认他对我国创造新文学做出的贡献。他做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开启了白话文翻译的时代，他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奠定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基调；他的“名著观”和现实主义取向，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建设和进步，推动了新文学发展；他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翻译大量的名著作为后世的范本，一生笔耕不辍；他对翻译同仁极大的支持的和鼓励，使得其他同仁完成了一大批西方优秀的作品，梁实秋在胡适的鼓励和支持下最终耗时30余年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五、结语

胡适一生翻译了30多篇诗歌17篇短篇小说等，大多收录在《尝试集》和《尝试后集》中，其中有都德、莫泊桑等人的名著，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翻译依据，是文学翻译的模范。这无论在翻译理论倡导还是在实践中都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信和文章也是胡适翻译思想的表达，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及后期的中国翻译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胡适为古老陈旧的中国文学吹进了一缕科学进步之风，促进了中国翻译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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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名言篇3

关键词：胡适；新闻思想；自由主义；白话文；独立办报；舆论导向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这个名字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对于他一生成就的研究人们做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大部分是在政治和历史上，但是胡适还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总结的。在目前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中，对胡适较少论及，我认为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需要对胡适的新闻活动做一下研究。 

一、胡适的生平经历

（一）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这与他的自幼所受教育和求学、工作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胡适198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幼年时随母亲去台湾。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又随母亲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最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入家塾读书。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进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1926年与其老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同年7月至次年5月游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人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3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应聘为普利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57年11月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从以上胡适个人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一个通古博今、书系中外的学者，这也正是胡适都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自由主义领军人的主要原因。此外，教授这一特定职业给胡适创办刊物带来了方便，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教授是最能够独立和相对自由的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职业，也很少受到党派利益的限制。

（二）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和诗人，胡适却能够在新闻领域中有所建树，是由许多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决定的：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参与编辑《新青年》。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并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并在此后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等著名的文章。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不仅如此，胡适还间接的影响了《自由中国》、《观察》、《客观》等刊物的运作，给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由这些胡适在办报以及发表文章的成就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在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除了在他本专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着许多办报实践活动，并取得成功。他所提出的一些先进、积极的新闻思想也为我国新闻事业其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胡适大学教授的职业也为他创办言论独立、客观的刊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像胡适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够使以集资的方式创办刊物的设想成为现实，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经济因素而造成的言论上的约束。

二、胡适主要的新闻思想

（一）倡导自由主义

可以说胡适是我国自由主义者的先驱，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所倡导的精神上，还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胡适引用了“鹦鹉滴水灭火”的神话来表达自己创办刊物行自由之言论的决心。他的这种决心是明确的针对着当时中国的言论极其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漫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而这必然“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因此，他不断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实现着他的自由主义。

（二）推动白话文运动

胡适是提出使用白话文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报刊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就越好、越大，影响自然而然也便越大。早在1917年初，还在国外留学的他就提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的课题，回国后，他又和陈独秀合作力图将《新青年》以开创成新文化为主要任务的言论阵地，宣传文学革命，并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响亮口号。同时，他既是在《新青年》上第一发表白话诗的人，也是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最多的人，有47首之多。这些白话文字的发表，带起了全国使用白话文的风潮，也使得报刊、杂志这些原本晦涩难懂的“高雅艺术”越来越通俗易懂，加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加强了传播的准确性，潜移默化间使得新闻事业向民众的生活靠近，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三）尝试独立办报

在中国的历史上，办报一般都是由国家主持进行的，也就是说以前的报刊都是为当权者言志的，因此许多有志者都仰天长叹空有理想却无处抒发。这时，胡适挑起了独立办报的大旗，他除了给有志人士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更主要的是他也首先解决了报刊经济来源的问题，他和志同道合者共同集资办报，这为中国新闻事业今后的发展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实践经验，也为后来的报人提供了一个新办报的方向。胡适自己认为办得最成功的三份刊物是：《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胡适和他的朋友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后来的报人感到佩服，而其独立办报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其本身，可以说这些实践活动，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胡适名言篇4

其实,胡适作为罗尔纲的老师,除了在中国公学时教过他文化史以外,就罗尔纲研究专长的太平天国史而言,胡适本人并不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无“业”可“授”。胡适再三告诫要求罗尔纲的,主要是帮助他确定研究方向和指导研究方法。例如,他看到罗尔纲写文章说“明代官员好名而清代好利”,立刻写信批评罗尔纲,在列举了许多相反的证据后,严厉告诫他“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当罗尔纲虚心受教,他又要求罗尔纲在整理金石目录时,“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因为这些文字对确立罗尔纲学术地位有用。并叮嘱罗尔纲不要急于全面研究清代军制,而要深入考证“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兵为将有’的情形”;还对罗尔纲研究湘军的计划做了全面调整,亲自为之具体列出了搜集材料的重点。在信尾,却又说“我是门外汉,所见如此,不知有可供你考虑的吗”,而或许正是这种中肯的教诲与细致的指导,才最终成就了中国一代太平天国史权威终生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成果。

从这对师生的事迹看,“师道”的核心,其实是人格影响与态度、方法的引导。就方法而言,虽然罗尔纲在1949年前一直谨受师教,承认自己的做法有所疏失,然而正像余英时所说,“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所以在事过四十多年之后,罗尔纲虽然仍然秉承胡适要求的“说有证据的话”和下笨功夫的准则,但也以其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对太平天国是非功过宏观判断的任务。换言之,在方法上他也已经有超越、有发展了,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曾减少他对老师的敬意。

师生之间不仅会在认识上、方法上有矛盾,也会在生活态度的方方面面有矛盾、有冲突。罗尔纲作为一个狷介自守的青年学子,长期生活在一位社会名流的家中,怎样尊重保护他脆弱的自尊心,胡适确实也有许多周到考虑,细心安排。例如,虽然罗尔纲是他的入室弟子,他却一直把他当朋友、当客人对待,不但在家中来客时必要郑重介绍,而且在遇有特别宴请时,必让自己的堂弟先邀罗尔纲去家中做客,以避免可能的尴尬。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罗尔纲在北京大学未能如愿升职,冯友兰又邀罗尔纲去清华大学任教却被胡适婉拒以后,这对师生产生了隔阂。在他人的怂恿下,罗尔纲也有段时间不再向胡适问教。事后当罗尔纲又接到南开大学的聘任,多少有些自得地到胡适面前征询去否时,胡适却坦率地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清华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一席话,说得罗尔纲热泪盈眶,坚定了他留在北大的决心,而且胡适事后又想办法帮他解决职称与经济问题。可以说,这几年在胡适指导下的工作经历,的确为罗尔纲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胡适名言篇5

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里森总统号船从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参加授学位仪式外，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8日晚乘船离港，9日晨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两日后，又应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之邀，于11日下午乘飞机去广西，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游览。至1月25日返回广州，乘火车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总统号船北返。这次从赴港到离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适北返后，写了三万余字的《南游杂记》。

我这里要说的“风波”，是在广州发生的，而起因是胡适在香港的讲演。

前面说过，胡适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讲。其中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即是用国语演讲的。胡适知道港人国语程度不高，故讲得很慢，努力让人们听清楚。事后，根据记者笔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演讲文字，据胡适自己说，亦无大错。但有几段话，却使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的讲话传到广州，军政要人首先作出反应。在1月8日的西南政务会议上，即有人指责胡适在香港发表言论反对读经。读经是当时广东最具实力的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的。一个手无寸权的读书人，竟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批评一位当地最高的大员，这如何了得?所以，当胡适于1月9日早上来到广州，立即就碰到麻烦。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适的朋友罗文干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罗文干有可能直接参加了西南政务会议，也可能是从与会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不过他后来对胡适说，是他占了一卦，不吉，故对老友发出警报。

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也派人送信来，其中说道：“适晤邹海滨(即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引者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原来按广东方面的安排，胡适到厂―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现在吴康根据形势判断，胡适不宜再发表演讲，而且应尽快离开广州，怎么办呢?胡适是第一次到广州，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去。再则，胡适不是寻常书生，见过大世面，远非那种一吓就怕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在《新月》杂志上敢批评孙中山，批评，批评；相比之下，今天批评广东提倡读经，算得了什么!刚好，当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相识的老朋友。于是，胡适就在地方法院院长、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陈达材陪同下，先去拜访了林云陔。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边。在林云陔的建议下，胡适又登门拜访了陈济棠。这一招颇厉害。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但讲演是不可能了。

胡适见过陈济棠，回到下榻的新亚酒店时，吴康又送来第二封信，转达邹鲁意见：“邹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尊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邹鲁请吴康转达上述意思的同时，就在中山大学贴出布告：“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公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

这个由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署名的布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面提过，吴康转述邹鲁之语，表示他个人对胡适是一向推重的。只因当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讲演，劝胡离省。而这个布告绝无勉强不得已之意，且用谩骂口吻，说胡适“认人作父”。足见邹鲁非寻常教育、学术中人，乃与广东军政当局同一立场，故有此两面派的表示。二、广东军政当局真正不满胡适的，是他公然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而这篇布告对此却只字未提，另外提出两项罪名，一是称赞香港热心新文化，一是批评广东保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讲演的被取消，他在广东的冷遇，皆与军政当局无直接关系，而是胡适在港的讲演触怒了广东学界的感情。这样，邹鲁等于是挺身出来，替陈济棠们承担拒斥胡适的责任。

胡适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胡适本人又尊重传统道德，颇受许多老前辈如张元济等人的奖誉。至于在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绝大多数也都很敬重胡适。因为这些缘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过不去。他们心里痛恨胡适的思想言论，却又不愿担反动顽固之名，所以才有上述那一段“戏中之戏”。

有趣的是，当胡适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发出“真电”，给在广州的军政各当局，包括宪兵司令、公安局长等，把邹鲁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强调出来，要求把即将离去的胡适截留逮捕法办。其电云：“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

迳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同时并发电给广西当局，要求于胡适入境后即加逮捕，“否则，公方剿灭，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此两电于报上发表后，李沧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预闻，特予否认。古、钟二人本已十分尴尬，却又玩弄词句，发一声明，把胡适再骂一顿，同时声称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钟应梅的头脑不论如何冬烘，总不至于认定对胡适应置之重典，要动用武力加以追捕。况且，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其时欲加整治，有何难哉?何必等到胡适离开广州后，再由身居广州的古、钟两先生发电报给同城的诸军宪头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钟二位不过在扮演大声吆喝的跑龙套角色，以使这场“戏中之戏”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所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所写的英文来函，就更能显出上述“戏中之戏”的观赏价值。其函云：“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语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发表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广州当局的拥戴者们，很聪明地实现了当权者的意图。因为如果如实地只用反对读经的理由排斥胡适，不但暴露了当权者们的意图，而且这个理由远不如“认人作父”和侮辱广东为“生番蛮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众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谓“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曾为此事特发一电报给广东当局，其中有云：“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如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注]。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军阀何键将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盘端出，广州当局诸公接此电报，恐怕是尴尬多于兴奋。这可算是一段“戏外之戏”吧。

胡适名言篇6

关键词 进化论 自由主义 编辑思想

杨吉风，鲁东大学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J11WD60）。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编辑意识，编辑意识反映在编辑具体工作中，就是刊物的宗旨。刊物的风格和特色正是取决于刊物的宗旨。胡适所编辑、主编的十多种刊物的宗旨都反映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胡适自由主义的编辑思想又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胡适以自由、开放的新思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在编辑工作中表现为引领、思考、洞察、怀疑、求证、宣传和影响。达尔文进化论哲学的精髓渗透于胡适编辑思想和实践中，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达尔文的演化论与胡适的渐进论

演化论批驳了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存在之链，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宇宙图景，使演化的观念成为基本的哲学观念。在进化论看来，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起源于共同的最基本的物质形式，都是通过自然的过程不断进化的。进化不是以种类，而是以群体为实体的，因此，进化才体现出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特征。[1]生物的进化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推动力在于生存斗争，它促使自然选择作出决定，要保存或淘汰生物体的何种变异。也就是说，物种会不时地进行生存斗争，要受到严格的自然选择法则支配。物种的有利变异将被保存下来，而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每一代个体中都可能会产生变种、变异直至产生新的物种。变异是渐进的、不可预测的，而进化也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预定的发展界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对胡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展开了自由、开放的思维新空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道：“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年轻人的心和血。”[2]

进化论对胡适的影响深远。胡适崇尚实验主义，认为进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过程，对于社会变革，根本就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式和根本方法，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中不会包括任何的“最后之因”。胡适主张和平与渐进，认为革命和无畏的牺牲不会促成社会的进步，须经历极其漫长的不断积累的基础过程，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潜移默化的革新，才能实现社会的自然演进。“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3]他反对诸如暴力革命这样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绝对方式，这也正是他终生不肯接受任何绝对笼统的“主义”或学说的原因。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和“一点一滴的解放”是可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进化论成为胡适自由主义编辑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从这个角度可解释胡适为何特别重视解决具体问题，为何重视号召大家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一些空洞的学说和主义。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而谋求社会的演化和进步。他将进化理论由生物学领域运用到文化领域，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编辑工作中，形成了进步开放的编辑思想。

二、“存疑主义”与胡适的实证观

胡适的哲学思想也受到了赫胥黎人类进化论思想和存疑主义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4]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存疑主义”让胡适崇仰，并将其与中国古代孔子的论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联系起来，认为“存疑主义”与孔子学说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甚至比孔子学说更为进步，因为“存疑主义”不但坦率地承认无知，且以积极的实证研究、客观充分的证据去努力克服无知、证明无疑。

胡适号召应以“存疑主义”的精神，广泛搜集证据，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事实的真伪。认为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放思想和革新思想，“拿证据来”是胡适一贯倡导以表明其实证观的口头禅。在他看来，事物的证明都要有充足的证据，事物的真伪要经过科学的验证。

胡适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中，同样渗透着实证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己要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这种建立在“负责任”基础上的自由是一个人谈自由的条件，否则是不配谈自由、不配谈政治的，舆论职业者更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办报方针，不可有私心私利，哗众取宠，信口开河。

从《努力周报》到《自由中国》，胡适要求作者在文章上署真实姓名，要求用稿要慎重，“凡读者投书，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登载。其有自己声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者，必须另有声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不给发表”。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主要是为了严肃发表的文字，“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 。[5]

三、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与胡适编辑思想的自由观

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对自由的肯定。在传统决定论思维中，人的行为可以被预测，可以被决定；宿命论完全否定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认为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而听从命运支配安排的人们是没有真正自由和快乐的；在宗教决定论中，人们信仰上帝，坚信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自独立演化繁殖，物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认为是上帝赐予人们一切，人们要爱上帝，感谢上帝，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机械决定论虽然打击了当时的神学自然论，但它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简单划一的，认为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都可用同样的因果关系来决定。这些都会导致人们对于主体认识能力的怀疑和对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信心的缺失，更不会给予人类创造世界、革新世界的自由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真正解放和对自由的真正肯定，认为自然的进化不可预测，大自然具有客观的演化规律、非凡的创造力以及自由的发展过程。丰富多彩的物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进化。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正是大自然自由演变、顺应发展的产物。而人类的进化同其他物种的进化一样，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服从一般规律，在竞争中不断进化。这种进化没有预期的发展归宿，也没有规划好的发展图景；这种进化不可逆转，不可预料。这就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由，有不断革新渐进的自由。

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对胡适的思想，特别是胡适的办刊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传播思想中的精神核心正是自由主义的办刊理念。胡适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体现，而容忍是自由的重要特征。胡适认为，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的言论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人们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思想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方法也特别重要。温和的劝说要比强势的言论更为有效，更能让人接受，也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激荡、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的时代，大家往往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别人的信仰是错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时代，胡适在坚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同时，倡导“容忍的态度”。胡适认为，只有秉持容忍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互为补充，和谐共存，才会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了解真理。新闻报刊须做到容忍别人的不同声音和言论，愿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指正，有容忍他人言论的雅量。在《新青年》时期，有不少读者对《新青年》的言论态度表示异议。他在复信中说：“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6]在胡适看来，要想使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接受，前提就是要容忍别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7]在《新青年》的编辑上，胡适的“容忍”态度可见一斑，这也成为《新青年》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色。这种温和的劝说态度和容忍的言论方式，正反映了胡适吸收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精髓，适应万物生长发展之自然规律，以豁达通融的态度，容纳万物的不同存在和丰富呈现。他所倡导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允许“先后迟早”、倾听“人类的见解”基础之上的，也体现了胡适言论思想、编辑思想的自由观和态度。

结 语

中国的自由主义探索道路并非平坦顺畅。在推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近现代的报人编辑发挥了巨大作用。胡适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言论立场，秉持宽容的态度，坚持渐进的革新方式。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宗旨，给言论自由乃至个性自由、人性自由插上了翅膀，使得人们得以在世界之中求证务实、自由探索、充分发展。胡适的编辑思想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滋养，渗透着与达尔文进化论相通的渐进论、实证观和自由观，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今人研究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D]. 河南大学，2010.

[2] 胡适.在上海（一）、四十自述[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

[3] 胡适. 我们走那条路[J]. 新月，1930（10）.

[4]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 欧阳哲. 胡适文集（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1.

[5] 胡适. 胡适全集（22）[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58.

胡适名言篇7

想当初,1969年7月20日,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引来万众瞩目,中国“无产阶级”正搞得如火如荼。据说,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越南三个国家,没有报道登月之事。绝大多数中国人既然对此不知情,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小小寰球”上,约有四亿五千万人通过电视,同时听到了阿姆斯特朗那句“登月宣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尽管“登月宣言”已成为有史以来最经典名句之一,英国科学家加里还是在2009年7月间声称,这一“宣言”首创权应该归他所有。人类登月球,场合破天荒,阿姆斯特朗开口说什么?即兴感言不可取,宜配石破天惊语。而让阿姆斯特朗口出名言,强人所难,先有脚本,不言而喻。无奈时过四十年,知情人均已辞世,加里欲澄清事实,道出真相,为时已晚。“登月”恒久远,“宣言”永流传。加里的所有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要怪只能怪阿姆斯特朗是名人,“登月宣言”是名言吧。

名人引领芸芸众生,名言武装凡人大脑。从小学到大学,从白领到高官,谁没拿名言说过事?谁没引名言作过文?至于那些名言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另当别论。确有一些名言,掷地有声,言之凿凿,一旦追问出处,却往往经不起推敲。比如,“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你可以偶尔欺骗所有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话说得要多棒有多棒,揭示规律给人力量。引用者皆说这话出自林肯之口,实际上,翻遍林肯演讲稿也不见踪影。现代社会注重话语权,伏尔泰那句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大受青睐,广为人知。而这句话伏尔泰本人既未说过,也未写过,只是在剧本《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里,作者郝尔替他总结过。还有牛顿那句名言,“假如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常被用来表明大科学家谦逊为怀,据汪荣祖说,其实这话完全可以溯源到罗马时代一位文法学家蒲里师辛头上。1999年9月英国媒体BBC评选“千年十大思想家”,马克思居首席,爱因斯坦位次席,可在《爱因斯坦语录》中译本中,居然有一节标题为《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的话》,可见名人名言,水分百分百,此事古难全。

名人源于凡人,又异于凡人,异处之一,当数名言。人是衣服马是鞍,名人名声伴名言。马太效应,益人不浅。张冠李戴,屡见不鲜。有时无意,以讹传讹;有时有心,弄假成真。欲将名人偶像化,名言不妨做手段:《雷锋日记》中有一段“四季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此话本是雷锋从别处抄来的,被夹入日记本中。整理者觉得此话颇能体现雷锋境界,且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斟酌再三,决定给予“雷锋日记”待遇,中间加了一句连接词:“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如此一来,他人名言就成了雷锋名言。反之,欲将名人妖魔化,名言照样派用场:胡适本来重实证,主张“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对历史一向态度认真,偏偏有人写文章爱引用他另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堂堂学者,岂能如此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据谢泳考证:胡适原话为哲学而发,与历史无关;胡适从未出此言,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且与其原意恰好相反。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思想界狂批胡适,一位著名哲学家将此“名言”栽赃到胡适头上,谬种天下流传,害得胡适跳进黄河洗不清。

黑格尔说:“正像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同样是引用格言,反差已如此巨大,更不用说格言出自何人之口。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名人名言集,印刷总是一版接一版了。凡人的话说得再深邃、再智慧,除了在报刊“无名者格言”栏目露露脸,几乎再无其他流传机会。相反,倒是那些名人名言,张冠李戴,难说悲剧,不光效用不减,而且能量不低。因此,凡人精彩语不过是一只寄居蟹,若找不到名人作螺壳,恐怕既无栖身之所,也无用武之地吧。

题图 / 言论制造 / 佚名

胡适名言篇8

尽管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以正义的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想不到这一切竟招致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与责难，各种流言甚嚣尘上。

向来好热闹和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又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四年间，竟领得30余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假人以口实。于是，国内的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谓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 云云。

原来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不睦的孔祥熙，更是借机煽风点火，四处诋毁，说胡适书生气太重，办事不力，整天只顾到处拿学位，对党国利益毫不关心，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一事无成，并在面前屡进谗言，最终导致“老大”对胡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信赖。

1940年6月，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抡击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幸得众随从拉开，才免于更大的乱子发生。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以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在美国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公开诋毁与挤压。

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9日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道：“自从宋子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终于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他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重归儒林，操持旧业。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晚10时，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来到纽约，开始了到大学教书与潜心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卸任大使后的胡适为何仍寓居纽约而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出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胡适名言篇9

对同一人、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评价，这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考察一个组织的是非功过，其主要负责人是谁、具有何种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它究竟做了些什么，而如果以这一点去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维护报人新闻自由、首开民间组织考察监狱等，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人权保护事业的，光荣业绩斑斑可考，但笔者也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理念和运作还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仅活动半年便无形解散，其中的一些深刻教训值得记取。

胡适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

不论是从国民政府要人的讲话和文章，还是的党义，还是确认其统治合法性的《约法》，都不敢公然否定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保障民权本为阳光事业，应该合法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对此是否认同呢？这可以作几个方面考察。首先，没有一个负责人在公开的场合下表态同盟是非法组织，相反都认为自己和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是完全合法的。“合法”者，合乎什么样的法？舍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此外还会有别的吗？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权观。陈漱渝1985年著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曾把这两种民权观称为“革命的民权观”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并分别以宋庆龄和胡适为这两种对立的民权观的代表。

所谓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其实也就是前述的两点：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权，民权保障运动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纵观胡适在盟内所进行的活动，无不以此为指归，他也向当局抗争，不过他的抗争都是以现政权宣扬、公布的理论和法律为武器，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如当北平市党部不承认胡适所在的同盟北平分会为合法组织，通知军警机关不予备案时，胡适即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系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组织，若谓此为非法，则法将何解？

至于“革命的民权观”，则可以以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原收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为新中国奋斗》一书中，附注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上海”，但因为文中提到了把胡适开除出盟这件实际上发生在1933年的事，而且收录此文时并未注明原始出处，还因为此文极具颠覆性的内容，笔者据此判断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至少没有在国内公开揭载，易言之，此文中透露的“革命的民权观”无疑是宋庆龄等人真正坚持的“民权观”，但囿于客观环境，当时并未公开化。

所谓“革命的民权观”的要害，简而言之，就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认为现政权所实施的是一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其法律是“公开地、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虚伪的、有名无实的，“与人民大众的民利截然不同”，而人民大众要想获得真正的民利，就必须是在“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前提下。这样的一种民权观当然是极具革命性的，然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却常被忽略：持革命的民权观者，自然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的，可是他们自己又清楚知道，如果将此公开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组织，那无疑是表示自己意欲暴力政府了，而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要想公开活动就必须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所不得不面对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他们言行上往往有脱节之处，即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尽管充满了许多颠覆性内容，但作者后面又说：“我们更要为政治犯们组织法律的保障，要尽可能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使他们的案件能够提出来公审”，试问这里的“法律”难道还会是现政权公布的法律以外的东西吗？

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呢？是目的和手段相脱离的方法，虽然他们是最后要现政权的，但为了公开活动，在手段上却又不得不尽量采取合法方式，以赢取公众之同情和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一目的和手段的背离，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即患上了“人格分裂症”，最终导致同盟的内部分裂和解体，同时更给中国民权保障这一“阳光事业”埋下了浓重阴影。

营救党员与改善人权的分歧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分裂是因胡适而起的。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分歧表面上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看法的差异，实质是根本理念的不同。

两者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政治犯的。

因为惯于以言治罪，不少政治犯的确只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政见而已，但同时也有很多是怀着不同的信仰，以暴力现政府为职志的，比如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并获得成功的廖承志、陈赓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职业革命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始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的作者并认为，“他们（政治犯）不是罪犯，他们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如果脱离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这种关于政治犯的定义当然不错，而如果考虑当时两党相争你死我活的背景，认为一个政府连号召暴力自己的人居然都没有处置的权力和理由，实在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职业革命者不应包含在“政治犯”内，这正是胡适反对不加区别地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诉求的原因，但胡适同时认为，即使是对那些职业革命者，政府的一切处置也应该依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走程序正义的路子，罪由法定之后，“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

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第二个分歧出现在视察监狱之后。

1933年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杨杏佛代表同盟总部由上海赶来参会，胡适任执委会主席。当日晚杨杏佛拜访当时北平的最高负责人张学良，提出视察监狱的要求，获得批准。

1933年1月31日，杨杏佛、胡适和著名报人成舍我组成视察监狱的三人委员会，在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陪同下，前往拘禁政治犯的北平陆军监狱，其间胡适、杨杏佛、王卓然都与一位名叫刘质文的政治犯用英文进行了交谈。而正是这个共产党员刘质文（又名刘尊祺），在三人委员会视察监狱之前，经狱中党支部同意后，于1933年1月10日寄出了两封匿名英文信，一封发出营救请求，另一封是揭露监狱黑幕的，诸如虐待犯人“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痛彻心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花背条”等。在胡适等视察监狱之后，这封英文信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作为宣传资料广为散发，引来了胡适的不满和抗议，直接导致了同盟的分裂。

刘尊祺的英文信是否符合事实？既是同盟总干事又为重要当事人的杨杏佛在其中是否有过暗箱操作？张耀杰《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一文有相当精细的分析，此处不赘。笔者想提请有心人注意的是时间问题：北平分会刚刚成立，当晚杨杏佛就向当局要求视察监狱，次日便付诸行动，如是之迫切，这是为什么？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透露，刘尊祺的信件于1933年1月10日发出，“宋收到刘的信后，极为重视”，“决定由杨杏佛利用赴平参加成立同盟北平分会之机，调查北平监狱实况，进行营救。”原来，杨杏佛之所以亟亟以视察北平监狱为务，根本目的是为了营救刘尊祺等中共党员出狱，了解北平监狱的现状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而这一点，杨杏佛肯定不曾向同去视察监狱的胡适、成舍我透露分毫。

胡适等人视察监狱的目的是单纯的，无非就是在了解监狱实况的基础上，据此向政府呼吁改善犯人待遇，尊重其权益。也就是胡适当日在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帮助个人；监督政府；……以营救中共党员出狱为根本目的的人，他们的探访监狱，只是为了坐实这些政治犯受“非人虐待”的指控，为营救其出狱制造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而单纯以改善人权为目的的人，则希望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为改善人权提供依据。目的决定了手段。

胡适的迂执与智慧

胡适之所以会在视察监狱这件事上做出激烈的反应，当然出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者的天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指责胡适们，“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这倒不是无根之谈。其实以胡适的智识，他何尝不知道，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下，犯人之受虐待可能远非鲜见？但他是实证主义者，他只能依据他所耳闻目睹者发言。胡适说：“我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那些夸张不实的内容，只能给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这些意见在一些目的高于手段的人看来可能过分迂执了点，但也许包含了更深刻的智慧。

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开除会员胡适。同月13日，北平分会除胡适以外的另外五名执行委员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马裕藻、蒋梦麟，因胡适事件联名给总部写信质疑：“会员个人之言论自由，是否应因入会保障他人民权，而先自牺牲？”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销声匿迹。一般人认为杨的遇刺是导致同盟解散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其实不然，早在杨杏佛遇难之前，不少参与者已心灰意懒，这一组织早已“无形停顿”，这从蔡元培的一封私信中可以看出。1933年2月28日，作为同盟副主席的蔡元培虽然和主席宋庆龄一起联名致电胡适，警告其“违背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请出会，以全会章”，但3月17日的这封私函无疑更代表他的真实想法，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

胡适名言篇10

1936年11月，女作家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攻击左翼文坛和鲁迅。胡适复信规劝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不赞成苏雪林行文太动肝火，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咒骂批评对方。苏雪林收到信后一时不太舒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将此次与胡适的往返信件发表于武汉出版的《奔涛》半月刊，一时在文坛激起很大波澜。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苏雪林太莽撞，这么大的事都不和胡适说一下，就冒冒失失捅到媒体上。更何况这样的内容公之于众也有损于胡适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胡适却说：“只要是事实就好，苏雪林并没有虚构，事实就是这样，让世人知道真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苏雪林也没想到信件发袁后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有人说她高攀名人，也有人说她自我炒作，苏雪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长时间不敢给胡适写信。胡适怕苏雪林心理负担大，亲自到苏雪林任教的武汉大学。请苏雪林吃安徽馆子。让她放下心理包袱。26年后，胡适去世，受恩于胡适的苏雪林万分悲痛，为胡适编撰了一本书，名叫《眼泪的海》。

有一次，北大校长蔡元培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先生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蔡元培1912年就是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是标准的高官；现在是北大校长，是钱玄同的领导；年纪上，蔡元培也比钱玄同大19岁，算是长辈，然而，他对钱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