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爱国诗歌十篇

现代爱国诗歌篇1

关键词：爱国教育 古代诗歌 初中 传统文化 引导 艺术表现

《尚书・尧典》有言称：“诗言志。”意思是诗歌为诗人用以表达自己意志、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也是同样的道理。情感是诗歌的灵魂和归宿，正因为有了情感的重量，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诗歌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许多杰出的诗人才为后人所铭记。

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爱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情愫和话题，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史。在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名篇比比皆是，在引导学生欣赏诗歌艺术魅力的同时，如何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熏陶，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教学课题。那么，我们在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时，应该如何渗透爱国主义的教育元素呢？

首先，以爱国行为作垂范，以英雄人物作榜样，通过诗歌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自强、自立的民族自尊心，激励学生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宏图大志。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历史的脊梁；也有一些另类英雄，为了国家大义不拘一格地在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初中课本里收录的诗歌名篇《木兰辞》，便记录了一个替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在引导学生学习这篇诗歌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感受木兰的女儿情、英雄气，了解她的胆略、智慧和才能，更应该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让学生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论男女、老少、贵贱，都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再如，在学习杜甫《春望》的时候，需要帮助学生解读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通过这个背景让学生体会到诗人在写这首诗时沉郁心中的思想感情。如此，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读懂这首诗歌，明白诗人遭遇国破家亡时的悲愤心情，深刻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英雄事迹的浸润，通过爱国情怀的熏陶，慢慢就会在学生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同时也让他们明白：真正的高尚，来源于对国家的热爱；真正的情怀，来自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

其次，通过对诗歌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广袤疆土、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加深学生对祖国壮丽山河无限热爱的思想感情。

初中课本里，还是杜甫的一首诗――《望岳》，诗人用博大的胸怀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观；而在《观沧海》里，曹操用雄健的笔触描绘了大海的磅礴气势；孟浩然和《过故人庄》则以小巧自然的风格，描写了农家生活的静谧优雅。祖国山河的壮美雄奇，在这些伟大诗人的笔下，透射出了无限的魅力。当学生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了解祖国多姿多彩的风景时，一种国家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爱国家、爱生活的理念也将慢慢植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

另外，中国的古典诗歌本身就体现了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在引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感染他们热爱中国的古典诗词，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词发展几乎伴随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初中课本里，精选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众多的名篇伟作。代表中国古诗最高成就的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的作品双峰对峙，如李白的《送友人》、《行路难》，杜甫的《望岳》、《石壕吏》、《春夜喜雨》；有宋词豪放派代表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当然也少不了婉约派的影子，如晏殊的名作《浣溪沙》；有律诗，也有绝句；有古诗体，还有格律诗。总之，内容包罗万象，体裁形形，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巨大的成就和在世界的极高地位。

所以，我们在指导学生诗歌学习过程中，断不能将这些诗歌割裂开来，就诗论诗地进行教学，而应该将单首的诗歌、单个的诗人，放诸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上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诗歌的杰出成就和独特魅力，使他们由学诗歌到爱诗歌，由此再发展到爱中国文化以至于爱我们伟大祖国这样的高度上来。

还有，古诗词的爱国教育必须要与诗歌固有的艺术表现力结合起来。

我们说“诗言志”，教学生们品诗读句，要着重于诗歌的思想情感。但是，单纯强调爱国诗歌里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这也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流于说教和空洞。没有表现力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叫文学作品，应该叫宣传口号。诗歌是一种最有张力的文学，艺术表现力是诗歌的生命。所以，在教育教学中应该将古诗的独有艺术魅力、表现张力与情感结合起来，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用诗歌本身的感染力感化和教育学生，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爱国主义的情怀。

以杜甫的《春望》为例，这首诗歌并没有通过直抒胸臆的写法，来诉说诗人自己在国破家亡时的愤懑，而是采取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手法，移情于物，借景抒情，将自己的情感隐藏于故国家园的花鸟树木当中，每句都没有直接抒发感情，但每句都能读出作者对战争的愤恨，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的同情。面对这样的千古名篇，泛泛而谈杜甫的感情，并不能深入到学生的内心；而通过对这首诗艺术表现手法细腻的分析，让学生细细咀嚼，品读其中的滋味，与作者在感观上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就一定能够真切体会到作者内心的情感，从而感同身受经历作者思想的洗礼。

最后，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要让学生注意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诗人和他的诗歌，都是生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和内容也必然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因此，我们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为这些传统的诗歌赋予新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诗歌，培养爱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热情；同时也要去其糟粕，摒弃陈腐，防止一些落后甚至危险的思想观念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中国的古代诗歌传承着中国几千年沉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传统文化的传递者，教师们在诗歌教育教学中，应该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始终，并用艺术的方式开展，达成教育预期。

参考文献：

[1]雷海娟.《春望》教学案例[J].文学教育[J].2006（1）

现代爱国诗歌篇2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强暴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现代爱国诗歌篇3

关键词：现代诗人；民间理想；民歌韵味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6-0153-05　收稿日期：2011-03-12

作者简介：郑娟，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210013

诗人也许是最具理想人格的一个群体。现代诗人尽管生活在一个战火纷飞、动荡漂泊的环境中，但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对未来世界缺乏蓝图和想象力的背景下，对民间的向往则是大多数现代诗人最实实在在的理想。

民间是个复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①即便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来探讨“民间”，也仍然时常会被困惑。而提及民间理想的精神形态，更是难以简单概括，也许它包括平民精神、自由精神、反抗精神、坚忍精神、乐观的生命态度等等，但民间文化形态中最核心的内涵应是它的“自由一自在”②。这种自由自在的审美形态使得民间文化呈现出最质朴的、单纯的、率真的、原始的和本色的审美特征。具体到新诗创作，民间文化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质在参与现代新诗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一些层面，一是诗人会在文学作品中展示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以表达自己的民间理想，另一个则是民间文化的自由审美形态会带给新诗一定的影响。

一、田园牧歌里的想往

对自由自在的向往，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描述着理想中的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描绘了他心目中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孟子也在其《孟子》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中的社会呢?通过对众多理想社会模板的分析，似乎那种远离政治中心和城市喧嚣的民间社会最接近古人的理想。也许，现实的民间社会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甚至很残酷，也会有不可避免的苦难和不幸。但是，在民间社会中，生命的本能，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原始的、朴素的生命力，会去顽强地战胜苦难，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民间的自由表现在民间社会，总是有其自己的生存逻辑、生活习惯，呈现出一种自在的状态，有着一定的自足性和完整性。在人们的观念中，民间社会中应该存在着最大限度的自由，最有可能过着那种理想中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也就难怪，古代士大夫中间一直有一种隐逸之风。许多官场失意的人退隐民间，希望能寻求到理想中的民间“桃花园”。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四十岁时，辞官归隐，隐居乡野，过着躬耕自给、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人羡慕不已。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了逃避理性社会中的种种利欲和丑恶，选择居住在湖畔，远离那“疯狂的人群”。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与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由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带有个性自由的民间审美因素，被作家或诗人理解和接受，就会成为新文学中的内容。这种审美趣味指向民族自身的过去和民间社会的草根性(grass-root)，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他们会在诗歌中书写自己的民间理想，同时，还会和带有个陛主义的“真睛自然流露”的诗学观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审美的具有民间韵味的艺术世界。

现代新诗中有一些风格明朗、清新的田园牧歌，好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民间风，让人有种返朴归真的感觉。20世纪上半期是一段多灾多难、国运不济的时期。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礼失求诸野”的传统文化规律，认为民间乡野保存着传统的礼乐精神。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会很自然地让人怀念田园牧歌式的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所以，民间社会安闲宁静、自由自在的画面，首先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刘半农的许多诗歌就有种山花野草般的清香，诗人由衷地喜爱民间文化，也真正在自己的诗歌中体现了民间元素。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就是一幅田园风味十足的画卷，这里没有让人压抑的苦难和忧愁，只有“世外桃园”式的悠闲和自在。暮色中，女人在灶下做饭，“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男人衔着烟斗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而孩子们则在场上看月数星星。这是多么令人想往的农家生活画面!尽管清贫，但宁静而和谐，这也正体现了诗人的民间理想。刘大白的《春意》和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在意境上十分相似，都描绘了民间社会自在安闲的一面，《春意》为我们展示了色彩鲜明的一副画面：“一只没蓬的小船，被暖溶溶的春水浮着”，一个短衣赤足的男子在船艄上划着，一个乱头粗服的妇人在船肚摇桨，她的左手还挽着个“红衫绿裤的小孩”。更动人的是他们还在谈着、笑着，小孩则在“左回右顾的看着，痴痴憨憨地听着，咿咿哑哑地唱着”。这春水浮动的船上人家，过着多么自由自在的生活，给人以清新、美好的感觉。刘大白也写过如《田主来》、《卖布谣》等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但这首《春意》显然象征了作者所向往的民间自由自在的审美境界，这首诗歌在审美形态上也是质朴、生动、自然、本色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刘半农等人的诗歌思想浅薄，鲁迅先生曾辩护道：“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不如浅一点的好。”①所以，这些看似清浅的诗，却有难得的清澈，这也正是具有民间色彩的单纯与质朴。

自由自在的民间理想是许多作家的一个情结，就像小说家沈从文一直努力地在小说中营造一个美丽、淳朴的边城世界。民间的人情美、人性美、风景美、民俗美都是作者民间世界的重要内容。这些带有民间文化形态的内容已经成为作者灵魂的栖息地和永远的民间理想。诗人朱湘的一些诗歌也有着浓郁的民间风味，《摇篮歌》中，一位母亲安闲地给自己熟睡的孩子唱摇篮歌，这也只有在平静、自在的氛围中才可能有的场景。《采莲曲》一向被人认为是“古典韵味十足”，但它的民间韵味也同样十足。采莲本身就是一个蕴含诗意，给人以无限遐想的民间劳动场面。古典诗歌中就有多篇诗歌涉及采莲，著名的就有南朝乐府《西洲曲》、梁元帝的《采莲赋》、王勃的《采莲曲》等，采莲往往还与爱情有关，与民间社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有关。而朱湘的《采莲曲》更给人一种轻盈的梦一般的感觉。“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

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民间社会的自在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这也许就是忧郁的朱湘一直神往的理想境界!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代，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还只是诗人的美好理想，那么，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这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尽管这只是相对自在一点的环境。尽管解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但人们的心情是开朗的，前景是美好的。于是，解放区出现了许多格调明朗、乐观的诗歌，它们展现了解放区里一幅幅色彩鲜明、优美动人的生动画面，就像小说家孙犁笔下那些战争间隙里难得的温馨画面。战争和艰苦的生活更增强了人们对民间自由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农民更希望能够耕作自己的土地，过上自由安闲的生活。在张铁夫的《土地的歌》中，太阳还没出来，农民就唱着小曲在田间耕作，“耕耘啊，犁面是完整的，/土地是湿润的但不粘犁，/绳套不缺，牛肚带是新的，牛梭光滑，/而牛是肥壮，体力饱满，不用鞭策”，“这里收获的――无论多少/将全归你们所有”，是啊!重新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了无限的激情。也许，解放区的民间社会带有更宽泛的意义，很少局限于一家一户，而更倾向于一种集体的自由和快乐。更多的诗歌为我们展示了延安的自由、安闲、欢乐的场面，诗歌《南泥湾的风光》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处处洋溢着欢乐与祥和气氛的劳动画面。而诗人李方立的诗歌《山野间的歌舞》，则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民间狂欢画面，“山野间底广场上，/响着口琴声，/不知是哪个机关表演队，/在那里跳起了秧歌舞，/朝那里去的山路上，/沸腾着喇叭声，锣鼓声，/群众喧噪的前进着'/好像无数条江河，/哗哗地流向湖沼。……”解放区的这些诗歌无疑给了艰苦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以无限的希望。

二、民间恋歌里的寻梦

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由因素还影响了现代新诗的精神特征和审美形态。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化的这一审美特征。早期白话诗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民间文学的价值，他们对民间文学的那种“率性而为、自由表达”的方式给予了高度肯定。刘半农就指出，民歌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①。周作人也认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共同的精魂”②。国外的一些文学大师对此也有同感，托尔斯泰在晚年所写的《艺术论》中把民歌称为“最高级的艺术”，这是他从毕生丰富的创作经验出发而做出的评价，他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他认为这决定于三个条件，是感情的独特性、感情传达的明晰性和感情的真挚程度。他说：“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③所以，民问文化形态中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特征和民间文学“自由、率真”的情感表达方式对新诗审美形态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于是，新诗中许多如民歌般质朴、清新、真挚的诗歌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五四”前后，《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群体发表的新诗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冲决一切罗网的自由精神。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活的文学”，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歌颂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而他们所追求的这种表达方式恰与民间文学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在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在创作上出现了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以及刘半农和刘大白等人的具有民间风味的诗歌。很显然，诗人们自觉吸收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精神营养。

现代诗歌中有部分情诗最能体现诗人的这种民间理想，因为对爱情的追求最能代表对自由的追求。“五四”期间，婚姻恋爱自由是个性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重要内容。许多青年人就是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恋爱自由而走上追求民主自由之路的。民间歌谣中则存在大量的情歌，用周作人的话就是：“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劳动人民爱唱情歌，而且表达方式直白、袒露，表现了他们对自由的婚姻爱情的追求。但是在旧社会，纯真的爱情往往遭到家长和封建势力的破坏，自由恋爱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封建制度下的包办婚姻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越是无法得到的东西，越是激发人们执着地去追求。许多民间情歌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这也是对封建势力的挑战与反抗。初期白话诗中的一些爱情诗，普遍是在表达对理想爱情的自由追求，在审美风格上则率真、自然，情感真挚动人，与民歌的韵味和表达方式极为相似。刘半农的诗歌《让我如何不想她》以类似情歌的缠绵调子，抒发了对意中人的热切思恋。诗情自然流露，情感质朴、真诚，这和许多民间情诗有着共同之处，可谓是深得歌谣真传，后来还被赵元任谱成歌曲，一度广为传唱。而同是思恋祖国的郭沫若的情诗《炉中煤》则风格豪放、情感炽烈，是感情到达沸点时的表露，这和刘半农情诗的质朴和率真显然不同。刘半农《瓦釜集》中的情诗就是模仿民歌的形式和格调写成的，可谓是情真意切，充满动人的韵致。在第四歌《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中，青年男子希望女子“勿送我蔷薇也送个刺把我”，原来为的是“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镑一绣”，为了能够肌肤相碰而甘愿受伤流血，把男女之情表现得热切而深沉，这也只是在民歌中才有的情韵。第十六歌《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中，“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你一泊一泊出情歌万里长。/我隔仔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浪。”诗歌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表达情感，从洗衣激起的水浪，联想到心中的清波，用一记一记的捣衣声，来比喻对爱情的赤诚。这些村夫野老般的健康、素朴、粗犷的情感在诗人的笔下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真是大有《诗经》中“国风”的韵味。

要提及爱情诗，湖畔诗社应是一个最不容忽视的诗歌团体。他们以自由、自然的方式来书写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他们歌颂自然、母爱、友情，但歌颂最多的是爱情，他们的诗歌带着特有的清新、率真的风格。他们以少年的天性，自由地歌唱、随意地吟咏。冯文炳对他们十分赞赏：“首先我们要敬重那时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做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作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①所以，他们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天然去雕饰的创作特色，无论写什么，都追求本色和自然。正如朱自清所说：“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②而这恰与民间歌谣的审美特征极为相似。

湖畔诗社写的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爱情诗，他们的爱情诗在表现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古典诗歌中有着不少优秀的爱情诗，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主要的表达方式多是借物咏情的含蓄，少有大胆直白地袒露心曲的

作品。正如朱自清所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隋而歌咏爱情的没有。”③湖畔诗社的情诗在表达上坦白直率、无所顾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束缚，与古典情歌的含蓄不同，倒是和民间情歌的表达方式如出一辙。湖畔诗社的许多诗歌真实地表达了获得爱情的幸福，如汪静之的诗中“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伊的眼》)，“我苦恼忧郁的一切，/都被伊的歌声洗净了。/我全体的神经纤维，/都活流着生之乐趣呀!”(《愉快之歌》)诗^们把爱隋与“自由”和“解放”看成是一体的，是个J陛解放的重要部分。爱情是人之天性，爱情不能自由，其他的“自由”也是空谈。在人性普遍受到压抑的封建社会，自由正常的爱情只是一种奢望。湖畔诗社的诗歌所歌咏的爱情都是民间社会自由自在的理想爱隋，这里没有门第的悬殊，没有金钱的干扰，有的只是男女平等的纯真爱情。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没有平等的爱情，而湖畔诗社则公开表露对异性的崇拜与爱慕。如“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汪静之《不能从命》)。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有同样的特点“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的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湖畔诗社的爱情诗让我们想起了现代诗中的其他风格相异的爱情诗，新月派的爱情诗总是笼罩着淡淡的哀愁，象征派的爱情诗以忧郁和感伤为美，九叶诗人的爱情诗则沉重而残酷。只有湖畔的爱情诗格调明朗乐观，大有民间情歌的神韵，这也正体现了部分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民间理想建构。

三、品之不尽的民间韵味

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构建理想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深刻地折射出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心理以及对现实中国所处困境的忧虑。他们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肯定民间社会的生存方式和伦理精神，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对抗。现代诗人深刻地认识到处于“民间状态”的活力所在，民间一旦摆脱了观念形态的压抑，就会获得个人精神自由生长的无限可能，这也正体现了他们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追求。

在现代小说创作中，沈从文的小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美丽、纯朴、自在的民间审美世界，表达了他的民间理想。这和一些诗人在诗歌中展现的民间自由自在的画面和淳朴、真挚的民间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实世界的动荡和残忍，更让作家去怀念具有古朴民风的天然、和谐的民间世界。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不同作家的态度并不相同。“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作家，面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态度就极其复杂，乡村民间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愚昧、麻木、狭隘、自私等面目出现。如“五四”乡土小说就主要以文化批评为主，对封建思想的腐败、落后面进行彻底揭露，抓住民间文化的消极落后面，进行无情的批判。但沈从文、废名以及一些新诗人，却发现了被历史遮蔽的另一层面，也就是民间文化的另一种特征――自然、淳朴、富有生命自由的活力。这种精神特质的最高境界只能是审美的，它带给文学作品的也必然是美的境界。

民间文化形态中所蕴藏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格，影响了部分新诗的精神特征和审美风格。在现代新诗众多风格各异的诗歌中，它们独具清新、自然的品格，有一种令人神往的民间韵味。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持续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背景下，诞生了许多主题沉重、风格沉郁的诗篇，如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七月诗派”的诗歌等等。同时，西风东渐的文化背景，也诞生了许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以抒写知识分子一己情感为主的诗篇，如“早期象征诗派”诗歌、“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当然，也还有许多兼顾两者的诗篇。而受到本土民间文化影响，抒写田园理想、牧歌情调，带有自然、质朴、率真的民间韵味的诗歌在其间却是韵味独具。

现代爱国诗歌篇4

关键词：艾青 诗歌 土地 归属感

绪论：

新时期之前的艾青研究是以矛盾的《论初期的白话诗》为标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艾青诗歌的研究多进入了一种回顾式的评论。新时期在十年空白期后，有关他的诗歌研究才重新焕发生机，并取得了高质量、高水平的收获。新时期，对艾青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者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用新的眼光对艾青的诗歌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目前对艾青诗歌的研究很具有时代价值。“诗歌很难用“进步”这个词来形容。”[1]当下的诗歌很多都是无病、矫揉造作，文学商业化倾向明显。艾青在诗歌中所特有的土地归属感，无论是对于诗坛，甚至还是对于当代整个文坛，都无异是有巨大启发意义与研究价值的。

“1940年，评论家冯雪峰对艾青的历史地位做了理论上的评定：“艾青的诗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是“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国现代大众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中国新诗的创造可以说正由他们在开辟着道路”。[3]《我爱这土地》是艾青诗歌中将对“土地”的热爱的感情表达的最为动人的一首。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大地上》、《桥》等诗篇中，均有土地这一意象。《我爱这土地》是艾青诗歌中将对“土地”的热爱的感情表达的最为动人的一首。

一、土地意象分析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着炮火的洗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样一片满目疮痍的故土，诗人们敏感的心弦被不断拨动着，对乡土的眷恋越发深沉，他们的诗歌也越发体现这一点。艾青就是公认的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的自白，更是证明诗人是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的。

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艾青是将土地看成饱经磨难的祖国来写的。这首诗完成于桂林。此时诗人的生活稍微安顿，但流亡岁月里的悲剧性经历以及沿途所目睹的一幕幕惨剧给艾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没有这种特殊经验，不可能写出这么感人肺腑的诗歌。短短九行诗，三处提到了土地。第一处侧重描写在战争摧残下遭受磨难的祖国大地。二三两处则将感情进一步深化，这里的土地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是祖国，还有一部分是代表自己创作的热情与源泉。在这些诗行中，艾青自然的抒发了对于祖国大地深沉的热爱。

（一）爱国主义的热情

首先土地这个意象表现出艾青对于故土的深深依恋感。艾青在《诗论》中说过：有良心的不应该缄默。用我们诗篇里那种依附于真理的力量，去摧毁那些陈腐的世界的渣滓；而我们的作品的健康与太阳一样的爽朗世界，和那些靡弱的、萎颓的、瘫软的声音相对立的时候，也是必然会取得美学上的胜利。诗人也确实在创作实践上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在选材上就充满了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土地就是其中一个形象。它象征着一种博大的精神。在艾青的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抒写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土地成为他的重要创作对象，我们纵观他的创作道路，可以清晰地看见，土地在他的创作中的位置，像一道七色的彩虹，在他诗作的山岭上空照耀。

（二）创作的源泉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有着独特的创作源泉与特色背景。正如莫言笔下有个山东高密乡、沈从文笔下有个美丽的湘西世界、大江健三郎有个四国山村一样，但凡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有其深深扎根的一片土地。对于艾青来说，他创作的根基就是他笔下的“土地”意象以及由“土地”所引发开来的一系列事物，比如乡村、农民和光。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对祖国的热爱是其诗歌主题的一大方面。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更是表现艾青在创作中对其动力源泉的归属感。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作品是可怕的，它永远没有自己的落脚点，自然就会显得空泛乏味，缺少现实的厚重感与充实感。艾青的“土地”意象很好的将其作品植根于一片肥沃的土壤，并且让其作品在这片土壤里生根发芽，更多优秀耐人寻味的诗歌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要想全面把握艾青诗歌的内涵韵味，是避不开“土地”这一重要意象的。

二、比较中的土地

对艾青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知道艾青诗歌中的土地并不是广阔意义上土地。在《浮桥》一诗中，艾青将乡村与城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从他的其他一系列诗篇中可以知晓，艾青的土地仅仅代表着乡村的一片土地，对于城市的描写更多的是讽刺与丑化。从这一方面看，其“土地”又有一定局限性。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诗人自身的经历和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中，诗人通过自叙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因父母的嫌恶，五岁起即被寄养在贫苦农民大叶荷的家里，在大叶荷家里的五年，使我了解了农民的生存忧患和心灵创伤，而之后回到父亲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这段独特的生活经历成为他平民意识萌芽的根基，从小即培养起他对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那“土地的忧郁”成为他一生的情结。

结论：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艾青的“土地”意象进行探究，都可以发现艾青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浓浓的归属感。正是这一份对于土地的归属感，造就了这样一个艾青，可以说土地和艾青是相互依存，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古今中外，对乡土的眷恋一直都是诗人们较为偏爱的诗歌主题之一，尤其是当国家民族遭受苦难时，这份“恋情”就越能在诗人的作品中得以展现。”[6]通过对艾青诗歌中土地归属感的探究，希望广大读者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现代文学应向着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即有归属感的文学。首先有归属感的文学不会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大量滥作。其次有归属感的文学其思想深度与启示意义都是非常的。最后有归属感的文学会让现代文学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色彩，形式方面也会有更多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白烨.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2]冯雪峰： 雪峰文集2卷：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4页

现代爱国诗歌篇5

我从1956年10月1日发表处女诗作《秋收忙》之后，便从事诗的业余创作，至今已是第50个年头。回顾自己在没有名师指导的岁月里，能够从诗歌爱好者成长为以写爱情诗著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凭着俄罗斯诗歌对我乳汁般的哺育。如果将我的诗歌创作比作诗海航行，那么我乘坐的舟船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舟船，双手挥动的却是俄罗斯诗歌的桂桨；如果把探索的诗路比作航程，那么俄罗斯诗歌就是指引我永远前进的导航灯。

1958年我应征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在训练团，在海道测量轮训大队，除了读业务书籍、野外实习外，我把业余时间的一部分用在攻读中国的新诗和古典诗词上，另一部分则是放在攻读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歌上。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启发我写出了热爱祖国、保卫海疆的抒情短诗《新水兵》。这首诗发表在1962年6月的《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上，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期间我还通读了伊萨可夫斯基的诗集《和平颂》以及他的论著《谈诗的秘密》一书，从而为我在表现水兵情怀的军旅诗歌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导作用。

1971年9月13日以后，由于调查与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从新闻岗位上被派去搞专案工作。在近5年的工作中，除了内查外调，我将空余时间放在研究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涅克拉索夫的《冬天的红鼻子》《在俄罗斯谁最自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穿裤子的云》等叙事诗上，从而启发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先后写出了《碧海红灯》《标灯闪闪》等叙事诗。特别是在学习了普希金的童话长诗《渔夫的故事》之后，我掌握并运用了其中的“反复”这一“辞格”的创作技巧，写出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追求叙事诗创作的代表作《蚌姑娘――渔眼的故事》。这些叙事诗后来结集成《董培伦叙事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8年10月，我从海业到杭州浙江电台任文学编辑。随着“”被粉碎，祖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的不断解放，文学艺术开始蓬勃发展。80年代初我转向爱情诗写作，那是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了著名爱情诗人汪静之。同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仅了解了他的恋爱生活，还拜读了他送给我的爱情诗集《蕙的风》。从此，我仿佛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找到了表达诗情的突破口，把久藏心中10余年的恋爱生活素材化作诗情一下子喷涌出来。不几天就写了十三首爱情诗，其中包括代表作《沉默的约会》《我该把你藏在那里》等。请汪老审读后，他在我的诗稿扉页上写下：“培伦同志的《海疆恋歌》，感情是健康的，诗语是清新的，这样的爱情诗不会有一点副作用。”汪老的批语写于1984年2月12日。那时候正在反自由化，一些刊物还不敢刊登爱情诗，汪老的肯定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认真回忆了我的恋爱生活。因为女方家庭成分的影响，常常出现一波三折的困难局面。当我找到第5个恋爱对象时才勉强通过政治关，谈了两年半上级才同意我们结婚。婚后又是12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其中的悲欢离合把我们折腾了大半生。我在心里惦量着，感到我的恋爱生活比汪老要复杂得多，而且他写爱情诗时才十八九岁，只写了四年，而我是人到中年，从不惑的年龄开始写爱情诗，相比之下我占优势。从此我暗下决心，要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我的前辈。当我放开胆子进行爱情诗写作时，却招惹来一些同道的非议。1985年在一次关于诗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诗人向我发难说：“爱情诗是青年人写的，你都到了中年了，怎么还写爱情诗？要写你也只能写中年人的爱情……”

要不要继续开掘自己的爱情生活积累的矿藏，对过去生活的积累能否在今天去激活去表现？这时，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正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忽然被大雾笼罩。正在徘徊中的我，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声声雾号，向我呼唤着前进的方位；也像眼前忽然浮现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我的航路。这雾号、这灯塔，正是诗人查良静翻译的《邱特切夫诗选》。当我从新华书店找到这本诗集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邱特切夫（1803――1873年），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他以歌咏自然、抒发性情、阐扬哲理见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俄罗斯诗人，曾受到同时代作家、诗人的热烈称颂，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这本诗选中，我特别钟爱他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大部分是写给先他而逝的年轻妻子的。篇篇都是生离死别的绝唱；而我写的是作为军人的我同妻子的悲欢离合，虽然不是悲绝，却也有人生的抑郁忧伤。他的感情尽管遥隔一个多世纪，但我同他之间还是息息相通的；其表达诗情的手法完全可以借鉴。在通读邱特切夫的爱情诗时我还发现，他在30岁时写的《呵，我记得那黄金时刻》这首诗，是他回忆20多岁时与女友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一段交往。诗中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思想深刻，读后令人拍案叫绝。这说明爱情诗不仅可以写于谈情说爱的当时，而且还可以回忆往事，其新鲜程度照样像水果刚从树上摘下一样。而他70岁那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写了一首《给》的20行短诗。还是写给他年轻时代的那位女友的：“我遇见了你，／那逝去的一切／又在我苍老的心中复燃／我回忆起那金色的时光／我的心又变得如此温暖……”“过去年代的心灵的丰满，／又在我的胸中轻轻浮动，／我怀着久已忘却的欢乐，／望着你的亲切的面容……”

现代爱国诗歌篇6

关键词 诗经 民族精神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from the "Book of Songs"

LIU Yingying

（Guangxi Vocational & Technic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most famous poems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st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The book of songs"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but its heritage of culture temperament and spirit of our nation， we become the cultural wealth of valuable.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the national spirit； realism

《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杰作，是汉语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代表着我国先秦文明的集大成的成果。《诗经》的主要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记录、收集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全面，为我国古典文学与传统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此外，《诗经》集中展示了先秦时期中国人民的朴素情感与真挚精神，为我们民族特质的延续和进步提供了范例。

1 《诗经》展现了浪漫开明、大度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堪称是先秦民间文化的发端之作，在古代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是独特而崇高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盛行一时，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以爱情诗为代表的《诗经》诗歌为人民集中展现了我国先民对自然、生活与未来的热爱，这是一种浪漫开明的精神和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此外，《诗经》的很多诗篇大气磅礴，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先河，为构筑汉民族大度包容、气象万千的民族气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这点来说，《诗经》为我们民族的气息找到了发源点，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诗经》中的名篇《国风・秦风・蒹葭》一诗，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浪漫爱情、淳朴情感的向往和憧憬，也从一个侧面投射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 《诗经》集中表现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情怀

《诗经》之所以伟大绝不仅仅先于那些浪漫主义的爱情诗歌，更重要的是因为《诗经》具备一种人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怀，可以激励更多的仁人志士为振兴民族和国家为竭力奋斗。在《诗经》305篇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用讽刺手法对封建主义制度、腐朽官员、不良现象的影射，也可以看到对穷苦百姓、下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所以，《诗经》中包含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夹杂其中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怀令人动容。在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进程中，《诗经》应运而生，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基本成书，所以《诗经》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显示出浓烈的时代特征，也彰显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

《诗经》中蕴含的朴素的卫国情绪与宗国情感，是那个时期的人们精神特质的依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熔炉。一方面，《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可以表现为对本国、本地的保护，对别国的抵御和战争；另一方面，《诗经》中以保家卫国、忧国忧民为题材的诗歌屡见不鲜，集中体现了我国民族发展早期民间爱国精神的变迁。所以，《诗经》的诗歌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创造，是民间文学的变化的产物，根植于那个时代、那种文化。

例如，《国风・邶风・击鼓》就表现了那个时期的人们为了保家卫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其中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等诗句，就表现了男人为了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为放弃家庭、妻子的场景，场面感人至深、让人潸然泪下。所以，《诗经》中类似的内容集中体现的爱国情怀是时至今日都值得发扬和传颂的。

3 《诗经》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情感与精神

《诗经》是先秦时期民间文明的展示，其中着力渲染了具备神话传说色彩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人类的发展状况等。《诗经》为人们的展示的则是一种自然属性下人的主导地位，引申开来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今天，我们强调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的时候，《诗经》中的人性化色彩仍然放射着光芒。很明显，《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已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感变化、日常劳作、爱情婚姻等为主要线索，其贯穿始终的就是“人性化”要素。也就是说，将人的生命、生活与成长作为诗歌创造的主要方向，是《诗经》的集中贡献，也折射出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对于其他对于的古代文明，比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古罗马的宗教文化等，我国的《诗经》始终以人的事务为创造主线，显示出了我们民族的人本主义气质与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提倡以人为本，着重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与精神动力，这与几千年前的《诗经》精神似曾相识，体现了伟大的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延续。

比如，《国风・卫风・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集中鞭挞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毒害和侵蚀，展示了弃妇爱情婚姻的悲剧场景，至今读来都让人思绪波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其中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体现了女主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的痛苦轮回；“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则是借桑叶的陨落碍事女主人的心情低沉与情绪的失落，其中的真挚情绪让人感动。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集中体现了《诗经》始终关注人的情感与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与写真主义的诗歌作品，为中华民族人性化精神的延续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在今天，我们宣扬《诗经》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依据。

4 《诗经》体现了积德行善、弘扬正义的民族精神

《诗经》具备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充满“正能量”，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诗经》对那些带领族人迁移定居、开发事业、抵御自然灾害，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祖先、民族首领等给予了热烈的歌颂。如《大雅》中的《生民》歌颂了后稷的诞生和发明农业、定居邵地、开创祭礼的丰功伟绩，《公刘》记述了公刘带领周人自邵迁幽、开始定居并发展农业的事迹。这些诗篇都把弘扬社会正义、展示民间劳动人民的能力作为主要对象，是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源点。

其次，《诗经》对现实生活中本领超群的能人及种种社会美德大加赞扬，如《卫风・淇奥》赞扬卫武公年过九十仍严于自律、善纳人谏；《豳风・狼跋》赞扬公孙的宽厚与仁爱；《风・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大兴农业、克勤克俭的美德……

综上所述，《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产物，也继承和延续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殷达兰.《诗经》中的乡土情韵[J].文学教育（下），2009（1）.

现代爱国诗歌篇7

论文摘要:经济浪潮和世俗世界观的冲击，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信阳诗歌的发展?关于信阳诗人方阵的形成，作者追溯了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现实精神三方面的原因，并从乡情意识、现实意识、人性意识中找到了信阳诗歌发展的必然性。

河南省信阳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1年这20年间，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诗人，并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诗歌创作群体，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士生土长于信阳的12位诗人精心奉献的12部诗集，襄陀欠集体亮相。一个地级市一次出版12部诗歌集。这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大批诗人如繁星一样在大别山区熠熠生辉。据不完全统计:经常在省以上诗刊发表作品的信阳诗人有 200多位，发表诗歌数万首。近些年，平均每年就有六七部诗集问世。其诗歌作品除在全国屡屡获奖外，在河南省较有影响的所有诗歌竞赛活动中.都有信阳的诗人获奖。与此同时，除了从信阳这片土地上写出去、闯出去和现在仍在外工作的诗人外。信阳市还有无数喜爱诗歌，关心诗歌的人们。

在近20年纷纷攘攘的中国诗坛上，在起起落落的经济大潮中，信阳诗人高扬主旋律、同谱奋进曲，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和执著的写作之路。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为揭开信阳诗人集体亮相表象下蕴藏的内涵，我们采访、咨询了信阳市文联、作协以及省内外很多知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在他们中间正在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信阳正在形成一个“诗人方阵”，信阳诗歌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文学现象，。然而，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形成和产生的背后，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让我们还是从四个方面试解“信阳诗人方阵”现象的成因。

一、神奇的大地.信阳诗歌的沃土

信阳位于河南南部的大别山麓。地处淮河中上游，东连安徽，南接湖北，扼控江淮，屏蔽中原，素有豫鄂皖“金三角”之称。大自然像一个精妙绝伦的美容师，把这片方圆平方公里的土地打扮得妖烧多姿。大别山秀峰万座，叠嶂千层;淮河水清波奔流，舟船穿梭;避暑胜地鸡公山吞云吐雾，青分楚豫，气压禽衡;水上乐园南湾湖碧水激湘，波平浪细，沉天浮云;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就出产在这里。山韵、水韵、绿韵、茶韵、诗韵相映生辉。

此情此境，你不能不歌、不能不诗。信阳，还是我国东西南北的经络、兵家必争之地、经济流通的释站、文化的交汇区域，因而形成了既具有北国粗犷豪放、又具有江南婉约细腻的特殊的淮上文化。在信阳，我们察视仰韶期、屈家岭期和龙山期文化遗址，会为人们“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效饶食，无饥懂之患史记·货殖列传”的生活而欣慰。那个时期，似乎就孕育了信阳人的能歌善舞。历经楚并淮上诸侯，楚并人秦，秦灭于汉，北方文明渐渐撒播在南蛮，而信阳处于淮河流域，对于楚辞汉赋的吸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经三国争战、唐末农民起义、大宋抗金等代代的硝烟，淮河作为军事要地，不论是北方之军还是南方之旅，必会在信阳屯居抗敌，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客观的条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有感于战争的苦难?还是有感于生活的艰辛或幸福?攀山的喊出山歌，浮水者唱出淮河民谣。

太阳哎西沉(来)红(哎)形彤哎，麻雀(那个)单钻 (来)(咳)刺蓬笼哎!画眉叫唤天不早，田鸡子打鼓哎 要收工哎，掌柜的假装耳朵聋哎(《薄秧歌》)就是这些千百年传唱的民间小调，孕育了信阳的五句山歌，孕育了信阳的一代代诗人。

在信阳，先后产生了无数文学艺术巨匠，可以说“江山代有才人出”。汉有邓艾，晋有王珊,唐有王建，宋有司马光，元有马祖常，明有何景明，清有蒋湘南等，特别是到了近当代，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像尚俄.翟永坤、蒋光慈、白桦、叶楠、杨纤如、赵清阁、王昌定等。也正是因了这些无比丰厚的文化积淀，加上大别山的草木山水，信阳诗歌才有了取之不尽的诗源。

二、陈有才，信阳诗歌方阵的先锋

打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文学团体，一个作家队伍，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如“竹林七贤”“杨州八怪’“桐城派”等等。现当代文学史上，“未名社’“南阳作家群”“河北三驾马车”“宁夏三棵树”等都闻名遐迩，在全国引起过轰动。而信阳诗人方阵的形成，也必将引起全国诗歌界的关注。熟悉和了解信阳诗歌的人都知道，信阳有一个诗歌舵手，那就是陈有才先生。在暗哑的年代他歌唱苦难，在甜蜜的岁月他歌唱光明，淮河水奔腾的时候他写《水妖》，映山红烂漫的时候他歌唱《将军石》，稻香弥漫的时候他歌唱《乡情》。几十年来，他的歌声从来没有暗哑过。

1942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的陈有才，是我国乡土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前，曾与管用和、刘不朽、习久兰并称为我国五句山歌的“四大歌王”。他以一首《我唱山歌党定音》一举成名，从此坚待诗歌创作40多年而不辍。《中国民歌》把陈有才列人由著名歌手转人纯文学创作并加人中国作协的典型人物之一。由此可见，陈有才是唱着五句山歌步人诗坛的。他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创会，，.受到，委员长的接见。1979年又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经受过文艺春天的激荡，陈有才创作文艺作品14部，其中诗集8部，但他从未停歇，时因有佳作出现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被传为佳话。统观全国诗人，无论名字响亮与否，如此笔耕不辍、坚持终生写作的有几人呢。尤其在当前，诗歌走人低谷，而他仍无怨无悔执着创作。特别是他在1998年因车祸导致大腿骨折之后，躺在病床上创作了3本诗集.并搏得评论家和诗友们的好评。陆键说他躺在病床上的100天，等于别人走了20年。有评论家谓之文学界的“陈有才现象”，中国诗歌学会即将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

可以说从信阳走出来的诗人。大都受过陈有才的影响。有的受他诗歌的影响，有的受他人格的影响。一些已经离开信阳的诗人，像杨晓明、刘高贵等，提起陈有才，那种师生加诗歌的亲情溢于言表。现在仍在信阳工作的诗人，像田君、刘火、扶桑、林平、李庆华等，更是经常聆听他的教诲。陈有才就像一条穿透岁月的骆驼，把信阳各个年代的诗人驮到了一起.大家共同跋涉在新诗创作的征程上。这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

三、老中青，信阳诗歌的三重奏

如果你罗列一下信阳的诗人及其作品，你就会发现，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诗歌创作队伍正在形成，在创作的风格及艺术的追求上既旗帜鲜明.又相映成趣。这或许是时代使然，许是诗人个性使然。为了深人地了解这个方阵的内涵，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排列组合一下吧;

老一代诗人:叶楠《傲蓄·一兰》、白桦《李白与杜甫》、鲁行《愉庐语屑》等争芳吐艳。

信阳老年诗词研究会有350名会员，每月10日和25日为集体创作研讨日。现已编辑出版《枫叶诗选》、《信阳老年诗词选》29集，不少作品不仅人选(中华诗词》、《河南老年诗词》、《老人春秋》、《中国当代诗词选》、《世纪之声》、《当代诗词六百家代表作品精选》，而且还在许多部级报刊上刊登。现年82岁高龄的老诗人丁量，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创作不减当年，近几年创作的歌颂伟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以及评述建国以来巨变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他的《心声吟》诗集，其节奏美、韵律美兼而备之。

中年诗人陈有才《乡土·乡音·乡情》，《惠超妇去的云》，袁维龙《小绿集》，还有陈峻峰、程光炜等。

中年诗人袁维龙，是信阳电视台副台长，写了700余首诗。这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小绿集》是信阳12位诗人专著中唯一的一本古典诗词。他借新闻采访之便，走到哪里，诗就写到哪里。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就唱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写的《塞边采风》、《湖北走笔》、《飞车掠影》、《西行速记》、《警南记事》、《南行追记》、《东行散记》等是游记诗词的上乘之作，因而被同仁们称为“行吟诗人”。他的诗词热情奔放，文采激扬，豪爽中多几分浪漫，直白而不失佣雅。如“轻车飞过黑龙口，回首惊肴山欺云”，“游姐细说匡夫子.送给.南半个春”.“海胭奔涌争拍案.千里中原闻涛声”“文友三更侃下海，始信打工不恋家”，莫愁女侧愁已抹.康天大楼手摸天”，“伸手摸得一有月，抬足挽住万丈崖等，气度不凡，令人过目不忘。他创作的诗《情满茶乡》被谱以曲广为传唱，并获1999年度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袁维龙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唐诗宋词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丢掉了古典诗词就丢掉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他呼吁诗人们要继承它、发展它。

青年诗人:《君嗒纸飞中国》，扶桑《爱情诗篇》，李胜志《笑容》，王少杰(哪首诗属于你》，李庆华《爱无歧路》，林平《月亮河》，简静《童话雨》，刘火《落日无声》，何政权《荷》，还有刘高贵、朱根亮、胡晓靖、赵家利、赵玉丽、乐祥涛、赵博等，

从这立体式的扫描可以看到，信阳诗人还是青年占大多数，或许正应了的一句话，“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非常“朝气蓬勃”。

这个诗人方阵，是用卓著的成绩组成的。陈有才著作14部，近三年一年出一本诗集.可谓是诗的青春焕发。他曾获得河南省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两次获中央，入民广播电台新歌大赛金奖;陈峻峰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意、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曾荣获《百花园》文学奖;青年诗人田君、上承古典诗词歌赋的余韵，下接现代意象的枝蔓，创作出了独别于当今诗坛的诗歌,1997年至今他公开发表诗歌200多首，获得了河南和湖北两省1997年至1999年的文艺创作奖,4年中5次在《诗刊》、《星星》、《诗歌报》、《诗神》家刊物组织的诗歌大赛中获奖，有组诗被选入中国诗歌学会编辑的丈1995年中国诗歌精选;y .1997年出版诗集《静止的火焰》.2000年出版诗集《纸飞中国》。青年女诗人扶桑，有相当强的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和特异的想象力。她往往以对生命深层的考问，纯真而大胆地把爱情融入诗中。在她的诗中，爱情已经深入了骨髓和血液，读后令人心颤。她的爱情诗，不像翟永明的那样表现女权主义，更多地表现了女性意识和母性情感。她曾荣获《诗刊》、《诗歌报月刊》的诗歌大赛奖，1998年，河南省作家协会为其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还有多诗人如林平、王少杰、李庆华、赵家利、刘火等人，近年也都发表了大量的诗作。

总而言之、信阳诗歌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冲击着中国诗坛，不管是河南的文艺奖还是全国的诗歌比赛奖，在领奖的人中肯定有信阳的诗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信阳诗人每年公开发表和公开出版的诗歌总数，均在千首以上:

四、丰富的内涵。信阳诗歌的交响曲

首先，信阳诗歌的乡情意识。不论是杜鹃怒放的五月，还是桂花飘香的八月，我们走进大别山，随时都能听到乡民的歌声，对山歌也好，独唱也好.歌里充满了醉人的乡情。特别是淮河船歌.唱起来荡荡悠悠，让人分不清是阿哥阿妹在倾诉衷肠还是淮河水清清悠悠地在自然地流淌。旧头看看要落山，俺俩情由没讲完。妹拿钥匙哥拿锁，爬上大蓬抓住天。锁住日头在桅杆"“月亮看看下桅杆，俺俩情由没讲完。妹问天来哥问地，世上三载闰一年.为何不闰五更天?（《淮河船家情歌》)信阳的诗歌就像这些民歌一样充满了乡情味。最突出的就是陈有才的《乡土，乡音，乡情》，《林海，山海。星海)。他不但沉醉于乡土的浑厚、纯朴和乡情的真挚、无私，像信阳民歌一样，更大胆、拨辣、巧妙地表现了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悲悲喜喜和优优怨怨。对于乡情既现实又历史性的总结，是陈有才出车祸后写的一首诗;“惊奇的父老乡亲们/拽头的拽头拽手的拽手/我第二次生命诞生了/是老百姓为我接生/我头先出来是顺产。”(《感觉再生》)之所以说是历史性的总结，可以这样说，“只有老百性接生，我们才能顺产”。这是乡情，也是警语。

对于乡情的表现，刘火的《落日无声》又是另一种方式。他极力把土里土气的乡情搬上哲学的殿堂。搬上富丽堂皇的宫殿:“老农的腰弯下去/禾苗的腰直起来/整个田野就长高了。”(《锄草》)长高的不只是田野，更是中国的土地和中国的历史，所以，“只有种子才能顶住岁月的滑坡/只有农民才能把种子扬向高空”。

信阳诗人中，用诗歌表现乡情的有很多。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才深深爱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因为他们被这里的民风民俗陶醉，所以才禁不住唱出心中的赞歌:

王维论李爆词时说李是性情中人，只因他是性情中人，他才唱出那纯真的歌来。王维所说的“性情中人’其实指的是诗歌对人性的认可和深入，这是诗歌的本质之一。同样是诗的本质的还有对物性的透析，因此，乡情最易引发诗的兴起。这就是信阳诗歌越来越红火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信阳诗歌的现实意识。信阳诗人中，有一部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识，能够及时地抓住热点，用诗歌艺术地表现出来。表现现实题材、如果把握不好，会令人反胃。而信阳的诗人们.基本上遵循了歌德的意见:“(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需用.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旨意(目的)、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嵘歌德谈话录》)所以、信阳诗歌中的现实意识就有了历史性的现实和广泛性的现实。“呕心的纸z肠血的纸/呕痰了山/晰干了水一幅幅人生的大写意/贯穿了整个华夏的文明”(田君《纸飞中国》)。关注生活，关注社会，是诗歌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整个诗坛处于低谷，为什么信阳诗歌在蓬勃发展?拿大家一致的意见说，信阳诗歌从不追“风，按自己的艺术思维一如既往创作不辍。信阳这片山水基本从客观上给予了诗人们.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暇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歌德语)。

第三，信阳诗歌的人性意识。“事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明·洪应明)。由此观之，情、性不可分。作为诗歌中的爱情意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性意识。而诗歌对于人性的深入要比其他文学体裁更透彻更明智。当今诗坛，比较恳切地反映人性的作品，有舒婷的(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沉睡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信阳诗歌，在反映人性方面，处于既觉醒又猛烈之间，就像洪应明所说:“恨事平情’而已。这和淮上文化兼具南北之风格是一致的。

一阵出其不意的亲响/象赚来的/雨水/急速地落在/我的手上急迷，缓慢，而悠久……但它永不可能袱你所拥有/永不可能成为你的一部分/血肉。(扶桑《吻手》)

诗人的人性时时在觉醒着，由于说不清的主观或客 观的原因，这种人性被压抑着，从而展示了诗人的痛苦和人性的不和谐。信阳诗欧的人性意识，实质上揭示了当代社会变革期人的躁动和不安。

现代爱国诗歌篇8

【关键词】“诗教”传统 古典诗歌 德育功效

“诗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它古已有之。最早提出“诗教”的是孔子。很多大学者也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如理学家朱熹认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使人“师善”（向善）和“改恶”。今天重提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当然并非全盘照搬，因为古人和我们的目的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发扬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古典诗词对学生进行哪些方面的德育呢？

第一，了解历史，培养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操。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很多，形成了“咏史诗”这一类型，优秀的诗人们把思古之幽情与现实紧密结合，名篇不胜枚举。我常常借着鉴赏这一类诗歌的时机，引导学生了解历史，同时懂得兴亡的道理。如鉴赏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心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便了解三国时期晋吴之战的旧事，懂得国家兴废全凭人事，山川的显要虽可借助却不可作为御敌的唯一依凭。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爱国主义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从《诗经》《楚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民主派的爱国诗篇，体现着诗人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担当意识。如《诗经・秦风・无衣》，已收入高中语文第三册。屈原的诗篇之所以与日月同辉，重要因素就是其洋溢的爱国激情。诗人一生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如他的《哀郢》中的名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常常被人们引用，学生在吟诵时，能够感受其中对祖国、故乡深深的依恋和哀伤，从而深受感染。运用历史和爱国诗篇培养学生的爱国和民族情感，是一个渐渐熏染的过程，经常教读，使得学生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芬芳已经浸入他们的心脾。

第二，培养中学生的独立人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教育，扼杀了人们的自尊、人格，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深深烙下了“奴性”这个印痕。我们要培养的当然不是奴性十足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连自己的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将来如何为社会、为国家民族做贡献？梁启超曰“少年强则国强”，如能培养中学生的独立人格，则对祖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国古代诗人中，有一些一生坎坷，但始终傲骨铮铮，如李白、刘禹锡、苏轼。虽然他们并未能完全摆脱奴性人格的桎梏，但在封建社会中，能有如此傲骨，也足以令人敬仰。于是，我经常教学生诵读他们的诗歌，并作详细的、深入的欣赏和讲解。李白应该说是古代诗人中最具个性和傲骨的一位。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此时他正处于唐玄宗的优宠之中，但他却“粪土王侯，浮云富贵”，不与朝中权贵合作，不利用这个机会青云直上；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下了名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的诗歌，飘逸雄奇，意境壮丽，将人格的美和诗歌的美融合为一体，学生非常喜爱他的诗篇。读他的诗可以得到双重享受：品味诗歌语言之美，感悟独立不羁的人格之美。

第三，培养中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翻开古典诗词，表达积极进取的凌云之志的诗篇比比皆是。积极进取，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诗言志”，在这些诗篇中，有的表达治国安邦的志向，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的欲建功立业、扬名天下，如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有的为民请命，不惜为正义而献身，如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由于社会的影响，有的诗篇不可避免地带有糟粕，我们可教学生明辨清浊。总体而言，这些诗篇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可取的，可以用来对学生施加影响。比如曹操的名篇《短歌行》中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建安动乱时期，他的理想就是一统天下。在这首诗中，他充分地表达了在短暂生命中完成大业的雄心。此外，唐诗中有大量的边塞诗，同样洋溢着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如李颀、岑参、王昌龄、高适等边塞诗人，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名篇。我们也可多教学生诵读。这样的诗歌学得多了，不但可培养中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还可培养他们的阳刚之气。

第四，培养中学生的悯世仁爱之心。我们的中学生物质条件日趋优越了，尤其是生活在大中城市的学生。他们衣食无忧，但视线却仅限于周围的狭小空间。他们与同学比吃穿用住，但却看不到因无钱交学费而被迫加入打工大军的同龄人。他们往往表现得很冷漠，缺乏爱心。而一个缺乏爱心的人，无疑是可怕的。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孔子“伤人乎？不问马”，“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精神是民族得以团结、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仁爱和悯世之心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杜甫的《悲陈陶》、“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李绅的《悯农二首》，杜荀鹤《山中寡妇》，皮日休的《橡媪叹》……多不胜举，这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写了大量悯世爱人、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我们可充分利用这些诗篇，在教学生诵读鉴赏的同时，学习诗人们的仁爱精神，引导他们发掘现实意义，将对古代劳动人民的同情转化为对今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同情，对弱小者、贫困者的同情。

第五，培养中学生健康的爱情观。爱情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中国古典诗词中，爱情题材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些诗词歌颂健康、坚贞的爱情，与现在的“杯水主义”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利用这类诗歌，引导学生分辨是非清浊，为大多数人必由的将来培养一定的免疫力。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爱情诗，最早的出现在《诗经》中，如《诗经・周南・关雎》，其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学生都能背诵，而且背得很有滋味。《诗经》中还有很多爱情诗，都是歌颂青年男女热烈纯真的爱情。高中课本中还选了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高中生们十分喜爱。他们喜爱美妙的诗句，对诗中美好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更是心向往之。在讲析鉴赏《一剪梅》时，我们详细讲解“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女词人思念丈夫，设想丈夫在思念自己。我问学生，女词人为什么相信丈夫在思念自己？学生回答，因为她相信丈夫。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这体现了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忠诚。而这正是爱情的内涵。学生们学习《孔雀东南飞》，被男女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深深打动，对女主人公刘兰芝不为富贵所动、对爱情至死忠贞深为感佩。

现代爱国诗歌篇9

关键词：文艺复兴时期；古代诗词；主题；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73-01

爱情作为人类社会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给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作灵感，古今中外无数诗人吟唱着人性中这一美好的情感。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历史形成了长期重男轻女的习俗，在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最强调的就是“礼义”；然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倡以“人”为本来反对神的权威，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在这个时期爱情诗相当发达。这就形成了东西方在表达方式上的一定差异，虽然主题皆为爱情，但英诗描绘的热情奔放，而中国诗歌对爱情的歌颂反而显得含蓄而内敛了。

英国文艺复兴的春风吹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带来了思想意识的彻底解放。人文主义者骄傲地宣称：人是最高贵的，不仅有理性，也是有感情的；人应该有人的需求、幸福、期盼与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歌颂、赞美爱情，不仅能够揭露封建观念、伦理道德的虚妄性与欺骗性，而且还可以鼓舞人们珍视现世生活，享受人生欢乐。以本・琼生（Ben Jonson）有名的爱情诗《致西丽娅》为例。“你就只用你的眼睛来给杯， 我就用我的眼睛来相酬；或者就留下一个亲吻在杯边上，我就不会向杯里找酒。从灵魂深处张开起来的渴嘴，着实想喝到美妙的一口；可是哪怕由我尝天帝的琼浆，要我换也不甘把你的放手。”读完这首诗。读者会禁不住沉醉在浓郁的美酒里和玫瑰般的花环下。诗中所歌颂的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精神之爱,完全可以同一直令世人感叹着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相媲美。他对这一题材的发掘比别人要深广现实的多，因此他的爱情诗也就非同寻常的多，情感炙热，手法奇特，充满了怪诞的比喻（即所谓“奇想”）。如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别离辞：节哀》，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也是17世纪玄学派的名作，“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那也和圆规的两只脚相同，你的灵魂是圆心脚，没有任何动的迹象，另只脚移了，它才动。这支脚虽然在中心坐定，如果另只脚渐渐远离，它便倾斜着身子侧耳倾听，待到另只脚归返，它就直立。对于我，你就是这样；我像另只脚，必须倾斜着身子转圈，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我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 在这首诗中，一个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形意象交融重叠,在有限的空间内,表达出无限的内涵。多恩用圆规的两只脚来比喻一对忠实相爱的夫妻，虽然离别也能彼此相连。丈夫动，妻子也随之移动，因此不必因离别而悲伤。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这一主题也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在漫漫长夜般的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力贬抑人的自然感情的需求，要求人们克制欲望，压抑感情。中国诗人由于礼义的束缚，不似英国诗人那般直接热情，大胆奔放；又由于封建礼教对人们纯真感情的压抑和束缚，爱情诗词多以悲剧为主，显得凄美动人，荡气回肠。爱国诗人陆游在自己的作品中绝少谈到爱情，为了悼念被迫分离却始终难以释怀的前妻唐婉，《钗头凤》就正是一首控诉封建制度破坏美好婚姻的不朽之作。“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桃花落，闲池阁，山盟随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描写爱情的作品还有一点和英国的不同，就是悼亡诗词数量较多。如苏轼对亡妻念念不忘，在十年后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情意缠绵，字字血泪，感情真切，令人不忍卒读。另外，英国爱情诗中赞美女性的作品很多，但直接以女性口吻抒情的却不多。然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虽然封建礼教束缚着她们的一举一动，但却束缚不了她们追求美好爱情，向往自由生活的心。以李清照的《一剪梅》为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永不枯谢的鲜花,也是人类心灵竖琴上永不弹歇的小夜曲,它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光彩,成为诗歌作品中恒久咏唱的主题之一。从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共有爱情主题出发，不难发现，由于两国相处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不同，英国的爱情诗热情奔放、淋漓尽致；而中国的爱情诗词则含蓄朦胧，婉约凄美，有其独到的动人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藏，给后人以深刻的引导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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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歌作为语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知识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爱情诗始终是古今中外诗歌界的主旋律，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中都有不少描写爱情的诗篇。然而，就爱情诗这一题材的表达方式而言，中西方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选取了英美文学及汉语史上的一些经典爱情诗，结合英美诗歌和中国诗歌的对比分析来研究跨文化下中西爱情诗的表达方式的差异，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不同的爱情观。

关键词：中西方 爱情诗 表达方式 对比研究

一、中国诗歌的现实性和人间性与西方诗歌的神秘色彩之对比

1、与中国现实性相对的西方“来世论”

中西诗歌中的爱情表现的不同之处很大程度上与有无宗教传统有关。西方宗教传统使人相信，人并不终止于死亡，即使死后，也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等待他们。如果他们在人间表现的足够好的话，死后便有希望进入天国。既然人生在死后并不终结，那么爱情也应该如此。

在西方，情人们对于死后的结合是极为确定的。伊丽莎白 勃朗宁的《我是怎样的爱你》一诗中：I love thee with the breath, smiles, tears, of all my life―and, if God choose, I shall but love thee better after death，诗人表达的爱情穿越了生死的界限，将爱情一直延续到来生，这种宗教色彩展示出了爱情的永久性。由于西方人相信来世相会之说，因此他们诗歌中所描绘的来世相见便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情人也往往被描绘成天使而非凡人。为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文化中所展现的被高度理想化的精神恋爱，这完全不同于中国诗歌中的现世性。

在中国，因为缺少类似的宗教传统，并没有天国和在天国里续前缘之说。人们认为，爱情像生命一样具有现世终结性。死亡会终结一切爱情，死后也无法再延续。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夫妇相约“黄泉下相见”，不过是相约一起情死的代名词，并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个死后世界。他们的爱情最终以凄惨收笔，并没有寄托于来世。苏轼在《江城子》中也难免发出“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无奈的相思之情，将其寄托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由此看来，中国诗人笔下的爱情总是以死亡为终结的，于是显得现实而脆弱，他们笔下的情人并没有被理想化和神圣化。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由中西方不同的爱情观所决定的。2、与西方宗教气息相对的中国爱情诗的自然气息

中国的诗歌往往以自然为背景，这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世性和人间性。在中国，诗人常常将人生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平行，或对照。在表现爱情方面，自然也充当着平行或对照的角色。如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与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用脆弱的桃花来比照比桃花还要转瞬即逝的恋情，通过事物的依旧与恋人的消失做对照，含蓄地表达了对爱情易逝本质的认识。

自然的背景本身为爱情提供了一个现世性的舞台，正如宗教的背景为爱情提供了一个神圣性和不朽性的活动舞台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诗人笔下的爱情显得容易失落。

二、西方爱情诗的热情奔放与中国情诗的含蓄委婉之对比

由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人们对于爱情本质的认识也表现的不尽相同。中国人传统上比较含蓄内敛，他们更喜欢采用委婉的方式来抒发感情；而西方人则热情奔放，在描写爱情上表现得更为开放、大胆，他们往往采用理想化的措辞和明确的语言。

西方诗歌中直接表达感情的诗歌俯拾皆是。例如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中的How Do I Love Thee, 诗人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对丈夫勃朗宁炽热的爱，在表达方式上是热情直白的：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when feeling out of sight

For the ends of Being and ideal Grace.”

诗人通过诗歌来说明爱情诗如何的影响生活，尤其是爱人们的生活的。她对丈夫的爱是如此的热切而深沉以至于接近了灵魂和上帝的神恩。

苏格兰诗人彭斯笔下的A Red, Red Rose大概是所有的英国爱情诗中最知名的一首了。诗人在诗中淋漓尽致的渲染了爱情的热烈和海枯石烂，没有中国传统诗歌中别离的无限伤感，却对重逢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在中国爱情诗的传统中，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那种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尽管会有程度上的不同。这从《诗经》以来，一直到后代的诗歌，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统一的。与西方明确的用词和直露的表达相比较，中国的诗歌喜欢借助于各种意象，通过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如李商隐的《无题》就是这种表达的比较典型的例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中对爱情的表达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通过“东风”“百花”“春蚕”“蜡炬”等来表达相思的愁苦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至死方休。

中国人认为爱情是很微妙的东西，是一种只适合通过“心有灵犀”来含蓄表达的，而不适合采用明确的语言和直露的陈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诗人和西方诗人对爱情的情怀。他们在爱情上都有深刻的体验和敏锐的感受，但是由于爱情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的诗歌中的表达方式也各异。中国诗人笔下的爱情诗脆弱易逝，体现着现世性和人间性，在表达方式上委婉 含蓄；西方诗人则受宗教传统的影响，诗中笼罩着淡淡的神化色彩，诗人采用明确的语言和直露的表达，揭示了西方人眼中爱情的永久性和神秘性。

参考文献：

[1]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