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医学证明十篇

出生医学证明篇1

怎么办出生医学证明？首先，出生医学证明是到医院办理的，不需要去行政为民大厅办理。其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单位一般就是2家，一家是市级人民医院，二家是市级妇幼保健院（发证是妇幼保健院）。再次，到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要到外科门诊、病房大楼。然后，我们就走进了外科病房楼。有点乱的朋友可以查看一下医院的门诊引路牌，找到【产科、产房】。PS：不是妇科，妇科和产科还是有区别的。之后，来到产科、产房，各大医院一般会在产科检查室门口，设置有出生证明填写、领取处。我们要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以及办好后领取出生医学证明都在这里完成。

出生医学证明怎么填写？最后就是办理及领取出生医学证明了。不管是办出生证还是领出生证，都要在这里进行填表。填表的时候都是填写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领取人要填写妻子的信息，因为医院都是留有孕妇的信息。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父母要提前给孩子取好名字，不然无法办理。PS：出生医学证明不是太急，出院的时候是可以暂时不用办理的，等想好给孩子起好名字之后，再去医院办理也不迟，不然匆匆了事就要后悔一辈子了。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最主要的就是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其次就是一些医院要求提供准生证、结婚证的原件。如果爸爸妈妈是在2014年5月1日出生一年后办理证明者需要做一个亲子鉴定。另外，军人给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也必须提供身份证原件。PS：双方身份证原件，医院是要扣下填写信息的。因此，爸爸妈妈要安排好身份证的使用问题。还有一个材料就是出院结算发票，这个放票里有两张，一张是妈妈的，另一张就是小孩的。出院发票是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候给医生看看的，医院看完后归还。出院结算发票是一个前提条件，一般爸爸妈妈在出院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两张出院结算发票，特别是发票原件，爸爸妈妈们要好好保存。提交完材料并填表后，爸爸妈妈就可以安心回家了。记住今天的日子，7天后，就可以来医院领取孩子出生证明了。PS：出生医学证明有两部分，下边那部分是给孩子落户用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怎么补办？更多关于出生医学证明的问题，爸爸妈妈们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和护士。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在收到出生医学证明之后，高兴的打开看看，特别是孩子的名字和信息，没问题后就开心的拿着回家

（来源：文章屋网 ）

出生医学证明篇2

《出生医学证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医学文书，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缘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书。我国《出生医学证明》于1996年1月1日开始启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启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机构，负责《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和监督。我识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程序为：省卫生厅-各省辖市卫生局(或受委托的同级妇幼保健机构)-各县(区)卫生局(或受委托的同级妇幼保健机构)-各级助产服务机构-产妇。

《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定签发机构为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助产技术服务机构，由接生的助产单位直接签发。

凡在助产技术服务单位分娩活产新生儿的居民，均可在分娩单位直接领取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任何接产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应由分娩医院加盖公章，收费标准为4元/本。

《出生医学证明》的补办方法：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为1996年1月1日后出生的儿童。《出生医学证明》的补发由所在省辖市卫生局签发，补发程序由各省辖市卫生局按照卫生部、公安部有关规定自行制订。

从1996年1月1日(边远地区3月1日)起，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生的人口，统一使用依法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其它有关出生人口的医学证明一律废止。

《出生医学证明》由新生儿出生所在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必须按照栏目要求准确填写，并加盖“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方可生效。

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到新生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出生登记手续，并保留《出生医学证明》副页作为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的原始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书》。

各级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及社区保健人员，凭《出生医学证明》负责辖区内儿童系列保健服务。

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公安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3号，于1995年6月1日开始施行。依据《母婴保健法》第三章第二十三条：“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的规定，决定依法统一制发新的《出生医学证明》。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1996年1月1日(边远地区3月1日)起，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生的人口，统一使用依法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其它有关出生人口的医学证明一律废止。

二、《出生医学证明》由新生儿出生所在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必须按照栏目要求准确填写，并加盖“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方可生效。

三、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到新生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出生登记手续，并保留《出生医学证明》副页作为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的原始凭证。

四、原卫生、公安、民政三部联合签发的卫统发(1992)第1号文通知中，有关《出生医学证明书》的规定不再生效。

五、各级医疗保健机构，不得利用《出生医学证明》搭车销售其它卡、册或纪念品，以免增加使用者经济负担。

出生医学证明篇3

【摘要】为加强对《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管理,我师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出生医学证明》在使用和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现剖析如下。(1)存在的问题:①签发不规范;②签发编号不连续;③换发和补发多;④历年基础档案资料保留不完整;⑤法治意识差。(2)改进措施:①法制化管理;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办理率;③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业务培训及规范督导活动;④实行《出生医学证明》计算机管理和网络直报。

【关键词】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换发;补发

《出生医学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等的法定医学证明。也是妇幼保健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加强出生医学证明发放的管理,如何进一步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农十师自1998年7月1日起开始使用由公安部和卫生部统一印制的《出生医学证明》,通过十一年的依法实施,各部门积极配合、相互支持,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就我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浅谈看法如下。

1 存在的问题

1.1 医疗保健机构

1.1.1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不规范:卫生部、公安部多次联合下文就《出生医学证明》的填写、签发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妇幼保健中心也在使用《出生医学证明》前就对专职人员进行过培训。但仍出现不少《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不规范,字迹不清、模糊、填项不全等现象,有的团场本应由妇产科签发的却由院办签发,影响了《出生医学证明》的严肃性和儿童保健工作的开展。

1.1.2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存根编号不连续:出现像挑选福利一样随机挑号、选号,以及签发存根编号错填、漏填、重填现象,造成《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编号时间前后顺序不统一。

1.1.3 《出生医学证明》的换发和补发多:由于签发机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和宣传不到位,时有废证和办证不及时现象发生,致使换发使用总数增加,出生数与《出生医学证明》使用不相符。并且换发和补发《出生医学证明》后,医疗保健机构未按要求妥善保管婴儿监护人提供的相关材料。

1.1.4 历年基础档案资料保留不完整:由于人员变动,保留基础档案资料意识淡漠,加之交接班时不明确,导致历年《出生医学证明》的存根保管及领取、发放、登记造册等原始资料留存不完整。

1.2 婴儿父母

1.2.1 婴儿父母自行更名与证件不符,导致户籍部门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1.2.2 社会对出生医学证明尚不够重视,有的家长直接在《出生医学证明》上涂改,造成《出生医学证明》无效。

1.2.3 家长在填写新生儿姓名时不慎重,常于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后不久就来医院要求更改姓名。申请变更姓名的人员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认为现用名不好听,若只要群众申请就都允许更改,又不利于户口管理,也不符合现行户口政策。

1.2.4 有的家长姓名生僻,在电脑中无法找到该字,只能手写并加盖公章。

1.2.5 法治意识差,平时不申报,急用时临时申报现象比较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一些流动人口或周边游牧民,没有按时申报户口,常常是在年末时办理入户时,甚至有的直到上学时才想起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这样严重影响了这类对象的正常学习、生活,也使得我师的户口登记情况不能如实反映。

2 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依法规范出具《出生医学证明》,为户口登记机关确认公民身份及出生符码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信息依据。笔者建议:

2.1 《出生医学证明》法制化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应重申各医院医务科、产科认真学习卫生部与公安部先后联合印发《关于统一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发[1995]第10号、《关于印发〈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卫基妇发[2001]第45号)和《关于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基妇发[2003]第23号)等相关文件,依法加强我师《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力度。

2.2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出生医学证明》的办理率。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实行《出生医学证明》的重要性,尤其是做好相关职能部门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孕妇学校》专题讲座培训作用,指导产妇及其家属在孕期做好准备。并有培训宣传“出生医学证明”教材有签发程序的内容。

2.3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业务培训及规范督导活动不断加强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促使其做好签发工作是为人民做实事、保护生产力、促进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使其在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及时准确的完成签发任务。各级管理部门应制定措施,不断加大督导力度、规范督导行为。适时开展每年一次此项工作的专项检查。

2.4 建立健全《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实行专人、专柜、加锁、防潮保管制度,按要求规范《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反复核实产妇姓名和婴儿姓名。产妇在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前需对《出生医学证明》的内容逐项确认并签名。

出生医学证明篇4

关键词：依法书写；规范管理；医疗纠纷

医学诊断证明书包括两部分，①医师开具医学诊断证明，②加盖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专用章，两部分合一，才是一份完整的医学诊断证明书，真正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多年来，我院医务工作者努力探索，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管理制度，杜绝了与医学诊断证明书有关的医疗纠纷。

1 开具医学诊断证明书写的要点

医学诊断证明是指医师对就诊患者伤势或病情所做出记载和诊断意见，包括两部分，①记载患者主诉病情和医师观察到的病情和伤害情况；②医师对患者伤势或病情所做的诊断意见以及何种处置的记载。医师开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必须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单一性，这是每个医师必须拥有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义务[1]。

1.1 诊断证明的出具必须是合法性 诊断证明的出具是法律规定，是医师的权利，也是医师的义务。《执业医师法》第23条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诊断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件，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已执业范围无关或与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证明文件。违者出具医学诊断证明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诊断证明出具必须是客观性 诊断证明的内容要求符合客观事实性，只能记载疾病的诊断名称、治疗时间、结果等，不能出具有关治疗的费用，甚至预期医疗费用等。诊断证明必须是经治医师出具，非经亲自诊治的医师不得出具，最后还得签名为准。

1.3诊断证明的出具必须是单一性 对同一诊断证明只能出具一份，且只能交给予患者本人或患者委托人，对死亡或昏迷的患者交给法定的监护人或继承人。若同一诊断证明需要多份时，必须是原件的复印件，注明经核实与原件一致方可加盖医疗机构专用章。

2 加盖医学诊断证明专用章的要点

诊断证明专用章是医疗机构对外行使职权的凭证和对外联系的标志。一张无印章的诊断证明是无法律效力，只有加盖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专用章才是完整的，可以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正确使用和保管印章是医务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

2.1辩别诊断证明的真伪 一份完整有效的医学诊断证明书必须有书写规范的内容，经治医师亲自开出，签名，科主任签名认可，最后加盖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专用章。辩别医学诊断证明书真伪包括签名的笔迹，内容的规范，印章的真假等。

2.2作好诊断证明的登记 加盖医学诊断证明书专用章后，必须及时登记，以备日后复查之用。登记内容包括开具日期，疾病名称，医师签名，科室类别等。

2.3判明诊断证明的异议 对不符合原则和手续的用印，有权提出异议，由领导定夺或拒绝用印。使用公章时，盖印位置要正确，端正和清晰。印章必须妥善保管，不得由他人使用或替代，甚至被盗用。

3 与医学诊断证明书有关的医疗纠纷的要点

医学诊断证明书是临床医师出具给患者，用于说明其所患疾病的情况，具有法律效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医学诊断证明在工伤，交通意外鉴定索赔，保险勘赔司法诉讼等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因此医学诊断证明书引发的医疗纠纷也逐渐增加。

3.1与医学诊断证明有关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 剖析多年来与医学诊断证明有关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我们发现主要有3个方面。①对治疗费用的处理引发的纠纷； ②对致病致伤间接原因判断引发的纠纷；③对患者在外院诊疗情况进行评价引发的纠纷[2]。

3.2与医学诊断证明有关的法律的认识 《执业医师法》第21条规定，医师享有在注册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检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理，出具相应的医学诊断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的权力，有此可见《执业医师法》从法律方面为医师开具医学诊断证明和签署其它医疗文件给予法律上的界定。

3.3与医学诊断证明有关医疗纠纷的预防措施 根据与医学诊断证明书有关的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我院在医学诊断证明书中以"特别说明"的形式增加了公示告知内容，用于防范与之有关的医疗纠纷。医学诊断证明特别说明：①本医学诊断证明只陈述或在我院就诊的客观事实提出建议。②凡涉及对患者在外院诊疗情况和间接致病、致伤的原因等的进行主观评估或判断的内容无效。③诊疗时限和费用因与实际发生为准，医师根据同类疾病的治疗经验得出的意见，仅供参考[2]。要求医师对于医学诊断证明的书写必须做到严谨和规范，努力提高对书写内容的认识，各级医师加强审核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医学诊断诊明坚决改正。对于故意违规出具医学诊断证明，弄虚作假伪造事实经调查取证属实，我院将酌情作出相应的处理。

参考文献：

[1]王岳.开具医学诊断证明书要遵守注意事项[J].中国社区医师，2010，12（11）：24.

[2] 叶昌雄，吴汉林，徐爱光.以公示告知防范与疾病诊断证明有关的医疗纠纷[J].中国医院管理，2011，11（11）：364.

[3] 宁豪丁，吴舒颖，朱浴晖.深圳市福田区1992～1996年居民意外伤害死亡调查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1999，02.

出生医学证明篇5

内容提要: 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要求下，民事实体法依据行为人主观过错状态分别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界分为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倒置”规则的仅包含属于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诉讼。我国医疗侵权并不属民事实体法中的特殊侵权行为，应当采纳过错归责原则。因此，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倒置”之规定有违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反而使医方陷于过重的举证负担下。为了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医疗侵权诉讼应当回归过错归责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官可以在证明评价过程中通过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等心证规则与制度辅助处于弱势的患者。表职称论文

 

 

      医疗侵权民事诉讼中，法官要作出公正判决，一方面，必须严格适用民事实体法；另一方面，当案件要件事实在诉讼达到裁判程度时仍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为了使判决结果最接近实体公正，法官必须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拟制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法则除具有程序法之意义外，其亦有实体法意义之存在。基本上，实体法乃假设事实已经发生，以立法者(价值或政策决定者)之角度就民事责任之要件予以设定，属于静态之规范。而举证责任分配法则乃为使该等实体法之适用前提获得确认而设立，其与实体法上之规范目的自应在体系上寻求一致性，某程度而言，可谓举证责任法则亦应有实现该等待证事项所属法规之立法目的之功能存在。”[1]举证责任是连接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桥梁”，是法官在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作出公正判决的主要依据之一。“举证责任，是指导一切情况的指针，必须是永恒不动的。”[2]举证责任是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诉讼法“杠杆”。

      一、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现状评析

      致害事实之专业性、双方当事人主体性质之特殊性以及诉讼力量之不平衡性，导致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对诉讼中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作出了欠缺公正性的结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行为，将医疗侵权行为等同于实体法中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侵权行为范畴，因为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对应于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过错推定，也称为过失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受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过错推定免除了原告就被告的主观上可归责性的举证责任，而只需证明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必证明被告在实施该行为时具有过错。被告要想免除责任，必须举证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可归责性的心理状态。”[3]过错推定是指，侵权行为的各个构成要件中，只要具备了其他几个要件，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要件就被推定存在。表职称论文

      (一)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医疗侵权赔偿纠纷，目前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类争议大、法院较难解决的专业性、类型化纠纷。医疗侵权诉讼最特殊之处就在于：法官在判断医生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是否医生的诊疗护理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时，大多需借助司法鉴定。另一方面，直接证明医务人员过错等要件事实，对于患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困难，而对于医院来讲，要证明自己的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行为合法、无过错、患者的损害与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是否就一定很容易呢？本文认为，医方也未必就能够很顺利、容易地证明自己无过错。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见，我国现行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采特殊规则，就是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将因果关系和过错完全倒置给医疗机构，对于保护患者的利益是十分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规则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4]医疗侵权诉讼中，患者应当举证证明：医患双方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患者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身体受到损害；而医方应当证明，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不存在医疗过错。依据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标准，我国医疗侵权诉讼适用的应当是危险领域说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在实体法上属于过错推定原则。

      “危险领域说认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在危险领域和没有危险的领域应当是不同的。在这些领域中，如果仍然按照规范说的标准分配证明责任的话，就难以使受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5]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通说认为，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适用危险领域说，医方对诊疗护理行为及其过程能够加以控制，诊疗护理过程是医方掌控范围内的危险领域。所以对于患者来说，要证明因果关系和医方过错的要件事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医方应当对医疗损害中不存在因果关系、主观上无过错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二)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缺陷

      我国司法解释采纳与法律要件分类说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相对，处于另一极端的危险领域说。本文认为，危险领域说不但不能使医患双方的诉讼地位达到实质平等，而且还将造成对医方过重的举证负担，同时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不适用危险领域说。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学说是时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规模工业化的普及、特殊类型纠纷诉讼下公平正义的要求。当事人双方经济地位、法律知识、专业知识掌控等严重失衡时，为了确保程序公正，为了使当事人诉讼地位达于平等，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方面向弱势一方当事人倾斜的一种特殊证据制度。

      “这种加重加害人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处于以下考虑：第一，被害人难于知道处于加害人控制之下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过程，因此，难于提出证据；第二，相反，由于该危险领域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加害人更容易了解案件的情况，因此，容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三，德国民法中关于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均在于防止损害发生。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当让加害人在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事情加以举证，不能证明时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样有利于防止损害的发生。总之，由加害人承担证明责任是因为损害原因出自加害人能控制的危险领域，而受害人不能左右。”[6]

      本文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不应当适用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原因如下：

      第一，危险领域说认为，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如果被害人难以知道处于加害人控制之下的危险领域发生的事件过程，就难以提出证据。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生的诊疗护理过程中，被害人是否难以知道医方的行为过程。本文认为，其实患者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加医方对自己的诊疗护理行为，而且对整个治疗行为应当是大致了解的。表职称论文

      患者挂号就医后，医生首先诊断病情。医生先通过口头询问患者的方式，以明确疾病性质，如果通过问诊确定病情存在困难，医生将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医学检查。通过医生的诊断和医学专业检查，明确了患者病情后，医生首先要如实告知患者，使患者能够知悉所患病情和诊断治疗的计划，医方也会将诊断结果记载在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上，医学检查结果也会交给患者。因此，患者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诊疗护理行为，并能够掌握一定的证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可见，我国从行政法规的角度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而且对于患者的重大医学检查行为以及手术行为，事先都必须经过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医生对委托其进行诊断、治疗的患者负有向其报告诊疗经过和事故发生原委的义务，在这些关系当中，医生向患者报告诊疗经过和事故发生原委的义务便构成了患者的权利”[7]。

      因此，本文认为患者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整个医疗行为应当是大概能够知悉。

      第二，危险领域说认为，由于该危险领域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加害人更容易了解事件发生的情况，因此，容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医疗侵权诉讼中，医方是否就一定能够控制整个诊疗护理过程、是否就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加以主导和控制。本文认为，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和主导医疗过程和医疗风险，相应地对于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并不能够完全掌握，患者的疾病发展过程常常超乎医务人员的控制。

      与其他自然科学明显不同，医学是一门复杂性、发展性和试验性的学科。“医患双方都希望通过医疗行为，减少患者的病痛，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健康。但是，生老病死是任何人也不能抗拒的规律，医学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还有许多无法探究的生命禁区，医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经验科学的阶段，有很强的实践性，每一种医疗手段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和验证，它还不是一门真正的精密科学。”[8]因此，人类对医学探索，当前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而且有许多医学领域，医学专家至今都不能精确地掌握。例如癌症、艾滋病等疾病，全世界医学界至今都没有研制出有效的治愈方法。医疗侵权中确实存在危险领域，但是医患双方往往都不能控制这种危险领域。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却能够实现程序公正。例如环境污染民事诉讼，污染企业对整个侵权行为过程应当了如指掌，对污染的各项技术和数据也都清清楚楚。而且污染企业能够直接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和排放，对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的证据，非常容易就能够加以固定、保存、提供。而环境污染受害人通过一般调取证据方法，往往很难接近污染企业并调取证据，加之受害人通常又对污染侵权行为有关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换句话说，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既不能接触到与污染相关的证据材料，也不懂与污染有关的专业知识，这就当然加重了环境污染受害人的举证负担。相反，污染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污染侵权行为，掌握着污染侵权行为的相关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污染企业能够从污染物质排放过程中直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并不一定就加重了污染企业的举证负担，相反，却能够辅助弱势的受害人，使双方当事人达到实质上的诉讼地位平等。

      医疗过程中，诊疗护理行为不一定完全处于医方的控制之下，医疗机构也不一定就能够容易地证明自己无过错。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患者挂号就医，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医生并不能完全控制患者的病情发展，也不必然对患者的诊疗护理过程能够了如指掌。因为，医生为患者诊断治疗，患者的病情并不一定通过现今的诊断和医学检查方法都能够确定。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人类社会产生至今都一直在不断探索自身的身体结构，以期达到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治疗。但是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性、现有医学知识的有限性，导致医生对于一些特殊的疾病也不能拿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时，医疗机构就不能够控制患者疾病诊断治疗的过程，相应地，也提供不出证明自己诊疗护理过程合法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人的了解的局限性和人的个体差异性。对人的了解局限性是由于研究手段的有限性所导致的，但现有的水平是有限的，所以医学对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对疾病的认识是有限的，这就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误诊和误治。”[9]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具备正当性。

      第三，危险领域说认为，这种加重危险领域控制人的举证责任之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损害的发生。这个立法目的之基础就在于，危险领域控制人能够通过自己谨慎的注意义务而有效地预防损害的发生，例如污染企业加大排污的控制力度，引进污染物的处理设备，是完全能够防止损害的发生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有一个预先的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警示着危险领域的控制人，使其充分衡量自己危险行为伴随的实体法后果和程序法后果。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能够有效地威慑危险产生人，能够预防损害后果的发生。表职称论文

      但是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医方不能够完全控制诊疗护理行为的结果，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最为重要的是，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并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仅仅占据整个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障属于国家财政拨款。

      因此，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根本不具备危险领域说立法基础，最终，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标准不适用危险领域说。

      二、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医疗侵权实体法主观归责原则相矛盾

      (一)民事侵权行为法中的归责原则

      在民事实体法领域中，侵权责任的归责形态分为三种，分别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不利后果而容忍其结果发生。过失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不利结果而没有预见，从而致使结果发生，或者已经预见但自信结果不会发生，而终于发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诉讼中，受害人应当对加害人的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对有关行为进行社会性的价值评判，即依据公共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对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出判断，以确定其致害行为是‘应受谴责’抑或‘可以原宥’，并以此为根据决定其责任的有无以及责任的轻重，从而使行为的是非界限和责任界限得到明确的划分，并有助于使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得到准确判定。”[10]

      过错推定是另一种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当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时，如特殊类型侵权诉讼中损害结果发生后，不对疑似加害人的主观过错进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评价，直接推定该疑似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而由该疑似加害人证明自己无过错的一种归责原则。例如在特殊民事侵权行为的建筑物及其搁置物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对于疑似加害人就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即只要有以上的结果发生，就推定疑似加害人有过错。

      而无过失原则是对于加害人最为严格的一种归责原则，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世界各国立法者基于公平正义之考量，先后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但过错责任原则仍然属于普遍性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为适用于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

      (二)我国医疗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关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我国诉讼法学界通说一般持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司法解释对于医疗侵权诉讼也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有学者认为，“尽管医疗机构与患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患者因自身的客观情况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而主张医疗机构犯有过错行为时，往往很难举证，医疗行为侵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单纯的过错责任原则难以定位和解决医疗侵权纠纷。因此，对于患者提起的侵权诉讼，在认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时，应首先推定其有过错。”[11]另有学者认为，“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损害性、高风险性，同时又是人类健康所必需，医疗科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地临床实验、探索中取得的，因此，法律允许一定风险存在，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发生损害后果，医方就要承担责任，这样对医方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医疗科学的发展，不利于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利益。所以，对医疗损害行为应当推定被告的行为过错。”[12]

另一方面，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其就医时身体受到损害，不管该损害是由医务人员可归责性的诊疗护理行为造成的、还是由于患者自身特异体制原因、以及疾病的自然转归等原因造成，法院都将首先推定医方的诊疗护理行为与患者的人身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医务人员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过错。一般情况下，医方如果将医疗行为的整个过程做了详细且客观的病程记载，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受到了充分的保障，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行为中又完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操作，这时，医方就可以通过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没有主观过错，医疗损害不是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造成的。

      但是，如果由于患者自身的原因，例如不配合治疗或者不可抗力，造成医方无法举证，这时，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和过错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由医方负担，那么将对医方造成严重的负担，从而使医患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发生严重的倾斜，这种程序不公正最终导致案件判决结果的实质不公正。

      本文认为，既然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损害性、医学科学发展的临床实验性和探索性，在对患者的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并不必然都优于患者的举证能力，草率地将医疗侵权损害归责原则认定为过错推定原则同样对医方不公平，也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日本民法也没有将医疗侵权行为纳入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范畴。《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时，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基于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涉及到对侵权行为中双方当事人实体法和诉讼法特殊规定，因此，日本对于医疗侵权损害行为归入过错责任原则，在诉讼中患者就对医疗过错负有举证责任。

      综上所述，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和无过错归责原则，是加重一方当事人民事实体责任和举证负担的特殊法律技术手段，立法机关必须在民事实体法中进行列举式的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医疗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1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1条：第3项规定：经营一定事业或从事其他工作或活动之人，其工作或活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损害他人之危险者，对他人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但损害非由于其工作或活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于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分别是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商品制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小幅致人损害、交通工具在使用中致人损害、经营一定事业和工作物致人损害四种特殊侵权行为，都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可见，这些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并不包括医疗行为致人损害侵权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5条、126条、127条分别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行为、产品质量不合格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行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道路施工侵权行为、建筑物及其搁置物侵权行为、饲养动物侵权行为等几类特殊侵权行为，分别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也不包括医疗侵权行为。“《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第182条[概念]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的过错，致使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或者其他人身损害的，为医疗过错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http： //www. civillaw. com. cn/qqf/weizhang. asp？ id=10714中国民商法网，最后登录时间：2009年9月4日。）可见，由我国民法专家所起草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也将医疗侵权行为界定为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将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界定为过错责任原则。

      要将某个侵权行为界定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各国各地区立法机关都非常之慎重，必定在民事实体法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免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滥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造成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的不平等，违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我国在民事实体法中并没有将医疗侵权纠纷规定为无过错归责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医疗侵权纠纷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归责原则的一般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我国医疗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本文认为，我国在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与我国《民法通则》相冲突，应当无效。医疗侵权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符合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原则。

      三、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重构

      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引起了国内诸多学者的讨论，由于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纠纷界定为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因此，通说认为，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加重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减轻患者的举证负担。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02年4月1 日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此种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在民法学上称作‘举证责任倒置’。”[13]另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实际上确认了在医疗事故举证责任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4]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的表述方式就值得商榷，举证责任是在民事诉讼中，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为了使法官能够作出判决，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一种规范，引导法官对真伪不明事实的认定。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一种否定性后果的危险负担。只要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一方当事人就要承受这种不利后果的负担。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一定存在举证责任的“正置”，而何谓倒置，何谓“正置”，法律既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理上也没有清晰的界定。理论界所谓举证责任的正置，通常指的就是某种占据当时通说地位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与通说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相较处于少数说。因此，举证责任分配不同的标准是依据不同的学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无论适用哪种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和标准，都是为了使各种类型案件的裁判达到公正的结果。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别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不在此限。具体到某一个民事案件，其举证责任分配要么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要么适用其他学说，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立法理论根本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和学说，举证责任倒置是我国民事诉讼学者创造出来并没有经过认真检验的一个概念。本文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正置不存在，就不存在倒置。表职称论文

      另外，所谓“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表述方法也值得商榷。举证责任是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对事实认定的一种拟制，它在诉前就分配给了一方当事人，不存在加重或者减轻的说法。按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方当事人要想使法官认定某个事实，必须使法官的心证达到盖然性优势，本文认为，在民事诉讼自始至终证明责任都是唯一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就启动证明责任规范进行判决，不论什么原因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都不会加重证明责任，只会促使证明责任规范从潜在的负担变成实质的负担。

      当事人举证困难，诉讼力量明显较弱时，法律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辅助，以强化法官的心证。但是通过这些辅助手段后，法官仍然不能达到盖然性优势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后果仍然要举证责任负担方承担。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之举证责任分配，应当严格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同时，为了辅助在医学知识和证据掌控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方当事人，法官在自由的证明评价上向患者倾斜，以保障医患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自由证明评价和证明责任统治者两个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明显的。自由的证明评价教导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在诉讼中提出的有争议的主张的真实与否，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获得自由的心证；证明责任教导法官，如果自由的证明评价使自己一无所获，那么，就必须作出一个评价。自由的证明评价王国停止之时，正是证明责任的统治开始之时；如果法官游历自由的证明评价王国，未能作出判决，那么，证明责任会给予他自由的证明评价所不能给予的东西。”[15]能够影响法官自由证明评价的因素有许多方面，医疗侵权诉讼中，为了辅助诉讼能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法律可以通过各种诉讼方法影响法官的自由证明评价。

      本文认为，在民事诉讼证明理论中，加强法官心证，减低存在证明困难的当事人之提供证据负担的证明制度与理论，可用来辅助弱势的患者。因此，医疗侵权诉讼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分配规则之前提下，可以通过表见证明、医方文书提出义务、当事人之证明妨碍、摸索证明等制度与理论辅助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影响法官对案件要件事实的证明评价，使法官容易达成盖然性的优势的证明度。

      结语：举证责任是法官在案件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的一种裁判规则，也为了严格贯彻实体法主观规则原则，医疗侵权诉讼应当采纳举证责任“正置”之规定，这样才能维护实体公正。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医患双方地位平等，可以通过表见证明、医方文书提出义务、当事人之证明妨碍、摸索证明等制度与理论辅助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影响法官对案件要件事实的证明评价，辅助处于弱势的患者，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程序公正。

 

 

 

注释:

[1]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M].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12.

  [2]王锡三.举证责任著作选读[M].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 1987. 61.

  [3]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92， 93.

  [4]王利明.民事证据规则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 2004， (1).

  [5]张卫平.证明责任的分配[D].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 2000.

  [6] [德]汉斯•普维庭.吴越译.德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04， 309.

  [7] [日]植木哲.冷罗生，陶芸，江涛译.医疗法律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96， 297.

  [8]宋咏堂，张晋.医疗纠纷导引[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3.

  [9]李大平.医事法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130.

  [10]王家福，梁慧星.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 453， 454.

  [11]洪坚，王克玉.析医疗侵权中的举证责任[J] .人民检察， 2002， (6).

  [12]艾尔肯.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78.

  [13]任晓春.浅析医疗事故侵权举证责任倒置[J] .现代医院管理， 2004， (1).

出生医学证明篇6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幼儿保健等母婴保健服务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是母婴保健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母婴保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母婴保健监督员，负责所辖区域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医疗保健机构开展母婴保健业务的，应当符合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的要求。

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经审查合格的，发给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一）从事终止妊娠手术、结扎手术、助产技术服务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发证；

（二）从事婚前医学检查服务的，由所在地市级以上（不含县级市，下同）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发证；

（三）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涉外婚前医学检查、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的，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发证。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到期由原发证部门重新审查发证。

第六条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医务人员，按照下列规定经考核合格的，发给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

（一）从事终止妊娠手术、结扎手术、助产技术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考核发证；

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和乡村妇幼保健人员合格证书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考核发证；

（二）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由所在地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考核发证；

（三）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人工授精技术的，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考核发证。

第七条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在申请结婚登记前，持本人下列证件到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一方户籍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户籍证明；

（二）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男女双方或一方为外籍公民、华侨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到承担涉外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检查。

经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第八条从事婚前保健工作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提高服务质量，

方便群众，在边远山区应当开展巡回婚前保健服务。

第九条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暂缓结婚的医学意见。

凡诊断有下列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之一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

（一）双方为遗传性中度智力障碍或者一方为遗传性严重智力障碍；

（二）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对检查结果有异议，可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医学技术鉴定，取得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

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与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不一致的，以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为准。

第十条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将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作为结婚登记的依据，经婚前医学检查认为应当暂缓结婚的暂缓办理结婚登记；认为不宜生育的，应当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方可办理结婚登记。

第十一条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必须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对边远贫困地区或者交费确有困难的人员，婚前医学检查的费用给予减免。

第十二条孕产妇应当在怀孕十二周内到医疗保健机构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定期接受产前检查、孕产期保健教育和医学指导。

在本省暂住的外来人员中的孕产妇，应当到居住地的医疗保健机构登记，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

凡筛查出的高危孕产妇必须转到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和监护。

第十三条经产前检查，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产前诊断：

（一）羊水过多或过少的；

（二）胎儿发育异常或胎儿可能有畸形的；

（三）孕早期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性缺陷的物质的；

（四）曾经分娩过严重缺陷儿的；

（五）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

（六）夫妇双方患有地中海贫血病的；

（七）省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孕妇经产前诊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提出终止妊娠医学意见，经本人签字同意（本人无行为能力的经其监护人签字意）后，医疗保健机构可为其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一）胎儿患严重遗传疾病的；

（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

（三）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危害孕妇健康的。

第十四条依照（母婴保健法》和本条例实行终止妊娠或结扎。术的，按照国家的规定享受休假和免费服务。

第十五条严禁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医学上确有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必须到有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专项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签署医学意见，经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六条孕妇应当住院分娩。高危孕妇必须到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

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没有条件住院分娩的正常产妇，应当由持有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人员助产。

乡（镇）在离医疗机构五公里以内区域、县城镇和城市不得设立集体或个体接生站。

第十七条医疗保健机构依据助产人员签署的出生医学记录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家庭接生的，凭接生员签署的出生医学记录，由乡（镇）卫生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在途中出生的，由产妇户口所在地医疗保健机构查实后，出具出生医学证明。

户籍登记机关必须依法查验出生医学证明，方可办理新生儿户籍登记。

出生医学证明由国家统一印制，逐级发放到各医疗保健机构。

第十八条全社会都要保护和支持母乳喂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母乳喂养制度。各单位应当为妇女哺乳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九条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婴幼儿提供以下保健服务：

（一）科学育儿的医学指导和咨询；

（二）婴幼儿的定期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监测；

（三）小儿常见病、多发病防治；

（四）体弱、伤残、弱智儿的康复保健服务；

（五）计划免疫；

（六）省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条全省实行新生儿疾病筛查制度。

承担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认真做好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的筛查，其他医疗保健机构应当配合做好样本采集和送检工作。

第二十一条新生儿出生后三十日内，应当到其母亲户籍所在地的医疗保健机构登记，建立儿童保健手册，接受婴幼儿保健系统管理。

在本省暂住的外来流动人员中的婴幼儿，应当到居住地的医疗保健机构登记办理儿童保健手册，接受婴幼儿保健系统管理。

第二十二条卫生行政部门对托儿所、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负责辖区内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和监测。

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应当符合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卫生保健标准，并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保健合格证书。

第二十三条儿童入托儿所、幼儿园应当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凭儿童人托儿所、幼儿园健康检查表、儿童保健手册和儿童预防接种证，方可办理入托、入园手续。

托儿所、幼儿园工作人员和家庭看护婴幼儿的保姆每年必须到单位或家庭所在地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患有国家规定传染病、滴虫性及霉菌性阴道炎、化脓性皮肤炎、精神病等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儿童看护、保教工作。

第二十四条对《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指定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和本条例规定的疾病实行首诊报告制度。

全省实行孕妇产妇、婴儿生命和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建立孕产妇、围产儿死亡评审制度。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组织（以下简称鉴定组织），其成员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同级人民政府聘任。鉴定组织的日常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对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和产前诊断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到诊断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鉴定组织申请鉴定。

鉴定组织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时间，但最多不得超过六十日。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鉴定组织申请重新鉴定，鉴定组织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鉴定结论。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

第二十七条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应当遵纪

守法，秉公执法。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从事母婴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文明服务，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凡违反本条例，出具虚假的医学证明或违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所在的医疗保健机构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消其执业资

格：

（一）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或违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经制止仍没有

改正的；

（二）出具虚假医学证明给当事人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给当事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

第二十九条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而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鉴定、终止妊娠手术，以及出具本条例的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制止，并给予以下处罚：

（一）警告

（二）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经制止仍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出生医学证明篇7

关键词：医疗事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分配

一、引言

从2002年9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较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作了较大改动。尽管该《条例》已经出台了一年左右，但人们对医疗事故处理的讨论并没有结束。笔者通过这段时间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的实习，接触到一些有关医疗纠纷案件，让我也萌生出参与这一讨论的念头。笔者就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这一话题，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二、医疗事故概念及构成要件

1.医疗事故的概念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2.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

根据国务院有关医疗事故处理法规的精神，我认为医疗事故责任的构成要件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从行为主体上看，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医疗机构以及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有的学者认为，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两个问题：首先，在除医务人员外，与诊疗护理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他们不具有从事医疗护理的资格，故不能成为该责任的行为主体。二是不具有行医资格的人在行医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如“乡村医生”、“巫婆医生”等非法行医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产生医疗事故责任。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从主观方面上看，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的过失。医务人员没有这种过失的，不构成医疗事故责任。这种过失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疏忽大意所引起的过失。这是在医疗事故发生中，根据行为人相应职称和岗位责任制要求，应当预见和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患者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未预见到、并致使危害发生的；二种是由于自信引起的过失。这是指行为人虽然遇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患者导致危害的结果，但是轻信借助自己的技术、经验能够避免，因而导致了判断上和行为上的失误，致使危害发生的。具体地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医疗人员具有医疗过失行为：

1） 有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抢夺病历资料行为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抢夺病历资料。”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这一规定，即为有过失；

2） 未尽到必要说明义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没有尽到必要的说明义务，即为有过失。

3） 违反医疗服务职业道德的。

第三，从其性质上看，构成医疗事故过失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其违法性表现在医务人员的医疗护理行为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律、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义务。

第四，从时间上看，必须发生在医疗活动中。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造成的后果。“在医疗活动中，”是医疗事故发生的时间特征。相反，在医疗活动之外，均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

第五，从产生的后果上看，须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医疗事故所侵害的是患者的人身权。因此，只有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才能产生医疗事故责任。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必须是“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害导致功能障碍的。”不及这种程度，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

第六，从相互关系上看，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也就是说，医疗行为是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发生的原因。在医疗事故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与医疗过失的认定一样，须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能证明，即应认定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对于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争议的，可以通过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最终来确认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性，若最终鉴定的结果为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

三、举证责任内涵及法律特征

1.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又称证明责任）的含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

在英美法系，美国学者迈克尔。贝勒斯主张，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即论证责任）。证明责任原则有：举证责任，应由提出争执点的当事人承担，但对方当事人有取得和控制证据的特殊条件而使举证有失公平的情况除外；说服责任，应当由举证的当事人承担。除为避免判决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更大的道德错误成本而需要更高的标准外，证明证据较为可靠即可。

在大陆法系，一些学者普遍认为，举证责任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主观的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为当事人的义务。二是指客观上的举证责任，即实质上的结果责任，由不能举证的当事人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

我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为：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它的内容包括：一是行为责任，就是由谁来举证；二是后果责任，就是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的后果究竟由谁来承担。具体包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应该加以证明，以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将可能导致法院对自己的不利判决，即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2.举证责任的法律特征

我国的著名法学家、民事诉讼法学的权威学者江伟在他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中，对举证责任的法律特征这样讲述到：

第一，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一种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也是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一种裁判规范。对当事人而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或称之为负担；

第二，举证责任是法律抽象加以规定的责任规范，不会因为具体诉讼的不同或当事人的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证明责任的分配或承担在诉讼发生之前就存在于法律之中。只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出现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它的作用才表现出来。因此，证明责任是法律预置的规则；

第三，证明责任只有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才适用。案件事实能够被证实或被证实的不能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真伪不明”的含义是：（1）、该事实属于要证事实，需要证明；（2）、在作出裁判之前，所有证明手段都已经穷尽、法官仍不能判断真伪。“真伪不明”一般指的是案件而不是法律。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举证责任的法律特征简单、通俗地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其次，人民法院在这一活动中，只是一个裁判者，并不充当举证责任主体的角色。

再次，举证的对象是在诉讼之前发生的，这是其显著的时间特征。如果证明对象是发生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那么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就受到严重削弱，因为它们可能存在“伪造”的嫌疑。

最后，并非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均属于举证责任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示承认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指出的另一件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所确定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这些均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才适用举证责任。

四、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纠纷中的适用

从2002年4月1日起，在我国因医疗行为侵权的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上的改革。患者将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医疗过程有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而改由医疗机构来承担。这一转变来源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规定为：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疗过程有无过错承担举证的责任。这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通常被称为的“举证责任倒置”。

1.关于“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适用的合理性

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理依据，主要是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和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患方举证困难。实施新的举证规则后，必将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在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中，患者的确存在举证方面的障碍。为平衡当事人利益，更好地实现实体法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宗旨。自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有的学者把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的原因归纳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患方不可能具备相应的医疗知识，对医疗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难以了解，因此无法提出证据证明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中有过失行为。

其次，诊疗护理虽都有病历记载，但这些病历都在医师或医院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之中，患者无法接近或获取。即使卫生部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对病历的保管与查阅作出过规定，对患方也是大为不利的。

再次，有些情况下，如患者处于无意识状态、死亡等情况，对医疗行为有无过失不可能认知，也就更不可能举证。以上三条理由，最终说明：患者无法窥知医方控制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件经过，通常处于无证据状态，而医方对于自己领域内所发生的侵权行为，较容易了解真相，也更能接近或占有证据。

综上所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公平公正解决医疗诉讼案件的需要，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项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有其合理性的。

2.应当正确识别“倒置”

固然，在处理医疗事故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在举证方式上实行其“举证责任倒置”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对其所否认的原告主张的所有事实都负有举证责任。即被告举证责任时，就是举证责任倒置。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在一个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有可能承担一定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同样，在医疗侵权纠纷中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在医方，而患方不需要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只要认为医方有过错就可以告医方。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一般侵权行为要有四个构成要件：行为人的行为要有违法性；行为人要有主观过错；有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只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有无主观过错两个要件上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倒置。

但是，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医疗机构在举证时，有比患者更多的便利条件，在取得证据的能力上优于患者。所以，法律是向弱势的患者倾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患者自行取证难的问题，更好地保护了患者的知情权，尽可能地避免了医疗行为中患者与医务人员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问题。这一新规则，是符合司法实践发展要求的，也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措施。医疗机构也要了解患者的权益，并尊重这些权益。同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要了解患者的义务，在抗辩时，多从患者是否违反了医院制度、是否侵犯了医务人员的人格、是否对医疗积极配合、是否同意检查等方面考虑。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举证责任的转换只是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患者举证责任，但并没有完全免除患者举证的责任。患者在起诉时要有起诉证据，在提出主张时也要有相对人、机构、损害的证据和要求赔偿的证据。不论什么案件，当事人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在客观地位上才有弱势和强势之分。全面地明白了这些之后，才能正确地识别“倒置”。

3.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们对“举证责任倒置”有了比较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之后，接下来也许你会这样思考——作为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应当怎么来处理和解决医患双方的纠纷呢？“产权明晰”这一经济学术语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作为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办理有关医疗纠纷的案件中为了更好地、正确地处理这些案件，就必须首先分清楚医患双方各自承担的具体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医患双方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可以这样来划分，以供参考。

（1）、受害人（患者或其法定人）的举证责任：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受害人应当就自己受损害的事实和接受过医疗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损害包括病员生命和健康的损害，患者本人及其亲属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接受医疗的事实可以通过挂号、交费等诊疗手续来证明。

（2）、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医疗机构是指医院或经过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如下举证责任：

第一，病员的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多数案件中，医疗行为与病员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确。但在一些疑难、复杂的医疗纠纷中，必须经过专门技术鉴定方可确定因果关系。

第二，医疗机构不存在医疗过错。医疗机构如果要免除自己承担的侵权责任，就要证明自己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探索和研究，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他们认为，医疗机构证明自己没有医疗过错的途径表现为：

1） 损害结果属于医疗意外。医疗意外是指医疗机构无法预料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或医疗机构确实无法避免医疗损害结果；

2） 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必须是难以预料和难以避免时，才可以成为免责的条件；

3） 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如果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则可以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如果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只是损害后果的出现的原因之一，医疗机构也有过失时，应依过失相抵的原则，由双方分担责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但是为了处理医疗事故，而且要避免医疗事故。一旦发生了医疗事故，要科学、公正地来进行处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权利。一些无法避免的，在目前科学技术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强求医院和医务人员解决，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不但要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对医患双方来讲都是公平和合理的。同时，让医患双方明确自己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有利于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确实增加了医院的举证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就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实际上，根据医患双方对证据掌握的多少，应该合理地分担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其目的都是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发生了医疗事故是谁都不愿意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正确处理。该原则既要求法院全面、准确地了解医疗事故本身，也要求对事故原因及责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既要求正确、妥善地解决医患双方的纠纷，对受到损害的患者作出合理赔偿，也要求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对承担责任的医方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的尊严与权威。

参考文献：

房绍坤主编：《民商法问题与实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美]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董峻、赵建华：《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纠纷诉讼的影响》，载于《医学与哲学》，2002年7月第23卷第7期。

出生医学证明篇8

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也呈逐年上升之势。近年来, 由于患者和医院之间的信任关系日趋紧张, 由医疗争议引发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令人触目惊心。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医疗侵权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规定》抓住了医疗诉讼的关键，既体现了法律的宗旨，又体现出法律严肃、公平、公正的震慑力量。这种举证责任规则从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患双方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等地位，部分免除了患者的举证责任，扩大了对患者的保护范围，加重了医疗机构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医疗行为本身就具有高度风险性和高度未知性，如果医疗机构为避免医疗纠纷，不敢大胆尝试新的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将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本文从医疗纠纷的含义及特点着手，对举证责任及其法律特征、举证责任倒置及医患双方的责任分配等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与国外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相比较，正确认识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努力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依法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秩序，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疗纠纷、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

一、 医疗纠纷概述

医疗纠纷特指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行为及其后果和原因产生异议时所引发的纠纷。在实践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医疗纠纷单指医疗机构在为患有某种疾病、伤痛或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单纯的诊疗康复服务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后果，由此产生异议引发的争议。广义的医疗纠纷还包括医疗方与要求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及其他特殊服务（如美容、接受绝育手术等）的就诊人之间因对医疗服务及其后果和原因产生分歧引起的纠纷。医疗纠份有其自身的特点:

1，医疗纠纷特指发生在医患双方间的纠纷。这里的“医方”主要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指医护人员，还包括医疗机构中负责管理和后勤的工作人员。这里的“患方”不仅指患有某种疾病、伤痛或功能障碍的患者，还包括并未患病或受伤，只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及其他特殊服务（如美容、接受绝育手术等）的就诊人员，以及当上述就诊人员发生残疾或死亡时，与他们有抚养或赡养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患者的配偶、子女或父母。

2，医疗纠纷的客体为生命权或健康权。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的分歧总是围绕着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人身健康是否受到医疗行为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是否是合理、合法展开的。也就是说，医疗纠纷是围绕该医疗行为是否实施了错误的诊断、治疗和操作等医疗行为，并且该错误的医疗行为直接导致患者出现了不良后果。比如，医疗事故纠纷就是比较多发的一类医疗纠纷，而医疗欠费纠纷和患者的肖像权侵权纠纷就不是医疗纠纷，因为后两者不是人身损害纠纷，而是财产权和肖像权侵权纠纷。

3，引起医疗纠纷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也就是说，引起纠纷的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康复、预防保健及其他应就诊人的要求所采用的医学方法而实施的针对就诊人的人身健康的特殊服务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比如，利用医疗手段对患者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引起的纠纷就不是医疗纠纷。

4，医疗纠纷的解决需要较强的医学专业知识。以患者的人身为行为对象的医疗行为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要求，因而判断医疗行为是否造成人身损害更需要具有医学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组织介入，比如由医学专家和法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小组等。

5，医疗纠纷引起的医疗侵权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法律后果。虽然从事疾病诊疗活动的是医务人员，但其诊疗活动属于职务性活动，因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二、 举证责任及其法律特征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源自罗马法，现已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在大陆法系中，一些学者普遍认为，举证责任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主观的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为当事人的义务，二是指客观上的举证责任，即实质上的结果责任，由不能举证的当事人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是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当事人负担败诉的风险。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责任，即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后果责任，就是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的后果究竟由谁来承担。具体包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应该加以证明，以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将可能导致法院对自己的不利判决，即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举证责任的法律特征；

第一， 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一种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也是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一种裁判规范。对当事人而言，待证明事实真伪不明，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或称之为负担。

第二， 举证责任是法律抽象加以规定的责任规范，不会因为具体诉讼的不同或当事人的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证明责任的分配或承担在诉讼发生之前就存在于法律之中，只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出现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它的作用才表现出来。因此，证明责任是法律预置的规则；

第三， 证明责任只有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才适用。案件事实能够被证实或被证实的不能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举证责任的法律特征简单、通俗地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第二，人民法院在这一活动中，只是一个裁判者，并不充当举证责任主体的角色；第三，举证的对象是在诉讼之前发生的，这是其显著的时间特征。如果证明对象是发生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那么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就受到严重削弱，因为它们可能存在“伪造”的嫌疑；第四，并非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均属于举证责任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示承认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指出的另一件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所确定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这些均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在待征事实真伪不明时才适用举证责任。

三、 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的适用

1， 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按照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将本属于原告方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方来承担，当被告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时，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医疗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实行的是举证倒置原则，即先由患方就医疗行为、医疗损害承担举证责任，而后由医疗机构就其无过失和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无因果关系从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必须注意两点；（1）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诉讼，对于非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和因医患合同违约的诉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

原则；（2）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范围内。对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其他问题，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2， 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医疗侵权纠份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对医患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规定，即由医疗机构负责就原告提出的由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责任的主张提供相反证据，否则将承担由于举证不能所带来的承担侵权责任的不利后果。这对医患双方均是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医疗纠纷而引起的侵权诉讼所需要通过举证来说明的问题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项，列表示意如下；

争议问题 举证责任分配 适用原则

当事人身份 各自自行举证 谁主张，谁举证

存在医疗行为 患方（原告） 谁主张，谁举证

不存在医疗行为 医方（被告） 谁主张，谁举证

医疗行为与后果关系 医方（被告） 举证责任倒置

损害结果存在 患方（原告） 谁主张，谁举证

损害结果不存在 医方（被告） 谁主张，谁举证

损害结果的程度 患方（原告） 谁主张，谁举证

医疗行为无过错 医方（被告） 举证责任倒置

患者存在过错 医方（被告） 谁主张，谁举证

第三人过错 医方（被告） 谁主张，谁举证

法定免责事由 医方（被告） 谁主张，谁举证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例外，是指在一定情形下，对特定的待定事实，不按民事证明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将一般情况下由原告负担的证明责任予以免除，而将该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由被告负证明责任。但其他的待证事实，仍需按“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进行举证。

四、 中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立法比较

（1） 差异——责任负担的分配不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实施前，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一直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实施以后，我国医疗事故诉讼的举证责任由医院承担，因此，在这类诉讼中，患者只须证明曾在医疗单位就医并存在损害结果，而医疗机构则应当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变化调整了以前诉讼程序中的不平等因素，更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平”原则，更好地体现了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宗旨。美国法院在审理医疗诉讼案件时，作为原告的患者必须提交证明医师存在过失的初步证据，一般需要提供专家证言，尔后才能将案件提交陪审团进行审理。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美国对于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仍是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2） 相同——立法目的与思想的一致；虽然从表面看来，中美两国对这类诉讼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是相反的，但从立法思想来看，都是为了同时保护医生和患者的利益，都是把患者和医生的关系看成服务和被服务的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在美国规定由诉讼提起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与其公民知情权受保护的程度，法律意识及基本医疗知识的水平分不开的，在中国，由于对患者知情权保护不充分，加之患者法律意识较差，基本的医疗知识也有所欠缺，为了保证作为平等法律主体的医患双方的最大利益，必须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才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公平原则。两个看来截然不同的规定，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立法思想基础上，其保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实质确是相同的，即；把医患双方看成是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两个主体，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以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公平。

五、 正确认识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1， 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纠纷中适用的合理性

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理依据，主要是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和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患方举证困难。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依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在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中，患者的确存在举证方面的障碍，为平衡当事人利益，更好地实现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宗旨，自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从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患双方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等地位，加重了医疗机构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的学者把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的原因归纳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患者及其亲属不可能具备医疗方面的知识，对医疗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难以了解，因此无法提出证据证明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中有过失行为。

第二， 诊疗护理虽都有病历记载，是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依据。但这些病历记载都在医师或医院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之中，患者无法接近或获取，难以在事故发生后立即保全证据，而医方却有充分时间补强证据，甚至可能将对其不利的证据予以毁灭。

第三， 患者在死亡的情况下无法举证。即使没有死亡，处于昏迷、病情危重状态中的患者和在治疗过程中处于麻醉状态的患者也不可能举证，而患者家属不可能参与治疗的全过程，由他们举证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使得患方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导致了患方往往在诉讼中败诉的结果。

综上所述，考虑到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接触并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也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因此，“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公平公正解决医疗诉讼案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项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有其合理性的。

2， 如何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倒置”。

（1） 虽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原告仍要负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对于缺乏医学专门知识和病历记录的患难者来说无疑是免去了寻找证据的痛苦经历，但并不是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患者就要以高枕无忧了，对于提请诉讼的患者当事人仍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和风险意识。诉讼本来就是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并就此请求共同举证、质证，以证明其事实存在的过程。具体来说，患者应该积极收集和保留就诊事实、损害后果以及损害程度方面的证据，如保留好有关挂号证、收据、主动从医疗机构复制记录了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史、辅肋检查结果和医嘱等客观情况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包括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理资料等。

（2）  医疗机构并不是负全部举证责任，而只是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医疗纠纷中，其一如果医疗机构主观存在过错，只要证明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可，其二如果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医疗机构只要证明主观上无过错即可。医疗行为是高风险行为，其抢救行为与危害行为往往合为一体，有些行为是现代医学所无法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医生在给患者实施治疗时无任何过错，结果却导致患者死亡，这是不能预见的，可能由患者的体质而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死亡原因跟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但是现代医学无法预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不负责任。具体来说，作为医疗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证据，完成举证：A、证明医疗行为的实施符合有关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的操作规程的证据；B、患者事前明确作出自有承担某种损害后果且不违背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意思表示，如患者在术前签署的手术同意书：C、紧急情况下，为使患者的生命健康免受更大损害而采取的非常规治疗手段的原因和事实，如对急救实施六小时内补记的病历、对患者实施多种药物治疗的医嘱单与配伍禁忌表等：D、患方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如患方拒绝或不予配合采取某种治疗措施时留下的记录：E、除医方和患方之外的第三方对患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如就诊时伤者的体征记录：F、损害后果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所造成的，如患者病程的自然转归病程记录：G、发生了不能预见而不能避免的情况，如患者的体质特殊等。总之，医疗机构要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从医疗行为中注意以上资料的完善。

（3） 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会增加医疗机构的责任，影响医务人员对医学新知探索的积极性。近两年出现了一些医生为避免医疗风险带来的医疗纠纷以及各种损失, 开始避免或拒绝提供部分高风险的医疗服务项目，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也因害怕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采取自卫性医疗行为，如让病人做许多原本没必要的收费昂贵的高科技的检查，增加了各种医疗会诊、转诊、化验检查程序，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也给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造成了浪费。再有就是一些医生不愿做难度高风险大的手术, 变手术治疗为保守治疗，使医生对新的医疗技术不能勇于追求和探索，这也将影响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更加深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医疗纠纷一方面涉及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医疗机构的重大利益，正确处理此类纠纷对于稳定社会，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构建相互信任的、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换位思考，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制度建设，用制度和法律来规范医患行为。必须加强医护人员技术和职业道德培训，培养其法制观念。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履行治疗告知义务、提倡诚信服务、增加医患沟通，在医疗费用、医疗质量等环节规范操作。患者也要理性看待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误差，尊重事实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更好地化解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 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 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3 王喜军、杨秀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例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

出生医学证明篇9

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赢得了人们普遍而热烈的赞誉，人们相信，新的举证制度和新的处理条例，将有助于病人权益的维护，有利于医疗市场的规范。近来，笔者与本校多位临床医生和医学博士生就此进行了交流探讨，从了解的情况看，医务人员普遍感到压力巨大，特别对于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持有诸多不同看法。笔者在此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检查套餐”损害患者利益

“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明显有利于患者的举证制度，它使得医务人员在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为了尽量避免医疗纠纷或为了在医疗诉讼中争取主动，医院必然会采取各种“对策”以求自保，比如要求病人在治疗或手术前签订各式各样的《委托书》、《协议书》、《责任书》，不签协议就拒绝治疗等等。对于医生来说，为了避免由于误诊而吃官司，也会要求病人在治疗前做一系列“检查套餐”，将原来的许多特殊检查变作常规检查。

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一个感冒头痛患者去医疗看病，以往最多需要十几分钟，开点感冒药即可。现在就没这么简单了，医生可能会要求患者去做脑电图，甚至去耳鼻喉科做彻底检查。因为除了感冒可以引起头痛外，脑子里长瘤子也会头痛，中耳炎、鼻窦炎、高血压、青光眼等等也会头痛，如果医生只给这位看似感冒的患者开感冒药，患者真是感冒自然不在话下，万一是其它病引起的头痛就会造成误诊，耽误治疗。如果患者事后去法院告状，医生就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检查套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有些医院和医生是出于谨慎，被迫这样做，也不乏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故意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给患者开不必要的药品，而“举证责任倒置”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举证责任倒置”有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很可能造成更多病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第二，“保守治疗”不利于医学科学发展

医学科学是在向未知领域的探索中一步步发展的，受认知能力和医疗水平的制约，医疗过程中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医疗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在医疗实践中，医疗风险与治疗效果之间，往往相辅相成，即某一种治疗方案也许最有效，同时这个方案也可能极具危险性。“举证责任倒置”将使得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清白”，而不是治疗方案是否最有利于病人，那些可能对病人非常有利却仍不成熟的治疗手段，将被摒弃的治疗方案之外，医疗界过去流行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句话，将很可能成为历史。医务人员向未知领域探索的积极性将被消解在吃官司的恐惧之中，而“保守治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多医务人员的首选。

医学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临床医学的不断摸索与创新，“保守治疗”将使得临床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阻碍，使得医疗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创新举步维艰。医学科学的发展受阻，医疗事业的日益萎缩，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患者的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医疗诉讼举证制度则不仅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维护，更关系到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所有医疗制度和医疗法规的出台，都应该从医学科学的特点出发，站在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否则，不论是多么良好的初衷，也难免和结果南辕北辙。

第三，“恶意诉讼”引发医患关系新危机

“举证责任倒置”，连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再成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的规定，大大降低了患者状告医疗的“门槛”，使患者从医疗纠纷中的“弱势”变成了“强势”，患者打官司变得很容易，医疗诉讼必然急骤增加。这其中，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将有一些人滥用诉讼权而恶意诉讼，甚至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耗费了医疗机构的人力物力，使得医院和医务人员疲于应付各种医疗官司。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负责人披露，目前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黑势力介入医患纠纷的情况。某些人为攫取不义之财，竟然把帮助患者闹医院和打官司作为一种职业，而有些患者故意在治疗时不予配合，采取各种手段将医院逼入有口难辩、举证不能的窘境。前不久，哈尔滨市6家医院在明知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竟无一例外地向两名假患者乖乖“投降”，共被诈骗走5万余元，原因就在于医院担心被“胡乱告”。虽然目前这种情况尚属个别，但从中能够依稀看出医患关系新矛盾的苗头。

实际上，以往让患者举证医院“不清白”是件很困难的事，现在让医务人员举证自身“清白”，同样不容易。虽然医院掌握有病人病历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往往并不足以说明治疗过程是否有过失，医院不可能将医生与病人的每次谈话都录音，也不可能将每次手术过程都录像。而从论证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医学上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它是“多因一果”的，那么即使再高明的医生，有时也很难把因果关系理个明白，理不明白自然无法举证，无法举证就意味着败诉。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在解决患者举证难的同时，却将医院和医生推入了举证难的尴尬境地，使得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中处于另一种不对等状态，这个新规定在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却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权益。

出生医学证明篇10

关键词：证明责任 认知能力 无过错责任 过错推定

本文所探讨的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医疗纠纷案件），是指因医疗机构在从事诊断、治疗和护理等过程中因过失而导致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功能障碍或其他不良后果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一般理解，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病员（原告）负有证明存在医患关系和损害后果的证明责任；而医方（被告）负有证明医疗行为无过错及与病员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在实践中，为完成举证责任，病员多以病历、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检查报告等证据证实存在医患关系和损害后果，而医方均以医疗事故鉴定来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基本上根据其鉴定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有的法官即使感到鉴定结论有失偏颇，但很找出其他盖然性更高的证据，于是只得根据鉴定结论下判，造成鉴定结论决定判决结果的局面，形成审判权变相的转到医学会的尴尬局面。

法[2003]20号通知明确法院在审理医疗赔偿纠纷案件时可以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因此，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法官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通过举证责任的正确分配，根据民法的原则解决该类纠纷。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①  对于医疗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实行的是举证倒置原则。但是，医疗纠纷案件千差万别、绝少雷同，其中的证明责任，绝非仅有以上几个方面，也绝非一律机械的适用上述举证责任。此外，同一案件中双方主张的过错和因果关系也往往并非唯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并非十分明确，而是呈多样化，具有灵活性。务实中，我们曾遇到以下问题：

第一，原告对于医方具有过错的也负有证明责任。

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一般只对诊疗行为的科学性（是否符合医疗常规）进行鉴定，而原告主张的诸如护理等方面的过错，往往需要原告举证。

如原告张小卫诉被告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一案中，原告主张四院在其被救护车送至该院后，该院医师没有对其及时救助，导致病情急剧变化，最终导致引产。再如原告苏士猛等三人诉被告徐医附院一案中，原告主张死者住院期间发生休克后曾多次寻找值班医生和护士，均未得到及时救助，最终死亡。按照证据规则，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不存在以上过错。医方如要完成证明责任，只能令其医务人员当庭做出证言，或者依据病案记录来证实。但是，医务人员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病历记载又等同被告陈述，其证明效力达不到基本的盖然性要求。

我们认为，上述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可以适当的转移给原告。因为，原告举证证明则相对容易和客观，如原告可以举出同病房的患者和陪护人员的证言、有关单位的书证等。如上述张小卫一案，原告提交了市红十字救护站的证明，证明原告于凌晨3：20被送到四院，而该案被告病历上记载的诊疗开始时间为4：30，法院据此可以认定被告贻误治疗的事实成立。再如苏士猛一案，原告对医方怠于履行救护职责仅有当庭陈述而无相应证据证实，但被告人对该事实既未予认可，亦未明确表示否认。因此，法院依照证据规则推定被告存在贻误治疗的过错。

依照证据规则确定医方过错未必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均属于医疗过错范围。法院可就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法医鉴定或者医疗事故鉴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普遍存在的针对性不强的弊端，能够就原告的主张、案件的焦点进行深入的审理，最终判决也就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和公正性。

第二，法官认知能力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

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知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证据法上所普遍适用的就某些特定的待证事实由法官直接加以确认，从而免除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一种诉讼模式，属于一种特殊的审判上的查明方式②。可以说，法官较常人更具有合理分辨、判断事物的能力，因此，在对于显著事实进行识别、认定的能力上至少不应当低于一般常人。目前，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于法官司法认知的范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体现了对法官裁量权的扩大，强化了职业技能，有助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③。

司法认知原理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就是不能单纯的以医患双方对某一事实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必然使之成为证明的对象（即医学鉴定并非必要程序）。尤其对于标的小、争议焦点集中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可以适当扩大司法认知范围，不必完全依赖于医疗事故鉴定。也就是说，法官完全可以通过参阅医疗权威方面的论著和资料，对于一些医学常识性的问题进行判断，从而减轻和免除了当事人部分的证明责任，体现出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

众所周知，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医疗行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人难以了解医生诊疗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也难以判断其科学性以及是否符合医疗原则等。但是，并不等于法官面对医学科学时完全一无所知、无从判断。随着医学科普知识的推广，一些医学常识可以归纳为证据规则第九条规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律”范畴（如注射青霉素应当进行皮试、输血前应当进行血型交配实验等）。而对于上述情况，当事人是无须举证证明的。因此，虽然是医疗纠纷案件，未必都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方可的出结论。法官完全可以依照自身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一些显而易见医疗过错作出正确的识别和判断。

如孙忠良诉被告徐州市矿务集团总医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孙忠良因右腿粉碎性骨折入院治疗，该院医师对其是否患有糖尿病仅进行了口头询问，在得到患者否定回答后即不再进行必要的检测。后该院按照一般患者的处理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导致伤处久治不愈，内固定钢板发生断裂，被迫进行第二次内固定术。二次治疗时医师即对孙进行了血糖测试，发现孙患有糖尿病，即采取了降糖消炎治疗，后治愈。具有一定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免疫力低下，对于损伤性的手术具有一定的禁忌性。进行医疗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方可保证治疗效果。该病例经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且对原告提出的漏诊糖尿病主张未予解答和说明。该案经主审法官查阅相关医学书籍和资料，明确院方存在过错且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本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院方在承担二次鉴定费用后另行赔偿原告10000元），但是该调解协议也是基于院方存在过错并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成就的。

第三，对于事实清楚的较简易的医疗纠纷案件，原告择以违约之诉的，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由主张违约方承担举证责任。

鉴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和患者个体的差异性，一般不能将治疗效果作为合同的标的④。在目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医疗纠纷均按照侵权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界定为过错推定原则。上述立法本意，旨在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同时也防止片面加重医方的负担。对于绝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竟择过错推定的侵权之诉明显有利于患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纠纷当患者选择违约之诉时则更有利于受害方权益的保护。

如李建成诉徐医附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李建成在五年前误食一鱼刺并致咽部发炎、脓肿至徐医附院行手术治疗。术前，医方没有采用对钙质异物敏感的X光射片检查，而是采取对软组织检测效果较好的CT造影进行检查。结果CT报告不能明确鱼刺是否存在及存在的位置。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院方仍然行手术探查，结果未能取出鱼刺。李建成出院后的五年里，咽部经常发炎、疼痛，一直服用抗生素来维持。五年后，李建成在其他医院先行X光摄片定位后，再次手术取出了鱼刺，痊愈。该案审理过程中，院方要求医学鉴定，但本院对此申请未予支持。我们认为，患者以病历、检查报告等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证实院方存在违约的事实。因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中，院方负有谨慎注意的义务。徐医附院在没有明确鱼刺是否存在和存在位置的情况下，即给对院方充分信任和依赖的患者草率进行手术，结果未能达到痊愈效果，造成了患者长达五年的肉体及精神痛苦，明显违背了民事合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无论医学鉴定结论如何，都不能免除院方违约之责。院方在认同主审法官上述观点后同意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院方赔偿患者损失4000元）。

再如边朝晖诉敬修堂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边朝晖看到敬修堂医院刊登广告治疗痔疮可以“不开刀、不住院、随治随走”，即到被告处就诊。该院医师对其病情检查后明确告知边朝晖，因其病情较为严重，不符合广告所列条件，必须采取分次进行微波治疗方可治愈。边朝晖遂同意分次治疗。院方分两次治愈原告病情后，原告以院方采取分次治疗且第二次治疗已住院为由，主张被告欺诈并违约，要求赔偿。我们认为，院方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是要约邀请，并非要约。原告初诊时，被告医师告知其应当分次治疗后，得到原告同意。此时，双方达成的合意是分次治疗（对于是否住院未约定）。后来双方按照该医疗合同履行，患者二次治疗时住院也是出于自愿，因此院方不存在违约和欺诈行为。在处理该案时，为稳妥起见，仍然委托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对医疗事故鉴定的依赖性可见一斑），延长了约4个月的审理时间。

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实际上没有必要进行医学鉴定。因为鉴定要证明的是过错和因果关系及损害后果，而本案原告主张的是违约和欺诈。按照合同审理，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得到维持。

第四，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不能视为完成举证责任，应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盖然性要求对鉴定报告进行认证或推定。

医疗纠纷案件之所以大多数均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乃是出于医方须以鉴定结论完成其举证责任。从鉴定的目的可以看出，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进行明确的判断。在实践中我们遇到很多鉴定报告对法院要求查实的问题避而不答，对原告的异议未予解答，或者鉴定的结论过于笼统，难以为法院定案所用。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要求医方就争议焦点继续举证，或者继续鉴定因果关系、过错，或者申请上级医学会再次鉴定，以完成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否则，视为医方未完成举证责任，推定其过错成立且具有因果关系，判令医方承担侵劝责任（当然，在此之前法官应当向医方充分履行释明义务，在医方拒绝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如原告张秀英诉被告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纠纷一案。张秀英因“进食哽咽感6月，加重1月”到被告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诊断：1、贲门腺癌；2、胃空肠吻喝术后。被告医师术前未告知原告术后有可能发生胆汁返流的并发症，于2001年3月13日在全麻下手术给予经腹贲门根治术。术后出现胆汁返流。张秀英于2001年4月16日出院后，前往南京军区总医院就诊，该院黎介寿医师于2001年5月24日为张秀英制定了二次手术书面方案。张秀英家人持该方案要求被告医院按照该方案为张秀英实施二次手术。2001年7月19日，被告医师为张秀英进行二次手术，术中改变原被告原先议定的手术方案，且未详尽告知原告变更的原因和理由。术后，张秀英胆汁返流未得到根治，于2001年8月25日出院。张秀英汁返流，体质虚弱，未能坚持化疗，于2002年9月查出身患胃癌。2002年9月26日，张秀英早南京军区总医院行远端胃切除、食道空肠Roux-on-Y吻合术，胆汁返流治愈。原告以被告手术方案并非最佳方案引发胆汁返流，并进而导致癌症复发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赔偿各种损失。

本案医疗事故医学鉴定的分析意见为：“1、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由于患者体弱、腹腔粘连，两次手术的术式选择均适当；2、术后胆汁返流系术后并发症；3、根据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相关材料，残胃再发癌与患者在徐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两次手术无直接因果关系；4、第一次术前未向患者交代术后可能发生胆汁返流的并发症，第二次手术中变更手术方式虽有交代，但不具体。”结论为：“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双方经法官明确告知、释明后均未提出重新鉴定。

笔者认为，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享有知情权。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同时，对于预定的治疗方案，如确因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出于保护患者利益的出发点而必须进行更改时，应当告知患者并征询其意见，尊重其选择权。本案被告虽然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但鉴定中对于变更手术方案是否符合原告的最大利益以及是否必须，以及手术与原告癌症复发之间是否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均未予明示，而被告自己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实变更二次手术方案系原告病情所必需，亦无证据证实变更行为得到原告的同意，且不能排除原告癌症复发与胆汁返流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我们就推定原告之损害后果与被告医疗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考虑到原告自身具有胃癌的原发病，即使无胆汁返流，其复发的可能性仍存在，故原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当共同负担。本案最后由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按照20%的比例进行了赔偿。

注释：

①见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②见毕玉谦著《试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③见毕玉谦著《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P88、P91，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