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范文10篇

出生人口范文篇1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切实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口结构改善、社会性别平等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50号）精神，现就切实加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意义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人口结构中的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十一五”期间，我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从125下降到116，但仍高于103—107的正常值，综合治理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导致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引发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县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把握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深刻认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迫切需要。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综合施治，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平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工作目标

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到2015年，性别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等观念深入人心，形成比较健全完善的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利益导向机制，母婴保健、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更趋完善，基本消除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行为和溺弃女婴等现象，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

三、工作措施

加大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力度，积极构建党政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全面落实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全程服务、严查“两非”、规范管理五项措施，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

（一）强化宣传倡导，营造宣传氛围。

加强宣传倡导，转变群众生育观念，规范群众生育行为，是综合治理工作的治本之策。紧紧围绕深化领导认识、转变群众婚育观念这一核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倡导工作，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加强高层倡导，建立人口理论进党校制度，在各种学习培训班上安排人口理论课程。加强社会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免费宣传品发放、“计生赶场”宣传活动、院坝会等形式，传播倡导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等文明婚育观念，引导群众转变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普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知识。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加强采访报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营造全社会关怀、关爱女孩的浓厚舆论氛围，赢得社会各界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视和对女孩生存成长环境的关注。

（二）建立利益导向，促进政策推动。

加强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利益导向工作，提高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发展能力，是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措施。各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和政策统筹，推动出台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农业部门要依法保障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承包权和其他权益，在农业技术推广、农民技术培训、沼气推广、万元增收等项目中，对计划生育女孩家庭予以优先安排。民政部门在村规民约制定和修改中，要认真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人力社保部门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等工作中，要尽力向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倾斜。扶贫部门在安排扶贫致富项目时，同等条件下要对计划生育贫困女孩家庭实行优先，并优先优惠安排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参加各种扶贫培训。各乡镇（街道）具体落实惠民政策时，要关注关照计划生育女孩家庭，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解决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具体困难。继续执行农村独生女报考市内高校和初中升县内职高中加分照顾政策，加大“助学工程”力度，资助学习成绩优秀的贫困计划生育家庭女孩完成学业。相关部门要制定政策措施，鼓励男到女家落户等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婚居模式。要多渠道多形式创造条件，鼓励、帮助女孩上学、女性就业、提升女性地位，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切实转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三）加强孕情监测，提供全程服务。

开展孕产期全程服务是掌握孕情、防止性别选择行为的有效手段。要把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结合起来，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卫生、人口计生、食品药监部门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胎儿性别鉴定管理、终止妊娠手术审批登记管理、终止妊娠药物管理、出生死亡报告、孕情监测随访服务等制度，严把性别鉴定、终止妊娠、B超人员持证上岗等关口，有效防止“两非”行为。要将有效预防性别选择行为的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关注重点人群，重视源头管理，认真做好孕前咨询、孕情监测、产后随访等工作，把孕产期全程服务落到实处。各乡镇（街道）、各村（居）要准确掌握怀孕夫妇人员情况，对合法怀孕的要随访服务，对非法怀孕的要作好思想工作，及早采取补救措施。各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要建立孕产期生殖保健服务档案，定期开展孕产期保健服务，动员怀孕妇女住院分娩，落实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对产后妇女定期随访，指导科学育儿，保证母婴健康，防止女婴被遗弃和非正常死亡。要加强流入地和流出地双向服务管理，从源头上防范流动人口“两非”行为。

（四）严格依法管理，严查打击“两非”。

禁止全县任何医疗保健机构、生殖健康服务机构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依法严厉打击“两非”行为，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机构和责任人的责任，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举措。人口计生、公安、卫生、药监等部门要紧密配合，协作联动，建立健全定期督查机制，监督检查防止“两非”行为相关监管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要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打击“两非”专项整治行动；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发动群众提供“两非”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并加以保护。加强执法监察，对从事“两非”的机构和人员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协作查办跨区域“两非”案件。

（五）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

加强统计监测分析，实现部门人口信息共享，是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重要保证。卫生、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住院分娩实名登记制度。人口计生、卫生、公安、统计等部门要建立相关信息收集、统计和共享制度。人口计生部门要充分利用全员人口信息系统等资源，加强统计分析，准确掌握出生人口性别比真实情况。公安部门要定期向人口计生部门通报新生婴儿户口登记情况。统计部门要及时向人口计生部门提供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统计数据，同时做好数据的统计分析。

四、加强领导，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任务，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考核。各乡镇（街道）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加强部门配合。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合力。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工作，形成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政策环境。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实现住院分娩、流产引产、户籍登记、入学、婚姻等信息共享。

出生人口范文篇2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危害

首先是有害于女孩的健康成长。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阴影中，从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其次是有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除了造成最直接、最明显的婚姻问题外，还将造成诸如对离婚人口比例的影响、单身家庭增多以及由于婚姻市场的挤压、竞争造成婚姻“劫贫济富”现象对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将会导致贫困地区的“光棍村”越来越多。

其三是有害于社会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不稳定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单身族的壮大，必将带来性犯罪、拐卖妇女等案件的发生以及一些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行为的产生。其四是有害于低生育水平的巩固。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生育的无计划性，使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受到威胁。

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措施

各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齐抓共管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关键。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搞好综合协调，尽快建立起政府组织、部门配合、区域协作、打防结合、防范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

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不能病急乱投医，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首位。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女孩、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

加快发展步伐，建立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利益导向机制。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资料的生产影响和决定着人口生产，只有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才能客观上让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解除后顾之忧，从主观上削弱对子女的依赖意识，淡化性别偏好。因此，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文化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利益导向机制。各级政府要依法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待政策，调动和保护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搞好优质服务，筑牢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大堤。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是防止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重要环节。计生和卫生部门要努力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切实解决想服务、能服务、会服务的问题。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都要建立中期以上终止妊娠的报告、登记制度，全面开展定期孕情检查。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优质服务，及时准确地掌握妇女孕情和服务需求。

出生人口范文篇3

1986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提议与倡导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与人口研究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广泛、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了全国及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也实属罕见。

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未突破1986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对1981年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归因分析的思维定势。

近期，一些西文学者及宣传媒体，对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升高成因，所作出的种种猜测、质疑与分析基本是老调重弹。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至今仍未有令人置信的相关成果可以诠释，使尚存疑点得以消除、尚存问题得以圆满答复所致。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安德森（BabaraA.Anderson）教授和布赖恩。西尔弗（BrianD.Silver）教授，针对有关中国80年代来出生性别比变动研究的近期成果与结论，在1994年关于中国的生育与出生性别比专题研究报告中，明确而坦率地指出：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了一些可能性解释的探索，但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期盼于今后的研究。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的概念、理论及其值域问题

所谓出生性别比，通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可有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对分孩次而言，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例如，某人口1975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5，则表明在1975年出生总人口中，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105.

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10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手册Ⅱ）（MethodsofAppraisalofQualityofBasicDataforPopulationEstimates，ManualⅡ）认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的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1967年美国优生协会出版的《优生季刊》第14卷第2期，刊登了印度孟买大学经济系普拉文。维萨里亚（PravinM.Visaria）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在该文给出的80个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中，有50个置于104.0～107.0，低于104.0，而置于90.2～103.9的有23个，高于107.0而置于1072.～117.0的有7个。1969年美国的唐纳德·博格（DonaldJBogue）在《人口统计原理》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约为105或106；1971年肯尼恩。坎梅耶（KennethC.W.Kammeyer）在《人口入门》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高102，但常为105，而生活条件差及艰难的地方，出生性别比低102；1976年亨利。赖奥克（HenryS.Shryock）等在《人口统计方法与材料》一书中指出，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为104～107；1981年罗伯特。加德纳（RobertGardner）在《人口统计分析技术》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为105～107；1982年，雪莉。福期特。哈特利（ShirleyFosterHartley）在《人口比较》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为103～106.总之，众说不一。

由于出生性别比值域在102～107之间，涵盖了全球多数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囊括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因而便成为对调查与登记数据进行质量评估的重要参考以及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的判别标准。然而，如果出生性别比低于102或高于107，是否就可以断定其统计质量低或出生性别比异常呢？仅凭此就武断地认定其统计质量低，并不可取；仅凭此而不管其高出107多少或低于102多少就武断地认定其出生性别比异常，也不可取。因为影响出生性别比高于107或低于102的因素中，有些至今仍未被人们所认识。无论是从定性看还是从定量看，也无论是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看，不少矛盾现象的矛盾解释所导致的矛盾性结论，在客观上已说明了这一点。

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1984年瑞典人口学者斯滕。约翰逊（StenJohanson）认为："如果只有那些生过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才去再生育第二孩的话，这种决定所生子女数量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出生性别比？统计上的回答是：不会。这是因为第一孩的性别不会影响第二孩的出生性别"。此话断定了第二孩及其以上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完全与再育前母亲生过的孩次、性别次序史无关，其实质是坚持男婴或女婴的出生概率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变值，既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为政党，也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为正常。

若"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与再生第二个孩子的性别完全指的是母亲"（马瀛通1993，1994），即以母亲再育前所历经的出生子女性别次序为条件，这就形成了统计学上的条件概率，回答就不会是否定而是肯定。

本文作者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与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或控制再育所占比重不同密切相关，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分别与曾生子女先后出生性别次序不同的母亲再育所占比重相关。

在论述出生性别比问题时，学者朴柴冰（ChaiBinPak）和楚兰湖（Num-HoonCho）在1995年第1期的《人口与发展论坛》（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Vol.21，No.1，1995）中提出了三种水平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其一是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二是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三是家庭规模出生性别比水平。对于前两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后一种提法，则值得商榷。因为他们所指的家庭规模是家庭的现存活子女数，而现存活子女年龄差异大，其出生的时间明显不同，不属于同期的时间范畴，因而不能直接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要领。具体来说，若是在生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多数生有一个女孩的家庭因生了第二个孩子而变成了生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必然会导致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所占一个孩子家庭的比重过大，其性别比无可置疑地要极端偏高。可见，以不同家庭孩子数划分的家庭规模性别比的高低，绝不能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水平。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与出生数量间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在全国性会议材料、报刊、研究报告甚至学术刊物中，仅凭为数极其有限的一村、一乡或一县的一年的出生婴儿数，就对所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冠以"正常"或"失调"的结论，已是屡见不鲜，这是问题其一。

从统计学讲，若观测的样本大到近1000万人，其误差趋近于零，这也是无可质疑的。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1%与10%抽样，其样本人口都超过1000万，分别为1100万和11000万。以1%的普查样本获得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1.4，以10%的普查样本获得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1.5.北京大学人口所的学者对这种差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在研究出生性别比问题中出现的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是问题其二。

在无极端因素直接干扰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值的变动规律呈明显的大数定律牲。所谓大数定律，是指对大量随机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的抽象化总结。其核心内容：一是明确指出，小量的观察很难从统计指标数值中得出必然的规律性的结论；二是十分肯定地认为，只有对所研究对象的随机现象进行充分而大量的观察，才能得出反映研究对象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结论。随着研究对象的观察单位数增加到足够量时，研究对象的规律才通过误差很小的稳定性统计指标值反映出来。

出生性别比指标具有大数定律性质的这一显著特征，明确地说明了不同的出生婴儿观察量所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一定置信度上必有其相应的置信区间观察出生性别比如同观察简单随机抽样结果一样，要保证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95%置信度上的置信区间范围很小，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相应观察样本规模，否则误差相当可观。例如，检测一个人口某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10.0的95%的置信度上，该值的上下限误差不超过0.4，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9.60～110.4之间，那么此需的出生样本观察量高达成300万人；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值上下限误差不超过1.8即保证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8.6～111.4之间所需观察的出生样本量也要高达10万人。

上述涉及到的"足够量"，通常是指在95%置信度上，要保证所检测的一个以随机原则获取的统计值，在其上下误差不超过一定的数值所需要的观察样量。若所观察的样本量越大，其检测的统计值的误差就越小；若所观察的样量越小，其检测的统计值的误差就越大。

根据计算，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为115.362，其95%置信度上的出生性别比置区间为114.603～116.127，即样本出生性别比115.362的上限误差为0.759，下限误差为0.765；10%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为111.649，上限与下限的误差均为0.233.

比1%与10%普查抽样计算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及其在95%置信度上置信区间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在95%置信度上置信区间的上限值111.649排除在外。因此，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矛盾现象。如果没有意外的特殊情况，凭借抽样的一般理论，便可以断定：以1%普查抽样计算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对总体的代表性较差，其产生原因不外乎有三种：要么是抽样技术问题：要么是质量控制问题；要么是抽样技术问题与控制问题兼而有之。需强调指出的是：1%普查抽样的基本单位是村与居委会而不是户。根据抽样的基本常识可知，整群抽样本分布均匀性，其样本代表性较差也较大。这就是说，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较实际误差更大。

这一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1%普查抽样资料用于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的一种可靠性评估。其结果表明：使用1%普查抽样资料进行出生性别比分析，因受制于抽样资料可靠性的影响，必然要对其分析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

重新认识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统计不实问题

对于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归因分析，国内外学术界虽在成因的主次排序上不同，在成因的确认上不同、在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否反映客观事实上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出生性别比大大高出107是一种反常现象。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可大致归结为：若干数量的已出生女婴被瞒报；若干数量的女性胎儿在性别鉴定后被人工流产；若干数量的女婴被溺害；其他。

有的学者（徐毅等1991）认为，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份又"恢复正常"。为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吸能是瞒报漏报女婴所致。

有的学者（曾毅等1993）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是女婴漏报；第二位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孕期非法性别鉴定；另外，加上溺弃女婴的陋习在少数地区仍然存在。

有的学者（乔晓春1992）认为，"我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对此问题的分析必然慎重，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从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在对近期中国出生性别比趋偏高的多种成因估计中，"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判断：我国1982年普查有漏报，而本次普查（1990年普查）漏报更为严重。我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来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和’虚假的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的学者（李伯华1994）认为，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2.根据这一推论，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4.2.进而得出：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假性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综上所述，如果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计不实，实际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表征的那样，或者说客观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示的那么高。如果统计不实是第一位原因，在扣除所谓"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这部分统计不实之后，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的升幅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众所周知，由于抽样调查的目的与资料的来源、样本的大小、方法的选择以及调查登记的时间跨度长短不同，往往使各次抽样调查的结果不尽一致。因此，国家计生委1988年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的性别比，与其之前的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与人之后的1990人口普查相比，差异都很大。鉴于从70年代起的男性死亡概率通常略高于女性死亡概率，虽然0～4岁各个年龄在其出生时的实际出生性别比理应略高于登记所得的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但是，登记所得的分年龄性别比通常仍可间接反映相应年度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大体水平。

如果把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看作是历年出生性别比的大体水平，1982年人口普查的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高出107的有0岁的107.63，1岁的107.83和2岁的107.35.这表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0～2岁各个年龄出生队列在1987年和1990年分别为5岁、6岁、7岁和8岁、9岁、10随，其相应的性别比为107.97、107.22、108.78、107.77、107.43.根据此间男性死亡概率略高于女姓死亡概率推断，其性别比理应呈一致性的下降趋势；但事实并非如此，且都高于107.这说明中国进入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987年0～4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09.60、111.56、110.02、109.90和108.72，这表明自1983年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继续升高，其相应出生队列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分别为3岁、4岁、5岁、6岁和7岁，性别比分别为109.12、108.47、108.65、108.64和108.69.虽然1987～1990年该队列的分年龄性别比都有所降低，但1989年的1岁和蔼岁两个出生队列的性别比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其对应的个年龄出生队列性别比都在108.5及以上，这进一步说明，1983～1987年比1980～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又有了明显的升高。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并没有在1987年止步，1990年人口普查给出的1988～1990年0～2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11.75、111.59和110.11，说明出生性别比在1987年之后仍继续攀升。

为此，可以认为3次调查用于性别比资料分析的数据质量是可靠的。这就是说，3次调查资料所得的有关反映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升高所达到的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客观的出生性别比，并将之归因为统计不实及女婴瞒报、漏报则另当别论，因为那些零散的报道很难反映或不能反映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当然，认定这3次调查资料用来作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分析，其数据质量是可靠的，但并不意味着这3次调查资料的数据不存在少量的分性别出生瞒报、漏报、误报问题。确切地说，该数据质量可靠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指的是其数据质量中的问题，对分析研究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变动及其变动幅度的影响是次要的。

至于"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代又恢复正常"之说，则纯属在队列分析中，既没有对使用资料进行质量评估，也没有对两次不同时期调查资料的初始年代数据差异进行比较，因此完全是误用资料之果。详细分析请参见马瀛通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等相关问题

1983年在分析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1981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时，有的学者（柳春美，李竹）就指出："以往的研究认为，一般情况下，妇女生育年龄越大，产次越高，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反而越低"："随着胎次的升高，出生性别比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个总是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中外学者普遍认定以美国等若干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为准则，来判别其他人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是否正常。美国著名学者安斯雷。寇尔（A.Coale）据此在1990年提出："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一特征很难代表真实现象"，进而提出两种可能性的归因：一种是"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致使高孩女婴遗失比重升高"；另一种是"超生的婴儿中抱养所占比重甚高，抱养他人孩子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不申报抱养的孩子"。

有的学者（高凌1993）认为，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而升高的现象并不是它的自然属性。在分析中国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由出生的第一、二孩比例上升、多孩比例下降所引发。不少学者还认为，中国近期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随孩次与母亲生育年龄增高而上升，据此推断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第二孩及其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上升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所致。

中国近期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属正常范围，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没有异议。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而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美国学者艾尔德（Aird1990）却认为，"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与之观点近似的美国学者班久蒂（Banister1992）认为，中国的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中报的存活男婴与女婴精神基本相同。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女婴死亡率不断升高。澳大利亚学者赫尔（Hull1990）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中国城乡普遍实施计划生育始于70年代初，无论是从总人口出生性别比还是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看，7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较60年代都略有下降（最高孩次除外），且70年代呈随孩次升高相应出生性别比也随之有所升高的态势。80年代与70年代相比，除第一孩外，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都有大幅度升高，而且总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显著升高。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较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竟高出5个百分点。

70年代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可以排除现代最先进又便捷的B超仪鉴定胎儿性别产生的影响。至于其它胎儿性别鉴定方法，因技术原因与多方面的严格限定，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70年代的二孩次出生性别比受有女无儿家庭的再育比重升高的影响，而只生有女孩子无男孩子的家庭再育，其相应出生性别比也升高。因此，导致分孩次出生性别随孩次升高而升高。

至于把中国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归结为由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下降引发的观点，或是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有关的观点，都是将其外在表象误作本质所致。因为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下的出生孩次比例，就是第一孩、二孩比例大幅度上升、多孩比例急剧下降，生育年龄大大推迟。然而，70年代的总出生人口性别比却为106.31，较60年代总出生人口性别比106.66还略低。这就充分说明了出生性别比与出生孩次构成比、生育年龄推迟与否均无质性相关关系。

如果以韩国1982～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迅速上升为依据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高度相关系数，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以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左右降至1982年的2.7，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正常或相对稳定为依据来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无相关关系的推论，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相关关系。

韩国在生育问题上存在强烈男性偏好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在一个时期内没有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却有高度相关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必须在定性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割裂发展变化的过程。否则，就会把问题搞错，或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同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也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关系。产生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有显著关系这样一个偏颇结论，主要原因是没能正确地掌握与运用相关分析方法。

中国与韩国都是在生育上男性偏好较强的国家。随着生育水平急剧下降至趋近于更替水平或以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也随之移到低孩次上。

虽然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不能直接影响出生子女的性别，但是，如果只生有男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停止再生育，而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再生育，或者说，如果只生男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远远大于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在低生育水平下，相应的低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构成比分布，既是影响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大因素，也是构成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成因。

由此可见，生育率急剧下降中产生的出生性别比升高，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的构成比分布改变密切相关。然而，根据分孩次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的理论值域可知，该值域对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及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幅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与韩国的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升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孕妇通过"B超"对胎儿性别鉴定并有选择性地进行人工流产。这就是说，受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变动影响，本应是有限升高的出生性别比，但在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人为因素的干扰下，则远远背离了理论上允许的上升范围。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等因素相关的问题

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同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涂平认为，"出生性别比失常是我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有的学者（顾宝昌，KrishnaRoy1996）认为，近年来在一些亚洲人口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以下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有的学者（穆光宗1995）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在中国不会是一种巧合而是必然，其根本原因是"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开始下降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其以下，普遍经历了100多年的自发下降过程。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却从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表现出高度和稳定性。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及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对出生性别比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乔晓春于1992年指出："瑞典在过去200多年中活产婴儿性别比出现了升高趋势，1751～1760年的平均值104.4增加到1971～1980年的平均值106.0.这一上升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瑞典出生性别比的增长是与死产婴儿性别比的下降同时出现的"。虽然瑞典出生性别比升高1.6个百分点，但仍置于102～107的值域内，可以认为是相当稳定的。

在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保持了出生性别比的稳定，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生育上受性别偏好的影响较弱。因此，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相对其曾生子女的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来说，其构成比分布特别是其中主要影响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只生有女孩或只生有男孩的构成比分布基本上平衡或差异很小。虽然妇女生育水平下降，但妇女按其曾生子女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划分的构成比分布并未发生明显差异，因而其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不变。

日本自1872年开始分性别统计出生婴儿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相对稳定，波动相对较小，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05.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生产力虽然遭受惨重的破坏，农村人口约占70%，但恢复发展却很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民间团体从事家庭计划活动，以此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其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34.3‰。急剧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间出生率缩减了一半。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从人口控制中受益，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普遍推选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口出生率从1969年34.1‰急剧下降到期979年的17.80‰，短短十年也近乎下降了一半。

战后，中国与日本分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各自的出生率减半的速度，都堪称奇迹。如果从粗略反映历年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即总和生育率来看，两国的下降速度在10年间都是过半。伴随着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中、日两国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无异常现象发生。

从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突破了传统的正常值域上限107.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此后呈继续上升态势。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1.92.

同期的总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计划生育效果的1980年总生育率（2.3）较少1979年（2.7）呈继续大幅度下降外，1981～1987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3、2.86、2.42、2.35、2.20、2.40和2.58，1988～1990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2.52、2.35和2.31，基本上呈两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变动，且升降波动幅度呈衰减状态。若从总体看，此间总和生育率的回升与下降大致相抵，生育水平基本没有明显的下降。由此可见，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上升态势，绝非是伴随着妇女下降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发生的。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为6左右，在历经20余年之后于1982年降至2.7，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同样也未出现失调的异常现象。然而，在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7降至于1988年的1.6期间，韩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则从1982年的106.9急剧攀升到1988年的113.6.???

中国大城市的绝大多数市区，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生育水平已为世界最低之列的情况下，总体出生性别比却一直未发现异常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胎儿性别鉴定的量少，而是胎儿性别鉴定后，极少有人会以流产女胎为代价来实现生男孩的目的。这些大城市市区的今天就是其他城市、镇、农村的明天。

如果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产物，无论是从中国7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来看，还是从西方国家伴随着生育率缓慢下降而总体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着升高而下降来看，都将无法解释。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与中国80年代至今的分孩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上升（暂且不谈升高幅度是否合理），反映出的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夫妇根据已生子女的性别构成来考虑是否再育的程度，必然影响家庭规模。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如果大多数家庭只有在达到子女性别构成满意时方停止再生育，性别偏好就将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障碍之一。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性别偏好影响生育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与终止生育或再生育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那种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归因为是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密切相关，乃至把中国人口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其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的趋势视为是一种必然，或视为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显然是定性错位。

至于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工作的重点这三个因素，与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关系，只要纵观一下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就会发现在没有B超检测胎儿性别的70年代，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只有通过改变不同孩次性别次序别的出生构成比，才能导致总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变动。70年代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表明，高孩次一端受其影响，因改变以该次的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分布，从而造成了高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但是，由于高孩次出生占总出生人口的比重量小，因此，未能造成总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明显变化。可见，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近期的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并非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较70年代增强了，而是因为孕妇对胎儿性别进行B超检测的问题日趋严重，有相当可观数量的保留男胎流产女胎所造成。随着B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的发展及其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不断蔓延，为实现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倘若没有B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及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蔓延，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就不会出现异常偏高的现象。

对比70年代与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从人口政策讲，中国近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并非是计划生育政策所致。也就是说，政策不是产生这种的现象的诱因。然而，当那种保持两性出生相对平衡的那些各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内部构成比原有分布被打破，并且这种变动的发生主要是政策的作用结果时，才可将其部分成因归之为是政策因素。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与婚配性别比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与持续攀升态势，已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强烈担忧与极大关注。所谓强烈担忧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导致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失调所表示的高度牵挂与忧虑。所谓极大关注，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导致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调所表示的高度关心与重视。针对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这一代人长成后，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性别严重失调将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1993）。

在以年龄性别分的死亡概率相对稳定条件下，80年代以来的历年偏高与超常偏高的总体出生性别比，必然导致未来婚配的分年龄人数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然而，80年代以来的历年偏高出生性别比是否必然导致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失调？被认为是"正常"值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其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就必定正常而根本无失调问题可言？

如果说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必然导致未来的婚配性别比相应失调，那么出生性别比与未来相应的婚配性别比应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出生性别比的正常与否决定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正常与否。如果说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对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失调与否不存在必然的确定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相应的未来婚配性别比则存在一定的非确定性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不一段时期内，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其未来相应的婚配性别比可能是正常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其未来相应的婚配性别比却可能是不正常的。这种从表面看似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论点，在以下的深入分析中将会得到充分的说明。

众所周知，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及其性别比构成，分别是该年龄出生时的分性别婴儿数其出生性别比尚存于1990年普查时的反映。因此，分析研究出生性别比对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影响，应从1990年普查时的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及其分年龄性别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借助各分年龄、分性别的绝对人口数分布与性别比构成，间接得到出生性别比与未来相应的婚配性别比的关系。

1990年普查时为20～11岁的各分年龄性别比变动，均为70年代末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其最低值为20岁的102.70，最高值为11岁的106.84.这表明70年代各分年龄性别比基本呈逐年升高态势，波动范围为102.70～106.84，均值于联合国曾确认的通常值域之内。

1990年普查时为10～1岁的各分年龄性别比变动，均为80年代历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变动。其最低值为10岁的107.43，较70年代的最低值高出4.73个百分点，较70年代的最高值高出0.59个百分点；其最高值为1岁的111.59，较70年代的最低值高出8.89个百分点，比70年代的最高值还高出4.75个百分点。其数值表明：80年代历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变动继续呈升高趋势，其波动范围均在传统沿用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值域102～107的上限值之外，即历年都高出其上限值107.

分年龄性别比虽不等同于该年龄出生时的性别比，但通常根据分年龄性别比的变动可以断定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历年出生性别比基本呈升高趋势。此间所不同的是，70年代历年的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在传统沿用的通常值域下限到上限间的变动，而80年代以来的历年出生性别比都是在超出其上限值107之上的急剧升高变动。

根据中国男女生命表可知，在年龄跨度为0～20岁的年龄区间，因为各年龄队列从出生到1990年普查所历经的年数跨度大不相同，所以1990年普查时的0～20岁各分年龄队列所历经的时间不同，其死亡概率也随锄普查时的年龄增大而不同。由于男性分年龄死亡概率都略高于相应的女性分年龄死亡概率，所以0～20岁各分年龄性别比均较其出生时的性别比略有程度不同的偏低，或者说0～20岁各年龄在出生时的性别比要略高于各自的分年龄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与该年龄在出生时的性别比差异，对于研究婚配年龄性别比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没有必要再根据一定的年龄、分性别的死亡概率来计算婚配时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及其性别比。

假定1990年普查时0～20岁分年龄人口的未来婚配年龄差男性平均比女性大3岁。若以1990年普查时的女性最低年龄为初始年龄，并与相应大3岁的男性来匹配外推，则有6种年龄性别比组合形式。根据分年龄、分性别的婚配组合，可计算出未来这6种婚配组合的男女人数，进而计算出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分别为102.15、101.26、99.62、110.71、125.70和115.28.前3组未来婚配组合的两性人口基本为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口，后3组未来婚配组合的两性人口基本为70年代出生的人口。

然而，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80年代出生人口，其未来婚配性别比却十分令人满意，而总体出生性别比完全置于传统的通常值域内的70年代出生人口，其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却明显失衡。如果假定条件成立，从90年代中期起，由于婚配性别比恰处于失调状态中，男性择偶难的问题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起码要持续到21世纪初。

同理，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时0～20岁人口除有两个年份的相应出生性别比低于102以外，其余都置于传统的通常值域内。然而，其未来的6组婚配性别比却分别为96.17、97.19、108.30、124.40和122.11.

在人口统计分析中，有不少统计分析是借助稳态人口理论去进行的。因此，对于非稳态人口来说，必须考虑其间的差异，才能使最后的分析结果符合客观实际。基于稳态人口与非稳态人口基本概念的不同，通过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出生率与分年龄死亡率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在死亡水平稳定或差异不大的条件下，出生率变动的大小起主导作用），要远大于总体出生性别比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

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异常与否，绝不意味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异常与否；

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的急剧转变过程中，以及在低出生、低死亡阶段出现的出生率较大幅度的波动，就是在总体出生性别比十分稳定而无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只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女性，相应的未来婚配性别比通常就会偏高，但有时也会出现偏低现象。人口的这种转变速度越快或低生育、低死亡水平下的出生率波幅越大，其总体出生性别比与未来婚配性别比就更不规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口增长控制能力对中国婚配性别比的影响与制约，要远大于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影响。

研究婚配性别比问题不仅要注意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婚配年龄间年龄性别结构的绝对量变动的影响。此外，还必须动态开放式地而不要静态封闭式地观察与研究此问题。

纵观中外数十年前的相关数据，从中也可以得到借鉴性启示。1953年作为中国首次现代人口普查，其中登记的0～11岁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状况，既可以反映1953年普查时的0～11岁分年龄、分性别比，又可以间接地反映0～11岁各年龄的出生年份内的大体性别比。

1953年人口普查时的5～11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平均为113.72，其中最低的分年龄性别比为5岁的110.45最高的分年龄性别比为10岁的116.63.该年龄段男女自60年代初开始陆续进入婚龄期，目前这批人的最低年龄已为50岁。

如果仅仅从分年龄性别比看，虽然1953年人口普查时5～11岁年龄段人口分年龄性别比明显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时0～10岁年龄段所呈现出的失调性分年龄性别比，但他们都平稳地度过其婚配期。可以预期的是：近期的分年龄性别比失调，也必将平稳地度过其婚配期。因为婚配调节只是社会发展中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因为此环节的调节欠畅，不可能导致社会发展整体失调。婚配调节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受其相应婚配观念的变化，各种影响婚配因素的作用大小也相应随之发生变化，进行自身的调节。因此，不能将婚配调节视为简单的婚配年龄问题。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50年总人口性别比低于90的国家有前苏联、德国，它们当时的人口性别比分别为79.88和81.总人口性别比是各年龄构成与性别构成的综合反映，即总人口性别比既受各年龄出生人数及其性别的影响，又受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差异的影响；既受迁移人口性别差异影响，又受战争、天灾及妇幼保健、妇女地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也与男女的平均寿命差异相关。

中国80年代以来的历年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升高，使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即当这一批人到婚配年龄时，将有相当数量的男性找不到妻子。据此，即使同年出生的人口其总体出生性别比在通常值范围106～107之间，在历经死亡变动到初婚年龄时，若其尚存到初婚年龄的这些人性别比为105～106，同龄人的婚配也将有5％～6％的男性成不了婚。如果以此类推，则出生性别比越高，男性成不了婚的比重也会越高。

由此可见，在非稳态人口条件下，以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来推断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衡的结论是失之偏颇的。只要婚配不是在同龄人中进行，就必须考虑年龄性别构成的差异，即必须考虑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绝对数差异。因为婚配性别比根本不同于总体出生性别比。

以上人口学分析表明：中国80年代以来的历年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未来婚配性别比绝对不会像其相应的总体出生性别比所示的两性之比也产生如此的失调。总体出生性别比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有在婚配年龄区间的年龄构成近乎相等的条件下，总体出生性别比才对未来相应的婚配性别比起主导影响作用。然而，这种年龄构成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未来的婚配性别比是正常还是偏高性失调或偏低性失调，都并非仅仅是缘于婚配年龄段各分年龄自身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偏高或偏低，而主要取决于男女婚龄差（男大于女或女大于男）的大小以及婚配年龄区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构成的绝对数差异。

虽然出生性别比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不能等量齐观，但当历年出生的男女人口数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差异不大的条件下，若出生性别比失调，则其相应的未来婚配比就将失衡。短期内通过婚龄差的调节，问题尚且不大，但若时间持续长，就会造成一种婚配年龄失衡的问题。因此，对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及早地加以解决。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启示与出生性别比变动趋势展望

人口出生性别比只有在没有人为干扰的自然生育状态下，才完全呈生物学规律。人口学与社会学重视出生性别比变动，其着眼点是在其生物学规律基础上的非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作用与结果上。基于这样一种着眼点，我们在研究中国近期出生人口性别比日趋升高的问题中得到如下十点启示：

1.根据满足一定统计精度要求的样本量来分析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分孩次性别次序出生性别比表明，母亲生育第二孩及其以上的各孩次的性别要受她们先前的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经历的影响。马瀛通、陈友华（1995）认为，在排除人为与社会干扰因素的影响后，某一时期的出生性别比，主要是由这些妇女在生育这批孩子以前她们曾经历的出生顺序与出生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分布状况所决定。只生过女孩或女孩数占优势的母亲再育，其出生子女的性别比必然要偏高；而只生过男孩或男孩数占优势的母亲再育，其出生子女的性别比必然要偏低。

2.高生育水平下的总体出生性别比虽然是置于传统的通常值域内，但较高孩次出生性别比受所占比重较高的只生过女孩或女孩占优势的母亲再育的影响，而使较高孩次出生性别比偏高。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偏高逐步向低孩次推进，这与中国妇女分孩次生育水平下降首先从高孩次开始是一致的。这里需强调指出的是：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偏高从高孩次逐步向低孩次推进，一方面反映了生男偏好在数量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生男偏好在低孩次生育上继续发生影响。妇女低孩次再育的抉择，多数与再育前历经的出生子女性别次序密切相关。

3.中国近期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且不论及升高幅度），主要是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分别受有女无儿家庭再育比重随孩次升高而加大的影响。应该承认，对生育子女的男性偏好程度，有的家庭的确是随有女无儿的孩次升高而加重，但是这种加重只发生在占现生育人群比重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从总体上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程度较之六、七十年代，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农村大部门地区目前实施的允许所生第一孩为女孩的夫妇可以有计划地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恰与农村中生有一个女孩而非要再生一个男孩的家庭的这种性别偏好相巧合。无论是政策作用还是非政策作用，只要第一孩为女孩的家庭再育比重远高于第一孩的家庭再育比重，无疑将影响第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然而，这种影响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中国近期出现的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超常升高，主要是受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后的人工流产女胎影响的结果。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表明，这种人为因素的干扰程度，在不同孩次间是有差异的。

4.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虽然都起因于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但这种男性偏好若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这种偏好只有通过影响受孕胎儿的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即保男留女），才能出现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偏高。

5.中国80年代以来的总体出生性别比是在80年代初期偏高的基础上不断继续升高的。在导致这种出生性别比不断升高的成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间人为干扰因素影响作用越来越大的缘故。

6.总体出生性别比受不同数量或比重的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母亲再育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较其传统的通常值域上限（107）及下限（102）一定程度的偏高或偏低，并非就是异常。

7.1990年人口普查所获取的1989年度全国及分市、镇、县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表明：城市与农村（县）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雷同，并且城市（主要指中小城市）都高于农村。

众所周知，城市妇女的分娩都在医院，也不存在溺弃女婴问题。然而，在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农村都低于城市的情况下，却以出生性别比偏高来推断农村溺弃女婴的数量，这显然是把根本不足以影响出生性别比小数点后几位之外的数值变动无限夸大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超常升高与溺弃女婴根本没有相关的量性关系，极少数溺弃女婴的量完全可以在归因分析中忽略不计。因此，计划生育与溺弃女婴相关之论根本不能成立。

8.影响受孕胎儿性别的知识与胎儿性别鉴定的技术，从实施的广度看，镇高于市（主要指中小城市），市高于农村。

9.分析出生性别比务必要保证其足够的出生样本规模（不要误为是人口规模），否则，就易从小样本产生的可观出生性别比偏差中得出偏颇的结论。因此，务必防止以"数十"、"上百"之类样本出生数来对出生性别比变动说长道短。公务员之家:

10.对出生性别比的动态比较观察，一定要对来源不同的资料进行可靠性与适用性评估，绝不能仅凭资料来源不同所产生的同期应出生性别比差异，就盲目下结论。

近年来，上海、新疆、青海、贵州、西藏的总体出生性别比一直较为稳定，且波动于传统的通常值域内，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基本呈连续升高趋势。

受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的影响，城市初婚夫妇的第一胎受孕性别选择，随着确定受孕胎儿性别的一些可能性因素的传播与流传，将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受其影响，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城市6～0岁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08.09，108.12，108.18，108.55，109.54，110.83和111.26.由此可见，出生性别比随时间推移在持续升高。

造成全国镇、县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键因素是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而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的主要成因：一是部分有女无儿的家庭，对再孕胎儿性别确定的一些可能性因素的选择；二是部分有女无儿的家庭对孕后的胎儿性别选择。三是有女无儿家庭再育的性别比本身就较其他性别次序别的出生性别比高，且有女无儿的家庭再育量又大大高于有儿子家庭的再育量。

目前在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现虽已摒弃了多育观念，但对盼生个男孩的性别偏好仍改观不大。随着农村生育水平向更替生育水平的逐步趋近，上述三种成因将程度不同地对农村总体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产生影响。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与总体出生性别比都将会进一步有所上升。

只要我们广泛认真地加强宣传教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不断强大对非法进行胎儿性别检测的监管力度，近期失常的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必将恢复到其理论值域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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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春。1992.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人口与经济，（2）

出生人口范文篇4

一、统一思想，切实提高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是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控制在正常值域内，但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特别是二孩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损害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制约家庭的幸福和发展，而且将给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严重影响。各级政府要从维护人口结构安全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以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以及遗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突破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确保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保持平衡，为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

二、综合治理，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各地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政府负责，部门履职，群众参与”的原则，加强配合，齐抓共管，努力构建宣传倡导、优质服务、利益导向、严厉查处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婚育文明倡导机制。

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引领倡导力度，形成关爱女孩、关怀女性、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环境氛围。各级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主流媒体，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做到计生国策知识宣传教育常态化。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将社会性别平衡、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等知识纳入教学日程，每年开展两次以上的专题培训。各地要把“婚育新风进万家”、生育文明“三级联创”、“关爱女孩”、“生育文明、家庭发展”推进计划等活动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营造关爱女孩、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浓厚社会氛围。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清理、规范、更新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人口计生标语口号，并会同相关部门围绕倡导社会性别平衡、关爱女孩等主题，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文艺作品和宣传品，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的新型婚育观念。

（二）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科学管理工作机制。

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各级人口计生、卫生、药监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依法履行职责，落实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形成责权明晰、覆盖全面、上下协调、监督有力的管理体系。

认真落实出生人口统计监测制度。切实做好出生人口实名登记工作，加强公安、教育、卫生、人口计生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建立本市出生人口统计监测体系，切实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统计数据质量，为全面加强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认真落实备案登记制度。人口计生和卫生部门要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包括个体医疗诊所）等从事B超、染色体检查、引产和助产技术服务的单位加强管理，对具备鉴定条件的单位、设备及工作人员实行登记备案，并严格资格准入许可和资质认定，同时向社会公示具备执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

健全终止妊娠药品市场流通和使用管理制度。药监部门要加大监督管理和查处力度，加强市场监管，禁止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将终止妊娠药品销售给未获得终止妊娠手术资格的机构和个人，督促药品零售企业建立紧急避孕药品销售台帐。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健全终止妊娠药品的使用管理制度。

建立孕情监测管理制度。人口计生和卫生部门要做好孕前优生指导、孕期定期检查等服务。人口计生部门要建立孕情包保（县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人）、月报制度，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再生育对象等人群的服务管理，防止孕情无故消失。

（三）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完善利益导向机制。

各地要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及其家庭发展的奖励、扶助、优先、保障等政策。

完善奖励政策。认真落实《省农村独生女高考加分政策性照顾暂行办法》和《市农村独生女中考加分政策性照顾实施方案》，经申请符合条件的农村独生女高考报考省属院校时可享受加10分投档、中考可享受加5分的政策性照顾；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当提高中考加分标准。积极兑现《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农村独女户一次性奖励政策，从年3月1日起对领证农村独女户除享受独生子女保健费外，年满14周岁时一次性发给不少于500元的奖励金；参加高考并考入第一批本科院校的农村独女户由当地政府每人奖励2000元，农村二女户每人奖励1000元。

完善扶助政策。人社、财政、妇联、农业、林业、水务、人口计生、金融等部门要制订和完善扶助政策。对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贫困母亲，开展以技能培训、创业帮扶、推介就业为主要内容的“三帮工程”；对符合条件的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在同等条件下予以小额贷款贴息优先帮扶；在全市开展“十佳自强女孩”评选活动，每5年在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中开展一次，每次评选10名，每名每年奖励5000元，连续5年跟踪帮扶，经费由市、县各承担50%。

落实优先优惠政策。在落实征地补偿、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广播电视村村通、改水改厕、沼气改造等政策时，对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家庭倾斜；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独女户困难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农村独女户家庭在购买国家规定的补贴范围内的农业机械时予以优先享受国家补贴；妇联等有关部门在实施“春蕾计划”时对农村独女户女孩予以优先；住建部门在安排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时，对符合政策的城镇独女户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从2012年起，农村独女户参加新农合时，独生女及其父母在同等条件下住院费用二次补偿比例提高20%。

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参加安康保险的农村独女户家庭地方财政补贴50元保险金；对符合条件的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贫困家庭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对已纳入保障范围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女孩不在身边且无赡养能力的独女户老年父母，要给予重点保障；对因灾害、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困难的，及时给予生活救助、大病救助、临时救助；对农村独女户和二女户发生意外伤残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的家庭，政府当年给予不少于5000元的救助。

（四）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严打“两非”查处机制。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人口宣教［］69号）精神，组建由纪检（监察）牵头，检察、公安、卫生、人口计生、药监等部门参与的打击“两非”工作专班，集中人员和力量，每年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查处“两非”案件，并建立和完善“两非”案件查办和处理工作机制。完善实名举报奖励制度，广泛发动群众提供“两非”线索，对查实的给予奖励。严格依法惩处“两非”行为，对涉案的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视情节给予吊销执业资格的行政处罚和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涉案的非法行医机构应立即依法取缔，对非法行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对有案不查、查而不处或降低标准处理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做好“两非”案件的汇总分析，总结规律，促进查处“两非”工作深入开展。加快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区域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开展联合执法。加强督办检查。“两非”工作专班要不定期开展督办检查，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出生人口范文篇5

1979年，邓小平总设计师首次用"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1997年，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明确目标：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等。描绘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的美好前景，指出到2020年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

多年来，我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仍有不少指标与目标值的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也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完成目标难度很大，稳定增长缺乏牢固基础；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技术创新能力欠强；扩大就业和收入分配调整难度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发展中面临着人口资源硬约束的严峻挑战。

二、人口素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影响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及其目标确定的原则，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的16项指标。其中：第七项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第八项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与人口素质息息相关。其具体目标性指标包括：期望寿命75～79岁，婴儿死亡率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0.5‰，孕产妇死亡率12/10万，残障流行率14.5‰，肥胖症成人(儿童)比例5%，精神病发病率0.5‰。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18类25个指标中，有8个指标与人口发展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出生缺陷发生率特别是农村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且直接影响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是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出生缺陷是指出生时就存在的人类胚胎（胎儿）在外形或体内有可识别的结构或功能上的异常，是引起流产、死胎、新生死亡和婴幼儿死亡的因素之一。出生缺陷的原因有遗传和环境两大类，并互相作用，造成严重危害。我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全国每年发生肉眼可见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为13.07‰，外加其他在0～14岁期间发现或诊断出的先天残疾的发生率约为4％～6％，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新增先天残疾儿童80万～120万,平均每20分钟出生1个先天愚型儿，每6分钟出生1个神经管畸形儿。我国每年仅神经管畸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两亿元，先天愚型的治疗费超过20亿元，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用更是高达120亿元。全国目前残疾人口已达6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9％，覆盖全国家庭总数的18％；据统计，在我国人群中先天性智力残疾已达3000万，且每年以2％的比例增长；遗传病及出生缺陷绝大部分发生在占人口75％以上的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据有关资料报告，我国严重出生缺陷患儿中除20％－30％经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获得较满意的生活质量外，约30％－40％在出生后死亡，约40％致残。全国目前累计有近300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10。

江苏省部分卫生、计生专家通过几年的努力，进行了一次以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调研究分析，结果如下：研究孕妇26803例，正常妊娠分娩率为96.33%，流产1.40%，死胎0.34%，死产0.06%，引产0.37%，新生儿死亡率为33.6/万，婴儿死亡43.6/万,存活但合并畸形71.3/万。确诊出生缺陷儿282例,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左右，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为15.0/万,总唇腭裂为10.1/万,脑积水为9.7/万,染色体异常发生率为9/万,非窒息导致的脑瘫为8.2/万,眼部畸形8.2/万,神经管缺陷发生率为7.5/万等。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遗传因素占25%,环境因素占10%,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占65%（来自:江苏医药2008-01-11作者：周建军;胡娅莉;刘启兰;陈启光;许碧云等）。

根据*县卫生和计生多年来掌握的有关数据，全县出生缺陷发生率每年均在6-8左右，每年大约有90-120左右的出生缺陷儿童出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说，每一例出生缺陷的发生都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不仅影响患儿终身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影响家庭和社会和谐，直接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主要目标。人口素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提高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前提和基础。2008年7月14日，罗志军省长在全省人口计生工作会上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良好的人口环境是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没有人口素质的大力提高，没有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建立多部门协作的预防模式和运行机制，大力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倡导科学婚检，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和实际发生率。要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重点是以“世代服务”品牌建设推动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融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平台，使以人为本、依法管理、便民维权、优质服务的理念真正得到体现和确立，树立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良好形象。

（一）加强宣传教育，普及优生优育科学知识

1.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重要意义的认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要不断充实预防出生缺陷、残疾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知识，倡导文明、进步、科学的婚育观，倡导婚前自主婚检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关爱男性生殖健康，教育新婚夫妇戒烟限酒，远离；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公益性宣传或制作专题，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增强互动性、针对性，真正使优生、优育、优教的科普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关心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氛围。

2.在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建立较为规范的健康教育体系。通过新婚学校、孕妇学校、育儿学校、人口学校等多种形式开展面对面的健康教育，广泛宣传婚前医学检查、孕产期保健和新生儿保健知识，使重点育龄人群比较全面、系统地接受婚育知识教育；将预防出生缺陷的科普知识，青春期生理、心理卫生知识、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纳入学校教学和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之中；编制各类健康教育宣传材料，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和科学育儿知识，逐步改变不健康的生殖行为，建立宣教、咨询人员队伍，不断提高健康教育质量和水平。

（二）部门协作，齐抓共做，综合治理

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实行综合治理。计生部门主要承担优生优育、预防出生缺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高危人群的筛查管理与服务，推广备孕妇女补服各种营养素，开展优生筛查等一级预防工作。卫生部门主要承担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人工终止妊娠等二级及以上出生缺陷的诊断治疗等三级预防工作。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婚前体检和婚姻登记的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宣传部门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教育阵地，使广大干群提高认识，增强自我保健能力，营造全社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氛围。

（三）强化依法行政，保障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服务。第一，严把结婚登记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规定禁止结婚的对象，民政部门不予登记结婚；开展“新婚夫妇染色体普查”、“TORCH四项病毒检测”、营养素发放等出生缺陷一级干预工作，以杜绝不良后果的产生。第二，严把机构准入关。开展婚前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助产技术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机构，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服务规范，并经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许可。第三，严把执法监督关。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坚决制止和打击非法行医、非法接生或堕胎、弃婴等违法行为。严禁孕期、哺乳期妇女从事有毒有害等作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合理照顾和劳动保护，为保障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建立健全生殖保健服务体系，规范服务管理

1.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已经从传统的控制人口数量、从事最基本的“查环、查病、查孕”工作，发展到涉及人口素质、生殖健康、医疗保健等与医疗卫生有较多交叉的管理与服务领域。但由于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使其充分发挥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功能，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应以全省“世代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建成融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服务世代”的品牌机构，使以人为本、依法管理、便民维权、优质服务、优生优育的理念真正得到体现和确立。要全面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依托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重点做好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实验室筛查、营养素补充等工作。推进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等重点科研项目攻关。要提高综合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围产期保健、优生遗传咨询指导，加强围产期出生缺陷的筛查，提高神经管畸形、唐氏综合症、重大体表畸形筛查能力，特别要发挥B超等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对重大体表畸形筛查的优势，提高中孕、晚孕期筛查的覆盖率。

2.加强孕产期保健的管理。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做好孕产妇营养指导，推广孕前期和孕早期普服叶酸等营养增补剂，防止神经管缺损畸形儿的发生。严格控制孕期用药。实行住院分娩，狠抓产科质量，减少新生儿窒息和产伤的发生，提高抢救急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能力，提高新生儿窒息的复苏水平。

3.完善残疾儿童报告制度。计划生育、卫生、残联等部门做到对残疾儿童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以减轻残疾程度并做好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加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及早期教育工作的管理。

4.加强计划生育相关技术服务。充分发挥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作用，广泛开展优孕优育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优生遗传咨询，市、县级计划生育指导所要发挥龙头作用，承担染色体检验、孕前TORCH检测等出生缺陷干预项目，镇级计划生育服务站（中心站）以上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不断拓宽服务领域，逐步开展孕前疾病的筛查。加强孕前服务和管理，减少非意愿性妊娠所致的人流、引产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和早婚、早育对胎、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5.强化社区干预体系。在政府领导下，城市以社区卫生（计划生育）服务站(室)、农村以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为依托，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出生缺陷一级干预体系，使优孕、优育、优教的健康教育、生殖保健技术服务得到落实。

6.由人口计生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定期上报出生人口素质信息，建立健全出生人口素质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出生人口素质定期评估和预警预报制度。

（五）积极预防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的疾病

1.逐步消除孕期及哺乳期妇女因缺铁、缺碘，以及铅及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伤。落实除高碘地区外全民食用合格碘盐的措施。盐务部门应加强对食盐市场流通领域的管理，严禁不合格碘盐的销售。积极倡导孕期常规补充铁剂。

2.加强临床检测和计免工作。医疗保健部门要逐步将新婚夫妇、孕妇、新生儿碘营养水平、血铅化验及孕期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检测列为常规临床检验项目，依法对高危孕产妇进行常规产前诊断。加强婴幼儿听力、视力的筛查，达到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目的。计划生育、卫生部门要积极推广风疹疫苗接种，减少风疹病毒对胎儿的危害。继续加强儿童计划免疫工作，普及乙肝疫苗的接种。

3.改善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大改水力度，改善饮用水质量；全面治理汽车、摩托车尾气污染，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使居民生活环境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

4.开展新生儿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研究。重点开展防治围产期缺血缺氧性脑损伤、降低新生儿窒息致残率、孕期疾病、用药及生殖系统感染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环境和营养因素对胎儿及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等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吸收国内外遗传、生殖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及使用，积极推广简便易行的适宜技术，使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六）加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的领导

⒈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作为一件大事切实予以重视并加强领导，加大执法力度。要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各级政府要定期听取本地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并加强监督与指导，列入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实施定期考核。

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建立部门定期通报制度，共同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参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各项活动。

⒊增加经费投入，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根据需要增加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的投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计划生育服务网络的投入，鼓励实施免费婚前检查和优生筛查，支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要切实加强对经费的管理，专款专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⒋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干预能力

出生人口范文篇6

1986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提议与倡导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与人口研究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广泛、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了全国及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也实属罕见。

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未突破1986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对1981年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归因分析的思维定势。

近期，一些西文学者及宣传媒体，对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升高成因，所作出的种种猜测、质疑与分析基本是老调重弹。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至今仍未有令人置信的相关成果可以诠释，使尚存疑点得以消除、尚存问题得以圆满答复所致。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安德森（BabaraA.Anderson）教授和布赖恩。西尔弗（BrianD.Silver）教授，针对有关中国80年代来出生性别比变动研究的近期成果与结论，在1994年关于中国的生育与出生性别比专题研究报告中，明确而坦率地指出：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了一些可能性解释的探索，但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期盼于今后的研究。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的概念、理论及其值域问题

所谓出生性别比，通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可有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对分孩次而言，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例如，某人口1975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5，则表明在1975年出生总人口中，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105.

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10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手册Ⅱ）（MethodsofAppraisalofQualityofBasicDataforPopulationEstimates，ManualⅡ）认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的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1967年美国优生协会出版的《优生季刊》第14卷第2期，刊登了印度孟买大学经济系普拉文。维萨里亚（PravinM.Visaria）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在该文给出的80个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中，有50个置于104.0～107.0，低于104.0，而置于90.2～103.9的有23个，高于107.0而置于1072.～117.0的有7个。1969年美国的唐纳德·博格（DonaldJBogue）在《人口统计原理》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约为105或106；1971年肯尼恩。坎梅耶（KennethC.W.Kammeyer）在《人口入门》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高102，但常为105，而生活条件差及艰难的地方，出生性别比低102；1976年亨利。赖奥克（HenryS.Shryock）等在《人口统计方法与材料》一书中指出，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为104～107；1981年罗伯特。加德纳（RobertGardner）在《人口统计分析技术》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为105～107；1982年，雪莉。福期特。哈特利（ShirleyFosterHartley）在《人口比较》一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为103～106.总之，众说不一。

由于出生性别比值域在102～107之间，涵盖了全球多数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囊括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因而便成为对调查与登记数据进行质量评估的重要参考以及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的判别标准。然而，如果出生性别比低于102或高于107，是否就可以断定其统计质量低或出生性别比异常呢？仅凭此就武断地认定其统计质量低，并不可取；仅凭此而不管其高出107多少或低于102多少就武断地认定其出生性别比异常，也不可取。因为影响出生性别比高于107或低于102的因素中，有些至今仍未被人们所认识。无论是从定性看还是从定量看，也无论是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看，不少矛盾现象的矛盾解释所导致的矛盾性结论，在客观上已说明了这一点。

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1984年瑞典人口学者斯滕。约翰逊（StenJohanson）认为："如果只有那些生过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才去再生育第二孩的话，这种决定所生子女数量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出生性别比？统计上的回答是：不会。这是因为第一孩的性别不会影响第二孩的出生性别"。此话断定了第二孩及其以上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完全与再育前母亲生过的孩次、性别次序史无关，其实质是坚持男婴或女婴的出生概率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变值，既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为政党，也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为正常。

若"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与再生第二个孩子的性别完全指的是母亲"（马瀛通1993，1994），即以母亲再育前所历经的出生子女性别次序为条件，这就形成了统计学上的条件概率，回答就不会是否定而是肯定。

本文作者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与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或控制再育所占比重不同密切相关，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分别与曾生子女先后出生性别次序不同的母亲再育所占比重相关。

在论述出生性别比问题时，学者朴柴冰（ChaiBinPak）和楚兰湖（Num-HoonCho）在1995年第1期的《人口与发展论坛》（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Vol.21，No.1，1995）中提出了三种水平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其一是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二是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三是家庭规模出生性别比水平。对于前两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后一种提法，则值得商榷。因为他们所指的家庭规模是家庭的现存活子女数，而现存活子女年龄差异大，其出生的时间明显不同，不属于同期的时间范畴，因而不能直接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要领。具体来说，若是在生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多数生有一个女孩的家庭因生了第二个孩子而变成了生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必然会导致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所占一个孩子家庭的比重过大，其性别比无可置疑地要极端偏高。可见，以不同家庭孩子数划分的家庭规模性别比的高低，绝不能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水平。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与出生数量间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在全国性会议材料、报刊、研究报告甚至学术刊物中，仅凭为数极其有限的一村、一乡或一县的一年的出生婴儿数，就对所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冠以"正常"或"失调"的结论，已是屡见不鲜，这是问题其一。

从统计学讲，若观测的样本大到近1000万人，其误差趋近于零，这也是无可质疑的。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1%与10%抽样，其样本人口都超过1000万，分别为1100万和11000万。以1%的普查样本获得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1.4，以10%的普查样本获得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1.5.北京大学人口所的学者对这种差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在研究出生性别比问题中出现的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是问题其二。

在无极端因素直接干扰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值的变动规律呈明显的大数定律牲。所谓大数定律，是指对大量随机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的抽象化总结。其核心内容：一是明确指出，小量的观察很难从统计指标数值中得出必然的规律性的结论；二是十分肯定地认为，只有对所研究对象的随机现象进行充分而大量的观察，才能得出反映研究对象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结论。随着研究对象的观察单位数增加到足够量时，研究对象的规律才通过误差很小的稳定性统计指标值反映出来。

出生性别比指标具有大数定律性质的这一显著特征，明确地说明了不同的出生婴儿观察量所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一定置信度上必有其相应的置信区间观察出生性别比如同观察简单随机抽样结果一样，要保证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95%置信度上的置信区间范围很小，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相应观察样本规模，否则误差相当可观。例如，检测一个人口某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10.0的95%的置信度上，该值的上下限误差不超过0.4，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9.60～110.4之间，那么此需的出生样本观察量高达成300万人；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值上下限误差不超过1.8即保证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8.6～111.4之间所需观察的出生样本量也要高达10万人。

上述涉及到的"足够量"，通常是指在95%置信度上，要保证所检测的一个以随机原则获取的统计值，在其上下误差不超过一定的数值所需要的观察样量。若所观察的样本量越大，其检测的统计值的误差就越小；若所观察的样量越小，其检测的统计值的误差就越大。

根据计算，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为115.362，其95%置信度上的出生性别比置区间为114.603～116.127，即样本出生性别比115.362的上限误差为0.759，下限误差为0.765；10%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为111.649，上限与下限的误差均为0.233.

比1%与10%普查抽样计算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及其在95%置信度上置信区间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在95%置信度上置信区间的上限值111.649排除在外。因此，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矛盾现象。如果没有意外的特殊情况，凭借抽样的一般理论，便可以断定：以1%普查抽样计算的样本出生性别比对总体的代表性较差，其产生原因不外乎有三种：要么是抽样技术问题：要么是质量控制问题；要么是抽样技术问题与控制问题兼而有之。需强调指出的是：1%普查抽样的基本单位是村与居委会而不是户。根据抽样的基本常识可知，整群抽样本分布均匀性，其样本代表性较差也较大。这就是说，1%普查抽样的样本出生性别比较实际误差更大。

这一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1%普查抽样资料用于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的一种可靠性评估。其结果表明：使用1%普查抽样资料进行出生性别比分析，因受制于抽样资料可靠性的影响，必然要对其分析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

重新认识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统计不实问题

对于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归因分析，国内外学术界虽在成因的主次排序上不同，在成因的确认上不同、在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否反映客观事实上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出生性别比大大高出107是一种反常现象。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可大致归结为：若干数量的已出生女婴被瞒报；若干数量的女性胎儿在性别鉴定后被人工流产；若干数量的女婴被溺害；其他。

有的学者（徐毅等1991）认为，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份又"恢复正常"。为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吸能是瞒报漏报女婴所致。

有的学者（曾毅等1993）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是女婴漏报；第二位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孕期非法性别鉴定；另外，加上溺弃女婴的陋习在少数地区仍然存在。

有的学者（乔晓春1992）认为，"我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对此问题的分析必然慎重，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从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在对近期中国出生性别比趋偏高的多种成因估计中，"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判断：我国1982年普查有漏报，而本次普查（1990年普查）漏报更为严重。我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来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和’虚假的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的学者（李伯华1994）认为，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2.根据这一推论，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4.2.进而得出：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假性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综上所述，如果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计不实，实际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表征的那样，或者说客观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示的那么高。如果统计不实是第一位原因，在扣除所谓"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这部分统计不实之后，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的升幅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众所周知，由于抽样调查的目的与资料的来源、样本的大小、方法的选择以及调查登记的时间跨度长短不同，往往使各次抽样调查的结果不尽一致。因此，国家计生委1988年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的性别比，与其之前的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与人之后的1990人口普查相比，差异都很大。鉴于从70年代起的男性死亡概率通常略高于女性死亡概率，虽然0～4岁各个年龄在其出生时的实际出生性别比理应略高于登记所得的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但是，登记所得的分年龄性别比通常仍可间接反映相应年度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大体水平。

如果把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看作是历年出生性别比的大体水平，1982年人口普查的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高出107的有0岁的107.63，1岁的107.83和2岁的107.35.这表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0～2岁各个年龄出生队列在1987年和1990年分别为5岁、6岁、7岁和8岁、9岁、10随，其相应的性别比为107.97、107.22、108.78、107.77、107.43.根据此间男性死亡概率略高于女姓死亡概率推断，其性别比理应呈一致性的下降趋势；但事实并非如此，且都高于107.这说明中国进入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987年0～4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09.60、111.56、110.02、109.90和108.72，这表明自1983年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继续升高，其相应出生队列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分别为3岁、4岁、5岁、6岁和7岁，性别比分别为109.12、108.47、108.65、108.64和108.69.虽然1987～1990年该队列的分年龄性别比都有所降低，但1989年的1岁和蔼岁两个出生队列的性别比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其对应的个年龄出生队列性别比都在108.5及以上，这进一步说明，1983～1987年比1980～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又有了明显的升高。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并没有在1987年止步，1990年人口普查给出的1988～1990年0～2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11.75、111.59和110.11，说明出生性别比在1987年之后仍继续攀升。

为此，可以认为3次调查用于性别比资料分析的数据质量是可靠的。这就是说，3次调查资料所得的有关反映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升高所达到的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客观的出生性别比，并将之归因为统计不实及女婴瞒报、漏报则另当别论，因为那些零散的报道很难反映或不能反映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当然，认定这3次调查资料用来作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分析，其数据质量是可靠的，但并不意味着这3次调查资料的数据不存在少量的分性别出生瞒报、漏报、误报问题。确切地说，该数据质量可靠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指的是其数据质量中的问题，对分析研究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变动及其变动幅度的影响是次要的。

至于"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代又恢复正常"之说，则纯属在队列分析中，既没有对使用资料进行质量评估，也没有对两次不同时期调查资料的初始年代数据差异进行比较，因此完全是误用资料之果。详细分析请参见马瀛通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等相关问题

1983年在分析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1981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时，有的学者（柳春美，李竹）就指出："以往的研究认为，一般情况下，妇女生育年龄越大，产次越高，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反而越低"："随着胎次的升高，出生性别比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个总是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中外学者普遍认定以美国等若干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为准则，来判别其他人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是否正常。美国著名学者安斯雷。寇尔（A.Coale）据此在1990年提出："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一特征很难代表真实现象"，进而提出两种可能性的归因：一种是"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致使高孩女婴遗失比重升高"；另一种是"超生的婴儿中抱养所占比重甚高，抱养他人孩子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不申报抱养的孩子"。

有的学者（高凌1993）认为，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而升高的现象并不是它的自然属性。在分析中国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由出生的第一、二孩比例上升、多孩比例下降所引发。不少学者还认为，中国近期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随孩次与母亲生育年龄增高而上升，据此推断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第二孩及其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上升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所致。

中国近期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属正常范围，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没有异议。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而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美国学者艾尔德（Aird1990）却认为，"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与之观点近似的美国学者班久蒂（Banister1992）认为，中国的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中报的存活男婴与女婴精神基本相同。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女婴死亡率不断升高。澳大利亚学者赫尔（Hull1990）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出生人口范文篇7

为进一步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收养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安徽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任务目标，进一步增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不仅反映了一个地区群众的生育观念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水平，而且直接危及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多年来，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比较正常，但近年来有升高的趋势，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各级党委、政府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统一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以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以及遗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突破口，标本兼治，努力确保我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正常，促进全市人口与计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坚持标本兼治，努力构建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

各地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落实部门职责，努力建立针对性强的宣传疏导机制，职责更加明确的预防机制，群众满意的利益导向机制和强有力的打击机制。

（一）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文化、公安、卫生、计生、药监、教育、农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形成较强的舆论声势。各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按照“大宣传、大联合、出精品”的思路，认真组织开展以“关爱女孩行动”为主题的社会宣传和新闻专题宣传，各级计生、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要积极提供新闻线索和宣传内容。医疗、保健、计生服务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对《安徽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与培训工作，增强法律意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各级妇联要继续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公安、司法机关要将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纳入本系统干部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执法，努力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明确职责，建立协调有效的预防机制

1．建立随访服务制度，加强孕情管理，防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发生。各级人口和计生部门要严格生育对象管理，建立孕情跟踪服务卡，落实孕环情监测负责人。对已持生殖保健服务证和生育证的，由乡镇（街道）和村（居）干部分工负责，采取宣传教育、定期入户等方式，实行孕情跟踪服务，防止选择性生育；对符合政策要求生育二孩且已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夫妇，必须在申请生育批准后，凭证明取环；对符合二孩生育政策未申请再生育的，要定期访视。

2．加强超声诊断仪器、染色体检测设备管理。建立健全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设备购买、备案、通报和完善使用制度。市、县（区）卫生和计生部门负责掌握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医疗保健机构和计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设备购置情况，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卫生行政部门应向同级人口和计生行政部门通报；加强对系统内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技术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建立和落实B超管理和染色体检测设备使用管理制度，在为20周岁和孕14周以上的孕妇检查时，一律实行双人作业，详细记录检查内容，双人签字。卫生、计生部门配合，全面整顿医疗市场秩序，坚决禁止医疗、保健机构、个体诊所和计生服务站所非法从事计划生育手术，超诊疗范围配备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设备和进行“两非”活动。要继续完善系统内考核内容和方法，层层落实管理责任制和医务人员承诺制，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并实行责任追究。

3．加强节育手术管理，严格执行查验终止妊娠手术证明制度。对20周岁以下孕14周以上人工终止妊娠的，需查验和留存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对满20周岁怀孕14周以上需人工终止妊娠的，必须按照《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规定》要求，提供安徽省卫生厅批准的医疗机构认为医学需要终止妊娠的医学等相关证明。对需取环的育龄妇女，必须查验计生部门出具的证明和医学证明，对已退出育龄期的妇女取环，需查验并留存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4．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计生服务机构按统一表格，如实登记无生育证分娩、婴儿出生、死亡情况，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仪检查及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情况，并于月末向当地计生部门通报。

5．加强终止妊娠药品管理，严格执行终止妊娠药品管理制度。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药品批发企业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管理，定期开展督查，严禁批发企业将终止妊娠药品销售给药品零售企业和无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资格的医疗机构及个人。

6．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各区县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户外张贴、媒体刊登举报公告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监督检举，建立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

（三）强化综合协调，严防和打击“两非”行为和遗（溺）弃、贩卖、虐待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

1．各级人口和计生部门要加强孕情监测工作，实行政策内怀孕无出生月报告制度。凡政策内怀孕孕情消失或无出生的，乡镇计生部门必须开展调查，分析原因，上报个案。各区县按月将政策内怀孕无出生个案的基本情况报市计生领导组办公室，以备核查。

2．力求突破“两非”和遗弃女婴案件。各区县要落实政府牵头，公安、计生、卫生、民政、药监部门共同协作的工作机制，对政策内怀孕无出生和遗弃婴儿的个案逐例调查取证，对发现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溺婴、弃婴、非法接生、非法手术、非法出售终止妊娠药物等违法案件，根据掌握的线索，按有关程序立案。经调查取证属实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当事人和责任人的责任。该开除公职的要坚决开除，该吊销执业证书的要坚决吊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实行查处“两非”案件每季度报告制度。各区县对查处的“两非”案件，于今年5月、8月、12月每月25日前报市计生领导组办公室。市将定期通报各地立案、结案和处理情况。

（四）努力构建以落实法定奖励政策为主的利益导向机制

各地要创造条件，解除计划生育户特别是无子女户、生育女孩户家庭的后顾之忧。继续实施独保费兑现“一票否决”制，重点督促基层和单位对放弃再生育户奖励政策落实。继续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推进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制定和落实对独生子女户、二女户优惠政策，从资金、项目、技术、信息、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在扶贫贷款、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积极组织、支持、帮助和鼓励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认真做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扩大试点工作。要加强对农村妇女职业技能的培训，善于发现和培养、使用农村妇女干部。优先发展农村妇女积极分子入党，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对歧视妇女和生育女孩家庭的言行要坚决制止，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法处理。

三、强化保障机制，切实加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县（区）、乡（镇）要层层成立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领导组，由党委或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宣传、法院、公安、计生、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农业、统计和妇联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具体负责协调解决治理工作中的问题。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工作进程，研究工作措施，推动工作落实。各区县要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实施。要明确阶段性治理目标，分期分批实施重点治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效防止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强化部门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切实履行本部门、本单位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责，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健全生育、节育各项管理和服务制度，加强B超市场管理，依法加强终止妊娠药品销售、使用的管理，从源头上防止性别选择；民政部门要加强婚姻登记、收抱养管理，维护妇女婚姻自由权益和女婴生存权；公安部门要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各级法院对违法犯罪案件要及时审判和依法从重惩处；教育部门要把女孩享有受教育权作为重点，提高女童入学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和完善男女平等就业，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措施，提高妇女就业水平；农业部门制定农村、农业政策时要有利于计划生育；统计部门要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通报制度；财政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提供专项治理必须的经费保障；妇联要配合有关部门制定维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措施，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

（三）强化检查指导。各级政府应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切实履行管理义务，对责任落实不力或管理不到位的，应依据《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十条之规定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出生人口范文篇8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和谐*。

二、工作目标

通过综合治理，杜绝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使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体医疗诊所自觉依法运行，提高监管水平，建立和完善监管的有效模式和方法，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制定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奖励和优惠政策，引导群众注重男女平等，树立新型婚育观念，提高社会公众关注意识。

三、工作重点

(一)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二)坚决取缔未经许可擅自开展超声诊断和人工终止妊娠服务执业项目的机构和个人。

(三)整治超出许可范围开展超声诊断和人工终止妊娠执业活动的行为。

(四)宣传新型婚育观念，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四、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县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不定期召开协调会，解决综合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关爱女孩政策。

卫生人口计生部门负责查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组织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探索制定有利于女孩成长的政策；收集、整理各单位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信息、工作进展情况，并向领导小组汇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相关医疗器械和避孕药具的监督管理，重点加强对终止妊娠药品和促排卵药品实行严格管理。

宣传部门负责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宣传新型婚育观念，营造“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孩也是传宗人”氛围。

工会负责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妇联负责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依法禁止家庭暴力。

共青团负责在青少年中倡导男女平等观念，抵制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等陈旧思想。

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打击生产、销售假劣终止妊娠、避孕节育药械等犯罪行为。对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予以处理。

广电部门负责及时报道关爱女孩等活动先进事迹。

五、主要任务

1.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制定相关政策，研究部署全年工作。

2.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广泛宣传倡导新型婚育观念，推进生育文明；宣传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相关医务工作者充分认识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意义和目的；每年开展一次以“关爱女孩”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3．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手拉手、一帮一”等活动，建立“走近贫困女孩”帮扶对子，通过走访女性家庭等形式，为需要帮助的女性及其家庭送温暖、送服务。

4．县卫生人口计生局每年与拥有B超诊断的医疗卫生单位签订《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目标责任状》。

5．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人工终止妊娠”整治行动，对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

6．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及时处理群众举报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终止妊娠等违法行为。

举报电话：*举报信箱：*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把综合治理行动抓细、抓实、抓好。

出生人口范文篇9

为进一步加大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力度，琼山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联席会议近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工作，分析当前形势，进一步总结经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段的工作更好开展做铺垫。

琼山区政府副区长出席并主持会议。会上琼山区卫生局局长、区计生委主任分别分析通报了当前区琼山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区食药监局、辖区6家医院和各镇(街)、场(矿)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副区长在会上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综合治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各有关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主动参与到综合整治工作中，特别是医疗机构要加强各项制度的教育，要明确责任，强化措施，认真做好孕情全程跟踪，规范凭证引产工作，确保孕情掌握率得到提高，加大综合治理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宣传氛围，确保综合治理行动取得实效；要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做到标本兼治，尤其要加强建立和完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综合治理性别比整改工作不断推进，完成省、市下达的人口计生各项目标任务。

出生人口范文篇10

一、主要内容

（一）召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动员会议。6月30日前，由区卫生局牵头，召开辖区驻周医疗单位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会议，与参会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要求各有关单位认真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医疗规范和职业道德，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各单位都要与B超操作人员、内科、妇科医生签订承诺书，严禁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禁止对育龄妇女进行孕前调理。

（二）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专项检查。7月1日-15日，由区卫生局牵头，区监察局、区人口计生局、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参加，对全区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药品经营单位等进行全面检查。主要是依据政办发号《关于加强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工作的意见》，检查各单位落实情况。检查的内容：

1、对B超配备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B超配备是否经有关部门批准，操作人员是否有执业证，是否签订管理目标责任书。在B超室门前是否设置“严禁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标识，是否建立登记制度，是否有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现象。

2、对实施流引产手术情况的检查。是否建立登记制度，对计划内怀孕三个月及以上终止妊娠的孕妇，查看是否查验区计生部门出具的《实施引流产手术鉴定证明》；对计划外怀孕和政策内怀孕三个月以下需终止妊娠的孕妇，是否有其所在镇（街道）计生办出具的同意手术证明；是否有超范围开展手术情况。

3、对开展孕期保健情况的检查。对医疗保健机构工作人员在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时，是否查验并登记孕妇的身份证、一孩《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或二孩《生育证》。

4、对取环手术情况的检查。对育龄妇女实施取环手术的，是否索要所在镇（街道）计生办出具同意手术的证明，不允许私自取环，不允许超范围开展取环手术。

5、《出生医学证明》出具情况检查。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是否查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或《生育证》。

6、对孕前调配的检查。医疗系统的相关科室，是否对育龄妇女提供孕前选择性别的调理配方及医疗咨询。

7、对药店、药房经营终止妊娠药品的检查。终止妊娠药品是否在零售经营。

（三）对镇、街道孕情随访服务进行全面检查。7月1日-20日，由区人口计生局牵头，对各镇、街道进行检查，主要内容为：

1、孕期随访服务制度是否落实。孕情摸底信息上报是否及时、准确，走访育龄妇女，调查孕前和孕期是否进行中药调理及B超性别检查。

2、对政策内实施流引产的是否落实审批同意制度。对近2年来实施计划内流引产情况进行调查，是否落实审批同意制度。对符合二孩生育政策，不经计生部门出具证明和非医学需要进行引产的，是否取消生育指标。

3、计划生育流引产合同签定情况。对安排生育计划的是否签订了《计划生育管理流引产合同》，对已实施了流引产手术的妇女，村居是否掌握情况，有无漏报手术和私自流引产现象。

4、对重点单位落实监控制度。对全区每月性别比变动情况实施监控，发现异常及时分析汇报。对部分性别比持续较高的村居单位，对每一例孕情异常的夫妇，都要进行跟踪调查，实行严密监控。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为加强对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的组织领导，区成立由解翠红副区长任组长，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察局局长艾书贵、区卫生局局长牛东升、区人口计生局局长王军玮、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局长于宗杰为副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这次活动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两个检查组，第一组由区卫生局副局长、区疾控中心主任王国臣任组长，区人口计生局党组成员、区妇保院院长毕立刚任副组长；第二组由区人口计生局副局长郭存亿任组长，区监察局执法室主任王强任副组长，具体组织对全区医疗卫生单位的检查指导工作。区宣传部门和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对这次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的宣传工作作出专门安排，积极配合治理活动。卫生、人口计生、药监等部门要对全区所有的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药品经营单位做好宣传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社会综合治理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广大群众起到教育作用，对违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二）做好对违法违规案件的打击处理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一是对卫生、人口计生、药监等系统内检查出来的违法违规案件要给予严肃处理。对违法违规人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责任追究。对私自鉴定胎儿性别和私自引流产的育龄群众取消其二孩生育指标。二是对非法行医和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违法人员，要进行公开的处理，依法对其进行取缔、处罚、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