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证明十篇

关系证明篇1

出具证明单位应依据当事人的档案或有关资料如实填写，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一些亲戚关系证明，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亲戚关系证明1_____字第_____号

根据档案记载(或经调查或经向知情人_______和______调查)，兹证明______(男或女，_____年__月___日出生，____年___月____日死亡，生前住台湾省____市____街____号)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共有以下____人：

父亲：__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_____年__月__日死亡。

母亲：__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_____年__月__日死亡。

配偶：__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于_____年__月__日与被继承人_____结婚)，现住_____省_____市_____街_____号(或于_____年__月__日死亡)。

长男：__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现住_____省_____市_____街_____号(或于_____年__月__日死亡，生前未婚亦无子女)。

次男：__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现住_____省_____市_____街_____号。

_____省_____市公证处

公证员

_____年__月__日

亲戚关系证明2(20___)____证字第____号

申请人：姓名：__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现住____省____市，中国护照号码：____________。

关系人：姓名：__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现住港/澳门，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申请人______是关系人______的'________。

特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省____市____区公证处

公证员：________(签名)

____年____月____日

亲戚关系证明3____字第____号

申请人：吴____，女，38岁，____市____区人，现住在____市____区________。

王____，男，13岁，____市____区人，现住在____市____区________。

王____，女，10岁，____市____区人，现住在____市____区________。

关系人：王____，男，____市____区人，原住________街____号楼，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因公伤事故死亡，终年____岁。

查申请人吴____是关系人王____的妻子，王____是王____的儿子，王____是王____的女儿，王____生前负担吴____、王____及____的全部生活费用，特此证明。

____市____区人民法院

____年____ 月____ 日

亲戚关系证明4经查，我单位职工(或我辖区居民)____，男/女，____年________月____日出生，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因________在________死亡。其全部直系亲属共有以下____人：

父亲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居住地址：____________，生存情况：____________

母亲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居住地址：____________，生存情况：____________

配偶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居住地址：____________，生存情况：____________

子女姓名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居住地址：____________，生存情况：____________

特此证明!

出具证明单位:_________(盖章)

经办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亲戚关系证明5我单位职工___同志(性别：男，____年__月__日出生，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与____同志(性别：女，____年____月____日)现系夫妻关系。

特此证明。

关系证明篇2

一、截取(延长)线段，构造全等三角形

例1如图1，AD是ABC的中线，DE、DF分别是ABD、ACD的角平分线，求证：EF

分析利用角平分线的条件，分别构造两对全等三角形，转移BE、CF，使三条线段构成一个三角形.

证明在DA上截取DN=DB=DC，连结NE、NF.

由DE平分∠ADB，知∠1=∠2.

又BD=ND,ED=ED，

所以BDE≌NDE，

得BE=NE.

同理可得CF=NF.

而在EFN中，NE+NF>EF，

故BE+CF>EF，

即EF

点评当有角平分线时，截取相等线段，为解题开通道路.本例也可延长ED到N，由全等三角形得BE=CN,EF=NF.

二、截取(延长)线段，构造等腰三角形

例2如图2，在ABC中，∠ACB=2∠B，求证：2AC>AB.

分析本题关键是如何构造出2AC.利用角的二倍关系，构造以AC为腰的等腰三角形，该等腰三角形的底边恰与AB相等.

证明延长BC到D，使CD=AC，连结AD.

则∠CAD=∠D.

而∠ACB=∠CAD+∠D，

所以∠ACB=2∠D.

而∠ACB=2∠B，

所以∠B=∠D，得AB=AD.

在ACD中，AC+CD>AD，

所以2AC>AB.

点评本题也可以在BC上取点E，使∠AEC=∠ACB.连结AE，可类证.

三、延长中线构造平行四边形

例3如图3，AD是ABC的中线，求证：AB+AC>2AD.

分析由2AD想到延长AD至等长，构造出平行四边形，就可把有关线段转移到一个三角形中.

证明延长AD到E，使DE=AD，连结BE、CE.

又DB=DC，所以四边形ABEC是平行四边形，得AC=BE.

在ABE中，

AB+BE>AE，

所以AB+AC>2AD.

点评如果没学到平行四边形，也可证明EBD≌ACD.

四、构造中位线

例4证明：三角形任两条中线之和大于第三条中线.

已知：如图4，AD、BF、CE是ABC的三条中线，它们相交于N.

求证：BF+CE>AD.

分析利用三角形重心N将各中线三等分的性质，取AN的中点M，使EMN的三边分别是各中线的三分之一.

证明取AN的中点M，连结ME.

因为AD是中线，N是重心，

所以MN=13AD.

又E是AB中点，

则EM=12BN=13BF.

因为EM+NE>MN，

而NE=13CE，

所以13BF+13CE>13AD，

从而BF+CE>AD.

点评本题也可延长ND到G，使DG=DN，得平行四边形BNCG，再利用BNG的三边不等关系.

五、移动线段

例5如图5，D是ABC的边BC的中点，E、F分别在AC、AB上，且∠EDF=90°，求证：BF+CE>EF.

分析利用直角∠EDF，构造等腰三角形以及全等三角形，将三条线段转移到同一个三角形中.

证明延长FD到G，使DG=FD，连结EG、CG.

由∠EDF=90°，知EFG是等腰三角形，则EF=EG.

又FD=DG，BD=CD，∠1=∠2，

则BDF≌CDG，

得BF=CG.而CG+CE>EG，

所以BF+CE>EF.

点评本题的关键是对直角DEF条件的利用.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作出斜边上的中线，二是加倍直角边.本例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这样将目标式中的三条线段转移到同一个三角形中.

六、截大补小

当已知条件中，一个角大于另一个角时，可采用“截大补小”法，即在大角内作一个角等于小角，或将小角补成与大角相等的角.

例6在ABC中，∠C>∠B，求证：AB>AC.

证法1如图6-1，在∠C内部作∠BCD=∠B,CD交AB于点D，则BD=CD.

在ADC中，AD+CD>AC，

则AD+BD>AC,即AB>AC.

证法2如图6-2，作∠CBE=∠C，BE与CA的延长线交于点E，则BE=CE.

在ABE中，AE+AB>BE，

则AE+AB>CE=AE+AC，

即AB>AC.

点评本例结论实际上是有关三角形边角不等关系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在三角形中，大角对大边，大边对大角.

练习题1.在ABC中，AB>AC，M是角平分线AD上一点，求证：BM-CM

关系证明篇3

尽管学界关于推定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在推定涉及两个事实即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方面上基本能够达成共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推定，是指借助于某一确定事实A，而合理地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B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假定。”⑵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推定，乃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的一种证据法则。”⑶还有的学者认为：“推定是指通过对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来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⑷上述有关推定概念的共同之处均在于认识到推定涉及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但分歧在于：第一，推定所涉及的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推断、推论还是直接认定?第二，这两类事实之间的推断、推论抑或认定关系的依据究竟是法律规定还是经验法则，抑或二者均具?

推定不同于刑事证明中的推断或推论。推断或推论是指依据一定的证据对待证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做出判定，其所遵循的从证据到事实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于推定中的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思维模式：前者需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运用归纳法，从已知的证据事实推理得出待证事实，后者则不存在这样的推理过程，只要基础事实得到证明，推定事实就被视为得到证明，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不是推理关系，而是直接认定关系。⑸当然，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推定关系，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联系不无关系，但这种常态联系并非推定存在的唯一根据，推定的设立除了要考虑两种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之外，更是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从而体现着设立者的刑事法律价值观念和一定时期内的价值选择。

推定作为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认定机制，其在刑事司法中的价值在于通过降低某些案件的证明难度，从而达到对某一类或某几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行为进行认定并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的效果。因此，推定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定罪机制，其一旦被适用，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从这一点来看，作为被告人利益保护机制的无罪推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推定。由于推定的确立和适用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故应当严格予以限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凡涉及到可能剥夺或限制公民自由、财产权利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推定的设立和适用虽然并不必然导致被告人被定罪和科刑，但却会将被告人陷于这种危险之中，故也应当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司法人员不能根据经验法则任意创设和使用推定。所以我国许多学者认为的推定既包括法律上的推定，也包括事实上的推定，或者说既包括立法推定，也包括司法推定（或称审判上的推定）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会导致推定的滥用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任意侵犯。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推定的概念应界定为：为解决证明上的困难，由法律明确规定的，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从而达到认定推定事实效果的一种案件事实认定机制。推定是一项立法技术，而非司法技术，是立法者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和诉讼价值选择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只要基础事实得到证明且被告人的反驳未能达到法律的要求，裁判者必须认定推定事实的成立。

推定的根本特征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刑事证明的难度。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推定降低证明难度的方法就是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如认为“在达到证明标准的问题上，推定要求较低而推论要求较高。在刑事诉讼中，前者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必须达到这一标准。”⑹“推定转移了证明责任，而推论并未转移证明责任。”⑺笔者认为，以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作为推定区别于推论的主要特征，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推定发挥作用的机理，因为推定中既包含了裁判者对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认定问题，也包含了指控方对基础事实的证明问题和当事人对推定的反驳问题，这就使推定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设定具有了区别于一般刑事证明的复杂性，仅仅以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标准降低根本无法说清推定与推论、证据裁判、自由心证之间的关系。罗森贝克的以下论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推定的真谛：“我们的证明责任原则，即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将对其有利的规范的前提条件作为在事实上已经实现来予以证明，证明是正确的；受益于推定的当事人应当承担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不加以确认，推定是不能直接适用的。但是鉴于‘理想的’要件，法律推定并没有构成通常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因为需要加以证明的推定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于推定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理想的’前提条件。至多在涉及反面的证明的方面，才可能谈及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推定改变的是证明主题，而不是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⑻笔者认为，罗森贝克的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推定的作用机理，即推定是通过改变证明主题（或称证明对象，即把证明主题从推定事实改为基础事实）而降低证明的难度，所谓证明责任的转移和证明标准的降低只是推定改变证明主题后的外在表现。因此，欲揭示推定与刑事证明的关系，必须先研究推定与证明对象的关系，其次才会涉及推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关系。

二、推定与证明对象之间的关系

证明对象是指证明活动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两类，其中实体法事实又包括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和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由于推定只与实体法上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有关，故其他证明对象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之内。有关推定与刑事证明对象之间的关系，之前我国学界尚无人予以关注。实际上，推定的本质就在于改变了实体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诉讼的证明对象从推定所欲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理想”要件（即推定事实）改变为推定的前提要件（即基础事实），从而达到降低证明难度的效果。以下笔者即以我国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推定规范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我国《刑法》第395条有关巨额财产的规定是学界公认的推定规范之一。根据本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立法者之所以规定本罪，其主要目的是加大我国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因为腐败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秘密性特点，对这类犯罪的侦查、取证极为困难，许多犯罪行为因侦控机关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以贪污、贿赂等罪名被定罪。立法者在规定巨额财产时使用了推定的方法：本罪的推定事实本来应当是“巨额财产来源非法”，其构成要件至少应包括：（1）国家工作人员。（2）其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3）超过合法收人部分的财产或支出为非法所得。为证明这部分财产为非法所得，侦控机关必须查清其取得财产的非法途径，比如说是贪污所得还是受贿所得。但由于前述原因，立法机关通过推定改变了上述要件事实，将本罪的构成要件改为：（1）国家工作人员。（2）其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3）本人不能说明该差额部分的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如此一来，控诉机关只需提出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其本人不能说明该财产来源合法。相对于推定事实所要求的理想要件而言，这一构成推定基础事实的前提要件要容易证明得多。

再比如，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所的一系列针对以“明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名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将对“明知”的证明改变为对外在客观行为的证明，也属于推定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刑法》第345条规定的‘非法收购明知是盗窃、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表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或销售单位收购木材的。（2）收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木材的。（3）收购违反规定出售的木材的。”类似的规定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于2002年7月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5月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上述司法解释均将《刑法》中所要求的犯罪主观方面的“明知”要件改变为客观的行为要件，并赋予其推定的效力，即允许控诉方通过证明这些客观行为（基础事实）来代替对主观“明知”（推定事实）的证明，从而缓解证明的困难。但是，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出的，由于推定的确立和适用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甚至导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的恶化，因此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上述司法解释虽然符合推定的形式，但其效力有所欠缺，自身面临着“合法化”的问题。笔者主张将这些推定规范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

推定改变证明对象不但是推定的本质，而且是判断某一法律规定是否是推定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推定，比以证明责任是否转移为标准更科学、更明确。以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一系列以“明知”为要件的犯罪为例，由于“明知”属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很难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很多人都主张可以对“明知”进行推定，即通过客观实际情况来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明知”。比如有学者认为，在窝赃、销赃罪中，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是构成本罪的要件之一，但在被告人否认明知的情况下，控诉机关直接证明其明知状态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嫌疑人接受物品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价格、嫌疑人与本犯之间的关系、对本犯的了解程度等推定嫌疑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⑼笔者认为，这种以客观情况推断明知的做法并不构成推定，因为这类犯罪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并不能改变法律上对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要求，故控诉机关无论提供的证据是口供还是其他诸如嫌疑人接受物品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等客观方面的证据，都只能视为是对“明知”的证明，裁判者在认定“明知”时，必须对这些证据的充分性进行评价，而不能仅仅通过这些被证明的客观情况就直接认定被告人具有主观上的“明知”。也就是说，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改变之前（即以客观行为要件代替明知要件），在此类犯罪的认定中并不存在推定的问题，更不应以推定的效力来解决证明中的困难，否则将会对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极大的侵犯。

三、推定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推定通过改变证明主题而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能简单地以证明责任倒置或证明责任转移加以概括。推定虽然从总体上区别于证据证明，但其内部结构中同样存在着证明的问题。推定中的证明主要涉及到控诉机关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以及被告人对反驳的证明。

（一）证明责任概念的厘清

对于什么是证明责任，我国诉讼法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有关证明责任的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大陆法系证明责任的理论深受德国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认为证明责任包含双重含义：一是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这一层面的证明责任通常被称为主观的证明责任；二是指在口头辩论结束之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的结果，这一层面的证明责任通常被称为客观的证明责任。英美法系的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也认为证明责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提出证据的责任，指在诉讼的早期阶段，当事人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使法官认为有理由将争点事实交给陪审团认定的行为责任，也被称为通过法官的责任；二是说服责任，指当事人对交付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争点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的不利的结果，也被称为通过陪审团的责任。

对于两大法系在证明责任上的理论分类，我国有学者认为具有一致性，即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相对应于英美法系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相对应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⑽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误解，大陆法系的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是从行为与结果两个角度来对证明责任进行的分类。主观责任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而不涉及到诉讼后果的问题，因此又被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简称为行为责任；客观责任强调的是诉讼的结果，即当诉讼程序终结时，如果案件的要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由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承担败诉风险，因此，被称为结果责任。⑾在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主导庭审，负责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实，虽然当事人为避免败诉风险也会主动提供证据，但其提供证据的行为与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即如果他不提供证据也不必然承担败诉风险，因此，在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中才会出现与结果并无关系的行为责任。就责任与后果的对称关系而言，大陆法系证明责任理论中的主观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责任。而英美法系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是从诉讼的阶段上以及接受证明的主体上对证明责任进行的分类，提出证据责任发生在诉讼的开始阶段，是当事人对法官所承担的责任，即当事人为使法官将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必须提出“表面上充分的证据”，否则将承担请求被驳回的不利后果，因此，提出证据责任本身既包括行为责任也包括结果责任；说服责任是当事人对陪审团承担的责任，即法官将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之后，当事人必须运用证据说服陪审团确信待证事实真实存在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将承担起主张不能成立的败诉结果，因此，说服责任本身既包括行为责任也包括结果责任。

我国许多学者在研究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时，缺乏对证明责任概念的细致分析，机械地引进美国学者有关推定效力的学说，比如塞耶的“转移举证负担说”和摩根的“转移说服负担说”，⑿以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来分析我国刑事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这种对证明责任的理解和用法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合议庭的部分证据调查权，因此从诉讼模式上更接近于大陆法系，故笔者主张以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或称结果责任）为框架来分析推定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二）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是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推定在改变证明主题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一原则，控诉方仍需承担证明责任，只不过其所证明的对象从推定事实改变为基础事实。控诉方在推定中的证明责任既体现为主观证明责任，也体现为客观证明责任，即控诉方既有义务提出证据对基础事实加以证明，也有义务承担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当控诉方对基础事实履行了主观证明责任之后，如果被告人不予以反驳，则法官可直接认定推定事实的成立；但如果被告人提出了反驳，此时主观证明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一方，被告人需就反驳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反驳并非推定所独有的特征，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均有权提出反驳，推定中反驳的特殊性表现在被告人既可以针对基础事实提出反驳，也可以针对推定事实提出反驳，比如在巨额财产的证明中，被告人提出的反驳既可以是自己的财产或支出没有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也可以是自己的财产或支出有合法的来源。总之，在被告人提出反驳的情况下，其对反驳应负提供证据证明的主观责任，但这种主观责任的承担与诉讼后果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即便被告人的反驳不能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但只要其使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败诉的不利后果仍需由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控诉方承担。由此观之，推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转移证明责任的分配，其与普通案件的区别仅在于在被告人不提出反驳的情况下，裁判者可以直接依据被证明的基础事实认定推定事实。

四、推定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

（一）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关系密切，是法定证明责任的卸除标准，即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和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对客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必须达到定罪的标准，方可卸除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得到胜诉的判决（即被告人有罪的判决），这一标准在我国被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英美法系被称为“排除合理怀疑”，在大陆法系则被称为“高度盖然性”。控辩双方对主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则依诉讼的不同进程而有所区别：在诉讼开始阶段，控诉方有责任就其指控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其证明程度应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程度；其后如果被告方提出反驳，则主观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方，此时被告方对反驳事实的证明只须达到使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要达到这一程度，被告方须提出“优势证据”对己方主张加以证明；随后，主观证明责任又回到控诉方，控诉方针对已经被被告方动摇的指控主张仍需继续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指控事实回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控辩双方提不出新的证据，此时诉讼如果停滞在控方无法提出新证据的阶段，则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由控方承担败诉风险；如果停滞在被告方无法提出新证据的阶段，且合议庭认为控方的证明已经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无需再对证据和事实进行调查，即可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因此，控诉方对主观证明责任的承担需始终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方对主观证明责任的承担则只须达到“优势盖然性”即可。

（二）推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推定降低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学者认为，推定一来通过转移证明责任降低了控方的证明难度，二来通过允许裁判者将不足以得出推定结论的基础事实视为待证事实存在的充分证据，从而将低了证据的充分性要求。⒀也有学者认为，推定从证据的量、证明的内容和证明的质这三个方面降低了证明的要求，推定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⒁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概括性地认为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存在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从推定适用的结果来看，运用基础事实直接认定推定事实确实比以证据证明推定事实存在更大的或然性，因此就同一案件事实而言，推定的适用的确会在总体上降低证明的程度。然而，这并不等于在推定案件中不存在证明标准的界定问题。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言，推定中的证明包括控诉方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和被告方对反驳的证明，双方当事人欲卸除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理应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

控诉方对基础事实承担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决定了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被告人不提出反驳的情况下，基础事实将成为认定推定事实的依据，故必须由控诉方以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而被告人对反驳的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在理论上则是存在争议的：美国学者塞耶认为，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排除合理怀疑，优势证据等证明标准可资利用，但并不需要就此作出特别的规定，更无须达到那么高的证明程度。从推理的一般情况来看，相反的证据只要使人感到与推定事实相对立的观点是“合理可能的”，推定的效果就不应再存在了；⒂而另一美国学者摩根则认为，推定的诉讼价值其实与证明责任分配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因而没有必要将推定仅仅视为一种转移举证负担的机制，而应当增强它的效力，即一旦基础事实得以确立，不仅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关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负担，同时也应当要求他就此承担说服负担。如果案件审理终结时，他不能使陪审团确信推定事实的不存在，那么，他将就此问题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⒃在美国，当事人预说服陪审团作出有利于己的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必须达到优势盖然性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则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因此，从表面上看，尽管两位学者争议的问题是推定转移的究竟是举证责任还是说服责任，实质上二者的分歧之根本在于反驳推定的证明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抵消推定的效力。

笔者认为，由于刑事推定的适用不利于被告人，故不应对反驳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反驳推定只须达到优势盖然性程度即可，即被告人只要提出证据证明其反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超过不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使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就应视为已履行了证明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仍需继续对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加以证明，直到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得到有利于己的判决，否则应承担败诉的风险。

注释:

⑴[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⑵席建林：《试论推定证据规则》，《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3期。

⑶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⑷裴苍龄：《再论推定》，《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⑸我国有学者认为推定的基础事实是一项具有盖然效力的证据，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一种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这混淆了推定与推断、推论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揭示推定的本质。同上注。

⑹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⑺同上注。

⑻同前注⑴，莱奥·罗森贝克书，第224页。

⑼杨迎泽主编：《检察机关刑事证据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页。

⑽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⑾参见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⑿参见秦策：《美国证据法上推定的学说与规则的发展》，《法学家》2004年第4期。

⒀参见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⒁同前注⑹，龙宗智文。

关系证明篇4

一、以点代面,化繁多为单一

【例1】:证明:直径是圆中最长的弦。

【分析】:这是一类“长与短”的不等关系比较,在圆中直径总要与其他弦“比一比”,才能说明是否最长。那么,怎样比呢?与其他所有的弦都比吗?这显然是繁多而又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化“繁多”为“单一”,当然,这个单一必须具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任作一条非直径的弦试试,这里的“任意”显然可以代表其它所有的弦,比出了这“任意”作的一条弦与直径的大小,则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样看似繁多的问题,就变得单一了。

【证明】:如图,任作一条非直径的弦CD,连接OC、OD。

在OCD中,

OC+OD>CD

而OC+OD=AB

AB>CD

由CD的任意性可知直径是圆中最长的弦。

二、构造等量,变盲目为清晰

【例2】:试证:在三角形中,大边所对的角也较大。

【分析】:这是一例“大与小”的不等关系比较,涉及既有边又有角,因此,要比较大小就必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那么,边与角怎么联系呢?我们已经知道“等边对等角”,所以,我们可以先构造出一个等量,即在已知三角形的大边上截取与小边相等的长度,构造一个等腰三角形,再进行比较,这样就把盲目的问题变得有清晰的思路了。

【证明】:如图,在大边AC上截取AD=AB,连接BD,

∠C+∠CBD=∠ADB

而∠ADB=∠ABD

且∠ABC>∠ABD

∠ABC>∠C

即大边AC所对的角大于小边AB所对的角。

三、转移视线,变不可能为可能

【例3】:如图,O中弦AB>CD弦,AB、CD交于E,M、N分别是AB、CD的中点,连接OM、ON、MN,求证:∠MNE>∠NME。

【分析】:这也是“大与小”不等关系的比较问题,如果直接在三角形MNE中考虑,就只能用“大边对大角”,但ME与NE哪条线段大是不可能知道的。初看解决问题好像不可能,但我们只要转移一下视线,即在三角形OMN中来考虑,这种不可能就变得可能了。

【证明】:M、N分别为弦AB、CD的中点,

OMAB、ONCD,

∠OME=∠ONE=90°

…①,

又弦AB>CD,

OM

∠ONM

由①、②得:

∠MNE>∠NME。

四、巧设桥梁,平稳过渡

【例4】:求证:经过相交两圆的一个交点的那些直线被两圆所截得的线段中,平行于连心线的那一条线段最长。

【分析】:此种类型实际上是上述三种类型的综合,我们可以先过交点任作一条直线,然后巧设连心线这道桥梁,找出等量与不等量,再把问题转移到与连心线的比较上来,便可解决问题。

【证明】:如图,过点M任作一条直线分别交O1,O2于C、D,再分别过O1、O2作AB、CD的垂线,垂足分别为E、F、P、Q,

由垂经定理可得:AB=2O1O2,

而CD

关系证明篇5

上面的结论是三角形两内角的角平分线所形成的钝角与三角形第三个内角的关系.由此大家不难通过联想，也许还会提出下面的问题：三角形的两个外角的角平分线所形成的锐角与第三个内角有什么关系呢？三角形的一个外角与不是由同一顶点出发的一个内角的平分线所形成的锐角与三角形的第三个角有什么关系呢？等等.下面我们分别予以探索与证明．

已知：如图1，在ABC中，∠BAC、∠ABC、∠ACB的角平分线AD、BE、CF相交于点O.求证：∠BOC=90°+12×∠BAC，∠AOC=90°+12×∠ABC，∠AOB=90°+12×∠ACB．

证明：因为BE、CF平分∠ABC、∠ACB，

所以∠1=12∠ABC，∠2=12∠ACB，

因为∠BAC+∠ABC+∠ACB=180°，∠OEC=∠1+∠BAC，

所以∠BOC=∠2+∠OEC=∠2+∠1+∠BAC=12（∠ABC+∠ACB）

+∠BAC=12（180°-∠BAC）+∠BAC=90°+12∠BAC．

同理可证：∠AOC=90°+12∠ABC，∠AOC=90°+12∠ACB．

拓展结论1：三角形的两个外角的角平分线所成的锐角=90°-12×第三个角．

上述结论的证明过程请同学们仿上完成．

图1 图2应用举例:已知如图2，在ABC中，∠EBC、∠FCB为ABC的两个外角，BD、CD为∠EBC、∠FCB的角平分线，若∠A=80°，则∠BDC= .（答案：50°）

拓展结论2：三角形的一个内角的角平分线与三角形的另一个外角的角平分线所成的锐角=12×第三个角．

图3已知：如图3，在ABC中∠ABC的角平分线BD与∠ACE的角平分线CD相交于一点D.求证：∠BDC=12∠A．

证法1：设∠ACD=x，根据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推论2，得∠DBC=∠DBA=x-∠BDC．

因为∠ACE=∠A+∠ABC，

所以2x=∠A+2∠DBC=∠A+2（x-∠BDC），

所以∠A=2∠BDC，所以∠BDC=12∠A．

证法2：过点C作∠ACB的平分线CF交BD于点O．

因为BD平分∠ABC，CF平分∠ACB，交点为O.则据上述结论易知

∠BOC=90°+12∠A. ①

又因为CD平分∠ACE，CF平分∠ACB，则根据互为邻补角的角平分线相互垂直可知∠OCD=90°.因为∠BOC是ODC的外角，

所以∠BOC=90°+∠BDC. ②

由①②得∠BDC=12∠A．

图4上面讨论的是角的平分问题，如果涉及三等分角结论又将如何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

已知：如图4所示，BD、BE与CD、CE分别是∠ABC、∠ACB的三等分线，那么∠BDC、∠BEC与∠A之间有什么关系？ 简解：延长BD交AC于F．

因为BD、BE与CD、CE分别是∠ABC、∠ACB的三等分线，

所以∠BDC=∠ACD+∠ABF+∠A=23（∠ACB+∠ABC）+∠A=23×180°+13∠A．

关系证明篇6

兹证明***同志，身份证号*********，自* 年*月起至*年*月止在我单位**部门担任** 职务。

特此证明!

***单位

**年**月**

个人工作证明（二）

xx学校(单位)：

同志，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于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在我公司xx部门从事xx工作，工作积极，团结集体，遵纪守法，各方面表现优秀。我单位对本证明真实性负责。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工作证明（三）

兹证明**教师，自1993年7月参加工作至20**年7月止在我校片区**村小从教，期间共XX年，b类。

特此证明!

证明人：**

**县**镇**小学

个人工作证明（四）

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________是我公司员工，在________部门任________职务。至今为止，一年以来总收入约为__________元。特此证明。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及在我公司的工资收入，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势的担保文件。盖 章：日 期：______年___月___日收入证明 兹证明我公司(xx-xx公司)员工xx-x在我司工作xx年，任职xx部门xx经理(职位)，每月总收入xx-xxx.00元，为税后(或税前)薪金。 xx-xx公司 ...

关系证明篇7

 

同志系（）员工，职位是（）校长，（）是劳务派遣委托，该员工的劳动用工关系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由（）代为管理。

           特此证明

 该证明填写说明：以上括号，可填姓名，单位全称，单位全称，总之你想填的，你就随你的想法去填 

 

                               

 

 

关系证明篇8

关键词：独立董事 有效性 信息透明度 实证分析 公司治理

一、问题提出

1.研究背景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后的问题使得公司治理成为现代企业的研究重点。问题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有两种表现形式：在股权较为分散的英美上市公司中，问题主要表现为所有者和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当股权集中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某一个或某几个股东就能控制公司时，问题就变成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实践。由于国家对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推进，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以“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事件为代表的美国上市公司丑闻，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良好运作，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我国证券市场创建十几年来，由于监督机制的缺陷和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上市公司在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操纵下屡屡出现“圈钱”现象、虚假披露现象、财务欺诈现象、违规关联交易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也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丧失效率。

2.文献回顾

引入外部独立董事是否能够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一直是公司治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通过对独立董事理论的研究，Forker（1992）认为：独立董事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能使董事会对股东更加尽职尽责，从而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管理层由于公布虚假信息而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Beasley（1996）研究了董事会人员构成与财务欺诈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发生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越小。Dechow et al.（1996）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查处的公司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了相类似的结果。Peasnell et al.（2000）对英国上市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公司出现违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Eng&Mak（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的自愿性披露负相关。崔学刚（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但是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会大大减弱。Peasnell et al（2005）通过实证研究的得出管理层操纵盈余的概率与独立董事制度负相关的结论。陈国辉 等（2009）考察了173家深市A股上市公司，检验结果发现独立董事人数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而财务独立董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不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1.独立董事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作用机理

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如何有效的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增加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而从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可以发现，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方面，独立董事能够改变董事会的结构。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由于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瓜葛，不易受股东的意愿影响，因此使某些董事会议案不被通过成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监督角色和战略角色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指导意见》中要求独立董事有一名必须是会计专业人士，并可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这使得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的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和财务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我国股票上市公司数据库（简称CSMAR），信息考评数据根据深交所披露信息手工搜集整理而得。文中相关数据的汇总、处理及检验均采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SPSS 20.0进行。

3.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从2001年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对主板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进行考评，并在2005年加入了中小企业板，在2010年加入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深交所分别从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并综合上市公司受奖惩情况等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评价，最终形成考评成果并在深交所网站进行公开披露。其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种。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此将信息透明度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记为IT。并将深交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作为信息透明度的变量，具体赋值方法如下：当考评结果分别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时，信息透明度IT分别为1、0.8、0.6和0.4。

（2）解释变量。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经验，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选择独立董事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其具体含义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代表董事会的独立性，记为INDP。

（3）控制变量。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还可能受到公司规模、财务风险、公司业绩和董事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并提出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规模与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

假设3：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

假设4：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越好，信息透明度越高。

假设5：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与信息透明负相关。

4.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独立董事比例和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根据上文的研究假设和变量设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IT= β0+β1INDP+β2SIZE+β3LEV+β4ROE+β5BS+ε

回归方程中，β0为常数项，βi（i=1，2，3，4，5）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ε是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符号定义见表3。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

1.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IBM SPSS 20.0对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从输出结果来看：

（1）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总体较好，平均分达到了0.793。结合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2010年的优秀、良好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合格、不合格的上市公司比例在下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能达到优秀信息披露水平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不高，仅14%左右。并且处于合格等级的上市公司也达到了16%左右，一旦这些上市公司仍然不能加强管理层监督，任由内部人控制问题发展，那么其信息披露评级将很容易滑落到不合格等级，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造成影响。

2.回归分析

表是SPSS软件对本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1）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NDP）的回归系数为负，与假设1不一致，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10%）。但是研究结果与国外学者Eng&Mak（2003）所认为的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有一定的相似性。

（2）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即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统计上显著（显著水平为5%），假设2得到了验证，说明上市公司规模确实与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规模越大，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高。

（3）资产负债率（LEV）即公司财务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5%），假设3得到了验证，说明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水平越低。

（4）净资产收益率（ROE）即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统计上显著（显著水平为5%），假设4得到了验证，说明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其信息透明度水平越高。

（5）董事会人数（BS）即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与假设5不一致，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10%），说明没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与信息透明度负相关。

四、结论和建议

1.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从信息透明度的视角研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治理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独立董事比例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有正面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有效也没有得到证明。但是从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性研究可以看出：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对经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就越强，公司的舞弊行为会得到遏制，进而信息透明度水平越高，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应该是能够发挥效用的。本文认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互矛盾的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独立董事的比例已基本达到了证监会规定的水平，但是现阶段独立董事制度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

2.建议

基于对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和我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障碍，本文对提高独立董事有效性、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健全的独立董事运行机制。良好的运行机制是提高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基础。本文认为，证监会应该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借鉴国外先进的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建立一套正规的独立董事运行机制。

（2）创建有利于独立董事发挥效用的法律环境。新修订的《公司法》虽然确定了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但对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还存在模糊。本文建议在《公司法》中进一步明确、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责任、义务、任职资格、权利范围和行权程序，消除制度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并加大立法权威。上市公司应贯彻证监会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规定，并在部门规章中得以体现。另外，为了进一步规范独立董事行为，增加行业自律性，本文建议在民法领域和刑法立法领域明确独立董事责任，加大独立董事违法操作的成本，并对不“懂事”、不作为的独立董事进行惩罚。

（3）厘清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关系。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设计的功能在于合理界定权力的边界。只有权力界限清楚，责任才能明确，才能降低制度运作的成本，减少外部效应。这就要求在法律上厘清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关系，对二者行权时的冲突和交叉做出明确规定，并将责任具体落实。本文建议首先要保障独立董事实际的决策参与权，并在决策制定中实现监督权；其次要授予监事会更多的监督权并相对弱化其决策权。

参考文献：

[1]蔡宁，梁丽珍.董事会构成.所有权结构与财务舞弊关系的经验分析[C]//转型经济下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03

[2]陈国辉，韩海文，陈仕华.财务独立董事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来自深市 的经验数据[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6）：49-54

[3]崔学刚.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J].会计研究.2004（8）：72-80

关系证明篇9

一、证据关联性的理论基础

（一）证据关联性的哲学基础

证据是伴随案件的发生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为关联性作为证据本质属性的确立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唯物论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客观的、普遍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每一个案件在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一定会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这些与案件事实联系着的痕迹成为再现案件事实的中介，是证明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其次，认识论认为事物是可以被认知的。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是被认识的对象，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的证据也是被认知的对象。刑事审判活动也就是法官及控辩双方对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证据进行判断的过程，在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只有具有关联性的、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才能被采纳，只有经过调查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因此，当一个证据在法庭上被出示后，要认定它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证据关联性的价值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即价值。关联性作为证据本质属性的价值基础，在于在庭审中通过控辩双方充分论证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认定案件事实，使法官能够准确做出判断，以实现诉讼正义。关联性是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得以不被排出的前提，这为正确适用法律认定案件事实奠定基础。程序正义是程序价值的核心，即无论案件事实能否被准确查明，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过程都应符合法律的要求。程序正义首先体现在对案件事实及证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有着正确的判断，发现证据之间、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以正确适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为了实现实体真实而忽视对程序价值的追求，证据关联性正好弥补这一不足，它通过强调证据之间关联性的认证发现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证成关系，严格遵守诉讼程序收集、审查证据，同时诉讼证明的过程要求既要符合实体法律，又要符合程序正义，证据关联性的适用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排除证据认证过程中不符合程序价值要求的证据，从而最终实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二、证据关联性的地位

证据的关联性在证据规则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证据适格的基础性条件。特定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直接决定着该特定证据是否适格，是否能够进入到诉讼中来。证据的关联性事实上是整个证明环节的自然要求，如果逻辑上同需要证明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任何证据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证据的关联性可以说是整个证据法中最为关键、最为基础性的概念。“不管人们对证据的属性如何争论，也无论证据的属性问题出现在何国、何一历史时期的证据法学论坛，人们对于证据的关联性似乎总是不加争执，都认它为证据属性之中的当然品格。”从一定意义上讲，证据的关联性就是证据事实对于案件待证事实加以解释、说明的可能性。因而，在证据理论与立法上对证据的关联性予以强调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将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联系起来。所有证据必须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保持联系，这种关联性即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事实裁决者必须依据有关联性的证据去发现案件事实。第二，将无关联性的证据排除在法庭之外。证据关联性的判断可以控制诉讼案件的证据总量与辩护的范围，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将所有与案件待证事实无关的、可能妨害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拖延时间以及增加诉累的证据排除在法庭之外。例如，英美法系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由陪审团来认定案件事实，为了防止当事人将没有关联性的证据提供陪审团考虑导致陪审团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所以要有关联性规则的限定，避免陪审团受当事人提出的无关联性证据的误导。

三、证据关联性的种类

证据事实必须与案情事实有某种关联，才能对案件的情况起到证明的作用，但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接的联系和间接的联系

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直接证据对案件主要事实具有直接证明性，与案件主要事实具有直接联系。但是，不同的直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程度有所不同。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地、直接地证明案情主要事实，它们同案件本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每一个间接证据，都能从某一个侧面来印证案件的某些局部的情况，例如，证明发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原因、结果等诸种因素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证明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身份、历史、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及平时的关系、近期表现等背景情况中的具体细节。间接证据同案情事实绝不是毫无关联，只不过表现为间接联系而已。

（二）必然的联系与偶然的联系

“必然联系”，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合乎规律的联系，而不是违背人们常识的勉强联系或偶然的巧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应该是一种因果联系。简言之就是，一个已知的事实，必然地导致了案件中的某个事实情节的发生，或者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地产生了某种痕迹，如果并不必然导致，那么这二者之间就没有关联性，这个已知事实就不能成为证明此项犯罪事实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已知事实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中的某个情节或者环节，哪怕仅仅是一个细节、一个情节的某个方面，这个事实与案件之间就具有了必然的联系，就可能成为该案中的证据。个别情况下偶然的巧合而形成的是偶然关联，任何与案件情况只是偶然巧合而不具有必然联系的事实，都不能用作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三）肯定联系和否定联系

刑事证据同案情事实的关系，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肯定关联是证明案件确实存在，并进一步指认出犯罪分子的证据关联性。绝大部分案件中刑事证据同案情事实之间的联系是肯定式的关联。否定关联是证明案件不存在或者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关联性。否定的关联性不是表现为肯定式，而是一概表现为否定式。

关系证明篇10

[关键词]农业考古；事实推定；证明标准；结论

[作者简介]孙春祥（1965―），男，河南偃师人，法学硕士，律师，郑州牧专讲师。（河南郑州450011）

农业考古中结论最终得出的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所谓直接方式是指存在满足证明标准的直接证据，可以直接得出考古结论的证明方式。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证明待证考古事实存在与否的证据。所谓间接方式是只存在间接证据的情况下符合有关考古证明标准的证明方式。在农业考古中，在无必然性的直接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通过或然性的间接证据所确证的事实与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由学者依据逻辑判断和经验法则对待证事实进行“假定性”认定的活动就是考古的事实推定。事实推定属不属于间接的方式要看考古的证明标准体系的确定。

一、两元的考古的证明标准

考古的证明标准应是两元的。小的容易的证明对象要采取“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即100％的证明标准，大的目前技术状况难以证明的要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不合理性。近几年来证明标准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这场学术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到底是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持“法律真实说”的学者们认为：“客观真实说”在理论上具有抽象性，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主观的影响，实际上往往难以实现；在实践上具有笼统性，操作性差等缺陷，不能真正解决诉讼证明中的问题，因而提出了“法律真实说”并取而代之。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辩论使我们看到了法官认识案件事实的程序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官主观判断的决定性等特征，看到了“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不合理性。证明标准作为主观认识的结果均体现一定实质意义上的盖然性，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

马列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也是我国考古工作的理论基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完全可以认识的，在考古结论的得出上不能满足于接近真实，必须“确实充分”，才能经起实践的考验。但是，人类思维中的选择受到主体的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以及情感、意志和兴趣等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主体思维对客体信息的选择取舍和加工制作必须通过“建构”或“重构”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主体以观念形式反映客体的要求。也就是说认识运动具有中介性、复杂性和辨证性。再加上客观条件的制约，决定了多数的考古工作要达到必须确实充分，难度非常大。许多学者的论文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推测、推断、推定的词语。虽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可以达到真理性的结论。但在认识的某一个环节上，可能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会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忽略考古工作也有阶段性，技术的有限性和复杂性。所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借鉴对阶段性的研究的评价是必须的。

二、推定不是科学的证明方式

1、推定和考古的证明标准

推定的概念，按照金山词霸的解释是指“推测判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第31款规定：“推定或假设是指事实的审理者必须发现该推定事实的存在，除非提出对该推定不存在予以认定的证据。”（1）美国《加州证据法典》第600条规定“推定是一种事实的假定，即法律要求从另一事实或事实组中得出或在诉讼中加以确认。”（2）所谓推定是指当两个事物或两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一般与个别、常规与例外两种情形时，根据择优原则，将其中的一般逻辑关系、常规逻辑关系确定为他们之间的正常逻辑关系的一种行为或结果。（3）把一般逻辑关系、常规逻辑关系确定为正常逻辑关系的一种行为或结果的推定不符合“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更不符合“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如果采用推定进行科学的考古研究，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不符合逻辑的，不科学的。因此，在农业考古结论得出应排除事实推定的使用。

2、推定的逻辑分析

在事实推定中，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基础事实，待证明的事实是推定事实。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只有五种。如果用A表示某一事物或一组事物，用B表示另一事物或一组事物，A和B在逻辑上不外乎以下五种逻辑关系：(1)等值逻辑关系，表明两事物必须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2)蕴涵逻辑关系，这表明A事物是B事物的充分条件。(3)逆蕴涵逻辑关系，表明A事物是B事物的必要条件。(4)或然逻辑关系。即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5)矛盾逻辑关系。即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一定不存在；当B事物存在时，A事物一定不存在。由于必然的逻辑联系相对应的证明方法是直接的证明方法和间接的证明方法（这里的间接方法所达到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符合必然联系的要求）。只有或然联系和推定密切相关。

或然逻辑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存在的概率大于B事物不存在的概率，此时，A事物存在是B事物存在的近似充分条件。二是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存在的概率与B事物不存在的概率相当。三是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不存在的概率大于B事物存在的概率，此时A事物存在是B事物不存在的近似充分条件。这样，或然逻辑关系又可以分为三种：常态逻辑关系、例外逻辑关系和中立逻辑关系。其中常态逻辑关系分肯定型和否定型。肯定型是指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极有可能存在；否定型是指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极有可能不存在。中立逻辑关系是指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一样大。例外逻辑关系相对于常态逻辑关系而言的。当常态逻辑关系是肯定型时，例外逻辑关系就是指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有可能不存在；当常态逻辑关系是否定型时，例外逻辑关系就是指当A事物存在时，B事物有可能存在。

从演绎逻辑的角度讲，或然逻辑关系中的常态逻辑关系不能被用来作为推理前提，因为A与B或B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一种必然的蕴涵逻辑关系，利用这种前提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为真。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利用或然逻辑关系中的常态逻辑关系作为推理前提，对于解决一些证明困境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实际的考古过程中，不能利用或然逻辑关系中的常态逻辑关系原理进行证明。因此，事实推定不能在考古下结论时使用。但这并不排除事实推定在考古理论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