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论文十篇

恐怖主义论文篇1

我们说“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其主要的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昀重要特征就是其国际性--即具有跨国性，针对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甚至说一个恐怖袭击的策划、实施、组织、指挥、联络、协助、实施等行为在不同国家分别或者同时进行。

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暴力性，当然它区别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的暴力，恐怖主义是非法的。武装暴力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特征，恐怖主义者使用的暴力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邮寄定时炸弹或化学危险品，、劫持人质甚至是空中劫持等等。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他们抛却了传统的恐怖活动尽量不伤及一般平民的顾忌，而企图以大规模屠杀平民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或以此打击政府威信，或破坏其国际形象。

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政治性，这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所必须的要件。恐怖主义往往怀有某种政治或，暴力只不过是希望达到某种政治或宗教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一般的犯罪行为，如抢劫、故意杀人等等。虽然它们与恐怖主义一样都会使用暴力，但是一般的犯罪行为它无非是为了钱财等非政治目的的利益需求，而恐怖主义则是以政治目的为其行为动机的。

国际恐怖主义的后果在于恐怖性或者说是恐慌性。恐怖主义者使用暴力并制造了恐怖，但是制造恐怖仅仅只是恐怖主义者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恐怖是信息的发生器，恐怖主义者感到的恐怖和更广泛的受众者，即旁观者，间接受害者以及通过媒体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民所感受到恐怖，向达到恐怖主义行为政治目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人传递信息。

三、对国际恐怖主义界定的困难所在

如前所述，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我们有了如此清醒的认识，对界定它的必要性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国际社会迟迟没有一个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出台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尼古拉·J·佩里(NicholasJ.Perry)对个中原因的剖析比较深入，他认为：难以对恐怖主义作统一定义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变动不居，使人们很难用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一言以蔽之”。

其二，新闻媒体对“恐怖主义”这个名词在过于广泛、松散的意义上大量使用，使得其含义在不适当地扩大，这样，国内和国际法律要恢复其本来面貌，对其作严谨的界定，难度比以往有所增加。

其三，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本身除了际立法方法中，分布立法的延伸——即包括客观的行为因素以外，还包含着主分布定义的方法就可以被运用来解决这观的价值评判因素，特别是一种负向的一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政法大道德判断。一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学的姜茹娇教授的支持。否应当包括国家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国家具体说来，联合国大会就可以对某恐怖主义；二是恐怖犯罪定义是否应明一个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通过一个确将民族解放运动排除在外。决议或宣言，通过一个决议或宣言一般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界定，不可情况下只是各国达成一种共识，只对各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将它与国家恐怖主国具有建议性的作用。而如果是条约的义进行细致的对比与分析。一方面，国话，则就要按照一种共通的行事规则去家恐怖主义是一国的政府利用恐怖主义履行该条约。经由联合国大会采取一致对国民实施的统治以维护其政权，它属通过或绝大多数通过的那些与法律有关于国内政治问题而不具有国际性。这一的问题，必然会对国际立法乃至国际习点就应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性即“国惯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际性”相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并不是种国际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普遍信念的说我们一般所说的，所有的恐怖行为都有力佐证。是恐怖主义行为。当一国雇佣的政府机除联合国大会外，国际法院也可以关为政治目的对另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目以一种“软性立法”立法的形态出现。

标进行恐怖的暴力行为时，这种行为不即通过在受理具体案件作出判决的过程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是一种侵略中，对一个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的行径。总之，“国家恐怖主义”无论是概念进行法律解释。虽然这种定义方式从行为的范围上还是行为的时间方式上并不会因此而当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来分析，都是不应当涵盖在国际恐怖主但至少国际法院的判决可以作为证明某义的定义之中的。一法律原则存在的证据。综上所述，在

国际恐怖主义难以界定的另一个原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很强约束力因就在于，它往往会同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是统一、正式的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别是手段和方法上颇为激进的民族解定义之前，先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各个方放运动纠缠在一起。所谓“民族解放运面，由不同的机构达成一种共识，先进动”（nationalliberationmovements）行软性立法，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是指受压迫民族为了反抗殖民统治、外议或宣言来阐明恐怖主义的定义，不失国占领，争取本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进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

恐怖主义论文篇2

恐怖主义是指国际上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有组织、有预谋地采用暗杀、绑架、劫机、制造爆炸事件等极端手段,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造成社会恐怖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恐怖主义是冷战后困扰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与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走私一起并称为“国际社会四大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呈加剧之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从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的90年代到现在,国际恐怖主义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多元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首脑、军事首领、国家机关等。其中,政府首脑是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恐怖组织主要是想通过打击政府的各种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主要事件有:1981年8月,伊朗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被暗杀;1982年9月,黎巴嫩当选总统马耶勒被暗杀;1984年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遭炸弹袭击,幸免于难;1984年11月,印度总理英迪拉被暗杀;1986年2月,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枪杀;1988年6月土耳其总理被枪击轻伤;1989年11月黎巴嫩总统姆阿马得被炸身死;1991年,印度总理甘地被暗杀;1993年4月,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遭暗杀;1993

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普里马达萨遇刺身亡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继续沿袭这种方式使许多政府首脑遇害外,还开始将无辜平民和许多外国游客作为袭击对象,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剧增,这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同时也是当前恐怖主义活动中最令人忧虑的现象。

在恐怖主义制造的各种恐怖活动如爆炸、绑架、劫持飞机、杀害人质等事件中,无辜的平民成了他们实现目的筹码。例如: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约有5500人中毒;1996年2月,耶路撒冷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死伤300多人;1997年9月18日和11月7日,埃及接连发生两起袭击外国游客事件,共有70多名外国游客遇害。1999年8月,车臣竟然炸毁了俄罗斯境内的4座居民楼,导致近300名平民死亡。 (2)(1)

第二,恐怖活动作案主体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失衡、人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应,恐怖主义也从原来单一的政治恐怖主义向多目标的恐怖主义演化。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诸如反对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抗议环境污染、爱好野生动物、反对科学进步等各种组织。有些组织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进行和平的游行示威,其中一些狂热分子也开始效法恐怖组织的做法。美国在90年代就发生过系列邮包炸弹案,是因为该组织反对科学进步。这些恐怖组织和个人并无明确的政治意愿和动机,盲目仇杀或制造爆炸事件只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或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美国的“地球解放阵线”就是一个激进的环境保护组织。他们大肆进行纵火,曾焚烧过华盛顿大学的一幢教学楼,以此来抗议该大学在植物上进行生物技术研究。

第三,恐怖手段日益高科技化。

90年代以来,开始采用高科技手段从事恐怖活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了恐怖集团中,拥有无线遥控的地雷等爆破器和先进的通讯、交通运输工具,使恐怖活动更加隐蔽。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在进一步增大,并把袭击的范围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例如: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了大量的沙林事件充分表明,世界上的一些已经具备了制造生化武器的能力,已经开始把生化武器用于恐怖活动。 (1)

(2) 胡凡,《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除了生化武器以外,将来也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对有关国家和人群进行攻击。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庞大的核武器部分失控,一些核技术、核原料、核设备成为猎取的目标。例如: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也多次发生丢失核机密的严重事件。穆斯林极端武装分子在受审时证明,本拉登也曾试图购买铀,用来制造核武器。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扩展到包括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全方位安全,国际互联网将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一些恐怖组织开始选择以网络恐怖主义替代传统恐怖主义。已经开始对网络进行过多次重大攻击,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网站和金融网站,使其处于瘫痪状态。此种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丝毫不比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小,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

第四,恐怖活动组织方式日益国际化。

当前恐怖组织分工明晰,组织计划性很强,活动资金与武器的获取、转移、利用,活动的策划等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有各自的组织纪律,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性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开始共享情报、技术、资金和人力,并且开始进行跨国性发展,即在本国以外组织武装团伙。同时各恐怖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例如: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在沙特、苏丹、埃及、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都基层组织,所以进行恐怖活动时也是分工协同,互相配合。(1)

恐怖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剧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恐怖主义行为制造的悲剧令世界人民震惊和不安。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防范和打击。下面简略谈一下反恐策略和原则。

二、国际反恐的原则和策略

随着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恃强大的美国为了打击本拉登的国际恐怖网络,也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国际反恐战役中,各个国家必须遵守(1) 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将反恐怖斗争进行到底。

第一,杜绝反恐怖的“双重标准”和“以暴制暴”的反恐怖方式。

个别大国在对待反恐怖问题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使

得国际反恐局势不容乐观,甚至出现越反越恐的局面。例如:美国将对实施“9·11”恐怖事件的组织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而面对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则采取绥靖政策,并把俄罗斯对车臣的打击视为侵犯人权的现象,其用意不难理解。美国在反恐怖方面采取的这一政策,实质上分化了国际反恐阵线,进一步助长了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伊拉克战争即是个别大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离了反恐轨道,违背反恐初衷而采取“双重标准”的典型案例。同时在反恐方式上,一定要坚决杜绝无限制的“以暴制暴”。单纯的以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抗,只会陷入如同恐怖主义一样的怪圈里。所以,对恐怖主义进行军事打击不是万能的,只有综合整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当地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恐怖主义反而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了单纯的武力报复是不可取的。 (2)(1)  第二,必须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反恐。

恐怖主义组织分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且国际也发动跨国恐怖活动。所以仅靠单一的国家,难以杜绝恐怖主义的袭扰。各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恐。当前国际反恐怖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双边反恐怖合作和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双边反恐怖合作主要出现在有着共同的边界,同时有一个或数个恐怖组织对两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但是这种合作只能解决一些局部性的恐怖主义问题。例如:英国和爱尔兰、法国和西班牙、美国与以色列、埃及和苏丹等,都已经达成相关的反恐怖合作协议、协定、公约等。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发展得比较迅速,90年代以来,有许多国家加入了地区性组织,加强反恐怖斗争合作。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怖政策抛弃了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其单边主义政策结下的一颗恶果。战后的伊拉克动乱不断,暴力行动频频升级,并将整个中东局势拖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在反恐怖斗争中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反恐战线的团结,影响了反恐怖斗争的效果,给反恐怖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反恐怖合作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1) 杨扬,《国际反恐:任重道远》,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期

杨洁勉,赵念渝,《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

美国向来绕开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效果甚微,反而将自身陷入战争的泥潭。从反恐怖战斗三年的时间看,联合国应成为反恐的大本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是最终方向。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或若干军事强国的武器和军队是不足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就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机制。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方面,多次召开世界性的反恐怖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国家恐怖主义制裁的措施,达成了若干协议和宣言。例如: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联合国大会要求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消除恐怖主义;1996年联合国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公约,抑制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攻击和抑制核恐怖主义活动。1997年制定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家公约》,1999年制定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恐怖主义论文篇3

正由于恐怖主义犯罪被纳入国内刑法调整范围的时日颇短,所以刑法理论界研究恐怖主义犯罪的着作相对较少且争议较大。对此,本文对恐怖行为进行了辨正性的论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主客观层面进行了分析以及结合目前恐怖主义犯罪的状况对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理论意义上的立法完善,在批判的同时,着重创新,以尝试性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论述进行补阙。

【关键词】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犯罪　立法完善

回顾人类社会对抗恐怖主义犯罪的历史,不难发现,由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差异,加之各种政治因素的介入和价值取向不同,各国在铲除恐怖主义毒瘤的过程中,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识不一,以致这才有了一些论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古罗马的凯撒大帝遇刺以及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都是典型的恐怖事件①和崇尚犬儒主义哲学的学者讥笑一国的恐怖分子往往是他国的民主斗士的说法。究其原因,我们知道,这便是恐怖行为被犯罪化以来,一直缺乏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以及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匮乏和对应的立法不完善使然。

一、恐怖行为辨正

虽然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恐怖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探究起来,恐怖行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专门记述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造成的心理影响。然而根据相关考证,“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却是出现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为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格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决定“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为”。当然,纵观历史,横观世界,我们也会发现,仅仅是在近现代,对恐怖行为的界定就一直是一个莺绕了众多国家和地区近百年之久的难题。尽管早在几十年前,国际联盟就试图给恐怖行为确定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定义,但由于1937年草拟的公约流产,以致联合国至今也没有给恐怖行为确定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1987年12月7日,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只有确定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恐怖行为的定义才能有效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②2001年1月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413次会议又通过了第1377(2001)号决议。该决议宣告恐怖行为是21世纪对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恐怖行为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同时该决议还强调恐怖行为危害各地无辜人民的生命、尊严和安全,威胁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破坏全球稳定和繁荣。

然而,尽管联合国一直在努力,但到目前为止,收获却是非常有限。就恐怖行为的界定而言,甚至在我国国内都是各家争鸣,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国际上了。这势必影响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就此,笔者试图进行一番辨正性的探析。

对于恐怖行为,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其他国家的法律中却有明确的体现,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规定,恐怖行为是实施爆炸、纵火或其他造成人员伤亡、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带来其他危害社会的后果的行为。③姑且不说这些定义性规定在理论上是否值得推敲,但人家确实做到了一些学者所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④就我国而论,恐怖主义犯罪原本属于国际刑法范畴上的内容,被称为国际恐怖主义。自1997年新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之后,恐怖主义犯罪才在我国具有了国内法上的意义。然而,1997年新刑法颁行以来,对何谓恐怖行为,理论界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颇不统一。

由于1937年11月6日在日内瓦签署了《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对恐怖行为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即“恐怖行为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行为。”因此,在国际刑法上,关于恐怖行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国内刑法领域,对恐怖行为的定义则有诸多争议,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笔者将其概称为公约说,它始于陈兴良教授。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第120条所指的恐怖主义,应按照《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的规定,①按照该公约的定义和恐怖行为的具体表现来进行界定。②第二种观点即目的说,源于学者陈家林,他认为“恐怖活动是指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具有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或危害的特点。”③第三种观点可称之为模糊说,学者李永胜认为,因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全面的制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故不存在一个关于恐怖主义的全面的、一般的定义。④以上的三种观点,就第一种而言,虽然陈兴良教授“迷信”国际公约,看起来有板有眼,有根有据,但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问题,即1937年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虽然在日内瓦被签署,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签署该公约的国家未足规定数额等诸多原因,一直没有生效。因此,呆板地援引未发生效力的国际公约来界定恐怖行为是不足为信的,并且在实践中执行起来也没有有效的依据,更不用说该公约是1937年的产物,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式的恐怖行为的实施手段层出不穷,其涵盖能力有限了。所以,笔者认为,严格地援用该公约来定义恐怖行为是缺乏科学性的。就第二种观点而言,虽然肯定了主流观点的恐怖行为的故意性,但不免有同义反复的解释之嫌,因为第二种观点所作的定义可以简缩为“恐怖活动是恐怖行为”,这样看来不免贻笑大方。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全面的、一般的含义,也失之宽泛,不免有“不可知论”之嫌。虽然“法有限而罪无穷”,但是我们认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在具体的国家或地区,对某一特定的行为现象进行界定是完全可能的。对此,笔者认为,恐怖行为应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恐怖主义论文篇4

几千年前，宽泛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就早已存在。公元前八世纪至七世纪，从萨尔贡二世到巴尼帕尔帝国历代对巴比伦人的残酷杀戮，或许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国家恐怖主义。中世纪的中东地区也不缺乏宗教极端的恐怖活动。七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四位“哈里发”中就有三位被行刺而死。而一种“诛杀暴君合理论”直至近代之交的文艺复兴时期仍被德西斯鲁斯・伊拉斯与乔治・布坎南等人支持。早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对封建专制君王的无情斩决（查理一世与法王路易十六先后被送上断头台），源远流长的“诛杀暴君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史上恐怖行为者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与理论支柱。当今的大国则被视为欺凌恐怖主义的“暴君”，而受到恐怖主义者进攻。严格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则出现于近代，最初是指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恐怖，其实现了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以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为标志到1960年末，国际恐怖主义由传统向现代转型。1968年正是现代世界恐怖主义浪潮兴起的历史关节点。国际恐怖主义受到美苏冷战、国际霸权主义、民族争端和相关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的刺激影响下逐渐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后，世界进入一个恐怖犯罪活动的现代化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新时代以来，发达便利的通信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使得诸如“AL-Qaida” “ISIS伊斯兰国”等一些国际性恐怖组织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互联网络的运用，更是无限放大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破坏力与危害性，并直接造成了社会混乱和经济动荡。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也迈进了前所未有的猖獗时期。

尽管人们对包括恐怖主义在鹊姆谴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政策，以本国利益为中心，以损害他国为目的纵容某些恐怖行为。例如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为反对苏联，美国出资建立军事训练营地，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进行培训，包括对从事恐怖活动技能的训练，本・拉登本人也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国际恐怖主义将出现如下一些新动向：

第一，恐怖组织的小型化、分散化和草根化趋势比较明显。本・拉登的死亡为基地网络的继续分散化和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趋势。201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吉福德遇袭案中的恐怖嫌犯杰里德・劳纳，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的元凶也基本属于这种草根型的、独立的反政府极右。

第二，新型恐怖主义从概念变成现实。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打破了传统的犯罪工具技术的限制， 利用高科技为自己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更大杀伤力的武器。人们广泛关注的网络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问题，以前基本上只存在于概念和学术研究之中，但在2013年4月23日，社交媒体“推特”网站上，一条发出后不久被证实为恐怖主义黑客炮制的假消息令美国股市市值在短短十多分钟内蒸发了2000亿美元。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4年6月报告称，当前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每年给全球带来高达44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全球主要的经济体经济损失也最高，例如，美、中、日本和德国每年合计损失达2000亿美元。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也从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变成现实。其次， 网络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系并了解对方的进展来协调行动。“如果这种新恐怖主义致力于信息战 ，那么它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它过去运用的任何手段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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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界定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概述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性及其惩治的普遍性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性

（三）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的普遍性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理念

（一）惩治与防范的标本兼治观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观

五、结语

一、引言

国际恐怖主义（international terrorism）是当今国际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后，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惩治问题愈加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具有国际性、跨国性、有组织性、活动方式多样性和危害严重性等特征，在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国际社会的应变措施时常显得捉襟见肘，世界各国的刑事对策也出现滞后的现象。因此，如何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与各国刑事立法需要迫切因应的课题，也是法学界亟待深入研讨的问题。本文拟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着手，进而其犯罪的性质，并就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相关及法律对策加以论述。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界定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概述

通常所说的"恐怖主义"（terrorism）是18世纪后从法文 "terreur" 一词演变而来。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恐怖主义劫机事件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开始直面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惩治。1937年在瑞士日内瓦通过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以下简称《防恐公约》）明确界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和性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和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1937年国际社会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已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刑法对其惩治与防范的需求。

早期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通常与劫持航空器、掳人勒赎、劫持人质或其他重大非法监禁等行为中威胁公民生命、身体或自由的行为存在竞合关系。综合这些特点，国际社会在首次制定《防恐公约》以后，先后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增设了相应的反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诸如1970年在荷兰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3年在美国纽约订立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在美国纽约订立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等。

透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见，现代社会的恐怖活动已从绑架、暗杀、劫机、扣留人质等小规模袭击，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并运用现代手段的大规模严重攻击模式。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在不时地制造各种恐怖事件，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总之，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正在对世界和平、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产生潜在的威胁。恐怖行为的实施方式、不断变换，犯罪手段从最早的恐怖暗杀逐渐发展为劫持航空器、绑架、毒气、爆炸、利用或有线通讯系统及目标明确地实施犯罪行为，甚至是核领域的犯罪；犯罪方式从单纯的实行犯，发展到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鼓励、培训、策划、煽动或其他支助的非实行犯--广泛的共同犯罪；犯罪侵害范围从国内、跨国，发展到国际范畴； 犯罪主体从个人、小规模组织发展为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包括国家的参与；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要求也逐渐从作为犯罪发展到不作为犯罪， 从实害犯发展为危险犯。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对策上不断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进而应对不断翻新的犯罪现象。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惩治从未间断，反对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项长期、艰难的任务，是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通过分析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可见，以往的公约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根源缺乏明确的剖析，因而难以制订有效的惩治策略，大多停滞在单一性和特定性阶段；而后来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有明确规定，但也只是停留在草案阶段，远没有达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效力程度，如1996年的《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就没有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破坏和威胁，国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打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共识，而且大有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自1994年至2000年的历次联合国大会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了一系列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和公约，如《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这些国际性文件充分发挥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效能。然而，结合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现象，静态的国际性禁止规范或宣言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先导基础，并不足以建立完整的适用体系；国家之间的动态协作才能真正形成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严密法网。进而言之，只有将两者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强有力的惩治措施。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何谓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和刑法与实践的主张莫衷一是。1937年的《防恐公约》受制于因素的局限，仅列举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几种方式，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本身则缺乏概括的界定。 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直接涉及恐怖行为的第4016号决议，该决议首次明确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所有恐怖主义行为、和习惯无论在哪和由谁来实施"的行为。在以后的联合国决议中，曾多次重申了上述立场。1987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另一个谴责恐怖主义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应制订一个公约以解决"恐怖主义"一词的定义。 因为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早期认识既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犯罪现象，也没有综合考虑各国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尤其是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根据自身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所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定义。因而"恐怖主义犯罪"内涵的界定一直是反恐怖主义犯罪具体行动计划制定的关键问题，也是抵制恐怖主义犯罪的迫切需要。尽管在国际历史上已经证明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评价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任务，但一些学者仍在继续挑战这一难题。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因各国文化、习俗和视角的不同，而出现理解上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因素具体反映为各国立法与学理解释上的差异。1996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实施爆炸、纵火或者其他具有造成他人伤亡、巨额财产损失危险或造成其他社会危害后果；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他人或政权机关通过决定以及为达此目的以实施上述行为相威胁的行为。 有的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是指恐怖主义分子实施的预谋制造绝望或恐惧的气氛，动摇公民对其政府的信任，从而选择杀害、绑架、暗杀、强盗和爆炸，他们毫不关心法律和道德标准却从这些标准中获得特别豁免，他们确信任何无辜者的死难都可以证明其事业的正当性。 另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已经被界定为出于强迫国际组织或者危害公众安全以及政府政策目的或不分青红皂白暴力而以威胁某地区人口的国际行为。但对于某些人民来说，恐怖主义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令被劫持人质品尝恐怖主义的噩梦；而对于其他人，恐怖主义则意味着通过其行为导致人们每天与身体、精神和障碍争斗的结果。 20世纪后期，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行为方式已不再是单纯利用火器、武器、爆炸物和危险物品或其他手段造成个人、人群、群体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重大财产的严重损害，而是向利用核材料、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再限于人身或财产的重大损失，而是经常带有某种意图。因此，这种行为的巨大危害震撼着人类社会的根基和基本秩序，应视之为国际强行法禁止的罪行。

结合学界的理解认识和现行的恐怖主义犯罪现象，国际社会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恐怖主义犯罪（crimes of terrorism，或称暴力主义犯罪）是指：（1）从事、组织、赞助、指使、便利、资助、鼓励或容忍针对另一国家个人或财产的暴力行为，其性质是在知名人士、人群、公众或群体的精神上制造恐怖、恐惧和不安全感，无论提出何种政治的、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族裔的、宗教的或其他此种性质的考虑和宗旨来为这些行动辩护；（2）《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中规定的行为；（3）利用火器、武器、爆炸物和危险物品作为滥施暴力的手段，造成个人、人群或群体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造成重大财产重大损害的罪行。 以上列举的罪行反映了彼此相互关联的国际犯罪要素，这些要素包括：（1）侵害了重要的国际利益（包括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对全社会共同分享价值过分侵犯的行为（包括震撼人类社会良知的行为）；（3）行为计划不止侵害一个国家（跨国关系），预备或实施行为涉及多国籍行为人或被害者，或者使用的方法跨越国境；（4）行为没有产生（1）或（2）中侵害的国际保护利益，但不将其国际犯罪化此类犯罪便难以预防和控制。

我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非由某种单一性质的实施行为构成，而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暴力行为的集合体。因此，不能简单地就其中某一行为特征片面概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采用列举的表述方式更能直接触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一些区域公约的规定也体现了这种界定意图，如1971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美洲防恐公约》）规定："本公约内，绑架、谋杀和对根据国际法有义务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些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进行其他袭击，以及同这些罪行有关的勒索，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应视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罪行。"1977年《制止恐怖主义欧洲公约》（以下简称《欧洲防恐公约》）则将恐怖主义犯罪的外延描述为，非法劫持航空器犯罪、危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严重犯罪、绑架、劫持人质的犯罪、适用炸弹、火箭危及人身的犯罪、以及企图参与或参与从事这些犯罪的共犯，等等。同样的例证还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界定的管辖罪行，如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皆采用列举的方式。

在大量包含刑事性质的国际文件中，普遍涉及人权，特别是生命、自由和人身健康、安全与福祉的内容。一方面由于人权领域的犯罪行为较其他犯罪极少具有和意识形态范围的事实；另一方面说明这类犯罪很少受到国家态度敏感的影响。 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对恐怖主义犯罪外延的界定难免存在粗疏或琐碎的弊端。个中原因有二：一是宽泛的外延会导致法律条文缺乏严谨性而界限模糊；二是过于详尽的界定容易忽略法律条文制定的前瞻性，特别是不断变化的犯罪模式，会因严格遵循罪刑法定而放纵罪犯，因而介于两者之间适当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的尺度则非常难以把握。

从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分析，《防恐公约》和其他有关的区域性公约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属概念，具有类罪的特征，其中包含了许多体现具体行为的种概念。诸如1937年《防恐公约》、1971年《美洲防恐公约》和1977年《欧洲防恐公约》罗列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特征，而这些行为特征大多都经过专门公约界定为独立的国际犯罪，如非法劫持航空器犯罪、危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罪、绑架、劫持人质罪等，这些公约规定的国际犯罪都是恐怖主义犯罪属概念下的种罪行。

从国际惩治其他严重国际犯罪公约的内容上看，进一步说明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外延相当广泛。一方面，国际强行法中的部分罪行均可视为恐怖主义罪行的广义外延，如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者处罚中的部分行为；另一方面，非强行法上的犯罪也逐渐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如盗窃核材料罪等。盗窃核材料罪因其潜在的破坏性和杀伤性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特别是核材料一旦落到个人的控制之下，极容易产生未经授权或者毫无节制地使用，进而发生危及人类安全的恐怖主义事件。即使作为国际犯罪起源的海盗罪也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之一，随着惩治海盗罪的国际司法实践延伸到"劫持航空器和危及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危及海上航行安全和公海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等犯罪之后，更足以证明恐怖主义犯罪内涵的复杂性和外延的广泛性。

回顾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界定的分歧可见，国际社会制定一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公约显然较抽象界定其内涵更为容易；但如果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不包含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的内容，适用起来也会产生很多不便。为此，一些学者、政府以及新闻工作者不断演绎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这些定义反而加重了理解上的混淆性。我们认为，恐怖主义的界定不能违背单一及普遍接受的定义原则，"恐怖主义"一词应包含可以接受的武装冲突规约或公约规定的外在野蛮和残忍行为，无论是因政治、宗教、社会、、民族或种族冲突所引起，恐怖主义的目的都旨在使公众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产生恐慌。因此，恐怖主义行为的性质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目标的随意性，唯一的是暴行；二是结果的无预测性，唯一可预测的结果是在人群中产生直接的极大的恐慌与震撼。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性及其惩治的普遍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国际犯罪，但不属于政治犯罪。界公认的政治犯罪，应当是指政治敌对者或政治异己分子，出于政治性的动机，或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指行为人因其政治理想或信念而形成（确信），认为必须以其行动实现其理念，并因其实践政治确信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如政治偏激者（包括极左或极右派）出于盲目的政治狂热而产生的政治确信；再如，纳粹信徒的军官出于盲目的服从命令而产生的政治确信。这些"盲目的确信"必然导致丧尽天良的行为。然而，长期以来，这些盲目确信导致的危害行为是否皆具有政治性质，由于国际刑法理论一直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含有某种政治动机或政治目的，从而使恐怖主义犯罪与政治犯罪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决定其犯罪性质的必备要件，因为恐怖主义犯罪主观上无疑只能由故意构成，但其目的和动机则具有多样性特征。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既有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上的因素，也存在种族、民族、宗教、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甚至是出于寻求公正待遇而采取的暴力反抗方式。单纯这些因素产生的动机或形成的目的似乎易于获得同情和理解，因而会产生非否定性的评价。但实质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恐怖主义分子虽然寻求令人尊敬，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战士"。当他们实施暴行的既定目标直接指向执政政权时，其暴行可能含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如果他们实施暴行针对的目标是平民或平民财产，那么其暴行就是地地道道的恐怖主义。因此，恐怖主义分子不能以组成为自由而战的游击队来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 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一个事业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使用某些暴力方式也是合法的，对无辜者使用暴力尤其如此。" 因此，不论是由于多变的国际格局还是人群的贫富分化或政治信仰滋生的暴力行为，不论其行为的动机或目的多么看似合理，只要其行为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平民财产，就构成国际法上确认的恐怖主义罪行。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文件中，出现了"为了政治目的"的修饰语。如1994年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中指出，"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其后历次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中都强调了这一。从联合国认可的恐怖主义犯罪原因的多样性上分析，政治目的只是其中之一，国际社会并没有强调构成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目的还有出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其他性质的原因，这表明政治目的只是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一个选择要件，而非必备要件。

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是故意犯罪的灵魂，它们的形式和作用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社会危害程度，而非说明行为性质的本身。如1998年美国起诉乌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的主要罪行是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使馆和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使馆，以及阴谋在美国境外杀害美国国民，在起诉中并没有提及其犯罪行为的政治目的或动机。相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333（2000）号决议进一步指出，这类事件对国家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由此可见，国际社会聚焦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是行为 ，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行为的目的。因此，行为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是否怀有政治目的，并不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及其应受到的惩罚。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性

从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立场出发，国际始终将恐怖主义犯罪排除于政治犯罪范畴之外。无庸置疑，某些恐怖主义犯罪确实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明显的政治动机。但是，政治犯罪除了国内法规范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外，如内乱、外患、间谍罪和资敌罪等，还可以表现为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政变。如自1970年以来，非洲境内爆发了30多场战争，其中绝大多数起源于国内，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个非洲国家中的14个国家，造成死亡的人数占在全世界战争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并且造成8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其中一些国内冲突的严重后果虽然损害了非洲各国人民长期稳定、繁荣与和平所进行的努力，但由于部分武装冲突仅属于国内性质的冲突，因而不能视为恐怖主义犯罪。

由于国际社会公约或习惯中的限制性规定，使政治犯在某种程度上通常获得免予处罚、免受特定刑种的处罚或从轻处罚的庇护。如果恐怖主义罪行被冠以如此头衔，也将享受相同的待遇，那么便不利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因此，从国际社会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立场出发，为避免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凭借政治犯的庇护伞逃避应有的处罚，不能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政治犯罪。

国际社会一贯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整个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联合国会员国庄严重申，毫不含糊地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和，包括那些危害国家间和民族间友好关系及威胁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行为和方法、做法。 现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认为，攻击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的犯罪，劫机及危及国际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侵害航海安全及公海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威胁及使用武力侵犯受国际保护人员，劫持及使用武力侵犯人质行为，均属于国际刑事规范调整的范围。 另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属于一般国际法基本原则同等作用的国际强制法规则所调整的行为。 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法与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Card Q. Christol）认为，按照国际强行法所保护的对象，可以将国际法基本原则与规范分为四大类：（1）关于保护个人的，如消灭奴隶制、海盗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等；（2）关于保护国家的，如主权平等，不得使用武力等；（3）关于保护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的，如打击海盗行为、恐怖主义和国际合作等；（4）关于世界资源的分配与分享。 美国怀特曼（Whiteman）教授提出的20项强行法对象，其中第4项就是"在国外的恐怖主义，包括恐怖活动"。

在我们看来，尽管巴西奥尼教授认为这些国际刑法所调整的独立个罪不是国际强制法的规则，但这些个罪恰恰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行为、方法和做法"。既然是典型的国际犯罪，特别是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 ，由于其对象显示的特殊性，而使对该类犯罪的起诉与惩罚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别责任。1994年补充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积极响应了这种责任，并指出在确认各国引渡事项主权权利的同时，鼓励各国在缔结和适用引渡协定时，不要将危及或对人身安全构成实际威胁有关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引渡协定范围以外的政治罪行，"政治犯例外的情况不应妨碍现有国际公约对恐怖主义暴力犯罪实行引渡，除非被请求国着手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进行检控或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进行检控。"这种规定既从程序上顺应了国际法上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又显示了国际社会排斥那些以政治犯罪为借口而逃避制裁的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当使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非政治化"（depoliticize），以便将其作为普通罪行进行惩罚。在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中出现的"或引渡或起诉"（autdedereantjudicare）规则，正是这种非政治化努力的集中体现。这两个公约除明确承认航空器登记国、降落地国等几种管辖权外，还规定，如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不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为了方便引渡，两公约还规定了有关罪行，即"在各缔约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罪行"。由此可见，这两个公约通过使有关罪行成为"可引渡"之罪，间接地使之非政治化。随后制定的一系列反恐怖公约大都沿袭了这种表述方式。不过，采用这种间接表述的公约几乎都对引渡规定了"遵照被要求引渡国规定的条件"等限制，而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有不引渡政治犯的规定，这使得恐怖主义罪行的非政治化很不彻底。直到1997年《关于制止恐怖主义分子爆炸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制爆公约》）通过后，对恐怖主义罪行这种非政治化的不彻底性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该公约总体继承了 "或引渡或起诉" 的机制，但对有关罪行非政治化的表述更为直接。首先，该公约第3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本公约范围内的犯罪行为"不能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种族、人种、宗教或其他类似性质因素的考虑成为合法，应受到与其严重性质一致的刑事惩罚。"其次，该公约第11条要求，为引渡或司法协助之目的，本公约范围内的任何罪行不得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对这些罪行的引渡或司法协助请求不能以此为由而予以拒绝。与以往的反恐怖公约相比，这种直接表述能够从立法上有效地防止缔约国援引国内法拒绝向他国引渡罪犯的漏洞，从而显著地缩小了政治犯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大大强化了整个公约的合作机制。《制爆公约》首次使用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措辞，这也表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正趋于一致。

（三）国际惩治恐怖主义的普遍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决定了该类犯罪形式上的性和实质上应受惩治的普遍性。从各国学者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识观点，尽管部分学者承认这类犯罪具有某些政治目的（目标）和动机，但在界定其行为性质时，则更多地强调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性而非政治性。法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活动是指运用一切犯罪手段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或者威胁恫吓他人，并由此企图达到犯罪分子预期的目标。 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活动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它具有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危害的特点。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代表性的界定都没有把恐怖主义犯罪锁定为"为了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犯罪。法国学者观点中预期的"目的"之内涵，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可以视为一种对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空白解释；而中国学者在强调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政治特征的同时，又补充了"其他目的"，其他目的之外延比较宽泛，即不论危害国际社会安宁行为基于何种目的实施，都应视为恐怖主义犯罪。总之，上述两种概念都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恐怖主义行为的实质含义。

在国际文件中，除了在部分联合国文件中可以见到"政治目的"和"政治动机"外 ，多数涉及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法律文件均未强调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与动机。有学者将国际社会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方式评价为，"为了建立和加强各国在某些概念上的分歧而牺牲共同的实际需要……因而各国在开创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进程时，宁愿先不去探究恐怖主义的定义，而是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应当予以共同打击的恐怖主义犯罪罪状。" 如1937年的《防恐公约》第2条指出，恐怖主义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1971年《美洲防恐公约》和1977年《欧洲防恐公约》都只是明确了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方式，而未说明其政治性。

在国际社会面临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之危害，制定防止、惩治和消灭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犯罪迫切需要全面的法律框架之时，联合国大会于1997年11月25日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2条明确规定，符合本公约规定的罪行，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1）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2）故意对这类场所设施或系统造成巨大毁损，从而带来或可能带来重大损失。 我们认为，不去探究恐怖主义的定义并不等于它不存在，那些针对个别国家、个别人士其中包括国家元首、外交人员和受国际保护人员实施的杀害、劫持，以及对特定建筑物进行的爆炸犯罪行为，多少带有一些政治色彩。但这种政治色彩毕竟只是某些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非本质性特征，而不是本质。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具有复杂性，如果仅从目标的单一性上分析，可以说通过爆炸谋杀国家元首，确实存在因政治见解分歧或其他因素产生的政治犯罪；但从危害结果的不特 定性和国际性上分析，就很难说谋杀国家元首的行为是政治犯罪，而否定其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质。因此，不能仅以某些恐怖行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特殊现象而认定恐怖主义行为必然具有政治性。从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一般性上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应受到广泛处罚的国际性犯罪，因而不能以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而否定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般性。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理念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由于缺乏全面综合适应需求的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因而使得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始终处于不力的弱势状态。法律固然是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最佳武器，但强大力度的经济制裁更可以被认为是断绝恐怖主义活动之经费来源的理想选择。

（一）惩治与防范的标本兼治观

当前国际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大多还停留在案后刑事处罚的特殊预防阶段，并在恐怖主义犯罪制造令人震惊的惨剧之后发出慰问与声援。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国际刑法的滞后性，这也是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棘手之一。此外，对付恐怖主义犯罪而采取的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会与联合国要求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因为从事实上看，无论是邪恶的袭击，还是正义的自卫，受到伤害的总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和毫无戒备的平民。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对于美国而言，这次事件确实比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制造的珍珠港袭击事件的损失还要惨重，而且无法单纯从客观物质损失上对之加以衡量；另一方面，美国为惩治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而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拉登基地组织进行的武装打击行为，同样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问题。惟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标本兼治地彻底根除或者至少是有效地遏制赫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战争方式惩治国际恐怖主义是治标，恐怖主义袭击及以反恐名义出现的不受制约的军事行动，无疑都会给世界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如同有关战争或者侵略罪方面公约规定的精神一样，战争的形式甚至已经难以准确地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恐怖主义使国际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反恐怖行动同样使世界秩序陷入一种暂时的混乱状态。美国2001年12月13日单方提出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 美国的单方面退约不仅仅撼动了核威胁的平衡基石，而且预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容易导致新的军备竞赛，从而出现"核恐怖"和"军事恐怖"的局面。

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关键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是逐渐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文件和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及时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犯罪根由的不公正现象， 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生与发展。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或者减少愤怒的情绪和报复的心理，从而减少被害人的身心痛苦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造成的威胁。

当然，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在形成因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对恐怖主义犯罪及时有效的制止，需要各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坚定决心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如断绝恐怖主义犯罪的财力等。就当前而言，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策略较消除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更简便易行。

因此，近年来适用的非刑事法律的手段，是对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家或组织直接采取经济制裁； 近期适用的法律手段，则是通过法律措施摧毁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暨资助的源头，严惩给予恐怖主义犯罪各种帮助的国家、组织和个人。为了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单纯的武力镇压、经济制裁只能治标，却不能根治其内在动因。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犯罪之一，特别是极其残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甚至未来社会战争的导火索。

面对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犯罪危害，为了防止使用"同态复仇"的方式，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根除恐怖主义犯罪，为了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正义，各国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应考虑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所强调的"各国因此应以谈判、调查、调停、调解、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办法之利用"化解矛盾、隔阂，妥善解决对立和对抗，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观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是解决纠纷等难题依赖的最佳工具。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经验表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社会选择的理想途径。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第一位的，需要各国自我警醒和给予足够的关注，以便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法律制裁是第二位的，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实行特殊预防与针对性惩治的需要。二者的有机结合，乃是法律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集中体现。

1．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视角

从恐怖主义犯罪的趋势上看，良好的基础为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追寻并扣押恐怖分子赖以发展的财产，是实践中抑制恐怖主义犯罪发展和蔓延的有效手段之一。一旦发现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资金来源，随时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主导打击恐怖活动的良策，呼吁各国共同防止、消除恐怖主义，明确把任何地点进行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确定为犯罪。1985年1月，联合国与英国、埃及、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政府保安专家及私人保安专家一起讨论了如何对付国际恐怖活动，并提出了一份有关打击措施的报告书。同年12月举行的第40届联大会议首次正式就恐怖主义活动展开讨论，一致通过决议："要明确谴责任何地方、由任何人犯下的一切恐怖主义罪行。"这一决议被称为具有意义的文件。此后，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决议陆续出台。就在9·11袭击事件发生17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28日安理会第4385次会议通过第1373号决议，谴责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恐怖主义攻击，决心防止一切此种行为；重申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呼吁各国紧急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包括通过加强合作和充分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该决议决定所有国家应当：（1）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2）将下述行为定为犯罪：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内，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

在当代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法律文件中，并不像武装冲突法那样包含了一系列可辨别的规则和原则。1994年补充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将恐怖分子加以引渡，或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进行起诉。这样便保证使参加恐怖主义活动者，无论其参加的性质如何，在任何地方均无安全的容身之所。国际合作是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最有效的途径，在众多的国际合作方式中，引渡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应为运用最为普遍、最为有效的法律对策。

国际刑警组织于1988年9月在法国的克鲁特召开的国际刑警会议，将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列为会议的正式研究。欧洲委员会从1985年开始，重点就国际反恐怖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在1984年1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就将防范国际恐怖活动发生及七国联合行动列为主要议题。1989年9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宣言，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号召加强国际间合作，支持国际民航组织把建立一种发现塑料炸弹和片状炸弹的国际制度作为头等大事来呼吁。另外，南亚国家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于1986年11月首次开始讨论恐怖问题，会后的宣言称恐怖活动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美洲国家组织在1988年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强烈谴责恐怖活动、颠覆行动和各种政治暴力活动，强调对付上述活动而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阿富汗于2000年12月19日第4251次会议通过了第1333（200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遵守第1267（1999）号决议，特别是停止向国际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提供庇护和训练，采取适当有效措施确保其控制区不被用来建立恐怖分子的设施和营地，或者准备或组织针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恐怖行为，并配合国际努力，将被起诉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将乌萨马·本·拉登送交已对他起诉的国家的有关当局，或将他移送起诉国以外的另一国有关当局，或会将他逮捕并有效绳之以法的国家的有关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关闭其控制区内所有训练恐怖分子的营地，并要求联合国除采取其他措施外，通过各会员国向联合国提供情报和为确保本决议得到遵守所需的其他手段证实这种营地的关闭。决议还要求所有国家均应：（1）阻止本国国民、或从本国领土、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认定在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领土直接间接供应、出售和转让军火和各种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资的备件；（2）阻止本国国民、或从本国领土向委员会认定在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领土直接或间接供应、出售和转让与塔利班控制下武装人员的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训练；（3）撤回任何根据合同或其他安排在阿富汗境内应聘在军事或有关安全事项上向塔利班提供咨询的本国官员、人、顾问、军事人员，在这方面并敦促其他国民离开该国。 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中，联合国要求并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以下步骤：（1）相互合作，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与安排，以防止和镇压恐怖分子行为，保护本国国民和其他人不遭恐怖分子袭击，并将实施这种行为者绳之以法；（2）在本国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途径防止并禁止为任何恐怖主义行为进行准备和筹资；（3）对策划、筹资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不予庇护；确保将其逮捕、起诉或引渡；（4）在授予难民身份前，根据本国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权标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者未曾参与恐怖分子行为；（5）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交流情报，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开展合作，以防止发生国际恐怖行为。

但是，在运用或起诉或引渡原则的同时，又容易引发管辖权与主权的冲突问题。刑事管辖权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管辖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主权的象征。当若干个国家都对恐怖主义犯罪而主张管辖权时，难免发生管辖权的冲突。为避免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有学者在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讨论会议期间提出，将恐怖主义罪行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会增强国际取缔这类罪行的能力，使各国可以在非常情况下把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从而避免各国之间产生管辖权的争端。还有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审理特别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由安全理事会将该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以美国"9.11"袭击事件为例，考察国际及国家适用的管辖权原则， 从普遍管辖权角度，与此次犯罪事件无关的世界各国均可拥有刑事管辖权；从属地原则看，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与结果地--美国，以及犯罪行为的策划地、预备地的国家也享有管辖权（当然应当具备有效行使管辖权的条件）；从属人原则看，实施袭击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劫机以及参与预谋等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也享有管辖权；从保护原则看，纽约世贸大厦本身就是一个多国公司的一个办公场所，在"9.11"事件中死难的民众中，除了美国国民外，其他任何被害人的国籍国都可以因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提出适用保护原则的主张。

我们认为，这类罪行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之罪行相比，常常更类似于国家法律规定的一般罪行。如果将这类罪行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将会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大大增加国际刑事法院的费用，同时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其他核心罪行。因而这类罪行可以由有关国家当局根据现有的国际合作安排更有效地进行审查，并且加以起诉。由于在起诉时可以适用诸多的管辖原则，所以无论适用哪个原则都会发生管辖权冲突。如依据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被害人的国籍国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如此产生的管辖权激烈冲突反而不利于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因此，在管辖权冲突中，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属地原则应作为管辖权行使的首选原则。而属地原则中的犯罪行为实施地与预备地相比，实施地的国家应视为最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这一点在联合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措施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了避免国家间发生不必要的法律冲突，应明确管辖权行使的先后顺序，从而有助于避免管辖权的冲突，妥善解决国家主权与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恐怖主义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信息恐怖主义,信息反恐,信息安全

1 信息恐怖主义及其特点

1.1 信息恐怖主义

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社会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信息系统的开放性与易用性，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新的工具。其次，通信和信息系统本身的技术缺陷，比如当信息以电磁波的形式进行传递时，极易受到截获和监听；安全技术开发的滞后以及攻击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本身的漏洞和安全性的缺乏等等这些都使得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有了可乘之机。此外，恐怖分子利用信息袭击作为新的恐怖活动手段，避免了传统恐怖活动的风险，并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严重后果。

信息恐怖主义是信息时代恐怖主义与信息活动的结合，通常信息恐怖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信息恐怖主义即为网络恐怖主义，广义上的信息恐怖主义不仅包括网络恐怖主义，还包括利用各种大众媒体如电视、广播散布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气氛以及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予以破坏的行为。

1.2 信息恐怖主义的特点

( 1 ) 恐怖活动的手段和目标多样化

传统恐怖活动手段比如爆炸、劫机、绑架人质、投毒等依然存在，而且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更强化了恐怖活动的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高科技提供了可能，进而出现了信息恐怖主义的新手段，如利用黑客技术窃取资料、破坏网络系统；恶意攻击破坏政府部门、金融等重要设施网站；通过网络及各种通信技术传递情报，攻击指示等。

传统的恐怖袭击目标多为实体，如国家的重要机构和部门、通信电力等重要公共设施等。信息恐怖主义还将个人和国家的重要信息、重要机构网站、信息管理系统、重要基础设施等系统等列为了袭击目标。

( 2 ) 超越时空地域

信息时代，信息恐怖活动超越了传统恐怖活动的有形物理空间，转入了无形的信息空间。虚拟的网络将世界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地球村”，在便利了社会信息交流的同时，也使得恐怖袭击无须太多考虑时间和地域等因素，轻易地窃取信息、破坏系统等，而且造成系统瘫痪无法运转等严重的后果。虚拟信息空间在为恐怖情报传递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恐怖分子的身份提供了隐藏，恐怖分子通过网络进行恐怖宣传、发展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给反恐增加了难度。

2 武警部队是我国信息反恐的主力军

信息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新的威胁，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恐怖分子借助信息全球化，使得信息恐怖活动形式越来越多。已经发生的信息安全事故也让我们看到了信息安全要从细节做起。电磁波干扰、电磁泄漏等给恐怖分子进行信息窃取有了可乘之机；我国的一些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设备依靠进口，从而受制于人，给信息安全保密带来很大困难；信息安全技术较信息系统滞后，有些系统安全性级别不够高等给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计算机病毒、黑客技术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和设备对信息的破坏和窃取也是信息安全保密中需要防范和应对的重要方面。2002年我国“鑫诺”通信卫星遭到“法轮功”邪教分子非法信号干扰；新疆“7·5”事件等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这些都使得人们对信息恐怖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民众及武警部队的信息反恐意识。

武警部队是我国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力军。武警部队必须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反恐任务的变化，即从物理空间维扩展到信息空间，不仅要防范和打击来自物理空间的恐怖主义，还要应对和有效打击来自信息空间的恐怖主义。只有不断提高防范和打击能力，建立预警机制，抢占信息反恐制高点和主动权，才能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

3　武警部队信息反恐可采取的主要措施

3.1　深化信息反恐理论和技术研究，提高武警部队信息反恐能力

恐怖事件出现之后的快速解决固然重要，但恐怖事件发生前的情报获取、情况掌握及相应控制措施的采取则更值得研究，因此只有建立预警系统，才能主动并有力有效打击信息恐怖活动。随着信息恐怖主义的形式不断增多，不仅要根据目前恐怖主义的表现进行针对性反恐理论研究，进行应对性反恐，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积极创新信息安全理论和技术，占领信息反恐的主动权。

3.2　开展信息反恐演习，提高反恐实战能力

武警部队作为我国反恐的主力军，要密切关注有关恐怖事件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积累反恐资料，在院校教育及部队训练中积极开展信息反恐演习。紧贴局势变化，科学设置演习内容；着眼反恐实战，贴近真实环境；紧跟科技发展，将新技术应用于信息反恐演习，培养参战人员良好的心理素质、信息处理能力和应对反恐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提高信息反恐实战能力。

2003年，中国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代号为“长城”的反恐怖综合演习。2009年6月举行的“长城6号”反恐演习，就是在反恐部门的指挥下，公安、武警、环保、卫生等多部门的专业处置力量密切协同合作，进一步提升了信息反恐实战能力。

3.3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和信息反恐意识，提高反恐人员信息素质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是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基础，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信息安全保密，不能存侥幸心理。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信息恐怖活动的破坏性之大，恐怖活动方式之多，也使民众的信息反恐意识得到了提高。武警部队作为国家反恐的主力军，更应该充分认识自己在信息反恐工作中的重大责任。

信息时代的反恐斗争既是技术的较量也是人员的较量，因此需要不断增强武警部队反恐人员的信息素质，培养大批信息反恐技术专家，增强信息反恐能力。通过演习训练和不断学习，提高反恐人员的身体素质和灵活应变能力，增强对现有信息处理技术的熟练掌握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3.4　完善反恐法规，健全信息反恐机制

我国高度重视反恐工作，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以适应国内外反恐斗争需要，但现有法律尚不足以达到惩处、威慑恐怖分子的目的。“9·11”之后，我国就着手反恐法的研究，但相比于其他法律，反恐法不仅要着眼于眼前，还要考虑长远。新疆“7·5”事件发生后，反恐法的出台显得更加紧迫。

随着信息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推动信息反恐国际合作成为了防范和打击信息恐怖主义的必由之路。武警部队应加强与其它国家在信息反恐技术上的合作，共享反恐情报，互相交流反恐经验，互派人员到对方国家培训学习，积极开展信息反恐联合演习等。

参考文献

[1] 马荣生.武警部队须注重防范和打击信息恐怖主义.国防,2009

恐怖主义论文篇7

关键词：新媒体；反恐宣传；作用

0 引言

在通信发达的今天，人们对于各种信息的接收都比从前要容易得多，同时使人们对恐怖主义有了前所未有关注。由于恐怖主义事件本身具有重大性，媒体对恐怖主义的追逐和报道从未停止。一方面，媒体对于恐怖主义的报道加强了人们的反恐意识，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媒体的过度报道，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传播和发挥的舞台。而今的反恐宣传工作不再局限于军队，新媒体也已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如何认识和看待新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当今反恐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1 新媒体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现在国际上也没有一个一致的解释。比较公认的是，恐怖主义是由某些隐蔽人员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暴力活动，并通过恐怖性活动和煽动性话语使大众产生恐慌，从而迫使政府答应其某些主张。众所周知，恐怖主义善于运用媒体宣传，甚至将其宗旨、头目发言都通过一些媒体向全世界公布。很多恐怖组织的成员是新闻专业出身，很会运用媒体进行宣传策划，借助媒体渲染恐怖气氛，宣传恐怖主义。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在近些年来，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各项新媒体技术迅速兴起，新媒体以其低成本、高覆盖、内容丰富、传播迅速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反恐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项，也同时为恐怖主义所利用。

新媒体反恐宣传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之中。一方面，恐怖主义势必威胁到公众安全，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将真实的恐怖事件告知普通民众，而且恐怖主义事件本身也有很大的新闻报道价值，媒体必定会更加有力地进行报道；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利用媒体进行恐怖主义思想宣传。尤其是如今，各种类型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体言论很难管控，让恐怖主义宣传有了可乘之机。剑桥圣安德鲁学院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保罗・威尔金森指出：“开放社会的自由媒体尤其容易被残酷的恐怖组织操纵和利用”。当前，各大新闻网站、媒体、刊物与社交网站等大众传媒平台，已经成为各个恐怖组织竞相争夺的主要场地。与恐怖袭击相比，一场成功的媒体宣传反而能以更小的代价产生更大的震撼效果和威慑力，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所认识。所以，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媒体反恐上，不让媒体成为恐怖组织的“武器”。如何有效控制各大媒体平台，快速控制恶劣消息的传播成为国家反恐宣传的重点。[1]

2 新媒体在反恐宣传工作中的作用

2.1 积极作用

新媒体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不言而喻，流向公众的信息大多都是经过选择、加工、重组的。首先，新媒体进行反恐宣传时，可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信息，有效地引导大众舆论，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起到对反恐工作的促进作用。例如，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对此次的恐怖组织进行的袭击活动和民众死伤情况做出详细报道，这一举动激发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恐怖组织的憎恶，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很大反响，引起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为世界反恐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媒体的反恐宣传为反恐斗争提供了充足的舆论动员。此后，在反恐宣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一定能战胜恐怖主义”等，利用舆论造势，让普通群众也加入到反恐战中。

其次，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有助于提高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在媒体全球反恐宣传背景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寻求一种社会认同，在我们看来，人们在接触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时候就是在寻找一种认同感，这个认同包括对自身的认同和对世界的认同。人们在接触到有关恐怖组织活动的报道时，不自觉地会把这种认同转化为对被害者的一种同情认同。媒体通过强调民众共有情感激发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引起对恐怖主义的公愤，从而把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作为敌人的身上，支持并拥护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活动，促进社会内部团结，形成一种相同的社会认同感。例如，在看到恐怖组织被打击后，人们总是欢欣鼓舞，就像自己取得了成功一样。最后，新媒体作为反恐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也能给予恐怖主义舆论压力，震慑恐怖主义的活动，打击恐怖主义，这对于压缩恐怖主义在媒体的生存空间有很大的作用。通过新媒体传播对于的打击力度及处理方法，对恐怖主义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从内心动摇的决心，从而使恐怖组织从内部进行瓦解，这对于恐怖主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例如，播放对的处置，不仅能振奋普通群众，还能打击一些，让他们从精神上感到恐惧，从而不敢随意造事。美国政府在打击扎卡维时就在网上悬赏，并通过媒体宣传对恐怖主义者实行的处置，成功打击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这些都决定了媒体在对抗恐怖主义时的特殊地位。

2.2 消极作用

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非常多的。首先，媒体对恐怖事件的过度报道必定会加剧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而落入了恐怖主义的陷阱。媒体在进行反恐宣传时，恐怖主义同样在利用我们的媒体传播他们的恐怖言论以扩大他们的影响。恐怖主义本身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气氛，而媒体转播他们的暴力手段可能会加重公众的恐慌，恰好是恐怖组织所期望的。其次，媒体对恐怖活动的报道可能会泄漏某些政府的反恐信息，从而使恐怖组织得以利用这些信息再进行恐怖活动。现代媒体过度自由化，使得关注率成为媒体积极求取的主要利益，某些隐秘信息反而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这些都可能为恐怖主义提供信息从而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给反恐活动造成莫大阻碍。媒体虽然是为大众提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为恐怖组织所利用，如果不适当处理这些信息，就会给恐怖组织提供便利而破坏反恐行动。第三，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同样对政府产生莫大压力。现代政府在处理事务时很多时候都要考虑民意，这时社会舆论就会显得尤为重要。媒体报道如果产生不好的舆论倾向，就会使政府在处理恐怖主义时举步维艰，政府甚至可能因为社会舆论的影响从而修改某些政策和措施，不利于反恐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后，过多的报道反而会助长的嚣张气焰，增加信心，鼓励新的恐怖组织的形成。一些盲目的年轻人可能会因此对产生崇拜，更有甚者效仿的行为，这无疑是为恐怖主义添砖加瓦，加剧社会动荡。[2]

3 新媒体反恐宣传工作的反思与建议

恐怖主义与新媒体关系密切，在进行反恐宣传时，要防止新媒体成为恐怖主义的“棋子”，必须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以确保反恐工作的进行。首先要健全法律体系，规范新媒体行为。滥用新闻自由，毫无底线追求一些所谓“大料”很容易被所利用。新媒体对恐怖活动过度热衷地报道，对反恐行动弊大于利，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媒体行为进行约束，避免不实报道而引起社会恐慌。其次，媒体要善于引导言论，将恐怖主义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在当代，主流媒体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在进行反恐报道时要利用媒体引导舆论的作用，坚持正面报道，积极传递正能量，及时报道打击恐怖主义的成果，展示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同时，要适当报道恐怖主义的危险性，引导人们对恐怖主义产生警惕。最后，采取强制手段，严格管控不良消息的传递。现代媒体的发展使得现场报道成为主流媒体的第一选择。这固然能第一时间报道最新内容，但也容易出现不利于反恐的内容，造成反恐被动。因此，一定要严格规范媒体的信息传播，尤其是对于一些胡乱报道、捕风捉影的媒体，要进行严厉打击，掌握新闻主动权。[3]

4 结语

作为媒体，在进行反恐宣传工作时，要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第一宗旨，同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坚持真实报道但不过度报道。以坚持国家利益为准则，正面引导大众舆论，给予反恐宣传正面支持。与此同时，现代新媒体必须要不断自我调整，在反恐宣传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坚守自身信念，完成自身使命。

参考文献：

[1] 陈晓冉.国外反恐宣传与媒体责任[J].中国报业，2014（07）：46-47.

[2] 陈刚.反恐背景下的媒体角色及反思[D].武汉大学，2005.

恐怖主义论文篇8

对于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其逻辑上的前提是确定这种国际犯罪的内涵。尽管对于这一犯罪的认识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认定：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它是带有性的犯罪；其二，该种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其三，它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仍然适用。

Abstract：

As for the punishment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rime， the premise is to make certain its connotation. Although various cognitions about this kind of crime， we can still ascertain 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rime possesses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terrorism， and it is a crime with political nature； Secondly， it is a crime with international nature； Thirdly， it is definitely prescribed， and the principle of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nea sine lege” is applied to this kind of crime.

Keyword：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Crim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rime

[关键词]恐怖主义 国际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尽管恐怖主义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公害，“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1]有人把恐怖主义狂潮称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甚至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但是由于恐怖主义本身涉及政治、、文化、道德、种族、宗教等多种深层次的因素，也同样涉及到各国的不同利益，使得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直至今日，国际上不仅仍然没有一个具有全面的、有拘束力的国际反恐公约，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的定义。 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里面，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有区别，例如，“美国国务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强调其政治性动机，而FBI的定义则强调恐怖暴力的非法性质。”[2]

由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至今未能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一致，也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难以统一。尽管在国际实践中存在着回避对恐怖主义下定义，而直接通过公约或条约的形式规定某一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实用主义做法，并且“诸多公约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国际给特定的行为定罪的比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恐怖主义定义更为有效”，[3]然而，在上最大限度地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认定，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意义。笔者界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思路如下：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恐怖主义，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其二，它是具有国际性的；其三，它是一种国际犯罪，并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三项特征或条件兼备，方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都具有恐怖主义的政治性特征

政治性特征是恐怖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所有恐怖主义定义都包含着政治敌对、政治暴力、权力及犯罪。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然而又不同于普通犯罪，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行为。”[4]笔者认为，其政治性特征是依其目的而言的，我们可以通过恐怖活动的目的的“层次”来阐述这一特征。

对于普通的犯罪行为而言，其行为目的“一般可以通过其单一的目标、依循个人的利益来考查”，而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必须通过三个层次的目标来考查：

1、其战术目标（the Tactical Objective），即其直接攻击的目标；

2、其战略目标（the Strategic Objective），即其行为及结果通过意识宣传或/和行为的以达到传播的目的；

3、其所寻求的政治结果或政治影响（the Power Outcome 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esired Political Impact），即多样的政治图谋。[5]这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最终的、最根本的目的。

对于以上层次的理解，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闻名的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自1972年成立以来，疯狂从事恐怖活动，数十位国内外政要被暗杀或袭击， 通过爆炸、枪杀、纵火等方式造成的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也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是该组织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犯罪团伙，在其各种具体犯罪形式所攻击的具体目标的背后，是其期冀通过该种活动以危害社会治安、散布恐怖气氛、瓦解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愿望，而所有该种努力，终极目标只有一个——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最终在泰米尔人集居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 [6]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犯罪（当然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为载体的，它依附于一般犯罪的外形，例如劫机、爆炸、谋杀、施毒、纵火、绑架或类似暴力行为。但是，恐怖主义是表达政治敌意的一种暴力形式，这些暴力总体而言是一场心理战，其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阶级、某一国家或全人类中制造恐惧，其宗旨是打击现行的体制，反对某一政府或该政府所奉行的路线。”而在现实中，“从芭蕾舞剧和谈判中不能获得的东西，却可以通过子弹轻而易举地获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会屈从于恐怖主义者，以便保护其国民、使馆中的外交代表、政府官员、被劫持的飞机以及其他重要场所的人员及其生命。”[7]因此，恐怖主义又被称为“最廉价的谈判工具”。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具备的恐怖主义的其他特征

恐怖主义除了具有政治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共同构筑与普通犯罪的分界线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1、从动机上看，

“对于罪犯，可以根据其行为或其动机或两者兼具的标准将其分类，在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中，国际法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分类，基本是以罪犯的动机为基础的”。[5]普通犯罪都是以个人利益动机的；而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ically-Motivated）或政治图谋的；

2、从攻击目标及其选择上看，

普通犯罪的攻击目标和犯罪目的融为一体，紧密相连；而恐怖主义犯罪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并不必然与其最终宗旨或目的相同，若其袭击的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公共财产，则肯定不是基于对这些平民或财产的敌对，而是“敲山震虎”、“杀鸡骇猴”，通过这种方式给本国或某外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若袭击对象是其政治对手，也必然是欲求通过消灭该对手以达到维持或改变某一政治体制或政治路线的目的。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既然可以将恐怖主义犯罪看作是一种政治策略（strategy），是以其行为本身及其恐怖后果为谈判筹码的，因此在选择袭击目标上，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盲目”的，而是相当有统筹、有目的地进行选择，以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政治成果，例如：“9·11”事件的袭击目标——纽约世贸大楼、华盛顿及五角大楼，就分别是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象征；

3、从手段上看，

由于“恐怖主义在于谋求强迫或威胁某一政府或人民进行某种改变，而在恐怖分子看来，这种改变不能通过其他手段造成或有效地造成，”[2]基于此，恐怖主义犯罪选择了暴力手段，欲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如果有其特点的话，主要是实施恐怖行为更为便利，在手段方法上含量更高，更易达到在社会中制造恐怖的效果——至于手段本身可能造成的对人或物的实际损害，那只是为其目的服务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是不会顾及那么多的；而在普通犯罪中，犯罪分子一般仍需考虑以最小的损害达到其所追求的直接目的；

4、从公开性上看，

普通犯罪会尽力掩盖其犯罪事实；而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让政治对手知晓其所为以及所为的政治目的，因此便希望其行为得以公开，[5]而且越公开、越是被广泛地宣传，就越能增加其恐怖效果而达到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在从古及今的恐怖主义史上甚为突出——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恐怖活动的组织、策划及行为者尽量回避承认是自己所为，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其恐怖活动本身是被广而告之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对公开性的渴求，其必然高度依赖“大众传媒”，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给恐怖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大众信息发送及获取的便捷性，又在不知不觉中为恐怖主义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化以消除时间空间上的间隔，以大众对信息、技术及通讯等更易获取为特征，而这些特征却被用以合法或非法的用途。”[8]以前即便靠“加急快报”也需要一些时日才能使大众了解到的恐怖主义犯罪，如今只需要通过电磁波、等通讯手段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全球，这无疑帮助恐怖分子作了宣传，拉近了恐怖犯罪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大大加强了该种犯罪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从而会对“政治对手”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恐怖策略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送本身，而非传送的。”[9]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

（一）由恐怖主义犯罪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

从定义上看，恐怖主义即要造成恐怖，以寻求或争取某种社会政治目的，它可以出现在国内或国际两个层面上，后者即是国际恐怖主义。简言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即具有一个或多个“国际”因素的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天然或必然具有国际特征，”[4]笔者认为，其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嬗变源于两个原因（或说是两个条件）：其一，恐怖主义犯罪本身的特性，是为内因；其二，国际关系的影响、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是为外因。以下做简要分析：

首先，由于恐怖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及政治要求，因此在理论上讲，一切阻碍这种目的或要求实现的政府、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或政治路线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攻击的对象，不管它属于哪一国；

其次，当今世界各国都不是也不可能与世隔绝，每一个国家的生存意义及生存根据都在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并且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国际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必然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倾向，也必然触及某一国家、民族、宗教、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如果由这种转变导致的利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或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均衡的，采取恐怖主义暴力以达到利益平衡的斗争方式便有了产生存在的土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便具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再次，人类的及全球化带来了信息、通讯、等各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恐怖主义者通过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同样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促进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加速了他们所从事的暴力性活动的日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恐怖主义是全球化双面效应中‘阴暗的一面’。”[10]而这种负面效应的直接结果便是给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带来了可行性与便利性。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是必然的。

（二）犯罪的“国际性”判定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性”是题中应有之意，“一般来说，当恐怖主义涉及一个以上国家时，恐怖主义便具有国际性了。”[4]但是“国际性”该如何断定，依据哪些标准，各国及学者的观点存有出入，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国际性”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从犯罪地点上看，

有学者简要地断定犯罪地点的国际性表现在“恐怖行为实施于一个或多个外国的领域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领域”[7].这一观点当然无误，但是未免失之笼统；应该说，当犯罪预备地、实施地或损害发生地三者中有一是某一外国（并且包括某一国家的使领馆或国家航空器、国家船舶）时，便具有了“国际性”；

2、从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上看，

最常见的是罪犯与受害者属于不同国家的公民，即受害者的国籍不同于恐怖主义者之国籍；或犯罪对象为外国财产；另外，恐怖主义犯罪为外国人共谋所为或属于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合作也会构成国际恐怖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包括个人与团体两种情况，若是团体，则当团体是由不同国籍的公民组成时，该犯罪也具有国际性；

3、从犯罪本身与国家的关系来看，

恐怖主义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具体的“扶助”的方式可能包括资金支持、运送或提供武器及提供训练营等。这种得到政府支持的犯罪团体（甚或个人），必然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因此，必然具有国际性。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恐怖主义再加以分类，例如得到本国支持以对抗某一外国的恐怖主义；与，得到第三国的扶持或资助以对付犯罪人本国以外的国家的恐怖主义等。在实践中，由于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该种支持多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因此会造成在认定以及惩治上的困难。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在性质上属于“国际犯罪”，并且在形式上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进言之，既然是国际犯罪，必然符合国际犯罪的一般特征，而国际犯罪中的一大便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拟从两方面阐述这一问题：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犯罪

虽然国际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国际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但是，亦如恐怖主义定义之命运，有关国际刑法的国际条约多是针对特定的国际犯罪而制定的，到为止，国际法中也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法典，因此造成了统一的国际犯罪概念的缺失。笔者认为，国际犯罪是指严重危害国际社会一般利益的、被国际法所明确禁止并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

其特征可分列如下：

1、国际犯罪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行为，这一特征亦可称为国际社会危害性，它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进步与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文明等。此为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与国际犯罪与其他国际不法行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的标志。[11] 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破坏国家稳定、国际关系等等后果，已是不争之事实，仅以人员伤亡为例，据统计，1968年至1997年，在全球发生的15000多起国际恐怖活动，共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其中死亡近万人；每年伤亡人数在243-6454名之间波动，年均伤亡人数1363名，年均死亡人数319人；[12]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更趋严重，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呈波浪式增长态势，例如，仅在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门前发生的汽车爆炸案一起恐怖犯罪，就造成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9·11”事件造成3899人死亡，另外造成的财产损失，仅美国资本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达到1000亿美元，对全球造成的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 [13]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社会危害性，已毋庸置疑；

2、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或称为国际刑法规范禁止的行为，这一点是 “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笔者将在第（二）部分详述；

3、国际犯罪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无刑罚即无犯罪”是一句古老的西彦，犯罪在法律上的确认，终究是为了惩罚不法、维护合法；而根据“无责任则无刑罚”的原则，刑事责任的存在又是犯罪者应受刑罚的前提。 [14]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 Poena Sine Lege），该原则由来已久，并最终成为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可以说这一特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应符合这一原则。

那么，在国际刑法中体现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又是指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对于国际刑法的渊源，存在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倾向，而尚未在上达成一致，《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实践以及各国的主张，笔者认为，此处的“法”应只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两种。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现实中只是通过国际条约来为其“定罪”，举例如下：

1、在全球性公约中，由于普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公约的缺失，因此对该种犯罪的界定就局限于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的公约中，对该种特定的恐怖主义行为定罪，例如，1997年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

2、在区域性公约中，例如，1976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将 “1、属于1970年12月16日订于海牙的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2、属于1971年9月23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3、涉及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生命、人身或自由的严重罪行；4、涉及绑架、劫持人质或严重非法拘禁的罪行；5、涉及使用炸弹、手榴弹、火箭、自动喷火枪或信函或包裹炸弹，只要其使用危及到人的罪行；6、企图犯前述罪行或作为犯有或企图犯此种罪行的人的同谋而参与。”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性公约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范围较广，可以涵盖很多种罪行，但是由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界定的困难，因此，这种规定也只能采取列举式，而非概括式，所以其对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认定也是有限的。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之外，作为理论，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类型的国际文件中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阐说：

1、通过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认定其为犯罪，例如，1937年《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本公约‘恐怖行为’一词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2、宣布所有的恐怖主义即为犯罪，这一形式多见于一些国际宣言中，不妨在此列出，如，1996年联合国《补充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是何人所为和在何处发生均为无可辩护的犯罪”；[15] 200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377号决议，“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还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重申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无可开脱的犯罪行为，而不论其动机为何，采取何种形式和表现，发生在何处，由谁干出。”[16]

对于这两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1937年公约并未生效，所以没有法律拘束力，且该公约之规定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而是在该公约第二条列举出五种类型的所谓“恐怖行为”，以作限定；至于一些反恐的国际宣言、决议，虽然都强烈谴责了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但是毕竟不是国际法渊源，不能适用罪行“法”定的原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也不能以此为据。

在认清罪行法定原则在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表现方式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该原则存在的现实缺陷，其一，该原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法律的滞后性，例如，出现了新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国际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其二，许多国际条约只规定了犯罪的类型而未规定（或未能规定）可行的惩罚方式，可能会出现违法不能究、有罪不能罚的情形。 [17]

论述到此，我们不妨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下一个定义：即，以某种政治结果为图谋的个人或团体，通过对特定人员、无辜平民或财产采取暴力或其他威胁性的手段在特定人群中制造恐怖的具有国际因素的犯罪行为。

[注释]

[1] [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J].国外社会快报，1988（11） .刘凌梅。国际反恐怖犯罪与我国刑事立法[J].法学评论，2001（2）。

[2] Burleigh Taylor Wilkins ，Terrorism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 Routledge ， 1992.P2；P71.

[3] Laura A.Dickinson， Using Legal Process to Fight Terrorism： Detentions， Military Commissions，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the Rule of Law，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September 2002，Number 6.）。 P1460.

[4] Noemi Gal-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Suppress Terrorism， Croom Helm， 1985.P3； P1；P6.

[5] M. Cherif Bassiouni ，Legal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U. S.Procedural Aspect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8.PXXIX； PXXX； PXXVIII.

[6] 顾雨。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M].文艺出版社，2001.114-115.

[7] Satish Chandra，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It‘s Control—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Operational Machanisms， Vohra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Allahabad（India ），1989.P6；P21.

[8] M.Cherif Bassiouni， Legal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Policy-Oriented Assessment，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winter 2002，volume 43，numberⅠ），P87-88.

[9] Salomone，Franco， Terrorism and the Mass Media，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Crimes. ed. Cherif M. Bassiouni，Springfield，Illinois，Charles C.Thomas Publisher，1975，P.43.

[10] Joe Kendaill， Pamela O.Barron， and H.Allenbaugh， Diligence Due in the Era of Globalized Terrorism，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Spring 2002，Volume36，Number1）。P50.

[11] 甘雨沛、高格。国际刑法学新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1.

[12] 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18-123.

[13] 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4）。

[14] 马呈元。国际犯罪与责任[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5.

[15] 联合国大会决议51/210.

恐怖主义论文篇9

“查理惨案”发生后，有媒体指出，法国发生的这起严重恐怖袭击事件，犹太人是重要的目标之一。据报道，死亡的4名人质都是犹太人。然而，以色列的一家报纸一方面谴责伊斯兰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又发文章回忆历史上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和平共处的年代。原教旨主义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它主张复兴旧传统，既然如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何不复兴与犹太教和平相处的传统呢？其实，伊斯兰教创始人在创教之初就与犹太人关系不错，在伊斯兰圣地麦地那周围，当时就住着不少犹太人。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何不遵循的行为规范呢？恐怖主义起源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说法值得质疑。

首先，原教旨主义最初出现于美国基督教的新教，时间大约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达尔文。基督教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至今在美国社会依然有较大的影响。源自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理论上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这种宗教情绪很快影响了受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其他宗教，例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犹太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随即产生。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源头实际上来自西方社会。追根溯源，如果说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结论也只能是：恐怖主义源自西方文明内部。

其次，伊斯兰恐怖主义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但真正的恐怖主义源头比它早。19世纪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20世纪初，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由英国托管，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从支持到冷淡，执行“亲阿疏犹”政策，从此，犹太恐怖主义开始大肆活动。1937年，第一个专职犹太恐怖组织“伊尔贡”成立，两年内共造成3000多名阿拉伯人和100多名英国人死亡。1944年犹太暗杀了英国驻中东公使，他们甚至计划暗杀丘吉尔。1946年7月，“伊尔贡”在英国托管机构总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爆炸，造成91人死亡。1948年，“伊尔贡”制造了“代尔亚辛村大屠杀”。“伊尔贡”的领导人贝京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伊尔贡”现在叫做利库德集团。因此，从恐怖主义源头说，穆斯林最初是犹太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第三，爱尔兰共和军长期也被视为恐怖主义，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没有关系。西班牙、法国交界处的巴斯克分离主义也制造了不少恐怖袭击事件，他们与伊斯兰也没关系。意大利的“红色旅”同样是恐怖活动的制造者，他们与伊斯兰也没有关系。因此，恐怖主义事实上就是西方文明自身内部的产物，现在所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不过是西方社会内部滋生的恐怖主义病毒传染到伊斯兰而已，并非伊斯兰教一定导致恐怖主义。

第四，所谓伊斯兰恐怖主义，例如最近特别引人注目的ISIS，他们的理念和手法更多与欧洲原创的法西斯主义相通。ISIS刚出现时，有人在网上征集这个组织的中文译名，我认为可以叫做“阿西斯”，点明与法西斯的关系，但全世界主流媒体不会接受这种让西方文明蒙羞的名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个长长的名字强化了伊斯兰特征，但没能掩盖一个事实：ISIS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欧洲。前不久ISIS传播的一个“斩首”视频，凶手因其标准伦敦口音而被英国警方辨认出来，这样的ISIS成员不少。西方国家模模糊糊的情报说，有几千人已经从ISIS回到欧洲包括遥远的澳大利亚，因此纷纷提升了恐怖袭击的级别。这些人来自西方，很多还是西方本土出生，又回到西方。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是信仰伊斯兰教，但这能说明他们的与恐怖主义有必然关联吗？穆斯林进入西方社会也不是最近的事情，为何以前进入西方社会的穆斯林没有成为，而现在很多西方原生的穆斯林却成为了？晏子说：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水土异也。这段话用在所谓伊斯兰恐怖主义身上太正确不过，西方“水土”是导致变种的根本原因，恐怖主义就是西方文明自身导致的产物。

恐怖主义论文篇10

关键词：风险刑法；恐怖主义；犯罪

作者简介：刘 健，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安宏泽，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恐怖主义犯罪现状与我国刑法之应对

1. 当前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呈现的特征

恐怖主义犯罪概括而言是指实施具体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构成的犯罪。“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实行行为和预备行为。对于恐怖主义的概念，国际社会与学界多有争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附则规定：“本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企图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引发社会恐慌、影响国家决策、制造民族仇恨、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此定义将恐怖主义的目的限制为政治目的或与政治目的密切相关的社会目的，将手段限定为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日趋严重相适应，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也不断上升，并呈F以下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一，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密切相关。近年来，多起恐怖活动案件犯罪者均有观看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内容的音像视频等现象。在信息时代，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的资料广泛传播，毒害着一些少数族裔人群特别是青少年，使之成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的炮灰？q？。在我国所遭受的活动中，多数犯罪目的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政治诉求与野心相关，可以说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活动，也是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做斗争的活动。

第二，我国恐怖主义势力对全社会进行渗透并具有隐藏性。近年来我国恐怖活动有从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不断向内地发展的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恐怖主义犯罪的潜在犯罪人几乎可以流窜于全国各地，他们在住所即可接受涉恐思想的毒害、恐怖主义势力的指挥以及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技术指导；而刀具、汽油和自制炸弹等简易易得且杀伤力巨大的物品成为袭击的工具，给我国的反恐工作增加了打击难度。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本土恐怖主义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密切联系。以“东突组织”为例，虽然部分组织机构设置在境外，但也有新疆在校维吾尔族大学生收到境外的邀请去留学，并参与“东突”组织，甚至成为“东突”组织骨干？r？的情况。境外其他组织或国际恐怖势力，如阿富汗和等亦为“东突”分子提供资助和培训，帮助其潜回国内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此外，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相互声援和支持、我国本土恐怖主义势力在外国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现实使我国反恐工作必须面临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问题。

2. 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特征对传统刑法观念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政治复杂性、隐蔽性、全球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恐怖主义犯罪与传统的犯罪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进而导致传统的刑法观念革新。

第一，恐怖主义势力较传统的犯罪组织、个人明显强大。恐怖组织社会联系广泛，资金、武器和人力充足，与传统的犯罪组织相比较，更具有与国家政权直接对抗的实力。就此方面而言，一些恐怖组织具有明显的叛乱团体甚至非法政权的特征，传统的警察力量难以与之对抗。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甚至使用了“反恐战争”的表述。放眼全球，恐怖势力在一些国家夺取政权甚至建立“国家”且具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并在全球范围展开袭击，如阿富汗政权和建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的“伊斯兰国”组织，各国不得不通过军事行动的方式予以打击。在此情形下，“国家公权力绝对强大故而应当予以尽可能限制”的传统刑法观念受到了冲击。

第二，恐怖主义犯罪者隐藏于社会各处，并可以通过网络技术随时接受培训和指挥，通过简易武器随时发动暴力袭击。2013年10月28日的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2015年12月4日美国加州恐怖袭击等均为居住于当地的居民接受恐怖主义势力的指使或受其影响而为。恐怖主义势力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了强大的宣传机器，不论是我国还是欧洲均有大量人员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网络宣传后去投奔或在其号召下进行“圣战”？s？。就在身边，恐怖主义犯罪的风险导致社会秩序具有不确定性，也带给公众不安全感，从而影响着刑事立法向“预防刑法”方向变化。

第三，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恐怖主义犯罪直接针对关系到公共安全的设施和大量不特定的人进行袭击，一旦发生便是不可控的、灾难性的后果。如美国“9・11”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甚至对经济和社会体系有巨大的冲击，刑事救济失效，传统的风险分配机制无法有效应对。与传统社会相比，公众更倾向于让渡更多的自由以换取安全，这种现状推动了公权力行使范围扩大的趋势，以至于刑法的边界扩张，法益保护前置化。

综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的恐怖主义犯罪的风险呈现出了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语境中的“风险”的特点，古典刑法理论和传统刑法规范应对此种风险显然力有不逮，因此我国有关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边界扩张、强调安全保障和犯罪预防的发展趋势。

3. 《刑法修正案（九）》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具体规定

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2015年出台并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充分体现了刑法观念的更新。

第一，已有罪名的法定刑刑种增加。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对于积极参加恐怖组织的应当加处罚金刑，对于其他参加恐怖组织的可以加处罚金刑。一方面，在主法定刑不变的情况下，加处罚金刑客观上增加了法定刑的处罚程度，促进刑法保护机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增加罚金刑处罚有利于削弱恐怖组织的经济力量，也有利于对该犯罪已造成的危害进行救济。

第二，已有罪名适用范围扩大。新的修正案在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一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和为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犯罪化，扩大了该罪的边界，事实上是通过法律拟制将帮助犯正犯化，从而达到了对于新增的帮助行为相比修正案之前的刑法，加重处罚力度的结果。同样，这也是向刑法的保护机能的倾斜。

第三，《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第一百二十条之二到一百二十条之六，将更多的涉恐行为犯罪化，其中主要包括帮助行为和预备行为。其中一百二十条之二（下称“之二”）涉及到恐怖活动的预备行为，一百二十条之三（下称“之三”）涉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宣传的行为，第一百二十条之四（下称“之四”）是利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教唆、胁迫实施具体侵害的行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五（下称“之五”）是暴力胁迫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第一百二十条之六（下称“之六”）是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传品的持有犯。其中之四之五对他人的自由有具体侵害，而对公共秩序和安全则是抽象的危险；之二对预备行为直接处罚，亦是将刑法的介入提前到抽象危险阶段；之三和之六则是针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宣传，也是对于没有造成具体的侵害结果或危险的行为进行处罚。由此可见，新增法条是对诸多造成抽象危险的行为犯罪化，呈现出明显的刑法介入前置化的特征。

以上，《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主义犯罪刑置加重、打舴段Ю蟆⒔槿胩崆暗那阆颍表明我国刑法在向预防刑法、安全刑法方向倾斜，也正是刑法在风险社会中，应对恐怖主义犯罪传统风险控制失效所做出的应对。

二、恐怖主义犯罪背景下我国刑法转型之根据

1. 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转型的理论合理性

我们无法回避乌尔里希・贝克理论中的风险社会在我国的到来，刑法不可避免地需要变革来应对新的社会情形。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不可控制的恐怖主义风险，此次刑法典修改由传统刑法向预防刑法、安全刑法的转向，对传统刑法观念中的人权和法治理论尽管带来一定冲击，但无疑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刑法理念的转型符合人权保障的理念。古典刑法理念划定了刑法调控领域与公民私人领域的界限，即惩罚应当仅限于侵犯他人自由的场合，除非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否则个体的自由不应受到限制？t？。面对现代社会的新特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基础人权这一论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传统观念上的个人人权的实现与保障，与集体人权密切相关，安全和稳定是人权实现的前提。恐怖主义犯罪足以带给整个社会灾难性后果，事实上是对安全、稳定的侵害，而作为人权基础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笼罩在恐怖主义巨大的乌云之下。一个被威胁、被渗透、随时会毁于一旦的社会将不再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人民享受充分自由的社会？u？。因此，在预备阶段甚至“前预备阶段”？v？所实施的预备行为、“前预备行为”已经构成了对集体人权的侵犯，且充分具备了犯罪的实质特征，刑法介入对行为人以公正、合法、程序正当的审判不应被视为刑法边界的任性扩张，也未突破古典刑法所划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关于恐怖主义刑法的转型并非对法治的侵蚀。自启蒙以来，国家权力的扩张是法治的天敌这一观念一直隐隐支配着理论研究者的思想。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经精辟地概括法治的精髓“是给公民以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专业学者将任何公权力的扩大都视作“洪水猛兽”。然而再审视启蒙以来关于“法治”的解读却从未见有人主张过彻底地取消公权力，因为公权力存在的意义也是尽人所知：使得弱者可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自由，避免社会变得只能依靠丛林法则来维系。据卢梭的经典论述，公权力是私权利为更充分地保障自由的实现而做出的让渡，人生而自由，因此让渡多少权利来保障自由，或者具体而言让渡多少自由来自保安全亦是人民的意志自主选择，而非一路高呼“尽最大可能限制公权”者以自己的一厢情愿替其作出的。具体到我国社会的现实，包括恐怖主义风险在内的后工业社会的各类巨大风险已经被感知并引起民众的担忧。对风险的感知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也必然推动着决策和立法对于制度的构建。而刑法响应广大民众对安全感的需求的呼声所做出的转向，正是对于民众让渡更多自由以换取更加安全的环境选择的响应。因此，我国刑法的转型，虽是公权力的扩张，但也是在法治理论中充分体现法治目的的转型。

2. 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转型的现实必要性

恐怖主义是当代社会不得不面临、不得不重视的危机。刑法转型的目的在于应对。犯罪的个人面对国家是绝对弱势，现代化的法治社会出于保障人权的本能，给予了公权力种种限制而防止国家这个拥有绝对强大力量的主体作出远远大于个人犯罪的人权侵害行为。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怖主义势力不再是国家机器面前瑟瑟发抖的绝对弱小主体，而是可以与国家的枪炮战车公然对抗、甚至具有毁灭社会的力量的巨大怪物。至此，如果不重新审视我们对于刑法的认识而执着于老旧而又死板的抽象原则，就会出现刑法停滞不前而犯罪突飞猛进的危机四伏的社会现象。刑法理论的要务并不是在传统的、局限的体系建构中自我设限，而是需要回应社会的需要，顺从刑法自身真正的目的。面对如同巨大怪兽的恐怖主义犯罪，刑法不得不向安全刑法、预防刑法转变，停滞不前只会使得刑法的保护机能在犯罪和安全威胁面前消失殆尽。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恐怖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广泛地播撒思想种子。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接触到各类恐怖组织防不胜防的宣传。不论是曾经震惊全国的昆明火车站事件还是近期美国加州的暴力袭击案件，都不再是传统的由恐怖组织进行策划并派遣人员实施，而是与恐怖组织并无控制-服从联络的个人或群体“响应”恐怖组织的宣传而发动的。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恐怖主义就像癌细胞一样，已在这个社会扩散。传统的事后干预的刑法面对此番情景，就如面对不断冒出的蘑菇进行打地鼠的游戏，手忙脚乱的同时对恐怖主义的扩散起不到抑制作用，最终会被满地的恐怖主义毒蘑菇包围。只有将刑法打击犯罪的力量直接针对恐怖主义的扩散机制，将处罚范围扩大和提前，使得刑法对于预备和思想宣传进行干涉，才是当前社会背景下应对疯狂扩散的恐怖主义的唯一选择。

三、恐怖主义犯罪背景下我国刑法转型之边界

刑法的理论体系必须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前行。然而启蒙以来，诸多刑法学流派和学说通过不断地论证达成最大共识，而被普遍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就如刑法之巨船的船体之必须漂浮于水面，任其动力系统随着现代化由风帆变为蒸汽，是坚决不可动摇的。这是因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直接体现着刑法的价值与性质，而刑法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新形势变革的根据即是保证刑法价值的实现不受影响、刑法内在的性质不会变质。在恐怖主义面前，不坚持刑法的基本原则难免使反恐刑法变成专制工具甚至恐怖主义本身。

1. 反对重刑主义，坚持罪刑均衡原则

刑法的变化回应社会对安全的需求，会向强调犯罪预防特别是一般预防的方向倾斜。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单纯、功利地追求一般预防的效果，重刑政策看似是最强有效的工具，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面对使自己时刻不安的风险时所表现出的本能诉求，就如“一律死刑”的朴素愿望一样。然而，这种重刑主义思想不免掉入纯粹的法律工具主义陷阱，彻底否认了人作为刑法的目的、彻底将具有理性和意志自由的人当做了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而退一步讲，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审视，比例原则也是必要的：正如贝卡利亚所言，犯罪对公共利益危害越大，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称？w？。以上是罪刑均衡原则的普遍意义，近代以来已被广泛研究而无需赘述，但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有必要再次强调。

具体到恐怖主义犯罪而言，以民族和宗教的极端思想为其犯罪心理动机来源，在这种主观心态的支持下，行为人常常是不考虑代价的，因而导致边沁的苦与乐互动、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以及费兰基里的恐吓说等一般预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从历次造成严重后果的恐怖袭击中，可以看到很多自杀方式的袭击是完全不在意自我防御与逃跑的袭击。当犯罪人为了实现其犯罪目的而不在乎生命的情况下，不论是载于文本上的法律还是先前执行的刑罚，甚至是死刑的适用，对其也不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因此，对于这种类型――且是大多数类型――的恐怖主义犯罪潜在犯罪人而言，刑法一般预防的效果并不能通过重刑的设置与适用而得到明显的提升，因此，在犯罪预防这一任务中，当前刑法要面对的是恐怖主义的特殊性与风险社会特征同时具备的情形。在这一情形下，刑罚的预防目的当然不能通过刑罚的极度严厉来实现，而应转变思路将法益保护前置，以特殊预防的方式，处罚预备犯、前预备犯并扩大范围而避免实质危害后果的发生，这也印证了贝卡利亚的格言“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x？。

我们知道，刑罚本身即是具有侵犯性的，如边沁所言，作为一种恶的刑罚存在的根据是其排除犯罪之恶大于其本身之恶？y？。笔者认为，对于超出行为人危害范围而额外加重给予的刑罚，是既无合目的性，也无合理性，必然是没有人能从中获益的、国家对个人毫无意义的折磨。因此，对于当前形势下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施加的刑罚不应超过其行为本身对法益所造成的侵害，即应当坚持罪刑均衡的原则。

2.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法无规定不为罪，法无规定不处罚。费尔巴哈用拉丁文将罪刑法定原则概括，并成为了人尽所知的格言？？？。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在于限制公权力，避免其对公民的侵害，为远远强大于个人的国家机器的力量设置牢笼，而避免国家力量对社会造成的侵害。风险社会背景下，面对恐怖主义犯罪，国家力量需要更大程度的解放来与强大而又难以遏制的恐怖主义战斗。即便如此，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从合理性要求来看，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公权力实施刑事审判和刑罚权力的根据和要求。风险社会中，公民将更大一部分的自由让渡出来，使得公权力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社会的安全。因此，国家公权力是来自于公民私权利的定论在风险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公权力的有限性、公权力的“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等特性在风险社会也依然成立。而罪刑法定原则，将作为公权力一部分的刑事追诉权和刑罚权限制于法定范围，也是必然成立的结论。

从必要性要求来看，罪刑法定原则是对普通公民的保护。纵观人类历史，独裁者往往利用人们对某一势力的恐惧而将打击扩大化，实施恐怖统治。风险社会背景下如果罪刑法定原则被突破，则不免会有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任何对其持有异见或者影响其利益的公民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而进行消灭。因此，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防止掌握公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反恐的名义来排除异己、肆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

因此，即使面对着风险社会背景下无比强大的恐怖主义敌人，反恐也要严格依法进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公权力性质的必然要求，亦是保护公民免受公权力侵害的要求。

注 释：

①谢贵平、杨东平：《如何应对本土恐怖主义――以“东突”活动为例》，《国际t望》2015年第1期。

②张秀明：《新疆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③谢贵平、杨东平：《如何应对本土恐怖主义――以“东突”活动为例》，《国际t望》2015年第1期。

④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⑤“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地区即是这样的风险已经转化为实害结果的典型例证，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无以保障而造成了备受关注的难民现象，政治自由与权利更是遭到严重侵犯。而作为足以与国家政权对抗的组织，这种后果也是难以控制的。在局势复杂的中东地区，在消除后果的过程中每一项决策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⑥如宣传恐怖主义思想等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不能归结为榫咛宓目植乐饕宸缸镄形所做的预备，即为具体的实害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等。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准备，是比传统意义的预备行为更前的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前预备阶段”，下文称此阶段对应行为为“前预备行为”。

⑦（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⑧转引自：（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