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范文10篇

恐怖范文篇1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声，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剧烈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其他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

1.主体类型多样化与小型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由于恐怖主义导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战后恐怖主义出现了泛滥的态势。

目前最为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从特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民族（种族）主义的恐怖主义。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离主义并要求实现自治。例如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为代表。（3）高技术类型的恐怖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制造和散布恐怖来打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和电脑恐怖主义等。（注：参见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诸如黑手党组织、国际贩毒集团、极左革命恐怖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类型。

此外，新型的“个体化恐怖主义”的生长和发案率的增长，显示出国际恐怖主义小型化的发展趋势。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库什纳指出，昔日那种等级森严或者“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模式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传统形式的恐怖活动还是网上恐怖活动——都更象是自由职业者或个人行为。（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不受任何国家的资助或明显不代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利益，但是他们实施了最为致命的恐怖行动。这些“个体化恐怖主义”及其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威胁正日趋加大。因此，21世纪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或是虽隶属于某组织但其行动又独立于该组织的个人。同时，许多专家指出，网上黑客袭击将很可能成为“个体化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

2.手段科技化与网络化偏好

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活动中使用了许多先进的高技术产品，例如移动电话和一些更加精密的炸弹武器等。1996年沙特阿拉伯发生的炸弹爆炸案就具有这一特征。恐怖分子还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核武器等。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沙林毒气案，致使5500多人中毒，这似乎证实了哥仑比斯的预想，“如果恐怖主义分子在未来把手中的步枪和炸弹换成神经毒气、粗糙的核装置、热寻导弹和其它种种可怕的武器，那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更为麻烦的设想是，恐怖分子策划用化学污染一个城市的空气或供水系统。”（注：西奥多·A·哥仑比斯：《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级恐怖主义时代”。

90年代以来，电脑和网络恐怖活动日益引人注目。这是以“弱”击“强”的一种新方法，尤其可以在力量强大的对方实施某项行动的关键时刻加以扰乱。意大利物理研究所的电脑曾被“不速之客”打开数小时之久；一个自称“长枪党武装”的组织在窃取电脑里的情报后，还留下了一份充满恐怖的公报。1999年兰德公司在一项题为《对付新的恐怖主义》的报告中把新兴的网络恐怖组织简称为“SPIN”，即分散、多中心、思想自成体系的综合网络。网上恐怖袭击可以使国内外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得逞，而恐怖分子自己却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对于网上的匿名操作，则很难辨明其究竟是某个国家政府所为，还是出自某个恐怖分子，抑或来自一些玩电脑的孩子。（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已开始考虑实施“基础设施防御”计划，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对付电脑网络被用于削弱公众信心、摧毁至关紧要的服务业、扰乱经济或破坏军事能力的潜在可能性。

3.高度随意性与高度组织化并存

传统的恐怖主义旨在改变世界，通常有明确的政治宣言，譬如推翻殖民统治或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比，冷战后新型的恐怖主义通常由那些认为世界是无法拯救的人所采取，他们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安排，其恐怖行动往往只是源于狂热的虚无主义愤慨。恐怖主义从原来的“唯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转变成“多目标的恐怖主义”，甚至不再求师出有名。恐怖主义动机的复杂化、目标设定的随意性和行动的隐蔽性造成了恐怖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和残忍性。“冷战时期我们至少能料到危险将来自哪个方向，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殃”。（注：费朗吉·贝尔克斯：《圣战的回声》，法国《费加罗报》1996年11月4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冷战的终结并没有带来永久和平，相反是安全感的降低。

在大量分散的、随意性强的恐怖活动四面出击的同时，一些组织严密并可能带有官方背景的恐怖分子所制造的大型恐怖事件也给被袭击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后，号称伊斯兰圣地解放军的恐怖主义组织宣称他们对这两起恐怖事件负责。为取得这两次行动的成功，他们已在中东反复练习了数十年。（注：斯科特·彼得森：《恐怖活动的大致趋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8月10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这些有组织的恐怖集团要挟人质、袭击无辜，精心策划并发动了许多高强度的恐怖事件。

4.行动范围的扩张与大国（美国）焦点的形成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未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冷战期间的恐怖事件，甚至有所下降（注：例如，世界范围内1987年一共爆发了665次恐怖事件，1996年全年的恐怖事件则只有296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化革命恐怖组织的衰减、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以及国际反恐怖主义初步合作的成效等。），但恐怖主义发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张。冷战时期，恐怖主义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和亚非拉一些不发达国家。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发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国际化，具体表现在：恐怖主义的动因常常是国际矛盾的激化：恐怖主义的目的常常是争夺国际范围内的利益；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已不只是本国政府或有关人员，而更多地指向别国政府，甚至是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各国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跨国合作与联手行动日益扩大。一方面，较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延续、转化或进一步激化、蔓延，形成此消彼长和不断增生的局势：中东的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尔干的前南斯拉夫，非洲的布隆迪、卢旺达，东南亚的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前苏联地区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破了西方国家标榜的“文明”“安全”的神话：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本土及海外利益成为恐怖主义经常打击的对象。恐怖主义数量很大，范围很广，我们平时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例，仅仅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冰山一角”。现阶段，中东、美国、西欧、拉美、东南亚和前苏联地区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六大热点地区。

恐怖主义是对国际稳定的一种破坏和弱化，而所谓维护国际稳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极力充当维护世界安全的超级大国角色，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由此更多地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象。美国的政策、公民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1995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主义事件440起，其中涉及侵犯美国利益的恐怖案件占22.5％左右；1996年全球恐怖事件共296起，其中涉及侵害美国利益的约占24.7％。因此死亡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10人，1996年增加到24人；因此受伤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60人，1996年则达250人。（注：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5,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6,p.71—73;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6,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7,P.70—74.）据统计，整个90年代，将近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绝大多数发生于美国海外，但已有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在美国本土。在各种恐怖主义袭击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最大，本·拉登被美国人视为恐怖主义的魔头。美国频繁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对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宏观变量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

冷战后，在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大大减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中东、中亚、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其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恐怖活动袭击愈益频繁，则与其社会危机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规范缺失相伴相随。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1996年第五期。）

1.两极格局消弭与矛盾释放：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世界受两极格局的支配，东西矛盾掩盖和简化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整个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在美苏对峙中保持着压抑的和平。（注：这并不表明冷战时期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说明冷战后这两个方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和力度上有明显的增长。）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冲突，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了出来。

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得以释放，并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矛盾、东欧及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等都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冷战的终结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导火线。同时，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在冷战后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就占全部恐怖活动的约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参见林宏宇：《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构成了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使这一冲突更加复杂化。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种若静：《恐怖主义——冷战后国际安全新课题》，《检查日报》1996年10月13日。）在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中，冷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崛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宗教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规范被冲破，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如哈马斯），其资金来源也显得十分隐秘而难于查实，它们远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组织来得棘手。

2.国家间竞争与冲突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反映了主权国家在增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和冲突尖锐化。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因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1）对大国来讲，核恐怖使现代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对小国而言，参与常规战争也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难于承受的灾难。利用恐怖活动往往既能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头上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暗中却纵容、支持一批国际恐怖组织。这一支持主要通过提供金钱、庇护、技术专家、训练营地、武器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等得以实现。当然，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恐怖组织获取国家支持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原先极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不愿再冒受国际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将趋向减少。（2）少数发达国家继续冷战思维，为了争夺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培植利己势力，对他国内部反政府恐怖活动加以支持。为了推翻萨达姆、肢解伊拉克，美国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1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以推进其在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恐怖活动。（注：吴鹏：《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活动综述》，《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3）除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一些非政府团体或个人——主要指处在国际竞争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基于爱国主义情绪而发动对于他国政府或民众的恐怖袭击，包括日益增多的网上侵犯。

3.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

冷战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超。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和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网络恐怖袭击事件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术器材。发达的电脑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和各种传媒为恐怖分子搜猎情报和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恐怖分子通过黑市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东京奥姆真理教的毒气案也许算不上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他们原打算要制造更大的伤亡，警察事后在其总部所在地发现了足以使成千上万人丧命的沙林。这一组织还曾在俄罗斯武器市场上从事采购活动，购买了包括一架直升机在内的设备，以播撒致命的化学物质。另据称，本·拉登不仅已买到美制“毒刺”式导弹，而且还在中亚地区弄到了核武器。对先进技术和武器的拥有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4.大众传媒系统的负效应

现代大众传媒系统对国际恐怖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为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义主张代言人的角色。大众传媒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以求吸引听众和观众，这就容易为恐怖分子用来宣扬他们的“事业”和“使命”，扩大了恐怖效应。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使地球各个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个地点上演的恐怖剧，这恰好满足了恐怖分子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的欲望。同时，电视、报刊常常充当遇难者家属的代言人，给政府施加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干扰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所幸传媒机构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皮尔在谈到对付恐怖主义的工具时，提出了“传媒自我约束”（MediaSelf－Re－strain）的设想。《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例如禁止记者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改写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张以避免不加约束的宣传，必要时可停止或推迟对恐怖活动的报道等等。（注：Terrorism,TheFutureandU.S.ForeignPolicybyRaphael.F.Perl,CRSIssueBrief,Feb.19,1997.）但这些规则能否被广为接受，还需要大众传媒系统自身的协调。而且，在当今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难免会有人打破这些规则。

5.现代化的异化因素

冷战后时代，现代性伴生了自身的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规范缺失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恐怖主义动因和类型的多样化，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组织，它们不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或“主义”的派别，大开杀戒只是为了发泄成员内心累积已久的痛苦和受挫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1996年，美国破获了一起积年邮包炸弹案，使警方感到头痛的是，这个自称“校园航空杀手”的恐怖分子的动机只是反对科学进步。1997年，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堕胎诊所被炸事件，这是一些反对人工流产的人所进行的攻击。此外，还有人因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而发动恐怖袭击。这样的“自由恐怖主义”比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显得更为可怕。另外，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深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使社会不满有增无减，这些都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

三、冷战后的国际反恐怖主义：“以暴制暴”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类的基本权益，并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和局部的纠纷或武装冲突，激起了普遍的谴责和反抗。

恐怖事件一旦发生，对策一般只有两条：怀柔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强硬派主张用武力制服恐怖分子。90年代以来，强硬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许多国家都认为减少恐怖事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坚信恐怖主义不会成功，对恐怖主义决不让步。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恐怖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行动障碍。同时政府的强硬态度，能够消除恐怖分子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为此，许多国家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例如法国的“国家干涉组”、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团”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等。俄罗斯对原安全局和反间局所属“阿尔法”别动队和“信号期”别动队赋予了反恐怖主义任务，并增设了代号为“韦加”的特种反核恐怖分队。这些部队成员精明强干，多次在国内外的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大显身手。（注：参见朱素梅：《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四期。）

恐怖范文篇2

这是恐怖主义肆虐全球的时代，但我们对于恐怖的体验却是间接的，大多来自电影。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恐怖片是“一种气氛阴森、题材可怖、通常包含一些暴力事件并立意使观众毛骨悚然的影片”。它们“有的是对畸形的或者邪恶的性格进行精细的心理探讨，有的是关于可怕的妖魔鬼怪的故事，有的是利用环境制造悬念气氛的神秘惊险故事”。总之是生命受到了威胁，并因此令我们心怀畏惧。

喜欢看电影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观影经历。近年来，恐怖片在继西部片之后大行其道，成为广受欢迎的电影类型。说它广受欢迎，是因为它不仅深受观众的欢迎，而且深受研究者的青睐。它以诡异的画面、惊险的情节、怪诞的人物，予人以新奇的感受，也给制片商带来滚滚财源。

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片，为什么会有人乐此不疲？都是哪些人在精神上大快朵颐？它满足了怎样的心理？不同的人都做了怎样的回答？精神分析批评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从中可以见出它们怎样的优点和缺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为什么要看恐怖片？看过电影《闪灵》的人，一般会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体验：难以言表的恐怖。尽管恐怖，还是满怀惊喜：看的时候吓得提心吊胆，说起来又津津有味，大有痛快淋漓之感。观者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一些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曾对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150名大学生进行过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约8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的当晚难以入睡，其中有1/5的人甚至一连好几个月都无法安寝；76%的人认为在看完恐怖片后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异常，其中1/2以上的人在一周内能够恢复常态，但有1/4的人在一年内没有这样的好运；6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后在午夜不敢接听电话；31%的人认为自己变得神经质了，经常心神不宁、疑神疑鬼。[2]不过，观者一般承认，只有观看恐怖片，才能真正体验到“痛快”的内涵：痛是快中之痛，快是痛中之快；因为痛，所以快；因为快，方知痛。何以至此？

在某些人看来，看恐怖片“玩的就是心跳”，为的就是“吓一跳”；“吓一跳”之所以如此可贵，是因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我们需要获得异乎寻常的高峰体验，仿佛接受电击一般。这样做，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发泄心中积蓄已久的不平和不满。“尽管与现实生活相比，惊险片更具幻想色彩，但实现这些幻想却是现实的需要，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电影呢？我们对恐怖有一种心理上的迷恋，我们喜欢被吓唬。”[3]当然，这样的看法还很肤浅，因为它并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吓一跳”？换言之，人为什么有被“吓一跳”的渴求？它是一种需求（need），一种要求（demand），还是一种欲求（desire），它能否最终获得满足？在获得满足时又导致了怎样的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

应该说，恐怖与焦虑是一对难兄难弟。“恐怖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恐惧焦虑心理。对人类在宇宙中孤独地位的焦虑,对社会道德的焦虑,对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焦虑和恐惧,对恐惧的恐惧,对焦虑的焦虑。”[4]如此说来，看恐怖片是为了体验焦虑，这与人类饱受压抑的“潜意识”有关，与施虐狂和受虐狂心理有关，因为恐怖片就是以施虐、受虐、疯狂、窥淫癖为基础的。[5]总算把人类对于恐怖的需要与无意识联系在了一起，但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体验焦虑就能消除焦虑吗？如果体验焦虑无法消除焦虑，为什么还要去体验焦虑？焦虑本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是诱发歇斯底里症的成因，我们为什么还要揭开这个伤口，一再把自己推入痛苦的深渊？

对于某些人而言，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叙述闭合过程”（processofnarrativeclosure）为基础的。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大团圆”的结局为基础的。而我们一直对“大团圆”情有独钟，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瞒和骗的恶习，都源于这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在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恐怖叙事中，无论过程多么令人心惊肉跳，可怕的事物和力量最终会被消灭或制服。恐怖叙事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开始时风平浪静，秩序井然，继之是恐怖力量介入，这时和谐的秩序被打破，最后恐怖力量被消灭，原始秩序得以恢复，世界终获太平，人人各得其所。观者期待着最终的圆满，而这种期等最终得以满足，于是一切皆大欢喜。

也就是说，在恐怖片中，因为黑暗势力的介入，善与恶、正常与变态、现实与幻觉、理性与非理性一度消泯了彼此间的界限。“恐怖片暴露了理性的种种局限性,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非理性。理性王国代表着那些可控制、可预测的秩序井然、明白易懂的领域,而非理性王国正好与之相反,它代表着那些构成生活底层的混乱无序、难以言状、混沌而又不可预测的领域。”[7]在恐怖片中,非理性力量破坏了社会秩序，但在一般情形下，它又通过科学和武力重新恢复理性、秩序，我们因此能在心理上获得由恐怖带来的某种快感。

这样的叙事结构当然也会产生意识形态性的效果，而解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又特别擅长于解剖这种类型的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所以我们不妨拿来一试。透过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野，我们会说，恐怖文本的叙事闭合（narrativeclosure）不仅压抑、招安了那些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秩序的因素，而且还在观者那里制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欣赏恐怖电影或解读恐怖文本时，观者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精神矛盾，它们可能会使观者无法获得系统、连贯的身份；只有平息观者心中的冲突和矛盾，观者才能把自己感知为系统、连贯的能动者（agent），获得连贯一致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否则，轻者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重者陷入人格分裂的泥潭。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主体置于意识形态之内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大致了解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理念。解构主义批评的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研究的焦点从单个艺术家或单个文本转向符指化系统（systemofsignification）本身。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有其规则和代码，这规则和代码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视觉形象的。单个作者并非意义之源，只有规则和代码才是意义之源。我们把自己感知为个人，我们有自己的主体性，但我们这个人和我们的主体性却是符指化系统的产物：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看上去，我们通过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语言结构本身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只能沿着它铺设的轨道向前滑行。如此而已。

用阿尔都塞的话说，这个过程也是把个人“询唤”成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相信，“询唤”是我们被灌输意识形态的一个过程。意识形态“招呼”（hail）我们，邀请我们与它发生某种关联。主体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招呼”（hail）或“询唤”（interpellation）“制造”出来的。这样，意识形态是主体的创造者，而主体又要屈从于各种意识形态物质实践。阿尔都塞要问的是：意识形态是如何波及我们这里的？他的答案是：通过为我们创造一个主体-地位或“身份”，也正是通过这个主体-地位或身份，我们借助于意识形态指定的术语来阐释世界或世界的某些方面。阿尔都塞把创造主体-地位的过程称为“询唤”。如我们看足球比赛时把自己当成球迷，乘车时把自己当成乘客，购物时把自己当成顾客，都是将自己置于一定的“主体-地位”之上，自觉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询唤”，并把自己“询唤”成了特定的主体。比如我们会说，“球迷要有球迷的样子”，等等。“一切意识形态都会通过发挥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的个人招呼或‘询唤’成具体的主体。”

“将主体置于意识形态之内”，是政治人物或政治力量的渴望。隐藏在这种观点背后的推理是：一旦我们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结构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方式。主体（或对于个性和身份的感知）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旦在把主体置于意识形态之内，这种身份感就变得自然和真实了。本来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事物，本来是人工建构起来的东西，现在变得要多自然有多自然，要多本真有多本真了。

性别政治（sexualpolitics）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解构主义的精神分析批评声称，恐怖电影丑化、贬低了女性。恐怖是以女性性别对于父权的畏惧为基础的。女性最终被刻画成了怪物，它们破坏社会秩序，因而必须加以残酷打击、无情镇压。在早期的恐怖片中（比如在法国导演路易·费雅德的“吸血鬼”系列影片中），妇女扮演着食人兽式的怪物，这些电影就表现出顽固的厌女症（misogyny）倾向。恐怖叙事通常把女性（特别是母亲）描绘成吞噬一切的庞然巨怪，她们危及到了男性的生存。这符合男性的想像。拉康说过，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摸得着不等于我们敢于摸）的女性，都是男人们想像中的女性，与作为“自在的女性”（female-in-herself）毫无关系。当然，对于男性而言，“自在的女性”只是一个理论假定，因为男性只能感知自己想像中的女性。在男性的想像中，女性既是可欲的，也是危险的。我们的经典文本常把女性称为“美女蛇”、“狐狸精”，我读中学时一位同学甚至告诉我，女性都是“敲骨吸髓”之人：表面上温婉可人，实际上凶残无比，到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步。恐怖电影要探索的正是此类问题，恐怖叙事之所以能够带来快乐，是因为它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亲眼目睹爱恨交加的女性被征服。或者女性因为性行为受到男性怪物的惩罚。这时，除非愿意听命于他们的父权制权威，她们是无法获得拯救的。

这告诉我们，就其意识形态内涵而言，恐怖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此外，恐怖首先也是由男性生产和消费的。男女之异首先是由俄狄浦斯情结“结构”出来的。在俄狄浦斯阶段，男性与母亲的身体、语言结成的关系，不同于女性与母亲的身体、语言结成的关系。对于成长中的男性而言，要想进入成熟的男性、父权制文化，就必须拒绝母亲、依附父亲，努力把自己与母亲的身体割裂开来。相形之下，成长中的女性根本就不想进入成熟的男性、父权制文化，而因努力认同母亲，将自己置于“女性”领域。总之，她没有像男孩那样使自己与母亲的身体割裂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阉割的恰恰是男性而非女性；说女性因为发现自己没有阳物而感到焦虑，也是男性一厢情愿地想像出来的。

以这种方式融入某种特定的文化，也与语言的“习得方式”有关。语言先天隶属于父权制领域。据说，正是父权制的意义系统和区分系统把秩序强加于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人类的生存，并努力控制全体人类的生存。男性在习得这种语言时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但女性与语言结成的关系，则与此完全不同。对于女性来说，学习语言就是纳入男性领域，结果许多学者努力发掘女性使用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应该与女性经验以及母亲的身体亲密无间。这种语言通常被称为“女性书写”（écriturefeminine），中国少数民族所谓的“女书”，是也。它不是整齐有序的区分系统，只是感性的声音和节奏的流淌。它向整齐有序的父权制语言发起了挑战，同时依然与母亲身体或母性记号保持着血浓于水的联系。

性别的楚河汉界导致了内心的焦虑及种种心理问题。反过来，也正是通过制造心理焦虑和种种心理问题，不同的文类才能诉诸不同的性别。比如，恐怖对应着男性的焦虑。它不断地压制母性记号和对母亲的欲望，这是由男性在俄狄浦斯情结内完成的。男性总要把自己建构成雄性主体（“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子汉大丈夫”），对于他们而言，恐怖和焦虑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恐怖是对罗曼司的补充。男性既渴望罗曼司的温柔，又渴望获得恐惧的洗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把男性的“个人”建构成雄性的“主体”。

对于恐怖片所做的精神分析不可小觑，至少，这种分析试图严肃地面对恐怖片之类的文化形式，特别是影响巨大的通俗文化形式。在此之前，形形色色的文艺批评常常对这类文本熟视无睹，不置一词。不过这种分析也存在着自身的盲点和问题。首先，恐怖（特别是通俗文化中的恐怖）依然被界定为必要的“循环形式”，其功能在于生产或再生产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形式，进而把个人“询唤”成特定的主体。说恐怖是“循环形式”，并不意味着恐怖类文本完全一致而毫无差异；相反，对于文类经济（economyofgenre）来说，差异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这种文类才能不断重复“询唤”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宰制性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生产和再生产，个人才能被“询唤”成特定的主体。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存在着种种细微的差异，恐怖类文本依然被界定为“结构化之系统”（systemsofstructuration），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所有的恐怖类文本都要把女性界定为怪物，都是用来满足男性进入父权制文化心理之需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分析导致了某种“非此即彼”的政治，而且这种政治必定是化约性的（或称还原性的）。这种形式的文化产品与电影界中的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文学界中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的先锋派文本显然是大相径庭的。要知道，这种形式的文化产品是用来建构意识形态的，而戈达尔和乔伊斯的文本则是用来解构意识形态的。当然，这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的。如果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用以解构意识形态的文本也会有建构意识形态的功能，用以建构意识形态的文本也有解构意识形态的可能。但精神分析批评显然顾不了这么多，否则无法彰显它自身的特性。从总体上看，在解构主义精神分析中，只有两种政治可供选择：或者是生产或再生产意识形态，或者是解构意识形态。

而且，尽管这种批评模式试图把研究重点从单个艺术家或单个文本转向符指化系统本身，它还是频繁地回到对单个艺术家的关注上来。例如，我们从来都不清楚，那些先锋派的批判锋芒究竟来自何处。只有某些人物（诸如戈达尔和乔伊斯）能够与意识形态系统进行决裂。同样有趣的是，解构主义与“导演理论”（auteurtheory）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同样的人物在解构主义和“导演理论”那里得到的评价竟有天壤之别：在解构主义批评中，这些人物正在从内部积极地解构意识形态系统；但在“导演理论”那里，这些人物只是些“导演”（auteurs）而已，他们正在建构意识形态系统。这样的人物包括约翰·福特（JohnFord）、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道格拉斯·薛克（DouglasSirk）、尼古拉斯·雷（NicholasRay）等。

与所有的结构主义批评一样，在识别仅有的两种类型的文本时，这种形式的批评往往容易忽视历史性。比如它并不关心处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意识形态和特定主体性，只关切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批判。正如霍尔（StuartHall）所言，在对主体进行精神分析时，解构主义的主体分析往往是超历史的，它刻意追求超历史的普遍性；它面对的是一般主体（subject-in-general），而不是在历史上活生生的社会主体，或者在社会上活生生的特定语言。

这种批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使得证实和证伪变得异常困难。其实也是这任何关切无意识过程的理论都会碰到的刺手问题。根据一般的精神分析理论，意识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欺诈。只有无意识才是充分、可靠的，才能揭示人类心理的本质。不仅如此，精神分析批评还往往导致了一种冥顽不化的倾向，即进行所谓的“奥义解读”（esotericreadings）。精神分析批评关注的是无意识，而无意识是我们一再压抑和极力否认的东西；因为我们再三压抑和极力否认，它必定无法与我们多数人对文本的体验相吻合。于是，任何人要想以自己对于文本的体验反对精神分析的阐释，都会被当作压抑和抵抗的结果被置之不理（“他在压抑自己的无意识，不敢承认自己的欲望”）。如此说来，借助这种批评对文本进行阐释，不仅与人们对文本的体验毫无关系，甚至与人们对文本的体验势不两立。这时，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呢？是相信自己的感受和还是别人的分析？是相信自己的意识，还是相信由精神分析理论阐释出来的据说是属于我们的无意识？

恐怖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按照省市党委、政府和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的部署及要求，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反恐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务必将恐怖活动摧毁在行动之前”的总要求，坚持“内紧外松、举轻若重”的原则和“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紧急动员、迅速行动，以最大决心、下最大力气和最扎实的工作，全面进入实战状态，确保实现决不给恐怖分子以藏身之地，决不给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决不给恐怖活动可资利用的条件，决不让恐怖分子畅行无阻，决不让恐怖分子图谋得逞的反恐工作目标。

二、主要职责任务

主要负责协调区市政工程管理局、区规划协调办等单位提供全区易受恐怖犯罪攻击破坏的标志性建筑、要害部位、公共场所等建筑设施的方位、内部结构、周围环境等情况，指导协调城建有关单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三、领导小组

我委专门成立了反恐怖领导小组，在区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下，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防止恐怖事件的发生。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如下：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区里要求，我委大力加强反恐队伍建设，专门成立了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建委主要领导担任，并确定了一名分管领导（建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宝芝）负责。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反恐怖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精干、战斗力强的反恐队伍。二是加强素质教育，增强每位干部职工的责任心和反恐信心，统一指挥调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三是强化管理制度，完善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外来人员登记制度等各项制度，配备了反恐怖工作专用车辆，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人、定车、定位，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切实把制度落实工作做到实处。

恐怖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自卫权预防性自卫权

一

“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媒体都对它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各类遣责声讨的文章汗牛充栋，“恐怖主义”一词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冷静地从学理角度去分析认识它，并赋予它一个较为科学严谨且又能为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的界定也并不容易。

早在1937年，国际联盟曾主持制定过《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这两项公约草案认为，恐怖活动是一种“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犯罪行为”。［1］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翻新，国际航空业加速发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相继问世。这无不为国际恐怖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实施手法，从而呈现出由低技术的传统方法向高技术的现代方法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但是，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检索到220多册有关恐怖主义的英文专著”，我国学者何秉松教授于2001年12月出版了一部题为《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的专著。从上述专著和作者手头上所触及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人们对恐怖主义行为和现象的认识之间出入并不大，但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却又相去甚远。我国学者提出，“任何个人、集团或国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就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2］

实施恐怖无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各种形式刑事犯罪却又是此起彼伏。如果把所有这些带有暴力现象的冲突都归结为恐怖主义行动，就会使人们对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无所适从。因此，把带政治目的作为界定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更加便于将一般刑法意义上的暴力犯罪与恐怖主义明显区别开来。［3］

尽管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但“9.11”事件的发生及目前中东地区频繁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都足以说明这种努力的收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还是各国从根本上对恐怖主义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从而导致对恐怖主义至今还未能达成一个比较趋同的界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还是各国都首先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的利益出发，去择定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因此在思想上认识就打上了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烙印，这样就难免会根据各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程度，去斟酌恐怖主义的定义。而各种不同定义所形成的离心力，导致了各国所制定的反恐怖政策亦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针对具体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或特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认定出入比较大，甚至完全相悖。这种分歧还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所说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国家之间。

美国长期在国际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确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但这绝对不能代替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憎恨和对美国无辜受害的平民的深切同情。

恐怖主义从一开始产生到后来的发展壮大，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动因。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失衡，财产和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南北差距的日益增大，加之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贯奉行强权政治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都是激化恐怖主义蔓延滋生的外部条件。而要想从根本上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去触动这些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二

国际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行为体系。国际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行为主体和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协调与合作构成了现代国际生活的基本内容。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还不存在一个为世界各国所都能接受的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但是，正常的人类生活又必须要求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有序和相互制约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上，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否则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行为主体或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际法规和行为规则的约束。正是由于恐怖主义违背了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所以建立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体系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愿。［4］

世界各国从内部开始认识并着手采取措施对付恐怖主义暴行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一再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震惊了欧美大陆。随即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美国、俄国、瑞典等国都先后在各自国内法律中增添了惩罚谋杀的条款，并规定了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5］，应该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然而，从现当代国际法的层面来看，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协调行动对付恐怖主义，则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先后遇刺身亡。为了维系一战后的国际社会的安定局面，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出面组织了欧美多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法学专家进行研究讨论，希望在各会员国国内立法的基础上形成集体防止和制裁国际恐怖犯罪的合力。经过3年多的酝酿讨论，于1937年制定出《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在这两份公约草案中，“国联”建议各会员国在其国内立法中将恐怖行为定为犯罪。依照国际惯例，应准许对上述犯罪嫌疑人予以引渡。在不能引渡的地点，均应以同样的方式予以惩治。［6］

但是，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联盟的解散，这两份国际反恐公约亦随之流产。可是它们作为国际反恐怖的法律文件的蓝本，为日后国际反恐怖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技革命的浪潮不断推动军品生产技术和空中交通飞行器生产的改进和发展。除了给人们的物质生活以极大的改善之外，它所招致的副作用也明显表现在核、生、化武器扩散上，使之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其残烈程度也愈来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1972年12月成立了由35国代表组成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旨在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认识上的分歧，一部综合和系统的国际反恐怖公约迄今还未出台。不过，针对具体的情况，联合国还是制定出了一些专门性质的文件，诸如在航空交通方面有《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和《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验测的公约》等。所有这些公约都规定了签约国要保证采取措施，承担在空中交通安全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

在针对非法劫持和绑架人质方面，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了第3166号决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再度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无疑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力量将包括各国外交人员在内的应受国际保护的对象置于国际合力的保护之下。同时也以各国合作的共同力量筑成一道抵御劫持人质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铜墙铁壁。

在制止恐吓犯罪方面，其它国际组织亦做过许多有益工作。如1979年10月26日，万国邮政联盟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其中的第59条，就明文规定了对“非法使用邮件罪”的惩处，为防止和打击恐怖分子通过邮寄爆炸物和其它化学从事恐怖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加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核材料进行恐怖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于1979年10月26日通过了《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从而使各国在防止、预测和惩罚此类犯罪分子方面有了可以参照的法律依据。

为了阻止海上犯罪，国际海事组织也于1988年3月10日主持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从而也为海上交通安全、防止恐怖袭击作出了明文规定。［7］

不难看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长期以来在反恐怖问题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希望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去努力：

1.各国都应采取措施，履行各自的国际法义务，形成国际合力来共同制止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对内或对外的恐怖活动，各国政府都不应当默许任何恐怖组织在其国土上策划或从事这种抱有政治目的极端恐怖行动。

2.各国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制定法律，以便协同国际法文件所规定的内容，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来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在本国内从事任何有计划、有组织的不利于他国的恐怖活动。

3.各国应当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互通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各种情报。此外，还应通过友好协商与他国签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以保证双方可以顺利引渡或对恐怖分子依法起诉。

4.全球190个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尽量求同存异，早日制定出一份较为全面的反恐怖国际公约，不但要把已经达成的国际文件的具体规定写入公约，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占有世界绝对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5.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根据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发生的现状因势利导，促使由联大1996年第51届大会的第210号决议授权而重新组建并负责起草《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真正发挥作用。促成各会员国政府，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尽快批准加入该特委会于1997年2月所起草并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1998年该委员会所起草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和1999年联大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8］

上述这些公约和决议都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各缔约国或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反恐怖主义的法律义务，标明了惩治恐怖活动的两项国际准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衷心希望国与国之间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遭武装侵略的受害国行使自卫权予以回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其实，在以往的国际法院关于1986年6月27日尼加拉瓜军队入侵萨尔瓦多之后，萨尔瓦多是否拥有自卫权一案的判例中已经表明，“（国际）法院认为一方是否有权予以反击，取决于其受害程度的大小。假如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不论其袭击的力度如何，只是仅仅造成2个人死亡，受害一方若采取反击的行动就不能被认定为是正当的”。［12］

虽然多年来国际社会都承认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方法大都是把它认定在个人犯罪行为的范畴。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参与签订了一系列相关性的国际条约，大多要求在国内法律的限制下，各个政治党派和组织都不应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还规定，任何签约国在本国发现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者，都要对之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到拥有司法审理权力的国家对其进行审理。

但是，在“9.11”事件出现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些人提出，“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认定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是犯罪行为，并对恐怖分子予以逮捕、审判和惩罚都是理所当然的“。

［13］不过，目前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办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杜绝恐怖主义，因此他们怀疑现有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惩罚条款“是否足以对那些铤而走险者产生足够的镇慑。”［14］还有不少人认为，即便是这些条约能够阻止那些一般的犯罪，但对于那些怀有政治目的进而对无辜平民进行袭击的人来说是毫无办法的。《纽约时报》2001年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还直言不讳地说，“且不管伊斯兰教是否准许有人为了政治目的而袭击无辜平民，但已有足够多的穆斯林认为，袭击平民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还可以藉此进入天堂，过上最幸福和永生的生活”。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那些美国政要和学者坚持认为，“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切断一切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外来支持、经济援助、训练基地和庇护场所”。倘若还有国家这样做，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停止活动”。［15］

既然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然是包括要动用武力。从表面上看，确有许多美国人在说“使用武力要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恐怖分子总是暗藏的，恐怖袭击总是潜在的，他们采取何种手段，使用什么武器，是很难预料的事情。因此“一定的比例”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也就是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美国不可能做到无辜平民不受伤害。

对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战略政策调整和具体做法，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少联合国会员国，特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美国在采取重大跨国军事打击行动之前，应该像以前打海湾战争时那样，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从目前稳定国际政治的大局出发，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之内行事。

可美国有些人主张，“是否使用武力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国际法并没有要求”。有人甚至还公开提出，“《联合国宪章》从来也没有规定其成员国在采用武力进行自卫时，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16］

他们强调宪章第51条所述的“自卫权”是“自然权力”，既然是自然权力，当然就没有必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些人的确是要么有点强词夺理，要么是断章取义了，因为宪章51条紧接着就说明了“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理会报告”。［17］

采取跨国军事打击行动，无论其目的如何，事先经由安理会授权当然是必要的。美国在二战后几次重大出兵行动也都已经是这样做的。如果现在又提出无须经由安理会授权的话，那么又怎样去解释美国打海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呢？《联合国宪章》所授予各会员国行使自卫权的时限是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也就是说，一旦安理会采取了行动，这个蒙受袭击的会员国的自卫权利就已经终止。无论是从历史案例、宪章语言的语义和专门辟出第51条的目的都无外乎于此。

总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外政策越发明显地围绕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转，继而凸现在奉行单边主义上。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在国际事务中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仍显得十分重要。正像法国分析家莫伊西所言：“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美国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多元化的作用在于，没有大家的帮助，美国也很难做任何事情。”［18］目前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它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努力，无非是想要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即便如此，从“9.11”事件所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中就不难看出，超级大国绝非是美国人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超级大国。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倘若美国真是要想保住天下第一的交椅，也不能脱离其盟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其敌对国的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这不单体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而且在改善全球气候、治理跨国环境污染、推进全球经济合作、控制泛滥、限止武器扩散、调解民族和宗教冲突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试想一下，单凭美国孤军奋战，这一切能够做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曾在美国看到有条标语无处不在，即“Unite，westand，inGodwetrust”（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相信上帝），那么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与国际社会“unite”呢？

注释：

［1］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2］何秉松：《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7页。

［3］欧阳涛、刘仁文：《用刑法理论回应社会现实》，《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宋新宁、陈岳主编：《国际政治概论》，

［5］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章。

［6］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8页。

［7］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8］魏岳江：《全球拉开新世纪反恐怖法网》，《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1期。

［9］SeePresidenBush‘sSpeech，“RealSe-curity：JusticeAbroad，JobsatHome”，Washing-tonPost，Jan.30，2002，A1.

［10］王杰主编：《联合国遭遇挑战》，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11］SeeFredericL.Kirgis，“ASILInsights：TerroristsAttacksontheWorldTradeCentreandPentagon”（2001），at/insights77.htm。

［12］SeeYahallom，“WhyDoTheyHitUS”，WashingtonPost，Oct.4，2001，atA4。

［13］Ibid。

［14]GeorgeStevenson，“StandUptoTerror-ists”，NewYorkTimes，Sep.28，2001，atA16。

［15］Ibid。

［16］鲁思·沃克：《大国的局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1月18日。中文译文刊于《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6日第2版。

恐怖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自卫权预防性自卫权

一

“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媒体都对它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各类遣责声讨的文章汗牛充栋，“恐怖主义”一词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冷静地从学理角度去分析认识它，并赋予它一个较为科学严谨且又能为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的界定也并不容易。

早在1937年，国际联盟曾主持制定过《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这两项公约草案认为，恐怖活动是一种“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犯罪行为”。［1］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翻新，国际航空业加速发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相继问世。这无不为国际恐怖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实施手法，从而呈现出由低技术的传统方法向高技术的现代方法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但是，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检索到220多册有关恐怖主义的英文专著”，我国学者何秉松教授于2001年12月出版了一部题为《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的专著。从上述专著和作者手头上所触及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人们对恐怖主义行为和现象的认识之间出入并不大，但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却又相去甚远。我国学者提出，“任何个人、集团或国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就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2］

实施恐怖无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各种形式刑事犯罪却又是此起彼伏。如果把所有这些带有暴力现象的冲突都归结为恐怖主义行动，就会使人们对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无所适从。因此，把带政治目的作为界定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更加便于将一般刑法意义上的暴力犯罪与恐怖主义明显区别开来。［3］

尽管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但“9.11”事件的发生及目前中东地区频繁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都足以说明这种努力的收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还是各国从根本上对恐怖主义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从而导致对恐怖主义至今还未能达成一个比较趋同的界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还是各国都首先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的利益出发，去择定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因此在思想上认识就打上了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烙印，这样就难免会根据各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程度，去斟酌恐怖主义的定义。而各种不同定义所形成的离心力，导致了各国所制定的反恐怖政策亦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针对具体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或特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认定出入比较大，甚至完全相悖。这种分歧还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所说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国家之间。

美国长期在国际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确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但这绝对不能代替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憎恨和对美国无辜受害的平民的深切同情。

恐怖主义从一开始产生到后来的发展壮大，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动因。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失衡，财产和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南北差距的日益增大，加之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贯奉行强权政治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都是激化恐怖主义蔓延滋生的外部条件。而要想从根本上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去触动这些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二

国际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行为体系。国际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行为主体和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协调与合作构成了现代国际生活的基本内容。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还不存在一个为世界各国所都能接受的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但是，正常的人类生活又必须要求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有序和相互制约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上，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否则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行为主体或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际法规和行为规则的约束。正是由于恐怖主义违背了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所以建立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体系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愿。［4］

世界各国从内部开始认识并着手采取措施对付恐怖主义暴行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一再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震惊了欧美大陆。随即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美国、俄国、瑞典等国都先后在各自国内法律中增添了惩罚谋杀的条款，并规定了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5］，应该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然而，从现当代国际法的层面来看，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协调行动对付恐怖主义，则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先后遇刺身亡。为了维系一战后的国际社会的安定局面，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出面组织了欧美多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法学专家进行研究讨论，希望在各会员国国内立法的基础上形成集体防止和制裁国际恐怖犯罪的合力。经过3年多的酝酿讨论，于1937年制定出《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在这两份公约草案中，“国联”建议各会员国在其国内立法中将恐怖行为定为犯罪。依照国际惯例，应准许对上述犯罪嫌疑人予以引渡。在不能引渡的地点，均应以同样的方式予以惩治。［6］

但是，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联盟的解散，这两份国际反恐公约亦随之流产。可是它们作为国际反恐怖的法律文件的蓝本，为日后国际反恐怖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技革命的浪潮不断推动军品生产技术和空中交通飞行器生产的改进和发展。除了给人们的物质生活以极大的改善之外，它所招致的副作用也明显表现在核、生、化武器扩散上，使之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其残烈程度也愈来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1972年12月成立了由35国代表组成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旨在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认识上的分歧，一部综合和系统的

国际反恐怖公约迄今还未出台。不过，针对具体的情况，联合国还是制定出了一些专门性质的文件，诸如在航空交通方面有《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和《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验测的公约》等。所有这些公约都规定了签约国要保证采取措施，承担在空中交通安全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

在针对非法劫持和绑架人质方面，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了第3166号决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再度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无疑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力量将包括各国外交人员在内的应受国际保护的对象置于国际合力的保护之下。同时也以各国合作的共同力量筑成一道抵御劫持人质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铜墙铁壁。

在制止恐吓犯罪方面，其它国际组织亦做过许多有益工作。如1979年10月26日，万国邮政联盟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其中的第59条，就明文规定了对“非法使用邮件罪”的惩处，为防止和打击恐怖分子通过邮寄爆炸物和其它化学从事恐怖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加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核材料进行恐怖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于1979年10月26日通过了《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从而使各国在防止、预测和惩罚此类犯罪分子方面有了可以参照的法律依据。

为了阻止海上犯罪，国际海事组织也于1988年3月10日主持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从而也为海上交通安全、防止恐怖袭击作出了明文规定。［7］

不难看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长期以来在反恐怖问题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希望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去努力：

1.各国都应采取措施，履行各自的国际法义务，形成国际合力来共同制止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对内或对外的恐怖活动，各国政府都不应当默许任何恐怖组织在其国土上策划或从事这种抱有政治目的极端恐怖行动。

2.各国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制定法律，以便协同国际法文件所规定的内容，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来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在本国内从事任何有计划、有组织的不利于他国的恐怖活动。

3.各国应当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互通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各种情报。此外，还应通过友好协商与他国签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以保证双方可以顺利引渡或对恐怖分子依法起诉。

4.全球190个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尽量求同存异，早日制定出一份较为全面的反恐怖国际公约，不但要把已经达成的国际文件的具体规定写入公约，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占有世界绝对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5.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根据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发生的现状因势利导，促使由联大1996年第51届大会的第210号决议授权而重新组建并负责起草《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真正发挥作用。促成各会员国政府，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尽快批准加入该特委会于1997年2月所起草并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1998年该委员会所起草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和1999年联大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8］

上述这些公约和决议都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各缔约国或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反恐怖主义的法律义务，标明了惩治恐怖活动的两项国际准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衷心希望国与国之间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

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遭武装侵略的受害国行使自卫权予以回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其实，在以往的国际法院关于1986年6月27日尼加拉瓜军队入侵萨尔瓦多之后，萨尔瓦多是否拥有自卫权一案的判例中已经表明，“（国际）法院认为一方是否有权予以反击，取决于其受害程度的大小。假如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不论其袭击的力度如何，只是仅仅造成2个人死亡，受害一方若采取反击的行动就不能被认定为是正当的”。［12］

虽然多年来国际社会都承认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方法大都是把它认定在个人犯罪行为的范畴。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参与签订了一系列相关性的国际条约，大多要求在国内法律的限制下，各个政治党派和组织都不应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还规定，任何签约国在本国发现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者，都要对之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到拥有司法审理权力的国家对其进行审理。

但是，在“9.11”事件出现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些人提出，“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认定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是犯罪行为，并对恐怖分子予以逮捕、审判和惩罚都是理所当然的“。

［13］不过，目前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办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杜绝恐怖主义，因此他们怀疑现有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惩罚条款“是否足以对那些铤而走险者产生足够的镇慑。”［14］还有不少人认为，即便是这些条约能够阻止那些一般的犯罪，但对于那些怀有政治目的进而对无辜平民进行袭击的人来说是毫无办法的。《纽约时报》2001年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还直言不讳地说，“且不管伊斯兰教是否准许有人为了政治目的而袭击无辜平民，但已有足够多的穆斯林认为，袭击平民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还可以藉此进入天堂，过上最幸福和永生的生活”。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那些美国政要和学者坚持认为，“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切断一切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外来支持、经济援助、训练基地和庇护场所”。倘若还有国家这样做，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停止活动”。［15］

既然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然是包括要动用武力。从表面上看，确有许多美国人在说“使用武力要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恐怖分子总是暗藏的，恐怖袭击总是潜在的，他们采取何种手段，使用什么武器，是很难预料的事情。因此“一定的比例”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也就是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美国不可能做到无辜平民不受伤害。

对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战略政策调整和具体做法，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少联合国会员国，特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美国在采取重大跨国军事打击行动之前，应该像以前打海湾战争时那样，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从目前稳定国际政治的大局出发，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之内行事。

可美国有些人主张，“是否使用武力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国际法并没有要求”。有人甚至还公开提出，“《联合国宪章》从来也没有规定其成员国在采用武力进行自卫时，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16］

他们强调宪章第51条所述的“自卫权”是“自然权力”，既然是自然权力，当然就没有必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些人的确是要么有点强词夺理，要么是断章取义了，因为宪章51条紧接着就说明了“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理会报告”。［17］

采取跨国军事打击行动，无论其目的如何，事先经由安理会授权当然是必要的。美国在二战后几次重大出兵行动也都已经是这样做的。如果现在又提出无须经由安理会授权的话，那么又怎样去解释美国打海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呢？《联合国宪章》所授予各会员国行使自卫权的时限是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也就是说，一旦安理会采取了行动，这个蒙受袭击的会员国的自卫权利就已经终止。无论是从历史案例、宪章语言的语义和专门辟出第51条的目的都无外乎于此。

总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外政策越发明显地围绕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转，继而凸现在奉行单边主义上。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在国际事务中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仍显得十分重要。正像法国分析家莫伊西所言：“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美国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多元化的作用在于，没有大家的帮助，美国也很难做任何事情。”［18］目前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它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努力，无非是想要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即便如此，从“9.11”事件所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中就不难看出，超级大国绝非是美国人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超级大国。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倘若美国真是要想保住天下第一的交椅，也不能脱离其盟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其敌对国的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这不单体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而且在改善全球气候、治理跨国环境污染、推进全球经济合作、控制泛滥、限止武器扩散、调解民族和宗教冲突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试想一下，单凭美国孤军奋战，这一切能够做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曾在美国看到有条标语无处不在，即“Unite，westand，inGodwetrust”（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相信上帝），那么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与国际社会“unite”呢？

注释：

［1］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2］何秉松：《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7页。

［3］欧阳涛、刘仁文：《用刑法理论回应社会现实》，《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宋新宁、陈岳主编：《国际政治概论》，

［5］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章。

［6］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8页。

［7］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8］魏岳江：《全球拉开新世

纪反恐怖法网》，《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1期。

［9］SeePresidenBush‘sSpeech，“RealSe-curity：JusticeAbroad，JobsatHome”，Washing-tonPost，Jan.30，2002，A1.

［10］王杰主编：《联合国遭遇挑战》，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11］SeeFredericL.Kirgis，“ASILInsights：TerroristsAttacksontheWorldTradeCentreandPentagon”（2001），at/insights77.htm。

［12］SeeYahallom，“WhyDoTheyHitUS”，WashingtonPost，Oct.4，2001，atA4。

［13］Ibid。

［14]GeorgeStevenson，“StandUptoTerror-ists”，NewYorkTimes，Sep.28，2001，atA16。

［15］Ibid。

［16］鲁思·沃克：《大国的局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1月18日。中文译文刊于《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6日第2版。

恐怖范文篇6

鸡尾酒实在是博大精深，一两句话实难穷尽，中国人的酒文化实际上是喝酒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的酒文化则是喝酒时人与酒的关系，我无意考证品味这个词是否起源于鸡尾酒，但我相信，生活的快乐是一种瞬间的体验。作为一个男人，当我对这个世界闭上眼睛时，我会醉去，当我还睁着眼时，我会好好体会每一杯酒。

一个男人的夏日冰荷

在咖啡屋里等我的孙先生是一位专业的调酒师，二十一岁那年他就拿到了全国鸡尾酒大赛的冠军。

站在吧台里调酒的男人都会有一股不可捉摸的魅力，就想起电影《鸡尾酒》里的汤姆克鲁斯一样，孙先生也是看完这部电影后立志做一名调酒师。每一个调酒师都会具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品质，比如随手倒在杯中的酒，再倒出来，还是符合标准的一又四分之一盎司。再比如说，调酒师和客人沟通时总是那么温文尔雅，饱含禅机的笑容令人着迷。

一个调酒师的空间

一个调酒师的空间是几尺见方的吧台，但他的职责必须熟知几百种酒和饮料的特性，每一种酒都会有它的来历和故事，不同的酒混在一起，就有了更多不同的故事。

孙先生刚离开了自己的工作，所谓幸福，就是让自己快乐，一个调酒师的快乐就是调一杯自己钟爱的鸡尾酒，所以，孙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杯夏日冰荷。

夏日冰荷配方：1.君度酒

2.绿薄荷酒

3.冰块、鸡蛋清

4.搅拌后装杯令其充分沉淀分层

点评：每个男人都有他钟爱的酒，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男人，因为这个世界还有着同样多的酒。

又爱又怕血腥玛丽

传说中，欧洲有四大鬼宅。其中有一座闹得最凶的鬼宅，坐落在布达佩斯的郊外，它的主人，就是当时艳倾一时的李克斯特伯爵夫人。在她的一生中，为她决斗而死的青年贵族，据说超过了100个。甚至在她60岁那年，两位浪漫的青年诗人因为得不到她的垂青，而举剑自杀。她的美丽秘方，实在令人恐怖万分。

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用鲜血沐浴，而且只用纯洁少女的鲜血。她相信，只有浸泡在她们纯洁的血液中，方能不断吸取其中的精华，让她永葆青春。每次洗澡前，她还要喝下至少半升的血液，她管这叫“内洗”。她洗一次澡，至少要杀掉两个少女。就这样，在长长而黑暗的50年里，一共有2800名少女惨被杀害，所有的尸体全部埋在她私人的浴室底下。这也是她的主意，因为她相信，少女们的魂魄能够驱走衰老和迟钝。由于常用血液洗澡，她身上总带着浓烈的血腥气。但她却从不用任何香水掩盖，任其自然。

美丽的外貌和血腥的气味相结合，竟然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妖异魅力，一时之间，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的艳名远播欧洲大陆，连法皇路易十四也不远千里，拜倒在其石榴裙下。鸡尾酒“血腥玛丽”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血腥玛丽配方

1.伏特加中放入冰块

2.加入西芹盐

3.勾兑入番茄汁

4.添加安哥拉苦精和辣椒水

点评：美人和烈酒一样，只属于那些能够品味的人，这也是美人烈酒弥足珍贵的原因。

塔奇拉火焰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墨西哥塔奇拉的一些印第安农民正在地里干活，天空突然乌云翻滚，一个霹雳劈向大地，霹雳过后，云开雾散，人们看到一株硕大的龙舌兰被劈成两半，裂开的球茎里翻滚着热气腾腾的汁液，飘出一股股醉人的酒香。大家非常惊奇，胆子大点的人用手蘸点儿放在舌头上舔舔，顿觉满口生香，沁人心脾。他们给这种龙舌兰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阿瓜密埃尔”，意为“蜜汁”。

自此，当地印第安人就开始了用龙舌兰酿酒的历史，塔奇拉在他们生活中也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在镇子入口处塑造起描绘酿制塔奇拉酒情形的雕塑，把“爱情、友谊、欢乐、酿酒、土地”镌刻在雕塑的基座上；他们在镇子里建起塔奇拉博物馆，向人们宣扬塔奇拉的神奇历史。

点评：再绵软的酒最后都会化为刚烈，野性的呼唤和冲动是喜欢酒的真正原因，站在一片洪荒旷野，你喝是不喝？

塔奇拉净饮法：1.用柠檬搽手

2.在搽有柠檬汁的手上撒上盐

3.用舌头猛然将盐舔去

恐怖范文篇7

【关键词】恐怖/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它真正“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努力和真正的时代疾病”（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则是在二战以后。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恐怖组织的犯罪活动日益成为严重的国际问题，“它（恐怖活动）远比人们的想象严重得多，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甚至还有人把它和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作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面对猖獗肆虐的恐怖活动犯罪，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

一、恐怖活动的界定

1987年12月7日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只有确定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才能有效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注：转引自（前苏）莫焦良：《论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马树龙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9期。）然而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恐怖活动”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基本内涵。这势必影响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打击。故笔者特在此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最初人们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通常从政治学角度予以阐述，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就认为恐怖活动是“系统使用暗杀、伤害、破坏，或者通过威胁使用上述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宣传某种事业以及强迫更多的人服从它的目标”。（注：（英）戴维米勒等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荷兰政治学家P·施密特从百余种定义中抽取了构成恐怖主义的五种要素：暴力或者武力、政治目的、恐惧或者不安、威胁以及可以预料到的心理作用或第三者作出的反应。（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第53页。）后来随着恐怖活动危害日益增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恐怖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于是开始从刑法学角度界定恐怖活动。例如，美国联邦当局（1983年）认为，恐怖活动是非法采用暴力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目的在于恐吓或给政府、公民施加压力，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的。（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根据法国刑法第421-1条规定，下列犯罪，在其同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采取恐吓手段或恐怖手段进行的单独个人或集体性攻击行为相联系时，构成恐怖活动罪：1.法国刑法典第二卷的故意伤害人之生命、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绑架与非法拘禁以及劫持航空器、船只或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之犯罪；2.法国刑法典第二卷所指的盗窃、勒索、破坏、毁坏、损坏财产以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3.在空气中、地面、地下或水里，其中包括在领海水域，施放足以危及人身、健康或自然环境的物质的行为。（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以下。）

从以上刑事立法及学者的观点来看，都揭示出了恐怖活动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行为方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上述观点也反映出各国对恐怖活动的范围、手段、目的认识不尽一致。如恐怖活动的范围，法国刑法典规定不仅包括侵犯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还包括财产方面的犯罪和环境犯罪。相比较而言，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界定的范围就小得多，仅仅局限于某些暴力犯罪。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对恐怖活动的不同理解，而如何处理这些差异是我们正确界定恐怖活动的关键。

那么，如何界定恐怖活动呢？笔者认为，恐怖活动之所以异于其他犯罪活动在于其具有恐怖性，因此，恐怖活动的定义应揭示这一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其恐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恐怖分子采取的手段具有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作用。这种手段一般表现为暴力行为，如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这些行为杀伤力强，破坏力大，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被毁的严重后果，影响和冲击一般民众的安全心理。有的学者认为恐怖活动是指为一定政治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注：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以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恐怖活动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暴力形式。因为恐怖是指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而言的，它既可以通过暴力造成有形的伤亡后果来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害怕，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暴力行为方式造成无形的混乱后果而导致心理上的恐惧与不安。而且在实践中，利用非暴力制造恐怖活动心理事件时有发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计算机制造恐怖活动。1995年9月30日意大利中央银行、核物理研究所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计算机同时遭到一个“长枪党武装”的袭击。该组织在计算机里留下了网页：“我们回来了！我们已控制了一些信息系统……”负责此案的官员指出：“长枪党”不搞谋杀，不投放炸弹，是一种虚无飘渺而又实实在在的新型恐怖活动。它最大的威胁在于窃取保密信息，并通过正式途径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混乱。（注：参见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7期。）面对当前恐怖活动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美国的一些专家指出，如果把对恐怖活动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内涵基础上，这将限制人们预测恐怖活动的形式，正视它并采取恰当措施反击它的能力。（注：王世雄：《美国反恐怖政策的背景和内容》，载《国际展望》1998年第17期。）对此许多国家突破了仅限于暴力的传统恐怖活动观念，如法国就明确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作为恐怖活动的外延。这一立法体例符合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恐吓、要挟社会。这是恐怖活动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重要特征。从客观上看，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暗杀、绑架、放火、爆炸等行为，这些行为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普通刑事犯罪。但恐怖活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具有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性，即通过实施暗杀、绑架、爆炸等犯罪行为，制造恐惧和惊慌来影响公众的情绪，对政府形成压力和威慑，以实现其政治或其他社会目的，如获得对某项事业的承认，或对当局作出的决定施加影响等。

关于恐怖活动的目的，在中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诸如政治目的说、政治或其他目的说、政治或恐吓、要挟社会目的说等。（注：参见王世雄等：《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动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尽管观点互有所异，但都主张恐怖活动具有政治目的。这一看法值得研究。因为在理论上，对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普通刑事犯罪一般是作为政治犯罪处理的。根据国际惯例，政治犯不得引渡，而目前关于恐怖活动的几个公约如《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一般都采取引渡或起诉原则，即倾向于排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同时从各国的刑事立法看，一般也未将政治目的作为恐怖活动的构成要件，如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可见，在性质上把恐怖活动当作一种刑事犯罪而非政治犯罪是目前国际社会反恐怖的一项基本政策。当然，一些恐怖活动的确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只是推动某些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属于犯罪动机范畴，而不是犯罪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目的”具有抽象性，仍处于思想领域，而犯罪目的则是具体的。同时，政治动机只是推动犯罪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并不限于政治动机，有的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有的是为了支持某一项特殊的事业等。可见，推动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动机刺激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来达到恐吓、要挟社会的直接目的。显然政治目的与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两种主观心理。因此，政治目的说既与刑法理论相悖，也不符合司法实践。

第三，恐怖活动通过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从广义上说，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都会给社会心理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侵犯的对象具有限定性，因而这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恐惧与不安也有限定性。而恐怖活动是以社会公众为侵犯对象的，它所针对的是比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更为广泛的对象的目标。美国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的研究分析家和美国国务院关于政治阴谋和暴力问题的顾问布赖安·詹金斯说“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恐怖主义是个剧场”。（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恐怖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对任意性目标的攻击。由于没有任何人是特定的攻击目标，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恐怖分子通过屠杀象征性的目标扩散恐惧，造成社会混乱，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处于恐惧气氛之中，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对此，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恐怖分子的攻击对象与其实际目标联系越少，其行为就越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恐怖的程度也就越高。可见，恐怖活动具有扰乱公共程序的特点。

综上所述，恐怖活动是指对个人或团体系统使用爆炸、杀人、放火、或其他危险行为，或威胁使用上述手段制造恐怖气氛，扰乱公共秩序，恐吓、要挟社会的行为。

二、国际反恐怖犯罪的立法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恐怖组织犯罪跨国化发展已成为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超越国度的恐怖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打击和遏制恐怖性组织犯罪，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

反恐怖活动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最早是由国际联盟于1934年因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被害而提出的，后又制订了两份公约——《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和《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根据《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的规定，恐怖活动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它具体表现为：(1)故意危害国家元首、执行国家元首特权的人士、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上述人士的配偶、担任公职或负有公共任务的人士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自由的行为；(2)故意毁灭或损害属于或在另一缔约国管辖下的公共财产或供公用的行为；(3)故意造成共同危险足以危及生命的行为；(4)上列犯罪的未遂行为；(5)制造、获得、扣留或供给武器、军火、爆炸品或毒物以便在任何国家实施上述行为；(6)上列行为的共谋、既遂的教唆、直接和公开的煽动、故意参加、有意识地提供援助等。该以约还规定，缔约国应在各国刑法中把本公约确认的恐怖行为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应当作为可引渡的犯罪，按照国际惯例和缔约当事国的法律，予以引渡；在不引渡的场合，任何缔约国都应对在本国境内发现的在外国犯有这类罪行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如同在本国领土内犯罪一样，以同样方式予以追诉和惩罚。（注：参见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该公约签定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未获得多数签字国的批准，因而没有生效。但该公约中所包含的许多条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制定反恐怖活动的现代公约奠定了基础。并且该公约是第一个涉及恐怖活动问题的国际法文件，它反映了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反恐怖活动的一致立场，从而推动反恐怖活动的国际合作。

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制止恐怖性组织犯罪的国际公约。但在联合国及其三个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制定并通过了一些针对特定恐怖活动的多边公约。在60年代，国际上不断发生劫持、袭击民航飞机、民航设施等恐怖行为。为了防止这类恐怖活动的发生，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下，制定了《东京公约》（1963年9月14日）、《海牙公约》（1970年12月6日）、《蒙特利尔公约》（1971年9月23日）以及1988年2月24日通过的对《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些公约从法律上规定了签约国保证空中交通安全的方式和方法。1991年民航组织通过了《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它是针对使用塑料炸弹从事恐怖活动而规定的一个预防性公约。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联大1973年12月14日第3166号决议通过了《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把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国际保护者置于国家的强有力的保护下。同日联大还通过了《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为这种严重的恐怖行为设置了一道法律屏障。1988年3月10日由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了《罗马条约》和《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议定书》，对海上的交通安全运输作了规定。为了防止、测知和惩处与核材料有关的恐怖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79年10月26日在维也纳通过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同日，万国邮政联盟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该公约第59条规定了非法使用邮件罪，为打击通过邮寄爆炸物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国际公约都规定了缔约国有义务制订防止恐怖活动的必要措施，并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这有助于消除恐怖分子所抱的在某个国家对他们会采取较为宽容态度的期望。同时，这些国际公约也确立了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两项原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两项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之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一个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各国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法律对策。综观各国、各地区关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立法形式上，有二种立法体例：一是颁布特别刑事法规。如意大利1993年4月23日颁布了《反纳粹法令》，美国于1996年4月由总统签署了《反恐怖主义法》，英国和爱尔兰于1998年9月3日颁布了《反恐怖法案》。二是在刑法典中设置专条。其中有的国家规定了组织恐怖集团罪，如德国；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了恐怖活动罪，将组织恐怖活动作为加重情节，如法国和俄罗斯。2.在犯罪构成方面，多数国家规定为行为犯。即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如德国。

3.在刑罚方面注重打击和预防的统一。为了有效地打击不断泛滥的恐怖组织犯罪，各国采取的刑罚趋重，长期自由刑和死刑普遍适用。有的国家还将其作为特殊加重刑事责任事由，如法国。根据法国刑法第421-3条规定，对于421-1条的恐怖活动罪，设置了七个档次的加重幅度，其中当处3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无期徒刑。（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以下。）为了达到分化、瓦解恐怖犯罪组织和鼓励恐怖分子悔过自新的目的，许多国家在严惩恐怖组织犯罪的同时，还注重刑事政策的运用，规定了特殊减轻或免刑事由。如俄罗斯刑法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注：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以下。）意大利刑法则引入了一种新的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即悔过者的奖赏制度。所谓悔过，是指脱离犯罪组织，消除犯罪后果，以及向当局声明在侦查中进行合作，向当局检举集团中进行的犯罪的其他同谋者。悔过者可以获得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奖赏。意大利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了“悔过”情节。（注：参见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有组织犯罪立法概说》，载《刑事法学》1998年第10期。）

三、我国反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一些黑社会犯罪组织将恐怖活动作为掠夺财富、扩大势力的基本手段和惯用伎俩。如旧上海的青帮、红帮，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力，他们通过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掠取了大量的财物。解放后，基于人民政府的坚决打击，恐怖活动在50年代已基本绝迹。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受西方社会恐怖活动的影响，一些恐怖活动组织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其成员进行爆炸、杀人、绑架、劫机等犯罪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此外，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妄图分裂祖国和其他政治目的，也由反革命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恐怖性犯罪组织。鉴于此，1997年刑法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该条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新刑法关于恐怖犯罪的这一刑事立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典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之一——严密刑事法网，强化保护功能的特点。面对有组织犯罪的挑战，“传统法律关于罪犯身份和共犯的适当的、有效的方案，在新形式有组织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成员的刑事处罚方面，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注：卢建平等译：《面临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体系》，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刑事立法，寻求新的惩治恐怖犯罪的司法对策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我国新刑法不但在立法思想上纠正了以往单纯经验立法的偏向，将在我国只是初露端倪的恐怖活动纳入了刑法调控的范围，而且在刑事立法模式上，突破了传统“以个人行为为本位的立法方法，将集结的组织本身予以犯罪化”，（注：储槐植等：《论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载《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一辑），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这一规定，反映了新刑法重视并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精神。首先，在犯罪形态上，新刑法将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为必要共犯，以突出其组织性的特点。组织化是恐怖活动犯罪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它较之普通犯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原因之一。新刑法这一规定不但适应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而且也是面对有组织犯罪挑战所作出的必要的立法反应。其次，在犯罪构成上，将预备性犯罪行为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从犯罪的发展过程来看，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作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对于犯罪的预备行为，一般是不处罚的。但考虑到恐怖活动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我国刑法将这种预备行为独立化，规定为犯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预防犯罪功能，以期将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第三，在行为方式上，新刑法借鉴国外立法，将参加恐怖活动组织规定为犯罪。“由于团伙犯罪特殊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构成显著危险。许多国家在刑事法中因此将加入犯罪团伙或组织作为自身犯罪(perseoffence)，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这种罪名的确定能够作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武器”，（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是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新的立法对策和最重要的方法。

对于本罪，有以下二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参加”的含义。“参加”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选择构成要件。何谓“参加”？是指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之意还是指加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恐怖活动？对此，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自愿加入恐怖活动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按照这一表述，“参加”是后一种涵义。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准确。因为根据我国刑法之规定，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又实施活动的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参加”不包括实施恐怖活动。那么，如何理解本罪的“参加”？笔者认为，本罪的“参加”是指为了成为恐怖组织成员而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它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有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目的。对此，行为人必须明知其所参加的组织是恐怖活动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提出加入犯罪组织“是否应界定为严格的责任犯罪”？（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117页。）关于严格责任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严格责任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注：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即无罪过责任。最近有的学者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格责任是“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根据这一论断，“严格责任并不与罪过相对立，而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90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就后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而言，笔者认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能界定为严格责任。因为“参加”本身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其罪过形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关于明知的理解，一般不要求确知。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的，如对该组织的宗旨、成员情况有所了解，即视为明知。当然，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该犯罪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且根据具体情况他也无法在参加时知道该组织的犯罪目的的，则不能构成本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参加后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时仍不退出的，构成本罪。其次，行为人必须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虽然明知是恐怖活动组织，但如果没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也不构成本罪。所谓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是指行为人出于自愿使本人从属于犯罪组织，遵守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层的指挥等。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参加时具有自由的意志。对于精神异常者、醉酒者等失去自由意志的人，不能认为有真正参加犯罪组织的意思。对于被迫者，根据我国刑法第28条的立法精神，无论其胁迫程度都构成犯罪。对此，有的学者借鉴英美刑法中的合法辩护理由——被迫行为，认为对于死伤胁迫下的被迫行为，不能视为犯罪，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皆是平常性情中人，在死伤胁迫之下，他们即会按照胁迫者的命令行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是以社会中大部分人得益的标准制定出来的。对于社会中大部分人在同等情形下都会这样干的行为，不能宣布为犯罪。这是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注：李立众：《略论被迫行为及其借鉴意义》，载《刑事法学》2000年第2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对于在真实死伤胁迫下参加的，不应构成犯罪。

(2)须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参加”以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为前提。如果恐怖活动组织尚处于组建之中而参加的，应当作为组织行为。“参加”有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前者是指依照恐怖活动组织的规章制度履行一定程序如填写成员表格、举行仪式等即获得该组织成员的资格，无须为组织从事任何活动。后者是指担任一定的实际职务或为组织从事活动，如为组织捐钱、提供犯罪工具或参与其他活动者。参加的方式应依该组织章程的规定而异。如果依组织章程之规定，参加方式没有限制的，则无论是亲自出面或以通信、电话方式报名参加的，均可认为是参加。

（二）关于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处罚问题

该条款规定，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但必须注意的是：

第一，对于以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具体犯罪作为取得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资格的，能否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是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一种方式，属于想像竞合犯，是一个行为既触犯参加恐怖活动犯罪又触犯了具体的恐怖活动犯罪，应从一重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当恐怖活动组织成员实施具体恐怖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时，如何处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第120条的处罚规定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首先应根据犯罪人在具体犯罪中的作用划分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这与一般犯罪集团中对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的认定并无特殊之处。但存在问题的是对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加者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成员？笔者认为，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恐怖活动都应认定为主犯，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为对于组织者来说，既然该犯罪组织是其倡建的，那么该组织实施的具体犯罪是其能够预测到为执行犯罪组织计划而附随发生的结果，这属于其概括故意的内容，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领导者来说，其领导地位是其组织、策划、指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具体恐怖活动取得的。可见，具体的恐怖活动是由其组织指挥的，因此应追究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参加者来说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但并未参与实施具体的恐怖活动，则不对具体的恐怖活动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参与实施了具体的恐怖活动，则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定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在正确划分共同犯罪人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四、进一步完善反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一点建议

加强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是反恐怖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新刑法虽然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为惩治恐怖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但仍有久缺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增设相关罪名。目前司法实践中，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有关的一些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刑事立法有必要将一些与恐怖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

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对于自愿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而实施的资助行为，属于实质上的参加行为，以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处理。对于非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资助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予以特别规定。如德国刑法第129条a条第3款规定，对第1款所述组织（恐怖组织）予以支持或为其宣传的，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注：徐久生等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韩国1993年12月10日修订的单行刑法《韩国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的法律》在第5条特设第2款“未参与组成第4条第1款的团体、集团或者加入其团体集团者为其集团、团体的组成、维持提供资金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注：（韩）金永哲译：《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我国刑法目前对于这类行为并没有法律规定。“然而非社会成员而援助犯罪结社者，其可罚价值有时不亚于单纯加入为成员之情形。”（注：（台）蔡墩铭：《结社自由与结社犯罪》，载《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汉林出版社出版，第470页。）对此，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值得我国借鉴，应对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打击其型犯罪。

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有组织犯罪一直在保护自身免受法律干预和保证特权许可方面大力投资。由此，对政府、官员、检察官和警方的贿赂和腐化成为常事；有组织犯罪的盛行和成功以及正直人们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在于那些本应执法的人的堕落。”（注：转引自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在有组织犯罪中，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具有最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恐怖组织相勾结，充当其保护伞，包庇、纵容进行恐怖活动，不但会败坏国家机关形象，更增加了防治这类犯罪的困难，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因此，应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以严密惩治该类犯罪的刑事法网。

恐怖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

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

恐怖范文篇9

对于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其逻辑上的前提是确定这种国际犯罪的内涵。尽管对于这一犯罪的认识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认定：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它是带有政治性的犯罪；其二，该种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其三，它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仍然适用。

Abstract：

Asforthepunishmenton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thepremiseistomakecertainitsconnotation.Althoughvariouscognitionsaboutthiskindofcrime，wecanstillascertainitfromthefollowingaspects：Firstly，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possessesthecommoncharacterofterrorism，anditisacrimewithpoliticalnature；Secondly，itisacrimewithinternationalnature；Thirdly，itisdefinitelyprescribed，andtheprincipleof“nullumcrimensinelege，nullaponeasinelege”isappliedtothiskindofcrime.

Keyword：Terrorism；InternationalCrim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

[关键词]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尽管恐怖主义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公害，“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1]有人把恐怖主义狂潮称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甚至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但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本身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种族、宗教等多种深层次的因素，也同样涉及到各国的不同利益，使得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直至今日，国际上不仅仍然没有一个具有全面的、有拘束力的国际反恐公约，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的定义。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里面，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有区别，例如，“美国国务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强调其政治性动机，而FBI的定义则强调恐怖暴力的非法性质。”[2]

由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至今未能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一致，也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难以统一。尽管在国际实践中存在着回避对恐怖主义下定义，而直接通过公约或条约的形式规定某一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实用主义做法，并且“诸多公约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给特定的行为定罪的方法比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恐怖主义定义更为有效”，[3]然而，在理论上最大限度地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认定，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意义。笔者界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思路如下：其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恐怖主义，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其二，它是具有国际性的；其三，它是一种国际犯罪，并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这三项特征或条件兼备，方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都具有恐怖主义的政治性特征

政治性特征是恐怖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所有恐怖主义定义都包含着政治敌对、政治暴力、权力及犯罪。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然而又不同于普通犯罪，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行为。”[4]笔者认为，其政治性特征是依其目的而言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恐怖活动的目的的“层次”来阐述这一特征。

对于普通的犯罪行为而言，其行为目的“一般可以通过其单一的目标、依循个人的利益来考查”，而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必须通过三个层次的目标来考查：

1、其战术目标（theTacticalObjective），即其直接攻击的目标；

2、其战略目标（theStrategicObjective），即其行为及结果通过意识宣传或/和行为的影响以达到传播的目的；

3、其所寻求的政治结果或政治影响（thePowerOutcomeortheAchievementoftheDesiredPoliticalImpact），即多样的政治图谋。[5]这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最终的、最根本的目的。

对于以上层次的理解，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闻名的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自1972年成立以来，疯狂从事恐怖活动，数十位国内外政要被暗杀或袭击，通过爆炸、枪杀、纵火等方式造成的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也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是该组织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犯罪团伙，在其各种具体犯罪形式所攻击的具体目标的背后，是其期冀通过该种活动以危害社会治安、散布恐怖气氛、瓦解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愿望，而所有该种努力，终极目标只有一个——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最终在泰米尔人集居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6]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犯罪（当然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为载体的，它依附于一般犯罪的外形，例如劫机、爆炸、谋杀、施毒、纵火、绑架或类似暴力行为。但是，恐怖主义是表达政治敌意的一种暴力形式，这些暴力总体而言是一场心理战，其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阶级、某一国家或全人类中制造恐惧，其宗旨是打击现行的体制，反对某一政府或该政府所奉行的路线。”而在现实中，“从芭蕾舞剧和谈判中不能获得的东西，却可以通过子弹轻而易举地获得。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会屈从于恐怖主义者，以便保护其国民、使馆中的外交代表、政府官员、被劫持的飞机以及其他重要场所的人员及其生命。”[7]因此，恐怖主义又被称为“最廉价的谈判工具”。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具备的恐怖主义的其他特征

恐怖主义除了具有政治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共同构筑与普通犯罪的分界线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1、从动机上看，

“对于罪犯，可以根据其行为或其动机或两者兼具的标准将其分类，在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中，国际法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分类，基本是以罪犯的动机为基础的”。[5]普通犯罪都是以个人利益动机的；而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ically-Motivated）或政治图谋的；

2、从攻击目标及其选择上看，

普通犯罪的攻击目标和犯罪目的融为一体，紧密相连；而恐怖主义犯罪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并不必然与其最终宗旨或目的相同，若其袭击的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公共财产，则肯定不是基于对这些平民或财产的敌对，而是“敲山震虎”、“杀鸡骇猴”，通过这种方式给本国或某外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若袭击对象是其政治对手，也必然是欲求通过消灭该对手以达到维持或改变某一政治体制或政治路线的目的。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既然可以将恐怖主义犯罪看作是一种政治策略（strategy），是以其行为本身及其恐怖后果为谈判筹码的，因此在选择袭击目标上，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盲目”的，而是相当有统筹、有目的地进行选择，以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政治成果，例如：“9·11”事件的袭击目标——纽约世贸大楼、华盛顿及五角大楼，就分别是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象征；

3、从手段上看，

由于“恐怖主义在于谋求强迫或威胁某一政府或人民进行某种改变，而在恐怖分子看来，这种改变不能通过其他手段造成或有效地造成，”[2]基于此，恐怖主义犯罪选择了暴力手段，欲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如果有其特点的话，主要是实施恐怖行为更为便利，在手段方法上科技含量更高，更易达到在社会中制造恐怖的效果——至于手段本身可能造成的对人或物的实际损害，那只是为其目的服务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是不会顾及那么多的；而在普通犯罪中，犯罪分子一般仍需考虑以最小的损害达到其所追求的直接目的；

4、从公开性上看，

普通犯罪会尽力掩盖其犯罪事实；而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让政治对手知晓其所为以及所为的政治目的，因此便希望其行为得以公开，[5]而且越公开、越是被广泛地宣传，就越能增加其恐怖效果而达到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在从古及今的恐怖主义发展史上甚为突出——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恐怖活动的组织、策划及行为者尽量回避承认是自己所为，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其恐怖活动本身是被广而告之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对公开性的渴求，其必然高度依赖“大众传媒”，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给恐怖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大众信息发送及获取的便捷性，又在不知不觉中为恐怖主义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化以消除时间空间上的间隔，以大众对信息、技术及通讯等更易获取为特征，而这些特征却被用以合法或非法的用途。”[8]以前即便靠“加急快报”也需要一些时日才能使大众了解到的恐怖主义犯罪，如今只需要通过电磁波、网络等通讯手段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全球，这无疑帮助恐怖分子作了宣传，拉近了恐怖犯罪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大大加强了该种犯罪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从而会对“政治对手”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恐怖策略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传送本身，而非传送的内容。”[9]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国际性的犯罪

（一）由恐怖主义犯罪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

从定义上看，恐怖主义即要造成恐怖，以寻求或争取某种社会政治目的，它可以出现在国内或国际两个层面上，后者即是国际恐怖主义。简言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即具有一个或多个“国际”因素的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天然或必然具有国际特征，”[4]笔者认为，其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嬗变源于两个原因（或说是两个条件）：其一，恐怖主义犯罪本身的特性，是为内因；其二，国际关系的影响、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是为外因。以下做简要分析：

首先，由于恐怖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及政治要求，因此在理论上讲，一切阻碍这种目的或要求实现的政府、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或政治路线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攻击的对象，不管它属于哪一国；

其次，当今世界各国都不是也不可能与世隔绝，每一个国家的生存意义及生存根据都在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并且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国际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必然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倾向，也必然触及某一国家、民族、宗教、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如果由这种转变导致的利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或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均衡的，采取恐怖主义暴力以达到利益平衡的斗争方式便有了产生存在的土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也便具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全球化带来了信息、通讯、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恐怖主义者通过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同样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促进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加速了他们所从事的暴力性政治活动的日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恐怖主义是全球化双面效应中‘阴暗的一面’。”[10]而这种负面效应的直接结果便是给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带来了可行性与便利性。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是必然的。

（二）犯罪的“国际性”判定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性”是题中应有之意，“一般来说，当恐怖主义涉及一个以上国家时，恐怖主义便具有国际性了。”[4]但是“国际性”该如何断定，依据哪些标准，各国及学者的观点存有出入，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国际性”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从犯罪地点上看，

有学者简要地断定犯罪地点的国际性表现在“恐怖行为实施于一个或多个外国的领域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领域”[7].这一观点当然无误，但是未免失之笼统；应该说，当犯罪预备地、实施地或损害发生地三者中有一是某一外国（并且包括某一国家的使领馆或国家航空器、国家船舶）时，便具有了“国际性”；

2、从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上看，

最常见的是罪犯与受害者属于不同国家的公民，即受害者的国籍不同于恐怖主义者之国籍；或犯罪对象为外国财产；另外，恐怖主义犯罪为外国人共谋所为或属于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合作也会构成国际恐怖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包括个人与团体两种情况，若是团体，则当团体是由不同国籍的公民组成时，该犯罪也具有国际性；

3、从犯罪本身与国家的关系来看，

恐怖主义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具体的“扶助”的方式可能包括资金支持、运送或提供武器及提供训练营等。这种得到政府支持的犯罪团体（甚或个人），必然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因此，必然具有国际性。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恐怖主义再加以分类，例如得到本国支持以对抗某一外国的恐怖主义；与，得到第三国的扶持或资助以对付犯罪人本国以外的国家的恐怖主义等。在实践中，由于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该种支持多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因此会造成在认定以及惩治上的困难。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明确得到规定的国际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在性质上属于“国际犯罪”，并且在形式上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进言之，既然是国际犯罪，必然符合国际犯罪的一般特征，而国际犯罪中的一大问题便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拟从两方面阐述这一问题：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犯罪

虽然国际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国际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但是，亦如恐怖主义定义之命运，有关国际刑法的国际条约多是针对特定的国际犯罪而制定的，到目前为止，国际法中也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法典，因此造成了统一的国际犯罪概念的缺失。笔者认为，国际犯罪是指严重危害国际社会一般利益的、被国际法所明确禁止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其特征可分列如下：

1、国际犯罪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行为，这一特征亦可称为国际社会危害性，它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进步与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文明等。此为国际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与国际犯罪与其他国际不法行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的标志。[11]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破坏国家稳定、影响国际关系等等后果，已是不争之事实，仅以人员伤亡为例，据统计分析，1968年至1997年，在全球发生的15000多起国际恐怖活动，共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其中死亡近万人；每年伤亡人数在243-6454名之间波动，年均伤亡人数1363名，年均死亡人数319人；[12]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更趋严重，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呈波浪式增长态势，例如，仅在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门前发生的汽车爆炸案一起恐怖犯罪，就造成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9·11”事件造成3899人死亡，另外造成的财产损失，仅美国资本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达到1000亿美元，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13]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国际社会危害性，已毋庸置疑；

2、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或称为国际刑法规范禁止的行为，这一点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笔者将在第（二）部分详述；

3、国际犯罪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无刑罚即无犯罪”是一句古老的西方法彦，犯罪在法律上的确认，终究是为了惩罚不法、维护合法；而根据“无责任则无刑罚”的原则，刑事责任的存在又是犯罪者应受刑罚的前提。[14]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CrimenSine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PoenaSineLege），该原则由来已久，并最终成为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国际犯罪是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行为，可以说这一特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同样应符合这一原则。

那么，在国际刑法中体现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又是指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对于国际刑法的渊源，存在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倾向，而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参考《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实践以及各国的主张，笔者认为，此处的“法”应只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两种。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现实中只是通过国际条约来为其“定罪”，举例如下：

1、在全球性公约中，由于普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公约的缺失，因此对该种犯罪的界定就局限于专门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的公约中，对该种特定的恐怖主义行为定罪，例如，1997年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

2、在区域性公约中，例如，1976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将“1、属于1970年12月16日订于海牙的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2、属于1971年9月23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规定范围的罪行；3、涉及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生命、人身或自由的严重罪行；4、涉及绑架、劫持人质或严重非法拘禁的罪行；5、涉及使用炸弹、手榴弹、火箭、自动喷火枪或信函或包裹炸弹，只要其使用危及到人的罪行；6、企图犯前述罪行或作为犯有或企图犯此种罪行的人的同谋而参与。”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性公约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范围较广，可以涵盖很多种罪行，但是由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界定的困难，因此，这种规定也只能采取列举式，而非概括式，所以其对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认定也是有限的。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之外，作为理论研究，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类型的国际文件中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阐说：

1、通过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认定其为犯罪，例如，1937年《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本公约‘恐怖行为’一词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2、宣布所有的恐怖主义即为犯罪，这一形式多见于一些国际宣言中，不妨在此列出，如，1996年联合国《补充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是何人所为和在何处发生均为无可辩护的犯罪”；[15]200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377号决议，“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还宣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重申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无可开脱的犯罪行为，而不论其动机为何，采取何种形式和表现，发生在何处，由谁干出。”[16]

对于这两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1937年公约并未生效，所以没有法律拘束力，且该公约之规定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方式，而是在该公约第二条列举出五种类型的所谓“恐怖行为”，以作限定；至于一些反恐的国际宣言、决议，虽然都强烈谴责了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但是毕竟不是国际法渊源，不能适用罪行“法”定的原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也不能以此为据。

在认清罪行法定原则在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表现方式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该原则存在的现实缺陷，其一，该原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法律的滞后性，例如，出现了新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国际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其二，许多国际条约只规定了犯罪的类型而未规定（或未能规定）可行的惩罚方式，可能会出现违法不能究、有罪不能罚的情形。[17]

论述到此，我们不妨给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下一个定义：即，以某种政治结果为图谋的个人或团体，通过对特定人员、无辜平民或财产采取暴力或其他威胁性的手段在特定人群中制造恐怖的具有国际因素的犯罪行为。

[注释]

[1][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J].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11）.刘凌梅。国际反恐怖犯罪与我国刑事立法[J].法学评论，2001（2）。

[2]BurleighTaylorWilkins，TerrorismandCollectiveResponsibility，Routledge，1992.P2；P71.

[3]LauraA.Dickinson，UsingLegalProcesstoFightTerrorism：Detentions，MilitaryCommissions，InternationalTribunals，andtheRuleofLaw，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September2002，Number6.）。P1460.

[4]NoemiGal-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toSuppressTerrorism，CroomHelm，1985.P3；P1；P6.

[5]M.CherifBassiouni，LegalResponsestoInternationalTerrorism——U.S.ProceduralAspects，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8.PXXIX；PXXX；PXXVIII.

[6]顾雨。世界恐怖组织的行动[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14-115.

[7]SatishChandra，InternationalTerrorismandIt‘sControl—DevelopingInternationalLawandOperationalMachanisms，VohraPublishersandDistributorsAllahabad（India），1989.P6；P21.

[8]M.CherifBassiouni，LegalControlofInternationalTerrorism：APolicy-OrientedAssessment，HarvardInternationalLawJournal（winter2002，volume43，numberⅠ），P87-88.

[9]Salomone，Franco，TerrorismandtheMassMedia，InternationalTerrorismandPoliticalCrimes.ed.CherifM.Bassiouni，Springfield，Illinois，CharlesC.ThomasPublisher，1975，P.43.

[10]JoeKendaill，PamelaO.Barron，andH.Allenbaugh，TheDiligenceDueintheEraofGlobalizedTerrorism，theInternationalLawyer（Spring2002，Volume36，Number1）。P50.

[11]甘雨沛、高格。国际刑法学新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1.

[12]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18-123.

[13]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4）。

[14]马呈元。国际犯罪与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5.

[15]联合国大会决议51/210.

恐怖范文篇10

我们说“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其主要的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昀重要特征就是其国际性--即具有跨国性，针对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甚至说一个恐怖袭击的策划、实施、组织、指挥、联络、协助、实施等行为在不同国家分别或者同时进行。

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暴力性，当然它区别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的暴力，恐怖主义是非法的。武装暴力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特征，恐怖主义者使用的暴力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邮寄定时炸弹或化学危险品，人体炸弹、劫持人质甚至是空中劫持等等。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他们抛却了传统的恐怖活动尽量不伤及一般平民的顾忌，而企图以大规模屠杀平民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或以此打击政府威信，或破坏其国际形象。

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政治性，这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所必须的要件。恐怖主义往往怀有某种政治或宗教信仰，暴力只不过是希望达到某种政治或宗教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一般的犯罪行为，如抢劫、故意杀人等等。虽然它们与恐怖主义一样都会使用暴力，但是一般的犯罪行为它无非是为了钱财等非政治目的的利益需求，而恐怖主义则是以政治目的为其行为动机的。

国际恐怖主义的后果在于恐怖性或者说是恐慌性。恐怖主义者使用暴力并制造了恐怖，但是制造恐怖仅仅只是恐怖主义者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恐怖是信息的发生器，恐怖主义者感到的恐怖和更广泛的受众者，即旁观者，间接受害者以及通过媒体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民所感受到恐怖，向达到恐怖主义行为政治目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人传递信息。

三、对国际恐怖主义界定的困难所在

如前所述，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我们有了如此清醒的认识，对界定它的必要性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国际社会迟迟没有一个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出台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尼古拉·J·佩里(NicholasJ.Perry)对个中原因的剖析比较深入，他认为：难以对恐怖主义作统一定义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变动不居，使人们很难用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一言以蔽之”。

其二，新闻媒体对“恐怖主义”这个名词在过于广泛、松散的意义上大量使用，使得其含义在不适当地扩大，这样，国内和国际法律要恢复其本来面貌，对其作严谨的界定，难度比以往有所增加。

其三，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本身除了际立法方法中，分布立法的延伸——即包括客观的行为因素以外，还包含着主分布定义的方法就可以被运用来解决这观的价值评判因素，特别是一种负向的一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政法大道德判断。一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学的姜茹娇教授的支持。否应当包括国家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国家具体说来，联合国大会就可以对某恐怖主义；二是恐怖犯罪定义是否应明一个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通过一个确将民族解放运动排除在外。决议或宣言，通过一个决议或宣言一般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界定，不可情况下只是各国达成一种共识，只对各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将它与国家恐怖主国具有建议性的作用。而如果是条约的义进行细致的对比与分析。一方面，国话，则就要按照一种共通的行事规则去家恐怖主义是一国的政府利用恐怖主义履行该条约。经由联合国大会采取一致对国民实施的统治以维护其政权，它属通过或绝大多数通过的那些与法律有关于国内政治问题而不具有国际性。这一的问题，必然会对国际立法乃至国际习点就应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性即“国惯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际性”相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并不是种国际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普遍信念的说我们一般所说的，所有的恐怖行为都有力佐证。是恐怖主义行为。当一国雇佣的政府机除联合国大会外，国际法院也可以关为政治目的对另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目以一种“软性立法”立法的形态出现。

标进行恐怖的暴力行为时，这种行为不即通过在受理具体案件作出判决的过程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是一种侵略中，对一个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的行径。总之，“国家恐怖主义”无论是概念进行法律解释。虽然这种定义方式从行为的范围上还是行为的时间方式上并不会因此而当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来分析，都是不应当涵盖在国际恐怖主但至少国际法院的判决可以作为证明某义的定义之中的。一法律原则存在的证据。综上所述，在

国际恐怖主义难以界定的另一个原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很强约束力因就在于，它往往会同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是统一、正式的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别是手段和方法上颇为激进的民族解定义之前，先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各个方放运动纠缠在一起。所谓“民族解放运面，由不同的机构达成一种共识，先进动”（nationalliberationmovements）行软性立法，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是指受压迫民族为了反抗殖民统治、外议或宣言来阐明恐怖主义的定义，不失国占领，争取本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进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