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的恐怖主义犯罪与全球整治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它既是各国政府和公众视野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又是整个刑事科学尤其是国际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汹涌的恐怖主义犯罪浪潮，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犯罪更多地表现为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危害性越来越大。在国际层面上，恐怖主义威胁着国际秩序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恐怖主义影响着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生的恐怖劫机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犯罪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世界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加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的加剧，以及高科技的进步和普及，恐怖主义事件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在1968年至1997年的30年间，全球至少发生恐怖主义犯罪事件15000起，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年平均伤亡1363人，年均死亡319人。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就发生了5431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达3824起，死亡2468人。①当代的恐怖主义正朝着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的方向发展，世界人民正在无奈与悲愤中承受着恐怖主义这颗历史的毒果。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当代应对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关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现实的表现、未来的趋势等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世界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果在国际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就是迄今为止形成的以12项反恐公约为主的反恐法律体系和专门的国际反恐机构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的显著成效。联合国在世界反恐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针对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制定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还是依据反恐的新形势而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和迅速反应的能力。此外，联合国在协调成员国的一致行动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世界反恐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区际和国家间的层面上，反恐条约也随着恐怖主义犯罪形势的发展不断更新，如欧盟为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制定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美洲有《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在加大反恐力度，为反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当代反恐模式的问题反思

虽然各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仍然频频得手。一些国家总是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独霸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在深层次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甚至借反恐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将政治偏见冠以“恐怖主义”的名号。当前出现的“越反越恐”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未在联合国的统一协调下统一行动的结果。另外，强行推广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相情愿的做法和依据自身需要对恐怖主义的判别所采取的双重标准，都刺激了极端分子的神经，挑起了他们的战斗欲望。对纯粹军事手段打击反恐的倚重，则表明旧有传统观念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调整，应对新的恐怖形势收效甚微或者反恐方向发生偏移就不难理解了。因既有国际刑法的价值构造及其不足导致的法律空白，也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清晰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解析

（一）全球化对传统反恐模式的挑战

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霸权主义和以单边主义为内核的反恐模式的失效，警示着人们改变观念的重要性。区域分割与各自为战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不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意识形态冲突，使恐怖分子试图反客为主、主动出击，企图通过暴力抗衡实现所谓宗教理想的做法，则暴露了其在现实境况的巨大落差下希望获得的安全感。不得不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其存在于全球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说它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全球问题的产生揭开了人类为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而合作、奋斗的崭新一页，人类共同的未来将世界连成一体。全球化驱使人们重新思考反恐的方式、方法，不能再循着固有意识的惯性和经验来指导实践，恐怖主义犯罪的解决需要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全球合作。有学者将之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对待，这也许将给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带来契机。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它是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相对应的，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贫穷问题、资源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众多问题的综称。

（二）基本立场之争———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

尽管非政府组织等新兴主体的出现使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在反恐上的作为与社会对国家的依赖与期待可能存在出入，这是因为国家在实际的反恐行动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尤以国家利益为重。国际社会对反恐的利好因素并非一无所知，问题是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反恐。长期以来，各国由于价值观念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国家间关系的亲疏分合使得国际合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限制。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引起利益的全球化，而利益的全球化又必然引起冲突的全球化。②如何在利益和责任上取得平衡，将是对国家决策水平和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与狭隘民族观的突破，其实是在解决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问题，没有国际反恐价值选择的整体原则和利益兼顾，便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恐怖袭击的频发并未给国家利益的坚守留下太多空间，最近，美国学者也开始强调国家互赖性的重要，认为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发展。

（三）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应然选择

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恐怖袭击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全球问题，因此我们要在反恐中树立一种“国际思维”。“国际思维”是一种用于指导反恐实践的具有全局观性质的重要反恐理念，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反恐新特征。“国际思维”客观上以“国际合作”为行动模式。“国际合作”是时代的主题，对反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反恐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国家的战略选择。反恐需要在超越国家与国际的利益合一与利益分离的争论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这一全球问题，而非纠结于单个利益的夺取和平衡。如果将反恐的实效看做“蛋糕”，国际成员和国际组织的任务是将蛋糕做大，而非仅仅平分，而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合作，因为唯有联合才能长久共赢。

三、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模式的构想

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全球问题之一，就自然演绎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要适用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契机，将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看待，在此基础上制定反恐对策，将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国际社会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方面，应当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看做同一整体，共同采取行动。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与全球治理模式的确立是反恐的基础，新时期的反恐模式需要从国际政治关系学的理论中获得启示。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曾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的世界”。③对于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有人认为只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继续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边缘化”于这个过程之外,就不能保证在这个世界上根除恐怖主义。④

（一）全球治理模式的法律基础

恐怖主义犯罪的全球治理模式需要以务实、高效的国际公约、规约，区际或双边的反恐协定以及内国的反恐法律等文件作为基础，反恐的精神和理念将通过法律框架的形式给反恐的联合行动提供指导。全球治理所需要的综合性处理机制和一体化反应，都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维的合理性标准将用来衡量法律的动态平衡机制是否适应反恐的现实需要。这里涉及“刑法全球化”的问题，刑法全球化是必要的，它为惩治与防范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依据，这一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本身即是反恐规范多样化的延伸。刑法全球化是可行的，“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⑤在国际公约的引领下，各国应该积极寻找利益结合点，求同存异，加强合作，调整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公约内化及本土创新，共同践行反恐的综合治理措施。全球反恐合作的既有成果给法律文件的创制与修订反馈了很多信息，伴随着人才、信息、知识的世界交流，国家的反恐能力和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对恐怖犯罪的治理，随着新型恐怖手段和犯罪形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反恐预防立法必要性的认识。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组织保障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家为主导、以国际组织为重要参与者的国际反恐大联盟是反恐的组织保障。在联合国之外，区际合作组织是联合反恐的另一个保障，地区内国家间的磋商和对话的机制，对于重塑多元民主的政治格局、构建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联合反恐的新版图，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反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国家主权事实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织体仍然是一种现实，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国家还会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反恐更是离不开国家尤其是一些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的支持，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力、信息、科技和武器等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国际集体安全这一制度安排近年来被特别强调，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承诺成员应共同采取行动，谴责任何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组织、团体和个人，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国际集体安全是理想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国家正在用集体安全模式来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三）全球治理模式的司法协助

恐怖主义犯罪目前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所以还不能适用直间管辖模式，而主要依靠间接管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间接管辖需要借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能实现，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包括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刑事审判的移管、文书的送达、协助调查取证以及对生效判决的执行等内容。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司法模式需要明确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罪行法定原则、恐怖分子刑罚不可避免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等。对刑事司法协助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除了狭义的协助形式外还包括引渡。引渡是指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定罪判刑的人，根据有管辖权的国家的请求，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移交给请求国，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的一项制度。为了更好地追究恐怖分子的刑事责任，应当将其排除在政治犯之外，这样可以避免因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歧见而带来的障碍。此外，因为现代的恐怖活动对网络更加倚重———纠集成员、组织联络、攻击目标、舆论造势、武器扩散、交易、资金隐匿等都要借助网络的力量，所以如何加强网络技术的交流和对信息情报的识别，防止全球网络被恐怖组织利用，是一项事关反恐成败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恐怖分子的活动史也是人类的一部反恐史，恐怖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消亡，甚至愈演愈烈。不管恐怖袭击发生在何时何地，它对国际社会造成的伤害和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对人们心理造成的阴影将弥散在地球这个广袤的空间内，久久不会消除。全球治理模式以全球发展的视角，要我们从人类的共同安全出发，树立起共同安全的意识。归根结底，应对恐怖主义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落实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文明多样性，完善国际刑事法治，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