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十篇

城市经济论文篇1

城市经济学范文一：城市经济发展论文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在近30年内保持的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对私有化的肯定和对市场的开放。我们所谓的GDP粗略可分为四大块，投资，消费，政府消费和进出口。而中国的投资，政府消费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的GDP的发动机，它们吸取了国外资金到国内生产通过廉价劳动力以提高利润。当然问题就在于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导致消费力疲软，经济只能单向地依赖对外贸易。而美国正抓住这个软肋，提高人民币汇率直接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政府一方面逐渐升高人民币汇率，同时也把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样有助于经济软着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以免造成越来越依赖出口，而消费越来越疲软，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在此背后却又有更多的问题等待国人与政府携手解决我认为主要为以下三点：

1。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匀。太多人以不公平的优势或是市场制度漏洞取得与其贡献不符的财富。导致社会给人以误觉以为，财富与知识和技术无关等等错误观念。贫富差距过大，富翁比教授更受推崇，政府官员比民众要高一级等等不公平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是由于分配不均所导致。社会各个职业都应受到平等地位

2。社会制度缺乏发展经验。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应提供可以供人们广泛合作的制度，同时每个于此相关的人都可以平等参与此合作。而我们的社会却是一个只顾私欲，不管社会所要对此付出多少浪费的狭隘的经济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尽管大部分印度人懒惰，但是他们肯进行社会合作。一个深切的体会在于，印度的企业可以坐在一起制定一个行业标准来节省开发成本。而中国呢?每个人闭门造车，你早你的我早我的。这样子的发展永远只会停留在你所迈出的那么一两部。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缺乏合作，不愿坦诚对待他人是我们民族的缺点。

3。急功近利。所有与生产无关或短时间内不能转化成金钱的东西统统被忽略掉了。由于处在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一切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用的行业往往就被忽略。比方说，中学里学物理和政治的占绝大多数。因为他们代表着从事理工和商业管理等等专业。而诸如地理，历史等学科就冷冷清清了。与之对应的地理研究或考古研究自然就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冷门。因为他们赚不到什么钱或者说从事这行的没有富翁等先例。可是社会需要的是全方面的发展而非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按照木桶原理，发展最慢的行业到了其他行业发展后期必然产生制约因素。像诺基亚公司，他们设计手机的时候会用到人类行为学，动物学等专家来改进他们的产品。其实可以简单的以化学反应式来说明，很多时候需要催化剂来完成化学反应。在现实中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公司。对于中国的每个公司来说，要跨入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这是对一个企业文化和整个社会教育所提出的苛刻要求。

阻碍共青城市发展的因素

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快慢严重影响城市的建设，我个人认为影响共青城发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阻碍共青城市旅游发展因素有以下几点：

1 城市竞争力相对较弱，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健全。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绝对因素和相对因素，其中绝对因素主要包括区位要素、形象要素和政策要素，相对因素是较容易发生变化的，包括景区景点、交通、住宿、购物、餐饮和娱乐六个要素。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通、住宿等相对因素的影响，使整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受到制约，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相对优势向驱动机制优势的可持续转化。

2 经济成本投入过高，降低了收益率。

旅游业表面的繁荣，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对旅游业的过热投资， 表现为旅游街区、旅游景点、旅游服务业超过旅游需求的现状，城市经济背负着维持过多的旅游设施运营的经济重荷。城市旅游的经济成本过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城市主题公园、会展业、大型活动与节庆的投入。近几年旅游发展迅速，使与此行业相关的行业或产业也随之升温，这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3 旅游业科技含量低，信息化进程缓慢。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旅游业开发的重点在于以观光为目的的景区、景点建设，忽视了信息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大多城市在发展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其人造景观缺乏高科技的武装，娱乐项目缺乏科技吸引力。

4 城市对单产业的过分依赖，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风险性。

旅游业的发展本身要依赖一定的经济社会水平，而城市旅游需求的客观存在使得城市对依靠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寄以厚望，以致旅游业的变动会明显影响城市经济良性运转，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风险性。重点发展海洋、港口和旅游，这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有一席，所以经济的发展应主要依靠绝对优势产业，同时发展相对优势产业，避免过分的依赖某一行业。

5城市旅游容易引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旅游者的到来刺激了住宿与餐饮的繁荣，其价格也会相应提升，旅游者的购物带动也带动了城市商品价格的上升。经营者也会借旅游发展这个契机提高价格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使城市物价整体上升，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城市的RBD(游憩商业区)表现较为明显。这影响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提高了城市建设的相对成本。

6 城市旅游使城市地价与房价不断攀升。

近几年地价和房价不断上涨，这个是居民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其中少不了城市旅游业的功劳。城市旅游引起城市范围内的住宿、餐饮设施数量明显增多，使潜在的投资者对旅游业跃跃欲试，纷纷开发房地产，这使城市地价迅速攀升，尤其是城市中心地段和周边环境优美地区的房价更是居高不下，这加重了城市消费与建设成本，是城市通货膨胀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建议：

1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要更新发展观。30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相对而言，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量、新建景点规模等往往成为衡量发展成绩的主要风向标，成为各类旅游考核、评比的硬指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为了确保旅游服务质量与综合效益，应该适当控制开发数量与发展速度。

在确定十二五发展目标时，各地要区别旅游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与规模，确定发展重心，防止本届与上届、各地之间盲目攀比，更不要层层加码。要充分留有余地，对各类不利因素、突发事件要有足够的估计与充足的预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处理好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关系，实行集约、有限、高效开发

要更新旅游资源观。珍惜、节约、善待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大力利用各种当代社会资源(工业、农业、文化、科技、教育、康体、节事、现代科技工程等等)，依托整个不断完善的城乡环境，依托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无限创造，不断创造新产品，扩大旅游供给的规模、品种和质量。

4要更新旅游产品观，进一步扩展到公务考察、商务、会议、展览、人才培训等具有生产性服务功能的新型产品。在继续开发观光、度假和康体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产品的同时，要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观念，处理好资源与产品开发中新与旧的关系。在旅游比较发达的地区，应把重点放在资源的深度利用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上;在旅游初始开发的地区，应坚持重点开发、集约开发和分阶段开发，在时空上留有充足后备开发余地，给后任者、后代人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要防止遍地开花不结果的粗放式开发，制止急功近利的掠夺性开发。有些情况下，不开发可能是最好的开发。有些稀有性、脆弱性和濒危性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要列为禁止开发范围，相信后人的智慧与技能会保护利用得更好。

4.创新旅游机制，促进经济全面和谐发展。

4.1 处理好国内、出境与入境市场的关系，全面促进旅游消费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国民经济向消费、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变，把消费列为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首位。要从这一大局着眼，认识并处理国内、出境与入境市场的关系，适应市场已经发生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国内旅游已初步成为我国旅游经济的主体，成为拉动内需的生力军。随着国家财富分配将向国民倾斜、城乡居民收入会普遍较快增加;持续推进城镇化、农民工成为城镇居民的新成员，国内旅游的需求将从大中城市居民为主向小城镇与农村居民扩展，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更加强劲。

4.2坚持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方针，当前的重点是从政策、制度、产品、价格等各方面，扩大国内旅游的覆盖区域与参与群体，建立城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大众旅游的服务质量与旅游体验。

大力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观光、度假、会展及专项旅游产品，强劲开展国际宣传营销，抵冲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逆势而上奋力开拓入境市场，使入境旅游、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跃上一个新台阶。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态度、更开放的政策、更宽松的办法发展出境旅游，并通过发展出境旅游带动我国旅游企业大步走出走。

4.3 处理好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创新旅游体制机制

五中全会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理顺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集中精力解决旅游发展战略、法规政策、部门协调、国际交流、形象宣传、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与安全保障等大政方略。大力培育各类旅游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挥行业协调、自律、促销、联络、沟通、咨询、调研和培训等服务功能，五、处理好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横向关系，建立产业融合与部门联动的常态机制

4.4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产业的高度融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区域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是多个产业的结合体，商务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科技旅游、教育旅游、海洋旅游、地质旅游、体育旅游、医疗健康旅游、邮轮游艇旅游、环保旅游等等，无不是多种产业融合的产物。

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旅游产业的综合性。旅游部门要更新旅游管理的观念，在落实过程中，主动与各相关部门协商、合作，共同开发各类旅游资源与产品，优化旅游的社会大环境，在合作的实践中逐步密切联系、增强共识，建立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旅游协调机制，使产业融合、部门协作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4.5红色旅游的迅速升温给全市的旅游业注入了活力。

自从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孔繁森纪念馆、范筑先纪念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刘邓大军渡黄指挥部旧址等的红色旅游线路成为党员和游客的好去处，党员纷纷赴景点上一堂党课，接受党的教育，重温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全国红色旅游景区都备受关注，红色旅游异常火爆。我市精心设计以吸引了众多游客。同时，不断改善的城市环境，使我市面貌焕然一新，一大批新景点和新项目的出现，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使聊城市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之，江北水城不仅是山东的，而且是中国的，是世界的，在打造其旅游品牌的进程中，应该也可以走上世界舞台，参与竞争，寻求合作，可以联络发起一个世界水城城市市长年会，邀请诸如威尼斯、苏州等水城城市市长参加，研讨对水城的保护和管理，共商发展水城旅游业的大计，这种市长年会本身对扩大水城知名度和吸引游客，就是一种很好的形象宣传。还可以建一个世界水城博物馆，将世界范围内著名的水城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会大大提高江北水城的内涵，扩展其外延，增强对海内外游客的吸引力。城市旅游是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旅游新现象，伴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步伐，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城市在区域内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这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支持。城市旅游在给城市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如城市旅游对生态的破坏，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社会安定的挑战等，可见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城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构建和谐城市，和谐旅游的长期战略。

城市经济学范文二：对我国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城市经济学自西方传入我国20多年来,在我国经历了从兴起到不断繁荣的发展过程,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 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

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及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三是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六是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城市经济论文篇2

城市森林的建设是为了给居住在此的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生态化建设及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出现一系列阻碍发展的问题和现象。针对在城市森林建设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城市森林和城市林业建设的对策和方法。

（一）提高全民意识，注重城市生态发展

城市森林是城市林业发展重要的基础条件，是城市整体生态环境建设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注重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要关注城市生态化的发展，在保护好现有自然资源不受破坏的前提下，积极建设新的城市森林，建立新的生态环境区域，重视城市森林对城市化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而在城市进行全面规划时，要特别关注和切实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同时，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有效规划和合理把握城市森林的设计与营造，正确引导和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注重城市生态发展，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

（二）利用政策引导，加快发展步伐

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城市森林和城市林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切实有效地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高效科学的林业管理模式，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经营管理城市森林和城市林业，提高管理技术水平。同时，要合理利用现行的政策法规，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确保城市森林和城市林业健康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快发展步伐。

（三）调整林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景观的丰富性与生物的多样性是城市森林的特色之一，在城市森林建设与城市林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城市森林的地域条件、文化条件、水土条件、气候条件、动物习性、植物特性等因素，充分发挥区域化的城市森林特点。此外，在利用本土化植物、动物的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引入、培育、驯化一些新颖的、合适的品种，丰富资源形式，调整林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城市森林动植物群落。

二、城市森林对城市林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城市森林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研究为基础，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人们利用森林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如林业经济、森林旅游、林下经济、花卉苗木产业、林产工业、林业生物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为提高城市森林的使用率、经营管理效率、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可以加速林业生态产品转化与研发，促进林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而对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促进作用，促进城市森林的林业生态产品科学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城市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城市森林的建设，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绿化率，美化城市的整体环境空间，而且其特有的良好区域性生态系统，能够有效调整城市中的区域气候，提高城市的空气质量和改善城市的自然环境，营造适宜人居的理想生活环境。此外，作为城市林业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森林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完善城市森林和城市林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为城市林业经济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林业经济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而且，在城市森林的设计与营造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健全的建设机制，能够进一步增加城市林业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还可以起到林业建设的示范作用，从而推动区域化的林业经济建设，有效促进城市林业经济的健康、平稳、有序、整体发展。

（二）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城市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不仅对城市林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起到积极的影响，还对是城市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应中央对于国家旅游业发展的工作要求，旅游的方式、旅游的区域以及旅游项目的建设都发生了一定形式的转变。我国的城市森林旅游业从无到有、从探索起步到蓬勃发展，建立了多样的林业旅游形式，取得了丰硕的林业旅游成果，积累了丰富的林业旅游管理经验。为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城市森林旅游的形式目前正处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过渡时期，这就要求城市森林的设计者与管理者能够根据旅游形式的变化合理地调整工作重心，增加旅游项目、提升旅游价值、丰富旅游形式，转换城市森林的旅游经营职能，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潮流。城市森林具有的净化空气、保护水土、调节温度湿度、释放负氧离子和降尘降噪等功能，使城市森林旅游在休闲度假旅游中拥有独特优势。由于城市森林往往位于城市之中，即使在郊区的城市森林距离城区也不会太远，旅游者可以就近利用现有的城市森林资源，在降低旅游成本的同时，充分享受到城市森林旅游带来的乐趣。依托自然特色而开展的城市森林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人们不仅可以从森林中体会到生态旅游的快乐，还能在旅游过程中增加林业知识，进行林业知识的科普，从而自觉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顺应了森林旅游发展的潮流，提高森林旅游的效果。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不仅能够有效推动城市森林旅游业的发展，作为林业的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城市森林旅游还能够在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巩固和扩大林业改革成果、实现“兴林富民”等利国利民政策的实施方面，进一步促进林业管理和林业经济等方面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城市森林的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城市林业产品经济的发展

林业经济的形式众多，如野生林经济、新生林经济、木材类经济、非木材类经济、动植物物种培育与保护、木制品经济等。林业产品的种类更是繁多，如林业种苗、林木培育、木业加工经营、竹业加工经营、茶果林业、林业动植物、木本粮油、林下经济、沙产业等。加强城市森林建设，提高城市森林的使用率、经营管理效率，能够有效推动城市林业产品经济的发展。在城市森林建设与城市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林业产品发展的政策法规，合理规划林业产品的发展模式，有效提高林业产品的管理水平，提升林业产品的生产质量，丰富林业产品的形式种类，拓宽林业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强林业产品的监管力度，构建高效的林业产品生产与营销链，促进林业产品经济的大力发展，为城市化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

三、结语

城市经济论文篇3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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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

城市经济论文篇4

京津城际铁路于2008年8月开通运营，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高速铁路线路之一，已成为京津两地往来最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该线路的运营对于加强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人员往来、带动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以及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增长外部影响的微观机制，笔者所在团队于2010年12月下旬选取了工作日和双休日在京津城际列车旅途中对乘客进行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5份。

1．乘客出行方式及其目的变化高速铁路对乘客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特别是从其他交通方式吸引的客流，对于京津城际铁路也是如此。调查统计显示，45%的旅客是由传统(低速)列车出行转向乘坐城际铁路列车。由于高速铁路列车和传统铁路列车之间具有较强的共同性和替代性，因此前者的投入使用对后者带来的竞争冲击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另外，来自其他交通方式的55%客流量则主要来自于长途汽车和自驾车，这与国际高速铁路的发展经验也是基本一致的。此外，旅客平均每月的来往京津两地的次数也由运营前的2.4次增加为4.2次。从各类出行目的分布来看，无论工作日还是双休日，工作都是京津两地乘客出行的主要目的(分别占出行总量的54%和30%)，这说明京津两地围绕工作展开的事务通往来或就业通勤的需求是较强的。节假日期间乘客出行目的构成有所变化，探亲、旅游、购物出行的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对调研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后双休日旅游和购物出行人数分别较运营前增加213%和121%。这些数据从需求角度表明京津城际铁路在促进京津两地消费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

2．城际交通出行时间和成本的降低图1将北京和天津间主要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和货币成本分别进行比较。其中，京津城际铁路在货币成本上仅高于传统火车，而在出行时间的节约方面京津城际列车具有绝对优势。即使考虑市内交通出行，这种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可将出行时间进行货币化的测算，先用收入和工作时间来计算劳动者的单位时间价值，再将其与各种交通出行方式所需花费的时间相乘即可得到相应的时间成本。根据调研数据，可以计算出乘客的平均时间价值约为22元/小时，那么采用京津城际铁路出行比其他方式出行的乘客单程节省的时间价值超过50元。若考虑京津两地之间巨大的客运量，这部分外部收益则更为可观。据测算，运营初期每年节省的时间价值总额能够达到10～20亿元。

3．高速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预期高速铁路的外部影响通常可以从民众预期中得以体现。在实地调研的旅客当中，有76%的认为京津城际铁路的运营能够有效地带动天津市的经济增长，而仅3%的旅客认为京津城际铁路的影响并不明显存在(如图2所示)。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可以使产业受益呢?有34%的乘客表示其所在公司在两地之间的业务量在该线路运营后有明显增长。与此类似地，60%以上的乘客认为京津城际铁路对两个城市土地和住房价格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由于案例分析仅适用于某一线路或某一区域的小范围的研究，问卷调研无法全面覆盖高速铁路的各项外部经济影响，对于城市发展以及住房价值提升只能够得到受访者的普遍预期。更加全面且精细化的量化评估高速铁路的外部影响还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二、高速铁路外部影响的实证分析

1．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中，以Hanson(200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构造“市场潜力”指标来表现本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调这种联系会随着周边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也会随着城市间距离和运输成本的增加而衰减。其中，potentiali，t为t时刻城市i的“市场潜力”，popj，t表示t时刻城市j的规模，dij，t则表示t时刻城市i与j之间的距离(既可以是地理距离也可以用两地通行时间表示)，λ为衰减系数(通常取值为1)。相关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某一区位上“市场潜力”与其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存在着高度关联(刘修岩等，2007)。由于“市场潜力”变量中包含着空间要素，因此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整体发展的影响分析中得以应用(Feddersen和Ahlfeldt，2011)。城市经济学领域，Roback(1982)最早提出开放城市体系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开展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特征价格模型的分析方法，其实质是将城市的住房价格(城市价值的体现)视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类城市生活质量隐含价格的加总，通过模型分析方法将这些隐含价格进行定量分解。而每一部分的价格又体现为居民对相应城市特征的支付意愿。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如公式(2)所示:。其中，homepricei，t为t时刻城市i的住房价格，Xi，t表示t时刻城市i一系列特征的变量，η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α和εi，t分别表示常数项和残差项。利用该模型即可将一些难以在市场上定价的城市特征进行“资本化”测算，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内部轨道交通溢价效应的研究中，而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高速铁路而言同样也是适用的。

2．数据来源及模型形式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环境保护部、国家气象局的相关资料。实证分析模型参考Zheng和Kahn(2013)并加以改进，包括回归模型的形式以及“市场潜力”变量的构造方法等②。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采用特征价格模型的水平形式，为避免实证估计过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中选取了典型城市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自然特征、社会特征和公共服务。其中，自然特征用冬季和夏季的气温、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表征;社会特征采用市辖区人口规模表征;公共服务则选用普通中学的师生比指标表征。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间范围为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空间范围为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变量及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同时，为区分既有交通网络和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市场潜力”变量分解为2006年第一季度的基期值(b_potential)和此后的变化值(d_potential)并同时引入特征价格模型中，重点观察后者的系数来测算高速铁路运营后“市场潜力”变化的外部影响效果，如公式(3)和(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公式中的距离d表示每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通行时间，是利用历史列车时刻表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综合计算得到的。从各城市“市场潜力”的基期值b_potential的比较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在高速铁路开通运营之前便具有相对较高的“市场潜力”，而多数中西部城市则相对较低。最终确定的特征价格回归模型形式如公式(5)所示。如果存在高速铁路运营的影响，那么系数α2应显著为正。

3．实证分析结果基于上述特征价格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就城市宜居性而言，冬季气温对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冬季气温较高的城市住房价格更高。夏季气温的影响虽不显著但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即夏季气温较高的城市房价相对较低。这反映了人们更青睐于气候宜居性良好的城市，对该城市的住房的支付意愿更强。反映城市教育资源完善程度的“普通中学师生比”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资源良好的城市更具有吸引性。同样的，空气质量的对数值对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说明消费者对城市住房的支付意愿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城市环境的因素。本研究关注的“市场潜力”变量———b_potential和d_potentia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潜力”与城市价值高度相关。特别的，后者反映了高速铁路开通后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影响能够显著资本化到城市住房价格之中。本地人口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较大的城市有更高的住房价格水平(反映城市规模效应)。F检验值显示ln(pop)、b_potential和d_potential三个变量同时显著的置信度达到99%以上。此外，R2的数值达到63.9%，表示模型整体解释能力较好。在此基础上，筛选二、三线城市的子样本进行回归，d_potential的系数变化能够体现出高速铁路运营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影响差别。回归结果显示，d_potential的系数在子样本回归中更大(高于全样本约7%)，这说明高速铁路运营引发“市场潜力”的变化可能更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在高速铁路运营后可能会逐渐缩小。以京津城际铁路为例，假设两个城市的其他特征在研究期内均保持不变，d_potential仅受到京津城际铁路开通的影响(在此期间与两城市连接的国内其他铁路线路不发生变化)。根据两个城市铁路列车运行时间的变化以及基期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可计算得到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d_potential分别为0.17和0.27，对应城市住房价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0%和4.8%。这也表明，京津城际铁路对两城市的外部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若将这部分住房(土地)增值率与现有的居住用地面积进行综合计算，则不难想象该线路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是巨大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城际铁路的运营对天津的影响程度超过北京，这表明该线路更有助于带动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并缩小两个城市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城市经济论文篇5

（一）经济转轨与经济转型学界对经济转轨和经济转型两个概念存在不规范的混用现象，实际上两者有明显区别。经济转轨是指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快速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经济转轨引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形成了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从学科分类上讲，经济转轨学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研究集中于经济体制比较、市场化改革的方法等。经济转型的概念要更为宽泛，泛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理解，经济运行的状态或类型是由一系列状态变量表征的，而经济转型则是这一系列状态变量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经济转型的本质是经济的状态转移。但是，只有当这种状态变量是结构性状态变量，而非规模性状态变量时，经济运行的状态变化才称得上是经济转型。正因如此，经济结构就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推进结构调整成为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之根本。经济转型自身是一个客观的、无态度的概念，只反映经济状态变量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就无法从这一概念中获得。为此，有专家又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概念，“升级”一词的加入为经济转型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经济转轨是经济转型的一个特例，经济制度变迁是一类特殊的控制变量或政策变量，是在这一外在冲击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运行状态变化。经济转轨具有不可抗拒性，是经济系统承受的既有外来冲击，不一定作为一种主动实施的政策。相比而言，经济转型是具有主动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转型和调整结构来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

（二）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学界对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概念存在着不同认识，尤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隶属对象存在着较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转型等同于城市经济转型，但更多学者认为，城市经济转型是城市转型的一种主要形式。例如，李玲和仇方道等将城市经济转型与城市文化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并列，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3种主要形式，并认为当前过于强调城市经济转型而忽略了其他两种转型的研究。魏后凯从转型发生的领域，将城市转型分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并认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也就是城市产业演进发生重大变革。笔者基于面向对象思维，采用静态结构图对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描述（见图1）。转型包括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生态转型和空间转型5个组成属性，经济转型是转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属性。城市转型是转型的派生类，决定了城市转型具有一切转型的属性，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只是城市转型的一个组成属性。同时，城市经济转型又是经济转型的派生类，具有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与空间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属性。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则为转型赋予了价值取向，是指城市经济在发展环境变化或技术变革条件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其目标就是在给定发展环境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引导城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基于面向对象思维，完整而精确地刻画了上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二、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含义

（一）城市尺度从城市尺度来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现状和城市发展方向而言。笔者认为其政策含义如下：1.生态城市建设。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基本是走资源消耗大、环境负外部性大的路径，在生产、建设、流通及消费的各个领域均存在着管理粗放的问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还不利于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强化生态在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建设生态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要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依赖生态技术工程和循环经济模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产业负外部性，使城市开发活动保持在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之内；依据城市在生态、科技和人文资源的比较优势，着力于发展生态驱动型产业，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2.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城市生产和生活创新的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尽管智慧城市概念创立之初，是由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理念推动，但时至今日，智慧城市早已超越创立之初的狭隘内涵，其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我国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极为重视，分批次、有重点地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有效地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我国智慧城市的探索。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智慧城市代表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城市转型的目标所在，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数字化、信息化与智慧化将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二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将拉动信息产业实现二次发展，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的人才与技术优势，重点发展智慧城市装备制造及智慧城市技术研发等新兴产业，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当前，我国已有众多城市或产业园区提出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例如，2013年10月成立的四川省眉山市机械产业园区，将智慧城市装备制造业作为园区的特色支柱产业；2014年1月成立的贵安新区则以大数据产业作为高端产业类型，并将此作为未来贵州省的重要经济增长引擎。三是不断强化智慧城市理念，让其贯穿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及智慧政务等新型业态，促进现有各产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的升级。3.避免城市的结构性衰退。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的不平衡容易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和停滞，城市的结构性衰退往往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会造成城市经济、人口及空间的全面萎缩乃至消亡，就业形势与社会治安恶化乃至失控，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就是结构性衰退最典型的案例。城市结构性衰退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最主要原因。在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是结构性衰退的主要典型。目前，我国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着结构性衰退的风险。此外，“一产一城”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又降低了城市经济系统的稳健性，当市场需求发生改变时，结构性衰退风险陡增。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克服结构性衰退的必要途径。通过政策扶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基于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产业作为主要手段，创建新的、满足域外需求的主导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增强城市经济运行的稳健性，最终实现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我国高度重视对城市结构性衰退的治理，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为例，以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白银市为代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由此可见，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避免城市结构性衰退的重要策略。4.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治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各个要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不断累积时就容易演化为“城市病”。“城市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以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最为典型。以北京为例，笔者根据遥感影像分析，1991年～2011年北京建成区面积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6.2%，而同期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仅为3.2%，明显低于城市空间的增长速度（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当人口增速低于建成区面积增速时，城市土地利用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必然涉及空间维度，城市空间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可分割，从而为治理空间无序扩张提供了可能。通过采用混合高强度土地利用和开发模式，促进产业空间结构优化与产城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多功能一体化的、相对独立与完善的城市空间，降低劳动力的通勤成本与服务采购成本，避免城市空间形成连片式扩张，从而提高了土地开发效率。

城市经济论文篇6

[摘要]发展循环经济提升城市层次和综合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本文分析了福州市循环经济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福州开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和路径。

[关键词]循环经济路径资源

一、福州市开展循环经济取得的成就

(一)政府层面

发展循环经济已引起福州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市府提出了“率先探索,有所作为”的要求,实施以清洁生产、资源利用循环化、资源消耗减量化为重点,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推进,试点先行、面上推动,逐步构建和谐的、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体系。在具体推进方面,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循环经济协同推进机制。由市发改委、市经委、市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形成推进循环经济的合力机制。

(二)园区层面

本市已将马尾开发区列为建设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试点。现福州化工区的循环经济取得积极进展,化工区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建立的“三圈”循环经济体系:一是企业内部循环圈,从源头减少污染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每年可减少CO2排放量3600t;二是化工区内部循环圈,通过物资流通、能量利用和公用工程有机的联系,将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马尾新兴技术开发区正在调研企业全过程的废料产生情况,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废物信息平台,让一家的废物变成大家的原料或能源。

(三)企业层面

积极推进工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市经委、市环保、市科委等有关部门于去年3月召开了福州市推进清洁生产联席会议,启动了20家企业清洁生产试点。今年全市将进一步启动第2批20家试点示范企业,形成总计40家清洁生产试点示范企业的规模,范围包括钢铁、有色、化工、机电、纺织、轻工、仪电、新材料、建材等众多行业。

二、福州开展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体系不完善

目前福州循环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重视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在制度上还没有真正把循环经济的发展纳入市场体系中。同时,缺乏相关激励竞争机制,福州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回收处理体系及费用机制,政策可操作性差,与相关法规衔接不够,执行成本高,缺乏执行基础,一些政策还存在执行走样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在推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方面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和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等,这些都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激励。

(二)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缓慢

福州第三产业循环经济目前发展缓慢,还处于萌芽阶段。第三产业循环经济的服务主体,对循环经济在第三产业的策略和具体措施、实施方法、程序的意识不强,不够了解,服务途径(提供的各种愉悦和享受服务)也不明确。例如宾馆酒店旅游业的“绿色酒店”、“绿色服务”、“绿色餐饮”,教育行业的“绿色校园”等第三产业,已经开始萌芽,但是还不成规模,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都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三)缺乏相应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循环经济的发展最终要靠技术进步,通过对经济系统进行物流和能流分析,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评估,从而大幅度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这称为环境无害化技术或环境友好技术,主要包括用于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用于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以及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受传统线性经济的影响,福州市企业的技术战略往往是各自为政,难以或几乎不存在企业间的生态化生产方式。

三、福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构想与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

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发展企业内循环的基础上,探索适合福州市特色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企业、区域层面和社会层面循环经济的建设,打造国际化的新福州。提升传统产业。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链,构建循环型工业、农业和发展生态旅游业,重点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实施,发展生态工业园区,转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强化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通过与科研单位联手或组建专项研究所,提高特色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依托特色产品发展工业的新局面,培育福州市经济新的增长极。

(二)福州市政府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发展循环型工业

“十二五”发展循环型工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循环型企业,发展工业大循环链。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企业之间协作配套,利用关键链接技术,推动资源梯级利用和废物循环利用,建立循环型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实施关键链接项目,引导原料、产品配套和废物利用企业共同构建循环型工业组团,整合能源、水、原料配备关系,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企业间相互合作机制,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发展循环型园区。结合区域规划,立足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各具特色的循环型产业体系,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2.发展循环型农业

“十二五”发展循环型农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循环型农业示范园,培育大农业资源循环链。建立健全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肥料,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加工业提供原料,加工业为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市场,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的循环生产模式,提供经济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3.建设循环型社会

“十二五”建设循环型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形成五个层次的大循环。加强对三大经济区循环型产业发展的分类指导和服务,促进资源跨区域有序流动。促进城镇之间的资源大循环,构建各具特色的城镇循环经济体系。引导城镇内部的资源循环利用,促进功能区协调发展。发挥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推进城乡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型乡村。

4.建设循环型工业园区

第一,发挥马江园区、快安园区、长安投资区、出口加工区、琅岐新区既有产业优势,错位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第二,琅岐新区从开发区现有主导产业的延伸和关联中生成项目,从承接台湾产业外移和出口加工区项目前道和中段中生成项目。因此,以循环经济理念建设的工业园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工业园区的生态管理体系可从以下三个层次着手: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层次,要求园区企业尽可能根据产品寿命周期分析、生态设计和环境标志产品要求,开发和生产低能耗、低消耗、低(或无)污染、经久耐用、可维修、可再循环和能够进行安全处置的产品;第二个层次是园区的企业,尽可能在企业本身实现清洁生产和污染零排放,同时建立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第三个层次是园区层次,建立园区水平上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园区APPEL计划、园区废物交换系统(WES)以及园区的生态信息公告制度等。这样,通过园区、企业和产品不同层次的生态管理,树立园区良好的环境或生态形象,为工业生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昆。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城市经济论文篇7

摘要我国现行的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实际运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争议，实际效果也不尽理想。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对现行的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进行反思，解读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问题，明确政府责任，维护社会公正，整合公共资源，从而构建多种资源配置方式相互补充的城市住房供给体系。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公共政策

1引言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当前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建设标准不统一，供给失衡；中低收入者界定失效，公正性匮乏；制度成本过高，保障性缺失；运作模式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监管无序、审核不力、分配不公。从上述问题可知，已暴露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各种缺陷。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决策还是具体实行环节，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缺乏准确把握，实施方案和执行过程存在混乱。

2从公共政策角度审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本身所反映的利益关系，是通过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分配利益，满足一部分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群体能否按照政府的预定目标获得应有的利益。这不仅是相关的利益群众关心的事，更应该是政府关心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府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做评议之前,要把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住房保障“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既要注重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也要清楚政策本身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

公共政策的客体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要改变的状态，这种客体就是作为政策问题的社会公共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社会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成为社会公共问题，这里有一个从问题到公共政策问题的系列界定和过渡的链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政府制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背景来看，还是从公共政策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来看，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是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依据初次分配追求效率，再分配追求公平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城市住房保障制度作为公共政策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增进社会公平。依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也只能是“低水平”、“基本”的保障，“安居”只能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人人有房住”，而非“人人有房产”。

笔者认为，现行城市住房供给制度的政策存在一定的误区，其定位、目的及目标都与公共政策的原则相违背。因此，国家在房地产发展战略上显露出调整姿态，从产业政策向公共政策回归，房地产要从过度市场化向社会保障属性倾斜。

2.1政策定位不够科学，与实际有差距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国家住房供应体系的主体政策定位源于政府“居者有其屋”的指导思想，即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把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看作是一种使命。笔者认为，“居者有其屋”的实质是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并不一定要求家家都有自己的房产。由此看来，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应定位在“社会基本保障”原则，也就是“居者有屋居”思想。即使在美国，仍有1/3的人租房而居，并不是户户都有自己的房产。我国的中低收入者数量庞大，地方政府财力无以支持大规模的开发经济适用住房。而且经济适用住房占用的土地是划拨用地，免交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又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地方政府缺乏经济动力去推动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甚至在变相地抵制开发，即使那一小部分用于经济适用房开发的土地，也多处于偏远地段，而且配套很不完善。从2004年我国商品住宅的投资结构看，经济适用房投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3年的6.13％下降至4.61％，为1998年以来最低，近5年间减少了6个百分点。显然，经济适用房政策定位本身就存在问题。

2.2政策的目标对象宽泛，效果不佳

首先，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目标对象是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但实际上大部分受益对象却是那些非保障对象的高收入群体，偏离了弱势群体这一住房保障政策目标对象范畴。另外，住房保障政策针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对象却只是具有本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从而忽视了城市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弱势群体主体的这一实际，给外来人口又增设了一项歧视性政策；更值得商榷的是，当我们把政策对象定位在“包括”城市外来人口在内的城市弱势群体上时，会发现这一目标群体规模依然相当庞大，而为这一群体提供有“产权”的经济适用房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城市的土地资源和公共财政能力不能够承受。实际来看，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更多是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是对政府社会责任的要求。

可见，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把现行的经济适用房划入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看待既不科学，也不切实际。现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实行的结果，是政府在以不可持续的“高成本、高福利”办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着公共财政补贴，是不具保障性的、荒谬的。这一政策的继续实行只会让城市财政陷入“福利困境”，更加剧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这一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为解决城市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寻求更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住房保障模式。

3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思路调整

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中，必须考虑如何促进资源、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整合。实现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社会整合，需保证其自身规定及其运行时的公正与公平性，把中低收入群体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目标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协调起来，建立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适度的住房保障体系。

3.1规避界定中低收入者的失效行为，继续加强政府援助和监督

应坚持“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各地区因地制宜，分别决策”的原则，按照各地中低收入者扣除物价涨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制定不同的标准。政府应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视作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加大对经济适用房的投入。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关注住房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没有重视建立和完善住房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对住房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仍然不够，对需要政府援助的群体，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和住房抵押贷款制度，同时出台一些优惠措施，如购房税收减免，租房给予政府补贴的方式给予援助，对最低收入或没有收入的居民，按照年龄、收入、生理等不同的条件，建立申报审批制度，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在经济适用房的推广过程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使政府的公共资金真正用在实处，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这个环节将是对政府的巨大考验，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出售部门的管理以减少不规范行为的出现。

3.2创新经济适用房运作模式，完善中低收入者住房供应

经济适用房现有的运作模式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有不断创新其运作模式，包括土地利用、开发、销售、及退出等几个环节，才能丰富中低收入者供应体系。

土地利用模式，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应采取土地批租的完全市场化和土地年租制。土地批租的完全市场化指取消划拨土地，经济适用房通过土地市场获取土地。对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者，政府可以根据购买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土地年租费的减免幅度，达到住房保障的目的。开发模式，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应采取公开招标和捆绑开发的模式。当前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大部分是以小区的形式，由于经济适用房购房者是低收入者，因此，这些小区很容易形成贫民区。所谓捆绑开发，即住宅开发商在申请项目立项审批时，政府应要求其在项目中首先开发一批质量合格、配套完善的中低价位经济适用房用于出租和出售，然后才能进行其他类型住宅的开发。销售模式，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不应掌握在开发商的手中。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协会，受政府和民众的监督来进行经济适用房购房者的资格审查和销售。退出机制，住房保障协会应每两年对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者和租户的收入进行审查，对于收入水平超过政府保障规定的购房者，不再减免土地年租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出售应采取优惠政策，如减免交易税费等，并可享有优先购买权，以鼓励那些不再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住户退出。对于不再符合资格的租户，住房保障协会应取消其租房资格。

3.3积极开拓二手房市场，丰富住房保障体系

二手房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住房供应的主体。目前我国由于住房货币化改革起步较晚，政府对二手房市场的关注不够，绝大多数城市二手房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政府通过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把二手房市场搞活，一方面可增加中低价位住房的供应，能够满足部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包括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分担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压力。另一方面可降低住房空置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通过建立二手房市场可解决中等及偏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在国外，二手房上市的交易量是一手房交易量的5～6倍。但我国由于制度上的种种限制之外（没有产权证、单位回购等），中介服务滞后、欺诈盛行、政府市场管理无作为使二手房市场在我国没有发展起来。这就使不同收入者大量涌入一手房市场，推动一手房市场价格飙升。二手房和租赁房与政府推出的经济适用住房有许多互补之处，甚至某些二手房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在一个成熟的住宅市场中，一般存在着一个完善的“过滤”体系:高收入者购买新建的商品住宅，腾出的住宅被次高收入群体买走;次高收入群体的原有住宅又转移给下一层收入群体;最终使低收入者拥有可以支付的住房。因此并非所有的家庭都要盯着新建的商品住宅，二手房的流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居民对低价位住房的需求压力，而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过滤体系。

3.4加强廉租房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公平

根据我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特征、经济状况和住房现状，以及城市住房供应体系现状，制定相应鼓励政策，发展廉租房，扩大廉租房的供应范围，是目前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补充。与经济适用房相比，同等的公共资源可解决更多政策对象的居住问题，以减轻政府负担；其次，政策对象是低收入群体，并能有效地防止高收入者的“投资”和占用行为；再次，有利于“准入”、“退出”机制的建立，特别是退出机制的实施，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节约土地资源，克服经济适用房的其他各种弊端和产权遗留等问题。对城市低收入群体来说，住房并非其“生活需求”的全部，政府以公共资源在“住房”上的投入过高势必使“社会保障”变味，影响其未来的生活与发展，廉租房无疑是改善其居住和生存环境的最佳选择。在财政能力和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也只有以相对节省公共支出和土地资源的廉租房建设为主，才能更有效推进社会公平、维持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持续发展。目前虽然从各地推行的廉租房经验看，货币化分配方式要强于实物配租方式。但由于现在城市住房供应相对不足，以货币化分配方式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获取，而只能先以实物配租为主，不断扩大可利用房源，当住房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转向以货币化分配方式为主。

3.5创新金融工具，加大住房金融支持

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差，通常要借助于金融机构的帮助才能买得起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因此，住房金融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国目前提供的抵押贷款不分贷款对象本身的经济实力（买别墅的和买经济适用房的贷款利率相同）且实行变动利率，即由贷款人承担利率风险。由于经济适用房贷款人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和支出预期，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家庭不敢或不能大胆使用抵押贷款，进而抑制了住房的有效需求。为此，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创新也是必然趋势。目前全国共有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资产1300多亿元，今后还将不断增加，如何加强管理、保证资产质量，如何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必须深入进行研究。另外，“低存低贷”是公积金制度的政策优势，但目前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贷款发放总额远远高于公积金贷款总额，如何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创新，提高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使用效率，使之真正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服务，还需进一步研究。切实建立支持中低收入居民购房的抵押贷款担保制度刻不容缓，美国政府为支持中低收入居民购房建立了完善的抵押贷款担保制度，1934年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保证，这些经验我国可以借鉴运用。

4结语

为此，应对现行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进行调整，扩大现有廉租房政策目对象范围，以保障更多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调整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更加封闭的群体范围内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改革和创新政策执行组织，依托市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完善和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把住房公积金作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基础平台，满足政策的融资需要、征信需要和调控需要。并应立法保障公民住房权利，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住房政策的调整，避免政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以使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更具针对性、更系统和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参考文献

1彭开丽，李红波.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解析[J].商业时代，2006（21）

2周江．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J].中国房地信息，2006（8）

3黄征学．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效应分析[J].经济科学，2004（3）

4张泰峰，EricReader.公共政策分析[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城市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区域经济活动；昆明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60-02

一、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哲学关系

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生存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与部分的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1]所以，只有对整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但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过多关注的却是个体的差异性，将个体与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和整体之上，把高消费、高产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致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人们主要追求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进一步激化了人类自身内部为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和斗争的升级。譬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温室效应的出现等等都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采取何种文明来构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问题。

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曾提到，“和谐社会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建起来的，而生态文明是托起上述其他文明的基础。”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朝着生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去实践。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不仅为促进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为生态文明重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磐石。

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区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同样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离不开区域经济的贡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通盘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承载能力。假设我们把区域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小规模的系统工程，那么区域内的社会物质财富与自然生态资源势必存在着能量间的交换。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破环也会相对严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恰当性和过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且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即循环经济的规模），否则我们社会进步的成本就会进一步加大，经济粗放型增长同样也是“经济不增长”。其次，生态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结构调整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是区域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毕竟生态文明所构建出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破旧立新”在前期所消耗的成本是巨大的，它还涉及人（尤其是地方领导者）的认识程度和价值取向，甚至包括各种形态的利益之争。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转换人的意识功能对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为生态文明构建的一个核心步骤。

二、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产物，它具有人口、物质、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多位特征及要素，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昆明又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更为滞后，且动力不足，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前，昆明的城市化水平只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获得缓慢的发展。”[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昆明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反映，它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系统性工程。毕竟工业文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工业文明模式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非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虽然已经涉及和转变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多位特征及要素，但城市化发展的活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当它超越社会发展所能控制和容纳的空间基础，就会演变成为阻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和认知目前昆明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水平时期，并逐步由传统型城市化阶段向现代型城市化阶段过渡。首先，工业发展规模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所占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相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步上升（尤其旅游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就说明昆明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恩格尔系数的统计情况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586下降到2010年的0.359，人均GDP却从1979年的428.37元上升到2010年的33　549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净增值为869.7%[3]，这反映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者，加大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环保资金投入，逐步改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破坏所生成的负面问题。以滇池为例，自“七五”以来，昆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昆明市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对滇池治理的经费投入也从1997年的2.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35亿元[3]，并把生态治理作为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和基础。最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也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地节约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费用。诸如工厂技术的改造对生产效益的提高，生态技术的进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等等。以昆明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为例，1988年和2002年的总产量分别为6.7万吨和1.97万吨，向外排放率分别为40%和21.6%[4]。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2002年工业粉尘产量与1988年相比有明显的减少，但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1988年的10倍[4]。也就是说，技术改造的贡献不仅降低了工业能源的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昆明城市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仍旧处在一个负增长、高能耗经济结构模式圈当中，以致经济发展的负担和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以昆明周边滇池治理的效果为例，2010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了110.35亿元，但滇池草海的水质类别仍为劣Ⅴ级（从2006年以来未有改变），水功能类别也仅为Ⅳ级[3]，巨大治理资金的投入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昆明生态功能型的城市化进程仍处在一个起步的构建阶段。其次，昆明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属于复合型生态污染，既有大气污染、也有水资源污染，既有点状污染，也有面源污染，这与早期城市化的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合理性布局规划和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含量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应主张通过采用绿色的资源利用技术（即生态工艺：把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态圈的物质运动过程，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闭路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终的资源节约。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以资源分层多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为特征。”[5]因此，昆明要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决策者对其发展战略不应缺乏通盘考虑的眼光，要学会优化发展，走经济建设生态化才是昆明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再则，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也致使昆明城市化进程的水平相对脆弱。这里的生态系统性构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变化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城市生态系统自我补偿性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框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所提出的城乡互补方式[6]）以及逐步改变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等。过去决策者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喜欢把着眼点放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特殊化、专一性解决，关注的往往是“点上”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则是割裂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但投入成本高，其成果也是低效的。所以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段教授所说，“应该跳出环境问题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从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来探讨构架生态文明系统的对策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笔者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架却因为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依旧没能合理有序地建立起来。因此，昆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系统构架应该如何确立。下面，笔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会，结合段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对昆明的城市功能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把昆明打造成为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全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就应该充分地展示现代化的全部成果，成为落后地区的典范。然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抹杀了区域优势这一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趋于一种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进而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担。因此要构架昆明的生态文明系统，就必须首先为城市的发展减负，而减负的根源就在于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从目前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有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可以成为推动昆明可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应该适度缩减传统工业的发展规模。此外，对一些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造、提高产能效益这一层面，还应对其治污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层次要求。

其次，城市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规模的原则，“大而全”并非是谋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佳路径。段教授在讲座中提出，“滇池问题已经成为了遏制昆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政府多年的巨大经济投入为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创伤。”对于“后天创伤”的理解，这主要基于过去“大而全”的昆明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目前滇池的“严重过载、极度超容”。如果从生态文明系统的构筑层面来定义一个城市适度规模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口数量、社会物质生产总量和生态承受能力范围可以看作是构建指标的核心基础，并且它们需要通过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作为信息的反馈。而滇池“后天创伤”的现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昆明的城市战略布局必须有所调整。毕竟政治文化中心不一定就必须得是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界定应遵循区域生态承受能力范围的规律，否则人为主观意识的扩大化必定会走向一种非科学性的发展穷途。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个区域生态文明系统的构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政府与企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种契约关系下的产物。一般说来，生态文明的构建能否成为可行之举，主要取决于人或企业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毕竟良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然政府作为提供制度的保护和实施部门机构，由于受到自身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局限的制约，加上与企业之间所掌握的生态信息经常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这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架构生态文明系统的成本很高，进而挫伤了双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态产业制度安排，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才能为构架生态文明系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合理、有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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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平.论昆明的城市化[J].学术探索，1999，（4）.

[3]车志敏，李坚，等，主编.云南年鉴2011年[M].昆明：云南年鉴杂志社，2011：221、353—354、223.

[4]《昆明年鉴》编辑部编.昆明年鉴2003年[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250.

城市经济论文篇9

1.1模型引进以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引力模型自形成之初便是以距离作为参照标准的，随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虽然对引力模型作了诸多的演变，但核心指标“距离”均未改变，本部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标准，采用以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

1.2数据分析

笔者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6个节点城市为界线，计算相邻节点城市包含之间的地级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如郑州－武汉区间段，包括郑州与武汉分别到他们之间的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5个地级城市以及郑州－武汉的高速铁路交通时间。另外，对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部级中心城市，适当的进行空间拓宽，可以测算到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另外，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共24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和GDP均采用城市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

2模型分析

2.1数据计算通过数据查找、整理及计算，可以计算出北京等6个节点城市分别与之相邻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表。通过对表1的数据研究分析可知，以时间为指标测算的节点城市与临近地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距离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经济联系逐渐降低，但由于城市规模的原因也会出现少部分如距离较近的许昌－郑州要比距离较远的漯河－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要小的现象。

2.2数据分析高速铁路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使沿线城市跨区域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中位数Eij＝137为分界线，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不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据此，针对京广高速铁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京广高速铁路沿线6个节点城市与沿线18个地级城市将形成3大城市经济圈（见图1（a））。北京经济圈横跨北京与河北两省市，包含北京、保定、石家庄3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同样横跨河南与河北两个省份，包含郑州、邯郸、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7个城市；武广经济圈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4个省份，包含信阳、武汉、孝感、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郴州、韶关和清远12个城市。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见图1（a））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武广城市经济圈呈现出跨区域经济的特征。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信阳以南的10余个城市出现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无缝对接，从信阳—广州占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完全处在节点城市所在的经济辐射圈范围内，其中岳阳受到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沙经济圈内两个节点城市经济的双重辐射影响。二是中部经济塌陷与城市经济联系相关性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所在的湖北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规模不强，表现在城市经济圈中则呈现出北京城市圈、郑州城市圈及武广城市圈三个经济区之间不能有效的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经济塌陷区”。三是规模大的节点城市或位于省的边界的节点城市都实现了跨省区组合城市经济圈。如北京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省的两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的邯郸；武广经济圈兼并了河南省的信阳。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成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五省一市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见图1（b）），城市行政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各级行政边界是城市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除北京的首都行政圈能够跨省联合河北省的两个城市，其他行政圈都局限在本省范围内，行政区阻隔是区域间和城市间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二是城市行政圈一旦形成，将处在相对稳定态势。如珠三角城市群这个行政经济圈的经济势力范围自形成之初就一直限定在珠江口的9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的广大地区则由于省上发展政策、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限制难以与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圈实现经济对接，致使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2.3比较分析将京广高速铁路沿线由节点城市形成的城市经济圈与城市行政圈进行对比：首先，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圈普遍要比城市行政圈空间范围更大，郑州可以将沿线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城市乃至河北的邯郸都全部纳入到郑州经济圈里，而中原行政圈则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仅包含郑州及其京广高速铁路沿线邻近的新乡、许昌和漯河等3个城市，即以经济联系规划的经济圈几乎是以行政手段规划的行政圈城市空间范围的数倍。其次，城市经济圈以经济联系为衡量指标，故可以实现跨省区的经济交流和经济融合发展，使节点城市的空间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城市行政圈以城市行政区为主导下形成的，基本不会跨越省级行政边界。最典型的就是武广经济圈，武广经济圈横跨4省共12个城市，形成从信阳至广州延绵1200余公里，涵盖武汉、长沙、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带；再看武汉行政圈、长株潭行政圈、广州行政圈，其经济区规划范围都只局限在本省有限的区域内，城市圈之间各自为战，受行政力量制约，无法实现跨省区的经济势力范围的空间扩张。再次，不同城市经济圈之间可以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无缝衔接，实现大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将实现北京经济圈、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三者的大融合发展趋势。随着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开通，每天来往沿线的高速铁路近100列，沿线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异常明显，再看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行政圈，每个城市行政圈都严格的以行政区范围为界限，致使京广高速铁路沿线5省1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4段缺乏节点大城市辐射的经济“塌陷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乃是区域的融合发展。

3结论及建议

城市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城市绿化；环境产业；管理趋势

1产业化和权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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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绿化是一门新兴的环境产业

（1）绿化的环境功能，是潜在的生产力，融合在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之一。许多城市和社区出现了“以绿引资，因绿兴市”的连锁反应，因环境改善、景观美化而招来投资者、旅游者，繁荣了经济。有的城市计算建设投入与产出之比达到1∶5的高值。一次投资长期受益，走上了环境与经济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有远见的建设者、开发商，为了适应当今人们注重环境选择“择绿而居”的时尚，自觉地投入土地、资金兴建绿地，成为决策的热点。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而房价上升，楼盘热销，绿化与物业市场出现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波澜”。

（2）城市绿化形成的“经济波澜”渗透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城市建设工程进行绿化建设，以及在人口稠密、建筑拥挤的地区进行“拆房建绿”，对国家和建设单位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是绿化建设所形成的经济动力，涉及许多经济领域。首先是提高了环境质量，提升了地区的物业价值，改善了居住条件，造福人民；拉动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装潢市场、建材市场、劳动力市场、搬运市场等。除了投资者直接受益以外，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很大的，只要进行综合核算，其经济效益将大大超过投资额。由于经济效益的诱导效应，提高了投资主体的“绿化觉悟”，推动了绿化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

1.2权益的平衡问题值得探讨

城市绿化所形成的环境效益，不受疆域的约束，无论投资者还是非投资者，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自然空间里均衡地得到享受，由此形成了环境效益普遍性的特点。市民作为纳税者，享受绿化的环境效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某些经济实体因城市的绿化环境使他在经济活动中受益时，他不需要通过市场付出代价，又形成了绿化经济效益外部性的特点。对那些没有依法负担应有的绿化建设任务或没有达到法定绿化数量的单位来说，实际是他们占用了社会的环境资源。对这类单位应该以环境评价、计量为标准，他们应该向社会做出补偿。把外部化的经济成本转向内部化，才能从利益驱动的高度，调动其绿化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同样，某些依法进行了环境绿化建设达到或超过法定指标的单位，他们投入了土地、资金，对城市绿地系统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城市环境质量的生产者。政府对这类单位在税费负担方面给以优惠才比较合理。

但是，目前对绿化的环境效益，还处在有认识无评价或有评价无计量的状况。多数单位对绿化的效益还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水平上。现在有一些先行单位，对绿化的环境效益进行了经济效益评价、计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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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化管理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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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绿化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增加“依法治绿”迫切性，需要以法制保障绿化事业的发展。目前应该清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城市绿化条例》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修改与市场经济和“入世”不相适应的法规、条例。至少应该研究以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面对绿化事业社会化的特点，确立绿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社会各方的职责和权益；

(2)面对绿地面积增加、质量提高的现实，确立全社会发展绿化和维护绿化的法律保障；

(3)对新兴的、发展中的绿化产业，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建立相应的中介机制、监管机制。3管理策略

3.1加强维护“绿线”的严肃性

“绿线”的划定是实现绿化规划的前瞻措施，维护“绿线”比划定“绿线”更重要。当今实施的“拆房建绿工程”，对当代人来说是个大成就，但需要以数倍、数十倍的投入进行环境重塑。前车之鉴不容忽视，以多少无奈吞下历史的苦果，不要因现在的宽容给后人留下隐患。应该严守规划，从法制出发，像维护“红线”一样，维护“绿线”的严肃性，控制建筑物、构筑物的新建，制订土地转让、土地借用、房屋拆建等的法制措施。

3.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协调绿化发展

当今，城市绿化是涵盖城乡的系统工程，近郊、远郊都纳入了城市绿化系统规划之中。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采取绿化与生产相结合的措施、开展多种经营，是城乡一体化大规模发展绿地的基本措施。回顾人类的生产历史，绿化、植树从来就是谋求生存、富民强国的手段。为农业生产者开辟生产致富的道路，是发展绿化的必由之路。在法制建设和绿化管理中，应该研究解决资金投入、合作经营以及土地使用、农业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3.3养护管理法制化

城市里的一切绿地、树木，不论所有权属于谁，都是绿化系统的组成部分。做好所有绿地、树木的养护管理，使其茁壮生长，是发挥绿化效益、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巩固绿化成果的关键，与发展具有同样意义。我国法律、法规已经规定，即使是绿地、树木的所有者，也不准损坏树木、侵蚀绿地。绿化事业发展到目前的水平，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把绿地、树木、养护、管理列为所有者的责任。国外在城市绿化管理中，不乏这方面的先例。需要制定不同的养护质量标准，把养护管理责任落实到单位和市民中去，建立赏罚法规。同时，兴办绿化养护企业，开发绿化养护市场，实行集约化经营，为社会绿化养护服务。

4市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