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助理述职报告十篇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1

各位领导、同志们：

20xx年已经过去了一半，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时刻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和公安业务知识，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法为民的思想，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业务工作中,我紧紧围绕分局和所内制定的目标管理,努力开展工作,圆满的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现述职述廉如下：

社区民警20xx年上半年述职述廉报告社区民警20xx年上半年述职述廉报告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

认真学习对公安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积极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坚持执法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时，认真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理论知识水平。

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严密防范打击，维护辖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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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入手，要求自己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严密防范、强化控制、严厉打击、服务发展、确保辖区平安，积极投身于工作中。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等现行犯罪，做到快速反映，果断出击，多次参加到各种专项行动中，为限度的减少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做为一名社区民警，我深刻领会到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向其宣传防盗、防火，防诈骗知识的重要性，有矛盾及时向派出所反映。有效的防止了事故的发生。黄金旅游时，我们停休到石花洞景区维护治安秩序。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的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多次配合镇政府清理打击辖区内的非法矿山开采工作，有效的打击和震慑了辖区内非法开采的嚣张气焰。并同镇里对本辖区内的低端产业进行关停。日常生活中主动团结同志，能够做到互相帮助。在每年两会安保，“五一”长假安保期间，我能够按照上级的工作要求，恪尽职守，加班加点，为各项安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廉洁奉公、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

工作中我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市局党委、分局党委的各项决定和工作部署。坚持严格遵守公安部“三项纪律”的规定，始终按照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俭节约，廉洁奉公，自觉抵制私心杂念，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遵守党纪国法和公安机关的各项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严格高压线意识，不吃请收礼，树立便民亲民意识，多为群众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出发点，为社区稳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尽到了一个人民警察应尽的职。

社区民警20xx年上半年述职述廉报告各类报告

四、工作中的不足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2

摘要:主要围绕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按照中央关于建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败体系的要求，不断研究、探讨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新途径、新方法，如何逐步建立完善“自我、法院、家庭、社会”四位一体廉政监督管理体系，不断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打造行之有效的廉政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基层法院工作走在前列。

近年来，基层法院履行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还有不到位的地方，院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全面从严治党与审判工作结合的还不够紧密，措施办法还比较单一，压力传导还不够到位，还不同程度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一些庭室领导只抓业务不抓管理，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老好人”思想作怪，对干警和部门存在的问题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意识不够强，面上提要求多，具体抓落实相对较少，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够丰富，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有的领导落实“一岗双责”不到位，主要精力放在抓业务上，抓廉政工作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过硬法院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迫在眉睫。

一、强化自身监督，塑造清正廉明的司法品格。

坚持从加强干警的自身修养着手，以强化自我监督为主线，通过干警的自我提醒、自我激励，使廉政规范和反腐倡廉要求入脑入心，内化为全体干警的职业信念。

（一）塑造好学进取的法官品格。一是建立教育培训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干警自身修养和专业素养。制定详细的教育培训计划，从时间、资金、师资等方面保障干警的培训效果。二是积极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培养积极健康的人文情怀。建立法官与特困群体的结对帮扶网络，主动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开展救助活动；组织干警参与各类救灾义捐活动，积极向受灾地区和贫困群众捐款捐物、捐资助学，为群众解了燃眉之急；积极构建“爱心审判”工作机制，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以仁爱之心努力解决当事人的现实困难，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情趣。积极倡导干警摒弃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培养健康向上的个人爱好，使干警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新建了健身房，组织业余乒乓球、羽毛球队，定期进行训练、参加比赛。逢重大节日举办各类文艺汇演、演讲、座谈等活动，丰富干警的文化生活。

（三）构建法官自我廉政监督制度。要求干警自觉规范业外活动，中层以上干部每天填写《“八小时以外”活动自我监督卡》，各部门负责统计汇总本部门人员“八小时以外”的活动情况报监察室，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每月汇总通报相关情况。通过每天对工作时间以外的活动时间、地点、活动事由、证明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的填写，督促大家不断强化自律意识，自觉约束各种行为,时刻自省自励。

二、强化法院监督，夯实反腐倡廉建设的根基

坚持从强化队伍管理着手，以强化法院内部监督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院，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

（一）细化司法权力的运行监管制度。陆续制定了《加强法院队伍管理的意见》、《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规定》、《关于建立诫勉谈话制度的暂行规定》、《领导带案督查工作暂行办法》、《审务督察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制度，完善了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建立了领导带班检查制度、开展了从严管理干部、治理庸懒行为的专项整顿工作，和长期未结诉讼案件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和市中院“三严六不”的规定，制定相应的处理办法，对干警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通过核对记录、电话抽查、反馈家属、谈话核实，对干警业外活动的真实情况进行有效监控，并将相关情况记入个人廉政档案。

（二）构筑内部廉政监督“防火墙”。一是建立兼职纪检监察员制度。为加强纪检监察力量，在各庭室均配属一名兼职纪检监察员，负责协助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法官业外活动。二是建立信访信息“资料库”。资料库内为每名法官建立信访举报“廉政台帐”，详细记录其被举报情况、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增强廉政审核效果。三是建立“一表制”的廉政档案。全体干警的个人简历、奖励或处分情况、有无吃请收礼情况、“十三条禁令”的执行和处理情况、勤政情况记入廉政档案表格,并将三项申报统计表、廉洁自律承诺书、个人述职报告、配偶和子女从业情况、违法审判情况、日常检查中发现的违纪情况等一并装入廉政档案，形成对全院干警廉洁自律情况的跟踪管理体系。四是以“四关”机制保司法廉洁。即任前考廉关、任时诺廉关、任后谈廉关、任中述廉关。任前考廉就是所有拟提拔的干部必须通过党纪政纪法规考试；任时诺廉就是新提拔领导干部要在全院干警大会上作出廉政承诺；任后谈廉就是对新提拔干部召开集体廉政谈话会；任中述廉就是各部门负责人每年要进行述职述廉，由全院干警公开点评述职述廉报告。

（三）探索建立起“三三制”廉政风险防范机制。针对干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我们设计了以廉政风险“排查、评估、防控”三位一体、三级风险划定、三级风险预警为主要内容的“三三制”风险防范体系，即：围绕风险排查、评估和防控三个重点环节，重点排查制度机制、岗位职责和业务操作等方面潜在的廉政风险，科学评估、确定三个风险等级，制定出相应的三级防控预警措施，有效规范、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市中院院长邹传宁同志对我院的做法给与充分肯定并做出批示，并在我院召开现场会，向全市法院推广我院的做法。目前，我院正在研发将网上办公与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相结合，从而实现审判节点与风险节点相结合，真正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审判。

（四）建立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廉政工作机制。一方面，利用民主生活会谈心交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办案工作机制，规范对举报信的查处程序，制定违法违纪举报信办信规则，对举报信中揭露的违法违纪问题逐件查实，做到来信有报告、举报有查实、违纪有处理，一案一档，严格管理。

三、强化家庭监督，构筑拒腐防变的家庭“堡垒”

坚持从营造廉洁的家庭环境着手，以干警的家庭监督为主线，通过建立“三项制度”、 开展“四个一”活动，倡导家属与干警共同构筑拒腐防变的家庭“堡垒”。

（一）建立家属互动三项制度。一是建立定期走访家属制度，纪检监察部门会同业务庭室，每季度定期走访联系干警家属，了解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社交圈”、“生活圈”，切实掌握情况，做到防微杜渐；二是建立家属座谈制度，定期邀请干警家属与院党组成员进行座谈，充分调动和发挥“贤内助”的教育管理作用，鼓励家属积极参与廉政工作，主动监督干警业外活动；三是建立工作情况定期通报制度，让干警家属及时了解法院的各项廉政规章制度及工作进展状况，共同构筑防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二）创建“五个进”家庭助廉活动。一是动员部署进家庭。出台并下发在全院干警配偶中集中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活动实施意见，使干警及家属共同筑牢家庭防腐墙。二是思想教育进家庭。积极推行家庭读书计划，通过向干警免费发放《青岛市家庭助廉格言漫画集》等各类廉政教育读本，帮助干警家庭树立倡廉理念。三是法律意识进家庭。精心选择贪污、受贿、职务犯罪等典型案例，不定期邀请干警家属旁听庭审，以案说法，以直观的形式使家属心中警钟长鸣。四是自律意识进家庭。组织干警家属参观参观了市中院廉政教育展室并观看廉政录像，以法院内部廉洁司法的优秀典型和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干警配偶常“吹廉风”、“念廉经”、“算廉帐”、“敲廉钟”。五是交流倡议进家庭。召开干警家属座谈会，就家庭助廉发出了倡议书并提出了要求，组织干警配偶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构筑家庭反腐倡廉的坚固防线。

四、强化社会监督，编织保障司法廉洁的社会网络

坚持从构建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着手，以强化干警的社会监督为主线，充分彰显社会各界人士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作用，逐步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廉政监督网络。

（一）健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制度。制定《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工作的实施方案》，定期联系走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动通报法院重大工作部署和重要工作情况，定期邀请他们参与旁听庭审、观摩执行，并建立固定联系制度，主动征求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来自人大和政协的建议和提案，按照“两见面”、“两个百分之百”的要求认真办理，按时办结；对人大和政协批转的来信来访，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质询事项，做到专人负责，逐件落实，限期办理。

（二）健全廉政执法监督员制度。制定出台《关于调整聘请廉政执法监督员实施方案》，面向社会公开聘请义务廉政执法监督员，与区人大、区政协推荐的廉政执法监督员一起，共同负责全方位监督干警的执法行为及业外活动，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不断强化社会监管力度。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3

大家好，我叫xx，负责xx派出所民合警务区工作，我现在将XX年第三季度工作情况汇报一下：

一、职责履行情况。

作为民合警务区民警，我深知及时了解辖区内社情、民意的重要性。因此我经常深入社区了解社区群众的工作情况，及时掌握我辖区治安状况，并结合辖区治安积极分子，开展群防群治使辖区近段时间发案率下降，群众满意度有所提高，无重大治安隐患。

同时结合公安系统正在开展的实有人口大采集活动，积极开展入户走访群众活动，了解群众在办理户口迁移，小孩报生等各方面问题，及时予以解答，简化办事程序，尽量上门服务，避免群众跑冤枉路。对辖区出租房屋进行登记备案、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及时办理暂住人口登记。

二、案事件通报。

鉴于我辖区情况，我建立了有效的巡逻防范制度和力量，安排专职、兼职防范力量双管齐下共同为我辖区人民的安全保驾护航。在下社区走访群众时注意对居民进行防盗防骗宣传，提高广大居民的治安防范意识。特别是针对盗窃案件的情况，除了安排专职巡防队员进行徒步巡逻与架网守候外，要求他们力争抓获现行，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下步工作措施。

在社区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工作中还存有不足之处。社区民警工作的流动性和社区民警工作的特殊性，造成了群众在工作日到派出所找社区民警办事，但社区民警正好下社区工作，而不能及时解决群众问题。因此在下步工作中，一方面了解群众到派出所办事的规律将工作安排合理化，提高社区民警的办事效率，更好的做好群众工作。

第三季度述职述廉报告

各位代表：早上好!欢迎大家百忙之中参加XX年第三季度x警务区的述职述廉报告会，我代表x警务区全体民警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一、本季度发案情况、案情分析及预警安全提示

XX年第三季度警务区共发刑事案件0起，共受理治安案件1起，调解民事纠纷5起。这XX年第三季度发案数较XX年第二季度有所上升。在下季度的工作中，与警务区各村干部、群众在工作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争取发案率的下降。

二、积极工作，全面创建和谐社区

XX年第三季度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开门评警大走访活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服务群众、信息搜集、入户走访、巡逻巡查、值班备勤、案件办理等。

在情报信息搜集和入户走访方面，搜集咱们辖区的实有人口的信息，听取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随时帮助解决和我们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巡逻巡查方面，我们和巡防队员开展巡逻30余次，重点放在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2点这些案件高发时段。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4

 

述职报告要重点突出，内容周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交警中队长述职报告，供大家参考和借鉴!更多资讯尽在述职报告栏目!

 

交警中队长述职报告(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叫，1995年加入队伍，入党，先后在市公安局工作;4月被党委任命为市公安局中队长。三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积极主动地开展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求真务实，为中队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为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出了积极的成果，为开创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新局面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三年来在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我坚持以党的xx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交通管理和公安交警队伍建设工作，紧紧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总目标，继续深入实践“xxxx”重要思想，深入落实 “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三基工程建设要求，按照“建设过硬班子、纯洁公安队伍、树立良好警风，提高执法水平”的基本思路，着力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现将我在三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获得的体会及挖掘出来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着力提高自身工作能力。

三年来，我在担任中队长期间，在加强和提高自身素质方面，围绕本职工作，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科学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科学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整体素质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一如既往保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后劲。我首先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和实践“xxxx”和科学发展观，为了赶上和适应时代的要求，争当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和共产党员，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有效贡献，我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深刻含义，进而在实践中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提高了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

(二)积极参与练兵活动，深入理解和实践“三基”工程。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基础工作，是提高公安民警基本素质、提高工作水平、提升整体战斗力和单兵作战能力的奠基工程。通过学习，我深刻意识到了“三基”工程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不断深入学习“三基”工程的深刻内涵。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不断拓展学习途径，丰富学习内容，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捕捉广泛的有益的信息，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努力增强政治责任感和敏锐性。

(三)认真组织中队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学习是进步的基础，中队在政治学习上有着优良的传统。我认为中队组织学习活动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积极倡导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并结合着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向盖起章同志学习等活动，全面贯彻落实瑞公交[]05号文件《市公安局交通协官员队伍整训方案》，着力于提高全体民警和协管员的思想认识。共撰写各类心得体会文章共9篇。

(四)与时俱进，认真学习“xx大”报告。xx大是我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盛会。为了更加正确地把握好工作方向，我在业余时间加强看书看报，学习xx大报告文件，收视中央新闻，加深理解，同时，积极参加大队和中队组织的集体学习、讨论活动，认真撰写心得体会和交流发言材料，进一步加深理解，领会“xx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接受了新的科学理论的熏陶。

(五)积极参加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行政机关纪律的重要活动，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三年来，我认真地参加市公安局、大队和中队举办的各种工作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党性认识，巩固和加强了工作作风。

二、以安全为导向 牢固树立“预防交通事故”大局观念

随着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客观现状，三年来，我牢固树立“预防交通事故”大局观念，围绕管理辖区主要做好了以下几方面。

(一)以宣传工作抓实抓好管理基础。根据上级公安业务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必须围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做好基础工作，搞好宣传，推进社会化交通安全防控体系的建设速度。我在这方面，主要是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联系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宣传工作，在社会、学校、驾驶员群体等方面进行了宣传工作，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战役”的开展做好一定的铺垫。组织民警下到乡村集市、中小学发放宣传单，传播交通法规和交通形势，积极发展壮大宣传队伍，扩大宣传面。

(二)坚持队伍建设的根本工作。队伍的战斗力来自于队伍建设工作，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并作了特别的批示，公安工作的根本在于搞好队伍建设，这是开展一切公安业务工作的基础和源泉。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我与指导员同心协力努力抓好队伍建设工作，经常性地开展队伍基

本情况调研，及时了解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对出现的不良倾向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保证了队伍整体稳定和良性运转，增强了队伍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积极参加爱和深入推进“平安”、“法制”建设工作的进程。市党委政府结合社会治安情况，按照《市整治社会治安问题工作方案》政发[]6号文件精神要求，自今年4月份起在镇开展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历时将近3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明确责任，落实到各单位和人，扎实开展，效果显著。我对镇军警民治安联防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并几级组织警力积极参加，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工作实效，为镇军警民治安联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自4月份开展全镇整治工作以来，我中队全体人员始终以端正的态度、顾全大局的意识积极投入，确保了日常交通管理工作和参加全镇整治工作的同步协调，齐头并进。

(四)积极参加各种大型专项整治工作。针对我省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在上级公安业务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我组织中队积极参加全省集中整治行动、秋风行动以及打击零星贩毒等工作，高度重视统一行动的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投入到行动当中，发扬连续作战、不辞辛劳的精神，和队友一道查处了大量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零星贩毒违法行为，为当地的社会综合治安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特别是在决战七十天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当中，圆满完成了党的xx大、十一黄金周、中国首届葫芦丝文化节的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五)长期开展各项辅助业务。经过对辖区情况认真研究，组织部署，结合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实际生活情况，我带领民警深入集市及各村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向行人、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和公路沿线的村民进行全方位地宣传教育。主要做法：一是到人口密集的各乡镇集市、车站等场所摆放宣传挂图、粘贴宣传画报，发放宣传手册，开展驾驶人培训和摩托车年检工作，对行人和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宣传;二是认真组织路面执勤民警在日常的执勤执法工作中，对交通违法行人进行面对面教育，并发放宣传资料;三是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其认识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重要性，以便在身边的亲戚朋友中起到宣传和带动作用。

三、工作中取得的经验

三年来，我在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

(一)必须持续强化组织纪律性，坚持统一领导。坚强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和保障，从开展春运安全保卫工作、清理整治农村无牌无证机动车以及其他各种集中统一行动的效果来看，充分体现出了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的重点奠基作用，形成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

(二)必须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地开展重点工作，兼顾其他工作。结合辖区大部分为农村地区和农民的特点，抓住安全第一的主线，在开展各项工作过程中，利用各种管理、宣传方式，着力于提高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和文明参与交通的意识，只有在提高交通参与者的素质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他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交通安全防控体系的逐步完善。

(三)必须立足当地一切治安问题，积极发挥公路巡警一警多能的作用。依托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和开展禁毒防艾工作，严厉打击零星贩毒活动，铲除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充分发挥公路巡警的作用，既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又能够提高中队的执法威信。

(四)必须坚持开拓创新意识。工作上墨守陈规，往往出不了成绩，甚至会倒退，会被时代淘汰。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交通管理形势，中队在深入实践“xxxx”重要思想活动中，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地开展交通管理工作。三年来，中队在进行日常勤务管理上，根据形势变化，多次调整部署警力，充分利用弹性工作制度，打时间差等方法，明确职责分工，收到了明显成效。

四、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三年的工作中，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点经验，但也挖掘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由于学习强度不够，对理论知识的获取还有局限性，理解也还不是很深刻，总体上不够扎实。

(二)协调能力有待提高。在本部门及与其它相关职能部门的交流、协调上，我自觉能力还有所欠缺，需要加强学习、提高。

(三)业务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我所负责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队伍管理方面，业务能力还不够强，需要进一步完善。

五、努力方向

回顾了三年来的工作，在总结的过程中又迈向了新的征程。下一步，我将从自身职责出发，继续努力学习科学理论知识，深入实践“xxxx”重要思想，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地做好本职工作，协助主要领导抓好队伍建设，倡导科技强警，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围绕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为改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述职人：

20xx年xx月xx日

 

交警中队长述职报告(二)

XX年，对于我本人而言，是个大学习之年、也个大考验之年。这一年里，我实现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元月份，组织把我从xx中队由一名普通外勤民警调入大队机关办公室做文书兼出纳工作，即由外勤民警向内勤民警的转变;第二次就是10月份，我被组织任命到xx中队主持工作，即普通民警向中队领导的转变。这是两次全新的转变和考验，对我人生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面对两次转变，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在巨大压力面前，我没有退缩，也没有低头，我深刻感受到组织和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在感激之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灌注了我的内心，并坚定了我向前的步伐和信心。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幸运来自组织和领导的期待与重托，幸运来自同志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我努力学习、探索进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两次人生的转变，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同时也在学习和磨练中大大地提高了自身素质和能力，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接下来我把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第一次转变

一、办公室工作

(一)加强学习、明确职责，全力配合主任做好办公室工作

学习是人进步和发展永恒的主题。我深刻地认识到，学习的价值和意义。进入机关办公室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全新的考验。这里寄予了组织的重托、领导的期望、同志的信任，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它干好。

我深知办公室是大队的一面旗帜，是形象的集中表现。办公室工作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大队整体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和有效推进。特殊地位和作用，表明办公室各项工作都要走在前头，也决定了办公室工作人员要“任人难任之劳，承人难承之重，挑人难挑之担”。为此，在主任的带领下，办公室强化职责，全方位发挥办公室每个人的专长作用，挖掘每个人的工作潜力，大大强化了办公室队伍的合力和战斗力。通过我们的努力，办公室更明确了岗位职责分工，制订了《警用车辆管理使用制度》，完善了《大队民警请销假制度》，规范了后勤装备的管理和保障程序。这些制度及程序的制定、完善和规范，在加强了管理的同时，更促使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在质和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规范办文，积极推进工作程序化

办公室工作是各级领导机关施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为组织领导提供直接有效服务的重要方面。在办公室工作的近一年以来，在主任的正确指导下，我根据公文处理办法，对公文报送程、核稿和签发以及时限、质量等都做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坚决杜绝文件倒行和体外循环，保证文件质量，减少发文数量。对所收文电，严格按规定呈批签报。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努力提高办文、办会质量和效率，基本上实现了办公室工作的规范化要求。按照领导安排和工作需要，结合大队、办公室实际，全力配合主任做好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起草了大量的领导讲话、汇报材料和文电等。抓好文件的传递和运转，对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及时登记，并呈送到领导手中，分送到有关部门。

(三)搞好服务，是办公室工作的天职，大队部署的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任务就是办公室工作服务的一种形式，做好服务，首先要找准位置。我认为，办公室上至主任，下至一般干警，我们都是服务员。我们不仅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组织和领导交办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还要做好后勤保障和生活服务的工作，在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期间，大队机关改造了办公营房、硬化了篮球场地，厨房、浴池设备得到更新等等。

二、财务出纳工作

(一)经费管理

作为单位的财务人员，我严格执行现金管理和结算制度，定期向会计核对现金与帐目。坚持财务手续，严格审核(发票上必须有财务负责人、验收人、审批人签字方可报帐)，对不符手续的发票不付款。面对每一笔开支，我都会细心地核对，以保障单位财务收支准确无误。期间在不断改善工作方式方法的同时，顺利地完成了各项日常工作。

二、其他工作

1、 今年根据上级拨付的款项，及时发放各项应发经费和补贴。

2、认真及时地收取各项经费，保障经费按时到位。

3、认真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各项统计。主要有：财务季度报表、罚款票据报表、工资核算报表等。在填写报表时，做到了数据的真实、准确，上交报表及时，不拖沓，并且还备份存档。

4、对帐务进行认真整理，迎接各项的检查。

第二次转变

进入XX年十一月份，由于xx中队的组建和发展的需要，组织任命我到xx中队来主持工作。我迎来了又一次更加严峻的考验，我深感责任的重大。为了把这个新的中队带好，我在未来到中队之前，已经开始着手中队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中队组建成立，并迅速进入角色，投身在交管工作上来。

一、中队筹建工作

中队筹建是我上任以前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必须搞好的工作。当任命在大队会议上下达时，我就开始适应这个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在我脑海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中队建设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中队的建设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有了定位才会有方向。我们中队的定位就是“创建‘学习型、创新性’中队”。根据这个思路，我和我中队的民警开始筹办中队各类软硬件设施。

在硬件方面，我主张中队必须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内业台账及营房整体建设上，我带领中队的民警到各中队进行观摩学习，在借鉴兄弟中队建设经验成果的基础上，极力要求创新突破，破旧出新。

二、中队建设

筹建工作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已经圆满完成。接下来就是进入中队开展工作。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队伍的管理问题。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才符合中队发展的要求呢?首先要明确建队的方针，方针就是队伍建设的导航仪。建队方针是相当关键的，队伍只要坚持这个方针走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队伍的灵魂和精神。就像《亮剑》里李云龙的论文答辩中提到的那样。

我中队的建队方针就是四个字：“敬、净、竞、进”。我们把它写在中队办公室门上边最醒目的地方。我就是要把中队建设成一支素质高、作风硬，战斗力强的队伍。

队伍的建设，不仅要严格规范和要求同志们的一日生活制度，逐步把约束性行为养成习惯性行为。同时还要不断开展“集体学习、共同讨论”活动和具有我中队特色的“三优二缺自我剖析”活动，不断提高民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归属感。并逐步形成步调一致，严谨活泼、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中队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挖掘和发挥每个人身上的潜能和优势，并有意识地将这种能量运用到中队的建设发展上来。中队有一个叫李军的民警，他是个绘画方面的人才，中队在建设发展上，特别是宣传工作上，就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其成效相当显著。

一个组织，如果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那么这个组织的能力也是可以想象的。在中队成立不久后，我们就迎来了XX年春运的第一场攻坚战。这是一个磨砺和考验队伍的绝佳机会。我中队及时意识到了这点，积极动员，迅速投入。经过40天的艰苦磨练和奋战，我们出色地完成好了上级交代的各项工作任务，并取得了春运交管工作的圆满成功。

述职人：

20xx年xx月xx日

 

交警中队长述职报告(三)

今年以来，本人在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按照支队党委和大队的要求，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认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

一、加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是提高业务水平、管理能力的保证是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的保证。今年，理论学习我主要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内容全。我严格按照支队党委和大队要求，进行理论学习。从党的决定、指示到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外，在学习中，我坚持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内容新。为了让自己能不断适应新要求，我在安排理论学习内容时，对交警业务、党建理论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进行了认真学习。

二、努力发挥带动和表率作用

1、坚持政治原则，始终与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中，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带领中队民警，在坚持和维护领导决策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对大队支委的决议、指示和工作部署都坚决做到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在保持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帮助中队民警通过学习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进行自我改进自我提高，努力做到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确保了政令警令畅通。

2、强化大局意识，自觉维护团结。团结与否，是检验中队民警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与否，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但讲团结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感情。不讲原则就没有战斗力，不讲感情就没有凝聚力。

3、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工作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坚持早计划、早部署、早安排，增强主动性和前瞻性。能较圆满的完成各级领导年初制定的和年中交办的各项任务，确保了一方平安的总任务地完成。

4、从严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上级各项廉政规定，用党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切实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切实加强对民警的宗旨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打牢民警思想基础，促进民警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三、抓业务，促进中心工作上台阶。

第一、在树立端正思想上下功夫。结合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安执法工作的重要批示、孟部长重要讲话，使民警深刻领会到了其精神实质，切实解决了“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打牢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

第二、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一年来严格落实了各项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观念，切实掌握有关法规制度和各项工作程序，明确执法责任，增强严格执法的高度自觉性和守法意识。进一步落实警务公开制度。

四、综上所述，我要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增强纪律意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加强党性煅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以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作风，以百折不饶、知难而进的勇气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述职人：

20xx年xx月xx日

 

交警中队长述职报告(四)

本人，于20xx年8月调任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副中队长一职。任职以来，本人在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帮助、支持、协助、指导下，严格按照上级有关的要求，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积极协助中队长做好各项工作，认真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学习。

不断增强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是提高业务水平、管理能力的前提，是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的保证。今年的理论学习中我主要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内容全。我严格按照支队党委和大队要求，进行理论学习。从党的决定、指示到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外，在学习中，我坚持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内容新。为了让自己能不断适应新要求，我在安排理论学习内容时，对交警业务、党建理论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进行了认真学习。

二、努力发挥带动和表率作用。

1、坚持政治原则，始终与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中，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协助中队长，带领中队民警，在坚持和维护领导决策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对大队支委的决议、指示和工作部署都坚决做到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在保持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帮助中队民警通过学习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进行自我改进自我提高，努力做到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确保了政令警令畅通。

2、强化大局意识，自觉维护团结。团结与否，是检验中队民警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与否，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但讲团结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感情。不讲原则就没有战斗力，不讲感情就没有凝聚力。在工作上我全力支持中队长的工作，协助中队长贯彻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同时注意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揽事不揽权，全心全意为工作。在与领导和同志的相处当中坚决做到：不搞对抗，加强沟通，相互监督，共同进步。

3、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工作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坚持早计划、早部署、早安排，增强主动性和前瞻性。能较圆满的完成各级领导年初制定的和年中交办的各项任务，在交通事故处理、案件追逃、当事人调解等工作中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办事，多次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4、从严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上级各项廉政规定，用党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切实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切实加强对民警的宗旨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打牢民警思想基础，促进民警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三、抓业务，促进中心工作上台阶。

第一、在树立端正思想上下功夫。于中队长一同结合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安执法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孟建柱部长的重要讲话，使民警深刻领会到了其精神实质，切实解决了“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打牢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

第二、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一年来协助中队长严格落实了中队的各项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观念，切实掌握有关法规制度和各项工作程序，明确执法责任，增强严格执法的高度自觉性和守法意识。进一步落实警务公开制度。

综上所述，我要在下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增强纪律意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加强党性煅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以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作风，以百折不饶、知难而进的勇气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协助中队长做好各项工作。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5

我叫张xx，就是你们在网上经常联系的xx社区警务站的主持人社区民警张警官，XX年12月份至今，我一直担任xx派出所xx社区民警，负责社区警务管理工作。借此次述职述廉机会，首先对社区各行各业的代表、社区居民以及长期在网络上关注支持我的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我的述职述廉报告。

XX年即将过去，这一年我采取多种形式，与社区居民和社区网民朋友加强互动交流，共同经营、维护我们的网上警务站（警务博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从中得到了锻炼成长。下面，我把今年咱们社区警务履职情况及廉政工作向大家做个报告，请居民和粉丝们批评指正。

一、坚定信念，强化学习，为创建和谐社区而努力

继续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自觉提高自身理论水平上，我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执行上级的工作部署要求，做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及时解决工作开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在社区警务工作中，我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身作则，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积极协调各方力量解决社区的实际困难，与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一起筹备香北小区的修路问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还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到万国城部分商业存在治安隐患的问题，积极与物业部门进行联系，并督促及时整改。这些都为创建和谐稳定的小区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创建网上社区警务工作博客

作为公安机关基层社区民警，没有过硬的业务技能就可不能做好本职工作。“专业”是干好工作的前提，熟练的业务知识来自于不懈的刻苦学习、总结。我深刻认识到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多才多意的素质。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多方面阅读业务书籍，特别是公安工作领域新知识，力求广泛了解和借鉴掌握。平时我还注意留心网络知识，本着“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理念，深刻认识到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给刑侦破案开拓了无限探索的空间，提出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要想得到，肯定做得到”的思想，开办网上社区警务博客一年多来，通过依托互联网络搭建了民警与社区居民和社区网民之间的沟通平台，得到了广大社区居民和网民朋友的支持和理解，获得了初步成功。今年，我会再接再厉，在今年网上述职述廉工作中满足网友们的需求，也希望大家能积极与我沟通。希望大家通过网上邮箱、微博等方式给我意见和反馈，能一如既往的关注、支持我，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搜索我。

三、求真务实，以身作则，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在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的同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特别是在如何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上狠下工夫。我深刻认识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决不是一句空话。在与广大群众交往中，要真正从同情、理解的角度出发，热情帮助，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化解矛盾。今年，社区继续保持着零发案，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今后继续做好社区警务管理工作的动力。

四、保持清醒头脑，继续不断努力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6

关键词：社区警务；警察公共关系

1 社区警务与警察公共关系

社区警务在西方警学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学科，而运用公共关系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实质就是警察公共关系在基层警务的具体应用。

西方的社区警务不是简单地指一定区域内的警察工作，它是一个集合概念，即是一种警务理论，又是一种警务战略，同时又是指警察在社区的工作。（1）在理论层面，社区警务理论是在借鉴和吸纳系统科学、犯罪学、社会管理学、信息学等理论学科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社区各类机构与团体在维护社区秩序、保障社区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抑制社区成员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以稳定社区的秩序，保持社区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警察在社区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社区工作最大程度地体现警察的职能与价值，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的一种警务理论。（2）在警务发展战略层面，社区警务强调遏制犯罪的战略立足点不是打击，而是构筑一种有效的防控机制。其内涵包括：①减少犯罪是警察工作的最终目标；②警察不是遏制犯罪的唯一力量，依靠社会公众力量抑制犯罪，形成全民皆警的新格局才是根本途径；③强调把警察工作重心移到案发前，在广泛发动公众的基础上，以防为主，先发制人。（3）在操作层面，社区警务是指通过警方和社区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的治安问题。

2 中西方社区警务内容比较

2.1 西方社区警务的内容

西方社区警务的内容，一般认为由四个部分组成。①在社区组织开展预防犯罪的工作；②开展社区巡逻，大多恢复步行巡逻的机制，以有机会接触更多社区居民；③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加强与社区居民的联系；④建立社区反馈机制，使警方可以直接从社区获得犯罪信息。

西方社区警务的主要措施有：

（1）建立“警方——社区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一般由社区警察、教会、学校及其他社区组织代表共同组成，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存在的犯罪与治安问题进行调查；将调查的情况反馈给警方，并向社区公众公布，与警方共同制定应对方案。

（2）推行邻里守望、校园守望、旅馆守望、商业区守望等社区联防活动，构筑社会治安防范网络。警方负责划分邻里联防的区域范围，召集有关会议，帮助推选居民代表及邻里联防的负责人。同时，在街道、路口、马路两旁和居民楼墙上设置或张贴邻里联防的标志图案，以威慑罪犯。社区警察还组织文娱、体育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

（3）标刻贵重财产。即督促所有居民，将私人贵重物品刻上标志（物主姓名或身份证号码），或进行拍照，一旦物品被盗，比较容易进行追查，也使盗窃分子不敢轻举妄动。

（4）成立被害人救援中心。如强奸救助中心、虐待儿童安慰热线、老人帮助中心、警察咨询服务电话等，这些组织是由警察牵头，与社区公众志愿者共同组建。

（5）创办社区刊物、发放宣传手册。通过这种方法向社区公众通报治安情况，教授防范知识等，有的还开设预防犯罪课程使居民获得安全信息。譬如在家时遇到入侵住宅的可疑分子或夜间外出时遇到袭击者该采取何种措施、面对直接的暴力威胁应如何处置等。

（6）进行青少年教育和保护。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道德、法制教育，以预防青少年犯罪，开展“校访计划”，“儿童安全庇护所”，有的国家还为儿童提供预防犯罪的玩具。

（7）犯罪报告训练。即发动社区公众使用有效的方式报案，使居民成为警察的耳目。警方告知居民注意发现可疑的人、可疑活动、可疑车辆或其他可疑目标。培训公民通过恰当的描述做出准确的报告。此外，警察还告诉居民如何区分紧急情况和非紧急情况，如何报警等，以便警察快速做出反应。

2.2 我国社区警务的内容

①人口管理工作，包括对常住人口、寄住人口、暂住人口、重点人口的管理，入境人员和公民因私出境管理，户口和身份证管理等；②治安管理工作，包括公共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枪支、弹药和爆炸、危险物品管理、调处治安纠纷、查处治安案件等；③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组织、推行物防技防硬件建设、防火防灾工作等；④发现和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工作，包括协助侦破发生在本警务区的刑事案件、排查线索、抓逃犯等；⑤群众工作，包括保证每周30小时在警务区工作、组织开展法制、安全教育、助残扶困；⑥接处警工作，包括接受110指令和接受群众举报的处警。

3 当前我国社区警务的优势和不足

3.1 我国社区警务的优势

（1）拥有一支专职的社区警力。在我国，依城市街道、农村乡镇设立的派出所以及设在铁路、交通、民航、林业等系统的专门派出所是从事社区警务的专门机构，责任区民警则是社区警务的主体，将派出所辖区按人口数量和治安复杂程度分为若干社区，由外勤民警分块承包每一小块责任区的群众工作和管理防范工作，这是当前我国社区警务的基本运作方式。

（2）严密的人口管理。人口管理是我国社区警务的又一基本经验，改革开放前，我国公安机关依托户籍制度实现了严密的人口管理，针对人口流动的新的社会形势，我国公安机关又提出建立一警一区责任制的派出所工作新思路。通过严格的责任制，使人口管理这一中国社区警务的有效手段重新焕发出活力。

（3）强有力的社会基层组织。遍及城乡的社区警务室是人民警察联系和依靠群众的桥梁，它使“依靠社会公众遏制”犯罪这一社区警务的原则有了具体的实现形式。

3.2 我国社区警务的不足

（1）服务助民的工作开展不够。

西方的社区警务工作包含有大量的社会服务的内容，这与我国公安机关提倡的为民服务极为相似，但其不是把这些工作作为“目的”、“宗旨”，而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与之相比，我国社区警务的工作要比西方宽泛得多，一名责任区民警同时承担着打击和防范的双重职能，尤其是110快速反应机制推行以来，基层派出所承担了较多的接处警、快速反应工作，社区工作、服务助民工作有所削弱。特别是在外来人口管理方面，面对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后给城市治安管理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安机关多采取控制性的管理措施，把外来人口置于管理的对立面，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的工作没有完全展开。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派出所服务助民工作占全部工作量的25%，而欧美警察占36%，二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7

20XX年全县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省纪委八届九次会议、市纪委二届九次会议、县纪委十届七次会议、省、市公安局长会议精神和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工作部署，坚持以人为本、执纪为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进公安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警示教育，推进执法监督，深化专项治理，严肃执纪查案，为各项公安保卫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纪律保证。

一、加强党组领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1.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局党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担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细化责任，严格考核，严肃追责。要明确责任分工，将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警种部门和责任人，做到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位。要加强对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检查考核，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的重要依据。实行责任制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局属各单位要向局党组报告上一年度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问责制结合起来，严肃追究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渎职行为。

2.切实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增强广大民警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防策反、防渗透、防窃密的能力，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要严肃处理，确保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加强对公安中心工作和重大警务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庆祝建党90周年等重大安保活动、“三大战役”工作部署、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等公安中心工作和重大警务部署，加强监督检查，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动迟缓、敷衍塞责等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4.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廉政准则》，严格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两项制度”，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问题。认真落实《关于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向局纪检监察述廉的暂行办法》、《关于对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进行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等规定，加强对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年内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全面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谈话、函询、问责等制度。

二、加强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5.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结合“坚持执法为民、树立良好警风”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年”活动。局属各单位要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上警示教育课、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学习案件剖析资料、组织警示教育讨论等多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活动，确保教育取得实效。要结合“八闽警营清风颂”廉政文化建设、争创“无违纪基层单位”活动等，推出一批勤政廉政先进典型，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培树正气。

6.开展廉政风险排查。局属各单位要切实从违纪违法案件中吸取教训，紧密结合职责权限和

业务工作实际，从个人岗位、内设机构、本局所、队、室等层面，深入查找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五类廉政风险，确定风险等级，制定防范措施，完善防控机制，构筑制度防线。

三、加强执法监察，促进公正廉洁

7、加强执法监察。大力加强对执法权力运行的监督检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严肃执法执勤工作纪律，严禁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加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力度，凡发生执法过错案件造成重大影响的，一律予以责任追究。

8.深化专项治理。针对当前执法突出问题，进一步深化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专项治理，组织开展“回头看”，查找问题和差距，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扩大成果。开展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问题专项治理，着力解决办案单位和个人截留、坐支、私分、挪用、贪污或者擅自处理涉案财物的问题，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管理工作。同时，局属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对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休闲场所、推销指定消防、安保、交通、保险产品、乱拉赞助、刑讯逼供、违规进行伤情鉴定、充当非法活动保护伞、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下大气力进行整治。要巩固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治理成果，坚决防止反弹。

四、加强效能监察，促进作风建设

9.加强效能建设。加大治理庸懒散力度，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落实“两个规范”，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绩效管理，完善评估体系，强化结果运用，发挥好导向作用。

10.加强纠风工作。深入开展“小金库”、公务用车、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和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和“开门评警”活动，完善政风行风热线建设，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等规定，使群众的诉求能得到及时化解和处理，县以上公安机关领导年内至少解决两起群众信访案件。

11.深化特邀监督员监督活动。依托县局公众服务网开设“特邀监督员直通车”专栏，定期组织特邀监督员开展视察与明查暗访活动。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努力营造有利于公安工作发展、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环境。

五、加强案件查办，确保《纪律条令》落实

12.加大信访举报件核查督办力度。加强对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违法违纪问题举报线索和信访案件的分析研判，提高初核率、查办率和违纪人员处理率。凡上级交办的案件线索，要限期办结，对上级交办的案件线索查否而被省厅查实的，要认真查究原因，视情追究责任。

13.加大查处力度。采取挂牌督办、联合办案、异地办案等方式，加大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攻坚力度。把20XX年作为《纪律条令》的执行落实年，认真贯彻《关于适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六条有关问题的通知》(监发〔20XX〕3号)，加大下查工作力度，对领导批办、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以及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县局纪检监察部门可直接

立案调查，局纪检监察部门每年至少要直接查办1起违纪违法案件。对各类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以铁的手腕，执行铁的纪律。对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维护民警合法权益。

14.规范查案工作。加强案件审理把关，使所办的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尚未设立案件审理机构的要成立审理小组，履行审理职能。加强《公安民警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受理查办系统》的运用，落实案件报告制度，提高信息质量和入库率。

六、加强监督信息化建设，提高执纪监督水平

15.全面推进执法监督平台建设、警车监督管理系统建设、警务监督中心建设，打造覆盖全警的信息化监督网络。县局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应用办法，对系统报警提示的可疑问题，要明确监督处理的具体办法，确保监督平台“用出水平，用出效益”;要坚持边实践边探索，边应用边完善，查找和解决监督的薄弱环节和工作漏洞，不断完善执法监督平台建设，推进执法监督向深层次领域拓展。

七、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严肃组织人事纪律

16.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县局要按照中纪委、中组部的要求，抓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四项监督制度的落实，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体系。严格执行“5个严禁、l7个不准和5个一律”的要求，严肃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征求纪检部门意见制度，强化纪律监督。要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征求纪纪检部门意见工作制度，对征求意见的内容、时限、要求和反映问题的调查、调查结果的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17.健全用人失察追责机制。局纪检监察部门要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对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核查，对于实名举报的要有报必查，有查必果，如实报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仍坚持提拔，且在提拔后出问题的，要严肃追究提名者、调查者、考察者的相应责任。

八、加强审计监督，促进财经纪律落实

18.推进“审计整改年”活动。按照公安部统一组织开展“审计整改年”活动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县实际，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切实整改20XX年以来审计发现的问题。

19.深化审计监督。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高任中审计比例和审计结果的执行力。对中央、县级补助地方公安机关专项经费开展专项审计，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用到实处;对局机关20XX年度财务收支和项目建设进行审计;对“县局保障性办公用房”建设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项目审批、建设程序、资金管理使用、政府采购程序等是否依法依规。加强和改进对特别业务费和掩护性企业审计工作，防止特别业务费随意开支现象。结合涉案财物管理问题专项治理，深入部署开展涉案财物管理专项审计活动。

20.加强审计工作规范化建设。县局要研究制定公安机关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办法、项目建设监督管理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加快审计信息管理与作业系统开发进程，努力实现审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

九、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升执纪查案能力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8

论文内容摘要：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基层检察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一、业务立检，彰显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成效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践。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须通过检察实践，开展业务工作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突出重点，坚持以办案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

作为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的检察院，我院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刑检工作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公安移送批捕案件6386件8995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6119件8550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案件6835件9733人。提起公诉案件6079件8407人。办理了全省首宗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案，首宗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全省首宗以国家名义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民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大力等7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2亿元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批捕、案件全部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人均办案数和办案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共依法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89件89人(贪污贿赂案件87件87人，渎职侵权案件9件9人)，保持了一定的办案规模与力度，所办案件大案率100％，侦查终结率100％，率100％，有罪判决率100％，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办案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同步预防，在天河地区高校中开展系统预防等，形成独具天河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新机制，效果良好。

在诉讼监督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监督立案48件，决定不批准逮捕342人，不35人，提请抗诉14件；加大预防超期羁押工作力度。使刑事诉讼各办案环节实现零超期羁押；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突出监督重点，增强监督实效。共受理、立案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162件，建议提请抗诉26件，提请抗诉7件，息诉处理114件，民事、行政检察办案数和办案质量居全市前列。同时，注意抓好控告申诉工作，化解矛盾、促进和谐，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566件次，其中举报线索528件次，来信来访、线索处理率达到100％。

二、人才兴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检察人才是检察事业的第一资源，检察工作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施人才兴检战略，致力于打造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一)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早在2000年，我们就根据天河区检察院的实际。提出了检察工作“一个同步发展、两个适应、三个有所作为、五个满意”(即天河检察事业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同步；与天河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天河大都市中心区的地位相适应；查办职务犯罪有所作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所作为、诉讼监督工作有所作为；检察工作让上级满意、党委满意、人大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工作思路。2004年根据新形势要求，又适时提出“树高标杆，创新佳绩，争创一流检察院”新的工作思路与目标，在全院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适应，符合天河实际，具有天河特色，为天河区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群雁高飞头雁领”，班子成员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年富力强，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创新意识、大局意识、廉洁意识，团结意识强，是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班子。

(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加强监督

切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学习、大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荣辱观教育和排头兵实践活动、“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等活动，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开展中层干部“三述”(述职、述廉、述学)活动，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确保检察队伍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更好地履行职责。对干警严格要求、严格监督，引导干警树立“不想”不廉不勤的意识，构筑有效监督机制，形成干警“不能”不廉不勤的环境；狠抓制度落实和违法违纪，营造干警“不敢”不廉不勤的氛围。同时，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为干警做好事、办实事，给予组织上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几年来队伍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现象。

(三)加强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干警素质

鼓励干警参加各种学历教育，目前有9名同志已获得硕士学位，其中1名同志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全院本科以上学历占干警人数的88.2％。干警平均年龄为35岁，30岁以下青年干警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有28人，占总数的58.3％；还认真实施全员培训计划，针对各部门的不同业务特点，采用集中培训、到高校学习、到其他检察院观摩以及开展岗位竞赛等方式提高干警的业务水平，几年来。我院涌现出了“省十佳公诉人”、“市十佳侦查员”、“市十佳检察官”等一批优秀人才。

(四)构筑文化建设平台，坚持“文化育检”

近年来，我院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创办了“三报一刊”，即《天河检察官报》、《天河检察简报》、《天河检察年报》、《天河检察论坛》，由法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天河公诉实录》一书，还编印了《履行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天河检察十五载录》等书籍，这些平台成为了全院干警理论学习的阵地和展现自我的舞台，不但提高了干警的理论水平，而且还扩大了我院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坚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以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陶冶人。组建篮球、足球、舞蹈等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高检察干警文化修养，培育检察文化。去年6月，我院被评为广东省检察文化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三、科技强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检务保障

向科技要战斗力，依靠检察科技进步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发展，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我院坚持检务保障、信息化建设为办公办案服务，以建设为基础。 以应用为目的。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办案、办公各环节。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检务保障得到落实，检察经费逐年增长。办公环境、交通工具都有了很大改变，新增了1500平米的办公场地，为全院干警配备了台式电脑、电话，为中层干部和主诉、主办检察官等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平均每5人拥有汽车1辆。建立局域网。与省、市检察院实行三级联网，实现与区信息中心专线联网。驻看守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微机联网，监所检察科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办案期限预警提示，公诉部门进行多媒体示证，反贪、渎检部门调查审讯使用网络监控视听技术，实行了检察业务管理系统网络化、电子化。现代科技手段在检察业务建设和队伍管理中得到有效运用，法律监督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四、机制促检，建立完善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构建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长效管理机制是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强劲动力。一直以来。我院致力于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各科室相关制度进行整理、归类、修改定稿，并编印成册，保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初步建立了以规则为核心。写其该做，做其所写，记其所做，查其所记，改其所错，验其所改的业务建设、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机制。2007年初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三位一体”规范化管理体系试点单位，为此，我院成立了专门办事机构，邀请专家对干警进行质量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培训和体系策划培训，充分利用现有的规范化管理文本和检察业务工作标准。对有助于规范执法行为的措施和手段予以转化使用，使管理体系既能体现我院的管理和业务特色，又符合质量管理理论和指导标准的要求。

五、形象塑检，把执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执法形象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加强执法形象建设，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

(一)自觉接受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

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对检察工作的部署，积极主动向区委汇报工作，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争取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坚持报告和通报工作情况。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院视察工作，不断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及其他交办事项。积极做好特约检察员工作，深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二)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树立执法为民好形象

控告申诉部门加强窗口建设，及时化解矛盾在基层：认真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进一步完善权利义务告知、答复、接待、提供帮助等维权措施；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继续保持“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在全区21个街道司法所设立控申工作联系点。聘任21名司法所所长作为首批联络员，构建了覆盖全区的控申工作网络。公诉部门设立青年维权岗，成立未成年人案件专办小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有利于不未成年人成长的帮教制度，落实好帮教措施，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积极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三)深化检务公开，推行“阳光检务”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9

    关 键 词：警察证人；比较；必要性；范围；障碍；路径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如果能，他是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对此，在国外或许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甚至命令了解案件的侦查员（实践中主要是警察机关的刑事警察）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1]。然而，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2]，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刑侦队或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报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3]即便偶尔有辩护律师坚持要求法院通知警察出庭的，法官要么以“没有先例”搪塞，要么不习惯甚至不太敢“通知”警察出庭作证，难怪龙宗智教授将警察不作证列入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黑名单”之中[4]。因此，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就成了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警察出庭作证——两大法系之比较

    尽管警察出庭作证在许多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文化背景、法律传统、价值取向、诉讼观念、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两大法系对这个问题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因此，很有必要就两大法系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梳理，以期发现可借鉴之处。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的证据法上，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这表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口头证词的人。[5]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以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传唤某个警察出庭作证。如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须出庭作证，且要像普通证人一样宣誓，然后接受辩护方的讯问和质证。如果宣誓后说谎，将构成伪证罪；而如果置法院的通知于不顾，则可能构成妨害司法罪。[6]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诉讼案件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了警察出庭作证时的漏洞[7]，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

    在英国，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基于逼供或者基于非法手段（如逼供）或其他不适当手段（如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时）做出的，法庭应当将不利于被告的供述予以排除，除非控诉方能够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并非是上述情况下获得的。[8]只要控诉方在向法庭证明被告人供述并非“非法”时，就要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口供系通过合法程序以及合法手段获取的。而控诉方即检察官不是直接收集证据的人，再加上英国刑事审判实行传闻证据规则，所以这在客观上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在赴英考察报告中指出：“英国司法界有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policeman is the public service of the court），讲的是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的顺利进行、为保证司法公正提供服务的意思。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警察服务于法庭审判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是作为控方的证人，接受控诉一方的传唤而出庭作证的。但是辩护一方根据辩护的需要也可以自行传唤某一警察出庭作证。在出庭作证问题上，警察与其他普通证人负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控辩双方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了解警察实施某一侦查行为的情况，如逮捕、搜查、扣押、讯问、现场勘验等，使法庭明确警察对某一事物证据的保全情况，等等。由于英国法律强调警察为支持公诉服务的观念，加上有健全的法律保证，因此实践中很少发生警察在接受法庭传唤后拒不出庭作证的情况。”[9]

    在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2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a）任何人皆有作证之资格；以及（b）有资格就某一事实作证的人有义务作证。”[10]而从该证据法第13条、第16条等规定的排除情况来看，“另有规定”并不包括警察在内。所以在澳大利亚，警察也具有证人资格，可以出庭作证。而且该法第33条还对警察如何出庭作证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警察提供的证据：（1）尽管第32条有规定，但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可通过宣读证词或者根据其先前撰写的证词引导作证，为控方提供直接证据（evidence in chief）。（2）除以下情形之外，警察不得以上述形式作证：（a）在有关事件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警察提供的证词；以及（b）警察签署了所提交的证词。（c）在为确定是否起诉而对证据进行听审前的合理期间内，以向所指控的嫌疑人或者嫌疑人的律师开示警察证词之副本。（3）本条对警察作证之规定，亦适用于作证时曾任警察的人。”[11]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根据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从而把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及鉴定人均排除在证人的范畴之外，而是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从证人证言中划分出来，另作三种独立的证据种类。[12]因此，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的传统理论主张主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协助其侦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时为证人。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就明确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13]也有学者认为，“警察与检察官是以同一立场、处理同一事物，如果允许警察在法庭上作证，会对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不利。”[14]。不过，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德国和法国的司法实践中，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德国学者claus roxin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一书中指出，如果警察人员以证人身份被讯问时陈述，其虽然无法对该案有所记忆，但其所制作之所有的检举告发书状已尽力符合真实了，此时依联邦最高法院之见解，则审判的刑事法官得依据该书面的及该制作检举告发书状的警察所为之空白保证（blankoversicherung），就被告之罪责以自由心证之方式来形成确信（bghst23,213; bgh njw70,1558）。[15]这段话无疑暗示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在法国的轻罪审判程序中，法官讯问被告人之后，就是询问证人，而询问证人通常是先询问检察官的证人，警察最先，专家证人最后，然后询问被告人、民事当事人的证人。[16]这说明法国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都可以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席法庭作证。

    在前苏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规定，如果担任侦查员或调查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人了解案件的某些极其重要的情况，那么他就应当自行回避对案件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传唤当证人。[17]这表明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或调查人员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调查人员、控诉人员、审判人员……执行的职务同证人的义务被认为是不相容的，但法律并没有禁止在必要时把上述人员作为证人进行询问。”[18]所谓“必要时”，按照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博士的说法是指：侦查员进行侦查，或法院进行审理的时候，由所获得的犯罪材料来看，侦查员需要查明进行调查的条件，或法院需要查明进行侦查或调查的条件时，也只有为此目的，才可以把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侦查员那里进行讯问，或者把侦查员或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法院。[19]

    在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处于原告地位，固不得为证人，然而处于协助地位之人（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既与被协助者有利害关系一致，则是否应具有证人能力，不无研究余地。[20]言外之意，警察出庭作证并非没有可能。有的台湾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警察不但可以就其侦查过程中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证，甚至可以就间接体验的事实亦能作证，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员虽从事于该案件之侦查业务，但于该案件之审判程序中，即非当事人，又不参与审理。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其因职务上观察事实，法院仍得以之为证人加以传讯。唯证人之性质，限于陈述自己所体验之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如许其因实施侦查阶段所体验之事实加以陈述，与以检察官，为证人无异。至其所体验之事实，系因其执行职务时所直接体验者固勿论，即其间接体验者，既非居于诉讼当事人地位，仍得以之为证人；但其供述仅具有传闻供述之性质。”[21]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司法警察职员不是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22]因此，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验结果在公审日期作为证人而受到讯问。[23]台湾著名法学家蔡墩铭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角度主张：“司法警察官员负有调查犯罪之义务，亦因如此，必须对其调查之犯罪负有作证之义务。在调查犯罪时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应对其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及自白任意性分别予以作证，以证明其取得自白之合法性，俾法院得采用被告之自白证据。”[24]

    （三）、比较

    通过对两大法系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1、共同点

    首先，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法律许容性。考察两大法系证据立法我们可以得知，西方国家虽然普遍规定“除有特别规定之外，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证人”，但“特别规定”排除的大多限于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员、生理心理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或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以及因职务上的原因掌握国家或他人秘密的人员（如医生、律师、宗教职业者、情报人员等）[25]，而没有明确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26]。因此，除了极少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担负侦查职责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之外，两大法系在法律基本上都许可警察出庭作证。

    其次，刑事诉讼规律使然。众所周知，在现代刑事诉中，无论是在侧重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还是在侧重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刑事诉讼都是以控诉、辩护和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为框架而构建的，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这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大趋势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刑事诉讼的这个基本规律表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两大法系尽管在具体分工和相互关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侦查权和公诉权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和目标上的一致性，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都可以视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主体，二者均以如何使控诉获得成功为己任，所以警察出庭作证以支持检察官的控诉实属天经地义。

    最后，落实刑事诉讼基本规则的需要。其一，现代刑事诉讼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大陆法系）或传闻证据规则（英美法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所有证据材料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接受控辩双方的公开举证、质证或交叉询问，以甄别证据的真伪，从而促进法官公正断案，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将使这一原则落空。其二，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警察不出庭就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接受辩方的询问与质证，那么非法证据难以得到真正揭露，在这种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就成为“无源之水”。

    2、不同点

    两大法系尽管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有诸多共性，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证人界定上的巨大分野。如前所述，根据英美法系证据理论，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因此，警察出庭作证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证据理论中，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第三人，但警察在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所以协助检察官侦查犯罪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否则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挑战。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基本依据与价值基础

    在我国，不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对证人的范围做出了限制性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据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27]。证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28]。首先，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证人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最后，证人是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机关团体、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再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与其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29]正因为如此，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少见。那么，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借鉴国外经验出发，还是从诉讼法理分析，抑或从司法实践予以考量，警察都应当出庭作证，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符合现代诉讼法理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30]，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固步自封，盲目遵从传统。具体说来，警察出庭作证具有以下三个理论基础。

    1、检警一体理论。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控诉获得成功，基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的追诉职能，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等权力，即实行所谓“检警一体化”。[31]在检警一体化模式下，警察是检察官的当然助手和控诉支持者。一方面，在侦查阶段，警察要在检察官的领导、指挥下展开侦查工作，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足以保证控诉的成功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警察必须根据检察官的要求补充侦查以提出新的证据材料，或者必要时检察官要求负责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的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言词的方式向法院说明自己收集的证据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驳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与主张。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现代社会民主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受到一定限制。这反映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就是越来越强调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国家决不能因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过分追求实体真实或者不择手段，惩罚犯罪也决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而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恰恰与上述理念相违背。有鉴于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不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予以规制。但是，如何确认非法证据的存在进而对其予以排除在客观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因此，从客观上讲，公诉人员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阐述以反驳辩方就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可以说警察出庭作证是控辩双方“双赢”的要求。

    3、直接言词原则或者排除传闻规则。为了确保程序公与审判公开，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中非常强调直接言词原则的运用。该项原则其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等，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32]英美法系国家中尽管没有确立直接和言词原则，却设有与之相关的“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rule against hearsay）。[33]根据这一规则，提供证言或者证据材料的原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出庭，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禁止法庭采用“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上述情况表明警察应当出庭就有关的取证行为向法庭陈述，而不能以侦查笔录代替之。[34]

    其次，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立法上还不甚明了或者存在某些缺陷的话，那么刑事司法实践的状况迫切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其主要表现有：

    1、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0条[35]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0条的规定[36]，公诉人应当就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让辩方辨认并发表意见。而控辩双方难免发生争议，一旦发生争议，根据《规则》第341条的规定[37]，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笔录仍存在争议，公诉人根据需要，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38]另外，《解释》第138条也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然，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

    2、非法证据能否得到排除需要警察出庭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使上述内容得到贯彻实行，《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定。但是在庭审之中如何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我们认为，让警察出庭作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理由如前所述，此处不再重复。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非法证据得不到合理排除恐怕与警察不出庭作证不无关系。

  3、是否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需要警察出庭作证予以说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98条、第110条、第114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材料。不仅如此，根据《规则》332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向法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如果辩方认为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未向法庭提交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时，那么辩方可以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第41条以及《规则》第344条的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如果检察机关对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予以否认，那么让警察出庭就此加以说明必不可少。

    最后，笔者认为，之所以强调警察应当出庭作证，还在于其体现了下列价值。

    1、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厘清一系列司法实践中的错误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诉讼理念。这主要表现为：（1）纠正证据的概念。在我国刑事庭审中，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关于某某报案情况的记录”等材料被大量地采用。然而，这些材料是证据材料还是证据？如果它是证据材料，那为什么在判决书中又被采用？如果它是证据，那么它属于什么哪一类证据？这恐怕是难以回答的。[39]而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这些可以视为证人证言。（2）纠正证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坚持证人优先原则、证人不可替代原则，从而反对在同一案件中将担任侦查职责的警察同时作为证人。而警察恰恰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对这个问题，下文再作阐述，此处从略。（3）纠正警察特权思想。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侦查过程中从来都是讯问或讯问的主角，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恐怕使警察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权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在很多地方还相当普遍。而这同警察不出庭作证恐怕不无关系。因为在警察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辩护方由于得不到同证据提供者即警察当庭质证的机会，所以有时很难揭露并证实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即便检察官、法官对此有所警觉，往往由于他们对警察不出庭作证采取容忍态度而使其非法取证行为不了了之。（2）提高证人出庭率。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3）解决恶意翻证、翻供问题。在刑事庭审中，当被告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时，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同他们进行对质，无疑能够有效地戳穿他们的谎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于出庭作证，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实现，从而彰现程序公；另一方面，这有助于被告人通过揭示非法取证行为，使法庭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提高其防御能力。

    3、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构筑科学的司法体系。这主要表现为：（1）它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侦检机关互相独立、检警分离的状况，使控诉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于改变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促进检察官当事人化。（3）它有助于法院确立“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审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将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而真正构筑对抗制的审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常常辩称警察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要求排除非法证据。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与其当庭对质，所以公诉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无法对此予以回应。但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公诉人又不能不对此一概不予理睬。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审理，以查清侦查人员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但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往往由于碰到各种阻力或者取证困难而无功而返。而辩方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不依不饶，这就常常导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违司法公正也不利于司法效率。而一旦侦办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当庭解决上述问题而不必延期审理，从而减少波斯纳所说的“错误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与作证范围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

    从前面两个部分的论述来看，警察应当出庭作证，但警察应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呢？这恐怕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警察可以称之为警察证人。[40]

    目前，在学术界和实践界反对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证人必须是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即在参与侦查过程中才了解到有关案件情况，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换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2）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且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而警察是行使侦查职能的工作人员，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警察能否出庭作证的症结就在于如何对证人进行界定。据笔者考察，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对证人这一貌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概念普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并未真正掌握证人的科学含义，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我们认为，如何科学界定证人的含义以及正确理解警察与证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弄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证人所知道的案件情况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

    一般认为，作为证人的重要前提是其必须知道案件情况。显然，这里的案件情况应当包括实体性事实，但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1）刑事诉讼过程既是一个适用实体法的过程，也是一个适用程序法的过程，而适用程序法的过程必然产生程序性事实。（2）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如果没有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那么，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由于没有受到国家机关的追诉而只能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而不具有任何诉讼意义。如已过诉讼时效的犯罪行为。（3）程序性事实有时可能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法官应对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对是否正确定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如不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予以澄清，就难以判断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进而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无从谈起。案件情况包括程序性事实这一命题对警察作证有何关联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警察出庭就某些程序性事实作证找到了理论依据，实际上警察出庭作证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说明，以防止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因为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而遭到排除。试想，如果只允许证人就实体性事实进行证明，那么，一些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序性事实根本无法查清，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某些侦查行为只有其实施者本人知道。而对这些必须查清的程序性事实若不查清，就可能导致司法不公。例如，实践中的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会发生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查清非法取证行为这一程序性事实。

    2、警察作证是否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

    根据学术界的通说，证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以此为由推导出“证人优先原则”进而反对警察作为证人并不能成立。因为，警察作证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是不矛盾的。不可否认，就执行某项侦查任务而言警察的确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若允许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看上去似乎同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相矛盾。笔者认为，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警察一旦执行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特定人，如侦查人员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况，侦查人员在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等等，此时他又成为不可代替和不可选择的人。

    3、警察作证是否属于“自我证明”？

    我国证据理论一般认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成为证人，由此，推导出诉讼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对待，以免其有偏见性的证言导致错判。否则，就是违反“不能自我证明”这一法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岂不是造成侦查人员既侦又证？这会不会导致错案？客观上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若转换一下思路，这种担心就大可不必了。（1）不可否认，侦查人员作为证据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证行为的实施者又是取证行为的见证者。所以，从警察作证的内容上看，他的确是在就自己的取证行为作证。但是，侦查人员不是诉讼当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证本质上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是为了满足辩方质证权的需要。虽然警察作证有时会导致对己不利的后果，如因非法取证而受到的行政处分等，但他对控诉本身能否获得成功并不承担责任。（2）就算警察作证是“自我证明”，但它提供的证言像其它证据一样也要受到法庭的审查判断之后才能采信。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并不在于谁作证人而是在于证明内容的谬误。难道“不自我证明”就能避免错案？

    4、警察作证是否违反回避这一诉讼法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侦查人员如果在本案中曾担任过证人，为本案提供过证言，就有可能对案件事实或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收集证据，从而导致不公正。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从诉讼发展过程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要经过法庭审理之后才能最后确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审判时，侦查人员实际上早已完成本案的侦查任务，不可能发生身份竞合情形。也就是说，在法庭审理阶段，警察的侦查人员身份与证人身份处于分离状态，或者说是，警察的身份已由侦查阶段的侦查人员转换为审判阶段的证人。因此，以侦查人员不能身兼二任为由反对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发生分离或者转换这一规律。（2）侦查人员的职责就是收集证据，至于是否客观公正要到审判阶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审查之后才能予以评判。如果因为侦查人员可能无法客观地收集证据而使其回避，那么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照此推理下去，侦查人员是不是都要适用回避？正如有人指出，刑事司法公正从侦诉人员回避做起，实际上是把侦诉人员均视为案件的处理者，混淆了作为刑事诉讼一方的侦诉人员与刑事诉讼裁决者之间的界线。[41]（3）在特殊情况下，如在侦查人员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往往只有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让侦查人员回避而不出庭作证，那么势必会放纵犯罪。

   

 5、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应当以什么时间为标准？     学术界普遍认为，证人是在诉讼活动开始前就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警察是在参与侦查活动之后才知道案件情况的，因此警察不能作为证人。如果警察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已经知道案件情况，他应当作为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而不能再兼任侦查人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如前所述，证人作证的内容不单单是犯罪事实，而且包括程序性的事实，如作为特殊证人的见证人实际上就是对程序性事实进行作证，而程序性事实不可能发生在诉讼活动以前。（2）案件情况在诉讼中经常会发生变化，而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后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42]往往也对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些情况也应当查清楚，否则，对案件的处理就有可能不全面，从而导致不公正。但是，若对这些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予以查清，就离不开证人的作证。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情况只有侦查人员才能知道，如侦查人员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知道的犯罪嫌疑人同其他人订立攻守同盟情况，因此，在此时，应当允许侦查人员作证。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讲，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具有合理性，但应当对我国诉讼中的证人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和界定。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尽管警察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警察客观上又在行使侦查权，所以警察毕竟不同于其他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让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向法庭作证。否则，它是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只有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控辩双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现场目击犯罪事实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行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进行投案时，或者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时，那么以后法院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该警察应当就他所目睹的犯罪过程或者抓捕经过或者盘问、受案情况出庭加以证明。例如，警察在巡逻时发现某人盗窃仓库内的货物时，他应当出庭就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物品等情况出庭作证。

    2、警察实施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时，即使是当场制作的笔录，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如果控辩双方对此有疑问，警察应当出庭就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词，以便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例如，对于警察在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活动中获取的某种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保管过程，如果辩方对该实物证据是否是原物存在异议，或者提出该实物遭到人为地破坏，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对己有利的实物证据时，警察应当出庭证明整个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和保管过程是否合法。又如，当辩方对证据及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陈述，以证实没有实施刑讯逼供、没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3、警察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秘密侦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觉的条件下进行的，且往往没有第三者在场见证，警察的大多数侦查行为都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其中难免会发生偏差。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无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愿，让警察出庭接受审查以证明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庭审阶段，警察的秘密侦查行为业已完成，没有必要对此继续保密。

    4、在必要的时候，如辩方确有异议，或者侦查行为本身有瑕疵，刑侦技术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对侦查活动中的有关专门性问题予以说明，如涉及现场勘查的摄影技术、痕迹的固定、判断以及物证的提取、处理技术等。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状况下更应如此。

    5、如果辩方声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或律师取得的证人证言同警察获取的证人证言有较大出于且难以判断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况能够引起法官合理怀疑时，警察应当出庭与被告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6、使用“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诱惑侦查，又称侦查陷阱或者“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是指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人（如“卧底”、“眼线”、“特情”等）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43]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是现代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诱惑侦查在某些无特定受害人的对偶性违法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6月受理毒品犯罪和假币犯罪案件94件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44]然而诱惑侦查好似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伤及无辜。而且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具有引诱或鼓励犯罪的性质，那么这样获得的证据就不能采纳；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仅仅提供了一种犯罪的机会，这样的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就应当可以采纳。[45]但是究竟如何判断侦查陷阱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需要警察出庭进行作证。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警察不仅应就程序性事实出庭作证，而且应就实体性事实出庭作证。

    四、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与基本路径

    （一）、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

    尽管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在现实语境下让警察出庭作证必将困难重重。我们认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1、立法缺陷。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特别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直接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少之又少。其次，虽然能从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中找到警察出庭作证的些许依据，尤其是《规则》第343条和《解释》第138条的规定是我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最直接依据，但是这些司法解释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加之公安部门又缺乏相应的配套解释，所以上述两条规定对侦查机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约束力。难怪有的法官无奈的说：“通知归通知，（警察）来不来我们就管不着了。”[46]因此，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对警察出庭作证要么“遮遮掩掩”，要么持“暧昧”态度。最后，虽然从《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以及《解释》第61条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两条规定还相当笼统从而操作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难度。

    2、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一直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它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在这一构造之中，侦查、起诉和审判成为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被看作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操作员”，他们通过前后接力的诉讼活动分别代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以此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不可否认，这一诉讼构造对于惩罚犯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端亦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在三个阶段各自独立地实施诉讼行为，使法院难以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真正有效的司法控制，司法裁判活动与侦查、起诉相互平衡而无法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中心地位，从而导致警察是否出庭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另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的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前后递进和接力互补的关系，使得检警机构的案卷材料对法院的裁判结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院的审判只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正确认定而已，造成警察的诉讼活动随着侦查终结而终结，警察是否出庭作证已无关紧要，因为法院在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完成之后，实际发挥着继续追诉的作用，即充当“第三追诉机构”的角色。

 3、检警分离。如前文所述，在世界许多国家，大都实行“检警合一”，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使警察成为检察官的助手和控诉支持者，因此，警察必要时可以出庭作证以保证检察官的控诉获得成功。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导致检警在实质上处于分离状态，检察官仅仅对侦查活动有事后的监督权而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与权威指挥警察的侦查行为，更没有直接命令警方出庭协助公诉的权力。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正如有人指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获得。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也不需要自己负责而漠然置之，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没能查明证据系非法证据而处于被动境地。但当检察机关准备防止或消除这些非法证据的产生时，又感到无能为力。”[47]

    4、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在理论上似乎并不难阐明，但实践中为何步履维艰？我们认为，这固然事关技术因素，但思想观念的障碍有时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当前，警察难以出庭作证与下列思想观念有关。首先是怕麻烦的思想。由于我国立法对直接、言词原则或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缺乏完整的规定，导致卷宗、书面证明材料的使用未受到应有的限制，因此，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可能认为侦查机关的案卷已经很完备了，干吗要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来要求证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证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样，当辩方要求警察出庭作证时，法官和公诉人常常会以各种理由驳回其请求，或者干脆宣读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证明材料了事。其次是警察的特权观念。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那时成为被质问的对象？加之“官本位”思想作怪，在某些地方“警察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因而某些警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不仅对他们来说是感情上的极大“伤害”，而且他们往往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乃至产生抵触情绪，认为这样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的侦查工作的开展。最后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对公安机关来说，警察既不是“法庭的仆人”，也不是检察机关的“助手”，难以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服务观念，而常常是案件一侦结，只要将侦查卷宗一移交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背景下，警察对“出庭通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能令法官无可奈何。

    5、警察出庭作证难免对警察自身以及侦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1）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自身的职业风险，这可能使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因为，一旦警察出庭作证，很可能使自己的非法取证行为当庭或当众暴露，从而使自己感到很难堪，甚至事后还遭受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制裁。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创设警察证人制度的目标之一，牺牲少数害群之马的所谓利益对改善整个执法环境有利。警察证人制度正是通过这种警醒作用培养警察依法侦查的意识，从而减少非法侦查行为。（2）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的负担，这在我国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应当说，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影响公安工作的稳定。我们认为，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和限制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加以缓解，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这点牺牲是值得的。

    （二）、创设警察证人的基本路径

    创设警察证人制度可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在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司法体制尚未理顺以及诉讼理念与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传统习惯的固有惰性，如何确保警察出庭作证并非一蹴而就，恐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笔者在此不敢揣想实际上也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完美的答案，我所能做的是试图从理论上提供一些基本思路或途径，至于是否可行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进行论证以及实践的检验。

    1、转变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虽然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但这是技术层面，实际上技术层面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而是来自于观念的革新。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正确态度有待于司法实践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此问题的重新定位与认识。当前所要解决的是：（1）警察应破除特权思想，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接受“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警察是控诉的助手”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2）法官、检察官应改变对警察过分信任的态度，改变传统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不分家”的专政观念。

    2、完善有关法律。（1）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在坚持检察官、法官不能同时担任证人的同时，去掉该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2）修改我国证据立法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即扩大可以作为证人的人的范围，明确规定必要时警察应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就有关问题作证。（3）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包括警察在内的证人拒证制裁条款等来构建保障警察出庭作证机制。（4）明确规定检察官在必要时可以命令警察出庭作证，或者由法官传唤警察出庭作证。（5）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确保其对非法证据的质证权，赋予他们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6）规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例如，控方若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警察的侦查行为合法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警察若能提供关于侦查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且该录音录像资料未经任何破坏、编辑、剪切、删除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辩方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理由应当是引起法官的合理怀疑，否则，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动乱、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等），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7）修改我国证据立法，规定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和出具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除了特殊情况[48]可以在法庭上宣读之外，其它的必须由警察出庭加以说明。

    3、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取消《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赋予法院“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设立司法审查体系，将审前程序纳入司法裁判的控制之中。其次，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实行检警“紧密化”或“一体化”，使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定位在辅助检察机关履行控诉职能上。最后，理顺公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避免刑事庭审形式化倾向；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避免将审判机关沦为第二控诉人的不良倾向。 

 【注释】

    [1] 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2] 据2001年8月2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过程中，控方就指派了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最近，《检察日报》也连续报道了三起警察作证的案例：2002年3月31日报道的《民警出庭作证，毒贩低头认罪》；2002年4月17日报道的《为恶势力头目作伪证》；2002年4月19日报道的《证人席上出现新身影》。另外据悉，请办案民警出庭作证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出庭公诉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3]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5]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 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载《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7] 在该案中，控辩双方最大争议在于洛杉矶警方提供的证据的可信度。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方律师主张控方主要证人即参与侦破此案的福尔曼警探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录音磁带中多次出现福尔曼警探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例子，而福尔曼本人早些时候在法庭上对此却矢口否认。这使陪审团对福尔曼的可信度产生怀疑。最后，辩护律师打出的“种族牌”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参见蔡彦敏：《从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评析美国诉讼制度》，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8期，第84-88页。

    [8]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下获得的——（一）逼供；或者（二）基于他人的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由此可能作出的任何供述，法庭不应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公诉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供述可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上述情形下获得的。……本案中，‘逼供’包括刑讯、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不论是否达到刑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89页。

    [9]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制度的新发展》，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0]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11-212页。

    [11]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2] 左卫民、周长军等：《证人证言的比较研究》，载《外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32-33页。

    [13] 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4] [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15] claus roxin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台湾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

    [16]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7页。

    [17] [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8] [前苏联]и．в．蒂里切夫等编著：《苏维埃刑事诉讼》，张仲麟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59页。

    [19] [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20] [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21] [台]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22]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23]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24] [台]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92页。

    [25] 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的《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下卷）中有关证人部分。《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26] 不过意大利或许例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

  [27]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8] 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29]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0] 如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31] 详细论述可参考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8-64页；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62-169页；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7-10页。

    [32]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33]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34] 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一般规则，并非绝对。如西方国家，在普遍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同时亦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允许采用书面证言、侦查笔录等，而不要求证人出庭。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89页。

    [35] 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36] 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37] 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38] 《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39] 正如龙宗智教授介绍，一位法院分管刑事的副院长曾对他说，我们在判决书中对这类证据不好表述，它既不是证人证言，又不是书证，只好称：“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派出所关于被告人投案的证明等证据证实。”参见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0] 警察证人一词取自于《刑事证据法论》（蔡墩铭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他在该书中论述：“被告即使先后向司法警察官员或检察官为自白，但此为审判外之自由，从事侦查之机关如何取得被告之自白，在别无录音带或录音带附在讯问笔录可供调查时，对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法院实有了解之必要，作为采用自白证据之依据，为此必须传唤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以警察证人之身份出庭说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此为警察证人出庭作证之主要原因。”

    [41] 莫丹谊：《关于回避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现代法学》1995年第4期，第32页。

    [42] 如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进行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威胁收买证人等。

    [43] 储怀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44] 马滔：《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底5期，第69页。

    [45]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46] 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警务助理述职报告篇10

(一)推行风险导向型审计是基层央行强化内部管理，规避业务风险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央行在加强内部管理，防范风险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违法违纪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根本，仍然是内部控制方面的漏洞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因此，将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引入央行内部审计，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控制环境的优化等一系列监督模式加强内控内管工作，将剩余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之内，是基层央行内部管理的客观要求。

(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为将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引入基层央行内部审计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6年，央行总行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该文件中对央行内控管理方面进行了体系式的划分，将内控环境、活动与监控、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这几方面设定其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并对各个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央行的这一文件内容与审计控制的内在实质是一样的。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将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引入基层央行内部审计提供了依据，为在基层央行内部审计中引入风险导向型审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预警体系，实现风险预警

银行在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其主动地位。预警体系是确保银行主动地位的重要措施，在该措施下，银行上下都能够实现风险预知，在风险发生之前，对其做出相应处理，这是内部审计由“事后监督”向“事前控制”变化的重要内容。在建设预警体系的过程中，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指标与临界点选择。指标指的是可能会出现不良事件的征兆；临界点指的是风险爆发的时点。指标预警是当前最常见的一种预警方式，这种预警方式会针对各项指标的有关变化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警报。通常，根据指标数值的不同，可以将单位的运营情况进行进一步分类，主要包括危机、风险、亚风险、正常这四种情况。当数值超过临界点时，系统就会发出对应的警报信号，便于相关人员及时获知。其中，临界值是结合单位的业务特点，以及组织目标确定的。基层央行建立风险预警体系时，要把人财物等资源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并针对那些重点岗位进行严格防控。对各个部位进行指标量化，根据各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二)结合业务特点，进行风险评估

1.调查了解相关情况，确定可接受审计风险。可接受审计风险指的是最终的审计结果偏离预期目标的程度和可能性。该风险的确定过程是是审计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综合被审计单位所在的行业情况及自身具体情况确定的，审计人员通常将这一风险数值设定为5%，这一数值也可以表述为审计报告的可信程度为95%。2选择固定风险因素，确定固有风险。固定风险是假定未建设相关的内控机制，被审计的目标单位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在审计人员确定可接受审计风险之后，开始对固有风险进行评估。评估基层央行的固有风险，首先要从总体上分析被审计单位的运营环境，而后，从各部门的固有风险因素出发，分别评估其固有风险。截止目前，人民银行系统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计量标准，固有风险的量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业务难题。一般情况下，出于职业审慎，审计人员往往将固有风险评估为50%-100％。3.了解内控结构并进行控制测试，评估控制风险。控制风险指的是被审计的单位在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出现差错，这些差错不能被该单位的内控体系阻止的可能性。在进行控制风险评估的过程中，一是，应对内部控制决策的相关风险进行评估，该项评估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该单位的组织结构情况是否合理、其相关制度是否完善并落实到位、各个岗位的职责是否明确等。如果该单位在控制决策的环节中出现问题，那么会导致后续的各个环节都会出现偏差。二是应对该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测试，从而确定各项制度能否落实到位，明确其在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水平。这一过程涉及到的内容包括：业务类别及流程、各项财务凭证与记录等。三是对该单位的监督与反馈机制进行评估。一般来说该方面的健全情况与风险程度成反比。四是对该单位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进行测试评估，这主要是获得被审计单位的制度情况与实际推行情况的出入状况。在进行上述测试环节后，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确定其可信赖程度，从而确定控制风险水平。4.运用风险模型，确定检查风险。通过以上的三个过程，可以得出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控制风险及固有风险情况。此外，还可以借助于改进后的模型，获得检查后的风险。这一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表明审计人的风险接受能力，该风险对后续样本范围、数量及大小都有所关联。

(三)实施实质性测试，控制检查风险

检查风险应被严格控制在计划检查风险下，这也是确保整个审计风险能够保持的预期范围内的重要方面。在审计的过程中，应将固有风险、控制风险高的相关内容作为重点审计对象。在进行实质性的测试过程中，可以从如下环节入手：一是明确业务层次，确定核心业务的重要性水平；二是对余额与交易类别进行专门测试；三是根据上述实质性测试的结果进行实际检查风险评估，获得实际审计风险；四是与预期审计风险相比较，判断是否接受实际审计风险，若接受，则进入审计报告阶段；若拒绝接受，则进一步扩大审计范围，完善审计方案，重新进行实质性测试，直至将审计风险降低至满意水平为止。

(四)综合测试结果，出具审计(风险)报告

通过上述各个环节，可以在现场审计之后，进入报告环节。相关工作人员将所有的审计信息汇总至审计报告中，并作出审计判断，并重点阐述审计发现的问题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对潜在风险进行评估，为被审计单位后续的风险防范给出建议。

三、在基层央行开展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积极意义及前景展望

(一)在基层央行开展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优化内部控制环境，防范内部风险，为基层央行职责的履行保驾护航。2.有利于审计资源均衡配置，从而设计可靠的审计方案，提高整个审计工作的质量水平。3.有利于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基层央行的内审人员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职业审慎性也亟待提高，开展风险导向型审计可以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二)在基层央行开展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前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