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论文十篇

文化自觉论文篇1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239-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十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为大学生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更对当前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养提出现实要求。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祖国的栋梁之才，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拥有共产主义理想并付诸实践。然而，当代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大学生中出现民族虚无主义、等倾向一旦为西方分裂势力、所利用，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只有正确把握中国文化内涵，深挖当前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缺失的原因，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并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大学生，使大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先进性，才能实现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对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学术界未给出具体定义，学界采用的是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即：“‘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信”就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肯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情感。因此也可以把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概括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其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掌握，了解其内涵，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敬和自豪感，进而热爱自己的国家，愿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文化自觉”是基础，“文化自信”是发展，基础决定发展，发展巩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有了文化自觉，对自身及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有了正确认识，就形成了文化自信，更加坚信自己的国家会富强，文化更先进。同样，文化自信必然让人们更珍惜这种文化，发现这种文化的独到与优秀之处，产生更坚定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加珍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增强民族凝聚力。

二、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面临的问题

（一）民族虚无主义和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举世瞩目，可是，近代以来中国却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时，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更加剧了旧中国的衰落。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已经崛起，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但是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也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对西方文化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认为中国所以落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中华民族不如西方民族、中华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社会主义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甚至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不自信或否定。一些迷信西方文化的“香蕉人”，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崇洋，成为西方文化的人。

（二）思想意识淡漠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的距离已无法阻碍外界不良信息进入，使西方资本主义普世思想流入高校，这给涉世尚浅、辨别力弱的大学生造成世界同一的假象，模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放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警惕。受此影响甚至是操控，出现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由此，西方文化中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开来，言必称欧美，行必效西方。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大学生，认不清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本质，阶级意识淡漠，甚至走上歧途。

（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市场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开始侵蚀大学生思想，特别是西方腐朽堕落文化对大学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学生开始一切向“钱”看，以高考专业选择为例，考生不是以兴趣、专长和为社会贡献为导向，而是以能赚多少钱为标准选择专业。入校后大学生学习松懈、散漫，出现花钱雇人上课、作业、期末考试作弊等不良倾向。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表现得很自私，与寝室同学相处不融洽，打架斗殴事件也屡见不鲜；大学生入党，竞选学生干部动机不纯，未做事先问回报，还要和老师、学校讨价还价，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互相攀比吃穿，用高档手机、电脑、化妆品，甚至进出高档娱乐场所，在QQ空间、朋友圈发图大晒，而对于学习却抱着六十分万岁的心理。面对师长的劝诫却大谈人生短暂、行乐需及时的谬论，对自己扭曲的人生态度毫无悔改之意。

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的优秀者，但是大学生存在上述种种不良倾向，归根结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底蕴不深厚，无法形成文化自觉，进而导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自信，无法形成坚定的文化信仰，精神上缺少强有力的正能量。没有强大的文化助推就不会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更谈不上爱国主义、那么如何帮助大学生挺起民族脊梁呢？就是要采取种种措施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大学生树立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

三、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途径

（一）加强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曾经数度领先世界，儒家思想、老子哲学、孙子兵法等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中国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地理学、航海学等都曾领先于世界。这些都足以让我们骄傲。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领会这种文化的无穷魅力。当代大学生处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各种媒体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快餐文化、自媒体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催生出他们浮躁的心理。大学生处于青春易动的年龄，对需要多读书、多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他们被被网络文化深深吸引，没有时间、没有耐性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高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校要课程设置上要向中国传统文化倾斜，加大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时，加上相应的考试和考核制度，能够为大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要增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大学生生活中，使大学生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接受熏陶，习惯于这种文化。

（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才能对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有了解，懂得国家创建的艰辛，珍惜国家发展给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年龄上为90后，其父辈也多为70后，没有经历过建立国家的艰辛，所以当代大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少，爱国主义教育基础不扎实。进入大学后，又忙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没有时间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因此高校要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树立为建设国家而学好专业知识、为强大国家而贡献力量的理想。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经过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真理。可以说，能够学习并掌握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大学生生活、学习、发展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十分有利于大学生认清资本主义本质的，使大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对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制度的认可，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而这种理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才能给予。

（四）高校教师必须树立全面发展意识

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专业技能，让大学生能够顺利就业。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事态下，从事专业知识学习就成为大学生唯一目标，人文素养培养被忽略。而事实上，“就业竞争实际上是综合素质的竞争”，用人单位需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的人才，更需要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教师的培养观点很容影响大学生，使他们认为只有专业技能才是王道，忽视包括合作、组织、协调能力在内的人文素养的培养，参加工作后发现专业技能只是基本的工作要求，更多的对综合素质的要求，而这正是大学生缺失的。所以，高校教师必须树立全面发展意识，使大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注 释：

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J].冶金政工研究，2003，（06）：34-35.

樊晓东.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J].长江大学学报，2013，（08）：181-182.

文化自觉论文篇2

    公共艺术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要能够体现一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功能。例如:1979年9月落成的,由张仃先生主持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和袁运甫先生创作的《泼水节》大型壁画群,标志着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是公共艺术感应社会脉搏并影响时代进程的一次集中体现。艺术家在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背景下,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示了一个国家新文化时代的复苏,激活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体现了一批艺术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的文化自觉意识。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创作逐渐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与生活、与大众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公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2000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为“东方绿舟”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东方绿舟”公共艺术创作更注重环境、建筑与城市化生活的紧密联系。无论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代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航”城市,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城市文化建设和青少年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文化秩序。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2公共艺术的城市文化建设

    当今的公共艺术活动,应该建立一个体系。要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在公共艺术创作中自由体现出对文化的自觉。始于2006年的上海“现场张江”大型公共艺术活动,目的在于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公共艺术的现场,将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致力于开展都市公共艺术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品位,打造城市区域特色文化。2006年“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活动选取的是城市发展的课题,集结中国两岸四地(内地、港、澳、台)当代文化界跨学科领域多股重要力量,共同撰写艺术与科学间有意味的对话。2007年以“诗意的停?流”为主题的公共艺术活动则十分注重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材料的“永久性”和参与艺术家的“国际性”。2008年“现场张江”的主题为“悬浮特快”,不仅与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快城快客”相衔接,还与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更体现出当地高科技园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城市化”双重的深切关怀。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张江、表现上海、宣传中国”和“服务社区、营建家园、塑造城市”。作为城市文化建设内容之一的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公众、艺术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社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作为中间人的城市管理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公共艺术的宣传,在社区、公众、艺术家之间进行组织、斡旋、调和。特别是公共机构更应为公众与艺术家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公共艺术就不称其为公共艺术,艺术也就发挥不了它对公众应有的作用。艺术与文化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完整系统的一部分,从不孤立存在于社会系统之外。因此,现代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信息时代,纯艺术与纯设计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设计艺术化、艺术设计化,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首先,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在提升公共空间艺术、文化品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功能和文化需求得到提高。

文化自觉论文篇3

公共艺术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要能够体现一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功能。例如：1979年9月落成的，由张仃先生主持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和袁运甫先生创作的《泼水节》大型壁画群，标志着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是公共艺术感应社会脉搏并影响时代进程的一次集中体现。艺术家在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背景下，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示了一个国家新文化时代的复苏，激活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体现了一批艺术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的文化自觉意识。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创作逐渐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与生活、与大众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公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2000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为“东方绿舟”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东方绿舟”公共艺术创作更注重环境、建筑与城市化生活的紧密联系。无论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代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航”城市，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城市文化建设和青少年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文化秩序。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2公共艺术的城市文化建设

当今的公共艺术活动，应该建立一个体系。要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在公共艺术创作中自由体现出对文化的自觉。始于2006年的上海“现场张江”大型公共艺术活动，目的在于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公共艺术的现场，将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致力于开展都市公共艺术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品位，打造城市区域特色文化。2006年“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活动选取的是城市发展的课题，集结中国两岸四地（内地、港、澳、台）当代文化界跨学科领域多股重要力量，共同撰写艺术与科学间有意味的对话。2007年以“诗意的停流”为主题的公共艺术活动则十分注重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材料的“永久性”和参与艺术家的“国际性”。2008年“现场张江”的主题为“悬浮特快”，不仅与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快城快客”相衔接，还与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更体现出当地高科技园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城市化”双重的深切关怀。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张江、表现上海、宣传中国”和“服务社区、营建家园、塑造城市”。作为城市文化建设内容之一的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公众、艺术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社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作为中间人的城市管理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公共艺术的宣传，在社区、公众、艺术家之间进行组织、斡旋、调和。特别是公共机构更应为公众与艺术家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公共艺术就不称其为公共艺术，艺术也就发挥不了它对公众应有的作用。艺术与文化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完整系统的一部分，从不孤立存在于社会系统之外。因此，现代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信息时代，纯艺术与纯设计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设计艺术化、艺术设计化，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首先，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在提升公共空间艺术、文化品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功能和文化需求得到提高。

文化自觉论文篇4

论文摘要: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日益严重，在语言教学当中应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加强中国文化自觉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英语教学中应加强本土化立场，二是既要加强中外文化的对话意识，又要加强文化输出意识。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却也日益凸显出来。一些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有识之士在不同的场合惊呼:中国文化失语现象需引起国人重视。虽然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原因复杂，但是英语教育难辞其咎。纵观这几十年的中国英语教学，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言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直指中国当下英语教学的误区。即: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无法用J洽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交际失败或低效，从而造成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经济文化大国的新形象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为了使英语学习者能够用流利的英语与全世界的人们沟通，我们就必须在语言教学中加人中国文化内容。所以提高英语教师的中国文化自觉意识，使其在语言教学中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便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当前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严重缺失

通过近几十年的英语教学，无论英语教材还是英语课堂教学都大量介绍了英美国家的文化与习俗，高等学校还开设了以英美文化为背景和核心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了英美国家的文化，提高了学生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然而，当前的英语教学在加强对英语世界各层面文化内容介绍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严重失衡。这种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呈现出两种表现样态。

(一)对西式生活方式的追崇导致中国学生对中式日常生活表达方式的忽略

中国学生无法准确有效表达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我们的学生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却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稀饭、馒头、清明节、算盘”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习惯。比如中国学生喜欢把“你吃了吗?”、“上哪JL去?”、“人山人海”等译为“Haveyou eaten?"、"Where you going?"、"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这些话要么会让外国人生气，要么让他们啼笑皆非。

(二)中国传统“元典”教学严重缺失，导致中国学生对“元典”的翻译、理解和运用基本上一片空白

“元典”是一个民族最杰出的思想家思考和总结的产物，其思考总是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中国的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春秋》等具有“元典”意义的文本，不仅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今天受过中国英语教育的人，不仅不能谙熟中国传统的经典，甚至连孔子、孟子的翻译也是笑话百出。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居然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us，还有人闹出把Mencius(孟子)奉为异国圣者而译为“门修斯”的笑话。

二、加强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自觉的途径

“文化自觉”一语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华民族成员提出应肩负社会历史责任的一种自觉要求。文化自觉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即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它要求必须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多元文化，也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表达着当前思想界的自我深刻反思和再认识。面对新的环境，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将人生价值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文化自觉即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行为和责任的自觉。实践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己文化的过程，是一个熏陶积淀的过程，是一个修养提升的过程。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实践文化自觉的理念，要坚持下面两点要求。

(一)英语教学应坚持本土化立场

文化自觉是人们对其文化的优势与弱势有正确的认识，既不自大，也不自卑，对自己文化的未来充满自信，并对同一文明中的他文化，对于不同文明的他文化同样抱有平等与尊重的态度，互相学习，在历史进程中共求发展。从本质上讲，在人类文明大家庭中，每一类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任何文化之间都没有优劣之分。但是这并不以意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学习者，在外来文化面前，应该放弃自己的本土文化立场。相反，坚持本土文化立场，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同时也能更加自觉采取“拿来主义”的眼光的面对外来文化。

这种本土化的立场，包括英语教学应加强汉语的主体地位，重视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修养的提升。英语教学工作者应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教育提高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加以认识。英语教学工作者应通过自己的工作自觉维护中华民族语言的地位，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全社会对中华民族语言的感情。作为个人，要热爱并正确使用自己的语言，欣赏我们的文学及艺术作品。

外语教学工作者应坚持本土化立场，不能脱离灰土文化之根。无论是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今天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提法，都无一例外地提醒我们，外语教学应该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从中国本土文化的需要出发，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指导外语教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英语教学工作者只有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才能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创造出适合本土文化需要的现代英语教学体系。这样才不会造成文化迷失，外语教学才不会沦落为外来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举，英语教学的文化立场一定是本土的。

(二)既要坚持对话意识，也要强化中国文化输出意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外语教学曾经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无情事实，刺激中国人奋起直追英美西方的勇气。尤其是“五四”之后，全盘西化论思潮的影响和一次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外语教学惟西方马首是瞻。在这种文化倾向的影响下，作为外国文化输人工具的英语教学，逐渐成为显学，万人学英语的热潮直接造就了英语的霸权地位。面对英语全球化，很多国家都在竭力保护自己语言文化的时候，我们却在主动地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全民地认同英语，这不得不令国人产生汉语危机感。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开办，汉语也逐渐走出国门，渐渐成为热门语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能够振奋人心，但是文化的问题比较复杂，并不是“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这么简单。文化并不是相互取代的问题，而是应该和谐共处，和平共生。外语教学既要避免沦落为“外国文化殖民的工具”，也要避免成为“中国文化说教的道具”。外语教学应该坚持对话意识，在中西文化对话之间架构桥梁。这种对话意识，意味着在承认中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双方的了解和信任。

文化自觉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01-05

在我国，“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我们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她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每逢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能紧密结合时代实际，主动推进文化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文化自觉的历史。

一、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自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冲突、选择和整合的历史，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冲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面对民族危机，近代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精英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然而无论是立足器物效仿的“中体西用”主张，还是立足制度改良的“儒表西里”主张，都无法改变封建王朝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悲剧。“随着体制内器物、制度改良先后失败，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全面碎片化，其主导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2]在当时的中国，形形的文化主张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倡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儒学复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符合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价值诉求，从而被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文化上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将“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663的伟大征程。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受到了来自外部封建文化的反对，又受到来自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因此打破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对、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问世，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的撰写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即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此，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3]663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思想。这为共产党人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任务上的变化要求文化觉悟上的推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文艺实行专断是错误的，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吸收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有益的文化知识。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文化自觉为动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始终高举文化自觉的大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在文化自觉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毋容讳言，在十年“”中，我们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渐失文化根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次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再简单地让“文艺服从于政治”，改变了长期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教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露出新的危机，如道德失衡、价值困惑与信仰危机等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立足时代潮头、结合时代需要，在继承和丰富、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同时，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自觉。首先，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其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全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外，我们党和国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发展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纷纷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可文化霸权主义也同样活跃在世界舞台，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比显得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文化自觉与再一次转型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的传统文化转型的任务又一次提到了现实的日程上。”[5]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自觉之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指出要“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要求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这还表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积极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新的成果。

三、文化自觉对于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轨迹揭示了文化自觉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自觉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于我们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一，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发展方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来源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而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最终来自于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引领方向作用：一方面，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性质地位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文化的使命责任的理解，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前瞻性。正如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一句话深刻指出了先进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引领作用，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先进文化必然会发挥“旗帜性”的作用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就建党90年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正确发展，都得益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的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的引领作用。

其二，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基础。第一，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文化上的“成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正确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上。西方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我们的种种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成见为我们的全部经验能力指定最初的方向。成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人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6]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需要文化上的“成见”，“成见”是由传统构成，而传统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我们说的文化自觉就是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剔除和对合理传统的继承，就是“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以种种文化“成见”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可能。第二，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源于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所提供的养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依赖于人们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良好文化环境的熏陶和烘托，而这一切最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依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既需要理论传播者的努力推动，也需要理论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文化自觉能帮助理论受众形成良好文化素质，这是接受理论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能提高理论受众对于先进理论的科学认知能力，在心理上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

其三，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文化自觉可以让人们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取知识，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思想上的自由，必将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和方法支持。第一，文化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的，两种文化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更离不开文化上的融合，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态度。第二，文化整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机制。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在容纳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形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每种文化现象中都有一种主导文化，然后依照这种主导文化选择并强化某些文化元素，同时排除或抑制其他元素；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些主要的文化元素便逐渐制度化，从而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整合[8]。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文化整合发挥融合着众多文化，确立主流文化、推进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容纳、吸收并整合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整合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两千多年以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传承。同样，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一样会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不断飞跃。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炎黄春秋,1999（3）: 2.

[2] 肖冬松.用之可以尊中国――谈谈人民军队充满朝气的军事文化[N].光明日报，2011-8-12:13.

[3]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5]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83.

[6]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1:170.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8] 宋一.思想变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80.

O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Marxism in China

CHEN Huiwu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Beijing 100091)

文化自觉论文篇6

农村文化自觉植根于当地物质基础，并通过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又影响着这些物质基础的积累。在这样的唯物辨证关系下，便构成了农村文化自觉途径构建的内在规定性。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思想文化，则构成了推动农村区域发展的内生因素。从农村文化自觉的实践途径构建而言，则需要从途径的形成机制上再进一步进行唯物主义思考。农村文化自觉唯物主义实践途径从总括层面来看待“文化自觉”，其包括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等三个要素。将其具体到农村文化自觉中，则体现为农村群体在以上的作为。之所以强调农村文化自觉，可归因于这样几点考虑：（1）城市化进程使得广大的农村区域并入到了城市范围，但处在这一区域内的人口却较难适应城市文明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是一种商业精神的“侵蚀”，更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与传统方式之间的冲突。（2）随着城乡统筹试点的全面展开，若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融为一体进行发展，那么作为微观主体的农户首先就应在观念上抛弃原先自给自足的生产意识，并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竞争意识。不难理解，农村文化自觉植根于以上物质基础，并通过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又影响着这些物质基础的积累。在这样的唯物辨证关系下，便构成了农村文化自觉途径构建的内在规定性。一、对农村文化自觉的理解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思想文化，则构成了推动农村区域发展的内生因素。因此，以下将以思想文化为考察对象，分三个方面来展开理解。1.自我觉醒。农村文化的自我觉醒，体现为农村群体主动扬弃区域传统文化的过程。扬弃即保留“好”的部分且抛弃“坏”的部分。这种价值判断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而根本取决于当地区域农民所持有的主流价值取向。那么是否这种自我觉醒是依赖农民的思辨来完成的呢。实则不然，伴随着商品经济浪潮的来袭，以及对自身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切身体会，这些客观现实都通过农民的社会实践而被能动的印入到了他们的观念中。从而，在追求更高生活、生产质量的需求驱动下，推动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组分的解构。2.自我反省。自我反省成为了推动农村文化自觉的不歇动因，该动因具体通过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实践来提升农村群体的思想文化境界，并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文化创建意识。那么自我反省又怎样产生的呢。答案的找寻仍须聚焦于物质层面。具体而言，他们所处的广大区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诸如，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发展等都在影响着他们切身利益的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或已有制度的反思。从而，也就逐渐在他们的脑海里植入了自我反省的思想文化自觉。3.自我创建。作为最高级的自我创建，是农村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在客观看待外来物质因素来袭的同时，还应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践要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通过发挥农村群体的首创精神，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农村文化的自我创新机制。受到我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束缚，广大农民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获得文化自我创建的能力。因此，这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精英阶层的能动性，从而为思想文化的自我创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理解基础上的唯物主义思考上文基于文化自觉内涵的理解，本身就建立在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但从农村文化自觉的实践途径构建而言，则需要从途径的形成机制上再进一步进行唯物主义思考。1.农村文化自我觉醒的思考。如何形成农村文化自我觉醒的机制，惟有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的辨证关系下来获得。对于前者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现实中的农村经济已从传统的小农特征转变为了以商品为主导的货币交换经济。因此，这一客观存在性便从农村群体的观念中得到了能动的反映。该反映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现代与传统意识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意识的矛盾。但随着农户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这种矛盾内部二因素的力量必要会向现代和先进意识方面倾斜。最终，获得农村文化自我觉醒的物质基础。2.农村文化自我反省的思考。恩格斯就人类的主观需要进行了三阶段的阐述，即由低级到高级的需要分别是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状来看，人群已普遍面临着从生存需要向享受需要上的跃迁；甚至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群体进入到了发展需要的阶段。而这一切的都归因于，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结果，也归功于农村群体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所获得的增量成果使然。由此，在不断满足自我合理利益诉求的内生驱动下，必然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自发形成自我反省的动机，该动机实则来源于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的革命性与否。3.农村文化自我创建的思考。在上文中已经指出，若要实现农村文化的自我创建则需要农村精英阶层的参与。所谓精英阶层可以从他们所处的需要阶段上来考察，及他们已进入到了个体发展的需要层次了。那么何谓发展以及怎样发展，则需要建立起超越现状的创新精神。从思想文化的创建角度来看，具体体现在尝试建立起乡土文化与商品经济文化的融合，在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其中。那就是追求村社环境中的和谐与共生。三、思考引导下的实践途径构建根据以上所述，农村文化自觉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农村文化自我觉醒的实践。“穷则思变”这句古话，也精辟地概括了以上对应的唯物主义思考。因此，若要推动农村群体在思想文化上的自我觉醒，首先应在当地建立起夯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大力发展农村区域的各项物质文化事业，则成为农村文化自我觉醒的前提。在发展中应注意实践途径各节点的轻重缓急，须从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从而应带领他们遵循比较优势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比中使他们逐步实现农村文化的自我觉醒。2.农村文化自我反省的实践。农村群体的思想文化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进行又会改造和调整他们的思想文化组分。这就告诉我们，在推动当地物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诸多的挑战和挫折。而这种挑战和挫折主要却来自于农户自身的思想倾向性。由此，在专业合作社这种组织下的传帮带，以及相应针对农户培训的开展，便能在有目的的引导下实现他们在思想文化中的反省意识。3.农村文化自我创建的实践。农村文化的自我创建是有目的和价值取向的活动，而这也只能是已处于发展需要阶段群体才能主动意识到的活动。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其中的和谐元素便成为农村文化自我创建的目标指向与价值判断。实践表明，商品经济这种外来事物在提升农户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建立新时期的家族和谐关系和邻里互助关系，便依赖于农村文化的自我创建来实现。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四、小结本文认为，农村文化自觉植根于当地物质基础，并通过引导农户的经济行为又影响着这些物质基础的积累。从农村文化自觉的实践途径构建而言，则需要从途径的形成机制上再进一步进行唯物主义思考。

参考文献：

[1]增强文化自觉打造文化强县[J].新农村，2012，（1）.

[2]王燕.农村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宜春：宜春学院学报，2010，（10）.

[3]朱婧文.论农村图书馆的困境与出路[D].太原：山西大学，2007，（6）.

文化自觉论文篇7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文化传播媒介中的不同形象塑造和编码方式，往往真切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基准，希望通过对影像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构建中，梳理出“她们”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自觉”关系。

    女性作为一个特殊而又引人注目的性别群体，古往今来都成为文学 艺术 中浓重墨彩的自觉对象。民国时期作为文化传播手段之一的电影影像对于女性形象的表现，可以从女性形象与启蒙话语、女性形象与现实批判以及女性形象与文化批判三个角度来切人讨论，并发现民国时期影像中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之间自觉的对应关系。

    一、女性形象与启蒙话语

文化自觉论文篇8

>>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文化自觉自信与编辑自觉自信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 解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浅谈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问题研究 浅议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浅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途径 培育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繁荣发展 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 谈如何加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浅论文化自觉与自信 文化的自觉 批评的文化自觉 刘淇:提高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 从文化自信转向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0年7月5日。

[4] 张春贤：《变化变革敢于担当务求实效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天山网，2011年11月3日。 [5]陈宏：《论现代文化引领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的重要性》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6] 李建军：《论现代文化及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依据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文化自觉论文篇9

一个时期以来，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这表明中国文化发展的自主意识和学术话语权意识不断增强，也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不断成熟。

主流理论话语不能缺席和空场

理论自觉的前提是民族文化的自觉，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都或显或隐地体现民族文化的价值诉求。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要求对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来，“文化自觉”不但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追求和使命担当。对此全党全社会各民族都要有一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感，要在多元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实践中深入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方面要使其走向大众、走入人心，成为大众日常生活践履的参照；另一方面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使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祈向一个好的、至善的人文价值与现实关怀的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理论自觉的动力，其内涵包括以人为本（人文价值向度）、科学发展（社会向度）、现实关怀（民生问题）等三个维度。

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的提炼、概括，作为一套普遍性的话语体系，理论自觉要有思想性和精神深度，还要有时代的体温。理论要贴近现实，与社会现实互动，这样的理论才能有效地对社会发言，才不会失语。失语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对这个时代失去基本的价值判断，缺失理论的洞察力。生成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西方理论，有其理论发挥作用的界域，并非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只有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概括和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学术话语，才能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理论垄断的现状。在时代的思想前沿上，主流理论话语不能缺席和空场，主流理论话语要参与到现代人的精神成长。而没有思想高度和精神深度的理论话语，则很难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价值重构。

理论的自觉不能缺失文化理想与文化信仰，更不能无视大众的诉求

理论自觉意味着要用理性的方式把握世界，此理性非工具知解理性，而是在理性的清醒和洞察世界的理论意识中有形而上的人文价值祈向，坚持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既要仰望星空、高扬文化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关注现实民生。以此为理论的价值贞定和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才能有效地对现实“发言”，而不是在实践中被束之高阁或弃之一旁，在形神兼备的现代传播中，用理论武装大众的头脑，指导大众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自然会成为大众的一种思想追求和精神状态。

形成理论自觉要有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和开放的胸襟，在理论发展中要以平等包容的态度融合多元化思潮，以学理为支撑，在与各套话语体系的对话中丰富自己，而非唯我独尊和妄自菲薄，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理论自觉”须有众多提炼自己特色的本土学派的支撑，这些不同风格的本土学派构成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是促进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理念。“理论自觉”是形成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文化研究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支撑点。形成有影响力和原创力的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是对中国问题和发展道路独特性的理论定位，是文化自觉的理论显现，正是这种内容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显现出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独特性，使中国的“和平发展”彰显出复数的现代性意味。有此理论的自觉，才会有与作为世界大国形象相匹配的话语权，才有沟通和对话的自主，才能相互倾听和平视。

“理论自觉”的追求，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本土价值立场。举凡学术思想史上，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其内核都有着清晰的价值诉求。可以说，理论的根基在于某种正面价值观的确立，惟此，“理论自觉”才在与所谓“时代精神”相称的高度上自觉到它的本然命意。作为中国当前主流学术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在思想层面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在学术层面有深厚的学理支撑。

理论的自觉不能缺失文化理想与文化信仰，更不能无视大众的诉求，在人民的苦难、困顿、遭遇不测、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动的不公、诚信缺失、正义面前移开眼球，不能在官二代、富二代的骄奢面前无动于衷。简言之，就是要勇于介入现实、直面问题。如同文学、美学，理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方式，它不是冷血、不是无情，而是情感炽烈的内敛和凝炼，要带着人的体温“接地气”，有人性之光的理论才会有自主和自尊。

因此，我们要反思理论，更要反思自己。作为理论话语建构的主体，要胸怀敬畏之心，要尊重基本的人类价值，说到底，理论之间的交流、交通，是一种价值的表达，是对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祈向，是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

当下时代是理论式微还是理论过剩

面对“理论终结”的甚嚣尘上，以及“小理论”、“地方理论”的流行，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和特定历史方位要求我们要有宏大叙事的吁求。相对于西方后现代的解构，现代性的建构依然是我们的主导诉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基于本土现实发出中国的声音，关注对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问题的思考；在理论自觉中坚持现代性价值，而非返回传统抑或原地踏步，更不是成为西方强势理论的注脚和爬虫；在理论的开放性建构中融合几套话语体系，在包容中彰显主流文化话语的力量，在“双百方针”的贯彻中发挥主流话语的强势影响力。

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必须注重文化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导。近年来学界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表明，是文化的力量推动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文明）。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基础研究转化到应用研究，提升了国家的现代化力量。继而通过思想解放使文化和科学精神进入到决策层面，促进政府为民执政，体现政治决策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从而为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由此帮助意大利由衰及兴，较早地过渡到现代社会。这从深层次上表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决策研究都需要提升文化，同时，必须在这三者之间建立互动机制。这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必须同时在这三个层面用力，才会一气呵成自成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摒弃独断的普遍主义真理观，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以民主和宽容的精神进行学派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作为理论自觉，首先要自我批判防止独断论倾向；其次，要有理性辨析能力，追求理性的自由，坚信“道不远人”、“人能弘道”。

理论话语的自觉要有形而上的不懈追问，要有对真理无止境的追求，要与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相关联，从而表现出民族的精神品格，和善于沉思的旨趣，要显现出民族的求真向善。在理论自觉的追求中不回避生活中大众的苦难、痛感、不公，而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亮色，要有精神的引导力。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公众认同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有效性，及其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引导功能，以之为内核来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同力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认同感。作为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要有哲学思维能力，能够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地把握世界以及世界和人的关系，既要有知识的厚重，又要有智慧的轻盈。作为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一定要闪耀中华民族的智慧。理论自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意，更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和定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助推力！

文化自觉论文篇10

视觉文化取代了印刷文化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最为突出的现象乃至于模式，这在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波德里亚、德波、詹姆逊、费瑟斯通等人那里都有了相当深刻的论述；我们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在文化研究中将视觉文化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内容。美学界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其实也是视觉文化所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嬗变。关于视觉文化，已有了数量众多、影响广泛的论著，那么，我们这个讨论是否还有其独特的意义？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又在何处？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在文艺学领域产生了很多争议，再度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其实，这正是与视觉文化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视觉文化作为时代的文化模式，带来的是与文学颇为不同的审美方式，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的，或者说是成为了消费社会文化的最重要的征兆，而原有的文艺学体系则是以文学理论作为基座的。有人甚至提出了“文学的终结”的严重话题，而文化研究中关于视觉文化和图像的论述，所涉及的对象几乎和原有的文学理论或经典文艺学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是无法离开当前的这种审美现实的，必须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态度和理论方法将视觉文化中的审美现象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而视觉文化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立场上得到更为深入的开掘。

视觉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出现在美学领域，其实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也体现了文艺学和美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近一个时期的文艺学、社会学或美学论著，尤其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关著作和文章，对于视觉文化多有涉及。这个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目前的视觉文化理论更多的是泛文化性质的，而与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差别很大。我们现在所见的视觉论著，更多的是持一种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立场，而从文艺学和美学角度进行探讨还显得非常欠缺。在我看来，文艺学和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恰恰应该以视觉问题作为一个突破点和生长点。我认为，一方面视觉文化本身的问题还需要从内部进行探究，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两点是使这个问题得以向前推进的两个进径。我们无意于以某种夸张的姿态以求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是想以学理性的客观与平和来探索视觉文化在本体上的建构和文艺学美学方面的延展。这里的几篇文章，尽管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体现了这样的初衷。

视觉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分别讨论视觉文化研究三个相关问题：视觉文化的问题结构、看的方式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

（一）视觉文化的问题结构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的美国学者米歇尔认为，视觉文化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在他看来，视觉文化研究具有某种“非学科性”或“去学科性”，即是说，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学科结构（如艺术史）或学术运动（如文化运动）的新型研究。他在视觉文化课程大纲中，以关键词的方式详述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范畴和关键词：

视觉文化：符号，身体，世界

在这个视觉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家族中，第一个术语是环绕着符号概念做文章的，但并不是为了把握某种视觉文化的符号学，而是要提出有关视觉符号的问题，也就是视觉的与阅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概念旨在提供形象和视觉经验解释的工具，同时由视觉符号向社会、文明、历史和性别等范畴延伸拓展，视觉符号本身复杂的文化意义由此显露出来。假如说第一个概念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第二和第三概念则更多地涉及到形形的视觉现象与视觉经验。身体乃是主体性的标志，而世界则是对象世界，两者构成了复杂的相关性。从中可以看出米歇尔极力提倡的视觉文化研究决不囿于一个具体学科，而是学科间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非学科性”和“去学科性”的意图所在。那就是用这些带有开放性和“家族相似”视觉文化关键词，来消解成型的学科及其方法对视觉文化的“曲解”和“限制”，把视觉文化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另一种看法认为，视觉文化研究集中在视觉性上。英国学者海伍德(ian heywood)和塞德维尔(barry sadvwell)就提出，视觉性的研究可依据视觉现象的四个不同层面来分析：第一，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实践层面。在构想“他者”的政治和伦理实践中，在每天的社会体验中，这种意义实践确立了我们的经验结构，也建构了从艺术、新闻到人文科学等活动中的视觉范式。第二，晚近出现的解释性问题结构（关于看的不同方式的种种理论叙事），它带有某种探索视觉秩序的社会学和政治的经验性承诺。第三，在反思这些问题和实践的社会建构中历史地形成的理论科学和批判思想的作用。第四，元理论层面，即关注质疑和解构视觉组织范式，以及使之合法化的实践、机构和技术的历史和意义。这一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设想立足于某种视觉的解释学，更关注如何为视觉文化研究确立合理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方法。另一些学者强调，视觉文化研究关心的是一系列的提问方式，我们正是依据这些提问方式才生存于并重塑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赋予视觉文化以本质。因此，视觉文化领域实际上至少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第一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形象，它们是多种常常充满争议的历史所要求的。第二是存在着许多我们视觉观看的机制，它们受制于诸如叙述或技术等文化模式。第三是存在着不同身份或欲望的主体性，我们正是以这些主体性的视角，并通过这些主体性来赋予我们所看之物以意义的。这种主张专注于形象或对象的接受而非生产问题上，并把它视为视觉文化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

以下我们从两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导论性著作出发，来看在西方学术界如何规定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史教授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导论》(nicholas mirzoeff,an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9])由英国的罗德里奇出版公司于1999年出版，该书注重于讨论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视觉性，包括图像界定、摄影时代和虚拟性三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包括超越文化、看性别等；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全球性和地方性，从戴安娜之死来看全球视觉文化等。另一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学者斯特肯和卡特赖特所著的《看的实践：视觉文化导论》(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practices of looking：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行。该书分析了9个问题，分别是：1．看的实践：形象，权力与政治；2．观者制造意义；3．观看，权力与知识；4．复制与视觉技术；5．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6.消费社会与欲望的生产；7．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8．科学地看与看科学；9．视觉文化的全球潮流。从这两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视觉文化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集中在视觉性及其对人的社会文化影响。换言之，视觉文化就是要把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过程当作基本主题。在西方学术界由于福柯等人的影响，视觉文化研究特别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和身份建构。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性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渗透了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制约过程。我们通过视觉来与他人和文化交往，交往过程中社会文化的种种价值观、权力／知识、意义理解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个体不断内化的视觉经验之中。因此，对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分析始终是视觉文化研究的焦点。

（二）看的方式

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是一个研究的大致方向，具体说来，其中包括哪些内容是值得仔细辨析的。从历史角度说，视觉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征；从逻辑角度看，视觉文化变化着的内在“文化逻辑”乃是人们观看的方式。可以想象，视觉文化的不同历史最直观的是作为视觉对象的图像演变史。秦代石刻或汉代画像砖所传递的视觉信息，全然有别于宋元山水画和明清古家具。视觉文化的历史最直观地体现为视觉符号的转变，显然，视觉文化的历史考察离不开对这些变化着的视觉符号或图像资料的分析。然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客观的图像符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导致这些视觉对象出现的主体视觉经验或视觉观念。显然，看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范畴，眼光总是文化的，总是与被看的物像处在互动关系之中。视线与视像的互动表明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视觉范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图像类型；反之亦然。一方面，作为文化对象的图像类型要借助视觉范式来界定；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主体机能的视觉范式又必须通过客观的图像类型来规定。然而，正是这种循环过程中形成了图像与眼光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举电影为例，一方面电影艺术家创造了许多新的视觉形式或图像，另一方面这些图像又造就了与之适应的观众的眼光。电影史上有两个生动的例子，一是特写镜头的运用，一开始造成了使不习惯的电影观众感的恐惧。他们误认为这些突出和放大人物局部的画面是把人“肢解”了，比如手的特写似乎脱离人的身体而被“肢解”了。第二个例子是拍摄火车迎面呼啸而来的镜头，最初见到这样镜头的观众真的以为有火车迎面压过来，于是一个个心惊胆战地逃离了影院。如今，这样的镜头电影观众已是司空见惯，上述视觉误解不再会出现，原因就在于新的图像形式造就了观众相应的视觉眼光和理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眼光与图像的互动构造了一定时代的视觉文化范式，也构成了视觉范式的历史演变。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视觉范式是一个关系概念，既包含了视觉主体眼光，又包含了与这样的眼光相对应的图像类型。所以说，视觉文化的核心问题乃是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伯格在谈到欣赏过去艺术品时说道：“我们今天是以一种以前人没用过的方式去看过去的艺术品。实际上，我们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欣赏过去的艺术品。”[1](p16)显然，艺术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我们观看过去艺术品的方式和观念却发生了变化，这就导致了对过去艺术品理解的历史差异。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把不同时代人们的观看方式及其视觉观念当作视觉文化历史嬗变的逻辑线索。

所谓“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s)，在伯格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并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看所以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行为，伯格的解释是：“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所知或我们所信仰的东西的影响。”[1](p8)这就意味着，人怎么观看和看到什么实际上深受其社会文化的制约，并不存在纯然透明的、天真的和毫无选择的眼光。如果我们把这个结论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一个看法联系起来，便会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何在。布尔迪厄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创造出特定的、关于艺术的价值和信仰，正是这些价值和信仰支配着人们对艺术品甚至艺术家的看法。他指出：“艺术品及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的价值。因为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学不仅以作品的物质生产而且以作品价值也就是对作品价值信仰的生产为目标。”[2](p276)这里，布尔迪厄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它自身的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关于艺术品的价值或信仰的生产。没有这种信仰的生产，没有对这种信仰的认可，就不可能接受或赞赏特定的艺术品以及艺术家。因此，对这种价值或信仰的分析才是关键所在。如果把这个原理运用到视觉文化的历史考察中来，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眼光实际上受制于种种关于看的价值或信仰，这正是伯格“我们所知或我们所信仰的东西”的深义所在。

更进一步，这种带有特定时代和文化的眼光又是如何形成和如何作用的呢？贡布里希(e．h．gombrich)从画家绘画活动的角度深刻地阐述出来。他写道：“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3](p101)贡布里希认为，画家心中有某种“图式”制约着画家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即便是同一处风景，不同的画家也会画出不同的景观，因为他们总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假如说画家的眼光还有点神秘难解的话，那么，用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明便很简单了。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是所谓的“范式”的变化。在他看来，“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4](p175)。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往往拥有相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钻研过同样的文献，有共同的主题，专业判断相一致等等。“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4](p158)。说白了，范式也就是一整套关于特定科学理论的概念、命题、方法、价值等。而科学的革命说到底就是范式的变革，是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的历史过程。我以为，这个原理用于解释视觉文化的历史是相当有效的。在库恩的科学哲学意义上，我们把视觉文化中贡布里希所描述的“图式”就看作是一种视觉范式，亦即特定时代人们（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看的方式”。它蕴含了特定时期的“所知或所信仰的东西”，包孕了布尔迪厄所说的“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因此而塑造了与特定时代和文化相适应的眼光。恰如科学的革命是范式的变革一样，视觉文化的演变也就是看的“范式”的嬗变。视觉文化史就是视觉范式的演变史。

（三）视觉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

晚近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视觉现象在当代文化中的崛起。但是，从知识的范式建构和转换的角度来说，视觉文化研究的沛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一个深层原因是文化研究本身的拓展。我认为视觉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文化研究向新的领域拓展的一条路径。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专门的领域，尤其是通俗文化和媒介文化。视觉文化作为一种形态，它超越了通常界划的通俗文化和媒介文化的边界，伸向了更加广泛的领域。于是，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范畴，视觉文化跨越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边界，凸现了视觉现象和视觉的文化建构作用。借用马丁·杰(martin jay)的话来说，晚近发展起来的视觉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激进话语的“力场”，“是没有第一原理、公分母或一致本质的变化着的要素的并置，是各种引力和斥力的动态交互作用。”

其次，视觉文化研究本身又适应了当代学术的理论范式的转换，亦即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从目前视觉文化研究的参与者和学科形态来说，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跨越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艺理论、比较艺术学、符号学、文化史、艺术史、语言学、大众文化研究、电影研究、媒介研究、传播学等诸多个学科，并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相交叉。我们还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单是诸多学科都开始关注视觉性问题，而是视觉性问题作为一个超越具体学科局限的新的研究对象，召唤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恰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把过去那些分散的、局部的研究综合成一个新的整体。这也就是米歇尔所说的视觉文化的“非学科性”或“学科间性”。

最后，视觉文化研究不仅预示着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的发展，而且有一个继承发扬批判理论传统的问题。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我们注意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新左派、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判等不同思想传统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立场。于是，正像一些张扬这一传统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视觉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性和学理性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一种借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米尔佐夫指出，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借助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学、特性和种种功能，而且是从消费者的视角而非生产者的视角来考察。更进一步，由于视觉文化研究超越了具体的学科和大学体制的限制，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成为一种“后学科的努力”；作为一种策略，它更关注灵活的解释结构，关注个体和群体对视觉事件的反应和理解。在西方视觉文化研究中，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性、种族和阶级——都贯串的视觉事件的分析中，形成了对欧洲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觉暴力的揭露和颠覆。比如，在视觉文化中如何由“良好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便是一个重要问题。诚如罗各夫(irit rogoff)所言：视觉文化研究就是要确立一种批判的视觉，进而重新审视人们观看的方式和表征的历史。这就把文化研究从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范式，转换为表征（再现）和情境认识等当代研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视觉文化研究既是文化研究中学科整合的体现，又是文化研究中研究细分和专题化的征兆。它提供了不同于单一学科（如哲学或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论尝试。或者说，视觉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当代日常生活批判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john berger．waya of seeing．new york：penguin，1972．

[2]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