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论文十篇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1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1

一、西班牙文学的创作背景

约1300多年前，在阿方索十世的统治下，卡斯蒂利亚地区流行的文学语言是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西班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地理位置较敏感，连续多年遭受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事不断。而也因为他国入侵，不同的民族文化被带到了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学主题在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演变。这一时期，西班牙民间流行着各种通俗简单的诗歌或民谣，无论哪种文学形式，都不约而同地阐述着战争的主题，很多作品都会表达出作者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后来，随着戰争的愈演愈烈，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也更加强烈，对于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更加关注，这些以真实战争为主题的艺术性描写逐步被延伸，而后诞生了具有古典风格的文学形式——谣曲。西班牙人在创作谣曲时会下意识地使用拉丁文学用语、地方方言等，使得谣曲的文学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这就渐渐形成了安达卢西亚阿拉伯诗歌的特点。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谣曲的用途更加广泛。谣曲中的很多作品都能够直接且深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正处于文化多元化的时期，所以，谣曲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为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

时间不断向前推移，西班牙经历了多年战争之后，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统一，此时诞生了一种艺术谣曲，在后来的很多年中以主导地位占领着西班牙文学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的活字印刷术、造纸术等也被传入了西班牙，为西班牙文学的发展带去了东方文化。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下，西班牙人逐步找到了自身民族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追本溯源地寻找自身民族文化，而后开创出了具有自身民族风格的文化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二、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

1.西班牙文学中的阿拉伯渊源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军事入侵西班牙有弊也有利，在统治西班牙的800年间，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阿拉伯文化进行影响和渗透，西班牙文学可能不会出现黄金时代，也可能会出现得非常晚。西班牙的文学内涵及特征具有多元性，其包含了西班牙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其中，阿拉伯文化对其影响最为突出。

西班牙文学的源头——古典谣曲包含了摩尔人、历史、战争、爱情、生活等各种内容，一般是由诗人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进行弘扬和传唱。其中，摩尔谣最开始带有嘲讽、仇恨的主题色彩，后来，西班牙经历了诸国间的纷争之后，同时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逐渐以人道主义主题色彩活跃于文学领域。到了十六世纪初，艺术谣曲诞生，其诗歌形式同古典谣曲相类似。西班牙谣曲在东方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影响下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演变及发展，后形成了西班牙文学的一种形式。阿拉伯人将阿拉伯文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带到了西班牙，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布局结构、创作思路及手法对西班牙文学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后有更多的阿拉伯文学逐渐被传入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学得到滋养。

2.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后期影响

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西班牙文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犹太人将《玛卡梅集》传到伊比利亚半岛，催化了西班牙小说中流浪汉角色的形成，同一时期，也衍生出了以仇恨和嘲讽为主题的摩尔谣。在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期，小说和谣曲各自绽放光芒且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巴洛克艺术，但是二者的主题截然不同，一个比较自然随性，更重视整体的和谐感；另外一个更注重原创风格，重视多样变化和夸张手法。两种对比鲜明的艺术风格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和拥护者，且一出现就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文艺复兴思潮下，西班牙文化走向了大相径庭的道路，其依靠自身多元复杂的理念及全新的审美观，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在文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充满生机。

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一时期，西班牙诞生了很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及文学作品。而这一时期，也是西班牙受到战争重创的时期，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入侵让西班牙人民过着生灵涂炭的生活，而与此同时，西班牙文学却因为受到多民族的滋养而绽放异彩，东西方文化对此时乃至后期的西班牙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玛卡梅集》就是西班牙文学受到东西方文化影响的典型作品。除此之外，比较出名的西班牙小说《唐吉坷德》，由“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著作，以阿拉伯民间故事为题材，因神秘曲折的写作手法而闻名于后世，该小说甚至能够并肩《一千零一夜》，由此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同时也表现了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重要影响。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萨提·胡斯里；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

在20世纪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一直交织着现代政治思想(民族主义)与传统意识形态(伊斯兰教)的矛盾。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就在于回应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考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于深刻认识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根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考察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既需要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也要分析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还要分析伊斯兰教对民族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也曾专文研究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而本文的目的则是通过研究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胡斯里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分析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也是笔者近年来所从事的“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一

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1882一1968)出生于也门的一个叙利亚人家庭，是着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人称“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他毕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阿拉伯统一的政治实践。他早年曾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学习，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联系，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卢梭、勒南以及赫尔德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赫尔德和费希特还对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一战期间，他曾供职于奥斯曼帝国的教育部。1921年，胡斯里追随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从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研究与实践活动，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大量的演讲之中。二战期间的1941年，伊拉克发生政变，胡斯里被逐出伊拉克。1947年胡斯里在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工作，并担任阿盟文化部长。1953年他领导创立了阿盟的“阿拉伯进步研究所”，因出版大量着作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哲学家”、“阿拉伯的费希特”。他于1966年离开埃及回到伊拉克，1968年病逝。萨提·胡斯里一生着作甚丰，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论集》(1944年开罗版)；《新作集》(1948年贝鲁特版)；《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评论与演讲集》(1951年开罗版)：《论民族主义的起源》(1951年开罗版)；《阿拉伯主义第一》(1955年贝鲁特版)；《保卫阿拉伯主义》(1956年贝鲁特版)；《阿拉伯主义及其主角与对手之间》(1957年贝鲁特版)以及《何谓民族主义?》(1959年贝鲁特版)等。

二

在民族观方面，胡斯里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人类共同体和社会集团都需要有不同的社会契约机制，而作为一个民族，“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纽带是由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形态所推导的民族纽带”。由此可见，在胡斯里看来，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构成要素。他强调，“共同语言存则民族存，共同语言亡则民族亡”，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和最重要的因素。它甚至是社会集团各成员之间最重要的非物质的链条……因为它是交往的工具，民族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不讲共同的语言，它们之间分离的基础也在于此。”胡斯里还认为历史传统对于民族而言同样重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忘记历史传统和忘记民族语言，对于各民族都是可悲的。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复兴，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复兴的开始。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意识。”“一个只保持自己语言而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无意识的国家之中。”总之，胡斯里认为历史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消灭被征服民族历史传统和语言的动机也正在于此。在胡斯里的民族观中，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是民族的主要构成因素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和生命，而历史是民族的意识和记忆；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在于它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共同历史和语言的作用在于保证一个民族潜在觉悟的复苏；历史和语言的结合，导致了民族在感情、目的、痛苦、希望和文化方面的融汇。”胡斯里认为，血缘、经济生活、地域、宗教等并不是构成民族的主要因素，他指出：“无论如何，共同的血统不应当成为任何关于民族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共同的历史来替代更为合适。共同的历史在形成这种精神关系和创造广泛流传、有关共同血缘的神话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

在民族主义观方面，胡斯里把民族主义理解为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多民族帝国奥地利、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开始出现的时代。19世纪对世界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这导致了德国、意大利和一系列东南欧国家的出现。他在一系列演讲中都详尽阐述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出现的历史意义。胡斯里把19世纪看作民族主义的时代，而不把16、17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考虑在内，是有失偏颇的。但胡斯里之所以重视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借鉴它们统一的经验，促进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运动。他指出，19世纪与以前历史的区别在于“民族思想是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因素”，“19世纪以前的爱国主义意味着爱国王和王国……当另一个时期一个地区被另一个王国吞并了……该地区的人民就改变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而他们的可变性完全是上帝的愿望。19世纪以来，这个信仰消失了，一个新的局势被创造出来。民族思想现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结论是：“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但这种民族主义仅限于欧洲。因此，20世纪将是全世界人民的民族主义的世纪。”胡斯里敏感而又正确地意识到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民族国家忠诚正日益取代宗教忠诚和王朝忠诚而成为国家政治认同形式的历史走向。这种观点与西方历史学家波拉德(Pollard)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波拉德就曾经指出“古代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城邦国家的历史，中世纪的历史是普世性世界帝国的历史，而现代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历史”。

在民族、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萨提·胡斯里把语言和历史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

基础与构成要素，反对把宗教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研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学者巴塞姆·梯比(Bassam Tibi)指出，胡斯里认为只有语言和历史才是社会群体的基础，拒绝把宗教视为社会群体的基础，因为宗教实践通常是由一种语言完成的，因此宗教与语言进而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能承认一种可能性，即“民族宗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犹太教对于维系四处漂泊的犹太民族存在是成功的，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世界性的宗教都是失败的。胡斯里的观点所蕴涵的逻辑是，一旦一种宗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从民族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宗教作为民族纽带的功能也便随之丧失，而伊斯兰教早已从阿拉伯民族的宗教变成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宗教，因此也便无法充当阿拉伯民族联系的纽带。他的结论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二者的统一产生共同的情感、目标、痛苦、希望和文化。……无论如何，宗教、国家、共同的经济生活或者共同的地域都不是民族的基本要素……简言之，语言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灵魂，而历史则是民族共同意识的纪录。”胡斯里关于民族构成要素的理论是值得推敲的，甚至存在着许多偏差，但他否定将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构成要素的思想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三

胡斯里不仅提出了自己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系统提出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并论证了阿拉伯统一与伊斯兰统一的关系。他坚决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地区民族主义，同时坚决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他在强调阿拉伯民族存在客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阿拉伯统一的政治主张，并且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地区民族主义，主张埃及属于阿拉伯民族，并且理应成为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领袖。胡斯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阿拉伯民族是客观存在的，阿拉伯民族的分裂是帝国主义占领和人为划分的产物。他认为，“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的情感与性格、共同的希望与哀乐。毫无疑问所有讲阿拉伯语的人，所有阿拉伯地区的人，他们都具有这些基本要素，因此构成一个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信阿拉伯祖国从大西洋延伸到阿拉伯湾和托罗斯山脉，包括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地区。”他认为阿拉伯民族之所以四分五裂，并不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分歧和利害冲突，而是根据“暴虐的占领者的意愿”和帝国主义的协议造成的，“该地区现有大小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其统治期间争夺、妥协、瓜分的产物。隔开这些现有政治单位的边界无非是帝国主义国家确定势力范围、瓜分战利品时划定的界线。”他据此提出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我们反对英国和法国，我们反抗那些控制并试图征服我们祖国的人。”

其次，阿拉伯民族应该而且也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家。胡斯里主张，“为了造就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民族，恢复其失去的光荣，跻身先进民族的行列，我们应该努力使阿拉伯地区统一起来。”“我坚决认为，为了扞卫阿拉伯人民的生存，阿拉伯统一是必要的。我也认为，对于有漫长历史的阿拉伯民族的生命而言，它的统一是自然的。”他指出，“阿拉伯统一思想已经历幻想阶段、渴望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他认为在此过程中，阿拉伯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克服了重重障碍，尤其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赶走了外国军队，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也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为实现阿拉伯统一准备了条件。他对完成和实现阿拉伯统一充满了信心，称“我坚决相信，真正的泛阿拉伯主义精神必将冲垮一切障碍，在各个领域取得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

再次，胡斯里反对地区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充当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领袖。反对地区民族主义、主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胡斯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阿赫马德·阿拉比、穆罕默德·法里德、塔塔·侯赛因等人，或坚持泛伊斯兰主义，或主张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但无不强调埃及自身的民族特色以及法老文化，他们都成了胡斯里抨击的对象。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发表了许多演讲批判埃及民族主义，认为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者相信能够创造独立的埃及民族，完全是一种虚幻意识，他认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1200多年共同的历史，只有最近一个世纪左右才囿于现有的边界内。”“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又有如此长的共同历史，更不用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直接的地理联系……，故埃及人民像伊拉克人民、叙利亚人民、希贾兹人民、突尼斯人民一样，是阿拉伯人民。”埃及无可置疑地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与文化都是如此。”他认为尽管埃及与非洲、地中海、法老、伊斯兰等地理环境和文化有特殊的联系，但都不能否定埃及的阿拉伯属性。他认为非洲仅仅是一种地理归属而不是政治归属，地中海是法国霸权主义的神话，法老文化是古代文化，而近代的埃及文化显然是阿拉伯文化。埃及也不是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埃及有数百万基督徒，因此只有阿拉伯属性才是埃及的民族与文化特征。既然埃及属于阿拉伯国家，而且在政治上最强大、在文化上最发达、在经济上最富裕，地处亚非两大洲的交汇之处，因此埃及理应承担起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战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胡斯里提出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统一”，倡导“阿拉伯统一”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也就是以泛阿拉伯主义取代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侵略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代表人物首推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着名思想家阿富汗尼，其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的“联合政府”，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在内，团结在伊斯兰哈里发的周围，通过伊斯兰联盟抵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尼将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旨确定为：以《古兰经》为伊斯兰民族的指南和向导，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足迹，继承四大哈里发的传统，在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之间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作为所有伊斯兰人民的领导核心，广泛实施伊斯兰教化，追踪先人哈里发的足迹，恢复伊斯兰昔日的荣耀，让伊斯兰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土上。”泛伊斯兰主义在近代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曾一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当泛伊斯兰主义沦为奥斯曼帝国推行****统治和泛突厥主义的工具时，引起了阿拉伯民族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反感，并遭到了日益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批判。

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作出最系统论述的是萨提·胡斯里，“如何处理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统一，如何解决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胡斯里着力解决的问题，他在同塔哈·侯赛因的争论中，已把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反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问题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并竭力证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并不矛盾”。胡斯里关于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关系的理论是在分析和批判“泛伊斯兰主义精神之父”——阿富汗尼

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为阿富汗尼创立的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宗教反应构成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胡斯里之所以与泛伊斯兰主义进行争论，在于“他看到了泛伊斯兰主义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挑战”。在如何区分和处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阿拉伯统一与穆斯林统一关系的问题上，胡斯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胡斯里反对阿富汗尼关于宗教共同体优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对“乌玛”进行了现代的民族化的理解，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超越泛伊斯兰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按照阿富汗尼的观点，人类由不同的共同体构成，每一个共同体都“像个生物有机体，有其特有的架构，直接取决于其独有的灵魂，因此每一个共同体就像每一个人一样，它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的命运、幸运与不幸都不同于其他的共同体”。阿富汗尼区分了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和以民族为纽带联系的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并认为宗教纽带优于民族纽带。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构成了比任何民族联系都更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基础。从伊斯兰教产生以来至今，穆斯林的历史表明穆斯林对宗教纽带的认同超过了对任何种族关系和民族集团团结的认同，这也正是土耳其人和伊朗人并不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原因所在。尽管阿富汗尼也承认民族的存在，但他通常都强调，对于穆斯林而言，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构成民族的根基，历史已经证明伊斯兰教是优于其他任何纽带的联系方式。因为在伊斯兰史前时期阿拉伯人不能产生高级的文化运动，也不能以共同的阿拉伯认同为基础完成统一，只有伊斯兰教“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阿拉伯民族从残暴、野蛮的原始种族提升到智慧和文明的高级水平”。

如前所述，胡斯里坚持以语言和历史作为民族联系纽带和构成要素，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于一切，他所着眼的是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而不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统一。胡斯里在理论上反对阿富汗尼关于“乌玛”的观点：阿富汗尼提出的“乌玛”是宗教共同体，而胡斯里则认为“乌玛”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阿富汗尼认为“乌玛”来源于神的意志，而胡斯里则认为“乌玛”是一个自主的实体。从中不难看出，胡斯里对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中的“乌玛”概念进行了比较现代的理解，他所理解的“乌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共同体，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它是一个起源于欧洲思想的现代术语，尽管它仍然与伊斯兰教乌玛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它的运用对于阿拉伯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斯里对“乌玛”所作的民族化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伊斯兰教和现代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作的“宗教共同体”的理解。这在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即胡斯里开始明确主张以现代的民族认同超越传统的宗教认同。他指出，“‘阿拉伯家园’(The land of the Arabs)并不仅仅限于阿拉伯半岛……每个将阿拉伯语言作为居民语言形式的阿拉伯国家都是这个家园的一部分。”“所有与阿拉伯国家相联系并且操阿拉伯语言的人，无论他作为公民的国家官方名称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祖先与家族历史如何……都是一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一个单一的乌玛(a single Umma)：埃及人、伊拉克人、马格里布人都是这个单一乌玛一一阿拉伯乌玛的人民和分支。”“阿拉伯主义……不仅是令人惊叹的过去的繁荣，而且是即将为‘阿拉伯国家联邦’(United Arab State)产生所证明的光辉未来的起点，同时也是复兴的‘阿拉伯乌玛’(Arab Umma)通向伟大的科学与文明巅峰的开始”。

第二，胡斯里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批判了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工具的泛伊斯兰主义及其向泛突厥主义的蜕变。

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不局限在理论方面，而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为奥斯曼帝国所利用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完全变成帝国****统治的工具，逐渐蜕变为泛突厥主义而丧失了伊斯兰教的内容，并且引起了阿拉伯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怀疑和不满，这也恰恰构成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在胡斯里看来，1909年泛都兰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历史分界线，从此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失去了它的伊斯兰教内容，而走向了对阿拉伯人‘土耳其化’的转变，这就是中东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兴起的阿拉伯民族运动新高潮的根本原因。”胡斯里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20世纪初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直接原因正是以下三个因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奥斯曼帝国的残暴政策；协约国对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鼓励政策。胡斯里意欲说明的是，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其残暴的****统治引起了帝国内各民族的反对，而青年土耳其人的“土耳其化”的政策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伊斯兰教的内容，泛伊斯兰主义不仅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工具，而且由于帝国内各民族的独立与自治运动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胡斯里对奥斯曼帝国利用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作为统治工具的意图坚决反对，而对1916年的阿拉伯民族起义以及1918年起义后建立的大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1916年的阿拉伯民族起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而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

五

胡斯里在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还对阿拉伯统一与穆斯林统一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且得出了阿拉伯统一优于和高于穆斯林统一的观点。胡斯里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非常关心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胡斯里以设问的形式列举了主张穆斯林统一的人们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什么你对阿拉伯统一感兴趣?为什么你忽视了穆斯林统一?难道你看不到穆斯林统一远远高于阿拉伯统一的目标，穆斯林统一的力量远远大于阿拉伯统一的力量?难道你不同意东方宗教感情远远高于民族情感吗?为什么你希望我们把精力耗费在虚弱的民族情感之上而忽视强大的宗教感情呢?你相信语言的多样化能够阻碍穆斯林统一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济会和其他制度把不同语言、种族、国家和气候中的人们统一在一起吗?难道你没有发现上述差别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阻碍产生源于相互接近、为一个计划和信念协商的共识吗?难道你不知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每一个穆斯林都相信印度、日本和欧洲的穆斯林都是和他们并肩生活的兄弟吗?”针对上述问题胡斯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阿拉伯统一优于穆斯林统一的原因所在：

(1)胡斯里指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更具有现实可能性，实现的难度小于穆斯林统一的实现，而且阿拉伯统一是实现穆斯林统一的基础。

胡斯里面对人们的诘难，他首先进行了反问，指出“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可以进行如下比较：穆斯林统一是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理想愿望，还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呢?假如选择前者，穆斯林统一的实现比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是容易还是更为困难呢?(阿拉伯统一和穆斯林统一)这两个方案中的其中一个一定排斥另一个吗?有办法在不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情况下实现穆斯林统一吗?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和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界定穆斯林统一和阿拉伯统一的含义，并且澄清对这两个术语理解的模糊性。”

胡斯里进一步分析指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毫无疑问需要一个所有阿拉伯国家政治联盟的出现，而穆斯林统一的实现需要一个所有穆斯林国家政治联盟的出现。众所周知，穆斯林世界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的一部分、东南亚和中亚，还没有考虑到欧洲和亚洲的分散的穆斯林，例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波兰、日本、中国。“任何了解这些事实并且洞察穆斯林世界地图的人，任何注意到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世界位置的人都将得出结论：阿拉伯统一的实现远比穆斯林统一的实现容易，而后者则不可能实现，即便能够实现，也除非先实现阿拉伯统一。”“任何理智清醒的人都不可能相信把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马来人、黑人统一在一起而又否认阿拉伯统一的可能性”。“穆斯林统一理想固然比阿拉伯统一更加包容、广泛，但是不推动阿拉伯统一就不可能推动穆斯林统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反对阿拉伯统一的人同时也在反对穆斯林统一。”因此，胡斯里的结论是阿拉伯统一不仅比穆斯林统一更具有现实可能性，而且是穆斯林统一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2)胡斯里指出通过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利用宗教所完成政治统一十分有限，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宗教已经难以完成政治统一的任务。

胡斯里指出，“回顾历史并总结宗教对政治统一的影响，我们发现宗教除了在中世纪以外，并不能把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统一在一起，即使在中世纪，通过宗教实现政治统一的时间和地域也都非常有限。”在穆斯林世界，政治统一仅仅在伊斯兰教初期存在过，因为环境的变化，伊斯兰统一无法长久地支撑。他指出，在阿拔斯王朝，尽管哈里发在权力和荣誉上都达到了顶峰，但是仍然不能将所有穆斯林统一在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哈里发统治的土地也不能长久而有效地保持政治统一。之后，哈里发对部分地方行省的控制就变得徒具象征意义而不是现实，并且无法阻止一系列地方行省转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哈里发失去了“有效的统一”和“真正的权力”后，伊斯兰教的传播采取了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的传播方式，主要是由商人、圣徒和托钵僧完成的。“总之，在穆斯林世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从未在任何时候形成过政治统一。因此，在社会生活十分单纯、政治关系非常原始、宗教习俗控制着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过去数个世纪里尚无法实现政治统一，那么，在社会生活复杂化、政治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科学技术已经将人们从传统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本世纪，更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可能。”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3

一、中阿文化贸易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一）历史悠久的经贸文化往来是推进中阿文化贸易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中国和阿拉伯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著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很早就将中国和阿拉伯联系在一起。自公元7世纪中叶起，中阿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往来趋于频繁，文化交流更加活跃，这种状况对彼此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单从文化的角度看，对于同属东方文化圈范畴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明均有杰出的贡献，且在外交、文学、书法等领域有着诸多相似的文化价值认同和共通之处，成为中阿交往以及文明对话延续的坚实基础和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来说，中阿文化贸易雏形可以溯至彼此交往之初，因为通过外交、贸易以及军事接触的文化交流、交往，其文化与交易特征彼此交融，并有着极为强烈的外显性，这为中阿文化贸易注入了历史的基因，理应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典范。

（二）强劲的双边贸易增长为当前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活跃的古代中阿贸易，进入21世纪的中阿关系和经贸往来愈加深入，呈现出新的气象和特点。当前的中阿经贸合作正处于以能源合作为抓手，以商品贸易为基础，广泛涉及双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医药、纺织、旅游、文化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发展时期。尽管目前中阿经贸合作受到西亚北非地区局势的影响，却依然逆势而上。统计显示，近年来，中阿双边贸易保持了年均近30%的增长。2012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又一次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目标。在突尼斯举办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各方达成共识，到2014年，中阿贸易额要达到3000亿美元。中阿双方，现在都已把对方作为自己的重要贸易伙伴。强劲的双边贸易增长为当前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阿博览会为中阿文化贸易注入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为了促进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从2010年到2012年，中阿已经举办了三届贸易论坛。统计显示，三届论坛，共签订合同项目201个，合同金额2547.56亿元；共设置展位7000多个，展览面积12.5万平方米；共举办阿拉伯国家投资推介对接会10场、国内省（市、自治区）专场推介会12场，涉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农副产品、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加工等各个领域。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同意将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更名为中阿博览会，这既是对三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取得巨大成就的高度认可，也是基于搭建我国向西开放平台、构筑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战略考虑。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搭建中阿博览会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以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为先导，逐步推进中阿经贸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是中阿博览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标志着中阿的交流进入深度合作期。

（四）双边聚居及经商人口的壮大是中阿文化贸易发展的可靠力量

中阿交往的重要成果不仅体现在促进双边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移动和聚居。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700多年前的元朝时期，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到泉州――即阿拉伯世界所熟知的“刺桐”从事经商贸易，其中相当数量的商人在那里定居、繁衍生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如今约有2万多穆斯林族裔居住在泉州湾畔的晋江市陈埭镇，那里也成为福建省最大的回民聚居地，陈埭回族社区的很多年轻人都从事着与中阿贸易相关的工作，他们勤于学习，努力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在广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0万多阿拉伯“广漂”。他们享受着广东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成果，同时也真诚地把广东看作自己的故乡，并为建设这个“故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两地贸易，在深圳的阿拉伯商人专门组织成立了深圳阿拉伯商人联合会。此外，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其他有着深厚伊斯兰文化的地区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文化生根、人口聚居的状况无疑成为中阿文化贸易发展的积极因素和可靠力量。

二、中阿文化贸易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一）阿拉伯世界动荡为双边文化贸易发展带来一定困难

近年来，受阿拉伯国家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大国竞相角逐中东、社会思潮复杂多变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阿拉伯国家的分化不断加剧，其发展呈现出变革与动荡并存的复杂局面。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带来外资投资减少、旅游业发展受挫以及证券股票市场崩盘等不良后果，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并波及酒店、餐饮、航空等多个行业，使国内失业率、通胀率攀升，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剧。而对于文化贸易来说，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消费预期以及不断繁荣发展的相关产业是推动中阿双边贸易的重要条件。然而政局的动荡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降低阿拉伯世界对进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制约着双边文化交往规模的扩大，深度的加强，为中阿文化贸易发展带来诸多困难。

（二）中阿文化领域的民间交往有待加强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为了充分发掘合作潜力，建立新的双边合作机制，推动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从2004年起到目前，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已经召开四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政治互信、互利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共识。然而相较于政府积极推动以及历史上中阿经贸文化交往的盛况，目前中国以及阿拉伯国家民间文化交流、交易往往更关注欧美市场，由此造成中阿文化贸易民间基础薄弱，市场潜力不足。因此中阿双边文化领域民间交往有待开拓加强。

（三）中阿双边贸易结构和贸易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展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目前，在22个阿拉伯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许多生产和生活用品基本靠国外进口，例如机电产品、纺织品、鞋类、轮胎等，而在这方面中国产品有着价廉物美的优势。中阿经济的高度互补为双方在石化、能源、港务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化工产品比重较大，而出口商品又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给人一种低价低质量的恶劣印象，直接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因此中阿贸易的商品结构需要优化，需要从消费关系向投资关系转变，实现经济贸易的多样化，其中文化贸易和投资应该是重要的选择，由此推动出口贸易粗放型的数量扩张，转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质量的集约型增长，进一步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这是中阿双边贸易发展的长久之计。

（四）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亟待提升

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切实可用的软实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传播文化的平台和渠道还很匮乏，真正展现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产品数量还很有限。而文化产品出口的相关分析也显示，中国在对外文化传播缺乏针对性，难以在国际文化传播竞争中形成优势。以阿拉伯世界为例，目前在拥有1.5亿人口的22个阿拉伯国家，共有1个中国文化中心、9所孔子学院，但在阿拉伯的书店、图书馆中，很少能找到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出版的有针对性的阿拉伯文图书仅26种，而影视版权输出则为空白。2011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前十五位进出口市场均集中在欧美，而没有阿拉伯国家的身影。因此开发丰富的、有针对性的文化产品和传播平台，将真正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代表性作品推介给世界民众，才能有效拓展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空间。可见，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不应该只关注于货物贸易，在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方面亟待提升。

三、未来中阿文化贸易发展的趋势和空间

（一）中阿文化贸易的规模和增速有望大幅提升

按照一般的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井喷。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600美元。同时依据美国《金融杂志》2010年公布的数据，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在阿拉伯的卡塔尔，人均GDP为9万多美元。从平均水平来看，根据阿拉伯经济理事会公布的统计报告，早在2007年，阿拉伯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已达4661美元。因此，对于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中阿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都面临着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双方有着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基础以及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加之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稳步发展和卓有成效的投资及基础设施合作，特别是服务领域良好合作的起步，均表明中阿文化贸易是未来双边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有力增长点。相关信息显示，目前中国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已在阿国设立分行或代表处，阿联酋、摩洛哥等国的6家银行也在华开设了分支机构；中阿间直航航线不断增加，目前每周航班数量已超过100班次；11个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2012年中国首站到访阿国人数达40万人次。而中阿博览会的举办以及中阿自由贸易区的申办无疑为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希望。可以预计，随着中阿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和贸易便利条件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未来中阿文化贸易的规模和增速有望大幅提升。

（二）部分文化行业双向贸易可先行突破

阿拉伯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的了解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上，有着生疏感和模糊感，但却拥有挥着不去的亲近和好感。就目前情况看，在阿拉伯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以及文化产品、服务的规模和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阿拉伯民众的需求。前叙利亚驻华大使・海依尔・瓦迪指出：“目前，在阿拉伯的书店、图书馆中，很少能找到中国文化的书籍。在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电视台，反映阿中文化的节目也不多。”而前约旦哈希姆王国文化大臣阿迪勒・图维斯博士则认为：“通过电影、旅游以及对文学、诗歌和哲学作品的翻译，可以推动文化交流。希望能看到更多介绍有关中国文化、文明、工业发展及中国在当代世界贸易活动中独特地位的电视节目。”未来中阿文化贸易的突破和拓展不能希冀面面俱到，而实际可行的是首先推进条件具备、易于进行传播和提升影响力的文化行业，如当前中阿在金融、旅游、演出、出版、会展等方面，起步良好，前景广阔。金融方面，2013年中阿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对于双边文化贸易融资、发展文化金融必将带来积极影响。旅游和演出方面，近年来，中阿旅游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同时国内的一些演出团体开始在阿拉伯国家进行商业演出，如四川德阳杂技团赴阿联酋商演，江西杂技团参加利比亚商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阿曼、科威特商演等。出版方面，阿拉伯世界多家出版社推出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出版项目，如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主持的“国家翻译计划”，已出版20多部直接译自中文的古今文化、文学著作。黎巴嫩的阿拉伯科学出版社与中国的五洲传播、华语教学等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种普及型中国文化读物。阿联酋的文字翻译工程，也已资助出版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些活动不仅对中阿文化贸易发展提供了积极的金融、渠道和平台支持，而且也是极有发展潜力和空间的文化贸易行业领域。

（三）区域文化贸易合作潜力强劲

一方面，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双边文化贸易存在困难；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4-5%左右，但不平衡性依然十分严重。埃及、苏丹等阿拉伯大国的经济增长在6-7%左右，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4%左右；毛里塔尼亚、科摩罗等基础薄弱的国家经济发展依然缓慢；而饱受战乱折磨的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国的经济发展则无从谈起。可见，未来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要从稳定和优势突出的区域和国家着眼，中阿区域文化贸易合作潜力强劲。以沙特为例，近年来，中沙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趋活跃，但目前双方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多，尚有很大发展潜力。2013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担任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中沙业界以此为契机，将开展更多经典作品互译及文化产品贸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宁夏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大开放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继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嘴山工业园、灵武羊绒产业园升格为部级园区之后，国务院又批准在宁夏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中国穆斯林国际商贸城、世界穆斯林城、希诺健康城等大项目也纷纷落户宁夏。目前，宁夏已在阿联酋、埃及等国家设立了6个境外销售中心，成为发展区域文化贸易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未来中阿文化贸易必将率先在地区合作方面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

四、中阿文化贸易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一）从战略层面拟定中阿文化贸易发展规划，重视和加强政府推动及民间文化贸易发展

实现中阿文化贸易的良好起步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从战略层面对其做好长远规划。要制定专门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并协调“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形成面向阿拉伯世界的三足鼎立的战略格局。就“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充分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传媒秩序重构的机遇，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深化中阿合作论坛的主题和内容，将文化交流、文化合作，特别是文化贸易置于更高的层次，不断拓展商业性文化交流；其二，加强中华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和辐射，特别是利用出版物、电视频道、新媒体、电影节、博览会等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和双边沟通；其三，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尤其注意发挥民间力量，支持与中阿文化促进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设立更广泛的文化、教育交流基金，形成中阿官方与民间全面合作共促双边文化贸易的多通道格局。

（二）谋划中阿文化贸易行业及区域突破策略，大力推进中阿地区、城市文化贸易合作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与分化虽然给中阿经贸往来带来困难，但从全球来看，却是市场转向和开拓的重要机遇。因为政治动荡使阿拉伯世界原对外贸易，包括文化贸易地理方向可能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阿双方应适时推进文化贸易的繁荣发展，谋划中阿文化贸易行业及区域突破策略，无疑是一件共赢互利、面向未来的战略举措。具体而言，一则要深入调研和分析目前阿拉伯国家文化市场状况，高度重视市场开发潜力大、前景好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同时选取国内发展基础和条件良好的地区，如宁夏、广东、福建等地，推动建设中阿双方文化贸易合作示范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贸易姊妹城市等，探索中阿文化贸易地区合作，创新合作机制。二则要突破中阿文化贸易行业或区域的瓶颈问题，可以选择金融、旅游、演艺、广播影视及会展等作为先行突破的行业，与中阿文化交流一道，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要鼓励和支持阿拉伯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让国内民众给更多了解阿拉伯文化，扩大双向交流、贸易的文化消费基础。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4

论文题目：两大征服民族不同归途的原因浅析——阿拉伯、蒙古民族政策差异研究

一、选题意义

“你方唱罢我登台”，许多民族在历史上上上下下、下下上上，演绎着自己的兴衰史、发展史：有的存留至今；有的只能出现在书页上，人们的记忆里；有的什么也没有留下，可能只有“历史老人”他知晓。

阿拉伯民族、蒙古民族这两大民族都曾在历史上叱咤风云，都曾建立起世界帝国。下面我就谈谈两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概况及今天的情况。

首先讲讲阿拉伯民族的情况。为了结束纷争的战乱、解除外族的压迫、结束社会的不平等、消除人民的苦难，穆罕默德以复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结束了分裂局面，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虽然统一了，但分裂的危险无处不在：阿拉伯居民并非全体真心实意地信服伊斯兰教，拜物教的观念还未彻底根除，部落观念还很浓厚；阿拉伯半岛“东西双雄”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阿拉伯人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希望将其扼杀。为了转移阿拉伯人的部落观念，加强对伊斯兰教、对真主的信仰，击败“东西双雄”——西边的拜占廷东罗马帝国、西边的波斯萨珊帝国，从穆罕默德开始，对外扩张之剑便已经高高举起。阿拉伯人征战异常顺利，东边的波斯萨珊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其首都泰西封被一举攻下，西边的拜占廷东罗马帝国退到托罗斯山脉后面，其北非的“粮仓”埃及落入阿拉伯人的囊中。至732年图尔战役败于查理马特时，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濒中国唐朝，西至大西洋东岸，地跨亚洲、非洲、欧洲。创业难，守业更难。虽然历经土耳其人500年的黑暗统治、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阿拉伯人的影响依然显赫，现今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遍及全世界，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国家有50个，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为16个，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达到22个之多，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地域就囊括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整个北非地区(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埃及、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蒙古民族的情况。1206年，鄂嫩河的源头铁木真被众部落推为大汗——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各部合而为一了。之后，成吉思汗及诸子孙东征西讨，从东亚到东欧这一广阔土地上的众多王朝都败亡于蒙古人之手，连西欧人也异常惊恐，称蒙古人为“上帝之鞭”。13世纪前半期，蒙古人的两次西征，使欧洲人深为震惊。第二次西征的蒙古主力，由于窝阔台的去世而遽然东返，但是西欧仍在胆战心惊地等待蒙古狂飙的袭临。击败各国后，黄金家族裂土分封，建立了大元朝、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后来窝阔台汗国一部分并入大元朝，一部分并入察合台汗国)。1258年，旭烈兀破巴格达，灭亡了阿巴斯王朝，建立了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疆域大约包括今天的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南俄罗斯、叙利亚的一部分、土耳其的一部分、东欧的部分土地。当时的斡罗斯诸多部落均臣服于钦察汗国。当时西欧最高统治者教皇多次派出使者向蒙古汗国示好，教皇的使者鲁布鲁乞(GuillaumedeRabruguis)、柏朗嘉宾(JeandePlauCarpin)就将其在汗国的见闻、活动、思考、对策写就《鲁布鲁乞东行记》和《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可以说，蒙古人的声威在当时异常显赫，遐迩闻名。可是，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蒙古统治大厦轰的一声迅速接连倒塌，1310年窝阔台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灭亡，1370年察合台汗国灭亡，1388伊利汗国灭亡，1480年钦察汗国灭亡。只有钦察汗国坚持得最久，其实在十四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钦察汗国已经实力大减，名存实亡了。昔日的蒙古民族溶入其他民族之中，今天只剩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内蒙古等地域的蒙古民族了。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阿拉伯民族、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同为征服民族，都曾经光芒四射，赫赫生威，为什么蒙古民族的统治迅速瓦解了，其民族被迅速同化；而阿拉伯民族却能在各地发芽、生根、壮大，同化了被征服的居民呢？本文就是想探讨这一现象的原因。

为了不使时间跨度过大，我打算只考察7世纪初到10世纪的阿拉伯民族，13世纪到14世纪中晚期的蒙古民族。因为10世纪初，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最高统治者)已成为掌握实权的突厥权贵的傀儡，存废取决于权贵的喜与恶，哈里发的权力完全被架空，仅仅剩下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的荣誉称号。到14世纪中晚期，各蒙古汗国或土崩瓦解，或实力大减、今难如昔了。

由于资料来源程度的差异，蒙古四大汗国的资料我只能以元朝为主，当然我也会尽力查找其他汗国的资料，如有不尽人意处敬请谅解。

上面我们了解了阿拉伯民族、蒙古民族的过去与现在的简要概况。关于选题意义，我将其分为现实和学术两方面来谈。(1)现实方面，两大民族处于世界征服民族的位置时，都有使自己民族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为什么阿拉伯民族做到了，而蒙古民族却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2)学术方面，目前学术界对这两大征服民族的比较，关注较少。通过这篇论文，我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专家关注他们、研究他们。

二、研究现状

专门对阿拉伯、蒙古民族进行比较，学术界还关注颇少(1)，未发现这方面的专著。中外学者要么在蒙古西征过程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建立后才谈及他们与阿拉伯的关系，但未比较两大民族的异同，要么单独阐述阿拉伯历史或蒙古历史。

由于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不是很多，国内对阿拉伯历史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其著作的特点是从古到今地介绍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而且著作的数量也十分“金贵”。权威专家及著作主要有2003年逝世的郭应德先生的《阿拉伯史纲》，较系统地阐述了阿拉伯地区自穆罕默德传教起到“二战”结束，即自610年到1945年间共1300年的历史。本文要借鉴的主要是穆罕默德自传教以来到阿巴斯王朝开始腐朽没落这一时期的历史，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纳忠的《阿拉伯通史》，阐述了阿拉伯民族从氏族社会时代的游牧部落发展到封建社会时代的民族、国家，再发展成为今日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历程。《古兰经》是了解研究阿拉伯民族的重要资料著作，其中以马坚的译作最为上乘。大约是基于对异质文化的兴趣，国内学者对阿拉伯文化、哲学的研究较多：主要有学生的导师李荣建先生的新著《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中耀先生的《阿拉伯哲学》，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的《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等等。

国外学者对阿拉伯研究的人物及著作主要有：德国学者卡尔卡罗克尔曼的《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与国家史》，本书内容丰富，将近50万言，从伊斯兰教兴起开始，一直叙述到“一战”后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作者对伊斯兰教各教派间的矛盾介绍比较详细，历数了阿拉伯历史上众多的战役及简单经过以及各项经济、政治与文化措施。美国学者西内费希尔的《中东史》，该书将中东的历史做了简要的叙述，时间跨度自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到“二战”结束左右，比较适合对中东历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与之相类似的作品有美籍黎巴嫩裔学者希提的《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英国学者伯纳路易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该书是一本“短小精干而又综览全局的论述”。阿拉伯文译者序中说，这本书“对阿拉伯历史进行了科学而扼要的探讨，能把握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批判分析和解释，而不理睬那些历史的枝节问题。此外，著作还有(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的《伊斯兰教简史》，法国昂里马赛的《伊斯兰简史》，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马格里布》等等。

关于专门论述阿拉伯人征服历史的论著，如瓦格底的《圣战史》、《叙利亚的出征》、《埃及的征服》、《波斯的征服》、《非洲的征服》，白拉左里(有人译之为“白塔尼”)的《诸国征服记》都没有中文或英文译本。十分遗憾，学生不能看到阿拉伯人征服的原貌，只能从众多的通史著作中作零星拾掇。

论文研究方面，主要有《面对阿拉伯人的征服，拜占廷最初采取的反应》(2)、《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拜占廷的关系》(5)，魏良弢的《阿拉伯进入中亚与中亚伊斯兰化开始》(7)，王达苗的《论中古时期伊斯兰势力的崛起》(8)、王三义的《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碰撞与融合》(9)、陈万里的《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形成和觉醒》(10)、哈全安的《伊斯兰圣战思想探源》(11)，等等。

目前学术界对蒙古历史关注颇多。与蒙古统治者同时代，并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的伊朗的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一版再版，既有英文版的，也有中文版的，足见其重要性。法国学者格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一部详细阐释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帝国历史的宏著。瑞典学者多桑的《多桑蒙古史》也十分值得参考。另外，还有英国道森的《出使蒙古记》，等等。

中国学者对蒙古历史尤其是对元朝的历史研究就更多了。主要有：明朝宋濂编纂的《元史》，浩瀚210卷，是研究元朝历史不可不查的资料。明朝陶邦瞻编写的《元史记事本末》，共27章，以事件为纽带阐释了元朝历史，也是一部值得参考的资料。今人周良霄先生、顾菊英女士合编的《元史》是一部全方位考察元朝历史的必查资料，从蒙古的起源一直写到元朝的灭亡。杨志玖先生的《元史三论》，论及元朝的经济政策问题。富育光先生的《萨满教与神话》，较系统地阐述了四大汗国建立前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情况。另外，还有，黄时鉴、邱树森各编的《元朝史话》，史卫民的《都市中游牧民》，蓝琪的《称雄中亚的游牧民族》等等资料也值得参考。

论文方面，主要有：斯赫尔曼的《13世纪蒙古汗国的朝贡规则》(12)，徐黎丽的《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关系》(13)、《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14)，毕奥南的《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15)，陈国光的《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16)，贾晞儒的《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17)，齐学民的《萨满教对蒙古帝国社会政治的影响》(19)。

三、创新点

本篇论文，学生认为有如下创新。

1.1、角度新。针对学术界或仅对两个民族的历史单独研究，或仅仅只考察某两个人物在某个领域的差异(如前面所提及的汉扎罗夫的《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的比较：在世界帝国建设中的宗教因素》)，我想就这两个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征服民族，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命运这一现象，做个初步的探讨，希望学术界多关注这两大民族，多思考这两大民族的异和同。

2.2、思路新。综观研究阿拉伯历史的著作，我发现它们有有个共同的特点：以时间为主轴，从古到今地介绍、阐述阿拉伯的历史，如《阿拉伯通史》、《阿拉伯简史》、《阿拉伯史纲》、《伊斯兰教简史》、《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等等，而至今还未发现就阿拉伯历史的某个问题深入分析其始末的著作，没有一部构建阿拉伯历史的理论性著作，对此深感惋惜。故希望学术界能跳出仅仅以时间为主轴重复介绍阿拉伯历史的书籍，多些其他思路。本文试图从两大征服民族的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一现象入手，初步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四、文章初步框架及主要内容

(一)前言

主要解释说明题目——两大征服民族的不同归途——的含义。

(二)、征服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向敌方提供三个方案：①皈依伊斯兰教，享受穆斯林待遇；②立约投降，交纳贡税，受到保护；③迎接真主之剑，杀无赦。此种方式，有利于瓦解敌方斗志，并信仰伊斯兰教。当阿拉伯人征服某地后，大批移民涌入，和当地人互相杂居通婚，有利于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差异，扩大阿拉伯民族的规模。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大多均是混血儿。

蒙古统治者向敌方提供两难选择：或投降或死亡，财产照劫。即使敌方稍作抵抗，屠城杀绝，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连婴儿、孕妇也在劫难逃。蒙古军队占领某地后，不是移民当地，而是抢劫财产后再全体退却。统治者基本上不和被征服民族通婚，不符合今天的优生优育的标准。蒙古皇室、贵族成员中，长寿者几乎是凤毛麟角，体弱多病者不胜其数，夭折者大有人在。皇帝除忽必烈终年80岁外，元朝皇帝无一人超过成吉思汗66岁，顺帝妥欢贴睦尔51岁，成宗铁穆耳42岁，其余的则未超过40岁。贵族集团的寿命也一样。以木华黎家族为例。木华黎终年54岁，儿子孛鲁终年32岁，孙子塔思28岁，其后人超过40岁的，只有脱脱、安童等数人，且未达到50岁。之所以如此，部族间的固定婚姻是致命杀手。

(三)、内部斗争程度的差异

相对于蒙古民族来说，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内部斗争相对较少，规模也并不大，主要有骆驼之战(656年)、绥份之战(657年)、哈瓦利吉派与阿里派、穆阿威叶后裔无嗣后麦尔旺家族上台的争斗、阿拔斯反倭马亚王朝的争斗、艾敏与马蒙之间的争斗。

蒙古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与其统治共始终：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忽必烈与昔里吉的汗位之争、元朝第二代皇帝铁穆耳死后仅仅26年竟换皇帝8个、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火拼至伊利汗国灭亡、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战争、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战争、各汗国内部蒙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等等。这些争斗、战争消耗了各汗国的实力，国内难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四)、经济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民族征服某地后比较重视该地的稳定与经济建设。征服某一地区后，阿拉伯人保留原来的行政机构，留用原政权的官员，将逃亡贵族、皇室的土地，分给隶农耕种，人民仍然各操其业，只要他们交纳贡税。阿拉伯帝国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经济建设，根治沙河、改良土地、发展农业、轻赋薄税、政策优惠、统一货币、鼓励商业。

蒙古统治者的经济政策不利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元朝为例。虽然统治者重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工具与耕作方法、重视商业。但田租、税收高得惊人，难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元朝统治者有大量的官田，有的直接租给农民，有的由富豪承租再转租给农民。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言及公田，谁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种!”根据当时的人说，公田的租金比私田高20倍。为了满足一己之需要，统治者无什不税、滥发纸币、搜刮钱财、合法化“斡脱钱”(高利贷的一种，又名“驴打滚”或“羊羔儿息”)。

(五)、文化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穆罕默德就说过，“知识是穆民的骆驼，必须找回来”，“你们求学，哪怕是在中国”。哈里发也重视文化建设，艾布伯克尔编订《古兰经》，奥斯曼编订《古兰经》奥斯曼定本，并禁止将其翻译成他族文字，这样既传播了伊斯兰教，又能传播阿拉伯语。文化翻译运动自倭马亚王朝便已经萌芽，至阿巴斯王朝的拉希德、马蒙时期达到鼎峰。大量的他国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繁荣，使得阿拉伯文化在当时独步一时。上行下效，地方统治者也大力网罗学者、文人，发展文化教育。阿拉伯逐渐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很多西方求学者都不辞千里前来求学。

相对来说，蒙古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不够。成吉思汗认为“人生最快乐的是，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蒙古统治集团有人发表这样的高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统治者认为文人长于空谈，理学于治理国家无补，遂禁止科举考试多年。1317年，开科举取士后，统治者又颁布政策，分两榜取士，对汉人、南人的要求近乎苛刻，并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致使汉儒由科举而官如同登天，儒生在时人眼中的地位竟低于娼妓，只高于乞丐，在当时人们排列的“十等人”中位列第九。

(六)宗教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民族重视建设本民族的宗教——伊斯兰教，并确立真主“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宣称穆罕默德是真主安拉的封印使者，各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利于从思想上统一阿拉伯民族，从而有利于维护巩固政权。即使哈里发大权旁落、王朝衰落，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仍是独一无二的。阿巴斯王朝衰落后，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巴格达周围地区，但各“独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没有自称哈里发，或称“苏丹”，或称“艾米尔”等等，都承认哈里发为唯一的最高宗教首领。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几乎完全溶入了当时人们的方方面面。《古兰经》是阿拉伯人的生活准则，它涉及道德、教育、商业、农业、信仰等等方面，几乎涉及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为了推广伊斯兰教，阿拉伯统治者实行“待遇差别”政策，非穆斯林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需要交纳一定的丁税；而穆斯林却可以免之，而且享受国内的优惠待遇。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大批异教徒纷纷改而信仰伊斯兰教，大大扩充了穆斯林的队伍。

而蒙古统治者却忽视了本民族的宗教建设，并且也未将宗教权威合而为一。蒙古统治者最初信奉的是萨满教。通过萨满(类似于巫师)，人能联系上天之神、祈求神灵保佑。因此，萨满在其信仰区地区十分显赫。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说，萨满教既有积极作用，又有破坏作用。萨满可以使蒙古统治者地位巩固，宣称其为“真命天子”，世人均须服从于他。萨满也可以使蒙古统治者的政权崩溃。成吉思汗时期，萨满阔阔出为打击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宣称合撒儿也是上天派来的真命天子，唆使成吉思汗斩草除根，杀了合撒儿。由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的极力劝阻，兄弟仇杀才没有酿成。最后，成吉思汗以摔跤为名将阔阔出除去，才最终避免了一场权力角逐、统治阶级分裂的危险。后来，蒙古统治者改信其他宗教，元朝信仰佛教，察合台汗国信仰基督教，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信仰伊斯兰教。在信仰上蒙古统治者出现了分裂，并且由于宗教矛盾彼此战斗多年。钦察汗国借口旭烈兀杀害哈里发、处死80万穆斯林，遂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夹攻伊利汗国，直至伊利汗国灭亡。在改信的宗教上，统治者又“太过投入”。以元朝为例。元朝大兴佛寺、大赐田地与财产、奉佛为师，僧人为非作歹、欺官压民，甚至侮辱王室，元朝统治者竟不追究。完全可以说，过分崇佛注定元朝必亡。

(七)、民族政策的差异

阿拉伯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来区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宣扬穆斯林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允许异教徒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大力提拔有才能的异教徒，扩大巩固统治阶级的根基。

蒙古统治者为保持其尊贵血统，维护其特权地位，民族内部通婚，将全国人口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不利于民族的壮大、统治基础的巩固。

(八)、总结

指出除了上述原因的差异外，也指出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蒙古民族作出了哪些改进等等。

在分析总结两大征服民族的政策的差异后，指出阿拉伯民族也有不足之处，蒙古民族也有可以学习的方面。

参考文献

一、英文

1、Allsen，T.Thomas，CultureandConquestinMongolEurasia，2001，NewJersey&Ewi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Anatoly，M.Khazanov，MuhammadandJenghizKhanCompared：theReligiousFactorsinWorldEmpireBuilding，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Jul.，1993；Vol.35；No.3.

3、Beeston，L.A.L.&JohnstoneM.T.&Serjieant，B.R.&SmithR.G.，ArabicLiteraturetotheEndoftheUmayyadPeriod，1983，Cambridge&London&NewYork&NewRochelle&Melbourne&Sydne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4、Cleveland，L.William，AHistoryoftheModernMiddleEast，2004，Boulder，Colo.：WestviewPress.

5、Courbey，Youssef&Fargues，Phillippe，ChristiansandJewsUnderIslam，1997，Londen&NewYork：I.B.Tauris&Co.Ltd.

6、Egger，O.Vernon，AHistroyofMuslimWorldto1405：theMakingofaCivilization，2004，NewJersey：UpperSaddleRiver.

7、Gibb，A.R.Hamilton，Arab-ByzantineRelationsUndertheUmmyyadCaliphate，1958，DumbartonOaksPapers，Vol.12.

8、Huojianying，PiecesofthePast：YuanDynastyZaju，ChinaToday，2003年2月.

9、Kelly，L.A.，ForeignDominationandCulturalAbsorption：AComparisonofEgypt’sAfricanPharaohs(Dynasty25)andChina’sMongolOverlords(YuanDynasty)，1993，LoyolaUniversityofChicago，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AncientWorldHistoryinChina，Tianjin：Naikaiuniversity.

10、Saunders，J.J.，AHistoryofMedievalIslam，1978，London&Henley&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

11、Schurmann，F.H.，MongolianTributaryPracticesofthe13thCentury，1956，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19，No.3/4.

12、Tabari，translatedandannotatedbyMichaelFishbein，TheHistoryofal-Tabari：TheVictoryofIslam，1997，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二、中文

(一)译著

1、(巴基斯坦)加米尔艾哈迈德，敏文杰译：《全人类的先知——穆罕默德》，《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3期.

2、(埃及)艾哈迈德艾敏，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史》，198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3、(英)巴德利，吴持哲、吴有刚译，胡钟达校：《俄国蒙古中国》，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4、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不鲁克东行记》，2002年，北京：中华书局.

5、(意大利)马可波罗、鲁思梯谦(Rusticiano)，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6、(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乔尔卡迈克尔、莫希珀尔曼英译，孙硕人、诸长福、贾鼎治、吴厚恭汉译，董乐山校：《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198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7、(英)丹皮尔，李珩译：《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2001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英)道森，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1983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瑞典)多桑，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2004年，北京：中华书局.

10、(英)凯伦法林顿，秦学信、杨春丽译：《宗教的历史》，2003年，第2版，太原：希望出版社.

11、(美)西内费希尔，姚梓民译：《中东史》，199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99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苏)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余大钧译，张沪华校：《金帐汗国兴衰史》，198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4、(法)勒内格鲁塞，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199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5、(美)弗兰克J古德诺，蔡向阳、李茂增译：《解析中国》，2005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6、马坚译：《古兰经》，198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王永方、赵桂云译：《穆罕默德生平》，1986年，北京：新华出版社.

18、(波斯)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198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英)伯纳路易，马肇春、马贤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197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德马茂德，吴云贵、金宜久、戴康生、安保枝译，吴云贵校：《伊斯兰教简史》，198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2004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2、佚名，鲍思陶校：《元朝秘史卷12》，2005年，济南：齐鲁书社.

23、佚名，谢再善译：《蒙古秘史》，1951年，北京：开明书店.

24、(美)希提，马坚译：《阿拉伯通史》，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25、(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阿拉伯马格里布史》，1975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6、(伊朗)志费尼，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1980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中文著作

1、蔡伟良：《灿烂的阿拔斯文化》，1997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明朝)陈邦瞻：《元朝纪事本末》，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

3、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2005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4、陈志强：《拜占廷研究》，200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5、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1990年，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6、郭应德：《阿拉伯中古史简编》，1987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郭应德：《阿拉伯通史》，199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胡燕欣：《画说世界战争史》，2003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9、黄时鉴：《元朝史话》，1985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10、黄时鉴注：《通制条格》，1986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199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元朝)孔齐，庄敏、顾新校：《至正直记》，1987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3、蓝琪：《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2004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4、李荣建：《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2005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5、刘近胜：《元史论丛》，2004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6、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

17、默父：《阿拉伯帝国》，2001，西安：三秦出版社.

18、纳忠：《阿拉伯通史》，199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2002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1996年，长沙：湖南出版社.

21、(明朝)宋濂：《元史》，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

22、(春秋)孙武：《孙子兵法》，1998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3、(元朝)陶宗仪：《辍耕录》，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

24、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1993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5、周良霄、顾菊英：《元史》，2003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下册》，1990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7、杨志玖：《元史三论》，198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8、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2001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9、(明朝)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

(三)中文论文

1、毕奥南：《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12月，第14卷，第4期.

2、陈德成：《论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及其形成原因》，《西亚非洲(双月刊)》，1997年，第6期.

3、陈立健：《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有关元代帝师寺与蒙古字学的一点佐证》，《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总第65期).

4、程群：《阿拉伯帝国军事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5、丁明仁：《古兰经语言特点初探》，《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4期.

6、丁瑞忠：《阿拉伯帝国翻译运动的成因》，《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月，第19卷，第2期.

7、哈全安：《伊斯兰圣战思想探源》，《亚非论坛》(双月刊)，2001年，第3期.

8、贾晞儒：《蒙古文字与蒙古历史》，《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37期).

9、李学：《北元、蒙古、明代蒙古——兼与鲍音先生商榷》，《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0、齐学民：《萨满教对蒙古帝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前沿》，2005年，第2期.

11、王俊荣：《一个伟大而有永恒魅力的巨人》，《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1期.

12、王三义：《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14卷，第2期.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大学阿拉伯语翻译 教学模式 翻译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7-0160-01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推进，各国各方面的交流均越来越频繁，翻译在交流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现在对翻译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就阿拉伯语翻译课程学生的反映来看，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没有达到教学的预期目标。如何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阿拉伯语翻译教学的关键。

一、影响学生阿拉伯语翻译能力的因素

翻译最基本的三大要求，即信，达，雅。信，就是要忠于原文的意思；达，就是要使人能看明白，能看的懂，知道是要表达什么的；雅，就是在信，达都做到的基础上，确保译文通顺易懂。阿拉伯语翻译也要遵循这个要求。如何才能使学生在翻译中达到这三个要求呢？研究影响学生阿拉伯语翻译能力的因素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阿拉伯语翻译教学方式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影响学生翻译能力的因素分为：专业知识，知识面或者背景知识，文化差异，翻译技巧，实践机会。

1.专业知识

没有基础语言知识，任何人都不可能译出译文。对于任何译者来说（包括学生），无论是汉语翻译阿拉伯语还是阿拉伯语翻译汉语。首先出现在译者脑海里的不是整篇译文，而是简单的双语对应的词汇，然后是短语，紧接着是按照语法要求重组这些词汇，最后才是运用各种修辞保证译文的流畅程度。所以学生必须要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是保证翻译效果的前提。

2.知识面或者背景知识

译文往往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冷门的领域，经常会涉及更广的更宽的领域，经常会涉及译出语和目的语的不同背景知识。学生知识面的宽窄以及译文背景知识的了解直接影响学生对译文的理解水平。

3.文化差异大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产物，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语言”。阿拉伯国家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准用，个人信仰以及对人生的追求，语言表达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与我国差距很大。如果不提前了解阿拉伯民族的文化，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翻译的不准确。

4.翻译技巧不足

翻译技巧是译者在不停的翻译过程中，总结起来的技巧。翻译过程中，同义词之间的翻译，委婉词的翻译等等，都有很多技巧。因为学生接触专业翻译比较少，所以经验和技巧不足，译文即使能够做到内容符实，也不符合翻译中的“雅”。

5.实践机会少

阿拉伯语翻译课一般是高年级才开设的课程，学生直到高年级才开始正式接触翻译课程，但是课堂上翻译内容毕竟有限，课后也没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所以学生们翻译水平有限。

二、阿拉伯语翻译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采用更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阿拉伯语翻译课程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阿拉伯语翻译的兴趣；鼓励学生多参加阿拉伯翻译实践活动；创造语言环境，培养学生的双语思维。

1.培养学生对阿拉伯语翻译的兴趣

学生普遍反映阿拉伯语翻译过程是很枯燥的，提不起兴趣。所以教师在教授阿拉伯语翻译课程中不能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消磨了学生对翻译的兴趣，也不能提高学生翻译的能力。教师可以根据本班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的兴趣点找到更适合本班学生的上课方式以及翻译教材，比如可以找一些热门话题让学生演示，这样学生会发现学习中的快乐。教师要经常鼓励学生课下尝试着翻译不同类型的译文。除此以外，要经常鼓励学生在不断巩固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各方面的知识。

2.鼓励学生多参加阿拉伯翻译实践活动

高年级的阿拉伯语翻译课程中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时间是很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作为“学者”，是获得知识的那一方，而获取到的知识能不能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就要求学生多多的练习。而上课时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在课堂上没有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就需要教师带领学生组织参加一些阿拉伯语翻译实践活动或者指导学生翻译一些企业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而且可以增加翻译经验。

3.创造语言环境，培养学生的双语思维

阿拉伯语语言环境对于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学生不断的使用阿拉伯语，对于阿拉伯语词汇，语法，句式都可以进行巩固和练习。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更能培养学生中文和阿拉伯语双语思维和表达快速转换。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差距很大，所以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上有很大的差异。在进行中文阿拉伯语翻译的时候，常常需要这双语思维和表达的快速转换。所以，创造语言环境对于提高学生的阿拉伯语翻译水平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总结与展望

目前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阿拉伯语翻译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学生的阿拉伯语翻译水平，培养出优秀的阿拉伯语译者是各大高校迫在眉睫的事情。教师要根据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们的学习能力，积极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阿拉伯翻译的能力已达到所期许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刘瑶，田志强.试论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外语翻译教学的创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年.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西班牙 阿拉伯文化 影响

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又称摩尔人，los moros）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区区7年时间阿拉伯人就将伊比利亚半岛收入囊中，从此开始了在西班牙长达近800年的伊斯兰统治。起初，并存的几个阿拉伯酋长国隶属于大马士革哈里发帝国。公元756年，第一位摩尔国王――阿夫德拉曼一世，定都科尔多瓦，并宣布独立。阿夫德拉曼三世时期，南部城市科尔多瓦成为当时西班牙甚至欧洲最为繁华的工业、科学、文化中心。至公元十世纪，伊斯兰统治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面对外族的入侵和占领，北方的基督教徒开始反抗。公元722年，光复运动从最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科瓦东加山迅速扩展开来。此后的770年中，北方军队浴血奋战，连获大捷。与此同时，基督教各个小诸侯国经过混战和吞并，最终形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大王国。到十二世纪末，伊比利亚北半部已全部被基督教王国收复。到十三世纪末，穆斯林摩尔人的控制区就只剩下南部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王国了。在1492年，格拉纳达被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所率领的大军所征服。至此，整个西班牙光复，将近八百年的阿拉伯人统治宣告结束。

在这近八百年的时光中，阿拉伯统治对西班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种植了大片的小麦、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树，同时为西班牙带来了先进的灌溉技术。许多经济作物（比如茄子、西瓜、柑橘等）通过阿拉伯人引入西班牙，并传至欧洲其他国家。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促进了科学发展，天文、医药、数学、建筑等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阿拉伯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圣经》、《古兰经》通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翻译传遍欧洲。至今西班牙语中仍残留着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词汇。

一、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语的影响

现代西班牙语，又称卡斯蒂利亚语，是由民间拉丁语派生而来。其雏形可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正式定型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卡斯蒂利亚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公元1252―1284年）把当时的方言确立为官方书面语。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西班牙语受到多种外来语的影响。在现代西语中，阿拉伯语成分仅次于拉丁语和英语。

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阿拉伯语约给西班牙语增添了4000多个词汇。据统计，西班牙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单词中以字母A开头的最多（al是阿拉伯语中的冠词），约600个。此外西班牙语中其他来自于阿拉伯语的词汇包括约50个字母B开头的单词，约50个字母Z开头的字母，约100个字母C开头的单词，约100个字母M开头的字母，以及其他字母开头的阿拉伯语单词。这些词汇涉及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从西班牙语地名中的阿拉伯语单词说起。南部的著名河流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的名字就来自于阿拉伯语 wadii al-Kabiir （阿拉伯语意为“大河”）。直布罗陀（Gibraltar），源于jibl Taariq （意为塔里克的岩石），这是以阿拉伯人首领塔里克・伊本・扎伊德的名字命名的。公元711年，他率领部下穿过这个海峡，直取西班牙。又如西班牙南方大区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源于Al Andalus，意思是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比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在阿语里的意思是石头的峡谷。

当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时，先进的伊斯兰文化无法直接将当时半岛上不存在的一些科技、农业、数学词汇直译成当地语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领域还能看到带有浓郁阿拉伯语风格的卡斯蒂利亚语词汇。擅长耕作的阿拉伯人带来了与农业相关的词汇：azucena（百合），arriate（花坛）, alquería（农舍）, azafrán（藏红花），algodón（棉花），等等。阿拉伯人用水车（noria）将蓄水池（alberca）中的水抽取出来，通过精巧的泥瓦工（alba?il）建造起来的水渠（acerquia）引入农田，灌溉了大片的橘子（naranja）林、柠檬（limón）树和棉花（algodón）地。

同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一些跟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词汇，如alcalde（村长，镇长，市长）, alguacil（法警，警官）, zalmedina（法官）, almojarife（税务大臣）, albacea（遗嘱执行人），等等；善于经商的摩尔人还引进了不少商业词汇，例如：almacén（仓库）, almoneda（拍卖）, quilate（克拉）, quintal（担，重量单位）, fanegas（法内加升），alquiler（房租），等等。

阿拉伯人还是建房子的能工巧匠，于是一些与建筑业相关的词汇流传至今。比如aldea（村镇），alféizar（窗台），artesonado（花格镶板），花砖（azulejo），隔断（tabique），等等。

当时的阿拉伯人还掌握着较为先进的科技和工艺技术。如当今西语中的álgebra（代数学），algoritmo（运算法则），alquimia（炼金术）都与他们有关。

除了上述提到了大量名词之外，源于阿拉伯语的形容词和动词并不多。今天我们仍经常用的动词有halagar（谄媚），acicalar（磨光，擦亮），等等。

现代西班牙语中的后缀-í（如nazarí和andalusí）也来自当时的阿拉伯人。

现在，在语法和词法上西班牙语同阿拉伯语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动词时态，名词分阴阳性，但这些不属于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的影响。但值得指出的是，西班牙语中第二人称敬称形式usted，即相当于汉语的“您”，来自阿拉伯语“老师”（ ustaadh）。

二、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些在西班牙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习俗也与阿拉伯人的到来有关。

大文豪塞万提斯在其名作《堂吉诃德》中描述仆人桑丘请他的妻子坐在地毯和枕头之间的地板上。这里的席地而坐便是明显的带有穆斯林色彩的习俗。

亲吻他人的手和脚在伊斯兰文化中是表达对对方的顺从和尊敬。阿方索十一世在自传中记载国王不允许他的大臣们行吻脚礼，但是吻手礼却得到了他的赞同。如今在书写信笺时，西班牙人在信的末尾时常会加上这样一句话：beso a Ud las manos（意为亲吻您的手）。

沐浴的生活习惯也来自阿拉伯人。在古代各民族中，古代阿拉伯人沐浴制度之完善，可谓首屈一指。阿拉伯人把讲究卫生看做对真主虔诚的条件和标志，不仅要求灵魂纯洁，而且要求身体洁净。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每次礼拜前都要净身，大净洗周身，小净洗局部。阿拉伯帝国境内，各大城镇都普遍设立了澡堂。据史书记载，十世纪末仅巴格达一城就有公共澡堂300个①。伊斯兰教徒们也把这一习惯移植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鼎盛时期大大小小的浴场遍布各大城市。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浴室在光复运动中被狂热的基督教徒拆毁殆尽，因为它们被看做是摩尔人统治的象征。

三、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建筑的影响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踏上伊比利亚半岛时，从东方带来当时先进的建筑类型和手法。后来的西班牙王公贵族在建造宫殿甚至教堂时都借鉴了阿拉伯人的建筑工艺。阿拉伯人的建筑原料并不复杂，凭着一些简单的砖头、石膏和木头，就建起了至今仍令世人赞叹的建筑。至今最为西班牙人津津乐道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的代表作有：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科尔多瓦麦地那―阿沙哈拉宫，以及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

西班牙的阿拉伯风格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马蹄形拱门，这是不同于一般拱形的超高形拱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特色并非源自阿拉伯帝国本土，而是土生西班牙阿拉伯人的一种模仿和创新（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早期艺术的模仿，也有人坚持这一风格与西哥特建筑有关）。这种独具阿拉伯―西班牙特色的马蹄形拱门通常绘有红白两色，这一点在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中尤为明显。这类建筑中的柱子具有西哥特风格，即柱身平滑，而柱顶则为华丽的科林斯式。到了二楼，拱门和廊柱又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拱门的弓形变为半圆状，柱顶则换成了波纹线脚。在著名的科尔多瓦清真寺中，这两种风格的拱门和廊柱经常交替出现。

到了后期，华丽的巴洛克风格逐渐融入了阿拉伯―西班牙风格建筑中，起初的简洁之风渐被摈弃。拱门日益成为一种装饰，而非建筑中的必需品。这一时期的拱门将直线与曲线糅合在一起，并出现了凹曲线。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末期，拱形门已完全丧失了实用性，成为了纯粹了装饰物。

此外，阿拉伯人出于对“空白的恐惧”，其建筑物的墙面上通常绘满了各种图案。这种图案大致可分为三类：花叶形条饰（又称阿拉伯花饰）石膏花叶饰、阿拉伯字母纹饰。当然阿拉伯建筑必不可少的还有各种多彩的瓷砖。

最后，我们有必要提及的是位于格拉纳达城北面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一宏伟的建筑建于公元1238―1358年，它融合了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天堂”花园和古希腊罗马式的中庭，是一处典型的西班牙式的伊斯兰庭院。这一宫殿由四个小院落和一个大庭院组成。其建筑特征是：第一，中央是方形庭园，多采用阿拉伯式的拱廊，缀有精美的雕饰。第二，在中庭的中轴线上，建有方形或条形水渠或是水池喷泉。这一设施在炎热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可给人带来凉爽湿润的感觉。第三，院落中多种植各种灌木、乔木，以与各种建筑搭配。第四，将几个这类庭园组织在一起，形成“院套院”。

四．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科学发展的贡献

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对于当时西班牙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将古希腊的一些经典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促进了这些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西班牙的穆斯林还克服重重困难，搜罗大批图书，建立了十余所公共图书馆。麦叶王朝的哈卡姆二世专注于学术。他的皇宫图书馆藏书多达60余万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学术中心。在他的儿子统治期间，全国的清真寺都成了研究学问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学习包括哲学、天文学和数学的各种科学知识。

在天文学领域中，最为著名的是西阿拉伯学派的阿尔・扎卡里（al-Zarqali，公元？―1100年）。他长期生活在托莱多和科尔多瓦。其著作有《恒星运动论》、《星盘》等。这位古代天文学家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测出了太阳的远地点相对于恒星的移动是每年12″.04（真实值为11″.08），黄赤交角在23°33′和23°53′之间来回变化。他还在1080年主持编制了《托莱多（Toledo）历表》，这一历表在欧洲长期使用，直至1252年才被代替。

在医学界赫赫有名的是宰赫拉威（Al-Zahrawi，拉丁名Albucasis，公元936―1013年）。他是在科尔多瓦出生的阿拉伯人后裔，擅长外科学，被尊称为“外科学的开创者”。他常年在后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哈凯姆二世的宫廷里担任御医，对希腊医学和阿拉伯东方医学各学科均有深入研究。宰赫拉威将毕生研究成果都汇集在了《医学宝鉴》一书中。该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巨著，全书计30章。他在书中除了总结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理论及治疗方法外，还结合了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介绍了伤口烧灼术、膀胱结石破碎术等新疗法，以及解剖术和活体解剖术的重要性，记述了多种外科手术的程序。这一著作为欧洲的外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阿拉伯统治时期的医学界还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药物学家：伊本・白塔尔（Ibn al-Baitar，公元1197―1248年）。他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Málaga），自幼爱好植物和医学，成年后成为兽医。他熟知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东方国家的药物品类。伊本・白塔尔的最大贡献便是完成了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完备的医药典籍《单药大全》 （kitab al-jamifi al-adwiya al-mufrade或Treatlse of Simple Drugs）。其中收录了1400多种药品，有300种为新增品种。

在哲学领域，伊本・如什德（Ibn Rusd） 被称为阿拉伯逍遥派的代表人物。他翻译并评点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于维护理性和传承希腊哲学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生。他的哲学观代表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主流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和哲学的矛盾，以及阿拉伯哲学家为调和这种矛盾所作的努力。

从公元712年到1492年的近800年间，阿拉伯文化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对西班牙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由于阿拉伯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使得原先本土居民的宗教、语言、艺术文化等得以保存下来。基督教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和睦相处，互相交流，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三大文明融为一体，在半岛上形成了多种文化并存的繁荣而和谐的局面，将西班牙推向了欧洲文化的顶峰。

注释：

①王瑞聚.阿拉伯世界，1990，（02）.

参考文献：

［1］朱凯.西班牙拉美文化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马联昌.西班牙语与西班牙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廉美瑾. 西班牙文化概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4］郑春笛.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5］陆经生. 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 1988,（01）.

［6］ALTAMIRA, Rafael. A History of Spain: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 day.D.Van Nostrand Company.Londres,1933.

［7］CASTRO,Américo.Espa a en su Historia:cristianos, moros y judíos. Ed. Crítica. Barcelona,1983.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7

说起阿拉伯文学对欧洲骑士文学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里有作家本人提供的证据：在小说的第九章里，塞万提斯承认他是以阿拉伯文的著作为蓝本的。虽然这部小说有“骑士文学”的殿军之称，但它显然不属于标准的“骑士文学”。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骑士文学仅限于所谓“韵文罗曼司阶段”的诗歌作品。这个阶段的骑士文学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2世纪）的作品主要是法国北方行吟诗人的“骑士叙事诗”；后期（13世纪）的作品则主要是法国南方行吟诗人的“骑士抒情诗”。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骑士文学这前后两个时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可能恰恰是阿拉伯文学产生影响的结果。然而，这个结论却缺乏直接的文献学证据。更坦白地说，事实上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书面证据。因为当我们设想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作品由于受到阿拉伯抒情诗的影响而变得迥然不同于法国北方行吟诗人的作品时，也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实际上并不懂阿拉伯语，他们连阅读阿拉伯抒情诗译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阿拉伯文抒情诗被译为欧洲文字的任何证据。所以，无可否认有关阿拉伯抒情诗对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问题还是有争议的。不过，争议归争议，不少学者还是认可上述结论的。他们认为，既然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就不能完全排斥间接的证据。例如，当时普罗旺斯抒情诗表现出了以往拉丁世界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主题内容，亦即对“骑士之爱”（骑士对已婚贵妇人的爱情和崇拜）与“精神之爱”（超越感官的柏拉图式的爱）的讴歌。而这新的主题内容恰恰来自于阿拉伯人，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希提的说法，这类文学主题“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还有的学者认为，阿拉伯诗歌对欧洲诗坛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在形式上提供了以往拉丁诗歌所没有的韵律。众所周知，古希腊和拉丁文诗都是不押韵的。当然，这并非说古希腊诗歌或拉丁诗歌不讲究音乐化。荷马史诗就采用了所谓的“六音步格律”。只是这种“格律”的概念比较泛化，严格说，这不是中国或阿拉伯诗歌意义上的“格律”，而应称作为“音律”。所以，准确地说，拉丁诗歌有音律，但没有韵律（Latinversewasscannedbutnotrhymed）。因此，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有严谨的韵律这一点，也可以充当阿拉伯诗歌对欧洲诗坛产生影响的重要证据。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既不懂阿拉伯语，又读不到阿拉伯语诗歌的翻译作品，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也不难解释。只要考虑到当时的“外在环境”，就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的普罗旺斯地区与穆斯林之间的来往关系一向密切。而且，还应当特别注意到，这种两个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采取了“口头传播”的方式，而不是“书面翻译”。口头传播的中介人是懂得多种语言的犹太人和穆扎拉比人（Mozarabs，意为“依照阿拉伯人的方式行事之人”）。另外，对于法国南部的上层社会来说，还有一种中介人就是叫作“琦颜”（qiyan）的阿拉伯歌女，她们经常出现在基督教国家的皇室宫廷，演唱传统的阿拉伯抒情诗歌。据说，当时法国南部阿基坦的年轻的威廉九世（WillianⅨ）就是在这些阿拉伯诗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就成为了欧洲语言的第一位抒情诗人。

二、阿拉伯抒情诗与十四行诗

阿拉伯抒情诗与欧洲十四行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因为十四行诗的起源至今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可靠根据的，只能追溯到意大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更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安达卢西亚的“彩诗”和“俚谣”：它们首先对西班牙、法国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产生了影响，然后是意大利诗人率先创作十四行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历史语言学证据。“十四行诗”的英文和法文名称，都写作sonnet（故旧译“商籁体”），源于意大利语sonétto，而后者又源于普罗旺斯语sonet。但问题是阿拉伯彩诗等对普罗旺斯诗歌的具体影响还不十分清楚，恐怕是出于对地理位置上的靠近以及彩诗等与十四行诗都是多韵诗体这类因素的考虑。另外，我国老辈学者、学贯中西的杨宪益先生曾在1983年发表过《十四行诗，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唐诗》一文，提出了一种更为大胆的猜想：不但欧洲最早的十四行诗是从阿拉伯人方面传到意大利的，而且其来源还可远溯到中国。他一口气列举了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5首“十四行诗”，其中与十四行诗最相像的一首诗是《月下独酌》。这首诗开头是一个八行诗组，用的是一个韵；然后是一个间隔，下面是一个六行诗组，用的是另一尾韵。还有前面的八行诗组又可以分为两个四行诗组；第二个四行诗组是第一个四行诗组的延伸和发展。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结构的具体安排上，这首诗完全符合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的规律。这个猜想的证据链上显然有更多的“缺环”。从时间上来说，李白的诗最早，是在8世纪，欧洲出现十四行诗在13世纪，而阿拉伯的彩诗等恰好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这里至少有两大“缺环”：一是阿拉伯把十四行诗传到意大利的证据，另一个是十四行诗从中国传到阿拉伯的证据，两者都是缺失的。因此，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还缺乏条件来进行“影响比较”研究。然而，这并不削弱杨先生猜想的研究价值。它至少向我们提供了进行“平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方向。从这个平行的角度来看，中国、阿拉伯和欧洲似乎都有十四行诗。在这里不难找到弥补“阿拉伯缺环”的资料。有位西方学者认为，许多十四行诗很有可能是阿拉伯的“格宰勒”（ghazal），即情诗的变种。一首传统的情诗是由5个到15个对句构成的，典型的是7个对句。而7个对句（每个对句就是两行诗句）的情诗就有可能被认作为是一首十四行诗。笔者按此线索，查阅了仲跻昆教授编译的《阿拉伯古代诗选》，该诗选收了有波斯血统的诗人艾布•努瓦斯（AbūNuwās，762年～813年）的诗作34首，其中有4首情诗就颇像十四行诗。这里仍不免使人联想到欧洲的十四行诗，因为后者从内容上来看也确实大多是情诗，故又有“爱情十四行诗”（lovesonnet）之称。这难道又是巧合吗，而且，这类情诗的内容最初反映的恰恰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加之“十四行诗”的名称又源自于普罗旺斯语，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它与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有某种渊源关系。不过这已超出笔者的专业范围，还得有赖于治欧洲文学史的专家（特别是法国文学史的专家）去考证了。

三、问题难解的症结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禁忌语；中阿对比；跨文化认知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想要避讳或者禁止的一些东西，这种特殊的习俗反映在文化上就是禁忌，禁忌在文化学上被成为“taboo”，在生活中表达这些禁忌的委婉表达方式就是禁忌语。[1]

不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国家，人们在表达敬畏、死亡、或者性、排泄等不洁现象时都会寻求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另外，禁忌语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等密切联系，因此，不同地域的人在禁忌语的表达上存在着差异。[2]

一、中阿禁忌语的表现类型

中阿两种语言，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其所产生的文化效果上都有很大不同，因此禁忌语方面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名字称谓禁忌

中阿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别，导致在名字和称谓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一般晚辈忌讳跟长辈用同样的名字。在古代更是这样，老百姓要避开帝王的名字，遇到跟帝王名字中相同的字词时，要用其他的方式代替重。阿拉伯国家名字是名在前，姓在后，并且先是自己的名字，然后是父亲以及爷爷的名字，最后才是姓。在取名时多以跟先知的名字一样为荣耀，所以会有很多人的名字是、阿卜杜拉、阿罕默德、穆斯塔法等等，也会出现孩子的名字跟父亲甚至爷爷的名字一样的情况。

（二）植物禁忌

不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国家，人们对植被的喜爱都是一样的。有些阿拉伯国家极度缺水，但是依然不能磨灭人们种植花草的热情，会通过各种方式储存水资源来种养植被。这些植物除了被人们给予对美好事物的象征以外，还有一些禁忌是我们需要避讳的。

在中国被视为花之君子，象征高洁尊贵，但是作为礼物馈赠是有很多禁忌的，如果在看望病人时挑选白色的，势必会对交际造成困扰。在伊朗，送人黄色的花代表着对被送者的憎恶和仇恨，在交际中要尤为注意。

（三）数字禁忌

数字产生初期只是一种计量单位，现在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含义，数字禁忌也属于禁忌语中的一种。

汉语中， “四”是“死”的谐音，代表着死亡。因此在中国数字 “4”是非常忌讳的，在电话号码中、车牌号、门牌号的选择中会尽量避免。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的人对“13”这个数字非常不喜欢。不会选择十三号去办理重要的事情，建筑物中也尽量避免十三层。汉文化中，并没有对十三有特殊的敌意。

（四）动物禁忌

中国人敬畏“龙”，并称自己的是“龙的传人”，象征着智慧、尊荣和权势。古代阿拉伯贝都因人终日与骆驼为伴，骆驼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活财产，因此对骆驼尤为敬畏。

老虎在汉文化中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力量和威严。在阿拉伯，狮子才是最勇猛的，常把国王和勇猛的男子喻槭ㄗ印[3]

二、中阿禁忌语差异原因分析

（一）风俗习惯不同

生活习俗、社会文化、法律制度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人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在两河流域繁衍生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思想，社会制度健全，崇尚儒家文化，反对战乱争斗。而阿拉伯民族尚武爱斗，在竞争拼夺中求得生存。

（二）思维观念不同

汉民族的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也受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重视直觉思维，强调悟性的重要性，忽略了逻辑推理能力。阿拉伯世界的人在思维上更理性，注重逻辑思维。

三、交际策略及具体建议

（一）中阿跨文化交际的策略

1.增强教师处理文化冲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让学生多渠道了解禁忌文化

3.调整课程设置

（二）中阿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建议

1.只有在合适的场合才可以使用“小姐”和“同志”；

2.给中国朋友送礼物的时候不能送、雨伞、钟、绿色帽子；

3.中国人在阿拉伯国家的“斋月”里尽量不要讨论饮食，不要在穆斯林面前吃饭喝水；

4.中国人尽量不要在穆斯林面前讨论堕胎，以及对不恰当的怀孕的处理办法；

5.外国人尽量不要在阿拉伯人面前抱怨自己住的地方离清真寺的大喇叭太近，极度影响生活等事情。

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被认知并且逐步减少的。交际双方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全方位认知交际中的禁忌语，以减少交际摩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达到成功的交际。

参考文献：

[1]严丽.韩中禁忌语对比研究[D].复旦大学，2009.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9

其间，中阿图书馆界代表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公报（2014年10月13日北京倡议）》，就建立信息领域合作机制、图书馆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文献典籍保护与利用、数字图书馆发展合作等共同关注的问题研讨交流。

此次中阿图书馆界的交流，基于201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以及落实中国领导人“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对《望东方周刊》说：“任何一个合作都很难说只是经济的合作，文化伴随经济共存。”

图书馆的碰撞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对话交流中，“图书馆馆长论坛”这样的交流尚属首次。

此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发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实施的“中国之窗”项目，已先后在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落户;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也多次赴京沪粤等地，参观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

自2008年起，图书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被正式纳入中阿合作论坛的两年行动执行计划，举办本次图书馆馆长论坛，正是第六次中阿部长级会议的2014年至2016年行动执行计划之一。

“图书馆是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中，润物细无声，让经济带上的国家能够互相了解、接受。包括文献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解读，除了风土人情外，也记录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孙一钢说。

图书馆作为公共阅读服务平台，其交流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异域文化知沟有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说：“这种阅读平台，是每个人、每个集体一生中获取知识、自主意见、提升文化素养的基本方式，……在它面前，年龄、种族、宗教、民族、语言、社会地位的界限消失殆尽，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从中受益。”

中阿图书馆界合作的初步设想是，每两年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各召开一次专家大会，每年互在对方国家举办一次图书等内容的展览。

丝绸之路是结合点

合作建设中阿数字图书馆是此次论坛公报的落地部分，其目标、内容、服务形态、模式，会在2015年的中阿信息领域图书馆专家大会上探讨确认。

孙一钢介绍说：“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整体水平并不高。有些做得很好，比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有些是刚组建不久，有些仅局限于图书提供，数字图书馆建设刚刚起步。”

跨国界图书馆早已有之。如世界数字图书馆，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倡议建立，是世界各国文化资源交流的共享平台。

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合作建设，一个范例是2010年签署的中日韩数字图书馆协议。

但中阿数字图书馆显然任务更为艰巨：中日韩数字图书馆呈现的都是东方文明，而中阿数字图书馆面临文化鸿沟。

中阿合作交流中，语言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但在建设数字图书馆时，语言难题可以从技术角度解决，比如世界数字图书馆就有七种语言。

“我不担心彼此的标准规范问题、平台搭建问题，包括语言问题，而是担心双方如何找到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资源，要找到可读、可视、有效的内容，需要下功夫。”孙一钢说。

“这个讨论的前提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不能是你宣传你的东西，我宣传我的东西。要找到大家共同的结合点，资源建设和内容建设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他解释。

结合点之一，就是丝绸之路。

伊拉克国家图书文献局代表说，丝绸之路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中阿加强社会与民间深厚关系的一大基础。

孙一钢则认为，可以围绕丝绸之路构建文化资源，打造沿途风情、风俗习惯、当地文化、历史内容等，之后再分专题梳理。

比如，把不同版本的《古兰经》集合在一起。

“通过文献构成，把中阿文化交流的情况完整地呈现出来。它不仅仅促进经济，而是对中阿深入了解，促进交流，间接也会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孙一钢说。

阿拉伯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西亚北非；中阿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7（1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3—0070—07

阿拉伯世界西起大西洋东至阿拉伯海，北起地中海南至非洲中部，面积约为1420万平方公里，位于亚、非两大洲的结合部，其非洲部分占72%，亚洲部分占28%，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阿拉伯世界现有22个国家，人口2.5亿多，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能源出口。阿拉伯各国石油总储量6465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60%，其中沙特储量2618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25%，居世界第一位。

一、阿拉伯国家经济现状

阿拉伯各国重视经济建设，实行经济改革，通过产业多元化、私有化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2009年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1.6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492美元，但国与国之间差距较大。海湾地区的卡塔尔人均收入已达9万美元，阿联酋和科威特的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沙特约12000美元，而也门、苏丹、科摩罗、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则被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合会”国家，是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市场，且主要集中于海湾国家。据估计，阿拉伯国家的海外资本达10000—150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股票和房地产等领域；同时，阿拉伯国家也是外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场所，尤其是那些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近年来中东局势动荡不安，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代需求是长久的目标。

外贸在阿拉伯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阿拉伯国家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进口，其所生产的原油、化工产品、铝材等大部分供出口。对外贸易总额排前四位的是沙特（约5000亿美元），阿联酋（约277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约1300亿美元），科威特（约1270亿美元）。阿拉伯国家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家用电器、纺织品、服装、食品等；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原油、成品油、化工产品（包括化工原料、化肥等）、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鲜花等）、矿产品、纺织品、手工艺品等。

阿拉伯国家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石油业的大发展，阿拉伯国家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进出口商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国际贸易地位日益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商品进口额已占到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5%以上，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更大，达10%以上。1989年仅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埃及和摩洛哥等7个中东主要商品进口国的进口总额由1989年的825.25亿美元上升到1332.29亿美元，增幅达61.49%。

为了不断扩大进出口规模，阿拉伯国家明显趋向于加强贸易自由化政策，如采取减少或放宽进口限制、调整和降低关税率、鼓励私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与欧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增设和扩建经济自由区等项措施，以广泛吸引国内外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加速阿拉伯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沙特、阿联酋等国通过举办国际商品交易会、展销会和兴建外国商品展销厅、贸易城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宽进出口渠道，开辟经贸交流的新途径。此外，有利于促进阿拉伯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还有：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快，年轻化程度高，移民流动『生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消费量增长迅速，使本国生产的许多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仰赖进口供应，加之一些富油国实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的调整，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

阿拉伯国家的商品结构呈现多样性的时代特征。从总体上看，阿拉伯国家的商品结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即一批富油国，如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它们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以石油之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出口商品以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制品为主，同时输出一些土特产品和制成品。它们主要靠原油、石油和天然气制成品的出口贸易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用其巨额石油收入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由于制造业的基础比较薄弱，它们的进口商品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大宗，用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