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十篇

西域文化论文篇1

翻开人类古代文明史册，我们看到，西域文化处于中国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东这样一个枢纽和交汇地带，西域以其宽阔的胸怀，广泛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影响，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消化，形成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时它又以极强的反作用力不断对东西文化施加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期间，西域音乐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更迭的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和辐射，使其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融、耗散、整合的背景上，成为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范本，在整体上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特征，形成西域音乐交流史中最动人的乐章。限于篇幅，本人主要论及西域音乐文化的东渐。

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音乐不断涌入中原，如汉乐府中著名的“横吹曲”即出自西域。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化”之风成为时尚。西域的龟兹乐等纷纷流入中原。到五帝时，西域乐舞已正式归入汉宫廷乐舞机构“大思乐”中传习。至隋，已有“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土龟兹”三种龟兹乐舞流行长安，风靡朝野。到了唐代，西域乐舞在中原达到极盛时期，唐代燕乐在隋九部乐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定为十部，西域乐舞竟达十之有七的比例。其中包括《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等，以及以西域乐舞为中介的《天竺乐》。关于此，日本著名史家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曾作出如下结论：“唐代燕乐诸调，除开清商一部外，大抵是用着龟兹乐派生出来的东西。”“以龟兹乐调为唐燕乐的原型或母胎绝不会是不妥当的。”与此同时，许多西域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也源源不断到中原，有效的传播了西域音乐文化。如著名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演奏家裴兴奴，舞蹈家裴承恩，歌唱家裴大娘，于阒音乐家尉迟青、尉迟章，康国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曹善才、曹刚，安国演奏家安万善，米国歌唱家米嘉荣等。到唐开元、天宝年间，西域乐舞对中原文化的补充和滋养，使其乐舞艺术达到了鼎盛阶段。同时，西域乐理、乐制、乐谱和乐器也传到中原，对汉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革故鼎新的深刻影响。为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我们以《十二木卡姆》为例说明。

维吾尔古典音乐经典《十二木卡姆》是15世纪叶尔羌王朝经王妃阿曼尼沙汗将西域各地民间的“木卡姆”音乐收集、整理并加以规范和系统化，使其成为西域维吾尔民族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在这以前，木卡姆音乐已经对中原唐宋大曲产生着重要影响。如唐代的大曲大多沿用西域木卡姆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大曲，主要是由艳、曲、乱组成的大型歌舞套曲。这种形式与现今新疆莎车和喀什木卡姆中的第一部分琼乃额曼(又称大曲)相同，它由散序、歌曲及歌舞曲组成。作品有《秦王破阵乐》和《春莺啭》等；二是由散序、中序、破组成的大曲，在形式上与哈密木卡姆相同，作品有《武媚娘》、《上元乐》等；三是一种在汉文史籍中未曾记载的多变性多段联想(唐时也称大曲)作品有《苏罗密》、《移都师》等。又如宋词曲调《瑞鹧鸪》，对其音乐形态及特点进行分析，可看出它明显具有西域木卡姆音乐影响的痕迹。《瑞鹧鸪》的旋律大体有56712345结合而成，其中57124处于骨干位置，乐曲以七位结音，这种乐调在现代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很难见到，而在维吾尔族大型古典套曲《十二木卡姆》中却可觅见踪影。如在第十套“纳瓦木卡姆”的“散板序唱”和“第三达斯坦”中，都可以看到与《瑞鹧鸪》曲调的主音和结音中非常相似的情况。与汉民族传统音乐相比，《瑞鹧鸪》的旋律中各相邻乐音之间的音程联系关系有许多不同。除了大多数汉民族传统音乐中常见的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的纯4度音列，即571的旋律和减5度的音乐连接(74)旋律非常具有个性特色。另外，在《瑞鹧鸪》的旋律中，出现了极多的弱拍起句和切分形式等。以上这些在木卡姆的故乡――新疆南部维吾尔民族传统音乐中屡见不鲜。据专家考证，宋词曲调《瑞鹧鸪》也源自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大曲《舞春风》，而该大曲又是源于西域传人中原的龟兹大曲。综上所述的音乐相似之处便豁然而解了。

综上所述。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尤其至隋唐时期造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辉煌局面。这由当时中原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思想所致，也有繁荣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喜爱，游宴音乐之风尚等原因，更有中原与西域诸民族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相通性(不像与西方文化的差别那么悬殊)，从而导致西域中原双方在文化艺术上相融互补，共同提高，乃至达到相互交流的境界。西域乐舞风靡中原，大大丰富了以大唐为代表的善于博采众长的汉民族音乐文化体系。同样，中原文化以恢宏的气度接纳西域文化的同时，也以巨大的辐射力向西域输出它的文化精神、资源与产品，给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光彩。

西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儒学典籍；译介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态势，文化的封闭状态也不复存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个性和世界文化的共性并存共进，这些要素完满了文化全球化的有机内容[1]。多元发展的态势已显现在诸多文化领域，但更多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世界。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让众多非西方文明在学习西域、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了文化的自我诉说欲望，民族特性的伸张也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标志民族异质性的文化在他者环境中的传播和译介成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表征。

儒家文化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和普世性的价值观是我国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儒家文化典籍的西方译介和传播可以更好地固化我国的文化身份、达成与他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在研究儒学典籍翻译中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达成民族文化海外复兴的关键。对此，笔者着重就翻译理念、传播主体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梳理译介中的缺失与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提高整体翻译水平。

1译介理念

从全球化角度来讲，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伦理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优质的文化元素，其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就是在创建新的全球文化体系，是文化多元化的重途径。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操控翻译实践？用什么样的翻译理念使译作在“他者”文化中提高源文化的传播时效呢？

从数百年儒经西译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自身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译介的初期，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不足使得我们在面对技术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方传教士时有一种自然的劣势心态，故而那些“他者”文化的传播者或译者总是带有“救世”的情节来对待我们的文明。他们译介儒学典籍时是在错误的意识形态操控下误读或略读我们的优秀文化。后来，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强调西方主流文化的单边性，预言未来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居高临下的话语姿态来格义儒家传统。这种译介文化同时扭曲了西方读者和源文化载体对于儒家思想的正确认知。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用西方哲学、伦理中现存的语料、术语和表征形式来翻译汉典籍中深邃的‘语义过载’和相异的哲学思辨形态似乎是一种汉典籍外译长期遵循的潜规则，奇迹果实或完全、或部分会大部分地丧失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和认识”[2]。这样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是表征了儒家典籍外译中的自我文化缺失现象，导致儒家文化在跨语际转换中丢失了民族个性，迷失于西方哲学形态。

另外一面，“西方中心论”的声音在慢慢减弱。越来越多的典籍译者对西方文化单向度的霸权话语权利产生了质疑，并在译介过程中有意识的抵抗这种单边倾向性的思维形态操纵，取而代之的是“中西会通”的平等对话理念。例如，著名美籍汉学家、哲学家安乐哲就从哲学层面上对儒家文化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西方世界觉得有必要重新译读这些哲学经典，同时也给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既有标准译本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迎接富有想象力的挑战，亦即如何将这些经典用其固有的词汇在其自身的世界观中加以定位和阐述”，同时提出了“和而不同”文化交互理念[3]。中国的一代鸿儒，辜鸿铭在儒经译介中严格秉承母本中的哲学思辨形态，旨在传播最具文化特性的儒学思想，道地的语言使用和谨慎的翻译风格体现了译者的“平等”翻译理念，弘扬了民族的文化自觉精神。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4]。这种海纳百川，与他者文化平等对话的文化策略预见了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发展格局，与安乐哲先生提出的“和而不同，中西会通”的翻译理念不谋而合，是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典籍译介传播的正确走向。在儒学典籍西译中，我们既不能完全以固有文化为中心，一味强调唯我性，同时更加不能以西方思维模型来格义儒家文化，继而丧失自我文化的个性和本性。优秀的典籍译者应该在会通双方语言和文化的前提下，立足于典籍母本，克服惯有的西方话语霸权，秉承平等对话、和而不同的译介理念，在异域文化中还原儒家典籍的哲学原貌，使儒学思想完成全球化的华丽转身。

2译介目的与主体

由谁来译，一直是儒学典籍翻译的核心难题。也许400多年的翻译史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儒家典籍西译的第一个时期是耶稣会士时期（始于159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翻译“四书”，止于1773年教皇ClementⅩⅣ解散耶稣教会）。这时的欧洲正处于宗教改革黎明之前，为了获取更多的教徒以保全已经岌岌可危的天主教廷，教皇成立了耶稣会向东方传教，故大量传教士涌入我国。为了解中国本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以便传播天主教，这些耶稣教士首先选取儒学典籍进行研究和译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在1594年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首次把《中庸》、《诗经》中多次出现的“上帝”一词翻译成为“God”。自此，这种以比附格义为主要翻译手段的利氏译介风格成为接下来一百多年典籍西译的标准范式。

第二时期是新教传教士时期（始于1809浸信会传教士Joshua Marshman印发《上论》译本，止于二战前期）。这一时期儒学模因传播者分为新教传教士和我国儒学大家两类。面对没落的，新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带有极为浓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以伦敦会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为代表的传播者大量译介了儒学的经典典籍，其目的是为了归化中国儒学，以使其思想纳入新教教义。自1861至1885年，他分别译介出版了《中国经典》和《中国圣书・儒家经典》。在中国国内，以辜鸿铭为代表的本土儒学大家会通两者文化后，意识到因为宗教目的而被割裂和扭曲了的儒家典籍译介完全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传播目的。所以，20世纪初辜氏翻译出版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英译本，其“以西释中”的改写译手法更好地实现了源文化在目的国的跨际传递，使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眼中的儒家文化。

第三时期是二战前后的汉学家和新儒家时期。二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都被拆分。西方哲学家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中剥离出了德性优先、忠孝仁礼等哲学理念，意图以此为药方救治坍塌的意识世界。此类传播者以Arthur David Waley 、Ezra Pound等为代表。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社会矛盾进入相对缓和时期，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代表走进了专业研究领域，以梁漱溟（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张君励（代表作《理义学十讲刚要》、《新儒学思想的发展》等）、杜维明（代表作《新儒家思想的实践：王明阳的青年时代》等）为代表的三代新儒家开始了海外执教、著书立传、翻译评介等多层次的儒家文化海外传播阶段。其中华裔翻译家陈荣捷译注了包括《四书》在内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自发行以来一直是美国高校相关课程的必备书籍。上文提到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先生也和郝大维等合译了《论语》、《中庸》等六部中国古代典。

基于整个译介史来分析译介主体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得出这支沿袭了400多年的译者队伍主要分为两类：以早期的传教士和后期的汉学家为代表的海外译者；国内本土译者。国内学者陈梅，文军的以亚马逊图书网为统计对象，得出了中国典籍英译本译者的分布：典籍英译的176册图书中，国外译者翻译114册占比例65%，中国大陆地区译者翻译39册占比例22%，大陆与国外合译9册占比例5%，中国港台地区译者比例同上，外籍华裔译者3册占比例2%，港台与外国合译2册占比例1%[5]。这些数据无疑向我们阐释了现在阅读市场上还是由外籍汉学家翻译的典籍版本更受认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国典籍译者是不是更适合多元化的今天和强调民族个性的将来？

儒家典籍的英译要经历两个过程：古汉语转译现代汉语的语内翻译过程，现代汉语到现代英语的语际翻译过程。从源文本到目的文本的双次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具有高水准的跨语言操控能力，同时还应积淀特定的文学文化素养。学者温秀颖和李兰认为：典籍翻译的译者首先应当是原作的研究者，译作应是其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否则典籍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就可能被误读、歪曲。其次，译者应具有为再现原作艺术价值，并为目标语读者提供具有独特异域风味的译作而进行体制创新的意识。再次，译者应具有版本意识，掌握一定的版本学知识，慎重选择原作版本。[6]

对此，就翻译目的而言，早期的儒经译介是以传播西方宗教为直接目的的，传教士们译介儒家典籍只是为了给传教提供知识储备和意识形态考量，对儒学的西方传播有削足适履之效。同时，儒学典籍中的文化内涵广博精深，而表述往往又“微言大义”，异族语言操控者很难深解其意，所以文化的误读与漏读在外籍译者的译本中就常有出现了。中国本土译者往往是以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为动机从事典籍译介工作。林语堂先生翻译的《论语》英译本凭借着改写译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在西方世界一直很受欢迎，他自述翻译是“反映在中国文学和哲学中的中国人看待事物的观点”。[7]另外，源语译者的母语优势可以让其更有效的理解儒家典籍的思想内涵，在译介母本的选择方面也有更精准的辨识能力。在语言表述中，中国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干预在突出民族文化个性发面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全球化视域下，典籍译者应是以对东西方文化系统全面了解的本土译者为主体，以在目的语中还原再现原语文化为目的，秉承平等对话的核心理念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

3翻译策略

文化全球化把传统儒学典籍的翻译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高度。如果说典籍的英译开辟了提升国家软实力、弘扬中华精神、突出民族特性的文化通道，那么翻译策略就成了指领道路的引航者。典籍译介的关键点和难点就在儒家文化的核心术语的翻译上。对于微言大义的儒家典籍，负载着深刻内涵的文化负载词都以术语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文本中，有提纲挈领之要。故，本文从文化术语的译介着手，探讨儒经典籍的翻译策略。

受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影响，“天”这样具有西方神学概念的术语在儒学中的翻译就成为学者关注的词汇。《论语》中的“天”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上帝或造物主。“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中，“天”模糊还有些神性义的表征，保留了一些人格化的语义。但到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天”就完全淡化了其神性义，表达一种自然的、气化的形上义，揭示自然界中的运行演变之道。辜鸿铭将其转译为“God”，完全忽略了儒家文化中这一术语的自然义，强化了其神性义，让目的国读者很容易的把“天”的概念比附入他们的思维体系中去。但这样的翻译策略丢失掉了儒家文化相对于西方世界的异质特性，没有完成术语的文化交互。以直译著称的理雅各用“Heaven”诠释“天”的文化概念，但安乐哲等不以为然，认为“Heaven”是指超乎自然而独立存在的神性义，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非人格化的自然气是完全不相匹配的。为了避免西方受众对于“天”的神学联想，安乐哲将其译为“Tian”。这种“中国英语”的翻译策略是典籍英译过程中关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直接方式，有效地在目的的语读者的接受域内保护了术语的异质性。从最初的归化转译到照字直译再到创造中国英语来创译，“天”这一核心术语的翻译演变就代表着典籍翻译策略所经历的从追求语义交互的归化策略到阻抗式语义伸张的异化策略的转变过程。存异、留异和猎异符合文化全球化时代中文化交互双方的共同利益，是翻译行为的动力。但这种翻译策略的转译基于全球化的文化走向和汉文化深化传播。当然，异化策略下的译作也因包涵更多的原汁原味的儒家经典思维而被更多的异域受众所接受。

文化态度决定了翻译策略即归化和异化的选择。无论漠视、轻视甚至无视还是膜拜他国文化都会造成译者或者采取极为保守的归化策略，或者奉行极端的异化策略，而这些都会戕害儒家典籍的海外传播。唯有立足于不同的文化特质，使归化异化策略在动态中实现平衡，才能为各文化间实现平等对话创造条件。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儒家典籍的译介来弘扬中国文化既体现了民族自主意识，也是实现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关键。想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在平等对话翻译理念的指导下，采用归化异化相辅相成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从而实现达到传播本族文化、创建全球新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高永晨.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1999（4）：122-138.

[2] 包通法.论汉典籍哲学形态身份标识的跨文化传输[J].外语学刊，2008（2）：120-126.

[3] 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费孝通.费孝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78-494.

[5] 陈梅，文军.中国典籍英译国外阅读市场研究及启示[J].外语教学，2011（7）：96-100.

[6] 温秀颖，李兰.论芮效卫《金瓶梅》英译本的体制与策略[M].中国外语，2010（1）：101-105.

西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系统；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行动系统理论；启蒙现代性；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45-006

当把“文化”与“系统”结合起来认知的时候，人们发现，文化系统理论一面成为“文化”事业的国王，一面成为“系统”科学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属性，被文化对系统科学、系统方法的依赖所消解。那么，在社会学视域下，“文化系统”范畴是否有效，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文化系统”是否真实存在，一直被人拷问着。比如，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认为：“同一种族的人使用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习俗，以及在艺术和知识上处于同一总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蕴含的单线发展观点，含有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不能认识和发现“文化整体”的层次、结构和演进动力，缺乏系统研究的特质。历史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则认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2]216泰勒的线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见解都说明，主观评价性地研究文化理论，是以对边缘性或地方性的忽视，对不可评价之物的过滤为代价，文化因此会成为程序化的拼盘，文化多样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们的文化”。这恰如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标准的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社会存在差异的体现，“因此，各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3]46由此导出的结论就是，文化难于形成系统。

可以看到，怀疑论者的见解还是相当有深度的。从早期到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对体系性的忽略、怀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随着研究史的始终。的确，系统研究的内容过于空泛，对系统结构、功能的过分强调，让文化系统理论被认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翻版；一边使用还原主义的态度，一边反对还原主义的立场，又让该理论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对现实世界存在着系统的先行假定，实际上只是实证主义的方案优化，只是沿着几条路径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得出最优方案，通达既定目标。人们看到了文化体系理论建设的困境：坚持文化具有体系性主张的人，如果无法找到理论得以成立的客观公正立场，这种笛卡尔式的文化理性主义预设，隐含着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潜台词，必然会导致怀疑立场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坚持有文化系统的真实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国人杜尔克姆（又名杜尔克海姆、涂尔干），亲历普法战争失败阴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的第三共和国，看到了社会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张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建立“道德式的个人主义”。在杜尔克姆时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道德研究，因为，“现在社会学家所谓的标准、价值观，或更通常称之为文化的，是杜尔克姆所谓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的很好例证。”[4]79在杜尔克姆看来，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而其中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包括四项内容：（1）道德；（2）集体意识；（3）集体表象；（4）社会潮流。[4]80-84

首先，让我们分析道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杜尔克姆可以被称作道德论的社会学家。这是因为，其一，道德是社会事实。这即是说，在杜尔克姆那里，道德是拿来实践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杜尔克姆把社会团结看成是整体上的道德现象，无论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打上了“整体”道德的烙印。与研究道德问题相联系，他对古方文明中的律法精神、对该精神背后的道德观念做了系统的解读。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其他著作中，杜尔克姆一直精耕不辍的主题，就是社会事实及其背后的道德体系问题。其二，杜尔克姆一直关注社会的道德健康。基于建立“道德式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分工要求，杜尔克姆认为：“道德意识的强制性在今天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各为其用，各尽所能。”[5]6在社会需要分工的时代，做一个完美的人，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构想，把最完美的文明集于一身的念头，拥有普遍文化的想法，仿佛是痴人说梦。人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社会必须道德健康，这与道德体系必须日益健全遥相呼应。

西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1]郑宏飞，张瀚.地域建筑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思考———以重庆地区为例[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04（15）：35~37.

[2]钱锡栋，周俊.现代建筑的地域文化性实践———以象山商会大厦建筑设计为例[J].浙江建筑，2012，07（21）：10~12+16.

[3]石健和.地域建筑文化理论实践的分析梳理建构[J].建筑学报，2002，05（14）：9~10.

西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葛兰西 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一、葛兰西、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属于基础结构领域，而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他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权力的形式分为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曾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政治社会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此外还包括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统治阶级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恰恰在市民社会活动”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观念，阐明了中世纪公社崩溃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即由一个经济阶级领导的政府的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这个阶级不懂得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以行使以外的领导权” 。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市民社会的主导与灵魂，在这一意义上，对市民社会的争夺也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葛兰西在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基础上，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前者对应于“市民社会”，后者则对应于“政治社会”。在东方专制国家，政治领导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西方国家，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取国家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方式被称为“阵地战”，“阵地战是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

哈贝马斯的前期市民社会理论主要围绕“公共领域”展开论述，并将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都作为“私人自主领域”来看待，其本身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和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在哈贝马斯看来，第一部分构成了第二部分的基础，但第二部分即公共领域却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上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及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 。换言之，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而公共领域是它的政治表现形式。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赋予市民社会理论以新的内涵，并据此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更加猛烈的批判。他将市场经济体系独立出来，而主要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并引入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来代替原有的“公共领域”概念；政治与经济体系走向融合，构成力量强大的系统世界，整个社会体系被一分为三。具体言之，哈贝马斯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机制，这是一个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建构的空间。生活世界相当于市民社会，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市民社会侧重于社会组织，指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是经济和国家的功能行为系统之外的交往行为的自主领域；生活世界是指“人们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 ，其意义重于功能分析，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文化是传统的自我解释和反思系统，社会是规范调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承担着社会化功能。

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目的都是试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场，并以此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二、二者理论之异同

（一）二者理论的共同之处。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都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同时又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深刻分析。二者的共同或相似之处在于：首先，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共有的思想源泉，葛、哈二人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而开创和发展了文化哲学视角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来规约市民社会，但葛兰西与哈贝马斯都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文化维度。葛兰西将经济维度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并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统一。而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中，尽管在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界定上与黑格尔及马克思相似，但理论重心已由前者所推崇的经济维度转向了文化维度，到了后期，哈贝马斯则完全同葛兰西一样，将经济维度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单纯从文化维度来界定市民社会了。其次，二者都强调市民社会作为社会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并认为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只不过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葛兰西那里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实现的，在哈贝马斯那里则是通过论辩与监督达成的。

（二）二者理论的不同之处。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次，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法性依据的主要场域，但在葛兰西那里，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第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三、总结和评析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开创和继承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即在文化意义上描述与概括市民社会的样态与内涵，其本质上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反思。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予以指认和呈现的，正是现代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内在机理。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在讨论市民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思路之所以往往都是异质的，不仅是因为其所处时代的学理传统不一致，更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历史逻辑及相连带的历史问题大相径庭。古典时代的学者之所以在政治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的私人自治空间，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由政治活动衍生而来，且围绕着政治活动而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形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裁统治并划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目的是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使得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淡化，而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开始大规模控制经济、文化活动，为统治阶级服务（又或者说，“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趋向融合，共同侵蚀着社会文化领域，特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可知，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应新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演进的概念，也使它获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1级硕士生）

注释：

[意] 葛兰西，葆煦译.《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意] 葛兰西，田时纲译.《狱中书简：1926-193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249页。

[意]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21页。

西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区域研究 文化研究 中国研究 本土化

全球化时代的学术转型日新月异，对学术转型的关注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随冷战而首先在美国出现、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多学科研究，在西方人文与社科学术界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和全球影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左翼的人文思潮，到了90年代在美国逐渐兴盛，中国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研究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开始式微，而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崛起的时代。当然文化研究并未强大到取代区域研究的地位，而且两者之间相互不交叉处颇多，故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研究正在或者已经取代了区域研究。但是把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放在历史演变的框架下来做一番福柯式的学术考古学或谱系学分析，则有助于了解学术与政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从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试探讨一些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课题。学术转型对中国的关注，提出了中国是否从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的转向问题。本文希望就此机会提出这个问题在人文领域的重要性，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①。

一、现代性、冷战、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作为美国社会人文学科的跨学科领域，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本是20世纪“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较量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有必要放在现代性（modernity）或者说总体上的现代化过程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福柯指出，现代性除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即通过科技进步来改造和征服自然乃至创造自然（现在则更多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如何治理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观点②。现代社会把社会加以分层，使不同的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分而治之，各个领域取得相对的自律、自主，自我发展。这是现代性的主要过程。政教分离就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社会特征。韦伯把它描写成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祛魅”，以自然人的平等契约关系来取代神权和封建皇权的等级关系。福科的生命政治学正是指现代社会里人的区分（separation）。现代性的标志是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是世界市场，背后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占领。福柯讲的现代性区分就是种族（race），是按照人的肤色来区分高下等级的。支配现代化的是欧洲白人，其他种族如黄种人、黑种人等都被归结为劣等种族。今天社会学中的人口研究（demography， population studies）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重要延伸。肤色是一个自然的划分，再深入一点就牵涉到人的“族裔”（ethnicity）问题。它可能是同一个肤色、同一个种族，譬如说都是白人，白人里有东欧的、西欧的、南欧的，需要区分清楚，因为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创立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依据。除了种族和族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性别（gender）。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关注的是人的群体区别，现代社会根据种族、族裔和性别来分别治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比生命政治学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理性化过程，或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倾向，它使西方得以发展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过程中，对世界的划分跟西方内部动力的世俗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西方划分世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任何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只会让我们陷入意识形态的怪圈。

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近几年在讨论现代性这一话语的时候好像提得越来越少了，似乎已经过时了，是属于冷战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的话语。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和忽略的。没有地缘政治，也就不存在现代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所谓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西方列强在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的。生命政治、地域政治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跟今天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学术和知识构成用福柯的视角来看都反映了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不把握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区域研究和现代性的关系。

区域研究是冷战之后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两极世界，而且这个两极世界基本上都扣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即“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对抗。这就导致“冷战”的地缘政治老是罩着一个意识形态的面纱。这个局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淡化。但不应忘记的是意识形态曾经笼罩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之久。二战以后，冷战变成国际政治中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地缘政治上是两极分化。冷战就是西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背景。区域研究随冷战应运而生。

二、权力和知识的网络：美国政府与区域研究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又开始上升。西欧复兴，美国也开始走向一个战后比较宽松的阶段，各个社会人文学科也开始强调自己的自律、自主。学术开始恢复建设。在这样的氛围里，有一些实用性强、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本身的积极反应，因为它们正在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独立、自律。如果要想研究某个区域如苏联东欧，到底如何研究呢？仅仅由俄文系或地理系的人来研究吗？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要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局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一词现在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受到空前重视，而在冷战初期跨学科研究却是很不受欢迎的。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作“自由世界”的领袖，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很紧急的措施，要了解和研究苏联。区域研究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干预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早期苏联研究靠美国政府干预、财团的支持，然后是学术界的一些呼应。1948年卡内基（美国著名的钢铁财团）基金会给哈佛大学提供了七十四万美元的基金（相当于现在的七百万美元），建立了俄国研究中心。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福特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支柱）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用来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域研究。在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或者战略研究机构是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它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主任威廉·道纳文（William Donovan）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建立者。道纳文和美国参议员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等联名写了很多的法案、提案，要求跟大财团联手，推动区域研究。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

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为典范展开了大规模的区域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菲利普·莫斯利（Phillip Mosley）与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关系极其密切，长期担任官方和军方的战略顾问和秘密官员。1953年，莫斯利在哥伦比亚主持了一个大规模“苏联研究学术会议”（Conference on Soviet Studies），集中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苏联和区域研究的学术精英。会上有一个专题“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研究”纠集了一批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学者，奠定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各著名高校纷纷建立了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从此，以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与主要研究古代典籍的西方汉学（Sinology）开始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到20世纪末期蔚为大观，成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学科中的主导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6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有关的经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中心，其研究经费中有大约96％到98％均来自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些中心除了作大量政策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以外，对基础学科的建设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犹太裔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被视为现代西方传播学之父。1946年他在《宣传、传播与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科学”。他是哥大“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创立者，这个机构便是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直接资助的区域研究机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实际上最早是从事应用社会研究的，他的研究经费有80%以上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麻省理工学院也于1953年成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开始时全部的经费都来自中央情报局。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直接资助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接受中央情报局一分钱的直接赞助。现在美国的立法已经不允许中央情报局直接给学术单位提供经费了。它可以给学者个人，某个研究机构的个人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做某些具体的项目，但作为研究机构层面的资助已经被法律否定了⑤。

尽管如此，区域研究在美国形成了一张很强的权力和知识结织的网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权（state）、情报部门（intelligence）和基金会（foundations）来提供区域研究的资金来源。区域研究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就开始有不同的分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区域研究和地区分析（area studies and regional analysis）；一个叫区域研究和比较分析（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就是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国家和未工业化的国家、现代化国家和未现代化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与自由国家做相互比较的研究；最后一个叫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把研究放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目前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框架，区域研究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nationstate based）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目前强调更多的是无边界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borders），而且现在处于一个信息革命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文化上强调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强调各个不同族裔的独立性、自主性（independence of ethnicity）。时代的迅猛变迁，似乎使区域研究走向边缘化，开始衰败了。

三、区域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冷战与发展

区域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范式就是冷战，把反共作为主题，采用比较分析和研究方法，以极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来批判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有一个有意思的背景。二战时期有很多的犹太学者从德国逃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美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哲学家纷纷跑到美国加州。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者，如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到了美国以后就把他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分析经验、对纳粹的批判视角基本上照搬在对苏联的研究上，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体制和纳粹德国的体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些犹太学者并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缺乏直接的体验，基本是道听途说，停留在对苏联的表面的了解。斯大林的苏联尽管有高度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一面，但是苏联立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所提倡的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为这些犹太学者所见的。他们认定苏联跟纳粹、希特勒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反共的范式的一个很强烈的知识背景。

区域研究的另一重要范式是有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所谓的“发展”（development）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是与发达和不发达、工业化和非工业化一样的很大的分野。二战结束后，西方要重建一个世界新秩序，如何来重新划分世界？二战后，除了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过去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毛泽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基本概括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后，首先面临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发展的问题特别敏感。拉美应怎样发展，建立一个怎样的模式？美国许多学者花费很多的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最著名的研究发展的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因此建立起一个“发展”的学派。亨廷顿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亨廷顿最近这些年搞出了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使他再度名声大噪，但最早出名的是有关发展的理论。

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计划”和在亚洲的“开发计划”。亚洲开发银行就是那时成立的。美澳新条约是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手段，由此衍生的“亚洲—太平洋圈”（Asian Pacific Rim），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区域经济圈，其来源即是冷战。此外还有美日安保条约、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等，把整个亚洲都纳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计划。这个发展的范式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范式，跟冷战的范式息息相关。随着美国和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家，叫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特指中国周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一个东亚现代化“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根本上讲是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大战略的产物，没有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大量政策扶植和优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和发展的两种范式均适用于中国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字叫何汉理）在1999年举办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五十年”的学术会议上，总结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⑥。第一个角色就是商务顾问和咨询（business consultant）。他说这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越来越频繁。他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将要有更迅猛的发展，中国研究肯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是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t），这一向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强化。第三个就是传媒资源（media source）。美国的学术界跟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传媒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来了解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塑造、如何表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倡议（policy advocate）。他们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囊团（think tank）。最后一个比较有意思，叫做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就是要让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针对中国来鼓吹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这跟左翼色彩的赛义德（Edward Said）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是要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则要向一个“不自由的、缺乏人权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宣传自由、人权、民主的理念。所以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都有着此类的很强的使命感，就是怎么样使中国“变色”，使中国和平演变。这是研究中国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汉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搞情报、参与政治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接纳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制。

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现代中国的特别是文学和历史领域，冷战的范式是特别突出的。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氏得到美国军方资助为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编写的中国小册子的命题之作。虽然夏氏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唯美主义方法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其鲜明的冷战反共立场却非常突出，夏在其台湾版中译前言里特别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强调他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⑦。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译介西方汉学成果，在普遍的学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往往忽略了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四、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

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的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party 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其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激进的社会改造。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

上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社会运动跟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当时有一批法国和德国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十分向往中国，把中国革命视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和有别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这批向往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一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萨特、德里达、福柯等都曾经非常向往中国革命。福柯和德里达的老师阿尔图塞对中国革命则充满了崇拜。这批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后来化为了哲学和理论的思考。他们对于“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颇有微词，但仍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批激进的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但美国青年相对浅薄些，经验主义的传统使他们很少做深刻的哲思。他们向往中国，就想到中国来，干脆就学起汉语来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无法到中国来，他们于是就找到在美国的华人教汉语。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多数有着深仇大恨，一边教汉语，一边教美国青年反共的理念。60、70年代这些很激进的美国青年最后都到了台湾，后来变成了汉学家，把区域研究的大旗祭起来了。这批人对中国了解比较多，知道了中国“文革”的一些真相，但又不是知道全貌，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的都是“文革”中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他们从崇拜到怀疑、到憎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许多人今天成为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前面提到的哈里·哈丁等，现在都是哈佛、耶鲁这些一流大学里面研究中国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三四十年前他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真诚地热爱毛泽东、热爱胡志明，向往中国革命，充满乌托邦的情愫和幻想。但到后来他们却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跟左翼无缘，多半是认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在人文学科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什么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现在都特别重视文化问题。如当代西方最知名的社会学家安托尼·吉登斯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等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均从文化、历史以及叙事的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的典范。他们的成就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像极为晦涩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样的名词，现在已经被推延到各个学科里面，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消解和疆域重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已经蔓延渗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五、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

从理论消费国到理论生产国？

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后学”大气候和氛围下面，必然出现了新的突破和路径，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电影研究最全面彻底地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接轨”，许多重量级的美国学者如杰姆逊则把中国（包括台湾）电影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但是总体上美国的中国研究依然跟文化研究处于互不交叉的状况，在量化和经验主义实证研究占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的学者从理论基础和知识基本预设到研究方法，依然拒绝与文化研究对话。然而，中国作为研究的主题，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却向固守阵地的中国研究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研究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theory consuming），几乎从未产生过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一般说来，中国研究学者均把现成的理论拿来套用，如反共的、反极权主义的范式。20世纪末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时，大量套用冷战二元对立的范式，把中国的领导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把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人为对立起来。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固定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很多是无法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由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非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重视⑧。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的（theory producing）国家呢？现在的问题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

但是在人文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近年来许多西方重要的人文学者包括杰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频频访问中国，许多大型国际会议也跟西方重要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合作。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与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等合作，先后在北京和美国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力图展开西方人文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绕开西方汉学的直接对话。但是惟一例外的是杰姆逊，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话题来讨论。其他西方学者来华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中国推介他们的观点，未见有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更遑论深入的思考。他们主要的障碍是对中国缺少了解，以及西方学术机构的专业化分隔，让他们这些研究西方的学者难以越雷池进入中国领域。但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的例子，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斯蒂格利兹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则说明西方人文学者对中国兴趣缺乏的问题所在。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科学，思想与认知的基础更为强烈地反映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使研究者很难脱离自己的局限。此外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文研究中，人文研究对象以及其对象国自身学术界的因素也很关键。就中国而论，多年来跟西方在人文领域里的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即中国大量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加上本文前述冷战模式对西方中国学的制约，西方主流人文学者与中国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的途径，中国学术界需要把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做新的反思。中国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和介绍是规模空前的。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同样如此。文化研究首先被当成西方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潮流或时尚大量引进和译介推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译本和中国学者自己所做的文化研究论述。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以及“后学”理论对学术、知识与权力的批判与反思，也给中国学术界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反思性的批判思维正在中国学术和知识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是西方的社会与人文学术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主自律的神圣殿堂，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在建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时候，引进借鉴西方是必由之路，但反思性批判思维（也同样来自西方）不可缺位。西方至上的新西方主义神话必须破除。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对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于西方的“本土问题”，到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区域研究，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纯学术的跟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科学）时，它的现实感在哪里？这种新的知识框架的出现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权力结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学生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①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2006年5月25日演讲的修改稿。清华大学外语系生安锋博士帮助整理了演讲稿，特致谢忱。

②Cf.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Will to Knowledge，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③Cf. O’ Gearoid Tuathail et al.，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④Bruce Cumings， “Boundary D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Honolulu， April 1114， 1996.

⑤Cf. 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Lawrence Erlbaum Publishers， 2000.

⑥Cf. 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 89， 1999， gwu.edu/~sigur/harding99.htm.

西域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shaanxi gov.cn

西域文化论文篇8

西域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的宝库，为我们进行现代艺术设计带来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而现代设计中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与其融合，是现代设计中对传统、民族艺术宝库如何利用的棘手问题，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决不能拘泥于完全的“拿来主义”，必须融入一定的创新手法，进行新层次的解构主义，才不会导致西域民间艺术发展的停滞，不会使在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然而设计本身就是一门需要综合艺术修养的一门学科，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因素，因此，要想发展民间艺术，要求设计师本身具有能够驾驭多个艺术领域的能力。西域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艺术难点就在于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的艺术精髓、艺术灵魂、艺术底蕴恰到好处的融合在现在设计中，那么只有正确的传承与发展西域民间艺术，将西域民间艺术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从而形成新的艺术生命，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西域民间艺术。

二、西域民间艺术传承与现代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西域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西域民间艺术展示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只有真正了解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区域文化艺术才能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我们对西域民间艺术的发展不能是单纯的重复性传承，而是将其继续创新、冲破陈规、摆脱约束，从而形成崭新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在西域文化中，飞天艺术以及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文化图案是我们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传统的西域民间艺术其传播者大多数为佛教、伊斯兰教信徒以及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如何做到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及需求，就必须由现代设计师通过现代手法重新发展和传播西域特色，才能将西域民间艺术进一步弘扬与发展，让更多人去接受西域的伟大艺术。

本世纪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工业生产革命的推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然而世界文化艺术的突飞猛进，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随着生存方式上新观念的介入，思维的引导和情感的表达方法的不断更新，以及寻求合理化的视觉空间要求不断提高，对中国设计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中国的平面设计艺术领域在观念上、功能上、语意和形式表现上，都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现代设计师吸取西方艺术精华，并学习、模仿西方现代设计师的特点，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内不断学习和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理念的新道路。同时在国际化的浪潮下，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对相对比较保守的中国传统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性的影响，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发展不只需要走出吸收外来文化艺术，同样需要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艺术中深刻发掘。此时，相对较为独立、较为保守的西域艺术来到我们的视野中。此外，西域民间艺术在被现代设计所借鉴和使用中，由于艺术传播所具有的活态流变的性质，是继承与变异、一致与差异的辩证结合，是再一次艺术理念上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要面对“变异”与“发展”的问题，“发展”中是完全保留原状，还是在“变异”中寻找突破，实际上，在西域民间艺术的传播中，始终保持与历史时代的文化、民族特色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传承与发展并存的状态，故而在现代设计中的西域民间艺术虽然有变异，但仍然存在基础的一致性，保持着应有的特质。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想对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全面的文化、知识为起点，全面地审视民族传统艺术，通过多方面、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完成对民族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断运用最新的方法论，全局性的反复审视，确保保存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同时，要把握艺术本身是人类感情的创造性表达方式，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不竭动力，因此艺术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是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民族传统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创新与继承是统一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民族传统艺术保存与发展需要融合创新因素，才能随社会发展共同前行。

三、结论

西域文化论文篇9

一、中国风景油画之中西文化结合语境

世界上的各种美术都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语境，就如中国的国画、日本的浮世绘、欧洲的油画，在一定时期内在各自的民族文化中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但美术做为一种文化，又绝不是孤立的，有着随着各民族交流的加强，在交流与碰撞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如受中国画式的灵动线条影响的日本浮世绘，受日本浮世绘色彩平面处理的梵高、高更等的油画。油画艺术自欧洲传入中国后，很多油画家不断向西方油画大师们虔诚学习，追求油画语言的纯粹性。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油画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本土艺术中某些有价值的语言因素引入和拓展到油画的形式领域和精神领域。经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油画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尤其是中西结合模式的中国风景油画渐渐为世人认可并成为当代世界艺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种模式已越过传统油画的技术层面，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画家已把油画这一西方画种广泛参与于中国文化体系之中。中国油画家大多生长于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在其成长当中无时无刻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虽在学习和研究油画时深深地叹服于这种西方美术语言，但同时带上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将材料、技巧的西式手段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文人画精髓相融合，使中国的风景油画在整体上与西方油画不同，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二、中国风景油画之中西结合模式

歌德关于艺术创作有这样一句话：“不去试图发现任何新奇之物，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观察那些已然被发现之物。”中西结合模式的中国风景油画并不是要去表现新的东西，也不是要创造新的画种，而是用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方式把油画这种世界性画种的语言和图式进行了补充与发展。

油画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画种，有着其自身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发展时期的特征，并曾经形成几个令世人瞩目的中心，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与“二战”后的美国等。当油画艺术在西方日渐势微，而在开放的和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体系下繁荣发展时，当前中国文化体系开放性给艺术家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多元化给不同气质的各路画家提供了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西结合模式的中国风景油画在当前中国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样式：

（一）追求笔墨趣味的文人油画

西方油画家本着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写实技巧上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再不满足于重在客观再现的传统写实油画体系，有很大一部分画家开始致力于表现主观情致，此时，传统的精致逼真的绘画语言与技法，已阻碍了他们自由地抒发和主观地表现，于是走向了变形、抽象，出现了当代艺术本体论。在这种观念之下，为了凸现艺术的主体，他们把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作为了所追求的首要元素，标新立异的绘画风格层出不穷，直至削减了油画本身。而中国的传统美术观早在宋代就提出了“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语）在这种观念之下产生的文人山水画是一个超越了表现技法的范畴，他们主张“天人合一”的审美取向，用笔墨情趣表现隐逸情趣成为这些文人绘画的的精神内核，他们在描绘自然山水的形态之时更是在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当广西的张冬峰带着由文人画熏陶而成的审美眼光，运用小写意的笔法闯进油画创作领域，来“发现”和表现对像南方红土地和绿树林的这种中国式风景时，这种样式的作品在受到世人欢迎与称赞的同时，却让理论界陷入了困惑。他掌握了什么奥秘，使西方与东方的、写实的与写意的、形象的与精神的、油彩与笔墨的，这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没有让人感到叛逆，甚至也没有让人觉得他是在锐意创新，因为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当代语境下，在中国风景油画领域出现文人油画适逢良时，在当今油画界更是大行其道。

（二）探求具象表现的写意油画

具象表现绘画是一些西方画家以现象学认识论为基础，建立起观念上的或方法论层面的艺术原则，从而把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并赋予个人以突出的地位的绘画。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司徒立先生将具象表现绘画介绍到中国以后，其后的十多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戴士和、中国美术学院的许江、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克举等人对具象表现绘画这种西方绘画的样式进行研究，大胆引入到中国风景油画领域。但他们很显然不满足于既有的西方绘画样式，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精神引入油画领域，具象表现油画的审美内涵进行延伸与拓展，他们的作品有着具象的形象性、有着表现的主体性，更有写意式的笔墨和色彩，无疑成为中国风景油画发展的一种重要艺术思潮。

（三）吸收本土文化的地域性油画流派和群体

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地貌造就了丰富多彩、变化各异的山水景观、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也就滋养了不同的风格的地域文化。中国风景油画家身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之下，面对各自不同的山水风情，地域文化特征自然而自觉在其风景油画中有所体现。他们从各自所处的有着强烈地域特征的地域文化中吸收养分，形成了一批批很有影响力的地域性油画流派和群体。如在黑龙江流域的东北长年以冰天雪地为主造就了那里的风景油画有着独有的洗炼、落寞而充满着生命挣扎的意趣，如任传文、赵开坤等。黄河流域的中原风景油画有着壮美、苍凉、厚重的风格，但也时时泛出温暖的人文情怀,如戴士和、王克举、崔国强、段正渠等等；长江流域之南，油画界正在着力打造的大南方画派的风景油画往往精巧、儒雅、灵秀而极具韵味、弥漫着书卷气及中国文人水墨画的气息,如陈钧德、沈行工、杨诚、刘南一等。这些地域性油画流派与群体借助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使中国风景画坛显示出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

西域文化论文篇10

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贾丛江 (11)

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陈国灿 (16)

《四库全书总目》“使西域记提要”辨证王继光 (23)

乾隆年间新疆的滇省土夷何汉民 (30)

论三区革命爆发后政府处理新疆问题之对策——读唐纵“处理新疆问题之意见具申”齐清顺 (33)

关于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技术的几点思考凌勇 梅建军 (42)

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及其意义刘学堂 李溯源 (50)

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邵会秋 (59)

试析中原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和田玉器及其相关问题李丽娜 (66)

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考释程彤 (71)

民国新疆两种未发行（流通）纸币考王永生 (77)

论北朝西部民族大融合与晚唐美学思想的回潮霍然 (82)

哈萨克英雄史诗中的骏马形象黄中祥 (89)

林则徐西域诗的用典及其特色杨丽 (94)

新疆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水涛 (98)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刘迎胜 (102)

迟到的贡献——《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译本初读札记华涛 (110)

CONTENTS (115)

本刊2008年总目录（总第六十九期至第七十二期） (118)

《新疆通史》编撰工作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吴敦夫 (1)

关于新疆诸民族起源、形成问题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田卫疆 (7)

英文文摘 (132)

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董华锋 (10)

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刘再聪 (21)

明后期清前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的生长及其变化祁美琴 李立璞 (33)

民国时期在新疆的党务活动李刚 (43)

《梁高僧传·经师论》解读——西域与中原佛教音乐关系之考析霍旭初 (49)

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汉文佛典与龟兹汉风壁画彭杰 (59)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戒律问题李瑞哲 (69)

图木舒克佛教故事图考筱原典生[日] (77)

唐柘厥关考陈世良 (84)

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高人雄 (93)

西域传说中的特殊国度王青 (100)

与青金石有关的突厥语宝石名称考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107)

《福乐智慧》反映的膳食养生方法及其意义陈青萍 (115)

论维吾尔刀郎民间文学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 (120)

丝绸之路研究的新成果——评周伟洲等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萨仁娜 (125)

新史料与新思路——读殷睛著《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尹磊 (128)

荟萃丝路文物精品 展示新疆历史风貌——《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介绍殷弘承 (131)

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乌云毕力格 (1)

棍噶札拉参活佛传略管守新 (9)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对苏俄的情报活动——以1917-1922年为中心许建英 (21)

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周轩 (29)

论鄯善考古学文化的三元结构肖小勇 (35)

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林梅村 (44)

俄藏黑水城TK1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张国旺 (55)

秦汉匈奴服装形制探析张睿丽 赵斌 (62)

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马冬 (68)

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刘永连 (75)

论四神文化在西域的流变吴艳春 魏然 (84)

吐鲁番地区古戏剧初探曹凌燕 (92)

略论9～13世纪畏兀儿文化涵化的历史进程崔建华 孟楠 (98)

说一切有部的弥勒观任平山 (104)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评述田澍 马啸 (116)

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要进展——评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周伟洲 (125)

《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简评李军 (128)

英文文摘 (130)

喀喇汗王朝的两位“喀什噶里”——兼谈《新疆通史》的撰写与穆斯林史料的利用华涛 (1)

重视国外研究成果编撰好《新疆通史》耿世民 (6)

更多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发掘史料杨圣敏 (7)

专题论文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袁延胜 (8)

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殷晴 (17)

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石云涛 (27)

明代哈密回回首领写亦虎仙的叛乱钱伯泉 (36)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姚崇新 (45)

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时与空林晓洁 (61)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徐畅 (84)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许云和 (99)

稿约 (98)

文化·文学·艺术

西域百戏初考周吉 (108)

汉唐西域道教美术史迹述论李青 高占盈 (112)

马祖常丝绸之路诗歌创作谫论宋晓云 (115)

论北朝西部民族大融合与中唐美学思想的深入霍然 (122)

国内塔塔尔族研究综述赵海霞 (131)

新疆库车县发现晋十六国时期汉式砖室墓 (137)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刘进宝 (139)

CONTENTS (146)

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金维诺 (1)

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李军 (6)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施新荣 (18)

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黑龙 (28)

陈篆在库伦樊明方 (35)

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吴树国 (42)

吐鲁番出土墓志札记许全胜 (49)

南师大文学院藏02号《法华经》残卷研究赵红 (52)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王永生 (57)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张乃翥 (65)

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牛汝极 (74)

祆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地域特点李进新 (81)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李大海 (88)

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杨巨平 (96)

阳关与阳关诗史国强 (106)

新疆坎儿井研究综述阿达莱提·塔伊尔 (111)

构建与实证——评《浩罕国与西域政治》王智娟 (116)

《新疆通史》编撰工作介绍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