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论文

一、西汉初期的中国体育文化景观

通过深入了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史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古代时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中国的传统体育是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先秦时期的体育文化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带有功利色彩的骑射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南部农业地区带有娱乐健身性质的礼乐文化。骑射文化由于受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给其开展带来了限制，虽然属于一种活跃的文化形式，但未能占领主导地位。而礼乐文化由于城市体系较为发达以及社会分工较为明确，其体育文化体系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朝着独立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前进。由于受到殷商体育文化的影响，周人以礼制为中心，对祭祀体育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礼乐制度所构成的思想框架严重束缚了社会创造精神的形成，社会文明也被限制了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运动中礼乐文化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秦朝在统治政权后虽然经历了由讲武之礼转变为角抵的过程，但是在坚固的文化框架中，礼乐文化精神却取得了发展。汉朝在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后，楚歌舞和雅乐的发展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种社会文明遭遇到内部挑战的情况下，张骞则充分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

二、张骞“凿空”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1．张骞“凿空”西域对西汉体育文化发展的贡献。（1）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张骞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是他在中国古代与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希腊之间建立起了体育文化交流的道路[2]28。虽然先秦时期，各国间的战争不断，国家政权无法统一，当时的中国文化也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但是，在当时形成于南方苗族各个部落的吴越和楚汉文化、形成于东方东夷各个部落的齐鲁文化以及形成于西部羌戎氏族的秦晋文化，都属于“五帝”血统，有着相同的文化精神。随着西汉的发展以及对西域的各个国家实行中央政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因此而形成，从而为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随后大宛等国便派使臣来我国交流学习，并带来了其国家的特色文化。此外，张骞打开与西南夷的交流之门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使各国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由此可见，张骞“凿空”西域不但推动了我国西北多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国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2）促进了汉朝体育的文化转型。建元三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中亚、西域以及河西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历史、风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了解。张骞的这次出使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并在中原和亚欧之间开启了一条“丝绸之路”，历史上将其称为“张骞凿空”[3]52。张骞在出使西域等国家过程中将“摩诃兜勒”引入中原“，摩诃兜勒”是一种大曲，在蒙古语中是“伟大”的意思。“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对汉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汉朝的磐打击乐、商周钟只能调节节奏，而无法独立演奏旋律性的乐曲，但“摩诃兜勒”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此，汉代乐舞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断地丰富起来，使隆重庄严的宫廷宴乐、朝会以及气势雄壮的军乐、刺激惊险的百戏等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此外，上周时期的传统乐器多数都是体积较大的，一般只适合摆放在庙堂中，而西域的一些小型乐器传入中原之后，中原传统的民间乐舞得到了有效地发展，西域乐曲中的豪放、雄壮、粗犷之风改变了西汉初期乐舞中的颓废，而南郑、汉中、城固等地区的民间舞蹈穿花、莲花碗等以及略阳、宁强等地区的祭祀舞蹈羊皮舞、羊角舞中也融入了汉朝鼓吹乐的元素。其实“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项目的传入，西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使“摩诃兜勒”拥有了多文化因素，而李延年通过对多文化的吸取创造出了“二十八解”，为西汉时期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4]60。2.张骞“凿空”西域与西汉民族体育发展成功经验的现代启示。和民族社会文化规律同向运动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在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法避免“涵化”问题的出现，但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吸收了这种异质体育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完全要归功于张骞，是他将西域乐舞深入到汉朝的权力中心，并实现了东西方体育在国家层面的交流，这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广泛地影响。而在当时文化结构中，由下而上的文化运动与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时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而不经意间开启的文化传播通道使文化普及运动得以形成。由此可以证明，不一样的社会构架中存在着不一样的文化运动规律，而由上而下的体育运动是中国的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坚持体育文化的主体性是体育发展的主要条件。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张骞并没有因为自身所经历的磨难以及民族间的矛盾去排斥异质文化，而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异质文化进行学习、宣传以及广泛地传播。此外，人们在接受异质文化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自尊和自觉精神，尽管“摩诃兜勒”在汉朝受到了广泛地推崇，但其并未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转折点，张骞以及李延年等人通过对其蕴含的多元文化元素进行吸收和借鉴，然后将其融入中国民族的乐、舞中，从而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5]56。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体育发展的辉煌时期都是异质体育文化被区域文化充分吸收的体现，也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过程，但是绝对不是通过移植异质文化而产生的结果。（2）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意识到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秦汉时期的社会阶层中的“士”一般都能精通小六艺（书、数、射、御、礼、乐）和大六艺（春秋、礼、乐、易、诗、书），因此，史料《说文》中记载“：士”具有文以经邦，武以拨乱的特点。而古代的“六艺”教育使社会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尤其是体育通过和美术、文学、音乐以及舞蹈的完美结合，使体育的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正是这种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使士人们对体育有了一种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认识，从而为西域乐舞等活动的学习、了解以及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说明，要想充分发展体育文化，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而学校体育必须依靠艺术发展，因为，单纯的“肉体”体育只会阻碍学生对体育认知能力的形成，甚至对体育形成错误的认识[6]30。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很少进行体育运动，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家长也反对子女参加体育运动和训练。

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中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大大推动了中原与亚欧等其他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促进了中外之间的相互学习、了解、进步。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打通的“丝绸之路”推动了西北各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汉朝体育文化的转型，并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从而使西汉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通过总结汉朝民族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现代体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顾克鹏胡光霞单位:吉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