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十篇

西域文化篇1

(一)南疆各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婼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南疆寄田仰谷贸易圈的存在说明南疆各民族间存在饮食食源的交流。《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山国“籴谷于焉耆、危须”，此说明山国与焉耆、危须存在谷物贸易。佉卢文文书中也可见绿洲各民族间饮食文化交流的相关记载。第635号文书命令舍伽摩耶务同牟罗特去山里购买酥油、肉和yoga。第633号文书命令亲言和苏克摩那和克于车耶一起去山里购买粗地毯、地毯、酥油和山羊。《译文集》329号文书系一件“皇廷令卡罗吉耶用驼载酒送且末销售”的命令书，该记载体现精绝国国家酒局征收来的税酒，通过商运销售到周边国家。饮食器具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绿洲各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考古发现山普拉居民生活中的食器以木器为主。与饮食有关的器型有杯、盘、盆、碗、钵、勺等。考古工作者认为山普拉是全疆范围内木器加工业发达地区之一，这里木器不仅存在自销(即在本地销售)，同时也销往外地。

(二)南疆绿洲农耕民族与北疆游牧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南疆与北疆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决定了其饮食文化具有差异性、互补性，而在此基础上的饮食文化交流成必然趋势。《隋书•西域传》就曾明确记载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对于西域绿洲农耕民族而言，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他们的食肉方式及食酪、麨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游牧民族的影响。试具体以吐鲁番地区为例。“酪”应是游牧民族的传统食品，而《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买落(酪)”，此表明晋唐时期酪已成为吐鲁番地区市场上的商品之一。麨的食法最早流行于游牧民族，而麨亦成为吐鲁番人们食单中常见的食物，如《梁书•高昌传》记载高昌“人多噉麨”，而出土文书如《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账》中也屡见关于麨的记载。上述均表明北疆游牧民族与东疆绿洲民族间曾存在一定程度的饮食文化交流。贸易亦是天山北部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部农耕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旧唐书•突厥传》曾记载，开元年间，突骑施首领苏禄妻金河公主即曾“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记载“北庭面壹斗上直钱叁拾伍文”，可见在交河郡有北庭面出售。

(三)北疆游牧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游牧民族是天然的文化交流使者，西域游牧民族并不单纯是游牧民，而兼有商业民的性质。西域历史上北疆民族迁徙不断，其客观上促使民族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在北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饮食文化交流必是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主要用途之一是煮食物的鍑则体现了北疆各民族间饮食文化交流。“在今日中国领土上发现的匈奴式鍑应属于古代匈奴或其先民。这种鍑的样式可能被其他游牧民族借用、购买或使用过。”在阿勒泰山、天山水草优良宜于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已发现多件铜鍑，新疆所见铜鍑上虽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形制有别，但都是深腹、圈足、有耳。由于祖国内地古人对游牧民族认识的相对有限性，目前有关北疆各民族间的饮食文化交流的文献记载极其有限。加上游牧民族的生计方式决定其生活具有流动性，此在一定程度局限了能体现游牧民族饮食生活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相关方面资料还需进一步挖掘。

二、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

(一)西域饮食胡风东渐中原西域饮食胡风曾在中原风靡一时。有些饮食虽其最终起源地不是古代新疆，但其传播到中原，必须通过古代新疆这个地区。

1．植物篇

广义上的西域(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包括狭义的西域)植物物品东传中原时代很早，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这一现象，早为国内外学界关注，不少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美国的谢弗先生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的第九章“食物”谈到了唐代中原内地外来食物品种，如葡萄和葡萄酒、诃子、蔬菜、珍馐美味、海味、调味品、糖。向达先生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饮食、宗教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这些主要依据古文献而得到的研究结论，在近一个世纪的西域考古中，也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成果所证实。汉唐时期，古代新疆的一些特产成为中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谢弗先生曾指出伊吾地香枣、高昌刺蜜、龟兹的巴旦杏是土贡给长安的新鲜而奇异的珍馐美味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弗先生的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除了上述贡品，还有其他贡品。如《唐会要》曾记载唐朝开元期间，李隆基曾特别作出一条规定，西州每年必须给李唐王室进贡一定数量的“干葡萄”。《梁四公记》记载天监年间(502～519年)高昌国遣使梁朝，“贡盐二颗……乾葡萄、刺蜜、冻酒、白麦面”。《梁书》卷五十四记载南朝梁“大同中(535～546)，子(麴)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等物。另，《酉阳杂俎》载:“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新唐书•地理志》载，安西土贡“偏桃人”。

2．动物篇

通过战争、互市、朝贡贸易等方式，西域的一些牲畜，其中包括一些优良畜种传入中原。中原王朝引进畜种出于诸多原因，如西汉汉武帝时引进优良马种，就有增强军事力量的考虑。但毫无疑问，优良畜种的引进有益于丰富内地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饮食生活。畜牧业十分发达的匈奴等少数民族通过互市的方式将马、牛、羊和骆驼等牲畜品种输入内地。从广义上的西域入中原大地的家畜，有马、骆驼、牛、绵羊和山羊、驴、骡与野驴、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每次交换，竟达“牛羊万余头”，《册府元龟》卷999载:宣帝时，北匈奴“乞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合市”。文帝黄初三年(222年)，鲜卑“驱牛马七万余市”。

3．饮食品种篇

西域饮食品种东传中原，如乳酪。吴玉贵先生曾关注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乳酪饼在内地也有所流传。这一形势，至唐，更加发展。唐代乳酪在中原内地非常盛行。如唐文宗一天可以食用十几枚“银饼”(这种饼的馅全都是由“乳酪膏腴所制”)。乳酪这时还可以放在米饭中食用。此外，这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酥乳类食品。酥乳类制品在这时甚至成了人们比喻美好事物的象征。在吐鲁番出土的花式点心中，不少饼点中部曾用馅，它们究竟是干果还是糖乳类酥、肉馅料，因馅料失落，今天已无法确定。结合上述文献记录，其馅料为“乳酪膏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如马奶酒。马奶酒是游牧民族特色酒文化。而早在汉武太初元年前，我国历史文献就已经记载马奶酒。《汉书•礼乐志》有云:“……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注:李奇曰: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师古曰:桐，音动。马酪味如酒，而饮之，亦可醉，故呼马酒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又说:“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西域人民饮食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内地人民曾从西域少数民族学会许多面食的做法，如“胡饼”之类。［胡饼原为西域常食，汉时传入内地，唐代已成为民间大众化食品。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谈到:“开成六年(841)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讲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关于中原大地饮食“胡化”问题。所谓饮食“胡化”，就是饮食习惯的胡人化。在《辞源》中，“胡人”的解释如下:“一、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二、汉以后也泛指外国人。所谓“胡食”，根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记载:“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古代中国史籍通常把西来异于中原文化的人或物冠以“胡”，如胡人、胡食。笔者认为胡食包括了古代新疆东来之食物。元稹曾有诗句“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身为太子，却格外迷恋突厥人的饮食习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载其曾“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斯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望左右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刀割肉相啖”。《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云:“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开元年间，胡化风潮达到极点。

(二)中原饮食文化的西传中原

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中原饮食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域饮食文化，西域饮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原饮食文化。考古发现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种的西传粟原产于中国内地，早在汉之前就已西传西域。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而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城遗址内，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见。汉代尼雅遗址中亦见。出土物均是桃核。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亦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饺子、馄饨为内地传统美食，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

2．日常饮食用具、食生产技术的西传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尼雅遗址发现了木箸。另如吐鲁番晋至南北朝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

3．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考古发现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深远。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吐鲁番出土了草编粽子，说明最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流传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寒食、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高昌人们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

三、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当然不止于新疆，而是通过新疆这个纽带向两端极力延伸。从西域以西传入西域乃至中国的动植物及食物制作技术、食品等很多。下面略举几例。小麦。小麦起源于西亚，而早在青铜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就曾发现小麦籽粒。葡萄。众所周知，葡萄是外来品。考古发现葡萄是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地区种植最广的水果，在西域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葡萄与葡萄酒”在唐代的传播与发展，《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已有述说，在此不再重复。饆饠。唐人李匡义认为“饆饠”这两个字当初应作“毕罗”，他说:“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资暇集》卷下“毕罗”)向达先生认为，饆饠应是来自西域毕国(Bikand)的食品。蔡鸿生先生认为“饆饠”是一种源出毕国的食品，被列为“胡食”之首。关于饆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今天中亚、印度、新疆等处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的抓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今天馅饼之类的食物。不管饆饠是何种食物，其作为粟特民族的传统食物丰富了西域饮食文化乃至中华饮食文化的事实是不会错的。蔡鸿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曾就“‘饆饠’及其汉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历史上中印两国长期存在文化交流，如印度佛教的东传，其对西域人们乃至当今中华民族的饮食心理带来重要影响。《周书•异域传》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西域佛教信仰饮食文化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问题，拟另专文论述。中国、伊朗两国在经济作物上存在互通有无。伊朗传入中国的作物有:苜蓿、葡萄、阿月浑子、扁桃(巴旦杏)、波斯枣、没药、阿魏、没石子(无食子)、小茴香、甜菜及安息香。芝麻原产非洲，巴旦杏原产伊朗。古代巴旦杏，可能是从西亚先传到疏勒、龟兹，然后才传入高昌的。据新疆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了芝麻、巴旦杏。

四、结语

西域文化篇2

最近，我精读仲高先生的《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一书，从作者的综合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模式得到很大的启发。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涉及面十分广阔，其包括建筑、园林、工艺、设计、书法、绘画、雕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文学、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丝路主要路段的西域是丝绸之路三东西方文化唯一的交汇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在此地频繁地出现，并经历了接触、摩擦、交融和兼容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艺术文化圈。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细致深入地研究是一个难度较高的工作。研究庞杂的艺术形式与艺术现象是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专业修养。关于这一点，仲高先生在《导言》中做精辟的论述。“因此，首先，研究者必须具备三种知识（东西方文化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乡土文化知识）和两只脚（一只脚在书斋，另一只脚在田野）。其次，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者应该与文化人类学者、民族文化学者、考古学者沟通和互补，以便协调中西与古今。最后，方法论的新变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新变。”这些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在时间上，注重联系，超越偏狭的学科界限，把艺术、文化、民俗等看成是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空间上，跨越民族、地域界限，把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研究放在人类文化的总体格局中。”

作者在著作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作者巧妙地运用人文地理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美学、文学和历史学等主要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量的物证和实证田野资料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观点。在书中两百多张引人注目的插图（自然环境、古代遗址、文物、人物、现代建筑等）足以给我们证明作者的深入而扎实的田野作业实践和丰富的文献资料阅读经验。仲高先生身为《西域研究》杂志的一名资格较老的编审，有幸审阅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关于西域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宗教艺术等诸方面的学术文章，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综合知识。由于编辑工作需要，他有机会积极联系各学科专家，切磋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扩大学术视野，为学术研究打了良好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他从跨地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世界性眼光，广泛地采用比较文化学、比较艺术学、结构主义、媒介学、接受美学、传播学和民俗学等诸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述了北疆游牧文化艺术、南疆农耕文化艺术和东疆农耕园林畜牧兼容的文化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艺术想象。从宗教视角对多元艺术现象进行剖析是作者本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特色。从阿拉伯、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对西域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形成了西域民族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作者对此分别进行较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合乎逻辑的论点。作者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诸角度对西域各民族艺术互相影响和融合与西域艺术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借鉴、消化、交融、创新和发展等问题加以了科学地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观点。这是本书的创新之处所在。

丝路要段——西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复杂而神秘的大陆型地域。关于西域的地理范围，历来都是许多学者进行争论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域的地理范围就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上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乃至欧洲，狭义上的西域指天山以南，昆化山以北，葱岭以东的‘三十六国’”。这是汉朝时代流行的西域概念。到了唐代，“西域”的地理概念则与汉代有所不同。“唐代广义的西域范围是很大的，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都可以称为西域”，而唐代狭义的“西域”并不是指汉代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今新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的这一部分中亚地区。日本学者羽田享在《西域文化史》中提出了新的西域概念。他说《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同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他所指的西域的地理范围，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Tarim）河流域的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注入伊塞克（Issih））湖，巴尔喀什（Balkax）湖等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准尔盆地（Jonghar）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感海的河流流域的地方，南面以昆化（KoraK-orum）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x）山脉为限。西域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域民族众多，种族极为复杂。天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西域一直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及宗教文化的交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各种宗教文化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是由于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从玉门到成海，里海之间。丝绸之路变成西域文化顺利传播的主要通道。

西域文化篇3

山西是一个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传统文化在山西也表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作为山西省唯一面向全国观众的电视媒体，山西卫视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传播三晋文化的任务。自1998年起，山西卫视紧紧依托地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形成了独有的发展思路。

根据地域文化的特点，设置不同风格的栏目

首先，通过稳扎稳打的专题节目，以开放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吸引观众，意在展示和探究。1998年5月，山西卫视节目上星。介于国内观众对山西地域文化的了解认识几近空白，山西卫视将打造地域特色作为重头戏，经过精心策划，同时推出2档地域文化专题栏目：《人说山西好风光》和《一方水土》。在内容设置和表现风格、传播意图上，这2档节目既互相关联又各具特色。

《人说山西好风光》运用纪实手法，采用主持人串场、引导观众游历的形式，对山西的名胜古迹进行全面介绍。在最初的3年里，该栏目制作播出了《塔系列》、《庙系列》、《院系列》、《水系列》、《山系列》、《古关隘系列》、《晋北佛教古建文化系列》等系列节目，将山西神秘多彩的地域文化进行了生动的全景式铺展与介绍。经过200多期节目的积累和铺垫之后，该栏目及时改版，准确定位为旅游栏目，采用室外与室内相结合的方式，突出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和服务性，对地域文化的旅游价值进行有重点的展示和发掘。该栏目运作播出的8年时间，一直位列山西卫视栏目收视排名前三甲，极大地促进了山西卫视地域文化品牌特色的建立和形成。

经常位居山西卫视收视排名前三甲的，还有同期推出《一方水土》。这是一档电视散文式的地域文化欣赏、解读探究类节目，精美华丽的镜头，精推细敲的文字，一唱三叹的表述，通过沧桑的古迹遗景，将观众带进了内蕴深长的悠远文明。《一方水土》和《人说山西好风光》深浅搭配，展示在先，探究随后，在晚间黄金播出时段一唱一和，形成了山西卫视独特的气韵。

其次，借助现代时尚的运作方式，以参与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带动观众，意在表现和传承。经过4年的积累，2002年山西卫视的地域文化特色已经形成，并在业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打造新的亮点，考虑到已经存在的戏曲欣赏栏目《戏曲舞台》在宣传山西戏曲文化方面力度单薄，影响力较弱，但同时又有稳定观众群的现实特点，在借鉴业内经验的基础上，山西卫视全力推出新的戏曲综艺类晚会栏目《走进大戏台》。

山西作为中国戏曲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有“中国戏曲的摇篮”。晋剧、蒲剧、上党梆子、道情、秧歌、平遥古书、寿阳坐唱、武乡琴书等等，至少54个以上的地方剧种遍布山西南北，占全国剧种的六分之一。丰富的戏曲文化资源为《走进大戏台》提供了贴近百姓、种类丰富的节目源。

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关注，《走进大戏台》将栏目风格设定为：娱乐性、表演性、展示性、参与性、比拼性；打出了响亮的栏目宣传语：生旦净丑群英会，龙争虎斗大戏台。通过擂台赛形式，以票友打擂、专家点评为节目增加趣味性和竞技性，使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戏曲节目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同时大戏台走出演播室，搭到老百姓身边，拉近名角名家与观众的距离，吸纳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让更广泛的观众接触戏曲文化，认识戏曲文化、喜爱戏曲文化、学习戏曲文化、传播戏曲文化。6年来， 《走进大戏台》一直以绝对领先的地位占据山西卫视收视排行榜第一名，在晋、陕、豫、冀、蒙以及国内其他地区已经吸引和培养了稳定的观众群。这个屡获部级“星光奖”、“兰花奖”的戏曲栏目，在全国戏曲节目中享有广泛好评。

积极创作特别题材的电视剧、大型特别系列节目，扩大地域文化影响力

晋商文化是山西特有的文化，是代代晋商留给山西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晋商所体现的“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因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相契合，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山西卫视抓住“晋商文化”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通过专题纪实、电视剧演绎等为各个收视层次观众所乐见的表现方式，促使晋商文化名扬大江南北。

2004年，山西电视台拍摄完成七集电视纪录片《晋商》，直观、全面、深度反映了晋商的辉煌历史及深厚的商业文化。该节目被推荐至央视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晋商》VCD的销售也十分火爆。随后，山西电视台又相继与实力单位合作拍摄了晋商题材电视剧《白银谷》、《乔家大院》等，这两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进一步引发了全国的“晋商热”，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山西大院再度被搁置到社会经济潮流的前端，大院成为各地游客三晋旅游的不二选择，山西卫视也再次引起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2006年“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山西卫视特别编排的系列节目《一方水土之精彩山西》，相继创下省网收视率超过10个点以上的佳绩。

大力宣传强势地域文化活动，将活动的辐射力与现代文化需求相结合，开发新的文化节目

山西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每年都要举办很多传统文化活动。山西卫视充分利用这些天然优势，一方面积极组织对这些大型活动的主题宣传，一方面利用这些文化活动带来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发现市场空缺，开发新的文化栏目。

“平遥国际摄影节”是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2001年开始举办的规模化的国际摄影盛会。作为“世界看山西，山西走向世界”的窗口，山西电视台每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积极宣传这一世界瞩目的摄影盛事。为了更好地发挥大赛的辐射力，经过几年的探究之后，山西卫视再推新的文化服务类栏目《影像世界》，其中的主打板块《影像平遥》，对平遥摄影节进行全程纪录，赏析来自国内外的艺术摄影佳作；同时还针对目标观众推出了《行摄天下》、《影像快讯》、 《数码方阵》、《影像有约》四部分内容，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提供全国的摄影资讯，推介摄影产品，致力于为广大观众和摄影爱好者打造了解摄影艺术、指导摄影行动、阐述摄影生活的平台。该栏目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现在已经培养并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观众。此外，山西省每年举办的 “五台山佛教文化节”、“洪洞大槐树祭祖大典”、“关公文化节”等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传统文化活动，均给金牌栏目《一方水土》带来毫无悬念的高收视效应。可以说，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吸引了全国对山西卫视的关注，山西卫视的媒体形象已经与山西傲人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

西域文化篇4

关键词: 西安地铁地铁文化 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西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交通拥堵严重,环境日趋恶化,城市空间拥挤,城市绿地减少等众多问题日趋严重，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修建地铁直接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压力，为西安的城市规模扩大撑开了在骨架。作为现代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西安地铁如何与作为十三朝历史文化古都的西安在文化建设上很好的结合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由于西安地铁建设是在具有3000年历史文物遗存的土层中进行，主要在地下10-20m的空间中建设，而这一地层中埋藏着十三朝的大部分文物。除此之外，西安地铁还必将穿越明朝城墙和钟楼等重要的古建筑。现代化地铁的建设与保护古城风貌的特殊矛盾不可避免，这也要求了西安地铁的建设必须在保护古城风貌与文化特色的条件下建设。

以地铁二号线为例，其贯穿城市南北中轴线，共涉及古遗址13处，并且经过了北大街、小寨等商业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北客站以及会展中心，衔接起沿线临近的各个景点和重要文化商业场所。地铁沿线各区域的文化特色各不相同，怎么样使西安的地域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和谐相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以下就以几方面实例来分析具体的策略。

文化墙

西安地铁二号线在设计和装修时，每个地铁站点都设计有一面文化墙。文化墙以“人文西安”、“科技西安”、“生态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为主题，综合了站点位置所在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文化遗迹，形成了一块块内容丰富、具有视觉冲击力并能鲜明体现西安这座城市人文地域特征的墙壁艺术品。

1.钟楼站：《大秦腔》

如果从互动角度来说，钟楼站内的文化墙一定是最有趣的。画面中的6组秦腔戏曲人物栩栩如生。以《捉鹌鹑》、《五典坡》、《二进宫》、《三滴血》、《周仁回府》、《斩黄袍》等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经典曲目为设计元素。该文化墙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四幅石刻秦腔脸谱，第二层为鲁迅当年为西安易俗社题写的“古调独弹”四个大字，第三层则由秦腔著名唱段的人物造型组成。整面墙造型大方、色彩艳丽，是地铁2号线上最具秦风秦韵的一面文化墙。

2.永宁门：《迎宾图》

永宁门作为古代迎接宾客的地方，因此文化墙以《迎宾图》命名。画面长14米、高2.65米，将天然的花岗岩材质高浮雕的塑造技术与金属锻造的质感相结合，以“喜”迎宾客为主题，用大明宫及源自唐代绘画丰满仕女等唐代元素，大角度的全景构图，高度真实地再现了在一片花团簇锦、彩灯高挑的情境下，古人喜迎外国使者的盛世场景。

3.体育场站：《盛世》

二号线体育场站以“马球”和“蹴鞠”创作了文化墙《盛世》，，让人们在感受古代体育运动气息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大唐太平盛世的景况。

除此之外，小寨站的《古韵新尚》、行政中心站的《和谐满园》、市图书馆站用石刻书法表现的《文化之光》等都极具文化韵味。

二、构件装饰

1、北客站：汉风遗韵

地铁北客站是西安地铁二号线首末站，与西安北客站相接，作为外来游客换乘的第一站，承担着展示西安古城文化的重任。

吊顶提炼古建“藻井”的构架形式，结合石材饰面的方正柱体雕饰传统纹样进行设计，提升车站空间高度，使车站宽敞明亮、大气宏伟。局部结合穿孔铝板“万字纹”拼装装饰，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设计以汉唐文化为表现切入点，整体风格地域古典和现代相结合，方正有序、庄重典雅的传统文化符号得以展现。

2、行政中心站：政通人和

行政中心站装修突出“通”与“和”。站台至站厅跃层中空，通过站厅层中空玻璃穹顶自然采光，表达行政中心“通透、通达”的思想；设计吸收“汉唐建筑”庄严大气、严整质朴的特点，结合“天圆地方”的形式来表达 “和谐、平和”的概念。

3、北大街站：古城窗口

北大街站所处古城墙内，周边多为繁华商业区，提炼出北大街站“古城窗口”的概念，借鉴中国传统“窗格”的图示语言应用到室内设计中，中部吊顶采用金属吊顶系统，通过对 “窗格”的延伸变化，融汇古今文化，构造出精致、古朴、富有内涵的车站空间。

站厅中大面积吊顶采用铝合金方通吊顶，排列整齐有序，局部结合穿孔铝板“万字纹”拼装装饰，整体又不失变化，与其他站站厅和谐统一。

三、导向标识系统

西安地铁二号线与城市南北中轴线完全重合，沿途通过多处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是西安交通秩序的主要路径以及城市景观的衔接轴心，在西安城市布局中起着龙脉的作用。

1、站名图形

二号线全线长约26.6公里，共有21个站点，其中5座车站分别与其他轨道交通线换乘。全线按照地理位置及区域特性由北向南可划分为北向发展区、经济开发区、古文化核心区、商业文化区和科技教育区五个主题区，五个区域结合西安地铁二号线的线路特征以及城市规划的结构布局，选取地上标志性建筑物为主体，辅以各站点本身的历史文化特征、站名字面含义以及站点所处位置周边环境等要素特征做出综合分析，运用基本的形式构成元素抽象，加工，处理，外化为图形符号，形成一种可感图形，人们通过视觉经验很容易理解站名图形的意义，提高导向辨识度。

2、标识立柱

西安地铁二号线标识立柱高3.8米，宽0.41米，通体灵巧不失稳重。柱体上的灰蓝色是由唐代绘画艺术中常用的矿物颜色归纳而来，稳重大气，给人一种安定祥和的感觉。标识立柱将中国传统纹样中的太极图案与回纹相结合，“S”形的造型，展现着中国传统地域文化与现代化产品的和谐共生。

3、导向牌

西安地铁二号线导向牌的基本造型，取自人们熟知的基本建筑构件“瓦”，将瓦的原型进行艺术的加工处理、简化、升华，设计尽量减少方形的棱角，采用圆滑过渡，形成西安地铁二号线导向牌的侧面造型“U”。瓦即为意，意即形的灵魂，语意蕴含了形态升华与凝练的情感，意与形之间如“影”随“形”。

结语：

对于一个有着十三朝古都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西安来说，发展地铁是满足西安人民生活需要的必然产物。运用合理的手法将地域文化资源与城市地铁空间相结合，使人们置身于现代化的地下空间时，也能感受到古都文化的魅力特色。通过地域化风格的导向标识，文化装饰构件，艺术创作作品等，使得西安地铁不但信息导向明确，在满足现代化交通的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也对西安城市的地域特色起到良好的传播效应。

参考文献：

[1] 凯文.林奇 著：《城市意象》[M]，华夏出版社，2001。

[2] 汤雅莉，马珂：西安历史街区地铁车站的站名图形设计[J]，装饰，2011年09月。

西域文化篇5

关键词：西域；宗教；伊斯兰教；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98-02

西域宗教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异梦幻。自秦汉以来，西域以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不断吸收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在此广袤的土地上游猎、游牧、屯耕、贸易或手工业生产，创造和遗留了形态迥异的文化，进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疆文化，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宗教文化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成为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东渐过程中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像新疆如此多种宗教荟萃，并表现出多样的发展特点，留下各自的文化痕迹，这是西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对新疆的艺术设计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其他多种宗教的影响有限甚至绝迹，故本文以伊斯兰教的论述为主。

一、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一）宗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新疆宗教文化丰富多彩，多种宗教形态荟萃。自无文字时代便盛行的原始信仰及萨满教文化开始，先后在新疆传入和流行的宗教有佛教、祆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历经朝代的变更、千年的传承，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宗教文化。而艺术从来都是和宗教息息相关的，铃木大拙曾说过，艺术往往脱胎于宗教形式中，宗教借助艺术表现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艺术也会借助宗教的形式走向美学。因此，要使设计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势必要借助西域宗教文化。在传入新疆的一千九百年来，宗教的精神概念、表现形式与它的教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的思想文化，并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音乐、民俗等各方面。如果新疆的艺术设计脱离了宗教文化这个土壤，那么它将失去其精神内涵和美学品质，缺少了历史的传统和地域的特质。

（二）宗教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设计来源于生活，却又方便于生活。设计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满足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新疆，信教群众900多万人，占全疆人口的56.3%。如果我们脱离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民族信仰去做设计，那么设计无疑是无本之木，只能孤芳自赏，没有市场，无法转换成有用价值。

（三）宗教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西域，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具有神秘感和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个方位名词，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符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的传入犹如一股来自异域的春风，给艺术设计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题材和内容。各种异域风光和风俗不仅使我们耳目一新，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创作题材和素材。如新疆的手工艺，就是在借鉴吸收了伊斯兰教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伊斯兰风格的手工艺文化。雕刻、绘画、镶嵌艺术为创作手法提供了多种可能；伊斯兰教倡导装饰丰满、繁复、不留空白，为构图方案提供了更多可能。特别是它的装饰图案，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四）西域宗教在艺术设计中的阻力

虽然西域宗教在艺术发展中文化底蕴深厚，群众基础扎实，文化特色鲜明，但全球化对于宗教艺术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文化的渗透，使当代人的审美取向时尚化、趋同化、单一化，而宗教艺术自身形态的特殊性和认同的局限性，使其不能在设计方面凸显作用；此外，与资本势力直接相关的“强势文化”推动相关艺术的广泛进发，占领市场，占有受众，也对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力。

二、宗教在设计中的应用

（一）宗教在新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新疆是多宗教地区。伊斯兰教在新疆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现在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即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回、东乡、撒拉、保安民族。全疆人口1 690万，其中少数民族1 000多万，少数民族96.99%信仰伊斯兰教，各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喇嘛庙、天主教堂等，新疆共建设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0万人。伊斯兰教是新疆传播最为广泛、信奉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它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作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伊斯兰教，它对于艺术的发展不光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还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纵观艺术的发展，宗教与艺术总是密不可分，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交流。任何艺术，在发展初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成长的，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感化人心的宗教力量。其次，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作为设计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形态，服务于人民大众。

西域文化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化创新

在纪念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概念，并指出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创新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发展。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只有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才能使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生生不息。文化创新也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从来不能脱离具体时空抽象地进行文化创新。我国当前的文化创新有其特殊的语境，在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奠基下、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又进行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主流文化领域共同存在和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争议与问题。

从文化创新本身就是一场创新的思维和实践活动这一角度来看，文化创新是指在创新主体对创新理念的认同和倡导下，坚持时代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原则，运用符合事物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和手段，对文化内容、文化模式、文化体制等一切文化范式进行新的建构、重铸和转型，最终实现对文化、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在文化创新过程中体现了理论思维和社会实践的统一。具体而言，文化创新是一场创新活动，这一活动包括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这里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文化创新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法原则等一系列理论思维;“实践活动”则是文化创新的营养来源，在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的进行。

从文化创新的发展机理来看，实现文化创新，要经过文化问题、文化自省、文化反思，形成文化自觉。在当前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各领。将这三大文化综合划分成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以辨别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为前提，加以选择地继承、借鉴、发展，这同样也是一场文化创新。在这三大文化领域中，要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的文化作用，实现理论思维和社会实践的统一，同时，在文化的传承、借鉴和发展又重点突出和体现了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

一、继承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

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不仅要“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还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这就是说，文化创新首要的就是使文化在流传中实现“继承创新”。

（一）本土文化的创新

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文化创新的基础。一提起“传统”，多数人首先考虑到的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有学者提出“老传统”、“新传统”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为‘老传统’，马克思主义则为‘新传统’”。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民的认识、选择并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后，就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所谓的“新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继承”重点是指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他们共同构成“本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继承创新主要表现为在原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发展需要、时代需要，进一步拓展、补充、丰富和完善，并将新的理论具体的运用普及到社会过程中。宋明理学的创新则是在综合了几种其他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果。重点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体化，这些都是文化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时代的发展，普及到社会过程中，是走向实践的创新。

（二）打牢文化底气，牢固创新根基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基。在理论上加深认识，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本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关键。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面对文化呈现的多元态势，由于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知孰适孰舍加以选择，文化创新不是挥刀断绝绵延的文化血脉，而是以“固本”为基础的“开新”。

首先，在态度上重视。对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既要有着一种坚定的自豪，给予必要的尊重和重视，又要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宏观格局中来考察，既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又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其次，在现实中理解。文化是伴随着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过滤而积淀下来的，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除文字研究外，应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去考虑。只有尊重本土文化、理解本土文化，才能打牢我们自身文化的底气，进而牢固文化创新的根基。在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打牢文化底气，牢固创新的根基，继承与创新并不是矛盾的，继承是创新内在规律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文化创新正是在本土文化沃土之上的继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又是文化创新的根基。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其发展和成熟无不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经过许多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努力，积累修正和补充完善，深刻地体现了文化创新在继承本土文化中的民族特色。

二、借鉴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文化创新不是不加鉴别的齐头并进，而是在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之下的差别化发展，这就意味着要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世界形势，汲取不同国家文化的先进、合理的成分，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一）外来文化的创新

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也就是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内在规律和必须遵循的原则。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交融，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局面，文化创新只有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吸收、借鉴其有益养分，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繁荣。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但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质还是一种外来文化，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历史文化，在进行文化创新过程中，同样要得到重视。

对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借鉴创新主要表现为摹仿、借鉴已有的外来文化资源和典范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活动，综合融会成符合自身国家国情和发展现状的新的文化成果。在这里，对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借鉴创新又有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对两者的政治立场上。对西方历史文化，我们要吸收借鉴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清楚西方文化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虽有许多文化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在借鉴中要保持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我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因此，在对外来文化的创新上，一定要端正立场态度，在此基础上有区别地创新。

（二）正确面对差异，增强创新活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文化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这也就难以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如何在面对差异，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为自身文化增加新鲜血液，增强创新活力，是实现外来文化创新的重点。

首先，要正确地承认和理解文化差异。并在此前提下尽量避免文化冲突的发生，对于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正确的态度就是承认它，通过文化对话的方式解决文化差异，并思考化解文化冲突的办法。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中寻求文化融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自我文化的发展。其次，在正确“度”的前提下创新，不断输入促进文化创新的新鲜血液。在对待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态度上，要有正确的“度”，不能过度的全盘接受，不加选择地一味仿效西方文化行为，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也不能盲目地全盘否定，应予以有选择地借鉴，有区别地对待。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和世界特色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发展本土文化并不意味着拒斥外来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也不意味着摒弃本土文化。在借鉴中创新，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彰显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体现文化创新的世界特色。

三、发展中创新：体现文化创新的时代特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领域的交锋中，实现继承、借鉴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同时又要在发展中实现继承和借鉴。所以，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发展。要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三大文化领域的结合，同时又要促进社会发展。二是指发展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要不断发展“中、西、马”三大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场文化创新。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创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主要是在既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现各种思想观点或艺术形式等文化成果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将其有机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诞生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同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创新融合而成的，是先进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剖析文化两面，升级创新高度

对文化的创新，不应定格于现时现地现状进行静态的观察分析，而应以发展的、联系的审视目光分别从正面与反面、时间与空间维度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与判断，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

首先，从正面与反面认识文化。任何文化在不同方面都具有正反两面性，也就是同时具有精华和糟粕。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文化的价值不同，进而文化创新的方式也不同。要科学地辩证地看待文化和文化创新，不能执念于一种方式，在学术研究中反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其次，从时间与空间认识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回溯文化历程，审视文化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对自身文化积淀做出正确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认定，从中增强文化自信，强化文化创新。在空间维度上拓展文化认知事业，在面向文化多元的发展特征中，在不同范围的视角反观自身文化，认清对自身文化的定位，找准文化创新的方向，强化其推动力。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创新，这种创新是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坚持和发展。

文化创新的最直接的成果则是经济发展。任何文化产品，不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出新、丰富，最终都要有益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产生必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在实践中检验创新，用经济事实反映直接成果。文化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幻想层面，最终要通过创新而转换成老百姓喜闻乐、易于接受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载体和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领域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充分体现了文化创新的民族特色、世界特色以及时代特色，并不断地进行着实践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2.

[2] 霍福广.中美创新机制比较研究：兼论粤港澳地区完善创新机制的对策[M].人民出版社，2004.

[3]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M].中国哲学史，2012（4）.

[4] 李春华.有关文化创新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2011（3）.

[5] 李修松.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3（12）.

西域文化篇7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但不同的文化的载体都一样，即语言。帕默尔说“语言忠实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反映了各种信仰和偏见。”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源自人类所共有的一个客观的大自然，而个性则源自各民族所处的小环境的不尽相同，即所处地域环境、物质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宗教文化环境的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各民族的独具特色的语言。因此，语言与地域文化关系密不可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语言，语言也不能够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风貌；文化的影响又制约着语言的发展与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中英关系交流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深。但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中西语言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障碍。翻译成为解决这一困难的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翻译是人类语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或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和互相借鉴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然而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因此保证翻译成功的关键就是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2.地域文化与语言翻译

2.1地理位置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英国是个岛国，四面濒海，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与恶劣的海洋环境抗争。因而有Any port in a storm (风暴到来不择港)，on the rocks(手头拮据)，Tell that to the marines(哪有那样的事)， all at see (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与航海有关的谚语，对不了解其地域文化内涵的中国人来说，在理解上难度比较大。就拿这句谚语来说 be in the same boat with字面意思不就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吗?怎么就是患难与共呢！要知道英国人常年在与海作斗争，在船上时不时会面临大风大浪的危险，在同一条船上对英国人来说也就意味着一同面对大风大浪，患难与共。所以翻译时不能单单根据字面意思来翻译，积累这些与航海有关的谚语也是必要的。

中国是以陆地为主的农业大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耕为主。所以中国人更了解和熟悉的是陆地生活的农业耕作,老百姓对“土”有着特殊的感情,如人们常说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喻其辛苦; 称当地人为“土生土长”; 称民间沿用的方法为“土法”; 把小地区内使用的方言称之为“土话”或“土语”; 说某人“土气”是说他不时髦, 而“土崩瓦解”比喻彻底崩溃等。面对这些与海、土结合在一起的成语、谚语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其对等的词，在处理这方面翻译是往往要采用意译的办法。比如说，土气就是不时尚，可译为unfashionable,这样就达到要表达的意思了，显然这样也失去了一些中文用土来代表的地域文化内涵。这也是正常的，翻译时是很难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对等。如果不了解中文的地域文化内涵把他译为earth air,那可就闹笑话了。

2.2生活方式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2.2.1生活方式与语言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用牛耕地，耕地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因此中国人对牛有深厚的情感,与牛有关的词很多，如：牛劲、牛脾气、牛皮、吹牛、老黄牛等。它们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喻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总之，在中国人的心中，牛是体型庞大、体格健壮、终日劳碌、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典型。英国是山小地狭的岛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因此马在英国文化中则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汉语中的牛与英语中的马特有的文化内涵正是生活方式差异的具体写照。对于此类现象我们在做翻译时，切忌直译，而应根据各自民族文化特点，运用替换原喻体的方法，使其做到形不似而神似，殊途而同归。

2.3生态特产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由于地域的不同使得各国的土地上盛产的农作物各不相同，也使得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的联想也不尽相同。

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盛产竹子这一特征，在汉语中用竹子作比喻的言语并不鲜见。而英国并不盛产竹子，并没有什么与竹子有关的比喻。在汉语中常常用雨后春笋来形容事物的迅速和大量产生，而英语是用like mushroom 之说来形容，用mushroom 蘑菇来替代了原喻体竹子一词。又如：“很有把握”在汉语中用胸有成竹来表达，而在英语中用“have a card up one’s sleeve”来形容。不了解其文化差异是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因此对译者来说理解两国地域文化是做好翻译的必要任务。

3.结语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也就必然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许多相异之处。而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桥梁，也是两种文化的桥梁。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翻译不仅要做到意义上的等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文化意义上的等值。译者把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要仔细权衡文化中思想意识的内涵，尽可能将源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和等效。对翻译来说，双语文化能力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西域文化篇8

关键词：西南地域；巴蜀文化元素；园林设计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各地景观园林特征相似成为阻挡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危机。怎样将地域特色融入景观园林设计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所以，景观园林设计师应该深入了解某一地区的文化风俗，从地域文化中寻找设计理念，因地制宜得进行景观园林建设。

1西南地域园林景观设计中巴蜀文化的孕育环境

西南地区的地貌特征十分丰富，平地、凸地、山脊、凹地以及谷地组成了西南地区颇具特色的复合型地形。具有特征的地形给人以不同的空间感受，是西南地区园林设计的自然基础，能够提升巴蜀园林的布局空间层次感，与其他地区的园林形成显然对比。西南地区特有的山地地形中蕴藏着丰富的环境资源，例如飞岩叠石、万壑流青以及繁花覆地等，西南地域园林景观设计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地理优势，形成与亭台廊榭相互映衬的园林风格。

2西南巴蜀园林景观设计的文化元素分析

2.1先贤崇拜

西南巴蜀地区自古就有浓厚的山水文化特色，在古代体现于对山水的憧憬与崇拜，之后逐渐演变为对先贤的崇拜。不管是巴蜀本地的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骚客，其停留生活之处多被改造为以园林形式为主题的文化场所。西南园林在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很多次兴废，但还是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生命力。虽然没有苏州私家园林的精致、没有皇家园林的气势，但是却具有浓浓的人文风俗。

2.2道家思想

巴蜀地区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道家所尊崇的“道法自然”自然对西南园林产生了布局式的基础影响。具体在园林景观设计方面体现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环境天然形成的美丽景观作为园林建筑的基石，加之建筑上的艺术点缀，保持巴蜀地区山地园林的在自然特色，将道家思想充分融入园林设计中。

2.3文人名仕审美

文人名仕的园林设计活动和审美思潮对西南地域园林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白居易喜爱栽树，在忠州的3年，白居易成为百花不离手的园林艺术家，在巴蜀人不爱花的传统中硬生生地创造出百花齐放、百果掺杂的园林景观。文人名仕的审美爱好及思想对西南地域风景园林的风格产生一定影响。

3西南地域园林中巴蜀文化的重塑方法

3.1真正理解巴蜀文化内涵

巴蜀文化的产生必定有其根源所在，巴蜀文化与西南地域文化已经深深融为一体，想要更好地塑造巴蜀园林，就必须更加透彻地理解巴蜀文化。自古以来，西南地区都拥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地域环境、文化历史的改变刺激巴蜀地区人们对外开放，提升自身能力的产生，自然环境的悠闲、经济环境的开拓以及人们的勤奋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西南地区巴蜀文化。

3.2掌握西南地域园林的文化设计特色

在进行西南地域风景园林设计时，必须注意掌握巴蜀地区富有魅力的人文精神、审美观念以及更加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是进行园林设计的基础，提炼社会文化、掌握巴蜀文化精髓，将巴蜀文化与园林设计紧密融合，成为西南地域园林设计的重中之重。

3.3应用巴蜀文化再现历史文脉

巴蜀地区风景秀丽，人才辈出，不少文人墨客都在西南巴蜀地区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进行巴蜀风景园林设计时，一定要应用巴蜀文化、再现历史文脉。例如，要保留原有风景园林中的具有西南地域特色的景观，尽最大可能保留地域特色，传承巴蜀文化历史。运用具有巴蜀特色的符号，太阳神鸟金箔饰品、休闲文化茶品以及麻将馆等文化对风景园林进行更加细致的装饰，将巴蜀文化弘扬在外，让更多的人了解巴蜀文化的魅力之处。

4总结

总的来说，巴蜀地区具有非常悠久的文化特色及环境特色，将这些文化元素与西南地域风景园林设计进行融合，是目前园林设计的大趋所势。在目前园林景观设计趋同的今天，设计师们一定要深入了解文化内涵，设计出更加具有西南特色的文化式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1李雪芬.西南地域园林景观设计巴蜀文化元素分析[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2周雪娇.巴蜀地域文化景观中乡土景观元素的应用研究[D].南京工业大学，2013

3陈勇.巴蜀文化在浣花溪公园景观设计中的应用[D].四川农业大学，2014

西域文化篇9

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

西域文化篇10

[关键词]文化美学；生态电影；西方国家

文化美学的审美对象十分广泛，只要是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纳入审美的范畴。根据胡经之的研究，文化美学不仅重视具体的文化现象，并从文化研究中吸收养料；而且重视归纳，在众多的文化现象做出的分析中，从美学高度进行思考，做出理论概括。[1]电影是艺术的一种，乔托・卡努杜曾言及，电影是对文学、绘画、建筑、音乐等其他六项艺术进行综合的“第七艺术”[2]。走进影院观看电影，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将其置于文化美学视野，是非常恰当的。影视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承担着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作用。生态电影是当代西方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其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过度开拓导致的生态危机。文章从宏大叙事、末日图景、生态和谐三方面，以文化美学观照西方生态电影。

一、宏大叙事

所谓宏大叙事，最初是文学领域的概念，池笑琳认为，“宏大叙事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论基础上所构建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主义的叙事立场和方式”[3]。文学与电影有着天然的联系，将文学理论拿来研究电影，也是电影领域中常见的研究方式。从文化美学角度讲，西方生态电影的宏大叙事，带给观众一种震撼的美感。

地球是我们居住的场所，也是众多生态电影叙事的起点。基于历史和现实，人们会对地球的发展方向做出合理的猜想，而这种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正是宏大叙事追求的总体性。如《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就对滥用科技造成的病毒泛滥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人类大灭绝做出了想象。片中，科研工作者威尔・罗德曼研究药品的初衷是治愈人类神经萎缩类疾病，而且其在猩猩身上的实验已经获得了突破。但随着人类对药品产生抗体，药效消失后疾病的症状加剧。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疗效，威尔使用了更猛烈的病毒，并在猩猩身上实验成功，而且没有发现毒副作用。但是，这种药使用在人身上是否有毒害却有待验证。而药品制造商罔顾威尔的警告，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还是坚持制造。病毒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身上最先出现了致命效应，而且这种病毒传染很快，全球也陷入了这场病毒的危机中，大批的人口死亡。当病毒导致的“猿流感”肆虐全球时，隔离措施和治疗已经无法起到限制作用。由此引发了次级效应，包括暴乱、核反应堆的爆炸等，民众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影片基于全球的视角，将一场生态灾难展示在观众面前。而这一切的发生，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2002年亚洲的SARS病毒、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等，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不在现实中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和严格的管理机制，生态电影中展示的灾难离人们的生活也就不再遥远了。

对星际的开发，是人类开拓宇宙的终极想象。但在开发过程中，也存在和平开发和暴力开发两种方式。人类的开发对其他星球的影响，也是生态电影关注的话题。而这类电影中涉及的实际上还是人类的本性问题，其因涉及本质性而属于宏大叙事的一种。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就是这一视角。人类觊觎潘多拉星球的矿产Unobtanium，试图大量开采。而矿产的集中地，正在纳威人栖息的家园巨树。人类先是利用阿凡达计划来掌握关于纳威人的信息以及矿藏的位置，后通过暴力来夺取矿藏。他们狂轰滥炸，将纳威人的家园之树炸倒，给潘多拉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在开发潘多拉星的过程中，人类采取的是卑鄙的渗透和暴力夺取结合的方式，而其背后则是人类贪婪的本性。即使作为人类一员的杰克・萨利和格蕾丝・奥古斯汀等人，亦为人类的举动所羞耻，他们化身阿凡达反戈一击，为潘多拉星球的和平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阿凡达》以纳威人的视角，反观人类对其星球资源的掠夺。相比与自然融为一体、从神树汲取知识和力量的纳威人，地球人贪婪、狂热，而且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卡梅隆利用影片传达了对人类自私、贪婪本性的批判。

二、末日图景

因现实社会中生态问题的层出不穷，电影艺术必然对其有所展现。而生态电影更是将人类可能面临的生态灾难展示在观众面前，以末日图景来刺激观众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神经，由此带来观众对现实生活的反思。

以尼尔・布洛姆坎普执导的《极乐空间》（Elysium）为例，影片中的地球虽然不是末日图景，但也达到了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境况。影片开头就向观众展示了地球恶劣的生存环境。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高楼大厦，现在只剩下空架子，而城市笼罩在黄色的沙尘之中。2154年的洛杉矶，是影片设定的故事背景。镜头中，男主角麦克斯从一片断壁残垣的巷子里走出，孩子们在铁丝网外的一块尘土飞扬的平地上踢球，还有一群孩子在灰土中跳绳嬉戏。麦克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走来，观众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要比贫民窟还差。布洛姆坎普为了增强戏剧张力，将只有富人才有资格进入的“极乐空间”，构建成俨然一个梦幻般的天堂。这个环形的太空站位于外太空，其上的环境优美宜人，科技设备也非常先进，里面的医疗设备除了能治愈所有的疾病以外，还能修复身体因意外而造成的严重创伤，这里是所有穷人都渴望去往的世外桃源。导演借助影片传达了对平等、对等的和谐生态关系的肯定与提倡。而且，其在严肃、意义重大的主题之中不乏幽默、诙谐的因素，足以使人类认识到当下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唤起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

如果说《极乐空间》中的地球还可以勉强支撑人类的生存，那么，《后天》与《雪国列车》中的地球，则更加不适宜人类生存了。《后天》中，温室效应引发的冰山融化，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性气候，风暴、海啸、地震等频繁发生，寒潮席卷全球，地球进入了又一个冰川时代。影片中，纽约的高楼大厦系数被冰封，呈现出一片死寂。而作为美国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也全身没入冰层中，只有右手高举的火炬露在寒风中，上面裹着冰霜。《后天》中，地球只剩下了赤道附近可供人类居住，而在同样以全球变暖为背景的《雪国列车》中，地球已经无法供人类居住，人们只能蜷缩在一列永不停止的列车上。片中，将全球冰封的灾难，归罪于各国错误地决定采用人造冷却物CW7来解决地球变暖的问题。事实上，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基于人类对科技的自信，使用人造冷却物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片中，在列车前进过程中，经过一个特殊的景点，透过列车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反叛七人组”。在寒风中，他们冻成了冰块，成为矗立在山峰上的纪念碑。《后天》和《雪国列车》基于全球变暖的生态问题，给出了各自关于末日的寓言，其目的正在于警醒世人，解决生态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三、生态和谐

影视消费是文化美学概念，其时代性动力来自“视觉转向”后的视觉崇拜心理。[4]观众喜欢欣赏充满视觉美感的电影，在观影中实现对美的追求。而生态电影不光要完成向观众展示生态灾难的过程，也要向观众展示生态和谐形成的美感，从而形成有破有立的完善局面。

从艺术本身的角度而言，电影来源于古希腊戏剧，古希腊戏剧之中带有崇高美的悲剧审美风格符合人类的情感诉求，而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而言，时代因素也与电影、戏剧等大众娱乐艺术之中崇高化的消长有着重要关联。在当前，电影仍然处于文化地位的上升期，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美学倾向势必要更为偏向进步、积极、向上的一面。生态电影也可以通过表现出崇高之美，来满足观众的审美诉求。如《喜马拉雅》（Himalaya）中，老酋长霆雷的儿子拉帕在带领村民用盐换粮食的路上死去了，霆雷认为是卡玛害死了拉帕，于是坚决反对村中长老提议的由卡玛领队继续换粮之路坚决反对。村中的年轻人追随卡玛走上了换粮之路，之后霆雷也带了一队人上路，村子在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引导下，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影片中喜马拉雅山的壮美风光令人着迷，奔腾的牦牛散发着原始的活力，神鹰在天空中翱翔，死去的人要进行天葬，将自己的身体重新还给自然。这里有湛蓝的天空、巍峨起伏的雪山、澄澈的湖水，人在自然中索取，也反哺自然。卡玛作为新一代领袖，他锐意进取，但缺乏对传统的足够尊重，也缺少经验。而霆雷虽然经验丰富、值得信赖，但毕竟其年纪大了，而且十分固执。在用盐巴占卜暴风雪一事上，二人的分歧极大，而事实证明，霆雷是对的。带队先走的霆雷在告诉儿子扎营的地点后，独自一人回头照看跟上来的队伍，在确保没人掉队后，筋疲力尽的霆雷也倒下了。后出发的卡玛发现了霆雷，并带他到达了扎营地点，两人达成了和解，但霆雷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霆雷以自己的生命教给卡玛要遵循祖训的经验，而他的死也具有崇高之美。影片以老酋长的生命诉说着崇高之美，也让观众领略到了青藏高原的壮丽风光与和谐的生态。

生态电影在展示自然和谐之美方面，也不遗余力。生态影片对大自然的关注视角也有所不同，有的电影重在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罗拉克斯》（The Lorax）中，人为了经济利益将人间仙境开发成了荒漠；有的电影中，人破坏的对象变成了人类自身，如《细菌浩劫》（Warning Sign）中，人成为细菌战的受害者；而有的电影则将镜头对准了自然界，着力表现自然界的美妙与神奇，这类影片是生态电影中最能展现和谐之美的类型，如《微观世界》（Microcosmos），影片将自然界的宏大壮美与微观自然的神奇真实地还原在观众面前，令观众感叹于平时无法体验到的美感。影片一开始，就以航拍视角，展现自然的壮丽风光。观众跟随摄影机在云层中穿梭，巨大的云朵如同连绵起伏的群山，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森林，那绿色如同流动的画卷。自然界的宏大之美在其他影片中多有展现，所以其并不是《微观世界》的重点，展现宏观之美更多的是为了衬托“微观”的神奇。跟随摄影机，观众开始了如梦似幻的视觉之旅。在这里，绿草如同树木般高大，一滴水也巨大如水晶球，往日里被人们忽视或厌恶的昆虫、爬虫、软体动物等，此刻都成为镜头中的主角。如人称“屎壳郎”的蜣螂，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滚着粪球，其勤奋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当粪球被一个小树枝卡住时，蜣螂奋力地用后腿推动粪球，以至于粪球都悬在了空中。而蜗牛之间相互亲昵的示爱，其温馨场面也十分感人。正是通过将自然的宏大之美与微观神奇结合起来，影片使观众获得了巨大的审美愉悦，也对自然生发出了喜爱之情。

综上，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消费时代，生态电影要吸引观众走进影院，除了可以展示生态遭受破坏的巨大灾难以震撼观众外，也可以通过展示自然之美使观众沉浸在美的享受中。而生态电影对美的创造方式，正是文化美学的研究内容。以文化美学来观照西方生态电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生态电影的类型化叙事，也有助于我们寻找不同生态电影背后共通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走向文化美学[J].学术研究，2001（01）.

[2] G.透纳，胡菊彬.从第七艺术到社会实践――电影研究的历史[J].世界电影，19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