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十篇

西藏文化论文篇1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着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着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着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着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着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西藏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西藏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西藏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西藏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西藏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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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化论文篇2

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西藏问题”将更加尖锐和复杂，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有可能加剧，西藏会成为“中国的科索沃”吗？西藏将是“下一个台湾”吗？西藏能够独立吗？这些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人的“西藏观”主要是由学者、官员、民众和传媒对西藏的认识构成的，传媒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由学者构成的思想库被称为“第五种权力”，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对西方人“西藏观”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西方人的“西藏观”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 剖析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认识西藏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在于“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有利于弄清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的看法和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认识西方人“打西藏人权牌”，制定代表其国家利益的所谓“西藏政策”的内幕和目的，支持“流亡政府”的分裂和独立活动，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利用“西藏问题”遏制和分化中国的根源；进行战略策划，在参与国际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增强危机应对能力，预防在西藏出现西方反华势力所期望的“中国的科索沃”。剖析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有助于增进中国和西方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中西方关系的改善，为党中央解决“西藏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事实上的西藏，对西方侵略西藏，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史实有所研究和阐述，而对西方的观念上的西藏，即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印象、知识、看法、态度、经验、情感、想象和认识（“西藏观” ）等属于观念和心理层次的东西却缺乏研究。因此，对于中西学术界和藏学界来说，西方人的“西藏观”都是亟待填补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这便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难解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个究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自然情结――几个世纪来，西藏对西方人一直是一个谜。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其自然景观――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峰珠穆朗玛峰，神圣的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成为外人进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向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乔治·奥维尔说，没有比到中亚或西藏进行一次真正的游历更好的事了。西藏成为西方人看得见（有形的）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 “香格里拉”。人文情结――西藏的人文景观，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古朴独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动，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萨，具有无穷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将其视为净土和天堂，寻求精神寄托的乐土，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慰藉的看不见（无形的）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 “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藏族的聚集区，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致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民族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藏、汉、回、蒙等民族文化和本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交汇于此。灿烂辉煌的西藏文明对世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西藏是佛教圣地，拉萨是闻名世界的藏传佛教圣城，是佛教徒向往的“香格里拉”。神秘、神奇和充满神韵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使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为中外探险家和游客所青睐。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在国外的独立和分裂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更使西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特殊的砝码。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着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视为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经久不衰；一个洛桑然巴，蒙骗了无数有教养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让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偶像和明星；1997年被称为“好莱坞西藏年”， 好莱坞成为美国重要的“西藏形象生产基地”，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信奉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独立活动的明星；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将“西藏问题”作为遏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藏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学者在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写道，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土地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渊源于其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出现，肯定促成了这个传说。在亚洲高地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故事，可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仪式上，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在由乡村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样谦卑的某些仪式。对西藏的这种的“高卢式的”痴迷和陶醉，在本世纪初期由于大卫·妮尔夫人的作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像古伯察一样，她实际上使到西藏旅行成为不可思议的行动。使西藏的魔术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书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语中已找到了一个位置，如像已在人类社会消失的一个神秘宁静而充满神灵的天堂的一个标语。美国总统的乡间隐居处戴维营，最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命名为“香格里拉”。

西方人对西藏的这种痴迷，有一种不祥的对应物。纳粹就对西藏可能是原始的雅利安故乡的场所的理论感兴趣，甚至对西藏人本身就是一个消失的雅利安部落的奇怪观念好奇。西姆莱于1939年派遣了一支很可能是由党卫军发起和资助的远征队，由霞飞尔上尉率领前往西藏，其公开身份是一支科学考察队，但是他们带着找到雅利安故乡的位置的秘密指令。在嘎伦·诺威尔的数以百计的摄影作品中，几乎都在赞美西藏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以及她的快乐幸福的人民的直率和精神。自从《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来，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已经在其他小说和故事中频繁地更新，最好的一个例证是由理查森撰写的《西藏的玫瑰》以及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

嘉央诺布认为，关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是皮埃尔·特勒的短篇小说集，题为《达赖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万个名字》，是描写在西藏寺庙中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的一位电脑程序员的短篇小说，这是一部离奇恐怖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最终旋转的“半阴影区”。每个人都读过赫格的《丁丁在西藏》。关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书籍是《黑珍珠》，这是一部“绝妙的”好读物。也许描写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书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实际上是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 Hoskins），尽管他的许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生活》等，本来属于小说类（哈斯金斯声称，这些作品是以他从前在西藏生存的回忆为基础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还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师的真实记述。嘉央诺布说，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某些变化或香格里拉故事的其他――古代传说的隐藏的、秘密的王国，已经失去智慧，在亚洲腹地的深处，并且在这种看法中是有力的神秘、玄妙的因素，似乎将一个梦幻般的本质插入到西方对于西藏状况的认识中，使她显得不如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和危机那样刻不容缓、真实和重大。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与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关。正是西藏的这个像梦幻一样的“香格里拉”的本质，大多数可以在其社会和文化及其奇特的秘密宗教的中世纪的特点中观察到，这是西方人发现最有吸引力的。从旅行者到学者，都专注于西藏的这个特点，将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无论它们可能对于西藏人多么重要。

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关注不是偶然的。除了把西藏看成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香格里拉”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心理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决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享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于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藏族民风古朴，乐善好施，粗犷豪放，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宗教上，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西方宗教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从西藏宗教中去寻找出路。文化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凸显出民族和地域的重要性，具有独特风格的藏族文化和西藏因而受到民族和文明趋同的西方人的关注。政治上，20世纪下半叶，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活动，加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从而使西藏问题成为与台湾和贸易并重的“3T”问题（Taiwan，Trade，Tibet）。而“西藏问题”主要是由主权、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构成的，这些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中国与西方反华势力斗争的焦点。

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和认识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发现”到了解再到认识的漫长历程。西方“发现”西藏的先驱，主要是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19世纪以前，他们主要是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考察，后来才进入西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些探险考察报告和游记，对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西藏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19世纪，西方的记者、官员、军人和学者加入到入藏队伍的行列，进入西藏腹地游历和考察，对西藏的了解逐渐加深。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开西方藏学的滥觞，这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谛犹如隔雾观花，尚未窥见全貌。进入20世纪，1903年英国军队用枪炮打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扫除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障碍，为西方人进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大量古藏文经卷，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势力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有可乘之机；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20世纪上半叶，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他们不但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一些藏族学者被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聘为教师和研究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西藏研究，为西方人研究和认识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热和藏学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藏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西方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西藏观”基本定型。

文化交流是的互动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西渐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和宗教产生了影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藏化；西方文化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产生了影响，西藏人和西藏文化受到某种程度的西化。中国西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

由于民族、国家不同，经验、观念、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样的风景，西方人的“西藏观”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笔者另有专文论及，在此不赘。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范式”和误区

西方学者在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范式”。他们继承语言历史学派的传统，重史料的利用和语言的运用，其工具语言是欧洲的主要语言和日语，资料语言为藏语文和汉语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到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重个案研究（微观历史研究法，以小见大）、参与研究和跟踪研究；重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重视藏人的帮助和协作；在西方，藏学附属于印度学（梵文研究）和人类学或中亚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了解、研究和认识西藏和藏族文化方面，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差异：欧洲重人文科学方法，美国重社会科学方法；欧洲重传统，美国重现实。美国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由“三力”构成的合力，即学者的智力，卸任官员的权力，基金会、财团和企业家的财力，这三力也是推动西方藏学研究的动力。

对于西藏的认识，美国人与欧洲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欧洲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价值，有时也看重其政治和战略价值。早期欧洲传教士从文化角度看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宗教和文化方面，将西藏当成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英国帝国主义兴盛时期，为了实现其争霸远东的战略目的，保住“大英帝国王冠是的珍珠”印度，向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1913年又策划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这时，西藏的政治和战略价值超过了人文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欧洲人对西藏的认识，继承了其传统，即在重视西藏的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政治和战略价值，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历史短、文明根底不深厚的美国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政治价值和战略地位，人文价值居于次要地位。美国人（包括学者在内）从与西藏和藏人接触起，就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主要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西藏，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如创办教会学校、开办慈善事业等，实际上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培植亲美势力。近代，美国考察研究西藏的先驱、插手西藏事务的始祖柔克义，是一名驻华外交官。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小托尔斯泰和都兰，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西藏作为反共堡垒，视为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主、人权、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的“乐土”，客观上抬升了西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应当看到，西方的藏学打上了西方学术传统的烙印。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美国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欧洲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历史学，都属于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的欧洲“汉学”，经过美国人改造，发展成为研究地区的“中国学”，由民族研究发展到地区研究，从汉学角度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学、文学，从地区研究角度以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为重点。“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兴趣仅仅在当代，而把过去留给了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学术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余英时说，费正清“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汉学从欧洲传到美国发展成为中国学，突出了鲜明的美国特色：由重学术发展到重政治；由重历史传统转变为重社会现实；由人文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由远离现实到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美国的学术传统是“重模式，轻实证”。主导欧洲的实证史学，重“叙述”历史；占主流的美国的新史学，重“解释”历史。法国史学家贝尔指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目的在于为国家利益和战略服务，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欧美学术传统的渊源和差异自然影响到欧美的藏学研究范式，欧洲人主要用人文方法研究西藏，重传统，重实证，重学术；美国人主要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西藏，重跨学科，重现实，重政治。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待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取向，以藏传佛教西渐为例，藏传佛教为求得在西方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西化”。显密并重，先显后密的藏传佛教传入实用主义的美国后，其需要长期艰苦地闻思修、深奥而抽象、重修心的显宗受到削弱，其顿悟成佛、简明而神秘、重修身的密宗受到重视，吸引了大批西方信徒，禅定中心纷纷在各地建立。

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赖肖尔认为，美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有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因此，他们“蔑视学问，更为强调的是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地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大凡有出息的学者，随时都愿意进入政界和实业界，以证明自己真正理解了在教室里所讲授的知识”。他说，美国学者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有益于社会，“社会方面也靠近学者”，“助长知识界与政治接触”。“学者和官吏之间的这种交流，不论是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学问都是一件好事。由此，政府得以利用习惯于从广阔视野和高屋建瓴地观察事物的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另一方面，由此学者也可重新检验自己固持的理论，对照我们所生活的富于变化的世界中所展示的现实，为协调理论与之一致而不断获得外界动力”。总之，“学者世界与政治家世界之间不能有界限”。

嘉央诺布说，对关于西藏的许多旅行书籍以及有关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类型的作品（大多数是由达赖喇嘛亲自作序、介绍的）进行考察，留给人们不舒服的感觉，即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退隐处，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要么是一种魔术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西藏被看成是西方人的“对立面”。西方人，无论其过失如何，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要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要么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即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者和抽水者，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学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影响其对西藏的认识。旅居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嘉指出，在西方，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将其西藏研究领域确定在20世纪以前，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西藏不值得研究，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西方人迷恋传统的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色彩，把西藏想象或描述成为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将西藏看成是静态的理想社会，以保护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为借口，惟恐西藏发展，从而成为自己所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囚徒。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运指出：“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国历史，藉西哲的精蕴，以发国史的幽光，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惟中国学问，如天马行空，飘忽无踪，单凭方法，实不足羁系之。方法以外，灵活的运用，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极为重要。方法易学，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却不是一蹴可几的。不知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民族习性，即不足以语此境界，西方汉学家的致命伤在此，西方汉学家重建中国历史的困难亦在此”。

从美国的中国学的缺憾可以见到美国藏学乃至西方人的“西藏观”的缺憾之一斑。美国学者“非常缺乏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经历，他们的著作往往只是其从事六年中国语言学习和几年的图书馆经历的产物”，这尽管被视为“在美国学术界中的特殊身份和高水平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但却不能称之为“研究”。美国学者有“重事实，轻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中习惯于“框架与史料”的结合形式。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研究中国奉行的“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仍是西方中心观。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进行“东方学批判”，将“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称为“文化霸权地位”。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美国学者具有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求差异性。

西藏文化论文篇3

1月　本刊北京办事处于2006年12月创办玉龙网站，2007年1月升级扩容为具有门户网站功能的艺超网站。

1月　本期开辟“《收藏》创刊15周年征文”专栏，刊发7篇读者的征文来稿。“征文”一直刊发至第4期。

1月　本刊决定，杨敏、张少华担任副主编，原副主编马雨林离开杂志社，回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

1月　本期新开“藏苑沙龙”栏目，刊登杨才玉《中国文物收藏领域需要理论创新》、张少华《调整期中国艺术品投资趋向：多元化与国际化》、林少蔚《警惕国家文物鉴定商业化》等文童。

1月　本期发表杨才玉总编撰文：《“7501毛瓷”——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介绍2006年10月下旬，上海稻房博物馆藏“7501”主席生活用瓷，连同南京博物院和台湾鸿禧美术馆藏景德镇瓷器一起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展。应日方邀请稻房博物馆主人阳先生组织了由收藏家、陶艺家、媒体记者参加的收藏之旅活动，并出席了在日本岐阜县举办的景德镇千年展研讨会，收获颇丰。

1月　本期报道。全国部分省区市参事文史工作座谈会2006年10月27日在西安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陕西省代省长袁纯清、常务副省长赵正永陪同下，参观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展台，对《收藏》杂志寄于厚望。

1月　中古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潘家园珍宝馆）于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仪式。该俱乐部董事长孙京生系《收藏》杂志新一届理事长，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媒体，本刊杨才玉总编和北京艺超网负责人季英伦应邀出席。

1月　为纪念中国拍卖行业恢复发展2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10周年，国内拍卖业同仁于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了庆祝活动，王菊莉代表本刊应邀出席。

1月　从本期起，深圳宝缘堂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家加盟本刊理事会，担任副理事长。

2月　本期发表李辉柄、赵根山、耿松涛等撰写的一组元明瓷器鉴定文章，希望搭建一个学界与民间互动和对话的平台。其中有些文章是年前11月在上海举行的元代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2月　文史大家、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于2007年1月5日因病去世，享年96岁，本刊顾问石兴邦和杨才玉总编联名发去唁电志哀。

2月　本期以“春风吹绿黄河岸民藏热起兰州城”为题，报道《收藏》创刊十五周年全国万里行之兰州之旅。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于2006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旅收藏家和甘肃省收藏协会及《石友》杂志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月　本期报道中央电视台首届“曲江杯”陕西民间十大宝物评选揭晓，受中央电视台邀请，北京知名文博鉴定专家夏更起、杨静荣、李圯、王春城、赵永魁、张荣等在这次活动中专程赴陕鉴定民间藏品，《收藏》杂志社与这些专家进行了联谊座谈。

3月　本期“藏苑沙龙”栏目推出“2006艺术品市场启示录”专辑，发表了李毅民的《投资多元化与造就收藏大家》，西沐的《2007画廊业在调整中坚持》，赵榆、唐小萍的《拍卖公司面临征集精品困境》，冯飞龙的《艺术品收藏及市场尚处初级阶段》等文童。

3月　从本期起，由《收藏》杂志与艺超网联合推出“艺超社区”栏目，每月从艺超论坛中选择受网友欢迎的文章在本刊发表。

3月　本刊杨才玉总编与原副主编马广彦一行于本月14～16日赴福建石狮，与《收藏快报》余光仁总编等进行交流，双方签署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存闽期间，杨才玉总编还专程赴漳州拜访了著名奇石收藏家陈少华，参观了“少华奇石苑”。

3月　《收藏》杂志与艺超网合办的第一期收藏投资沙龙于本月24日存北京中卉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举行。

4月　本期刊登杨敏副主编撰写的文章《因（收藏）而建立的中法友谊》，记述由《收藏》杂志牵线架桥，中法两个国家、两个城市、两个家庭、两代人长达+余年的友好交情，以及法国客人2007年春节在西安过年的欢乐情景。

4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4月5～7日在安徽蚌埠考察仿古玉市场，并与蚌埠市收藏协会负责人及当地收藏家进行了交流。2（）08年第2驯刊登的《蚌埠仿占玉器》一文介绢了这方面的情况。

4月　本期报道，收藏与鉴赏迎春茶话会暨“7501”专用瓷日本之行座谈会2007年2月5日在景德镇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举行，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方综、曾维开、戴荣华、罗慧荣、杨火印、涂雨亭等与“7501”毛瓷收藏家阳参加，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与会。

4月　本期专题报道《四年维权终获胜诉——（收藏）杂志社状告（中外收藏轶闻）一书侵权始末》，详细介绍了本刊为维护著作权等合法权益，最终胜诉的事件过程。（第8朗又发表本刊巩天伟的文章《（收藏）杂志社一审胜诉》。）

4月　本刊执行主编李毅民代表杂志社于4月19日出席存上海云洲古玩城举行的“中国占玩市场长三角地区论坛暨海派收藏文化大型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长三角”地区展示着中国当代民间收藏的新风貌》的演讲。

4月　从本期起，杜文（笔名耕生）加盟本刊编辑部，担任“说陶话瓷”栏目责任编辑。

5月　从本期起，杨敏担任副总编。

5月　担负本刊广告、发行及经营业务的陕西玉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姻新疆和河南玉业同行，共同打造的和田玉雕高级会所一一“玉龙雅聚”于5月18日在两安盛大开业，受到各界嘉宾的热烈祝贺。

6月　本期推出“百年望云专号”，发表了一些美术评论家、著名画家、赵望云子女的文章及赵望云作品欣赏，以纪念赵望云诞辰百年、逝世十周年。

6月　本期推出新华、宋文的文章《2006年中国当代画家财富榜》，公布中艺指数监测中心提供的《AMI中国艺术市场行情指数》。这些市场数据反映了近期艺术品市场行情及其动态指数走势。

6月　本刊社杨才玉、王枚、李毅民、李自智、陈根远一行于6月28～30日专程赴太原就拟议中的“山西文物收藏”专号组稿情况进行会商，受到山西省文博界和收藏家协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6月　本刊副总编、北京艺超网总经理杨敏，执行主编李毅民6月24日赴河南参加大河鉴宝三岁庆典及艺超网第三期收藏投资沙龙研讨活动。6月9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当天，杨敏带艺超网团队赴陕西韩城，对梁带村重大文物考卉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网文直播。

6月　杨才玉总编本月14～15日赴京拜访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副馆长冯光，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和协商，决定利用各自优势，在《收藏》杂志上开辟“世界之窗”栏目。

7月　本期“藏苑沙龙”专栏选登中国古玩市场“长三角”地区论坛暨海派收藏文化研究会上吴少华、孙雪兴、张永止、钱岳明、李毅民的一组论文。

7月　本期刊登许明先生对伊朗馆藏中国元青花瓷器的长篇考察综述。

7月　本刊老校对陈光远撰文，谈他担任《收藏》校对工作的一些往事，抒发他对刊物的深厚感情。

8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8月31日赴河南开封考察，就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相关事宜同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并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9月　本刊副总编、艺超网总经理杨敏9月1日出席在北京中古商国际收藏品俱乐部举办的“财富课堂一一艺术品投资收藏研讨会”。

9月　从本期起，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合办的“世界之窗”专栏正式推出，系统介绍该馆举办的各项世界艺术展事及相关轶闻。本期刊发《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之窗一一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概览》一文。

9月　本刊2006年第9、10、12期，2007年第1、2、3、4、5、7、9期连载了王信堂的《古玩市场诡计四十招》。以警示读者和藏家注意辨伪识真。

9月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本刊总编杨才玉受陕西省政府领导委托，牵线搭桥，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赴京，与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达成共识，双方约定在200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共同推出央视“鉴宝”走进陕西七集特别节目。

9月　《鉴宝》杂志社出品人张恩玮一行本月3日拜访本刊社，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本月30日，杨才玉总编、李毅民主编在山西太原拜访了《集邮报》和《大众收藏》报，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协议。

9月　由山西省文化厅、《收藏》杂志社、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主办的《收藏》杂志“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首发式活动在太原市山西古玩城举行。本刊杨才玉等9人专程赴太原出席活动。山西省的有关领导、收藏界朋友近百人出席，盛赞“山西收藏专号”意义非凡。本刊还约请禚振西、王长启、陈根远三位专家现场进行了专题演讲和藏品鉴定。

10月　从本期起，杨敏担任本刊执行总编，李毅民担任本刊主编。

10月　本期推出“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这是《收藏》杂志为配合各省市区打造文化品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山西）专号由“博物馆藏珍”“古建、彩塑、壁画”“晋商遗韵”“山西特色艺术品”“三晋艺术家”“三晋民藏概览”等版块组成。

10月　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武汉）高层论坛于10月12～14日在湖北省荆州市举行，本刊总编、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杨才玉与会。

10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一行本月18-22日先后出席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和2007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10月　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组团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于10月27日至11月7日赴埃及和南非考察，本刊总编杨才玉任团长，陕西玉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枚同行。

11月　从本期起，本刊与艺超网联合举办“我说《收藏》十五年”感言征集活动，由读者表达阅读《收藏》的收获、感悟、期望及意见、建议，并进行大型读者问卷调查活动。本期“藏苑沙龙”刊发李毅民主编文章《十五年来，（收藏）向读者奉献了什么？》。

11月　本期刊出《收藏》杂志读者问卷调查信息。至2008年2月，共收到读者近千封来信、传真件和几百个电话，表达对《收藏》的关爱，并对杂志的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11月　著名学者、史学家、本刊顾问史树青2007年11月7日因病辞世，享年86岁。本刊向史老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12期刊发纪念文章。

11月　由《收藏》杂志和艺超网协办的第六届外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11月15日在北京对外友协礼堂举行，本刊主编李毅民出席了颁奖仪式。

11月　由文化部、和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积翠园珍藏古今书画作品展”11月25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1995～1996年，本刊曾连续刊载了“积翠园”主人陈英、金岚夫妇的收藏故事。

11月　中国收藏家协会和各省区市级收藏组织负责人工作联谊会及“千寿印”首发式于11月28～29日在浙江绍兴永通度假村举行，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本刊总编杨才玉出席了这次盛会。

12月　本期推出“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论文集萃”专辑。其中包括杨才玉、周以忠、田宏杰、杨泽昭、马健、于明、叶佩兰、叶星生的文章。12月7日的《开封日报》和《汴梁晚报》对本刊此专辑进行了报道和称赞。

12月　由《收藏》杂志社、辽宁省妇联、辽宁省收藏家协会主办的“《收藏》伴我十五年”东北地区读者联谊会12月1日在沈阳举行，200余名各界人士与会。本刊杨才玉总编致辞，本刊专家禚振西、王长启同辽宁专家赵洪山、聂鑫现场为藏发鉴定藏品。这是本刊创刊15周年全国万里行活动继上海、兰州、太原之后的又一次盛会。

2008年

1月　借南海2号沉船打捞出水事件举国关注之机，本刊第1期推出“海上贸易瓷”专辑。《收藏》杂志取得了国家水下考古部门、海洋贸易瓷收藏单位和海内外研究者及收藏家的鼎力支持，得以对历次古代贸易沉船出水瓷器进行披露，同时刊发了大量珍贵图片资料。这是本刊首次为配合重大社会新闻而组织的专辑。

1月　本刊第1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守护泥土的芳香·方济众艺术”专辑。

1月　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本月17日在京召开。《收藏》杂志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创新期刊案例”荣誉；杨才玉总编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十大期刊创新领军人物”。

1月　著名学者、书画鉴赏家、本刊顾问杨仁恺2008年1月31日病逝，享年93岁。本刊向杨仁恺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3期刊发纪念信息。

2月　本期推出“2007：中国艺术品市场回顾与展望专辑”，刊发赵榆、西沐、韦力、古方、冯毅、高学训等专业人士的7篇文章。

2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世纪可染”专辑。刊载郎绍君、王鲁湘、程征、朱浩云等先生的评点文章，以纪念李可染大师诞辰百年。

2月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于本月22日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年会，同时举行了“2007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十大事件评选揭晓盛典”，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北京艺超网亦派员与会进行视频转播。

2月　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办，本刊联合承办的青年美术家提名展陕西分展区（中西部六省区）新闻会2月29日在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有关领导、专家、青年美术家300余人出席，本刊总编、陕西分展区组委会主任杨才玉介绍有关情况。从2月至8月，《收藏》杂志社和本刊的官方网站艺超网作为联合承办单位，负责承办陕西分展区（中西部六省区）作品的征集和初选工作，为推举青年新秀，繁荣中西部地区的美术创作作出了积极尝试。

2月　由香港张永芳先生撰写的中国“第一古玩家族”逸事，本刊已在2007年9、n、12期刊出3期，至2008年2期共连刊4期。

3月　本期推出“瓦当艺术品收藏专辑”，力邀国内瓦当收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撰稿，对瓦当进行全面的推介。撰稿者计有北京路东之、山东王也、河北吴磬军、陕西陈根远、上海罗宏才等先生。另外，本期的“说陶话瓷”栏目推出“宋金北方瓷器专辑”；“书画鉴藏”栏目推出“‘’绘画专辑”。

3月　本期刊发《2007年度（收藏）、艺超网联合读者调查报告》。此次大型读者调查问卷活动，最终完成有效样本5076个。报告对读者构成、读者阅读习惯、读者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为本刊更靠近市场、贴近读者提供参考。

3月　由《收藏》杂志社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陕西世信展览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西安国际艺术品收藏博览会3月16日至19日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海内外古玩艺术品和工艺品界的大批参展商参展。

3月　由北京市文物局、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博物馆与收藏一一第三次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3月28～29日在京举行。本刊是这次论坛的支持单位，杨才玉总编一行应邀与会。

4月　本期推出“体育文物艺术品收藏专号”。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本刊约请中国体育史专家、文博专家和体育文物收藏家撰稿，该专号涵纳115万余字的文字资料和近500幅文物图片，对中国的体育文化和西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了生动解读，受到国家奥组委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其中，乐祖光的《奥林匹克收藏经典一奥林匹克博物馆见闻》，本刊李毅民的《中国奥运邮品的魅力与收藏价值》、袁水清的《中国发行的奥运纪念币及其收藏投资价值》颇具看点。这是本刊继2003年第6期海湾战争爆发之际为“呼唤和平，保护文明”而举办的“失落的伊拉克文明”专辑之后，再次就重大的世界性活动而筹组的大型专号。本年度第8期，再次推出“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与奥运收藏”专题，对北京奥运会予以祝福。

4月　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收藏》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文物鉴定培训班于4月10～30日在西北大学进行。

4月本期刊登专稿《石言志·刀奏趣》，介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先生的篆刻艺术。

4月　本期报道。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于2007年8月3～5日举行，本刊荣获首届“封博会”最优秀的封面印制奖。

4月　从本期起，中古陶（北京）国际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古陶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董事总经理张崇檀加盟本刊理事会，出任副理事长。

4月　福建《收藏快报》总编余光仁到访本刊社。

5月　本期推出“新出上古陶瓷精粹专题”，刊发7篇文章。

5月　本刊总编杨才玉5月9日赴重庆丰都参加著名画家、本刊专家组成员陈国勇在其家乡建立的陈国勇艺术馆奠基仪式。

5月　本刊副主编张少华及办公室巩天伟与大唐西市古玩城一行12人，本月22～25日组团赴港参加第三届亚洲国际艺术古董展。本刊参会代表与香港地区的读者、作者进行了亲切交流。

6月　本期推出“博物馆与收藏一一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集萃”专辑、“聚焦齐家文化玉器专题”。

6月　对由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撰写，高发明、丽泉、李鸿飞翻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本刊2007年11、12期，2008年2、3、5、6期进行了连载。

6月　由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主办，《收藏》杂志、陕西收藏家协会协办的“海外古玩艺术品的交易与收藏”主题讲座6月6日在西安曲江惠宾苑举行。本刊执行总编杨敏、主编李毅民等与会。

6月　以李中航为团长的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巡展团6月21日赴山西太原开展联谊推介活动，本刊总编杨才玉同行。

7月　本期编发“石鲁作品的艺术与辨伪专题”。

7月　汶川大地震后，本刊特别策划了地震与文物抗震保护专题“汶川之殇文物之痛”。为此本刊协同北京艺超网派出一支5人采访组，在执行总编杨敏、副主编张少华带领下，及时深入灾区，现场采访，了解情况，连发两期，系统反映四川省保护文物的经验教训，介绍中外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对于文物的防震方法。这个专题得到国家文博机构和民间收藏家的充分肯定。

8月　本刊开设“艺超藏品赏析”专栏，与读者其赏艺超网友的精美藏品。

9月　以北京艺超网团队组建《收藏》杂志社北京采编中心。开辟《收藏·趋势》子刊，《收藏》杂志采用双封面形式呈现主刊和子刊的内容，形成了新的特色。《收藏·趋势》注重对艺术市场动态的分析及其趋势的研判，受到收藏界重视。

9月　本期“说陶话瓷”栏目推出“穿越1300年的精彩一一耀州窑精品图鉴”专题。

9月　全国第八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9月5～6日在兰州举行，本刊总编、省收藏家协会会长杨才玉一行应邀与会。

10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民国女画家遗韵”专辑，介绍潘玉良、唐蕴玉、方君壁、缪嘉蕙等女艺术家的成就。“金银铜器”栏目推出“古镜聚英”专辑，刊发7篇文章，展现古铜镜之美。

10月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上海2008华人收藏家大会10月8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刊副主编张少华及责编王昆出席，会议情况在第12期作了综合报道。

11月　本期推出“南社人书画作品”专辑，刊发6篇文章，介绍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文化团体南社文人的书画艺术成就。

11月　华道上海公司本月19日在西安城堡酒店举行200g年发行工作会议期间，本刊应邀举行《收藏》杂志2009年发行介绍会。

11月　由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带队，江文湛、陈国勇等十余位著名书画家参加的“长安雅集走进黄山、宏村文化交流活动”，11月14～20日在安徽举行，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

11月　中国第七届外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11月9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本刊和艺超网作为协办媒体，李毅民主编应邀出席了颁奖仪式。

12月　《收藏·趋势》第12期推出“与奢侈品的心灵对话”专辑，对奢侈品的定义、特点、国际及国内市场发展问题等进行多角度的透视与分析。

西藏文化论文篇4

本次活动由西安文理学院博物馆、榆林吉祥擦擦艺术研究中心主办，陕西省榆林市文联、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协办。陕西省原副省长张伟、陕西省档案局局长王建领、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雷英杰，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高建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张建林和来自西安、北京、重庆、等地的专家学者，各界嘉宾以及西安文理学院300余师生参加了开幕式。 榆林吉祥擦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擦擦收藏家徐亚平致辞

此次展览共展出藏传佛教擦擦、擦模藏品230余件，展品由榆林吉祥擦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收藏家徐亚平先生提供。高建群、张建林、张鹰、汤绍波、徐亚平、田军、乔连学、王建国、陈根远、徐涛、谢斌、王岳等20余位研究和收藏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论坛，就擦擦的文化艺术内涵、擦擦与善业泥的关系、目前国内外擦擦收藏研究现状、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站在丝路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著名佛像文物鉴定专家金申先生发来贺词，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委托学生代表他在论坛上做题为《唐代善业泥》的专题发言。 清代双身大威德怖畏金刚 出自内蒙古

擦擦是一种模制小泥佛、小佛塔，其制作多属民间工艺，常被放置于佛塔内、寺庙旁、圣山洞窟中、神湖边和转经路旁等作为佛像供奉，与隋唐时期寺院供奉的善业泥同属佛教造像艺术。作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品中颇为典型却鲜为人知的代表，擦擦在民间供奉的神佛圣物中数量最多，但擦擦却是被遗忘已久的佛教艺术品，其价值远未被人们所认知。在品读擦擦造像时，不仅能体验宗教的善，感受到禅意的安详和静美，更能透过擦擦艺术去感悟佛家的大智慧及其带给我们的无限启迪。挖掘擦擦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现檫擦的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了解佛教文化、促进民族和谐与社会文明进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宗喀巴与诸佛 出自拉萨

西藏文化论文篇5

    2012年5月28日下午的《西藏手机报?晚报》首刊发送,每天有《早报》和《晚班》,周末为《周末版》。据笔者统计,每份手机报的信息含量到达每日11430字,可以大致计算出每个月的信息接受量为342900字。晚报的新闻栏目设置共14个,早报为16个,周末版或节日版为13个。三刊栏目设置上呈现晚报和周末版与早报新闻排列顺序趋同。经过三份手机报的细致分析,可得出《西藏手机报》的大致特征:(1)遵循其它新闻媒介的内容排列的规律进行新闻排列:即区内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服务信息。(2)实现对西藏的全方位社会关注与报道。与西藏各级党报党媒相比较,时政新闻较少,纯商业传媒以贴近生活的报道为主,摆脱纸质报纸的严肃性,使手机报传播走向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满足了日益迫切的分众化需求。(3)虽然是手机报,但其深刻的报道已经逐渐凸显,引导受众对新闻深度和广度的关注和接受。(4)与读者的新闻互动在技术支持下已经得到实现,如“微内容”的刊登,对读者观点和声音的刊登,其传播已经达到了让言论发挥舆论引导的效果。(5)对西藏民族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高原风情的报道占突出位置,如“新闻西藏”“人文西藏”等栏目对西藏特色报道已经常态化。(6)对消费信息的刊载所取得的广告费,实现了“二次售卖”。如每期手机报的“生活消费”中对餐饮、汽车、购物、信息的可取得较好的手机报盈利,有利于手机报实现市场化运营。同时,手机报定价和广告市场价格竞争力也很强。

    2.《西藏手机报》的缺陷分析

    每一个新兴媒介在刚刚诞生之时,都面临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和不足,《西藏手机报》也不能避免。现分析如下。从市场运营角度来看,《西藏手机报》在早期的推介仍然不足,其传媒影响力尚未形成,尤其在农牧区的传播信息和农牧服务中小能发挥远未实现。从媒介技术来看,手机报的传播仅局限于以第一代彩信的形式传播,尚未实现基于JAVA技术平台的第二代手机报网页式保存和网络版的开发。这样导致手机报接收后占用大量的手机空间,删除手机报又导致无法实现历史查询。从新闻传播的分众角度来说,呈现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忽视了西藏庞大的旅游市场的信息需求,一是对区外市场的传播还未成形。随着进藏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和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了解西藏的自然与人文特色,在近年形成了西藏“旅游热”。接受简便、富有时效的手机报没有发挥其先天优势,以满足广阔的旅游传播市场所存在的巨大潜力。从新闻本体上看,虽然《西藏手机报》的内容轻松化得到了认可,但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新闻的基本要素不够完整,表现在部分新闻要素的缺失,造成新闻失真现象的屡有发生。如2012年5月30日早报体育消息“获胜”中报道中国网球选手李娜在法国参加“法网”比赛,并以2:0击败对手,而李娜晋级几强、对手国际排名以及报到时间等重点内容均没有得到报道。(2)与受众互动话题与互动语言缺乏选择。话题设置对舆论引导意义不大。如所选话题引不起受众的“热议”;互动言论随意化,没有保持一定的舆论严肃性,影响了手机传媒的公共影响力。(3)缺少必要的舆论引导作用的评论性文章,这样限制了手机报的自身传媒水平。(4)公共服务信息不完整。如29日早报中一条公共信息“医院急需B型血救命”,虽然是一种广泛寻求社会帮助的服务信息,但此信息仅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重要信息哪家医院、献血地址、献血咨询电话等一概没有出现,至于此后几天对于是否有人献血,或者是否生命得到救助,都没有了下文,错过了一次宣传社会道德榜样的机会。

西藏文化论文篇6

        地方文献工作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甘肃省图书馆早在解放前刘国钧先生任馆长时。就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方文献积累，又经过解放后数十年相继不辍的搜集、整理。目前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已具相当规模，共收藏西北地方文献约14000多种。并在此基础上为地方文献生产，包括地方志纂修、地方剧目编写、地方人物资料整理。地方科学史研究、古籍整理、地方史料教育展览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文献服务工作，同时还编制了大量的书目、索引、文摘、题录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不仅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堪称佼佼者，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西北文献研究中心。

随着计算机在甘图的应用，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已经实施，作为自动化重点的地方文献数据库也已动工兴建。但新的历史机遇——西部大开发，经济大发展。对甘图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形势的发展，更高层次地搞好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我们认为目前甘图的西北地方文献收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1、缺乏具体细则约束，对地方文献收藏的标准、范围掌握不一，致使部分地方文献的收藏不到位。

甘图根据自己多年来开展各项地方文献工作的经验、体会，在诸多对地方文献工作颇有造诣的馆长领导下，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文献工作指导思想、方针。

1947年任甘图前身“国立兰州图书馆”馆长的刘国钧先生在《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一文中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在当时，具体确定其三项任务：

（一）募捐西北文献。包括：1. 西北乡贤著作及其手稿；2. 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3. 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4. 其它有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

（二〕搜罗西北文物。包括：1. 陶器；2. 汉简;3. 碑石；4. 金甲。

（三）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

甘图在刘国钧先生地方文献工作的思想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地方文献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前列。

到1984年，在潘寅生馆长主持下。甘图又明确规定了该馆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收藏内存及收藏重点。

收藏范围：凡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以及在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演变中与西北五省（区）边连地界有关的历史沿革、人物制度、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名胜古迹、自然资源等书刊资料，均属西北地方文献范围。

收藏内容：以收藏有关西北五省（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图书、报刊、政府出版物、报告、册籍、表籍、卷轴、档案、文告、印模、谱牒、传单、标贴、图片、照片、碑志、拓片、声像资料等内容为主。西北五省（区）地方出版物，其内容与本地区无关者一律不作西北文献资料处理。

收藏重点：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研究资料：西北地方历史地理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区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甘图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相当明确，甘图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收藏内容及收藏重点具备相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在具体进行收藏工作时，工作条例内容却显得过于笼统。

我们知道，现代文献出版的品种、类型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特别是地方文献的出版更是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而我馆多年来西北地方文献一直是由采编部统一采购、分编。再经典藏部门分配进而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去的，这就需要在搞分编、入藏等工作的同时仔细斟酌，根据本馆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内容和重点，将有价值的西北地方文献从普通图书中筛选出来，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但囚缺乏工作条例细则的约束，对一些文献估价不同，认识不一，使得采编部，典藏部和地方文献部同志经常意见相左、思想不统一，同此我们认为甘图迫切需要将原来的西北地方文献收藏工作条例进一步细化、完善，以便全馆同志在工作中有所依据，统一思想、认识。

二、一些隐含性的西北地方文献没有收藏，遗漏较多。

地方文献可以是专门著作，但也有很多资料是夹杂在其它著作之中的，这就需要具体工作人员采取一定的措施，手段，将这些“隐含性”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进而将其收入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笔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对这种“隐含性”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因分编同志认为这是研究祖国所有边疆史地问题的刊物，而不仅限于西北范围，故将其当作普通书刊处理，没有将其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但以该刊1999年第3期为例，其中属于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的文章就有：①安京的《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②陈梧桐的《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③冯立升的《乾隆时期西北地区的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④任伊临的《布彦秦历荐谪戍新疆的林则徐缘由考述》；⑤李玫遥的《从俄文档案看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等。

另有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九州》，也没有收入西北地方文献书库。而书中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的文章也有不少。

这类隐含性的地方文献。一般又以两种形式出现：a.整套丛书、期刊与其它连续性出版物中有若干册（期）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者;b.某种书、刊中含有若干章、节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者。针对不同情况，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者应采取相应措施、手段，将西北地区文献“尽全收集。”如及时掌握出版情况，在书刊预订时将属于西北地方文献的若干册（期）多预订出若干复本，以便将来在保证基藏库入藏的系统性、完整性的同时，保证西北地方文献库的入藏。而对事先难以估计、掌握的情况，也应在发现后及时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补订、缩微、复制等。总之，要千方百计使这类文献入藏到位。

省级公共图书馆在收藏地方文献时，在一定时期内应坚持“宁宽勿窄”和“宁宽勿严”的原则，尽量将本地区的地方文献收藏齐全，特别是有关“隐性”地方文献的收集。不仅有一定难度，而且“稍纵即失”。需要各个环节工作人员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通力合作精神，在本职工作中多加留意，主动提供线索。有关人员应学习掌握有关知识，了解木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人物状况，这样才能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

三、对于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各类较为珍贵的西北地方文献的入藏地点间题，分歧较为突出。

甘图1984年《特藏书刊范围及其内容规定》：特藏范围为：“凡收到的珍本书籍、革命文献、金石拓片、名人书画家的真迹及其精致的复制品，均作为本馆特藏范围进行专藏保管。”“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党和政府政策、法令。报告及名著等珍贵的图书”均入特藏保管。

同年在《西北文献范围及内容规定》第二条收藏内容中又规定：“凡属特藏书库范围的地方文献资料（解放后装订精致的图书有复制者外）和革命文献一律送特藏书库保管，但可多制目（录）片一套，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中，以便参考。”

我们认为此两规定似有含糊不清之处。前者规定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珍贵图书入藏到特藏书库。而后者又特别注明这类图书有复制者外，即有复制的就不入藏到本馆的特藏书库了。

鉴于上述的含糊不清，再加上受“藏为所用”的思想影响，所以在这类书的入藏地点上，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存在较大分歧。

甘图身处大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地带。历史上，大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人所共知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以西安为起点穿越了整个西北大地。为中华民族和中亚以及更远地域备民族人民的交流、共同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如今、更以它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丰饶的物产资源，以它勤劳的人民，让古老的文明焕发出崭新的风干，迎来了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辉煌时代。

在甘图特藏书库中。收藏有大量珍贵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丝路文献及西北名人书画等，如著名的敦煌汉文写经30卷，有稿本《甘肃通志稿》、《重修敦煌县志》，还有甘肃最早的期刊《甘肃官报》（1907）等以及大量西北名人书画，弥足珍贵，堪称“镇馆之宝”。

解放后随着当代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现代化缩微、复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珍贵的文献都以精致再版的形式出现，并广为各图书情报机构所收藏。对于这一类文献的入藏地点问题，甘图工作人员有时思想认识不统一。鉴于此，我们认为甘图1984采编手册的一些规定值得重新讨论、商榷。

目前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以“搜集保存为中心，以阅览为辅助，全面系统加工整理仅仅是开头，大规模开发利用基本上还没有起步”阶段，就甘图现行地方文献工作来看，诸如加强分析著录、揭示文献内容，深化咨询服务，扩大藏书宣传，加速书目工作等等都急需开展，而搞好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是一切地方文献工作的物质基础，要搞好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骆伟. 论地方文献. 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

（2）程光雄. 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 图书馆杂志，1985，（3）

（3）徐大平. 关于西北地方文献资源联合开发的构想.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9，（1）

（4）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西藏文化论文篇7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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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新石器时代的联系

1、新石器时的卡若文化与中原的联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达50多处。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约分为三大类：以藏东河谷区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以藏北高原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4，280土100年，晚期距今3，930土80年。共发掘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陶片20，000余件以及大量粟米、谷灰和动物骨骼。①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若文化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这些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型也与马家窑系统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属氐羌系统）的主要特征，而在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家文化的类型相似。卡若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式样以及陶瓷上的刻符，花纹呈现出与同时代黄河中上游以半坡仰韶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

2、粟及卡若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关系

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①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②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③卡若遗址中的粟应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

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④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曲贡遗址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少量骨质工具和一件青铜器。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另外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时间晚，距今约3，500—4，000年间，水平高，已开始跨入青铜器时代的门槛。⑤

3、细石器文化的相互联系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细石器文化在整个西藏分布极为广泛，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均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和石叶形细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头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刻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用以加工各类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西藏出土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工艺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遗址曾发现用作装饰品的海贝（Cowrie Shell），而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黄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习俗①。西藏高原远离出产此类海贝的南海，说明这类装饰品应是卡若文化与其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就卡若遗存的诸多特征而言，可以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类型文化分布区以南的金沙江、澜沧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区则发现了多处文化特征与卡若类型相近的史前遗址，包括云县芒怀③、元谋大墩子④、宾川白羊村⑤、西昌礼州⑥、汉源狮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遗址。这类遗存中的有孔石刀、长条形石锛（斧、凿）、典型细石器、平底绳纹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为主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因素，都与卡若文化类型相似，其时代亦晚于卡若文化类型，这可以说明川西、滇北该类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类型文化向南传播的影响。因此，以藏东三江流域为主线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含细石器）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黄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区藏东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川西滇北高原地区这样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卡若类型所体现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说明，藏东三江地区正是这条“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也在此时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区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萨曲贡、贡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遗址发现的典型且成熟的细石器，均可能是这种高原狩猎、农耕文化之间交流的标志。同时，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经济形态的相似而通过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与北方广泛分布的狩猎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亚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鲁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埋葬中的涂朱现象、长条形磨制石斧（锛）和有孔石刀、骨锥骨针、磨盘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综上所述，西藏远古文明并不是封闭孤立的，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关系。

4、墓葬习俗的相互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②，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卡若遗址、曲贡遗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笄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大量发现，体现着当时中原华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之类③在藏东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文化遗址中，都发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两性之一是有梳发髻的习惯的”。

在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的古代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后来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发现和发掘的许多古代氐羌系统先民的文化遗址，其中，与藏族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卡约文化遗址。有许多建筑和古城堡都与藏族建筑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卡约墓葬中发掘了坟丘墓。”按照卡约的墓丘来推断，其时的阴宅使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坟丘，那幺阳宅亦是相对应的夯土建筑。从这点上认识，这种早期的夯土建筑与后来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与其它藏区的夯土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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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页。

② 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③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载《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芒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⑦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县罕格依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① 徐朝龙《喜玛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③ 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三、金属时代的联系

1、石丘墓

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 tshang）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④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Ladak）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⑤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同志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①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②，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2、石棺葬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③，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④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⑤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①但石棺墓又有显着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材料为石板和石块等；而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形状为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②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③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的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的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汉文文献的资料佐证

关于此述结论，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徒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爰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应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①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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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⑤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第1981年1期。

②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

③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④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⑤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②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③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刘赞庭《西藏历史择要》（手抄本），1960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25页。

四、从“林芝人”看藏族先民与中原人的关系

1、“林芝人”属于蒙古人种

新石器时代的林芝人的遗骨是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县城附近发现的③。人骨材料包括颅骨、下颌骨、枢椎、股骨等，这些属于同一个体。经分析鉴定林芝人骨属女性，30-40岁。科学测量的结果表明：

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90.1，接近丽江人90.8，资阳人90.9，更接近现代人89.7；枕骨弦弧指数77.5，较接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80.6；头骨颞线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和资阳人；枕大孔在长、宽和指数三个方面，林芝人比较接近蒙古人。从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来看，“林芝人的族源关系接近于汉族和藏族”④。枢椎的测量结果表明：林芝人比较接近殷代中国人。

人的鼻颧角在三大人种中有明显的差别：黑种人（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为1400-1420；白种人（欧罗巴人种或欧亚人种）为1350-1370；黄种人（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为1450-1490；而林芝人是1490，最接近黄种人。鼻根区高度：蒙古人2.8毫米，印第安人3.7毫米，欧洲人5.0毫米，半坡人2.4毫米，而林芝人是2.5毫米，最接近蒙古人种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人。鼻根区指数：蒙古人35.8，印第安人41.9，欧洲人50.9，半坡人29.7，而林芝人是35.7，最接近蒙古人，其次是半坡人。此外，林芝人的大人种属蒙古人种，小人种与西藏A组藏人关系密切。①

以上林芝人的材料雄辩地说明：几千年前的藏族先民在人种问题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枕骨弦弧指数、头骨颞线所在位置等接近丽江人、资阳人，其中资阳人发现于四川。现在我国学者“一般把资阳人作为在我国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之一”②。同时，资阳人在形态上与山顶洞人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有明显的鼻前窝，有类似矢状嵴的突起。矢状缝两侧的顶骨比较平扁，鼻较高而窄。而“山顶洞人头骨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种”③。因此，资阳人无疑是蒙古人种。西藏林芝人接近资阳人，说明他自身也是蒙古人种。资阳人和丽江人都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西南地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林芝人头骨颞线所在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枢椎测量结果表明接近殷代中国人，鼻根区高度和指数比较接近西安半坡人。

（3）印度和伊朗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种族”类型。而林芝人的鼻颧角与欧罗巴人种相差较大，与黄种人最接近。因此，藏族先民在种族上源于印度和伊朗之说是不可信的。

（4）林芝人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证明他是藏族的先民，接近汉族。这就是说，藏族先民在种族来源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先民基本一致。

从以上四个特点来看，藏族的种族族源从国外来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2、现代藏族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分析

上面已用古代林芝人的科学体质材料证明了古代西藏人是蒙古人种，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伊朗人。现在我们进一步用现代藏族体质资料（包括血型及遗传距离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965年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1542个学员进行了体质测量。这些学员来自西藏各地，代表了西藏地区藏族的基本体质特点。经过这次测量分析表明，“藏族应属蒙古人种”。④其体质特征如下：身体中等；肤色较深，为黄褐色，发型多为直发；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较宽，眼裂倾斜度外角略高于内角；具有蒙古褶；额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较倾斜；眉脊微显；面宽中等，属中面型，女性稍阔；鼻根高度介于低与中等之间，女性偏低；鼻梁直，而鼻尖鼻基略向上翘，鼻孔大多为卵圆型，鼻型属中鼻型；唇厚中等，但大多为凸唇；头型属中头型。根据以上体质特征来看，现代藏族的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类型最为接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东亚种族类型。因此，藏族在种族上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

据1980年对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干部训练班的145人体质调查的结果表明⑤：藏族人头发较黑，发形较直较硬；眼睛多为褐色，内皆褶出现率高，眼外角高于内角，眼裂开度中等趋窄；鼻梁较直，鼻孔卵圆形；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面部宽而扁平；体毛稀少。这些体质特征属于我国大多数民族所具有的东亚种族类型的特征，与印度和伊朗等地的种族特征相差甚远。

再看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表来看（见表1）：藏族头面部主要测量项目的均值与现代包括不同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相同项目均值及其变异范围相比，大部分均值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它证明藏族是中国人，藏族的体质特征从总体上讲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明显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表1 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单位：毫米）

众所周知，中国人现有近佰亿人，其中汉族就有11亿多人，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历史上中国文化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而发展。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今天的陕西和河北等地。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成果表明①：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2Q值与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最接近。见表2。

表2 藏族与各地汉族的体征距离

袁义达和杜若甫同志在《中国一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①一文中指出：“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与蒙古族的遗传距离最近（0.0104）”。这里的藏族是指西藏藏族和居住于印度、尼泊尔、挪威的藏族。

又据报道：现居住于印度北部的原我国西藏藏族136人的调查结果，基因Di4频率平均为0.49，接近于华北汉族的频率（t=0.46）②。

以上藏族的体质、遗传距离、血型等调查资料和考古材料完全证明：藏族的种族来源与印度、伊朗等国没有什幺关系，与此相反，藏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与我国其它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基本接近，特别是与我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非常接近。这就表明藏族和我国许多民族在种族上是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在体质特征上是同属于黄种人的东亚类型。那种认为藏族的种族南来说、西来说或者外国来说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藏族包括西藏人毫无疑问是中国人。

在混血方面我们还未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藏族与伊朗人的混血事实。相反，国内外学者的体质材料表明，藏族的体质特征以我国东亚种族类型特征为主，其次包括与我国南亚种族类型特征的混合因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种混合因素的存在。

3、小结

总之，中华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这三大系统的民族文化向西流动的部分汇集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辽阔的青藏高原变成了中华民族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的西部延伸交接的区域，从而使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民族系统的主次不同，表现出的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的特点也迥然相异。大体说来，藏北高原因为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域相连、环境相同，所以接受中华民族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多一些；藏东高山河谷地区地处我国黄河、长江两大巨流之间，横断山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南北流向的江河把南北两大系统的民族文化沟通，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南北两大民族系统的荟萃之所。不过双方在接触和竞争过程中似乎黄河流域的氐羌系统的文化占了上风。其原因很明显，氐羌系统种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统种植稻谷和居住干栏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适应于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藏东高山河谷地区。藏南谷地作为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和民族的发祥地，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一个独特的土著文化系统。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资料来看，这个土著文化系统与现代藏族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称它是土著民族系统。

西藏文化论文篇8

摘要：因明最早萌芽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因明也广泛传入藏区，在藏区的传播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形成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藏传因明学，具有独特的教义背景和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就目前藏传因明发展的现状来看，通过对藏传因明传承与发展的省思，以史为鉴，不断的提高与改进，为藏传因明今后更好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藏传因明 佛教 本土化 逻辑

（一）

随着佛教的传播，因明作为佛教逻辑也广泛传入藏区，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因明也在藏区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形成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藏传因明学。千百年来，藏族地区因明大师不断辈出，因明著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和深度已远远超过其印度故土。然而，就目前藏传因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不断的提高与改进，促进藏传因明乃至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

一、克服因明自身因素的限制

因明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有其缺陷。首先，因明典籍晦涩难懂，诸多因明论著拘泥于格律，其文字古奥艰深，蕴含道理隐晦，不易理解和把握，弄懂其义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再要研究因明则更是难上加难。其次，古因明典籍中许多因明术语，如“能立”“比量”“宗法”“法”等都不是一义的，在不同场合用同一术语表达各不相同的概念，容易引起理解、注疏上的歧义和混乱。同时，概念的出现也缺乏顺序性，一些在后半截才加以定义议论的概念，往往在前半截甚至一开始就出现了，导致了若干部分的重复、繁琐与凌乱，从而给研习者学习因明带来极大的困难。

对于以上因明自身的不利因素，不仅阻碍了当今学者研习因明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因明的传承与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找出规律，刻苦钻研，深入研究，用更加便捷的方式研习因明。日本东京大学的莫木刚博教授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把因明的一整套特殊语言翻译成现代的、大众化的语言，并使用符号逻辑的方法加以解释，使之更容易为一般人接受。因此，对于因明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它，从而促进因明的快速发展。

二、提高学者主观学习的能力

研习藏传因明，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大量使用藏传因明资料，在藏传因明中保存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因明著作。前苏联著名学者舍尔巴茨基曾评价说：“藏族的因明著作可以与中世纪欧洲学术著作相匹敌。”①。藏传因明资料优势明显，但就目前现状而言，精通藏汉梵文且从事因明研究的人少之又少，故目前仍有大量的藏文著作未能汉译，这必将影响藏传因明更广泛的研究。因此，对于藏传因明的研习者来说，首先要学习文字，从而提高藏文原始资料的利用率，所以对藏族文字的通晓乃是更好更深入的研究藏传因明的前提。

而且，要了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藏传因明作为一门集思维逻辑、论辩推理、认识论为一体的认知学科，一直被广泛应用到内明的学习过程中，成为领悟高深佛法的基础性知识。正如多识教授曾说：“要想掌握打开佛法深奥义理宝库的钥匙，必须学习思辨推理知识的《摄类辩论学》和《因明释量论》。”②因明作为藏传佛教学经的首学课程，它是打开佛学经典宝库的“金钥匙”，同时佛学经典的学习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藏传因明。所以，提高学习者学习藏文文字与佛学经典的能力，有利于我们今后更好的研习藏传因明。

三、运用先进研究方法与手段

研究藏传因明，引入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形成新思维，有益于学科的发展。在西方逻辑史上，亚里士多德通过《工具论》一书从而奠定了逻辑学之父的地位，后来西方学者并未仅仅局限在对亚氏肯定的圈子里，而是对他的许多结论进行了大胆的否定。例如归纳逻辑的奠基人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对亚氏的部分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归纳逻辑理论，从而冲破了逻辑对他们的束缚，使归纳推理在逻辑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之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并驾齐驱，共同成为普通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在藏传因明的研究过程中，应大胆引入批判性思维，质疑、批判是为了寻求理由确保正当性，批判性思维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因此将批判性思维引入藏传因明的学习研究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批判性的眼光，可以发现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可以扩展藏传因明的研究领域。

四、加大因明学科的普及力度

一个学科只有普及才能焕发出生命力，但就藏传因明目前的研习范围来看，主要是在寺庙，仅有几所高校普及这一学科，然而因明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仅只局限于佛法领域，在历史上，因明与亚氏逻辑各建立了一套语言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个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更加详尽深入，在表述上更加清晰明确，这足以体现出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因此，我们应该加大普及力度，鼓励更多的高校参与研究藏传因明，开设有关藏传因明研习的课程，把这一门不仅是智慧的学科，而且还是一门增强思维能力，提高论辩水平的学科带入更多的高校。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编写一些富有趣味，贴近生活的因明普及读物，让更多的人知道因明，理解因明，研究因明，从而可以推动因明学的全面发展。

（三）

综上所述，千百年来，藏族先辈孜孜不倦，探求因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因明遗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传因明是印度因明在现代最杰出的继承者，是因明学发展之集大成者。故藏传因明不但是藏民族文化之瑰宝，佛家文化之精英，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遗产，它蕴含着藏族文化的传统特质，也体现着藏族文化的现代文明，对这样一种新兴的具有广泛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逻辑学说，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弘扬，肯定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史为鉴，不断的提高与改进，为藏传因明今后更好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NO.CX2011SP25）资助

注释：

[1]姚南强.藏传佛教的逻辑.[J] 研究，1994（3）

[2]多识仁波切.爱心中爆发的智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6：262

参考文献：

[1]多识仁波切.爱心中爆发的智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6.

[2]姚南强.藏传佛教逻辑[J].研究，1994（3）.

[3]姚南强.略论新世纪的因明创新[J].世界宗教研究，2003（4）.

[4]武宏志，刘春杰.批判性思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5]祁顺来.藏传因明学通论[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

[6]多识仁波切.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1）.

西藏文化论文篇9

【摘 要】:本文从藏医现状､基本理论等方面论述了保持藏医药特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分析了淡化藏医特色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藏医;特色;分析

【中图分类号】R29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3(上)-0020-03

藏医藏药学是藏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发展和形成的优秀藏民族文化之一,也是至今仍然在人类医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医学体系之一｡在如何继承和发展藏医学的问题上继承和保持藏医药特色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才能够说明与其他医学体系相比具有与众不同的科学要素,才显示与众不同的自身价值,也是如何发展的先决条件｡

1 现状

1.1 藏医临床特色趋于淡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藏医学与其他任何传统医学一样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比如,现代诊断和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西药在许多疾病治疗上的疗效迅速以及西医外科手术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等令我们藏医专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需要用西医的检验､影象等手段去确诊疾病,另一方面还要用藏医的望､问､切等手段去进行辨证｡因此近年来最流行的说法是“医结合”｡医结合的提法本身是一个非常远见而明智的思路,因为任何医学体系的研究或者实施对象是相同的,即为“人体”｡但是西医和藏医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起源不同,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指导思想也不同,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从常理上推断″医结合″并非是简单加合｡真正的结合应该是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全面结合｡因此目前“医结合”的状态可以说是结而未合｡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藏医处在失去自身特色的危险境地｡比如在诊断疾病的方法上,有了西医的检验､影象等定性定量的检验方法后,许多医生就屈就西医诊断,藏医本身的脉诊､尿诊等内容慢慢淡化,趋于形式;辩证施治成为辨病施治｡在疾病治疗方法上虽然藏医有放血疗法､金针疗法､火灸疗法､涂擦疗法等许多特色疗法,而且在许多疑难疾病的治疗上显示非常显著的疗效,但是如今,这些特色疗法在临床上的推广和应用非常有限,掌握这些医疗技术的藏医医生越来越少｡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自治区藏医院外专科被列为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以来,在放血疗法､火灸和药浴等特色疗法的整理､标准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在推广和应用方面还不够充分｡

1.2 藏药特色现状 藏药生产过程中实施GMP,在生产管理上应该说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其内容是西药和中药GMP内容的的复制,没有形成符合藏药生产特点的GMP｡然而藏药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其理论和炮制方法,与中､西药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过于重视实施现有GMP,而药材的采集加工和炮制等环节不严格遵循藏药传统工艺,就无法做出地道的藏成药,出现方灵药不灵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藏医在药品的服用方法上也有一整套理论,用什么样的药引(酒､热开水､凉开水等),什么时间服用(凌晨､中午､傍晚等等),可是现在严格遵守这些理论和原理服用人越来越少｡如此等等现象使藏药特色趋于淡化｡同样在近几年来藏医医药热的趋势下,众多的研究单位和藏药生产厂家都在积极参与到藏药开发的行列｡应该说是藏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良好机遇｡但是在研究开过程中存在套用中医药的研究模式､技术手段､疗效､安全评价标准等现象,造成了整体藏医药研究的方向偏离传统藏医药基本理论的指导,使藏药整体发展和研究开发模式逐步失去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并成为制约藏医药发展的重大问题｡

2 原因分析

藏医理论本身是一门非常严密而精妙的科学｡今天我们为什么处于失去自身特色的危险境地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未能充分地继承藏医药特色,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对科学的片面理解所造成｡有很大一部分人片面地认为只有西方近代科学才算是“科学”,不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科学体系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他们热衷于用近代科学的特征来定义整个“科学”｡藏医藏药的确不属于西方意义下的那种“科学”的范畴,但他们所谓的不″科学″不一定就是不正确,正确与否是要以藏医药理论对疾病认识的客观性和疗效来判断的｡比如病人的用药时间上,藏医认为人体内“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在一年四季或者一天24小时的量或者盈亏是不同的,即人体内环境是处于动态的,因此对于具体疾病的用药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药物必须在凌晨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中午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傍晚服用｡而传统的西医理论认为人类疾病的药物治疗法则是基于机体本身的内环境稳定,即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毒性以及药代动力学与一天24小时无关｡然而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时间生物医学对包括人类在体内的生物体系的看法已从体内稳态的观点转变为体内动态的观点,认为人体内普遍存在生物节律,与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的昼夜节律的变化息息相关｡相应提出许多新观点如“时间药效学”“时间治疗学”等新的学科,这一思想与藏医学中的“人体内环境动态论”内涵不谋而合｡

另外,藏医药特色的淡化与藏医自身的基础研究跟不上也有关｡比如《中国药典》作为国家制定和修订的具有法定性质的药品标准,把藏药放在中药一部,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和中药混在一起,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往往套用中医药的概念和术语,于是也就无法准确阐明藏药的功用,容易失去藏药的特色｡就《中国药典》中药品的″功能主治″一项而言,中药一般先表述功能然后是主治,这是以中药的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和阴阳､脏腑､经络､治疗法则等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总结提炼｡藏医在表述药物作用时与中药不同,是以藏医药理论为基础,不象中药那样先功能然后主治,而是直接表述药物主治｡但是在《中国药典》中记载的几个藏药品种基本上套用中药的表述方式,牵强附会地增加功能,随处可见清热解毒､疏肝利胆､安神开窍等典型的中药功能概念,即使是藏医药专家也不理解其为何意｡藏医与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同,术语和药名也有很大差异,牵强附会会抹杀藏医特色,后果是藏药的中药化｡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与藏药本身的基础研究跟不上造成的｡如果加强藏医药理论的现代研究,藏医的诊断标准､名词术语标准､翻译标准以及符合藏医药本身特色的管理办法等基础研究完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3 对策

3.1 藏医药研究机构建设势在必行 藏药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藏药产品的开发正在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日益关注的热点,部分科研和教学单位及藏药生产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藏医药学研究和产品开发机构,各藏医院也都设立了藏医药研究科室,主要从事文献､临床和新药开发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这些研究机构基构规模小设备简陋､虽然开展了不少工作,但是仅停留在挖掘和整理阶段｡就自治区而言,目前,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挂牌的藏医药研究机构有两家,即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和藏医学院科技开发研究所｡这两家研究单位由于批准成立不久､科研设施､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从事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也局限于古籍藏医药文献的挖掘､整理｡截至目前,挽救和保存下来″扎堂派″的木刻版以及各种手写孤本､新编手写版､翻印版等共1300多卷古籍医药经书,现收藏于藏医院文献书库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藏医卷》､《甘露本草明镜》､《中华本草•藏药卷》､《藏汉英四部医典八十幅彩色挂图(大详解释)蓝琉璃之光》等共20多部藏医药本草巨著｡虽然在在新药开发和藏药质量标准的制定等方面也有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受试验设施的和条件的限制,许多试验研究只能借助内地科研单位实验室里完成｡藏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挖掘和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开拓藏医“隆”､“赤巴”､“培根”的思维方式,证明或完善理论依据｡这些涉及到藏医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工程浩大,学术要求高,非有强大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是无法完成｡因此加强藏医药研究机构,建立研究平台势在必行｡

3.2 人才培养是藏医科研的关键 由于藏医药理论和文化的特殊性,几千年以来都是在不断的积累和遗失中前进,而藏医药人才的培养更是经历诸多波折｡在现代化和西药高度发达的今天,藏医药人才的培养承担着更多的历史性责任｡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依靠现代科研力量,而科研力量的来源在于人才的培养｡就目前而言藏医药科研“后继乏人”现象非常突出｡许多优秀的藏医专业人员面对病人,运用藏医理论进行诊疗时游刃有余,治疗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对现代医学理论和现代研究方法掌握不多,知识面不宽,对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了解比较少,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和临床研究方法等新知识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缺乏｡这是整个藏医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另外作为传统医学的藏医学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髓和技能,这个在脉诊方面尤为突出｡在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传承方式上,师徒传承是藏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有效的传统方式｡一名藏医专业毕业的学生用几年的跟师学习才能够在诊疗技巧上有所成就｡而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著名的名老藏医所剩无几,已经成为藏医学继承的严峻问题｡因此如何培养既有藏医药理论基础和实践技术又有现代知识结构和研究思维的科研人员非常值得探讨｡

3.3 研究领域亟待拓宽 近年来藏医医院､藏药生产企业､和许多科研院所对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藏医药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加,藏药新产品对藏药生产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明显在增加｡这些无疑能够对推动藏医药继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藏医药的研究领域总体上停留在文献研究､新药开发和临床观察的层面｡而藏医“三因”学说,藏药炮制理论､藏药栽培研究(虽然少数单位在开展但是规模非常有限)等等藏医理论中最基础的重大科技问题上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藏医药从悠久的历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确切的临床疗效足以说明藏医药的科学性｡但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藏医药､就必须以客观的科学评价进行说明｡拓宽研究领,开展更深层次的藏医药基础研究是藏医药继承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4 研究模式需要积极探索 藏医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注重三因动态平衡,强调机体的整体统一,治疗疾病讲究辩证施治｡从疾病的诊断到治疗方案的确定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在用现代科研手段开展藏医药研究过程中如何遵从和体现藏医药理论特色,取决于所采取的研究模式｡比如藏药西医结合研究,如何找准“结合点”,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模式非常重要｡不然有了西医的检验､影象等定性定量的检验方法后,屈就西医诊断,藏医本身的脉诊､尿诊等内容慢慢淡化,有辩证施治成为辨病施治的危险｡又如藏药开发研究,目前仍然未形成符合自身理论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基本上在套用西药的研究模式,而藏医理论中药品的服用上用什么样的药引(酒､热开水､凉开水等),什么时间服用(凌晨､中午､傍晚等等),早中晚各服用什么药,都是由藏医理论中“三因”的盈亏及具体症状来确定,也是临床疗效优劣的关键｡这些特点用现有的西药的研究模式或方法来证明是非常片面｡反而容易造成整体藏医药研究的方向偏离传统藏医药基本理论的指导,使藏医药整体发展和研究开发模式逐步失去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其结果是藏药的西药化｡

4 结语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和藏医药学都同处在对于真理的探索之中,都不可能完全穷尽真理,因此也都不等同于绝对真理｡藏医､中医和西医各有其长,各有其短｡重视微观的西医学在治疗急症病人､外科手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治疗许多慢性疾病和亚健康状态下的病人时却束手无测｡因为长时间服用西药出现毒副作用;许多亚健康病人在化验､影象等检查手段查不出任何指征｡而讲究论证辨治,整体调理､立足宏观的藏医却能够诊断并有相应的治疗方法｡

西藏文化论文篇10

将根敦群培和与他同时代的藏族学者进行比较，我们更能看清他在现代藏学史上的地位。与他同时代的藏族学者主要有：钦饶诺布、喜饶嘉措、多吉卓巴、桑热嘉措、才旦夏茸等，他们都是通晓藏族“五明”学的大师，他们的著作基本局限于传统藏学的范畴。而根敦群培的作品，无论在作品风格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与他们截然不同。根敦群培之所以能在同时代的高僧和学者中出众，是由自身所具备的才学和非凡的人生经历等因素造成的。他在著名大寺拉卜楞寺等学经17年，奠定了深厚的藏族传统和藏传佛学基础。随后他又赴佛教文明的发源地印度、游历考察学习研究12年，基本上贯通了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脉络，受到古老的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的强烈熏陶。并通过英国殖民地印度，接触到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掌握了现代科学方法。他的足迹和经历，在同时代的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中影响深刻。

根敦群培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他所确立的人文观、科学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风与学风及其精湛的学术造诣，为后世藏族学者所认同、推崇和效仿。根敦群培的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与然扎·土登曲达和贡觉·阿波喇琼等弟子一道，传承根敦群培的学术观；东噶·洛桑赤列教授、钦饶维色教授、夏日东教授等也都是受根敦群培藏学观影响的大藏学家。当代藏族年轻学者端智嘉、夏吾才让和多杰加等，深受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影响，他们甚至模仿他的学风和文风。他们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丰硕的成果，产生“群体”效应，形成了‘根敦群培学派”。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继承和发展了根敦群培的学术观。是弘扬根敦群培学术观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不但继承了根敦群培的学术思想、学风和文风。在西藏历史研究中，综合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贯穿着人文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西藏历史，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果。中国藏学中心的拉巴平措还说：“如果说根敦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西藏通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说：“根敦群培像蜜蜂一样，飞遍各个山谷原野，从各地芳香的鲜花那里采取花粉，酿成甜美的蜂蜜储存起来，为我们藏族汲取世界上宗教和世俗的各种新旧文化精华，用藏文的形式集中和储存起来，成为价值无法估量的珍贵著作和资料，他的这些崇高的行为，无论从政教新旧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伟人的杰出事迹，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不用说根敦群培的一部完整的著作，就是他的一两首揭颂，对于我们都有开启智慧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这是根敦群培对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根敦群培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