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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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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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还有近250个家庭杂技团，常年在全国各地演出。现在，只有3个这样的杂技团幸存下来，进行小型的杂技表演。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作宴会演出的表演形式，他们只在冬天的时候进行演出，尽管这些小舞台不能为大型的杂技表演提供更大的空间，但是他们为杂技演员、杂耍艺人、魔术师、喜剧演员、口技表演者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20多年前，一种新的表演方式又诞生了，他们在不同的剧场演出，又回到了19世纪的传统。现在，德国有12个大剧院，常年进行演出。在西方的城市里有很多马戏团，他们都在大篷里演出，是流动性的，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短则一星期，长则两三个月，来看演出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夏天，晚上非常热闹。在瑞典路德维卡，去年夏天就有五个马戏团在演出，人们随时都可以去看。而在中国，人们平时根本看不到杂技演出时，中国的杂技是世界上最好的杂技，有惊人的技术，有悠久的传统，在西方很多国家的马戏大篷里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杂技，而在中国看不到杂技演出让人费解。

二、杂技产业化思考

杂技的产业化发展，是杂技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杂技产业的经济效益也只有具备了杂技事业的文化内涵，才具有它的市场价值。艺术就是反映生活，丰富和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审美水平。市场是客观存在，不在客观的检验着每一个市场行为。杂技艺术的市场行为是他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中国杂技艺术就市场被淡化，突显了他的事业性、公益性。随着市场的变化它要求者杂技艺术按市场的规律去发展，在完成他的事业性、公益性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虽然目标和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杂技作为载体，产业化程度越高，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越大。全国有200多个杂技团体；一年有上亿元的国家财政投入，产品销售世界150多个国家，是中国年创汇最多的艺术产品，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中杂技占有一定的份额。近几年在艺术创作方面主题晚会成为创新的主流，各团都投入人力、财力，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搞主题晚会。但是，创作是需要很多硬件条件的，是有很大风险的。例如：近年来杂技舞台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如：《天鹅湖》《西游记》《金色的西南风》《成吉思汗》《敦煌神女》等精品。据说有的投资上千万，但是全国仅有极少数观众能看到了这样的精品演出，绝大多数观众是看不到的。这就导致了因优秀作品的产量不足，广大观众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演出而造成的市场资源的浪费，同时，造成优秀作品资源使用率的浪费。因此，从创作、演出、营销、广告，人才、物流等方面，形成市场规模，人才合理流动，作品、市场信息资源共享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因盲目开发所造成的创作成本的浪费，无形中增加了票房成本，产销倒挂。如果我们把这些优秀作品“拷贝”成几个甚至十几个，即会形成一个大的市场，就可以通过运营公司进行市场运作。可以授权某团演出你的作品，可以按合同给某团排演你的作品；也可以把你团的B角演员拿出来与某团合作，把自己的作品权，演出权、服装设计、音乐创作等等，打包委托给运营公司，方法很多，渠道也很多。这样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权利，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按传统的演出市场，再好的精品，再大的团体，在一个剧场演出，一年能演出多少场？有多少观众可欣赏到如此精品的杂技艺术，有多少票房的收入。这就没有办法进行市场化运营，因为它的规模不够大，不具备产业结构。规模制胜，是市场经济的不变法则，如果我们能加强合作，资源共享，降低成本，互惠互利，完全可以取得双赢的局面。

因此，发展杂技产业应该整合全国杂技团的资源配置，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提高市场占有率，尊重市场，相信科学，创立真正的品牌。建立公开公平、竞争有序的健康市场；吸引企业家参与杂技产业，以市场为中心，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新能力的大型杂技产业集团，提升杂技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三、促进资源转换

以市场为中心，以大众的消费的需求为出发点，将杂技艺术资源与产业化发展资源进行转换，向资源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1.整合资源，促进企业间合作

竞技是杂技市场最热门的消费形式。如果一场比赛具备了这三个因素，就会吸引“眼球”。因此我们说竞技的市场优势就在于竞技的胜负、竞技的奖金、竞技的明星阵容。投资商们正因为这种“眼球”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策划市场，投资项目。而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竞技杂技的目的，就是让传统杂技在舞台艺术的基础上开辟竞技（比赛）市场，汲取竞技的刺激性、规范性、娱乐性和商业性等。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运筹杂技事业发展的大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全新的竞技市场，与舞台杂技艺术形成犄角之势。

在艺术与竞技、技巧与形式的转换中，将优美的精神享受与惊险的感官刺激；人体的极限展示与身体的极限挑战融为一体，相互借鉴，互为转换，相辅相成；使杂技艺术越来越贴近大众，贴近市场的需求。在项目之中策划项目，利用已经取得的市场优势，迅速扩大影响，是做品牌的最好方法。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好比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往往都是低投入，高回报的。文化产业的最佳模式，就是形成“产业链”，在一个大的产业、项目下，深入挖掘，在策划上下功夫，研究其内涵和外延所能构成关连的因素，研究其项目市场的“延伸”，其消费群体的心理、情趣、需求及延伸部分，形成一个产业链，产业链的下游越长，纵横点越多、消费群体的可连带消费点越多，就是一个成功的项目策划。

总之,竞技（比赛）杂技以舞台杂技为根本，竞技的运作模式，包括为竞技（比赛）的需要，所必要的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都是为了杂技事业、杂技产业发展的需要，必将承担起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作用和直接载体的责任。

2.资源转化为资本

要使杂技产业市场尽快活跃起来，尽快的策划出好的项目，带来资金的投入，就要积极发展各专业协会、俱乐部、学校、组建杂技的广告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无形资产经营公司等杂技文化经营企业，扩充市场，增加流动，转变主体、调整结构，完善市场体系等环节，配合国有杂技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杂技文化企业（团体）的经营管理，在产业的资本结构上，形成国有、民间、境外资本共同投入的多元投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以国有大团为龙头骨干，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竞争的杂技产业市场新局面。全力打造杂技文化品牌，将杂技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杂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升杂技产的品质。那些对体育产业、文化产业有兴趣的投资商，赞助商一定会对杂技产业产生兴趣，只要有政策支持，政府扶持，为他们提供投资、策划、运营、炒作的空间，就会有一大批懂艺术、善经营、有实力，能盈利的企业家进入我们的杂技产业市场。他们以企业家对杂技艺术的独特理解、对市场敏锐的捕捉能力、对运营方式的超常想像能力；用商业化的手段，控制演员的工资，垄断演员的买卖，操控传媒渠道，甚至垄断整个赛事活动；借助传媒的优势炒作市场。比如，假借超乎寻常的比赛奖金，炒作赛事；制造天文数字的转会合同，炒作演员；刺激观众胃口，使其一夜之间成为大明星、成为品牌。竞技杂技未来的市场运作，将紧密地与商业活动结为一体，拓展杂技市场。走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道路，推进群众娱乐健身运动，成为融策划、投资、制作、传媒多方参与的开放性的市场平台。

3．促进杂技产业增值产品发展

杂技产业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是杂技产业市场价值的核心部分。竞技杂技的兴起，在无形资产的开发运营方面打开了市场，给那些有消费需求的投资企业，提供了商机。杂技产业的无形资产应包括演出、比赛、大型活动及相关团体、协会、俱乐部的冠名权；标志、专利、转播、肖像权；一切不具备实物形式可经营、使用、转让的权利。演员的出场费、转会费、场地广告等都可成为企业传播商业品牌的广告载体，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成为无形资产。无论是专业水平的杂技比赛，还是群众性的娱乐健身活动，只要市场运作得好，炒作得力，每个演员都有可能成为团体乃至产业的明星，有名星演员才可能有明星团队，才可能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偶像、企业传播商业信息的载体。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演员个体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一个团体甚至产业的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杂技界的明星还没有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做商业广告的，这与影视界、体育界及其他艺术界明星相比落后很多。国内的广告策划方面也是处于起步阶段，还停留在美女模特、明星代言上，与国际广告巨头还有差距。因此没有人来我们杂技界谈广告代言也是暂时的。但是，我们要做品牌，就要自己找市场，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于杂技表现的载体（产品），就像“奈克”找到了篮球，而后才能定位于“乔丹”一样。随着杂技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杂技赛事活动的电视传播范围的不断增大，明星效应，也必然形成一种无形资产。因此，把杂技演员包装成为明星，吸引企业商家的关注，必将给杂技产业的各级组织、团体、演员、企业、媒体、广告及商带来市场效益。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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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徽文化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至今，已逾八十载。不管是芝加哥学派强调“完全竞争”的“行为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竞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都不曾离开产业组织理论中SCP理论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这一理论范式被广泛用于分析多个行业，但是运用该理论分析文化产业，还鲜有涉及。本文以安徽文化产业为例，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管窥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近年来，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连续五年保持30％以上增幅，明显高于全国22％的增长速度。2008年，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汽车工业，达到260亿，领跑行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从规模上看，安徽产业规模还较小，占GDP比重也较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文化产业的市场结构

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划分标准，文化产业结构维度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核心产业层主要包括新闻业、出版发行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演艺业等，产业层包括网络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会展业等，文化用品的生产与销售、文化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构成相关产业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为2038亿元，占整体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2％；层增加值为874亿元，占18％；相关层增加值为1920亿元，占40％。可见，以新闻出版、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文化艺术服务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仍是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以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相关层所占比重较大。安徽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时期的以核心层为主导的格局，同全国总体水平类似，层和相关层与核心层发展不够协调。

对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分析，可以从文化产业的三层九大类入手。本文选取文化企业个体进行研究。一方面，文化产业有实力的个体是带动文化产业集群的龙头，起着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类文化产业差异较大，而每个行业总有比较成功的一两家企业可做代表。这种视角有其缺憾性，却是一种极好的观察文化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方式。文章选取衡量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四个主要指标：行业市场集中度、区域集中度、差异化程度、进入壁垒。

1.行业市场集中度不高

常用的集中度测量方法有4家厂商集中度比率(CR4)，8家厂商集中度比率(CR8)，以及赫希曼一赫芬德尔指数(HHI)。CR4测量4家最大厂商总的市场份额(常常按照收入)，CR8测量8家最大厂商总的市场份额。根据经验法则(ruleofthumb)：如果CR4≥50％(CR8≥75％)，产业是高集中度的：如果CR4=34％～49％(CR8=51％～74％)，产业是中度集中的；如果CR4≤33％(CR8≤50％)，产业是低度集中的。由于文化产业统计工作标准不一，这里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不确切的线性推算，估计出安徽文化产业2008年营业收入总额约为930亿元。通过计算。安徽省文化产业集中度比率CR4=12.38％，CR8=13.91％。不管是CR4还是CR8的比率值，都表明安徽文化产业的集中度是比较低的。因此，安徽文化产业目前仍然处于低集中度的竞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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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方法本身就有缺陷，主要是没有估计最大的4家或8家厂商的规模不一致的情况。同时，由于文化产业统计工作刚刚开始，统计类别、统计指标等还没有完全统一，所以，对不等规模厂商比较敏感的HHI(产业中所有厂商市场份额平方的总和)计算法就难以实施。但是，CR4和CR8仍可大致反映当前安徽文化产业状况，这就要求安徽文化产业在政策、制度层面利用多种手段，积极引导培育龙头文化产业，在已有示范基地和企业的基础上，再打造一些文化航母。

2.区域集中度较高

区域集中度是文化产业在区域中的空间格局。安徽省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省会和经济发达的市占文化产业的较大比重，而欠发达市以及县及县以下地区，文化产业尚未发展起来。以2007年广播影视收入为例，省级广播影视收入为16.76亿。占全省广播影视收入的62.39％；市级收入为7.15亿元，占26.61％；县级收入仅为2.95亿元，占11％。作者选取几个文化产业尚可的市分析。发现各市文化产业发展差别较大，更遑论县及县以下地区了。

迈克尔·波特研究世界许多国家产业政策后，有这样一段评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常见的错误做法是，为了提高效率，做大做强企业，鼓励甚至强行实行国内合并……这在文化产业中也是常见的。政府为了增加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可能会无意中强行合并、扶持、上马一些文化产业，放大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投入过多财力与精力发展文化产业。这导致经济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政治文化处于重要地位的地区获得过多的政府资源，从而导致文化产业区域失衡。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由于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地理区位、投资实力、文化传统、人力资源和制度体系，所以不同的区域就适应发展不同的文化产业。与区域发展文化产业有关的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地理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物力资源、人才资源和制度资源。这要求政府在进行投入时，要更多地考虑地区差异性，发展特色产业。

实践也已自发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一规律：黄山利用丰富的地理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安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黄梅产业，仅第五届黄梅艺术节，贡献收入就超过5亿元，同时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芜湖利用丰富的信息和物力资源发展动漫产业；宿州则在文化传统和地理资源上做文章，发展马戏表演业和奇石产业。相信经过文化产业发展初期的冲动后，区域发展将会趋于合理与平衡。

3.差异化程度将继续加大

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文化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类，除相关层外，主体部分即有九类。这说明文化产业外延涵盖较广，文化产业之间差异较大。文化产业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水平差异继续加大。整个文化产业分类较多，各个种类业务相异，它们正逐渐整合文化产业市场，文化业态逐渐成形，水平差异渐渐加大。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各产业资本实力和业务能力逐步加强。大型的文化产业集团正逐步形成。小的同质文化企业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这种水平差异会进一步加大。比如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到2008年已经实现销售收入48.12亿元，集团资产从2002年成立时的15.7亿元增长到30亿元。其整合了全省的发行资源。建立了500多个经营网点。通过对中小发行企业的挤压与自我发展，域内发行企业很难再与其争锋2010年1月18日，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全国发行业主板首发上市第一股。上市首日，公司市值突破160亿元，成为全国公司市值第二的文化企业。随着规模效应和先人效应逐步显现，这种水平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大。

二是垂直差异进一步加大。观照文化产业的每一个种类，通过积极的价值拓展、跨行业的产业链扩张，文化产业的单个行业也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经营模式与发展空间，垂直差异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有的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某一强势产业的资本与价值延伸；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运作手段。强大的文化产业可以兼并、开发新的产业。前者如2002年起才涉足文化产业的安徽省首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安美集团，其主业是房地产开发及其相关行业：后者如成立于2005年的安徽出版集团，现在已经形成了集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及网络、数字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物资供应与经营等业务于一体，兼营商品进出口、内贸、医药、房地产开发等新兴业务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2010年还成功重组中国文联直属出版单位——中国文联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和中联影视中心，并就动漫产业发展与北京万方幸星数码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协议，迈开了跨地区、跨行业发展的新步伐。一些文化产业如果不进行积极的创新发展，终归会在强势文化产业的发展、整合、兼并中遭市场淘汰。

差异化对于文化产业的影响有别于其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如电影、电视、图书、杂志、报纸以及唱片业，由于差异化而兴旺。”产品差异化会增强顾客对产品品牌的忠诚度，如果没有差异，一般顾客就会像对待稻谷、石头一样，不会关心由谁生产，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购买即可。文化产业的创意会把顾客牢牢地吸引在身边，以报刊产业为例，有的报刊读者忠诚度非常高，有的却被读者弃之如敝履。就差异化而言，合肥报业市场上的《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合肥晚报》、《江淮晨报》、《市场星报》(2010年5月由《安徽市场报》更名)，差异化就比较小。相较西安、成都、郑州、武汉发展水平相当的省会城市报业市场，合肥报业创意差异化不够，这可能是造成合肥没能出大报的因素之一。

4.行业进入壁垒逐步交由市场主导

近几年，国家与安徽省都颁布了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有力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也使文化产业市场逐渐活跃起来。行业进入壁垒交由市场主导将是发展趋势。

进入壁垒是文化产业新公司进入行业所遇到的障碍。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意味着新的进入者要达到已有文化公司的水平，会比较困难；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使已有的文化公司常具有多产品的经济形式，也会对新进入者造成影响。同时，如果已有的文化公司在稀缺原材料和其他资源上形成垄断，也会提高新公司的进入壁垒。

但是，从前述市场集中度分析可知，安徽文化产业仍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新的文化公司进入文化产业并未有大的壁垒障碍。特别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法律层面上，都极大地释放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

(1)政策法律壁垒逐渐降低，文化产业逐步交由市场主导。文化产业是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一个产业，其发展也受到一些制约。比如文化产业的核心构件出版传媒，以往管理部门比较多，准入条件非常高，这极大地限制了出版传媒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近些年，国家颁布了《外资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出版传媒行业牵涉文化安全较少的发行、印刷等领域放开。这一方面表明国家对开放出版传媒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出版传媒业的文化生产力，促使整个行业快速发展。安徽省自2005年以来，先后下发《安徽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及《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开放的市场发展心态和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过去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模式，现在逐步变为政府政策引导、发展交由市场来决定的模式。这样。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来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设施。

(2)文化产业资本壁垒逐步提高。以往文化产业往往是国家主管主办，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很多文化产业都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对同质产业的兼并与收购也逐渐增多，在形成文化产业巨无霸的同时。新进入公司的资本壁垒被无形中提高。同时，现阶段正处于文化产业改革的转型过渡期，很多文化企业靠政府贴现或采购发展壮大，这在无形中也构成了新的文化公司进入的资本壁垒。比如现在文艺院团的改革，不仅投入不减，政府每年支出经费还在逐年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文艺团体的进入与发展。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文化产业公司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为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抵御风险能力、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强的竞争力而采取的各种战略行为。

1.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整体盈利能力。企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公司产品的多样化，文化产业的创意性特征更拓展了产业的外延范围。文化企业产品多样性不仅可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而且也可以提高企业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以传媒产业为例，其盈利来源就包括发行收入、广告收入、投资收入、品牌经营收入、资本运作收入等多个方面。安徽文化产业中已产生规模效应的文化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构建了较好的产业链。以报业为例，2005年安徽省报纸营业收入中，非主业收入达到1572.2万元(见图1)。相信随着对传媒产业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等的重视，非主业收入会进一步大幅提高，从而使整体盈利能力得以提高。

2.产业资本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从整体上看，安徽文化产业年增加值都在30％以上，2008年达到260亿元，整个文化产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成了典型的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见图2)；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个体也得到较好发展

安徽新华发行、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日报、安徽电视台等一批实力强大的文化单位经过体制改革的洗礼，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力，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3.集聚效应逐渐体现，规模经济效应凸显。文化产业集群是文化企业在地理上的相对集中，通过自发形成与政府规划，文化企业、文化产品供应商、服务商、相关产业、相关机构形成一个群体，分工协作，提高各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安徽以合肥为中心，逐步形成皖南、皖中、皖北三大文化产业板块。比如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合肥国家动漫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甫一交付就引来数家企业，刚交付的两栋楼已进入60多家动漫企业，仅刚起步的2009年就实现动漫产值1.5亿元，服务外包4亿元。

4.民营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融资渠道广泛多元。安徽文化产业破除行业壁垒，降低了行业门槛，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目前民营文化产业已经占全省文化产业总量的一半以上。安徽省20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民营文化企业占了17家。

三、文化产业的市场绩效

如果单纯从文化企业来看，利润当然是公司市场绩效的关键衡量标准。但以经济学视野考量，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衡量远比此复杂。经济学从社会的角度并且从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公平、文化目标等多个维度进行衡量。当然，衡量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最重要指标，是产业的利润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持续高额利润率的出现并不是在高度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的企业，而是存在于高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的垄断企业或者进行创新的企业。所以，要形成高额利润回报率，就要建造几艘文化航母，增强其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84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近10％，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同年，宋城集团收入剧增、华谊兄弟成功上市，显示出文化产业这座“金矿”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吸引力。但是，安徽文化产业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产业发展更多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市场没能发挥最大作用，这就容易造成市场失灵。所以，在考察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重要指标——利润率的同时，这一阶段更要关注文化产业的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市场的规模结构等指标。

1.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的贡献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依靠高科技的产业，比如动漫产业。文化产业想发展，必须要有创新、创意，这也是文化产业之所以也称“创意”产业的原因。安徽文化产业的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要发展动漫，几个城市都一拥而上；要发展旅游，各地都争相投入……没有根据当地的文化、地理、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文化产业。其次，文化产业对人才的倚重远远大于其他行业，技术创新型人才甚至成为一个企业存亡发展的关键。第三，创新性管理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如果一个文化产业没有创新性的管理模式，致使员工发生诸如“连跳”之类的事件，就不仅是不发展的事情了，还是害人害己之事。

2.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所上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文化产业的资源利用率，通常用资产收益率，也叫资产回报率(ROA)表示。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时代出版，净资产收益率2007年至2009年分别达到了4.06、12.36、11.50(根据万点网络)。观察安徽其他几家大的文化产业，其资产收益率也都高于市场增长率，这说明文化产业的配置效率有所提高。

篇4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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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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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价值诠释。

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的价值有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之分。其显性价值是指在考虑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的前提下，文化产业在合理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产业内企业的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资本结构等因素，把其预期自由现金流量按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贴现率折现的现值。假设企业风险适中，并永续存在，那么决定文化产业价值的核心就是产业内企业预期自由现金流量。预期自由现金流量取决于文化企业自身合法经营获得的利润以及投融资增减的资金。其具有隐性价值，是由于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担当道德机构角色，体现了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它们引领舆论导向，倡导并践行低碳，不但有利于低碳经济下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了获利能力。该隐性价值的存在是文化产业的文化特质决定的，它是潜在的，不可定量度量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共同构筑了文化产业的价值内涵，文化产业的显性价值是其在外界环境约束下合法经营的直接结果，而隐性价值是其反作用于外界环境，强化低碳的社会影响力，间接获得的。隐性价值的存在促使其显性价值的提高，显性价值提高后又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印证隐性价值的彰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低碳经济的涵义及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内容。

在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能够低碳发展主要取决于正确的环保价值观的树立以及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树立环保价值观是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首要任务。价值观是人们对某类事物的基本看法和观念。它规范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舍和价值追求，同时还包含着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低碳经济不但给产业发展带来碳排放的约束，同时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使用碳金融的机遇。文化产业如何决策、风险与收益的权衡等都体现其价值观念。其次，努力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虽然文化产业总产值不断飙升，但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却存在文化含量缺失的情况。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必然存在资金瓶颈，借助资本市场的文化企业越来越多。很多做大做强的文化企业在发展中逐渐偏离主业，近几年不乏有多角化经营到房地产业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只有通过创新，努力打造文化主业持续发展，才能确保产业长久发展和低碳化带来的社会效益。

二、二者的互动关系

1.低碳经济能提高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

首先，低碳经济条件下产业内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树立长期观念。低碳经济对文化企业碳排放量有约束，根据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碳排放权应当作为资产来管理，属于无形资产范畴。一个企业在追求利润时必然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为提升企业价值，必须重视碳资产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促使企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发展。作为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然而对碳资产投资回报并不能凭借短期的效益，比如低碳技术的改造，低碳技术的创新会给企业带来潜在的利润，而潜在利润现实化是需要长期的投资，其结果必将是丰厚的回报。并且企业改变能源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次，低碳经济促使产业内企业更新风险管理理念。低碳经济要求文化产业低碳发展，需要对碳资产进行投资，那么风险也会随之而来。创新风险管理理念，树立碳风险管理有助于文化企业长期发展。如果企业被社会公众在碳资产管理等方面出现问题，将在市场上遭受消费者歧视。并且企业是否履行其社会责任对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有所作为，也对企业商誉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低碳与金融行业相结合创新出碳金融，为文化企业投融资带来方便，同时也可以优化配置碳排放量的分配。但投融资风险无处不在，这需要企业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树立低碳风险理念。第三，低碳经济促使产业内企业丰富其预算管理体系。碳预算是管理的延伸，是在文化企业低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预测与决策，对企业生产活动以及日常活动的碳排放、能源消耗进行计划和规划，使企业碳排放量按照预定的计划与规划运行。并且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低碳预算是其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该预算的实施需要全体员工参与，有必要把低碳预算纳入到全面预算范畴之内。

2.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的价值提升促进这一经济模式的推广。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可以左右舆论导向，可以宣传一种价值观，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这也是文化产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方面。产业内有些企业率先实施低碳发展，并以该产业为标杆，利用其媒介的作用，不但可以让低碳深入人心，而且可以左右人们的行为，让这一种经济模式得到人们的认同并相互监督履行。

三、低碳经济下促进文化产业的价值提升路径

1.打破区域划分促进大型综合文化集团形成。

利用低碳约束，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实现文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培育竞争力强的大型综合性文化集团。虽然当前各大城市群抱团发展，但不同城市群间的地域划分仍是文化企业大发展的阻碍。如果能够打破文化企业的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有序竞争的文化大市场，统一市场监管，必然为文化企业抓住低碳化的机遇快速发展扫清障碍。

2.不断完善碳资产信息的披露制度。

由于我国低碳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没有对碳信息披露的严格规定，使得资本市场不能对碳信息进行定价，造成了投资者投资的盲目，从而可能影响企业的价值。虽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能一蹴而就，但我国要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碳信息披露体系，通过对外披露督促企业管理者按照低碳发展思路管理企业。

3.提高人们低碳意识并借助资本市场和舆论效应约束文化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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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生态旅游文化资源

古树：吕塘村多种植松树、榕树，位于村口的古松林已有600年的历史，占地近50亩，现存260多棵参差不齐的古松柏，是闽南地区松龄最长、树径最大、分布最集中、占地最广的古老小林区，与之相连的是古榕树群。蓊蓊郁郁、四季常青的古树俨然成了吕塘村亮丽的风景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水前自然村有一颗“大榕王”，据传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郑成功义军二进同安时，从石井移植栽种的，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群众出于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崇拜和爱戴，称榕树为“树王”“神树”，并四时加以祭祀。4水域风光：享有“母亲河”之称的九溪，由内田溪、美山溪、马池溪、店头溪、新安溪、沙溪、莲溪、内头溪、后房溪九条支干流组成的树状水系，贯穿翔安全境，汇流后经吕塘村入海，流经吕塘村的那一段最能体现九溪风光的美。除此以外，吕塘村优美的田园风光也是极为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文化资源。

2.人文生态旅游资源

吕塘村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尤以古建筑（古厝、宗祠、庙宇）、古乐（南音、歌仔戏、高甲戏）闻名。古厝：明清时期，吕塘村的进士、举人、祖辈先贤修建的精美的闽南红砖大厝，现存的这种大厝还有三十来幢，集中分布于吕塘村的中心地带。宗祠：吕塘村各氏村民于每年春秋之际祭祀列祖列宗，所修葺的祠堂大都美轮美奂，古色古香，金碧辉煌，分别有洪氏宗祠、西林柳氏宗祠、董水董氏宗祠、后树柳氏宗祠等。庙宇：全村现有寺庙9座，如西林清溪宫、吕塘九溪宫、吕塘青龙宫、董水清溪堂等，供奉各种“神明”，每座寺庙都有“佛生日”，每个自然村每年有一次“民俗日”。吕塘村灿烂的宗祠文化是福建省仅有的，也体现了吕塘村深厚的民俗文化信仰。古戏：梨园世家创办的福建省唯一一所民办民间的戏曲艺术学校——吕塘戏校，以高甲戏、歌仔戏、南音为特色，形成吕塘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致。此外，吕塘村还有“金门名贤蔡贵易墓”“望洋阡墓道石坊”“明太监柳智太监碑”“清时期镇守海疆的胡提督衙府”等大批明、清文物古迹以及“九溪神奇传说”“陈县令墓葬的传说”“牛心石的传说”等历史、神话传说。

二、吕塘生态旅游文化市场定位

吕塘村处于厦、漳、泉、金“闽南金四角”的核心位置，随着翔安隧道的开通，将承接来自泉州、福州等福建其它地方东部方向的交通量，未来厦门岛约有1/4的车流将通过翔安隧道进出，翔安将成为进出岛重要的门户。加之，拥有5A级旅游景区的厦门，也是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每年接待游客量达千万次。生态旅游的客源市场较复杂，旅游者的行为和对旅游活动的要求不一样，大致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低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观光为主；中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增长知识为主；高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科学考察和科学教育为主。根据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和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目标市场层次应定为大力吸引素质高、生态文化保护意识强的中、高层次生态旅游者群体。根据吕塘村的地理位置，从空间上看，吕塘村生态旅游的目标市场应该是以市内及省内其它周边城市居民为一级市场，以除省内的国内外游客为二级市场。

三、吕塘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开发

目前，旅游市场正呈现由单一的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度假旅游转变，休闲度假旅游逐渐成为世界旅游消费的趋势和潮流。通过前面对吕塘生态旅游文化资源的分析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市场的定位，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应以打造生态旅游产品为主，观光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为辅。紧紧围绕“最美乡村，生态吕塘”的整体形象理念，按照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其旅游文化产品设计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造良好的休闲旅游环境，设计旅游项目。吕塘村生态旅游消费群体不是单一的，每个旅游者所青睐的旅游产品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生态旅游产品生产过程中，防止其单一性，应采取合适的产品组合策略并使其达到最优。由此，笔者对吕塘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提出了组合策略的设想，如下：产品名称：自然观光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吕塘村亚热带自然风光，田园风光，古松、古榕树林森林公园，九溪文化川河流湿地公园，戏曲文化主题公园等；农业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农业观光，农产品出售，农家乐等；人文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古建筑群，民俗信仰文化，戏曲文化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古屋旅居，戏曲赏析，九溪垂钓，水上竹筏漂流，休闲街区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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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产业的崛起和发展都与资源的开发密切相关，中国的文化产业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其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有限的资源（即投入）转变成为有形的产品（即产出，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为其他产业提供的附加值等多种形式）。它所依赖的不仅有其他产业的共性资源——资金、技术、设备等，而且还有特殊性的资源——文化资源，即文化可以像物质资源一样，通过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赋予它具体的商品或商品属性，使其较之原来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整体上看，文化产业资源的要素组合可以划分四大类：（1）货币资源，这是文化产业投资和运作的动力。（2）技术资源，包括文化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术和装备等。（3）专利资源，包括著名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是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4）智能资源，它是直接决定文化含量的人力投入，包括三种形态：一是符号化的文化知识；二是经验型的文化技能；三是创新型的文化能力。

2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文化资源浩如烟海。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轻视了将其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仅仅是在民族优秀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与继承的层面上，以办事业的方式对其进行开放和利用。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国仍处在既是一个文化资源的大国，又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小国的状况。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体制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国内现有的体制对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保护还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在中国，泛滥的盗版滋养了地下工厂、黑作坊并促使其迅猛发展，对我国出版业、音像制品和电影产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另一方面现有体制条条分割束缚了文体资源的合理流动。现行文化系统中不少单位特别是国有文化系统的文化单位仍然依照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管理，把专业分工划分得过于狭窄，结果各自为政，垄断分割。各单位拥有的信息、知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难以合理共享，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不能以资源为纽带实现联合，文化产业资源闲置浪费，利用率低，存在重复建设，低水平使用等现象。

2.2政策法规滞后限制了对国内文化资源的开放

为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许多国家纷纷制订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其他资源投入本国的文化产业，最大程度以挖掘本国的文化资源，将其从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中国是全球著名的恐龙蛋化石之乡，但相关的恐龙蛋化石资料却在好莱坞拍摄的巨片《侏罗纪公园》及其续集《失落的世界》中得到了广泛采用；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而迪斯尼公司却用这个素材拍摄了动画大片《花木兰》，还将这张“中国牌”打向世界市场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我国的文化资源在国内遭到冷落，在国外却倍受青睐，真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如何能够减少这种尴尬，使中华文明在我们自己手里发扬光大仅靠国人的自觉性还不够，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保护开发。

2.3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中缺乏创新型智能资源

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包含大量的知识，但一般的文化生产可能是简单复制，而高级的研究开发不仅可以制造出商品，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大量新的知识，作为下一阶段生产的新资源，即创新型智能资源。这一过程可表述为：

创新能力+资本+技术+知识（产权）新的产品+新的知识。

“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明确提出了研究开发的投入指标：（1）投入指标，包括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数，研究开发经费；（2）活动指标，包括举行国际会议和参加的人数，国际合作者人数等，并提出了研究开发的产出指标，包括直接产出即研究成果，间接产出，即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

与国外许多文化企业集团都注重研究与开发投入相比，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开发的经费很少，各主管单位虽然有实验室，但大多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缺少经费来源也无专门的研究开发项目。有的文化企业急功近利，不愿投入经费进行研究开发，由此造成项目开发上的大最低水平重复。因此，我国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病因就在于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开发。

3我国文化产业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

(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整合国内外两种文化资源。过去我们的文化产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但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在继续关注国内市场的同时，更需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也即是不仅“防守”和“拿来”，而且要“进攻”和“走出”。中国的文化产业也要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转换为同时面向国内和国际两种文化资源。2000年新年，上海大剧院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联手举办了“上海·悉尼2000年的跨越”卫星双向传送音乐会。虽然在两地不同的舞台上，在同一时间内纵情高歌，但却能通过两地的卫星电视，同时传送给南北两半球的广大电视观众，这是一次文化创意、艺术人才、技术设备、市场资源的综合性国际大配置，是上海的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资源在又一次相互交融中得到了最有效的整合。这种文化资源的全球化大配置，无疑将会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2)以政府推动为形式，以市场化运作为内容，通过机构重组优化文化资源的配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相反在诸多领域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从传统体制内的配置方式，逐步转向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采用的方式可选择企业或个人投资，彩票集资、基金投资及各类捐赠、赞助，也可以随着信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业的发展，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或通过产权交易、兼并、购并、联合等方式实施存量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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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需要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幵设社会培训机构等培养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的专门人才。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发展落伍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3．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保证农村文化产业资金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的匮乏。因此，必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拓宽投资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鼓励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着手从金融支撑结构、担保体系、评价体系、保险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金融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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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十面埋伏》开始选角，初定梅艳芳、刘德华、章子怡等人；

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去世。她的逝去迅速和《十面埋伏》扯上关系，为这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2004年5月13日，张艺谋携《十面埋伏》参加嘎纳影展，国内媒体报道说观后掌声达26分钟之久，引起多方质疑；

2004年6月22日，继沈阳万名观众宣布将签名声援影片首映后，福建2.7万名观众也在当地院线的组织下，联合签名声援《十面埋伏》全球首映庆典礼。主办者称，这一行动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4年7月10日，《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球首映庆典，巨星云集、六个分会场、200个城市电视台的轮番轰炸，就连春节联欢晚会也只能自叹不如，张伟平更是给予了首映礼“观众一进来，保准傻眼”的不菲期望；

2004年7月16日，在美国大片《特洛伊》草草放映完毕，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空档期后，《十面埋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在所有影院独揽放映全的电影……

7月16日至8月2日，短短18天，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在国内（不含港、台）狂卷1.503亿元票房，超过进口大片《后天》、《特洛伊》的票房总和。这似乎说明《十面埋伏》无论从商业宣传还是影片本身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有权威人士认为，《十面埋伏》的票房高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众被之前媒体的四面炒作勾起了兴趣，电影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的名气和观众们被一波狂胜一波的宣传轰炸吊起的胃口。从网上和媒体的反应看来，现在对《十面埋伏》总体上来说是贬大于褒的。《十面埋伏》一面继续享受着成功宣传炒作后的票房奇迹，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骂声震天”，不少观众由高期望陷入巨大失望之后，开始对张艺谋产生了“炒作信任危机”。在《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和张伟平的这种“轰炸是宣传”是否还能让观众乖乖买帐？

对这些，制片人张伟平一直坚持《十面埋伏》既然是个商业片，就应该运用商业化的宣传手段，在商场上怎么宣传都是天经地义。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公益性尤其不能受到半点挑衅和质疑。

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二，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在现代经济学中，企业被界定为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也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因而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产业的商业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虽然说文化产业的编造物并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是被商业鼓吹者们抬的高高在上的经济利益。它所大肆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这种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它的社会角色，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产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核心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产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产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社会公益性和美学艺术本身应该占据文化产业的主导，商业利益虽然是文化产业的车轮得以转动的驱动器，但它也仅仅应该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而已。

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同西方一样，也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在詹明信看来，文化消费乃是消费社会的孪生儿，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和影响所充斥”。与消费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不但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而且消费品作为符号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也构成消费的对象。在匮乏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温饱，精神文化的消费的空间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教育的普及，至少在中国当代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中国相当一批人的消费已经超出了维持“生活水准”的标准并潜入了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符号消费因此成为相当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这正是当代中国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益智性大众文化产品需求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受众，呈现出了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它既可能是对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非商品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和科普读物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无疑需要社会“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技术的增长”因此，像西方一样，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美的需求，而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社会，特别是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1994年就指出：“持续学习”将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支撑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根据需求分类，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唱片业、影视业、出版业、教育培训业、电子游戏等，由于多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各行业在载体和内容上的交融日益增强，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领域，如电子图书、MP3、在线点播等，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交融。由于各种行业大都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便成为取胜的关键。

然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是一只锋利的双刃剑，过分商业化将扼杀文化的高雅与魅力；没有商业成分，不进行产业运作，纯粹的文化将难以续存。

前两年冯小刚的《大腕》，应该说也是这样一部身份模糊的泛中国电影。这部影片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刚刚在全球成功发行华语电影《卧虎藏龙》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据报道，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300万美元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已经超过了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接近10倍。正是这样一种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文化定位：首先，它与目前大多数国产电影不同，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注入，因而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保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中国国情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市场风险的最小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为投资方换回成本和获得利润；其次，它的操作方式是市场化的，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营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例如影片将市场划分为中国本土和其他亚太地区、欧美地区不同市场，还计划了电视、录像等市场，并将中国大陆本土票房指标确定为3000万以上，由中国合作方负责发行，同时则通过哥伦比亚的国际营销资源开发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来获得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本回收和利润创造；第三，为了适应这样的市场规则，影片将放行档期定位在贺岁片档期，邀请中国最近几年来票房记录最好的导演冯小刚、既具有本土影响力也曾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的葛优及其长期组合的班子为主创，同时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DonaldSutherland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腕》是全球化的结晶，其投资方式、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它只能说是一部华语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具有地域重点的世界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棋子。好莱坞跨国电影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来可能会让人们所谓的与狼共舞、所谓的对抗好莱坞、所谓的民族电影事业繁荣都面临一种困惑，狼就在羊的血液中了，狼的基因也许最终将改变羊的属性，此羊早就非彼羊了，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一种跨国电影或者泛中国电影的概念所冲击，中国电影文化也将改变它原来的面貌。

正是由于这种跨国生产模式决定了《大腕》的商业电影定位和本土与国际的双重市场定位。所以，《大腕》在文化上必然遵循大众商业文化的逻辑：模仿后现代的城市喜剧风格，叙述线形的故事，以落难男人与娇贵小姐、东方小人物与西方大腕为传奇故事，追求情节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执行这些几乎已经世界化的娱乐产品生产程序的同时，这部电影为了完成所担负着的本土与国际的双重使命和双重献媚，一方面，它必须充分地调用一切资源来为中国本土观众提供娱乐服务，所以影片大量采用互文本的方式，将近年来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火红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本土现实构成了丰富的喜剧资源；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将中国人、中国时空、中国故事改造为一种奇观来满足国外、海外观众对于中国的好奇和对于中国弱势地位的确认和同情，于是影片中用喝着可口可乐的小皇帝作为开场和收尾，有了所谓中国的喜剧葬礼，有了所谓"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的空间背景，有了烧香拜佛和境界的传奇，有了好莱坞大腕与东方美女及中国小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好莱坞大腕用蹩脚的中文喊"收工"、尤优用同样蹩脚的英文喊"Finish"的错位中，分明就是对本土与海外市场的双重述求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