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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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文化；数学教学；内容；方式

一、前 言

传统数学教学常常只将重点放在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方面，而在培养学生对数学这一门学科的文化内涵、思想体系的认识上往往重视不够.这种教学的结果常常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而失去学习数学课程的热情与兴趣.而且，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对数学文化知识重要性的不断了解，其巨大的教育价值更加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数学课程应该是数学历史及发展趋势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作用的反映.张奠宙教授曾强调，数学文化应当与数学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在实际教学中真正感受数学文化并与之产生共鸣.在推崇综合发展、文理交融的现代社会，我们更要转变教学观念，将数学文化与大学数学教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二、数学文化内涵及其对高等数学教学的重要性

“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数学科学院院长顾沛教授对数学文化内涵的定义分为：数学文化从狭义来讲，指的是数学思想、方法、精神、语言、观点及其形成与发展；从广义上来讲，还包括数学美、数学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教育、数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大学数学教学的目的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应当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判断力、理解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大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所以，现代大学数学教学应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上，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将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三、如何将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学有效相结合

1.更新教师教育观念，提高其文化素养

教师更新数学教学观念，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是传授数学文化学生的前提条件.现代的大学教师不仅要专业知识扎实，而且要知识面足够宽广，对数学哲学、数学史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足够熟悉，掌握高等数学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应用价值与前景，并能将课程知识与这些知识很好地融合后再传授给学生.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应深入钻研教材，合理组织教学，加强与其他专业老师的合作.由于所有教材都有其缺点，因此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尽可能地参考多种教材，选择优秀部分进行教学.由于所教学生的专业不同，特点也不同，大学数学教师在教学时就应当根据学生的专业选择内容，根据专业需要的内容进行细讲，而那些用不到的知识就可粗讲甚至忽略.比如傅里叶级数这部分知识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比较重要，因此应进行重点讲解；在讲解重点内容时，还可以将人多的大课堂分成小班教学，并依据学生的基础不同进行合理教学，使所有学生都能很好地学到知识.

其次，教师间也要重视对教学思路的探讨，在进行教学内容顺序的安排时，既要遵循由浅入深、从特例引出一般的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由于微分与定积分、不定积分联系非常密切，因此可以将定积分与不定积分合为一章，先讲解定积分概念和性质，然后依据微积分基本定理，建立定积分与不定积分（原函数）之间的联系，最后讲解基本积分法，这样安排既方便学生理解，还能突出重点.

2.优化课堂教学内容

第一，以数学内容自身作为出发点，体现其文化价值.大学数学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严谨规范的数学知识，有益于学生形成团结协作、踏实细微、严肃认真的作风.数学中的常量与变量、有限与无限、微分与积分等都是量变与质变、对立统一等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好的教学材料，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

第二，让学生多了解数学家的事迹与思维过程，以及数学的有关史料和应用前景，使学生从中认识到所有科学都是经过认识与再认识、成功与失败的循环往复才不断发展的，科学上每一个小进步都是科学家不懈努力、刻苦钻研的结果，这将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非智力因素.以我国数学家陈景润为例，他学习的条件极端艰苦，但是仍然热爱痴迷于数学，坚持不懈地进行数学研究，最终攻克“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著名难题.通过这一事例必将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和献身数学的精神.

第三，数学课程还应重视数学史料的教学，反映出数学文化的方法、思想、精神、语言、工具的作用，强调数学内容与日常工作生活相结合，突出思想方法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原则，增加统计、估算、线性规则、数据分析、运筹、图论等知识，提高学生学好数学的自信心与自觉性.

3.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

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独自学习的本领，而加强数学文化的教学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一方面，引导学生多接触和阅读有关的论文与文化书籍，使学生首先对数学知识的发展与应用过程有一定了解，进而更深刻地理解数学知识的意义，这样在增加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又使其学会了一定的自学方法.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活动课与探讨课，鼓励学生积极走入社会，具体实践过程可采用“提出问题建模求解应用”的模式.鼓励他们合作交流与自主探索，增强他们学好数学的决心与愿望，提高他们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与意识，认真体会到不同知识的联系，得出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与宝贵经验.

四、总 结

现代的大学数学教学，应当是传授数学技能、知识与加强文化熏陶相结合，这样的教育方式才能使学生喜欢数学，更加理解数学，掌握数学的精髓，从而终身受益.而作为教书育人的高校数学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更深层次地研究大学数学教学与数学文化的联系，在数学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真正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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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陈旧落后的教学理念已经无法适应知识更新比较快的时代了,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社会需要,注重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综合素质的培养[2]。在新的实验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学生会更加清楚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更主动的参与到实验教学当中,变被动为主动,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对无机化学实验的兴趣也会大大增加,而不再是机械的模仿实验教师的操作,不加入任何自己动脑思考的过程,有针对性的选择与实际生产密切相关的实验操作,灵活有效的利用实验资源,增加学生自我锻炼的机会,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精选实验内容,实施绿色化实验教学

无机化学实验教学长期处于理论课的附属,选择的实验内容基本上是都是对理论课上所讲的理论的验证。要想满足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就必须精心选择实验内容,尽量减少验证性实验的比例,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将绿色化学理念贯穿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减少有毒有害实验药品的用量,在实验过程中尽量避免有毒有害的化学产物或副产物的生成,减少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提高实验试剂的利用率和药品的使用率,将实验产生的废液集中存放并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尽可能的回收再利用,注重对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

3在实验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多媒体技术是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的网络技术之一,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一些抽象的原理和现象,很难通过单纯的语言讲解让学生理解,因此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把难懂的原理和现象,具体而形象的展现的屏幕上,来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多媒体教学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引入的素材较多,能够声形并茂的将抽象的原理,形象直观的表达出来,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得到更深刻的体现。

4更新实验教学方法

目前无机化学实验的教学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注入式、启发式、探究式等,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不是只用一种方法,二是采用多种方法并用的形式,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知识灌输式的把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学生对实验内容中的知识点进行小组讨论,老师在实验过程中只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及时纠正学生的实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分析解释实验现象,并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实验结果,使学生正确的理解和掌握实验原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方法联合并用的方式,从而提高无机化学实验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5改善实验室的硬件设施

实验室是无机化学实验教学实施过程的主要场所,学生在这里不仅增长了实验技能,也提高了实践创新能力。在无机化学实验的内容里会涉及一些基本仪器的使用操作,这些仪器的更新程度直接反映出实验室的教学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只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引入先进的仪器设备,才能培养出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因此,高校要增加实验经费的投资,建设高标准、高水平的无机化学实验室,健全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高级别的无机化学实验教学基地。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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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被人们颂扬备至，他酷爱书法文化，对王羲之的书法文化名品《兰亭序》更是爱不释手，亲自写下了《晋书•王羲之传赞》。李世民在统一天下之后，要求书法文化能够承前启后，又能服务朝纲，凸显出唐王朝的审美理想及格调。李世民所欣赏的书法文化具有平正温润、文雅清和、骨力刚劲等特点，在王羲之的书法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此，深得李世民的赞赏，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来推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初唐时期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的根本是经世致用，因此，这一时期以志气平和为特点的楷书特别兴盛。此外，这一时期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还融入了偏于阳刚的“中和”之美，继承了汉代书法文化所追求的“势”“力”以及魏晋书法文化所注重的“骨”，形成了此时基本的审美范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

1.欧阳询。意法并重是欧阳询的书法文化理论追求，欧阳询可以说将楷书技法的难度发挥到了顶峰，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家”。欧阳询通过总结别人的书法文化，创新性地提出了书法文化的“八诀”，如，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他的书法文化作品集中体现了统一风格———险劲。欧阳询以严谨工整、平正峭劲、气势奔放、气韵生动等书法文化特点，将楷书的书法文化推向程式化、规范化模式，由此也在书法文化史上确定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从欧阳询诸多令人瞩目的书法文化作品和书法文化理论中，可以看出他涉及最多的还是具体用笔和结字的方法。他的用笔讲求稳健流畅，用笔方整，挥洒自如，笔力刚劲；间架结构则要求四面亭匀，八边具备。在用墨方面，欧阳询提出了“墨淡则伤神，绝浓必滞笔锋”的观点，可以看出，“冲和之美”的儒家美学思想已经渗透于其审美思想之中。

2.李世民。对书法文化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从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文化的推崇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文化家。他极力倡导王书，朝野上下对王书的学习成为一种风气，李世民的书法文化作品中不乏传世精品，其书法文化理论著作也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李世民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文化神气冲和，不激不厉，优美无比，他对王书倍加推崇，称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李世民认为，王书表现出了一种创新，这从某种意义上与开国之君励精图治、继往开来的精神相融合。不可否认，这也是它对王书赞赏的因素之一。李世民认为，书法文化创作如同战争，必须有指挥，就是书法文化中所指的“心”。李世民“以阵喻心”的说法，更加强调“骨力”的作用，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形态体现了筋骨劲键、笔墨温润的特点。

3.虞世南。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美是“冲和之美”，楷体风格具有内柔外刚、萧散洒落、圆润遒劲之美，在书法文化创作中，注重对书意的理解，在他看来那些模拟性的作品不能称之为书法文化，只有领悟书意的书法文化，才是书之妙道。此外，虞世南的书法文化中还美融入了儒道的“太冲“”太和”之气。

4.孙过庭。其书法文化美学思想是情动形言，强调书法文化是人本性的流露，是由情而发，是书法文化家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物质形式，不论哪种字体，哪种表现形式，都是字如其人，蕴涵了书法文化家的性情和修养。孙过庭推崇不激不厉、文质彬彬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这一点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把王羲之推为典范。对于书法文化的创作状态，以及书者与作品的关系，他提出了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五乖五合”之说，论述了创作中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孙过庭的《书谱》，对此时的书法文化美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从中也看到了盛唐浪漫主义书风的曙光。

二、盛唐代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狂逸恣情，情怀壮美

盛唐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局面，让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一时期，美学思潮彰显了自由、豪放、典雅、包容等特点，表现在书法文化上非实用性的狂草，似乎饱蘸了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审美色彩，迅速兴起，书法文化美学上充满了对逸气纵横的壮美情怀的追求，这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无形之象，无声之音张怀瓘之书论无论数量及哲理性都是罕有人及的，他的美学体系堪称博大精深。其美学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的是“意象”，他在对自己的草书进行探讨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就是：“探彼意象，入此规模”。意象最早起源于《易•系辞》，首次将“意”“象”共用于文论的是南北朝的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张怀瓘所说的“意象”包括“意”和“象”两个方面，他认为书法文化美的“意”是高深玄妙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非世智所能诠释。书法文化之意必须要传递才能赋予作品之中，那么，就只有以“象”为载体来表现。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提出：“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书者法象”指的是在书法文化创作中，要善于效法和运用自然之象，将其精神、气势等融会贯通于书法文化，凡是那些具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书法文化作品，无不是借助“象”来表现字势与体势，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书法文化不是再现现实之象，是在创造意识和宇宙意识的启发下，获得现实之象的意味。意象之美令人回味无穷，遐思不尽。

2.风神骨气，阳刚之美张怀瓘对风神骨气的审美价值情有独钟，尤其是对“风神”倍加关注。风神是书法文化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韵、胸怀、修养、才华等。书法文化艺术的欣赏，要着眼于作品中书法文化家的学识、气质、道德、情感等精神境界。张怀瓘认为书法文化是一种满怀激情的创造，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书法文化家的作品应该是自己的精神与字体神采、志趣的融合。他认为神采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自由表现，大自然中的花鸟草虫、飞禽走兽都是各具神采的，书法文化家的艺术神采与其天性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成就首先要依靠天分，其次才是锲而不舍的练习功夫。他要求，书法文化的学习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禀赋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再结合实际制定学习的目标。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风神的内核是书者的个性修养。张怀瓘推崇具有阳刚之美书法文化，他认为草书表现充满着活力感、节奏感的壮美，十分欣赏王献之书法文化中所蕴含的动态美，横溢而出的逸气，喷涌奔泻的活力，具有扣人心弦的阳刚之美。这种美不露筋骨，率意、率性，自由，他书法文化理论独到、精深，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意象理论为宋代的“尚意”，拉响了序曲。

三、中晚代唐书法文化美学思想：崇尚法度，遍寻禅意

中晚唐时期，随着儒学的兴盛，书法文化领域的美学思想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尚法之风逐步形成，替代了曾经在盛唐风行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自然、抒情、性灵等书法文化美学思想也寂然沉默。在此，对颜真卿、韩愈两位代表人物及晚唐五代禅境的追求，作如下分析论述。

1.颜真卿。强调法度美是颜真卿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唐时期，经世致用的儒学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受之影响在书法文化领域内尚法之风也逐步形成。以韩愈、颜真卿为代表的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雄强豪放的精神气概，并用法度将其固定下来。颜真卿的书论中对“筋骨”与“雄媚”的联系着墨最多，他认为刚劲有力的点画为结构的字体，书品雄阔媚好，在此观点的指导下，“颜体”逐渐展示出了清新端庄、气宇不凡、丰腴秀丽之美，颜真卿的书法文化技艺理论，大多能够将自己所感悟到的书法文化意象联系起来，并寓技法于意象之中。

2.韩愈。韩愈是一位大文学家，虽然他不是书法文化家，却以特有的艺术敏感，对当年张旭的创作草书的情景，给予热情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理论。书艺情表可以说是韩愈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指出，书法文化蕴含和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动乎于心，发之于书。与张怀瓘所强调的书法文化表现情感的观点不同，韩愈所说的情感是一种强烈的、一触即发的情感，在其内心是一种“不平则鸣”的心态。他认为，书法文化家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情感。韩愈所倡导的书法文化理论，在当时只能是非主流的状态，因为，当时浪漫主义难以取代对法度之美的推崇。

3.禅境的追求，晚唐五代法美学思想。晚唐时期，佛教兴盛，随着禅宗思想的发展，一大批禅僧书法文化家出现。禅宗认为，世界万物，佛我僧俗，都是我心的幻化，要达到佛我合一的境界，需要心悟。对于书法文化创作，自己的心悟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禅僧书家看来，书法文化理论不是言传身教的，需要在心悟中获得灵感，他们主张书法文化要能“通”“变”，他们在书法文化上所追求的禅境，主要表现为超尘脱俗，自然清新。另外，晚唐书法文化审美还体现出对“逸”之美的追求，“逸”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被书僧运用到身法之中，表现出一种超脱，一种韵致。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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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篇5

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中，艺术精神是为道德精神服务的，道德精神又是为政治服务的。唐氏认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而维护这种秩序的根本途径，儒家认为是保持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的命运要么屈服于政治，成为统治当局的帮凶;要么为政治所不容惨遭迫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以个人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化对象，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视要比西方知识分子浓得多，他们很少关心自然界的现象，关心和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他们为学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他们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们所倡导的儒学也一样是这种命运。可是，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为了保持和维护阶级社会中集体、个人、统治阶级利益平衡，这种文化功能不是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历史的恒久性，因为没有哪个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学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又是一种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儒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即在于此。唐氏尽管高扬和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认为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儒道两家的“相激相荡，相错相综”。他说:“大率儒树之则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辅之。儒重常，道观变。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术者多本于道。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乱世之隐逸多崇道。道主宏纳主因势，故开国之君多崇道;儒树纲常以立本，故中兴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畅经常，因势故重史学。然归本而言之，则儒重刚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关于西方文化，唐氏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就是贯穿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那种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中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腊文化是科学之母，这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希腊文化，从两种精神入手:一为阿波罗精神即科学艺术之精神;一为狄阿尼萨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腊精神之可贵之处就是“能透过时空中之流转，而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将生命建立在对时空物质世界关切的基础上，在其中发现运动的恒久性及其客观性来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腊文化以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为对象，重视对自然规律及其动因的探索。罗马精神在唐氏看来，它是人类“普遍纪律之强制的实现与普遍人性之自觉”。［7］107罗马法体现了罗马精神强制性的规律，而斯多噶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觉。斯多噶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观普遍性，肯定人类社会必须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强制性的纪律与法律，人类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会的普遍规律规范自身的生活。这样，希腊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转化为罗马文化“主宰生活，条理化生活之实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观地说，罗马法就是斯多噶哲学精神的实现。基督教精神，唐氏认为这种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内心之仁之自觉”。［7］110唐氏认为，斯多噶精神只认识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识义不识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也在于此，犹太教知义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爱精神，不仅爱朋友也爱敌人，耶稣为人类赎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现，耶稣之爱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内心，不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爱无限，而自觉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忏悔、信仰、圣洁和祈望。“所以耶稣之精神乃是一种求绝对超越现实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与人间之界隔，而向往一纯粹的绝对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贯的精神。”［7］111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爱和儒家的仁爱分别代表着东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实现自我，冲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界限，而实现天心、人心、我心的贯通，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唐氏认为，基督教的仁爱在实现贯通的同时，天心与人心是遥遥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与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对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祷，这种信仰与崇拜一方面联系着天心与我心，一方面又推远两者的距离。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典型的科学和宗教形态则分别出现在近代和中世纪。唐氏认为科学精神追求的是发现和实现普遍者于现实时空的特殊事物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绝对普遍者的信仰，这就是说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是排斥理性实证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证”，而科学则相反。如果只有对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没有要求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欲望，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两者密切联系、彼此消长。概而言之，唐氏认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7］61“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观我与客观物之和谐融摄关系与上所谓主观与客观之紧张对待关系之不同”。依据这一观点，唐氏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对中西文化整体的“人文”价值趋向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为唐氏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实现着唐氏的哲学精神”。［9］唐氏论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心观念”。他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10］1这一中心观念便是他所强调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唐氏对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较，正是他对二者相融互汇、协调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他一再强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发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在这种至高精神的统摄下，中西文化应首先承认彼此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态互视对方，增进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赏和学习，互相批评与提携，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从而形成独立与融合并存、多元与统一共居的、动态的、有机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永葆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观

唐君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和宗教意识进行了疏释。当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产生一种以求上达的意识，即有罪苦的意识时，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识。而且，只有当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是宗教意识，否则就是道德意识。其区别是，在道德意识中，人虽然感到有两个自我的冲突，但如果还可由协调的办法得以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两个自我的冲突在自己的身上还没有达到统一体的破裂时，人虽有痛苦和罪恶感，他还会认为痛苦和罪恶是我所当受，是磨炼自己人格的好机会，如此，他还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当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脱自我矛盾十分尖锐，以至无法达到协调和消解，两个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统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时，或者勉强形成，过后又发现这种统一两个自我的努力并无实效，从而痛到绝望时，这时人才由道德意识转向宗教意识。在这个时候，两个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碍裂，人不能同时感到两个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为自我，就会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实体而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为我，那么认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们通常都以欲望之我为基点，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实现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这样，就表现为人对神的信仰。人们越把欲望之我视为卑微不足道，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就越强烈，对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诚。而当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时，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来，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识是人类从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的意识，是一种独立意识，是比求真求美意识更高的意识。它与求真求美意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倾注于客观的真美而耗费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则的支配，而宗教意识则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则的支配。唐氏把人区分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说是有着自然生命的当下的自我，是具体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指从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说是从自然生命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现实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来，唐氏认为宗教意识是从心理上产生的两个自我冲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识区分为十种: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识。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无限神，而同时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识。三是求神满足自己来生愿望的宗教意识。四是求神主持世间正义的宗教意识。五是求灵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灵魂解脱的宗教意识。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识。七是不信神亦不执我的宗教意识。不信神也不执我的宗教意识，如佛教能对我执破除净尽，将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无人我之执，也无神我之执，而视一切皆空。八是担负人类苦罪，保存一切价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识。九是对先知先觉的崇拜，以担负人类众生苦罪的宗教意识。十是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识。唐氏认为，第十种宗教意识是最高级的宗教意识，原因是在高级的宗教意识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萨，都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而人类的圣贤豪杰，在实际上就从事担负人类苦罪的事业。显然，唐氏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轻的宗教意识高，不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要比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高。他的这种宗教形态论，表现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体的思想，他开始探索将儒学和宗教加以结合。唐氏认为，人类受苦难多而无法自拔，受冤屈多而无处申诉，从而容易趋于相信神与灵魂之不朽，这可以解释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人类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过恶，同达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却是人今生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只凭个人之力所能达到。于是人们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继续向上，以达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动;同时，又寄希望于师友或其他人的帮助，甚至当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恶，或发现他人都陷于罪恶中时，就不免产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无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恶。唐氏认为，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类求神与追求灵魂不灭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力。人一旦具此动机以信神或灵魂不灭之后，又会转而对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恶与正义问题作一通观:认为人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恶。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现为宇宙的正义原则，而苦痛反过来又使人获得超越罪过、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为磨炼人格，帮助人去除过恶的动因。可见，唐氏是用人类追求德性之完满的愿望来说明的产生，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论的。作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艺术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超越者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过不表现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天。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国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论证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于人心。他说:“就其内在于我，而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则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属于我而未尝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与主观性。”［11］88他认为基督教、回教与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视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视其内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在他看来，宇宙间唯人能以人德继天德。人之以人德继天德，即其尽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赋之性，天所赋之性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继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有所依赖于天，天亦有所依赖于人，无天道，人道固无所自始，而无人道，天道亦无以成终。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中国儒教思想尤重积极的肯定与保存一切有价值事物，“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11］90唐氏这种“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论设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为寻找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说:“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这种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从人的人伦关系中，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以及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的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见神之存在，并与之相沟通，因此，它又是与中国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观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观。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的，又吸收世界诸大教之长的未来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纷争和冲突，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满足人对精神价值的需要。

人生哲学

篇6

在数学教学中，怎样寓知识、技能、方法、思想于一个学过程中，是数学教学的重要课题。由于数学的高度抽象性、严谨的逻辑性、结论的确定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这些特征，决定了数学教学的难度。如果教师只是注重单纯地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能力的培养，学生就会跟在老师的后面跑，整天忙忙碌碌，全是死记硬背。听老师讲时还会，自己做时就错，临到考时就蒙，这样下去是越来越糊涂。所以，要使学生变书本知识为自己知识，就必须学会学习知识的方法。下面就其怎样使学生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谈些教学体会。

新知识的获得，离不开原有认知基矗很多新知识都是学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学生来讲，学会怎样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新知识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精心设计、抓住知识的生长点、促进正迁移的实现。

例如，在研究多边形内角和定理时，可向学生提出：我们已经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那么，你能根据三角形的内角和求出四边形的内角和吗？这样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就勾通了新旧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的提出，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促使了学生思维的展开，提供了回答问题的机会，创造了活跃的教学气氛，学生会准确地回答出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360°。又问：你是根据什么说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360°呢？是猜想的？还是推理得到的？学生的回答是作四边形的对角线，将四边形分为两个三角形，而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两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360°。教师马上对学生的回答给以肯定和鼓励，再问：五边形、六边形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度？学生很快就会回答出五边形的内角和等于540°，六边形的内角和等于720°。接着又问：你知道十边形、一百边形、一千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吗？这是老师故意设置“知识障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及时引导、启发、迁移、总结规律。让学生观察、发现求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内角和，都是从它们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将它们转化为三角形来求得的，并且内角和是由从它们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所分得三角形的个数确定的，而三角形的个数又是由这个多边形的边数确定的。从而可知从n边形的一个顶点作对角线可将n边形分成（n－2）个三角形，所以n边形的内角的和等于（n－2）·180°，即得多边形的内角和定理。这个定理的出现，是教者通过设疑、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寻求解题方法，由个性问题追朔到共性问题，总结出了一般规律。这样做，不但使学生学会了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学习新知识的方法，又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渗透了把多边形转化为三角形来研究的数学转化思想。

当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了学习新知识的方法和数学的转化思想，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研究梯形中位线定理，学生很自然就会将它转化为三角形中位线来解决。对于平行四边形、梯形的问题学生也很容易就想到转化为已有知识来研究。又如，对于解二元二次方程组，学生根据已学过的解一元二次方程等知识，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消元将原方程组转为一元二次方程来解之，或将二元二次方程组通过降次转化为一次方程或有一个一次方程和一个二次方程组来解决。对于分式方程要通过去分母或换元转化为整式方程来解。对于无理方程需把方程两边乘方或换元化为有理方程来解。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只要做到精心设计教学环节，科学的提出问题，采取得体的教学方法、适时疏导，帮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对所学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以知识讲方法，以方法取知识，就能够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达到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

篇7

数字化技术显在的技术优势与潜在的哲学局限构成其同时并存的两极。这种哲学局限首先表现为数字标准化对事物个性意义体认的限制。数字化“比特”对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检测与传输是静态的、标准化的，它可能乃至必然抹煞事物背后的内在差异性，消弭视域内所有知识、技能、规则、标准、程度的个性特征。对本原性事物作技术化削足适履，有利于对象的量化处理和规范传输，甚至带来创造性转换和功能的提升，但同时也是对事物潜蕴意义的漠视和背离。例如，正如专家所言“比特不可能测试出组织的功效、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揭示出的只是事件—关系—信息的一个新维度而已。[1]（P8）例如，网络交友的方便快捷，让有情人“e网情深”，然而却难以获得对象个性和人品的真正体认，虚拟的网恋甚至可能使真正的有情人失去幸福。网上写作态情快意、发表自由，让无名者体验到“我也可以当作家”的，但降低“作家”的门槛、消除发表作品的限制后，创作成了电子符号的标准化生产，“作家”的速成与速朽、作品的速生与速亡却是互联网本身所无法逆料也无以评判的。网上阅读资源无限、应有尽有，可“读屏”时的图文链接干扰和快餐式填鸭，却让人再也难以悉心品味“读书”时细嚼慢咽的那种隽永的诗意和艺术内视的彼岸性。“比特”对“原子”的阻隔，很难让欣赏者获得文本个性的亲和力，去体察作品“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和“艺术里的精神”（康定斯基）。所以，在数字化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哈贝马斯曾经忠告的：“技术已经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法化”，他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上，生产力似乎进入了一种与生产关系的新的组合关系。现在，它们己不再为政治启蒙的利益而充当对流行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相反却成了合法性的基础。”［2］（P84）

数字化的哲学局限还表现为数字的平面化对事物深度认知复杂性的限制。数字化信息处理是在失去时间深度的虚拟平面空间和思维外化的平面网络体中完成的，比特所模拟或虚拟的景象及其所简化的真理性，无论如何无法充分表征或完全替代本原事物，因为原初物本体的丰富性、自然性征的复杂性和动态的生长性与变异性，一定是超越比特仿真和数字模拟的。特别是诸如物理属性、真理认知、生命现象、心理活动、情感体验、神情变化等非表象因素，更是难以用数字化进行简单比量和仿拟的。即使是人类的基因图谱也只能是对生命的技术抽象和模型简化，真正的生命形态远比基因图谱复杂而多变；克隆的生命与自然生育之间不仅存在血缘人伦的矛盾，还存在生命孕育的自然性和生命过程社会性的双重落差。数字化生成机制在虚拟中实施循环逻辑，将对象的复杂个性转化为程序设定的类象（simulacrum）信息，原初事物的复杂意义和多样特征被规范化和标准化过滤得井井有条，不仅事物复杂性问题被简单化处理和技术性遗忘，程序本身的意义、价值与合理性也将被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带来的是三重平面化：一是载体仿拟的平面化，即网络在线（online）没有时间的绵延只有空间聚合，把物理的时间转化为虚拟的空间，把历史的深度转换为此刻的“在场”，把立体的实存物转化为平面化机器仿拟品，用虚拟真实（vertualreality）替代客观实存，这种载体仿拟的平面化带来的不仅有信息处理时的形态改变，还有媒体过滤中的意义丢失和精神深度削平。二是思维的平面化，正如同普遍使用文字符号的指涉功能（能指与所指）使人们逐渐淡忘了直面事物的亲历感一样，普遍使用数字化“万维网”(www)会使人失去躬行生活时的反思性和思维的深度——当人们以网络的超常记忆体逐渐取代大脑记忆体时，人的思维就将逐渐趋于平面化，降低大脑记忆体在人类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就如同有了电话号码本就无需强制记忆一个个电话号码，电子媒介（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络聊天、QQ对话、手机短信）交往失去握手、拥抱时亲切的深度体验感一样。哈贝马斯曾说：“无论如何，技术可以这样来解释：人类掌握了原本就植根于人类有机体中的目的—合理的活动的行为系统的基本要素，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透射到技术手段的平台上，从而使他自身能够从相应的功能上解脱开来。”[2]（P87）不过哈贝马斯也许没有看到，这种“解脱”同时也会造成技术与精神游离，或生命原点复杂性的平面性简化。三是超文本的平面化。网络文本的最大特色就是其超文本（hypertext）结构形态，整个互联网就是一个由“万维网”（www）构成的数字化超文本。这一超文本话语里的语词、陈述、判断，随着体系本身链接和互动的扩张而倾向于在该体系内部自足地协同与印证，并且从体系所包含的其他词语、陈述、判断那里获得最终注解。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表象被简单化为数码类象，同时又将简单元素的复杂链接突现为平面化仿像，正如同无数简单神经元的复杂连接突显出思维现象一样。结果，超文本机智地复制了平面化的物象表征，却挤出了漫浸于物象中的精神水分，以至于一些超文本小说流于智力游戏和技术时尚表演。

还有数字的知识化对意志自由的限制。“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导源于‘求知意志’（thewilltoknow），人文精神导源于‘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技术的时代（即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时代），人容易沦为‘求知意志’的奴隶；而在信仰的时代，人的自由意志被‘无知’所蒙蔽。”[3]（P177）人类求知意志发明的数字化技术提升了知识的价值，甚至诱发“网络为王”的知识崇拜，却又限制了支撑“求知”的意志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思想为知性提供“意义”，理解则为感性提供“知识”，而互联网的接入和运用主要是基于“知识”——技术知识，而不是“意义”，是出于求知知识，而不是求知意志；不仅不是意志对意义的探寻，还可能导致人们对于意义求知的束缚——因为意义是价值层面的东西，知识则是客观认知的对象，数字化是知识性的工具载体和技术手段，它的炫目与神奇吸引的是求知者的眼球，却遮蔽了知识背后意义的光彩和对价值的意志追求。在互联网上，我们获得的是“知识”，而我们的头脑总是试图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以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得来，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意义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可能被领悟。知识是外在的东西，而意义是内在价值的体认，“意义”的意义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置体认主体为度外的“知识”，而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理性的沉思，一种意志的洞见，一种入乎其内的价值关怀，这不是靠知识（如数字化知识）的占有所能决定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知识对意义体认主体来说是外在的、非中心化的、非价值主体的，它与意义之间还隔着一条数字化鸿沟，人的求知意志需要迈过这条鸿沟并且把“鸿沟”变作“桥梁”才能真正求知其真正的意义。

有时候，技术的霸权还可能导致“知识至上”，用工具理性解构人文的意义，最终走向价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反面。尼采就曾说，现代科技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机械的世界，“而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4]（P256）。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马尔库塞（H.Marcuse）、哈贝马斯（J.Harbermas）等人，从社会批判的政治和人文立场对现代技术及其文化工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为什么笛卡尔新科学的“数学宇宙”的理想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噩梦中沦为泡影？为什么在培根、笛卡尔、伽利略所热烈呼唤的新时代里，人类并没有进人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而是沉沦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主要原因则在于“技术的解放力量转化为解放的桎梏”，科技构成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铸就了一种新型的以科学为偶像的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造成“理性的黯然失色”（霍克海默）、“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和“与文明”（马尔库塞）的悖反，因而，应该以“交往旨趣”代替“技术旨趣”，才能使人类“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说，瞩目于技术的知识使现代人成了“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这样，“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5]（P132）。弗洛姆（E.Fromm）说得更尖锐：“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人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6]（P25）他提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7]（P96）技术的这些局限衍生出求知意志对求知意义的限制或技术知识对意志自由的束缚，这也许可以说是“科技与人文”的精神现象学在数字化时代所要面对的新的“斯诺命题”①[8]。

二、数字艺术的美学悖论

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伟大创造，但数字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技术性程序和人性化的编码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需要调解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在网络艺术活动中则体现为数字化艺术的美学悖论，对这些悖论的理性反思将使我们在培植科技与艺术共存共荣境界时，持有一份真诚而清醒的诗意关怀。这里拟涉及这样几种观念上的悖论及其对立与统一：

数字虚拟与艺术真实。在传统的艺术美学中，“真实性”是一个艺术价值论、审美意义论的范畴。无论是写实文学的生括真实、浪漫文学的情感真实、象征文学的心理真实，还是荒诞作品的本质真实，都需要一个实存的现实物（人）作为参照系，以便为艺术品确定一个能被主体的知、情、意所认同的评判尺度。然而对数字艺术、特别是网络作品的“真实性”评判却失去了这个主客分立的逻辑前提——数字化网络创作是基于“赛博空间”缔造的“虚拟真实”，它既非客体，也非主体；既是艺术真实的对象，又是艺术真实的本体——网络艺术在表现这一虚拟时，需要借助这一虚拟，同时又是在创造虚拟本身。华盛顿大学的布里肯（W.Briken）对网络虚拟真实的表述是：

心理学是虚拟真实的依据，界面即我们的身体。

知识用经脸来表达，环境中存在着数据。

尺度和时间是探索的坐标，一次经验标价1兆。

要问虚拟真实的含义，就是实实在在已不必要。[9]（P33）

这样的“真实”是虚拟的，但却是真实的，是可以感觉和把握的，它是数字艺术真实生成的背景，达成的是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它并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现实的认知和参照模式，却又独立于物理现实和心理现实而构成自主性艺术真实。创造“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概念的威廉·吉布森（W.Gibson）在他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解释说：“赛博空间是成千上万接人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象，……这些幻象是来自计算机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10]（P67）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空间；二是身体虚拟化，达成人机合一。[11]（P25-26）这样的赛博空间用虚拟构成真实，又用真实表达虚拟，数字艺术的美学建构就在于从二者的悖反中获得审美创造的张力。

文学在线与文学性消散。数字化互联网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的载体出现在文学面前的。尽管文学走进网络或者网络接纳文学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文学“在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常常是源于游戏、休闲、表达、交流、“孤独的狂欢”等等。此时，文学性（literariness）不仅可能被遗忘或遮蔽，还将被“祛魅”（disenchantment）和消散。文学的审美原点和价值本体在于其文学性，即如雅可布逊（R.Jakobson）所说的：“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2]（P104）网络文学恰恰是用符码游戏性替代了文学性，用机械复制性替代了文学的经典性。在这里，“文学”是在线的，甚至是簇拥登场、火爆抢滩的，而“文学性”却是飘散的，逃逸的，无以言说的。法国作家吉斯·黛布雷（R.Debray）从媒体特征的角度解释过电子艺术的非文学性和非审美性问题：

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即书写（writing）时代、印刷（print）时代和视听（audio-visual）时代。与这三个时代相对应的，则是偶像（theidol）、艺术（theart）和视觉（thevisual）。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时代是语言统治（logosphere）时代、第二个是书写统治（graphosphere）时代、第三个是视图统治（videosphere）时代。偶像是地方性的（起源于古希腊），艺术是西方的（起源于意大利），然而，视觉是全球性的（起源于美国）；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神学（theology）、美学（aesthetics）和经济（economy）。[13]（P7）

数字化艺术属于视觉读图（屏）艺术，它已远离了书写时代的“神学”和印刷时代的“美学”，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以视觉图像（或图文并陈）作为文化消费符码，让数字艺术在线作为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网络世界的文学漫游成为商品化的文化消费，文学的诗意正连同文字的修辞魅力一道消失。在由数字化编织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数字化编码也取代了艺术的创作规范而成为新的美学规则。在线的文学空间里稀释了“文学性”的踪影，不再追求艺术的超越性和深度性，只有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传媒权力语境的双重夹击下，网民操作的单向涉人与游戏化的符号。“文学性”承载的消散终于使得“E媒”文学的网际繁华蜕变为一片片无根漂泊的风中玫瑰。

个体中心与主体边缘。数字化网络是分权的，非中心化的，它的蛛网搜盖与触角延伸，从总体上解构了传统“金字塔”式权力话语模式，而让每一个体都享受在线平权并自成中心，同时又使每一中心成为他者的边缘。个体中心犹如恒河之沙，主体边缘则如玉石之阶，即所谓“人人皆中心，处处是边缘”。其实，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不断从自我中心跌落又不断走向新的发现而向中心迈进的过程。有学者曾指出过，人类历史上除了逻辑哲学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消解、科技理性造成人的普遍分裂和神性消退造成的价值空虚以外，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元话语”，在近现代已经遭受到三次实质性打击：一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发现人类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而仅仅是茫茫宇宙中一颗星球上的微小生命；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人原来属于动物界，而不是神的造物；三是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力量，使“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4]（P430-431）人类历经“宇宙中心”、“上帝子民”、“理性君主”的三级跌落后，寻找自我根基、重建生命自信，便成为许多近现代哲人思考的中心，也激发出艺术家们“补天”的使命。互联网的个体中心并没有拯救人类总体上朝向边缘跌落，因为在哲学主体性上，网络活动的主体只能是“间性主体”或主体的边缘化。一方面，网民的所有上网活动都需要其他网民的交互与认同，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闪客”聚会；另一方面，网络文本往往是合作的、接龙的、他者介人和共享链接的，其主体性也必将是间性的、边缘的。个体中心与主体边缘的悖论是数字艺术的宿命，也是网络创作活动的审美常态。

最后是精神临场与身体缺席。数字网络上艺术游子的“英雄聚会”是一种心灵相约的精神临场，而非身体的肉身躬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肉身缺席就使得虚拟的网络丧失了实际意义；恰恰相反，在信息沟通、系统控制、技术仿真等方面，勿需身体躬行的数字化世界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社会效能，如网络炒股、电子邮箱、网上购物、虚拟社区交友、视频会议、远程医疗等等，都是人在非“临场”的状态中实施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表达，数字化网络中精神出场而身体缺席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要以临场的精神来铭写缺席的身体，或者说用精神出场的方式实现身体欲望。网络是一个宣泄欲望的自由空间，加入其中的精神表演多半是身体叙事。木子美的《遗情书》、竹影青瞳的《美体书写》等，不仅用文字写作“身体”，还配有个人肖像和生活图片来展示身体。那些在互联网上火爆一时的小说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风中玫瑰》、《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等等，无不是以在场的精神演绎着缺席的身体，让肉身化叙事成为灵魂漫游与精神自赎的无底棋盘，从而使得“身体的大地行走”成为这些作品的文化命名。

网络写作的身体叙事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工业文明和媒体霸权的消费社会，“身体”不仅是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它的反叛性登场作为对于异化现实的观念抵抗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事实，并已经与阶级、党派、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理论范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尔库塞在《与文明》中认为，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如果权力或者资本的运作还在加剧贫富悬殊，那么身体的快乐与异化的解除只有缩小到审美领域才能实现。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指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15]（P7-8）约翰·奥尼尔提出：“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16}（P17）当我们从数字化媒体中发现精神在场而身体缺席的观念悖论时，既要充分认识身体是处于精神飞地之外又期待精神表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体察到数字化网络审美仍然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同时又要谨防将身体欲望与被游戏化叙事插人到文化消费主义的槽模。身体缺席虽然不会影响精神的解放，或身体会成为精神解放的终点，但身体却无法承担精神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将是数字化精神现象学需要面对的一个人学原道性课题。

注释：

①所谓“斯诺命题”是有关科技与人文矛盾关系的理论命题。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英国人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里，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

在互联网触角延伸、无远弗届的今天，对数字化技术进行价值阐释，需要的不再是单纯的媒介认知，也不限于技术功能的效益省察，还需要有人文价值理性的意义阐释。探询数字化的哲学局限与美学悖论，旨在破除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遮蔽，将电子媒介革命的现象学诠释作为体认和建设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思维平台和实践前沿，让网络技术的文化命意不断创生与人的精神向度同构的意义隐喻，使其成为人类“澄明的精神在大地行走”的一种生命安顿方式，以求达成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协调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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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篇8

一、在日常生活中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地引导幼儿学习数学，能使幼儿在没有思想负担的情况下，自然、轻松、愉快地获得一些粗浅的数学知识，从而有利于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每件物品都是以一定的形状、大小、数量和方位存在着的，如皮球是圆的，手帕是方的，手指的长短粗细是各不相同的等。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感知日常生活中的数学知识，如当幼儿带来各种玩具时，教师可告诉幼儿这些都是玩具。当各种颜色的毛巾集中在一起时，教师可告诉幼儿这些都是毛巾，从而初步渗透集合的概念；游览公园时，教师可以让幼儿数数公园里有多少花，当幼儿无法数清时，可以教他们用“许多”来表示，并请他们寻找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也有“许多”，如有许多的茶杯、小床、毛巾、玩具等。

幼儿生活在充满数学内容的环境中，数学启蒙教育的契机俯拾即是，如水果店的水果是分类放置的，动物园里的各种小动物是分类关在不同的动物园舍内的，小朋友由矮到高排队，碗、碟从大到小往上叠等现象，都为幼儿提供了有关数学的感性认识。

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包括盥洗、餐点、睡眠等，教师可以结合这些活动让幼儿逐步感知数学知识。如在盥洗的同时可以引导幼儿观察对应现象：一只杯子内放1把牙刷，1个小朋友用1条毛巾，并知道小朋友和毛巾是一样多的，但如果有位小朋友没有来，就会出现小朋友少、毛巾多的情况；进餐时，教师请每组的值日生盛一碗饭，放一把调羹，再把饭一一送到本组小朋友的手中，感知对应的方法。吃点心时，教师可以请幼儿数出自己盘子里点心的数量。有一次吃龙虾片，教师先请幼儿数出自己盘子里龙虾片的数量，然后问他们每人有几片，如果再给1片是几片。当幼儿回答正确时，教师就奖励他1片。餐点结束后，教师可以要求幼儿学会按顺序做事：先将毛巾展成大正方形擦嘴，再将毛巾对折成长方形擦脸，再对折成小正方形擦手，最后依次把杯子、盘子、毛巾放好；午睡穿脱衣服时，教师可引导幼儿数数自己穿了几件衣服、几条裤子，从中渗透数数的内容。

二、在游戏化的操作活动中学习

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表明：幼儿只有通过动手操作、摆弄，才能逐步体验抽象的数概念，因此教师应为幼儿提供学数的操作练习材料。例如让小班幼儿学习按物体的某一种特征进行分类时，教师可提供给每个幼儿彩色的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卡片各3～4张，一张练习纸（如图一），让幼儿给图形卡片分家，把各个图形卡片摆入形状相同的“家”中。幼儿在这一操作过程中，不但学会了按物体的某一特征进行分类，还认识了不同的图形。

附图{图}

又如，学习用对应的方法比较物体的多少，幼儿往往要通过多次的操作练习，才能真正理解。首先教师发给幼儿每人一张练习纸（如图二），要求幼儿用笔将上排的花和下排的花一一连结起来。接着教师出示小猴和桃子的教具，让幼儿用一对一连结的方法比较小猴和桃子哪个多，哪个少，由于小猴与桃子没有对齐，有的幼儿在连结时就出现了以下情况（如图三、图四）。这时，教师引导幼儿用画连线的方法玩“小猴吃桃子”的游戏，当笔碰到桃子时，幼儿就发出“啊呜”声，表示吃了一个桃子。当轮到给第三只小猴吃桃子时，有的幼儿说吃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桃子与小猴大致对着，这时，教师引导幼儿学习按顺序连线。由于教师的指导生动、形象，所以小班幼儿很快接受了上述比较方法。后来，当教师出示小猫吃鱼图（图五）时，幼儿就知道了先找小猫的嘴巴，再去找鱼，并能按顺序连线，从而理解了对应的方法。在操作练习过程中，幼儿愉快地通过实践获得了有关数学知识，并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附图{图}

三、在各类游戏中学习

幼儿早期数学教育的娱乐化还体现在幼儿的各类游戏，如小班幼儿喜欢摆弄“娃娃家”的餐具，教师就可以趁机引导幼儿区分碗的大小，把碗和杯子分类摆放；在拼图游戏中，教师可事先拼好简单的图形，制成一张张样卡，然后让幼儿寻找相应的图形片放在样卡上，并引导幼儿数数、比较多少。此外，结构游戏对幼儿认识大小、长短、形状也是十分有益的。

篇9

（一）小学生的特点小学的数学教学具有很大的年龄特征，低年级学生具有较强的形象思维，对于形象性的知识比较感兴趣，而对于抽象性的知识特别是那些枯燥的知识提不起兴趣。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年龄特点，采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数字兴趣，而数字化技术就是有效手段之一。

（二）数字化技术自身的特点数字化技术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延伸了德育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并且能为学生提供绚丽多彩的图片，悦耳动听的音乐，及活泼生动的动画或视频材料，使学生身临其境，这些效果是传统的德育方法无法比拟的。

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施数字化德育的效用

（一）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德育趣味、生动化小学生具有好奇、喜新，形象思维占优势，学习目的性、自觉性和注意力稳定性差等特点，因此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需要结合课堂引入一定的故事情节，诱发学习兴趣。这样的故事情节如果单是语言描述，有时略显枯燥，利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故事更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学生更感兴趣，更易接受。

（二）利用数字化技术，将数学德育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还可利用学校的数字青少年宫在校园网上建立班级网页，一方面发挥集体协作精神，另一方面增强集体意识。在这班级网页上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如有学习园地、知识窗等，数学教师或其他各科教师可将本学科相关的德育材料上传至班级网，既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又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本领，将德育渗透于无形。同时，建立聊天室，在聊天室内，学生可针对数学问题提出困惑，学生之间可互相切磋讨论，发扬互帮互助精神。教师亦可参与其中，增加师生之间的关系。

三、结语

篇10

关键词： 高中数学教学 数学文化 渗透策略

高中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需要帮助学生掌握基础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可以学以致用，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需要在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体会学习过程中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一、高中数学教学中蕴含的数学文化

首先，高中数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尤其是中国数学文化。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数学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南宋时期的数学家就在其著作中记载了“杨辉三角”，可以用来求解二项式定理中任意正整数次幂的系数；齐梁时期的数学家祖提出“祖原理”，可以用来求解复杂几何形的体积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数学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其次，高中数学蕴含着丰富的西方文化。西方数学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数学家发现的定理和公式有很多。西方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例如意大利的数学家斐波那契在其著作《算盘全书》中就提出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在数学中的应用就非常广泛。高中数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其他民族或国家、地区文化。例又如通常所说的阿拉伯数字最早是由印度人所发明的，后来传入阿拉伯地区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数学家・伊本・穆萨不仅创立了代数学，发明了许多数学符号，而且其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对80多例题有明确阐述。

二、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作用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高中学生认为数学科目抽象深奥，数学学习枯燥乏味。因此，数学教师需要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学科目的奥妙和魅力所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讲解在数学理论知识后，教师可以介绍一些数学概念起源、数学家的趣事和数学发展的曲折历史等，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数学学科，发现数学学习的有趣之处。

2.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高中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文化，不仅可以让学生感悟到数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学生不知不觉就会转变自己的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从而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感受到数学学习的快乐。

3.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高中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和数学素养，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纵观数学发展的历史，许多方面都有创新的思想在闪光。例如罗巴切夫斯基汲取“欧式几何第五公设”的精髓，开创了“非欧几何学”牛顿和莱布尼茨通过学习和借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建立了微积分理论等。因此，高中数学教师在渗透数学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策略

1.在数学概念的理解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数学概念是学生理解和掌握数学教学内容的基础，在提高学生数学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高中数学教师在渗透数学文化的同时，需要注重从数学概念教学等方面入手。例如教师可以借助古诗和成语，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概念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在理解三视图概念的时候，可以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理解事件概念的时候，可以用“滴水成冰”帮助学生理解随机事件，用“黑白分明”理解必然事件，用“海枯石烂”理解不可能事件等。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又有利于学生理解数学概念。

2.在数学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数学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而且要帮助学生掌握数学学习的方法，在学生数学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文化教育。教师可以通过还原数学知识发现过程，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在讲解复数和数系的时候，可以向学生介绍相关的数学史，通过数学家思想的闪光，启发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思考与探究，感悟数学方程理论及数的运算规则在数系扩充中的作用，并体会其中存在的数学原理。数学教师可以在知识探索过程中，以充足的感知材料引导学生思考，感悟数学文化。例如在知识的巩固中，教师可以借助新旧知识联系、知识延伸和变式训练等教学手段和方法，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实现渗透数学文化的目的，从而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

3.在数学史的选讲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数学史不但记录了数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而且记录了数学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和危机，体现了数学家不惧困难和敢于挑战的精神。因此，数学教师可以借助数学史的选讲向学生渗透数学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华罗庚、苏步青和丘成桐等著名数学家的生平事迹和奋斗历程，让学生从数学家的思想中汲取力量；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祖原理和杨辉三角等中国数学的伟大成就，激发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鼓舞学生学习的信心。

总之，数学文化是数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师在高中数学教育课堂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学生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学科的魅力，真正愿意学习数学，乐于学习数学，切实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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