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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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结束战乱，统一中国，政治稳定，厉行节俭，不注重服制等级，服装制度杂乱。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结合前朝制度建立了本朝的服制制度。妇女戴幂罗的外出装扮，皆吸收融合了南北朝时期胡服的特色，对唐代女服有很大影响。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服饰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唐朝经济的对外开放，使得“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变革。此时黄色成为皇帝专用色，是帝王的象征。由于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唐代妇女服制形式开放，汲取了北方民族服饰的特点，尤其胡服盛行。在唐代的壁画中，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妇女形象。《簪花仕女图》中高腰襦裙，半抹胸，外披大袖纱罗衫，衣料透明，肌肤若隐若现，足见当时的开放程度。日本的和服、朝鲜服、韩服均吸取了唐、明时代的精华。日本和服更是继承了大袖衫的服饰特征。唐装多变、服饰大胆，成为中国服饰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沿袭继承了唐代服制，稍有革新，出现了褙子。辽金元为少数民族掌权，各自继承了民族特性。明代恢复了唐代冠服制度，女子上衣比唐代拉长。由于明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推广棉业，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明朝因帝姓，以红为正色，但平民禁用大红色。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官员的品阶。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清兵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男子服饰按满族习俗，官服为长袍马褂。清代女着旗装，外罩坎肩，花样翻新，颇为流行。

二、近现代服装的演变

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时，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西式服装流入中国。但男子的服装还是以长袍、马褂为主，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普遍着满式旗袍。后来旗袍经过改良，已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服饰。从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旗袍成为女性的主要服饰之一。衣袖的宽窄、长短；衣领的高低；下摆由长至短，由短至长；衣料由俭入奢，由奢就俭，都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后，受革新思潮文化的影响，男子服装中出现了中山装。但主要服装还是长袍、马褂。

篇2

1.紧身胸衣与三寸金莲

紧身胸衣与缠足实质上都是对身体进行变形，这种变形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谴责，并被扣上“刑具”的帽子。然而从性的角度来看，紧身胸衣是以强调曲线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缠足是以强调柔弱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它们都是显示性方面强势的一种服饰。同时也都表达了两个相反的欲望，即在束缚身体的同时又放纵了它。紧身胸衣最早产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直到中世纪之后的16世纪的上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人们以鲸须为骨架制成一种无袖胸衣，这种胸衣呈倒三角形，穿上身后从肩至腰都非常紧身，可调节的系带能将女人的腰肢勒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同时又把向上提高得更加丰满。与之相配合的下装则十分的膨胀，一种由鲸骨、藤条、木块或金属丝制成的圆环将吊钟状的裙裾层层撑起罩上长及地面的华丽面料，正面看去是X型，背部却很舒缓，这种曲线形体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但这种完美是残酷的，由改变内在生理机能而使其外在形体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类服饰史上绽放的一朵奇异的虐恋之花。由于当时人们性观念与并不保守，在给外界留下极为得体优雅和明显的性感印象的同时，紧身胸衣还以一种为大众接受的方式，赋予了女人表达自身对性的渴望的权利。并且人们还认为紧身胸衣能掩盖女性身上不够“理想”的部位，从而使她们看上去更妩媚动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贝姨》中有具体的描述：“在这一时刻，一个既不丰满又不苗条的女人，却美的非凡，她的曲线因不经意地遮掩而若隐若现、因闪光的衬裙褶皱和紧身胸衣下摆垂片的衬托而清晰可辨，这一切让她如此的性感可爱……。”和紧身胸衣并驾齐驱的缠足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南唐。缠足一般于六、七岁开始，要到十岁左右才能解除。用四尺长的窄布条将双脚紧紧地缠绕，除大趾外，将二趾紧紧约束，以后越来越紧，一直要缠到“小瘦尖弯香正软“才算大功告成。当这样的小脚穿上长三寸、尖锥型精美的小鞋，“三寸金莲”由此而产生了(如图3)。我们可以从南朝潘妃“步步声莲”、南唐后主李煜的窅娘帛步缠足轻歌载舞中看到，那纤小如初月的三寸金莲让女人们步态摇摆不定，身形婀娜多姿是多么的娇弱，让多少男人们迷恋。虽然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即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是俗语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在这种痛苦中，由于男人的“注视”而使女人们得到。男人的“注视”最终决定女人的着装的趣味，使她们在精神上体味到虐恋的快乐。

2.纹身

虐恋美学现象并不仅仅限于缠足和紧身胸衣，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纹身和穿孔也成为时尚，是一种皮肤化妆，就如同人们穿各种漂亮衣服一样是藉此展现一种美、一种精神。美国著名的服装心理学家弗格博士认为：人的装饰形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肉体装饰和外表装饰，而纹身绣面就是肉体装饰的最古老形式、是人类童年时期对美的一种追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深受人类社会的喜爱，谱写着人类追求痛苦和快乐的传奇。中国的纹身历史悠久，《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这“文身”“雕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纹身装束之一了。纹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同时纹身者也在痛苦中磨练意志，享受着快乐。纹身可以在很多部位进行，如脸部，胸部、背部，或者在性感部位如、臀部、腰部等。当我们进入纹身世界中，不论在哪个部位纹身，都会发现纹身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它需要一种信念，就象缠足和紧身胸衣一样，在对人体本身进行改变的同时，精神上获得和满足。这已经不是原始的冲动，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反映，是痛并快乐着的一种美的形式。

二、街头文化中的虐恋服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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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美学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从古代美学发展到近代美学，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自然演进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原则是与哲学的发展同步演进的，而从某一方面来说，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与哲学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理论强调对自然的模仿，正如这一时期的理论原则是渊源于对古代艺术的借鉴一样，他们也效仿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原理。因此也可以说，文艺复兴的审美原则直接依附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理论研究的主流。

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如阿尔伯蒂、达・芬奇将其理论原则建构在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的推崇上，并把这种理念贯穿于其美术原则之中。从真正的理论上来看，美被认为是理性通过审美形象的方式在感官中的直接表现，它是与道德相并列的。因此，文艺复兴的美术家们将其理论创作在美学哲学上与古论联系了起来。尽管有其美学的积极意义，但不管是在理论研究的创新上，还是在更全面的理论分析上，文艺复兴――正像它的时代特征所展现的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伴随着真正哲学的发展，审美理论凭借学术性哲学维持了美与生活的联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美学研究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时期有其新的理论思想风貌，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也正是在其对古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理论研究。伴随着真正的审美思辨的发展，美术理论自始至终都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发展同步演进，而理论是真正审美思辨的唯一任务，并借助自由思辨的复苏和对理论原则的深化，从而使探索近代美学审美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

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美术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美术理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的立体框架。在这一结构中，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特定的规律和次序，逐渐将其组合、建构。对于文艺复兴来说，这是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也显示了它作为这一过渡性历史阶段的原则性特征。而作为特定时期的文艺复兴，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不仅具有美学和艺术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在对古代思想的着力研究上，美术理论家举起了反对中世纪艺术粗俗外表的旗帜，并沉浸在古代艺术家的色彩鲜明之中不能自拔。但从其本质上说来，文艺复兴美术理论家们的这些理论成果则富有审美的气质与潜力，因为，正如时代特征所赋予的那样，他们开启了美术研究真正的开端。

因此，文艺复兴美术理论体现了这一特殊领域中“纯视觉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大致风貌。虽然，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说法有所意识，但是，在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认识上，它确实已经存在于批评家对艺术进行解说的分析之中了。然而，对美术理论家的这些具体规定，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为特定时代对美术理论作出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不管是从美学方面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演进概况进行研究，还是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美术家或美术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心理学、文献学、社会学、图象学等等新型人文学科，它都从不同层面上拓展了当时美术理论的新领域，也不管它是从内容还是形式、创造还是自由、艺术还是自然、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此后的美术批评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此，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美术原则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别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不说，它构筑了整个美术理论原则完美近善的根基，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陈传才.《艺术本质特征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 黄才郎.《西洋美术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3] 叔本华.《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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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院党委主要是从“三个工程”的高度来认识理解。一是从党的生命线工程的高度来认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党坚持从严治党、以自我革新的魄力加强自身建设的战略之举，也是党顺应群众期盼，以问题倒逼的勇气纠治作风顽疾的现实所需，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医院党委是站在关系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清其重大意义，自觉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按照学院党委的统一部署，把教育实践活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落实。二是从公立医院改革工程的高度来深化认识。公立医院改革及全面深化医改，需要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实践，破解发展难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献计献策，丢掉群众路线，离开广大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不仅谈不上医改，连日常的诊疗工作也无法开展。医院党委正确认识了密切联系群众与医院发展及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在联系，切实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树牢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融洽医患关系，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为进一步投身全面医改凝聚了强大动力。三是从个成长工程的高度深化认识。解决作风问题，从组织层面讲，关乎我们自身的成长进步。反思一些医务人员犯错误，不外乎思想上走了叉路，工作上走了岔路，生活上走了邪路，根子都在作风上出了问题，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各级领导干部及医务人员提供一次武装头脑、铸魂励志，照镜治病、正冠修身，治愈疗俗、修心养性的机会，帮助大家及时认识偏差，树正价值追求，防止思想上失向、用权上失控、行为上行范、成长上失足。通教育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2在抓好关键环节上使真劲

作为高校附属医院我院党委结合自身特点，主要抓好三个活动环节。一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把握要义、抓好深化。以集中、分散方式开展各类学习。通过学习的重要论述，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悟透彻；通过学习我党的优良传统，将群众路线的发展历程搞清楚；通过学习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把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弄明白，让领导干部掌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武器。结合自身、围绕作风建设多次专题研讨，多方广泛征求意风，取得实际。二是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动真碰硬、全面彻底。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全程贯彻精神，突出一个“严”字，做到严格严肃；突出一个“实”字，做到扎实务实；突出一个“真”字，做到认真较真，做到了触及思想、触动灵魂，达到了加深理解、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目的。三是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明确责任，严肃认真。整改落实直接关系到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成效，不仅是对党委班子贯彻执行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党员干部原则性的一次考验。我院党委认真贯彻“三个见到成效”的重要指示，发扬“钉钉子”精神，从严整改，从具体抓起，综合制定了整改落实方案，明确了整改责任人、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达到了以制度约束、以制度执行、以制度监督的良好机制，推动了作风建设不断加强。

3在聚焦群众满意上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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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复兴；美术作品；现实主义；人文性；温情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63-01

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美术作品中的就是温情主义思想，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作：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权威。文艺复兴时期的温情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美术作品中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得出结论。

一、中世纪时期美术作品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作品思想的比较

中世纪美术和文艺复兴美术都是西方文化特殊表现形式。体现在当时美术作品中的温情主义主要是从建筑，绘画和雕塑作品中的温情主义来分析与总结：

1、建筑方面，中世纪建筑风格主要有拜占庭、罗马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等艺术风格。而占主导地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哥特式建筑风格。文艺复兴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的协调秩序。2、绘画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宗教绘画的比较。在中世纪时期，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绘画的基本特征是呆板、僵直、生硬、缺乏真实性，没有立体感，非常程式化。而文艺复兴的绘画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都讲究透视原理、真实比例、合理构图，人像充满了世俗的生活气息。3、雕塑方面，在中世纪雕塑作品方面不是很突出，这时的雕塑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的神秘性和庄严性无意的压抑了人性的发展。

二、温情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节下俩我们通过对这个时期作品的构图、人物形象的动作和神态分析作品的情感、思想和象征意义来剖析这些作品所带给观者的温情思想。

（一）从中世纪艺术脱胎而出，注重线条与优美造型的走向

相对于中世纪艺术的点线面所构成的庄严而神秘的氛围，文艺复兴则是转向准确、柔和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从中世纪艺术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正如波提切利的《春》是一幅抒情的寓意画，画面的情节是在一个优美雅静的树林中展开的，美丽端庄的维纳斯位居中央，她以闲散优雅的表情等待着春之降临。这无疑于又唱响了温情思想的前奏。

（二）引雕塑感入画，强调形体的浑重感

在文艺复兴开始后，很多画家开始把绘画艺术从单薄而毫无生气、呆板直白的表现手法中走出来，开始向现实主义和生活情趣靠拢，着重空间的透视表现和人物的坚实造型，佛罗伦萨伟大艺术家乔托就是其风格的典型代表。他的绘画特征空间意识和雕塑特征；他画中的圣母不是头上带有光环正面坐在那里单一僵硬的雕像，而是有血有肉有实感的人间妇女。

（三）追求氛围，即借助发挥光、影、色的变化而创造所再现对象的错觉

在中世纪，绘画作品上都是追求单一的光源和不注重形体随着光影色的变换而呈现出纷呈的效果。也没有空间透视的说法而是呈现出一种直线透视的效果。《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一身最富盛名的作品，其构思巧妙、布局卓越、细部写实和严格的体面关系引人入胜。它体现了人的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这些都无可厚非的体现出画家关于人的崇高概念、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兴趣、对自然美的向往，既追求严格的现实体系，又不放弃强烈的主观情感。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理想中孕育着温情主义思想

（一）从题材分析

新瓶可以装旧酒，旧瓶也可以装新酒。创作宗教题材绘画，却注入崭新的温情主义精神。这时期所画的圣母形象都生世俗生活中的形象，娇憨、妩媚、宗教气息完全消失。《亚当与夏娃》，但在马萨乔的画笔下又多了很多生活的灵气。

（二）从主题和宗旨分析

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主要通过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情节来解释人的完美形象与纯洁高尚的精神品质，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丰富多彩。《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是提香的杰作之一，该画的目的不是吧神话传说作为中心，而是在于通过神话情节来揭示人的完美形象与纯洁高尚的精神品质。体现了对人生幸福与欢乐的狂热歌颂，都摆脱了禁欲主义或封建礼教的束缚，挣脱了禁锢思想的缰绳，歌唱自由和人的意志与个性的完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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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 操纵理论 历史文化语境

近代中国从1840年一直延续到1919年。期间,无数优秀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知己知彼。严复与林纾正是近代中国两位主要的翻译家。学者们曾对他们的翻译作过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从传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翻译理论是以原文为出发点,强调文字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很多关于严复与林纾翻译的评论都存有一定的偏见,或者说是不够全面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应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赫尔姆斯,1985:11)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这一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

1.翻译操纵理论简介

自“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以后,翻译研究便从以前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且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操纵理论的代表学者勒弗菲尔提出了两个控制因素,并指出他们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使其不会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离。这两个控制因素中一个处于文化系统内,另一个则在其外。具体而言,第一个因素由“专家”来代表,在文化系统中“专家”是指评论家、批评家、老师和译者。他们会不时地给那些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即当时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以压力。第二个控制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被称作“赞助人”(个人或者机构)。他们有能力促进或阻碍一个文学作品的撰写、传播与重写。因此,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控制着文化系统,从而控制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翻译作品也受到这些因素的控制。将具体分析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

2.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要关系到某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同时,某一特定时期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与存在于此时的翻译作品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将使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翻译作品则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作用。

自封建制度确立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给的国家。但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这一切都改变了。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这给原本骄傲自大的中国人以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灾难的到来。

在中日和1898年失败之后,中国濒临灭亡,而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生活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他们目睹了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身的政治意识是相对复杂的。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医愚”。因此,在翻译中,他推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同样,林纾在其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续》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意识。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林纾,魏易,1981b:206)然而,在另一方面,严复与林纾深信王道,他们对清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期望中国进行改革,但这场改革应该由皇帝来领导,并且,应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希望中国也能采取君主立宪制。

3.赞助人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可以是个人,如吴汝伦,又可以是一个群体,如社会团体、出版商或媒体。赞助人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勒弗菲尔,1992:19)

3.1严复的赞助人

严复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清朝的统治阶级。因此,他必须找寻一个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吴汝沦。吴汝沦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界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也对洋务颇有兴趣。吴汝沦是《天演论》的第一位读者,他很喜欢严复在书中优美的措辞及表达方式。在序言中,吴汝沦写道:“抑汝沦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复1981:vii)虽然吴汝沦主要称赞的是严复的措辞而非书中进步的思想,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有力地提高了严复在文坛的地位,也大大促进了严复作品的传播。

3.2林纾的赞助人

林纾绝大多数的翻译作品都是小说,而小说在当时是被认为粗俗文学的。因此,林纾如果想用小说来宣传他的思想,首先就要想办法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方面,康有为和梁启超起了很多的作用,因此,也可视为林纾的赞助人。康有为从实用的角度强调了小说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梁启超大力倡导政治小说,并指出,在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会通过写小说来指导和教育人民大众。他甚至认为,政治小说是促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马祖毅,1998:212)通过宣传小说的社会功效,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从而为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带来了大批的读者。

4.诗学观

要确保翻译的成功,译者的译书不仅不能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反而必须与当时的诗学观相一致。意识形态主要决定着社会形态,而诗学观决定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文化与文学研究应为某些社会意识形态服务,正如古语所说“文以载道”。自古以来,文人们都有很强的责任心,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他们常常“文以言志”。严复与林纾正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寄希望于翻译以言志,以唤醒国人,从而拯救当时濒临灭亡的中国。

从以上分析可知,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时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与林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严复与林纾对他们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特有的操纵,从而形成了带有他们强烈个人色彩的翻译作品。当然,我们只有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翻译并给予确切的评价。

参考文献:

[1]Hermans,Theo.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London and Sydney:Croom Helm,1985.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eledge,1992.

[3]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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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画;色彩;传统绘画;颜料;文化;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