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论文十篇

粮食安全论文篇1

现阶段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农业稳定与农民增收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本次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这足以说明中央对三农的重视。在价格比较稳定的条件下，粮食产量增长必然会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农民的持续增收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保障国家的粮食稳定与安全。（二）是适应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需要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产需缺口扩大。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如能控制在15亿，人年均粮食消费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则需要粮食7.5亿吨，与现有产量相差1.8亿吨，这也是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非常重视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我国新研制的超级水稻亩产900公斤，创造了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三）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只有粮食充足了才能使人们有充足的精力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才能保障市场物价的稳定，可见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要保证一国的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就必须保障粮食安全。（四）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社会稳定及构建和谐社会“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人对粮食重要性的高度概括。今天对一个国家来说，粮食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只有粮食充足了，每个人有饭吃，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所以，粮食又是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供给。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2300万，城市下岗失业、收入水平低、需要救助的人口近2200万。这些弱势群体收入低，食物时常得不到保障，这与那些高收入富裕阶层相比形成明显的不协调，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弱势群体食物供给的不安全不仅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而且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应实行粮食救济措施，满足其基本需要。所以，为了满足人民的第一生活需要，保证社会稳定，为了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

严格保护耕地，这也是贯彻中央一号文经济/件精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问题。严格保护耕地要从两个内涵上理解，其一是保护耕地的数量，同时更要关心耕地的质量。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为了高产，用地而不养地，以至于耕地质量普遍下降。其二是耕地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和林地、草地一样，国家应对耕地实施动态监测，应该对耕地土壤在多年没有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全面普查。二是我国农业的基础设施很薄弱，靠天吃饭这个局面也很难改变。我国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约占2/3，粮食单产不稳定，年际间波动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不足47%，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虽然国家在预算内的资金和国债投资对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包括农业科技、技术推广、农业组织方面的建设，都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一个突出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农业大省吉林为例，该省现在的农业基础设施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目前，全省灌区骨干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配套率不足70%。三是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激励农民和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不能够因为目前粮食形势的好转就对我们国家长远的粮食安全掉以轻心。尽管国家多次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但目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还是不高，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着经济的复苏，企业对农民工需求增加，种粮比较效益将进一步下降。例如河南省———我国粮食产量最大的省份，据该省统计局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对全省40个县（市、区）120个乡镇360个农户的粮食生产成本及收益状况的调查，2009年农民种植小麦的亩均成本为590.8元，比上年增加42元，增长7.7%。按全省平均单产387公斤/亩、均价1.7元/公斤计算，每亩小麦的主产品产值为657.9元，比上年增加77.4元，亩均收益约为232元（主产品产值扣除生产成本加种粮补贴，下同）。依据同样的计算方法，2009年河南农民种植玉米的亩均收益是279元。按目前河南农民户均承包5亩耕地计算，若两季只种小麦和玉米，户均年种粮收入为2500多元，仅大致相当于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两个月的收入。

粮食安全论文篇2

内容提要：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贸易结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贸易自由化 一、世界粮食生产及贸易状况 1、世界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谷物播种面积增长相对缓慢，1961—2002年仅增长了2.31%。尽管如此，由于单产水平的大幅提高，播种面积增长缓慢并未对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形势造成阻碍，1961—2002年玉米产量增长了3.12倍，小麦产量增长了2.51倍，稻谷产量增长了2.72倍。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减缓。1960—1990年，粮食产量每10年递增近28%，1991—2000年，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1%，这一数值不仅远低于90年代以前的水平，而且已低于同期人口增长水平15.3%。 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生产和消费可以维持相对平衡，不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地区和国家的粮食分布是不均等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 2、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的隐忧。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主要依赖欧洲、美洲少数发达国家。2003年世界谷物出口量仅占产量的12%左右，粮食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与地区，尤其是美洲；2003年美国、阿根廷、巴西的玉米、大豆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玉米、大豆出口量的85%、93%；同期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小麦出口量约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78%；泰国、越南、美国、印度大米出口量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74%。世界粮食的主要流向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人口众多，粮食需求旺盛，进口粮食量大路远。中国、日本、韩国等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少数国家进口粮食，远距离运输消耗大量能源与财力，涉及政治、经济与自然条件等许多不确定因素。 世界粮食生产和需求的地区不均衡局面在中长期内将继续存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通过粮食进口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巨大隐忧”。当前美国的粮食出口量约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左右着世界玉米、大豆、小麦的市场供应。尽管WTO一直在努力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但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巩固其作为世界粮食主要供给国的地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过大的比重，会由于这些国家粮食生产、储备状况及有关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粮食安全。70年代初的世界性粮食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世界粮食储备量下降到了不安全的边缘，由于美国粮食受灾减产，使本已脆弱的粮食市场急剧恶化，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二、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问题 1、我国粮食贸易的总量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进口与出口均有明显增长，在1992年—2003年中，净出口的年份为7年，净进口的年份为5年，且大致呈现的是交替出现的状况。通过深入分析1992年—2003年我国的粮食进出口情况，可以发现2个重要特征：(1)通过将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数值累加，以及将同期净进口年份数值累加后发现，前者7年的累计数值要远远低于后者5年的累计数值，说明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主要扮演的是需求方的角色；(2)通过对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之间的净出口量的比较，以及对净进口年份之间的净进口量的比较，发现前者的波动幅度要远远低于后者的波动幅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进口的可控性较弱，受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市场价格、粮食生产等因素的影响明显。 在粮食进口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1997年后我国大豆的进口数量快速增加，1997年大豆进口量为273万吨，2001年大豆进口就超过了1000万吨，达到1394万吨，同期大豆取代小麦成为我国粮食进口的第一大品种，2003年—2005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均超过2000万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近1／3。 在粮食出口方面，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出口品 种，在2003年之前玉米出口年度间变化不大，没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由于国内玉米需求持续增长，玉米出口数量出现下降趋势。2003年—2005年我国玉米出口数量分别为1639万吨、232万吨、861万吨，2006年我国玉米出口补贴政策没有继续实施，因此许多出口商已停止向国际市场出口中国玉米，中国玉米的传统进口国韩国已开始从美国进口玉米，2006年1—7月，我国累计出口玉米225万吨。 2、我国粮食贸易的结构问题。我国粮食进出口总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贸易的稳定性较差，大起大落的状况经常出现。在总量稳定性较差的同时，结构问题同样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谷物消费品种结构与国际市场贸易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大米、小麦和玉米在谷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6%、22%和26%，而国际市场大米、小麦和玉米出口量占谷物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0%、40%和32%。 (2)我国在某些年份持续出现粮食进出口与国内供求状况脱节的状况，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升温、投资大幅度增长，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增大，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但在1992年—1994年期间，我国累计出口粮食4059万吨，进口粮食2847万吨，促使粮食供需缺口增大，没有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 (3)我国主要进口粮食品种的来源地相对集中，对某些国家的依赖程度也很高，在粮食禁运或主要出口国大幅度减产等政治、经济问题发生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我国进口小麦来源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进口大豆来源地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 (4)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北粮南运”格局仍占主导地位，“南进北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所占比重非常有限，由于在中长期内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以及提高粮食供应稳定性的需要，同时发展“北粮南运”与“南进北出”两种策略比单一的选择更具有可行性，当前应综合考虑主产区与主销区各自的利益需要，针对不同的粮食品种采取“南进北出”或者“北粮南运”策略。 总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事实上，进口粮食就是在进口耕地、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不足的压力。假如我国年进口3000万吨粮食，大约相当于节约300万亩耕地和300亿立方水，可以缓解我国城市生产用地和生活用水的紧张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和选择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粮食进口的支付能力与运输能力分析 1、支付能力分析。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189亿美元，较2011年末增加了2089亿美元，2003—2005三年内累计增加了5325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出合理区间，这一判断已经众多研究成果证实。根据通常的测算体系：国家外汇储备：3个月进口用汇+10%偿债率+10%外资企业汇出利润率+其他不确定因素，从这点来看，现阶段我国拥有5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超额储备的根本来源。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自从2000年起就一直维持在3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直到近两年，贸易顺差额出现了激增的趋势，与此同时，服务贸易的逆差并未随着中国加入WTO有所缩减，而且服务贸易逆差的增加额远远赶不上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速率，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增长。同时，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也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特别是2011年，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额猛增到1106亿美元，几乎是2003年的一倍多，这与中国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引导分不开。尽管随着政策导向的调整，FDI占金融项目顺差的比重在下降，但是不可否认，每年持续增加的FDI的基数还是庞大的。而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累计起来的量几乎相当于中国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量。因此，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规模会缩减，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的超额外汇储备已近270 0亿美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内需求持续升温，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尽管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会缩减，但很难在短期内转变为逆差，原因是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水平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至少在今后20年中，资本积累仍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扩张，从而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Q)。 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以及短期内国际收支“双顺差”难以扭转的状况，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适度进口粮食会面临外汇支付困难的问题。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2659万吨，价值77.8亿美元，累计进口小麦353.8万吨，价值7.7亿美元，累计进口大麦218万吨，价值5.4亿美元，累计进口大米52万吨，价值1.9亿美元。正常年份我国粮食进口所需外汇不超过15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足以支付粮食进口所需外汇。 2、运输能力分析。世界主要产粮地带大多通过河流运输并经主要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巴西的亚马逊河等是世界粮食支柱产地粮食外运依托的重要河流。美国新奥尔良港的粮食出口量占美国粮食出口量的50%左右，巴西的巴拉那瓜港与桑托斯港的大豆出口量占巴西大豆出口量的90%，法国里昂港的面粉装卸量占法国面粉出口量的63%，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俄罗斯的黑海港口等是重要的国际粮食吞吐港口。因此，在设定世界粮食支柱产地作为我国粮食适度进口的目标地的同时，应结合世界粮食的流通格局特点、河海运输成本低的优势以及港口、仓库在粮食运输中转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利用我国的长江、珠江等水路以及沿海优良港口。 在当前的世界粮食流通格局下，我国在中长期内依赖海运和河运进口粮食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世界粮食出口国最集中的地区在美洲，因此我国进口粮食的到岸价格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较大，并且当进口国集中采购时，短期内运输费用就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上涨。2003—2011年我国大量进口美国大豆，导致美国墨西哥湾海运费用暴涨，5—8万吨“巴拿马级”货船平均每吨粮食运费上涨了近50美元，贸易商不得已将美国中西部谷物主产区的部分粮食改由太平洋沿岸港出口，改变了美国向亚洲出口粮食的传统路线。 (2)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国内港口发展滞后的制约。1995年我国进口粮食2000多万吨，但港口积压疏导持续半年左右，部分船只在港口滞留长达2个多月，可见港口建设是粮食进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前提。据统计，2005年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48.5亿吨，港口总能力缺口5亿吨，而对2010年的预测表明，港口总能力缺口在20亿吨以上。 (3)每当国民经济进入高速扩张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对粮食直接消费或间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在经济扩张期，对非农投资的迅速膨胀可能导致农业投入相对减少，粮食减产可能发生。在国内港口建设能力总体存在缺口的背景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扩张导致运力更加紧张，而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必然要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这样，粮食进口需求增加与港口运力紧张的矛盾就容易尖锐化，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在短期内就很难通过进口得到调整。 (4)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出口国港口发展滞后的影响。目前，美国的主要粮食运输通道密西西比河大坝与闸门设计落后、设备老化、船舶载重通过能力低。 (5)当战争爆发、石油价格暴涨、出口国港口工人罢工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世界航运能力会大大低于正常水平，在突发事件发生的非常时期，进口国的粮食进口规模、进口时机、粮食产地等贸易选择将主要取决于突发事件局势的发展，进口国很难按照国内供需平衡需要做出适当的贸易选择。 在国内港口发展滞后风险的控制方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已有显著提高。我国1995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5600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3600万吨，2011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7163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2997万吨，10年时间内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增加了近28%。但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港口总能力缺口将继续扩大，石油、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贸易量将大幅上升，并且占港口货物吞吐的比重将继续扩大，到2010年港口吞吐总能力缺口将达到20亿吨，在此期间，期望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大幅度提高并不现实，在粮食吞吐能力总量增长有限的 条件下，需要调整粮食外贸与粮食内贸吞吐的比例和时机，以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港口资源。 在港口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外贸粮食吞吐的稳定发展，对于内贸粮食应积极拓展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减轻港口粮食吞吐的压力。近几年国内铁路粮食运输发展迅速，2000年—2011年，我国粮食铁路运输量分别为0.79亿吨、0.71亿吨、0.83亿吨、1.01亿吨、1.09亿吨，5年时间里铁路运输量增长近38%，而且随着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粮食运输能力具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此外，原粮与成品粮运输的比重需要主动调整，目前成品粮在铁路、公路粮食运输中的比重已达到近20%，大米运量已超过稻谷，面粉运量已接近小麦运量。粮食主产省政府应鼓励就地发展粮食深加工产业，降低原粮跨区域运输比重，增加产成品、深加工产品的运输比重，支持粮食及粮食加工产品的公路、铁路运输方式，从而减轻沿海港口粮食吞吐压力，为外贸粮食吞吐量提升创造条件。 四、供求平衡目标下粮食进出口调节与生产、储备调节的协调 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是调节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三驾马车，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决定了在这三种力量中，生产调节处于基础性地位，储备调节处于其次地位，进出口调节的地位低于前两种。当粮食自给能力和粮食储备能力不足时，即使粮食外购能力较强，也无法抵御粮食安全危机，进出口调节应当以适当的生产调节和储备调节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供求平衡更快地实现。三种调节方式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各司其职，在生产、流通、贸易环节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因此，当讨论粮食生产重要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粮食进出口的重要性，反之亦然。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调节能力共同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总量平衡目标的实现程度。 粮食进口与生产之间数量关系的协调体现为粮食自给率水平的确定。从国际经验看，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本国需求量的90%，就是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在1985年后，前苏联的粮食自给率大都维持在87%左右，有不少年份曾下降到82%，日本目前的粮食自给率只有近23%，墨西哥为79%，巴西为86%。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确定粮食自给率水平时应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1)由于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贸易环境不同，各国对粮食自给率的大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一般来讲，人口多的国家可接受的粮食自给率远高于小国；(2)由于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分化的格局基本形成，主销区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自己的省内水平；(3)制定粮食自给率水平应充分考虑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的潜力，应以稳定粮食生产和储备能力为前提制定合适的粮食自给率水平。 粮食大体可分为口粮、饲料粮与工业用粮，口粮供应必须立足自给，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饲料粮与工业用粮有进有出，积极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市场。结合我国国内及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根据粮食品种的不同应制定差异化的贸易策略： 1、稻谷在我国口粮中所占比重最高，消费刚性强，而且世界稻谷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世界大米贸易量正常年份约为2500万吨，约为我国70天的大米消费量，因此，稻谷供给必须强调立足国内以保障口粮安全。 2、小麦是我国的传统粮食进口品种，世界小麦生产以发达国家为主，生产供给能力较强，我国应采取适度进口调剂的策略，开拓多元市场以分散风险。 3、我国北方地区是玉米主产区，南方是玉米主销区，应采取“南进北出”的贸易策略，东北玉米出口日、韩等国具有地缘和价格优势；主销区则既可调入北方玉米，也可相机进口。 4、我国已成为世界大豆最大进口国，国内大豆生产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相比不具备竞争优势，大豆的进口规模应主要依赖市场调节，不应人为设定自给比例，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鼓励加工企业向生产国直接投资以提高大豆进口的稳定性。 经济管理体制等环境因素对粮食进口与生产、储备之间的协调程度和效果的影响显著。我国粮食生产、储备和进口实行的是分权管理体制，从而造成了“三权”甚至“多权”分立的状况。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拥有了进出口经营自主权，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管理部门之间必须有更顺畅的协调，才能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如果了解国内生产形势的农业部门不能准确地把握粮食进出口信息，而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又不了解国内的生产、储备状况，相关部门之间不能及时地沟通 信息，甚至为部门利益而制定相互矛盾对立的政策，那么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的一体化管理目标就很难实现，并且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总之，合理的粮食进出口调节是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效率最大化原则的体现，适度粮食进口替代国内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考虑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性，成本——效率原则并非最终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以保护生产能力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合理的粮食储备以及适度粮食进口作为补充手段来促进粮食供求平衡的实现。

粮食安全论文篇3

有人问：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何在?要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总体状况看，农民要想从农业获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难。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还是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对“抛荒”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抛荒”面积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在市场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马克思说过，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出现供过于求时，劣等地退出生产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当然，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引发“抛荒”的原因很复杂，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是诱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这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多数农民在当前确实难以靠农业来增收。

农产品过剩非农产品也过剩

农产品的需求约束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相比已跌去近50％，这似乎是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产品，对它的判断仅仅依据人们有无支付能力是要出问题的。显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判断，全球的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应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来讲，目前全球的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非常大。除部分发达地区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性蛋白食品。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样的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早已满足了，而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如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之类的行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消费的发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消费基本与农业无关，比如城市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

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扩张，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继续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制约。

但这个制约最终不只影响到农民，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困难就在这里。按农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足以保证4亿城里人吃饱吃好。但问题是有限的城里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有限，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过剩，这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收入上不去。

粮食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城市化；粮食安全；动态耦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38-05

1.引言

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城镇化与其他“三化”息息相关，并具有空间载体和组织衔接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当前开放市场条件下，城镇化加速发展势为必然。城市化加速发展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其中粮食安全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城市化发展诱导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一个硬约束条件，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粮食安全状况将极大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

究竟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冲突如何，这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讨论。郭剑雄等（2005）认为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粮食供需缺口扩大，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将随城市化推进变得异常严峻［1］；臧武芳（2001）从历史角度分析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认为受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城市化经历了上升、倒退和加快发展三个阶段［2］；黄季（2004）从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分析，认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暂时不存在较大冲突［3］；马其芳（2004）则利用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认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目前还没有粮食危机［4］。

上述研究对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均持不同态度，观点分歧主要在于缺乏对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系统性考虑，并且从历史演进角度，也仅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动态定量分析。因此，这些研究将无法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是否存在冲突，冲突程度多大，给出比较准确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构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并选取能够衡量两大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给出两者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今后城市化发展和粮食产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十分复杂，是把“双刃剑”［5］。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存在负面影响。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由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城市化将促使直接粮食消费降低，但畜牧产品、酒类等间接粮食需求增加更快，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将促使粮食需求增加。其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数目大量增加，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大量耕地，特别是城市周围的优质高产田被占用，导致耕地数量锐减。在粮食单产不可能大规模提高的情况下，耕地数量减少将引起粮食总产减少。其三，城市化过程促使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转换，产业结构不断转变和升级，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了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会驱使粮农改变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供给。其四，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城市文明等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和传播，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对农业的态度改变，对城市的依赖性加强。

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对粮食安全也有正面影响。其一，城市化若能真正走上正轨，其聚集效应必将更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两倍①，城市人口增加，将释放大量乡村建设用地。其二，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农村土地可以逐步向种田大户集中，从而为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更有利于粮食供给稳定。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第三产业势必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将会不断增强，这便可以为农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通过农业支持性补贴，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将构成我国粮食增产的基本保障条件。

2.2 粮食安全对城市化的影响

粮食安全是城市化发展的硬约束。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集聚的过程，而农业最根本的剩余就是粮食剩余。只有存在充分的粮食供应，才有足够的食品供应保障。只有在粮食生产率提高，粮食供给量增加时，才能释放出大量耕地和劳动力，才能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去。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曾经多次受到粮食安全的制约而不能顺利发展［2］。

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从正反两面影响到粮食安全，而城市化的任何一个层面也都受到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果说人口的集中、用地的扩展等构成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圈，那么粮食安全就形成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圈。

3.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

3.1 理论模型架构

在明确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的基础上，借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演化的思想，可以建立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从而测度两者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其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粮食安全与社会经济都是非线性系统，其动态演化方程为［6-7］

dx(t)dt=f（x1，x2，…xn）；i=1，2，…n；f为xi的非线性函数。（1）

李雅普若夫第一近似定理指出，非线性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取决于一次近似系统的特征根的性质，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略去高次项而保证运动的稳定性，用得到的近似线性系统：

dx(t)dt=∑ni=1αixii=1，2，…n

按上述方法建立城市化（CT）与粮食安全（FS）系统的一般函数：

f（CT）=∑ni=1aixii=1，2，…n（2）

f（FS）=∑ni=1bjyjj=1，2，…n（3）

其中，x，y为两系统的元素（均为时间的变量函数）；a，b为各元素的权重。

鉴于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由于这个系统只有f（CT）与f（FS）两个元素，为整个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则系统演化方程，即动态耦合模型的形式为：

A=df（CT）dt=α1f（CT）+a2f（FS）

B=df（FS）dt=β1f（CT）+β2f（FS）（4）

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城市化子系统与粮食安全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在系统（4）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子系统演化速度为：

VA=dAdt，VB=dBdt （5）

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所以有V=f（ VA，VB），且VA与VB的夹角α满足tgα=VAVB，所以有α=arctgα=VAVB。根据的取值，就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f（CT）与f（SE）的耦合关系。

3.2 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α称作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城市化过程与粮食安全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显然，包含f（CT）与f（FS）两个元素的整个系统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系统重组四个阶段。由表1可知：

4.实证分析

4.1 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在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时，按照简明科学性原则、系统整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可比、可录、可行性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后形成了反映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内容，由非农业人口比重，中心城镇人口规模等10个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7］；而反映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需求安全两方面内容的评价我国粮食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体系，由粮食播种面积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等4个指标组成［8］ (见表2) 。

4.2 数据的量化处理及耦合演变轨迹的综合评估

对于上述指标的样本值，可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FAO数据库，直接查得或通过间接计算可得。此外，为得到评价城市化水平和粮

食安全的单一指标，可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归纳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可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的原始数据②。其中，原始的城市化综合指标对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贡献率）有95.7%，原始的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对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有67.4%，且两综合指标均通过99%的Bertlett球型检验，可用作后文分析。

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择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公式为：Z＾it=Zit-min（Zi）max（Zi）-min（Zi），这样处理后，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由此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

由两系统的动态变化看出，我国城市化的演化轨迹大致为抛物线状，粮食安全的演化轨迹则具有周期波动形态，可按照傅立叶级数理论，展开成若干个三角函数形式。因此，分别将两系统按照抛物线方程和傅立叶级数函数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4.3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态势分析

为了更清楚的反映城市化进程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的演化态势，根据表4绘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演化曲线，如图1。总体上看，除开1993年，1980年到2004年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1993年为异常年份，其原因在于当年粮食市场开放，使得粮食安全系数波动剧烈。由图1分析，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80到1997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耦合度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波动，说明该阶段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相互制约关系并不明显，两者处于独立发展和低级协调共生时期。（2）在1998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而粮食安全水平略有下降，两者耦合度稳定在第一象限，说明二者已有相互胁迫关系，但是值较小，处于15°左右，可见二者矛盾并不突出。（3）在2003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略有减速，但是粮食安全水平下降较大，造成城市化和粮食安全耦合度超过20°，进入矛盾共生时期。

结合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变动轨迹，发现在1980年至1996年，我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标维持在0.5以下，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维持在0.8以上，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高粮食安全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矛盾较少的黄金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后，城市化综合指标一直维持在0.5以上，而粮食安全水平则持续下降，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低粮食安全保障使得经济发展处于矛盾共生阶段。

然而，进一步我们也应看到，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人口仍以每年1 200至1 300万的幅度增长。据有关方面预测，至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 5亿的最大值。随着人口增加，粮食需求量必然继续增加。人均粮食需求量还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日前仅为390公斤，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460公斤左右。其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是7. 59亿吨。在今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必须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以上，才能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度将进一步增加，若不对此进行协调，有可能进入矛盾极限发展阶段。

5.结论

综上可知，198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粮食安全水平曲折波动。其中，1980年到1997年，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不存在较大矛盾，相互影响不大，二者处于独立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来，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已存在相互胁迫关系，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协调耦合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已经进入粮食安全危机潜伏阶段。以保障粮食安全延缓城市化进程，将阻碍国民经济增长，也无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放弃粮食安全保障，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也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寻求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某种统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统一发展的路径无疑是相当狭窄的，但协调的可能性也存在。

5.1 应当把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

经验表明，人口密集型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遭受耕地资源的损失，耕地面积减少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必然代价，那么粮食产量的增长，只有通过土地节约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差距，作物单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不放弃城市化水平合理提高的前提下保障粮食安全，农业技术进步是比控制耕地面积减少更为现实的选择。

5.2 必须走出一条节约耕地资源的城市化道路

保障粮食安全的城市化战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①城市化推进中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损失，不能大于同期农业技术进步获得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②应当选择耕地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城市化路径。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随居民规模的下降呈显著下降态势。小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是特大城市的近1倍，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则超过特大城市的1倍，我国与粮食安全目标相协调的城市规模结构选择，只能是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为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7BZZ040)和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ysz08002）支持项目。

注 释：

①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

②原始的综合指标数据来源于各指标经因子得分系数折算后的数值，具体为，城市化各指标因子得分系数为x1(0.103)、x2(0.104)、x3(0.096)、x4(0.102)、x5(0.104)、x6(0.1)、x7(0.104)、x8(0.103)、x9(0.103)、x10(0.103)；粮食安全各指标则为y1(0.317)、y2(0.351)、y3(0.253)、y4(0.288).

参考文献：

［1］郭剑雄.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目标间的协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7）:279～282.

［2］臧武芳.论粮食安全与城市化［J］.社会科学,2001,（3）:11～17.

［3］黄季琨.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4～10.

［4］马其芳,黄贤金. 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J］.

［5］何格,欧名豪. 城市化与四川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9）:349～352.

［6］李崇明,丁烈. 小城镇生态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24）:134～139.

［7］乔标,方创林.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 生态学报,2005,（11）:30～39.

［8］高中贵，彭补拙. 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安全性度量研究［J］. 人文地理,2006,（1）:80～84.

［作者简介］李海鹏（1980-），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粮食安全论文篇5

由于人均可耕地面积很少，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引起国际社会一些人的担忧，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堪称“代表作”。但事实是，自那时以来，中国粮食连年丰收，总产量不断创出新高，自给有余，于是相关的担忧渐渐淡化。但最近由于国际市场粮价上涨、转基因食品争论等集中呈现，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

中国有能力保障自身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按照联合国粮农署的定义，是要做到“能够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既买得到又买得起维持有活力和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食品”。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为了保证粮食的生产供应，中央规定了全国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对工业和商业用地的审批越来越严格。尽管各地仍存在不同程度违规用地的情况，但由于设立了红线，同时得益于农业科技不断进步、粮食亩产不断提高，最近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维持在500亿公斤以上，而粮食消费需求一般为490亿公斤左右，总体上供大于求，所以尽管近几年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的粮价始终稳定，国内市场没有出现波动。中国每年也进口一部分粮食，主要是大豆和玉米，用作食用油生产原料和饲料，在全部粮食供应中所占比重不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然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保障粮食安全。

“进口粮食、释放耕地”是错误论调

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不存在隐忧，粮食安全仍必须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保障。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并非轻松得来，而是不懈怠的结果。应该看到，中国粮食的供需平衡面临种种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进，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对粮食生产的未来形势并不能轻易乐观；农业生态环境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遭受破坏，水资源日益短缺都给粮食生产增添着不利因素；还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仍不时遭遇侵蚀。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不断自我检视粮食安全问题，堪作警钟长鸣。

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有世界第一的巨额外汇储备，完全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粮食来释放自己的耕地，以此获取比种粮食高得多的土地产出。这种观点肯定是错的。论者短视，把粮食等同于普通商品，对“粮食是战略物资”这一常识无视或无知。粮食是无法代替的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物资，如果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低于一定的安全线，主要供应国随时可能掐断我们的生命线，那时不要说发展，恐怕连自主能力都不可能有了。更何况，国际粮食市场上可供交易的粮食数量有限，一旦中国大规模购买，价格就会直线上升，那些靠进口粮食活命的发展中的小国家很可能马上出现饥荒。所以，中国的粮食决不能依赖进口。

一些粮食安全新问题需慎重研究

如今，除了传统概念上的保障粮食安全，不少人开始担心另一些新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如转基因粮种的引进、外资对粮食流通环节的渗透，甚至还包括各种食品添加剂的滥用。

转基因粮食对食用者的身体健康究竟有没有损害，如引进种植，对中国原有物种究竟会不会造成损害，这两个问题至今仍在激烈争论。比如以转基因大豆榨制的食用油对健康、其种子引种后对东北等原产地的传统大豆品种有没有危害，就需要国家权威部门尽快组织研究、得出结论。在科学结论出来之前，比较稳妥的做法应是控制销售和种植规模，以防万一出现问题而难以挽救。但现在有些地区和企业，只看眼前利益，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把“保证人民有活力和健康的生活”这个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草率地当成“在数量上保证供应”，如此，粮食安全问题就有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冒现。

粮食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补偿机制；粮食产销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制度变迁及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BJY08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粮食主产利益补偿机制的争论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20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人民群众健康及生命安全，而且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粮食生产区域专业化、生产经营产业化，必将提高粮食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左右着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局，但同时又长期受困于“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尴尬。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因此，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民生大计，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治本之策。国内外学者从补偿思想形成、补偿的方法及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详细深入地研究，这对完善我国粮食生产的补偿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过程中，粮食主产区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承担着粮食生产的重要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为粮食主销区提供粮食的义务。在我国现有粮食管理体系中，粮食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等相关成本基本上由粮食主产区负担的。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又使粮食主产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地位。因此，粮食生产成本完全由粮食主产区承担就很不合理，必须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陈波、王雅鹏，2007）。国内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研究，目前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较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价格剪刀差”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利益流失，如孙冶方（1978）、李炳坤（1981）、杨文志（1994）、郭庆海（1995）等，陈文科（1995）还提出了“地区利益剪刀差”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问题越发突出，有关粮食生产的政策研究逐渐增多。

（一）主体利益补偿争论

1、对生产者利益补偿。A.Buck well and S.T angermann，1999；Alexandre Gohin，2005；Paolosekokal and JesusAnton，2005等认为政府应该直接对农业生产者主体利益补偿，欧美一直采取此农业政策。但是补贴政策效果受到较大的关注和争论，J.P Chavas and Troy G.schmitz直接表现为农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扭曲。我国学者温铁军、王雅鹏、叶慧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粮食价格偏低，损伤了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积极性，政府应该直接对粮农进行补贴。但是张建杰、关付新（2009）认为对种粮主体直接补贴并不能提高其种粮的偏好。

2、供应链管理实现主体利益补偿。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领域，农产品供应链和粮食供应链的研究随时展开并逐步深入，有关通过供应链管理保证各个利益链条上经营主体实现的观点慢慢地被市场所接受。富雨顿（Murray Fulton，1998）较早提出了粮食供应链管理的思想，提出供应链管理有利于加强粮食供应链中的垂直合作。霍布斯和林达杨（Jill E.Hobbs & Linda M.Young，2001）认为粮食供应链垂直合作有利于协调种植者、经营加工企业和决策者的利益。我国学者朱毅华、王凯（2004）证明了农业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主体绩效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农业供应链整合能够明显增强合作主体间的盈利状况（陈炜、史红、廖炳勇、王有为等）。但是，孙宏岭、袁育芬等认为由于市场信息化程度低，在粮食供应链中各参与主体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显然，通过供应链管理协调各个主体利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目标与研究重点。

（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张安录（2002）研究认为政府应该在城乡生态交错区设置土地的可转移发展权，建立市场交易制度，使土地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控制农地城市流转和维持农地交易的公平与效率。后来，黄贤金等学者在广泛研究区域土地用途管制方式中，提出了建立可转移的发展权和许可证制度（黄贤金等，2003）。朱新华等（2008）研究认为在建立土地发展权和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实施产销区购销协作并通过征收机会成本税强化对耕地的保护补偿。黄德坤等（2004）认为还应该对耕地实施外部性补偿。耕地除具有农业的基本生产功能外，还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但是这些无法以货币的形式得以体现，进而形成了耕地保护收益的外部化。如何在中央和地方、粮食主产区和销区、城镇和乡村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确保粮食安全所形成的一切成本支出就成为粮食安全框架内一个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现实经济政策问题（李全根，2005）。姚华军（2009）认为必须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综合手段，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举等较为完善的耕地补偿保护机制。补偿接受的主体主要是农民，补偿标准还要充分考虑到耕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认识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姚华军，2009）。陈泉生（1994）提出了我国在土地征收补偿应扩大补偿范围和提高补偿标准，避免土地征收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的差距，保证农民收益并提高生活水平。基于接受补偿主体和提高补偿标准在理论界已经达到共识，于是许多学者又从如何测算耕地的补偿标准进行探讨。补偿标准确定的基本依据应是耕地的价值。从客观上讲，耕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应该由其市场来确定，因此，耕地总价值应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马文博，2010）。马文博（2010）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利用对河南省汝州市调查的基础上，测算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进而确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吴泽斌、刘卫东（2009）利用机会成本法，利用全国1996～2005年全国各地数据为基础，从区域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核算与耕地的盈余或赤字量对耕地保护外部的经济补偿数额进行了探讨。苑全治等（2010）依山东潍坊市为例，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根据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分别对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模拟构建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耕地保护外部效益得到补偿后，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得到提升，因外部性带来耕地资源浪费和效率缺失问题得到了解决（苑全治等，2010）。姚华军（2009）进一步指出确保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顺利运行，还必须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统筹土地资源，调节土地收益分配。同时必须落实共同责任，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促进中央与地方政策相互衔接配套（田大治，2012）。

（三）产销协调补偿机制。2005年，我国开始尝试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协调机制，并在当年的中央1号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和补贴。之所以国家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何蒲明（2007）提出建立粮食产销区协作的三种方式：一是由各级政府牵头，建立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进行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式的粮食产销协作；二是在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前提下，建立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区合同式的购销关系；三是建立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实行异地直补的关系。吴硕（2001）认为要想形成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粮食购销关系必须通过规范化的粮食市场来实现。日本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粮食市场调节机制，其结果是政府财政补贴压力减轻而农民的收入又得到了保证（丁声俊，2003）。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共同粮食基金协调粮食生产国与主消费国利益，通过共同基金筹集与使用的非对称机理实现了主销国与主产国的利益协调。在共同粮食基金中工业发达国家对基金贡献较大，相反农业发达的国家贡献较少（高瑛等，2008）。高瑛认为借鉴欧盟经验，建议由国家层面改粮食风险基金为粮食安全基金，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日本和欧盟的具体做法，加强产销区之间的供销合作并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之间相互协作机制，才能保证产销区经济长期协调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必须通过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才能保证协作机制健康运行（罗守全，2005）。龙方、曾福生（2007）在肯定完善市场调控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及具体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实现责权利对等，并要求主销区应该主动承担起粮食安全的责任。主销区可以建立调销基金，依据调出粮食量对主产区进行补偿；还可以通过与主产区龙头企业合作、到主产区投资建厂、利用优势加强对主产区农业科技推广支持力度等措施，补偿粮食主产区农民利益（蒋和平，2009；赵波，2011）。

（四）宏观治理机制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有较大粮食种植优势，政府应首先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建设一批优质专用的粮食生产基地。推动粮食产业价值升值增值，提高农户收入，同时还可通过市场机制引领粮食产业化发展，带动养殖、加工、运销和服务等关联产业群发展，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持产业（许经勇，2004）。但是，曾福生等（2004）认为，我国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激励、人地矛盾、农业产业结构滞后和依托平台的缺乏制约了产粮优势向区域综合优势转变，因此，国家必须确立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倾斜政策、强化高效优质粮食产业化工程建设等粮食产业治理机制。侯明利（2009）强调粮食行业治理机制培育与发展本质上就是广泛分散的粮食生产者与粮食物流链上相关企业之间通过市场的竞争性契约或非市场的方式，逐渐形成的长期供求合作关系。并且，有效的治理机制正是渐进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稳定的治理关系能从长远提高社会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能力（赵德余、顾海英，2008）。蔡昉（2008）认为当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保持粮食稳定供给的关键在于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面临着激励机制的转换，即推动粮食价格朝着市场均衡方向持续提高；马文杰（2010）、田建民（2010）指出要从区域公平发展的视角，建立产、销区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机制，向粮食主产区实施倾斜与优惠政策，积极推进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完善粮食生产的利益补偿调节政策。

二、研究新趋势

综上，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研究，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已取得了较多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实施，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研究也呈现了新方向、新趋势。一是宏观政策目标微观化，粮农生产者行为与产业空间经济的相结合必将成为研究新方向。国家政策目标主要目的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保证主产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终确保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但是，在粮食主产区，耕地有限性是粮食生产的硬约束，而农户对粮食生产投入积极性是粮食生产的软约束。对主产区利益补偿主要是粮农利益补偿，将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利益补偿的微观研究纳入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及整体产业生产专业化内，将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研究新方向；二是利益补偿系统化。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利益主体各方面相互协调的统一体。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研究也应该有单项研究逐步向系统性研究发展，更需要统筹兼顾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过程的区域、产业、主体、方式等，以增强利益补偿的综合效应；三是利益补偿阶段性的针对化。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粮食主产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主产区利益补偿要求也是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细分不同发展阶段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重点、方式和标准，提高利益补偿的效率必将是今后研究的新趋势。同时，针对利益补偿的具体情况，研究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形成上下衔接、纵横交织、公平多赢的补偿体系；四是利益补偿内生化。以行政手段为主，强调收入分配补偿为主要内容的反哺性补偿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手段配置生产要素，着力提升主要产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化补偿机制建设将是研究的新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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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粮食消费税

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与2004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认为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的能力，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概念与世界粮农组织（FAO）定义的粮食安全稍有不同，但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据此，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生产、进口和储备能力以及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本文将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突破5亿吨，2011年达到5.7亿吨，2012年为58957万吨，除大豆外，其他种类粮食自给率均高于95%的安全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400公斤定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2010年达到409公斤，2011为425公斤，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数量安全但质量不高。无论是米面油等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还是肉蛋奶等经转化后的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近年来质量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如2013年5月的“毒大米”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2009年轰动全国的“三鹿”事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土地、水源等受到污染，粮食质量受到影响；二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粮食中残留过多有害物质；三是由于监管不力，使粮食在储存、加工、销售环节被污染，最终导致问题食品流向民众的餐桌。

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一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决于耕地数量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其中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因素。

耕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在一国范围之内是有限的。耕地总量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数据显示，1997～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132万亩。中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10和2020年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这是中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耕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耕地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人口增加，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建设用地不断增加；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态退耕使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抛荒严重。

提高单产受多种因素制约。耕地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单产还受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量、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利设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农科院屈宝香等（2009）对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提高单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提高单产最直接的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是，复种指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片面提高复种指数会透支土地肥力，使耕地质量快速下降，还会导致化肥的过多使用，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大部分的粮食主产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配套设施严重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低下。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因素都极大限制了粮食单产的提高。

人口增加的刚性。粮食的需求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是刚性增加的。虽然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左右，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4.7亿人左右。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人均消费量包括人均口粮消费量及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粮等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停止增长或者开始减少，但是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以2009年13.35亿人口为基数，如果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粮食消费会增加52.8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的34%。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均粮食需求量达483公斤。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新加坡等在人均GN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左右。虽然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400公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增加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末总人口134091万人为基数，当人均粮食需求达到483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4766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的基础上增产9.9%（5809万吨）。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73750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增产25.1%（14793万吨）。

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是谨慎乐观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一种脆弱平衡，随着人口和人均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这种脆弱平衡必将会被打破。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贸易。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不遗余力地提高粮食产量。以保护耕地为基础，提高单产为目标，确保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加强对抛荒地、闲置地的管理和利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等多种因素，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耕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化肥和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有研究显示，全国农田只有49.6%实现了有效灌溉。如果能够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解决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全国耕地有2/3为中低产田，可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方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对良种研究推广，新型耕作模式及灌溉技术等能直接提高粮食产量、节约能源的研究。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建立有效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增大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研究对部分人群征收粮食消费税的可行性。2011年，中央财政全面取消了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此举大大减轻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粮食安全。2005年两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开征粮食消费税的建议。2010年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中，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再次提出，我国应该探索建立“粮食消费税”，将征收来的税金用于支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建设。有学者认为，粮食消费的最大群体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开征粮食消费税，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粮食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有可行性，税基和税率如何确定，征税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分，怎样才能真正起到补贴粮食主产区农业建设、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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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92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粮食安全主旨化原则系由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重要战略物资所决定。粮食政策法律化原则系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必然结果。央地立法协调化原则是指坚持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协调，要坚持下位法与上位法以及同位法之间相协调。系统架构均衡化原则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提出粮食安全法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协调，互为促进，是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密的法体系。域外经验本土化原则是指要在汲取他国有益经验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结合我国人多地少缺水的基本国情，移植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法体系。

关键词：粮食安全法体系 立法原则 粮食安全

除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程序民主、内容科学等一般原则外，构建粮食安全法体系还涉及一些特殊原则。

粮食安全主旨化原则

《关于〈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将粮食定位为特殊商品：“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重要战略物资”。这是就其作为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属性而言的。无论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如何，粮食都是该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生产的第一需要。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解释人类其他的活动。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正因粮食无可替代的特殊性，本国、本民族政权体制下的粮食问题一旦为其他政权或势力所掌控，其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也将为其他政权或势力所控制，不但本国、本民族政权的执政指向为其他政权或势力所操控，而且最终将使本国、本民族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粮食又具有政治属性，它是关系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法体系理应把粮食安全作为该体系构建的唯一主旨。

从确保粮食安全这一主旨出发，粮食安全法体系的建构理论就是义务本位论。这是因为本位直接决定着权利义务的出发点，在二者关系上表现为权利决定义务还是义务决定权利。如以前者为本位，即意味着立法者将以权利为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人们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享有的权利范畴，然后设计具体法律制度来保障权利的实现；如以后者为本位，即意味着立法者将以义务为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人们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负有的义务范畴，然后设计具体法律制度来保障义务的落实。《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之所以引起较大争议，就在于起草者没有将义务本位贯穿该稿始终，没有准确把握粮食安全以保证全体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粮食供应和安全保障为重点的立法宗旨，而是过分关注部门利益，将部门权利与部门义务的“双轨制”贯穿到该稿的起草始终。因此，粮食安全法体系构建要以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为主，明确政府、各类市场主体及其他主体在粮食安全方面负有的义务和责任。

粮食政策法律化原则

政策和法律是我国当前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已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制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的需要，国家政策的法律化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与政策相比，国家法律在规范内容、调整范围、实施方式、稳定程度等方面具有更多比较性优势，在解决粮食等具体问题时将会有更好地调整效果。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流通、储备、消费等环节，囿于国家经济体制和粮食安全法体系的构建缺位，我国的粮食政策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发挥着真正的法律功能，而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悖的，是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相悖的，粮食政策将最终让位于粮食立法。

粮食安全法体系的内在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从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粮食安全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农业法》除对“截留、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再规定其他法律责任，因此该法的威慑力并不是很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因未将粮食与其他农产品区别对待，因此对粮食质量安全针对性不强。《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不但法的效力位阶较低，而且适用范围互不涵盖，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难以协调。因此，在构建粮食安全法体系时，要逐渐将政策转化为法律，把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进出口调剂余缺，国家宏观调控下实行“粮食市场负责制”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符合国际惯例与大力扶持国内粮食产业发展相结合等符合公共利益、行之有效、需要较长时间贯彻执行的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定型化、条文化、规范化。

央地立法协调化原则

构建粮食安全法体系要坚持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协调，要坚持下位法与上位法以及同位法之间相协调。一般来讲，把握法的效力位阶需注意三个方面：一是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位阶决定于其制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二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即同一位阶的两种法律关于某事项都有规定的，特别法比一般法优先适用；三是新法优于旧法。在我国，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最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修改，它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其效力位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它的效力位阶仅次于宪法；再次就是行政法规，它由国务院制定，其效力位阶又比法律低，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第三层次效力的法；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的效力位阶又低于行政法规，它们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效力位阶最低，不能与上位任一法律法规相冲突。

坚持央地立法协调化原则，就是要把法的效力位阶理论贯彻到粮食安全法体系的构建之中，实现地方立法服从于国家立法，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以粮食流通领域的立法为例，效力位阶最高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其余的都是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出现。而享有地方立法权的立法主体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显而易见，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有关粮食流通领域立法的效力位阶相对是比较低的，其最终结果是全国各地粮食市场的竞争处于混乱、不统一状态。关于法制不统一的危害，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坚决实行这个确立全联邦统一法制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条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护和创立文明了”，因此“法制只能有一个。否则既无文明，又无政治常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有序、统一、和谐竞争的市场体系，粮食市场主体的地位、准入条件应当一致，所以应“尊重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转换行政职能”、“加快制定粮食市场监督检查的配套规章和制度，为监督检查工作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而要做到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相互协调，提升法的效力位阶，制定粮食安全基本法，按照均衡化原则构建适用全国范围的粮食安全法体系就成为必然。

系统架构均衡化原则

粮食安全法体系是规范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秩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农业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艰巨”。构建粮食安全法体系已是刻不容缓，它要求在进行粮食立法时，能够使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统一布局，同时加强与粮食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在中央层面，制定统筹粮食安全各环节的基本法，作为粮食安全下位法制定的总依据，而我国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其他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可以在不与粮食安全基本法、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按照地方立法程序，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颁布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形成一个以粮食安全基本法为统领、以地方粮食安全立法为有益必要补充的和谐粮食安全法体系。

仅仅在纵向立法时注意粮食安全法体系的系统架构均衡化还不全面，还要注意横向立法时粮食安全法体系的系统架构均衡化。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特殊产品，粮食所涉及的各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危及国家整体粮食安全。所以，我国在加强粮食纵向立法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粮食横向立法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要注重粮食生产环节立法的完善。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环节，粮食生产如果没有完善的立法作为保障，那么粮食生产就会面临危险，使得粮食生产失去应有的保障。同时，还要注重粮食流通、粮食储备、粮食消费等方面的立法，不仅要能够确保粮食的安全生产，而且还要能够确保粮食从产地安全地到达人们的餐桌。否则，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粮食供应链的断裂，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我国要注重粮食安全各重要环节的立法，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密的法律体系。要做到这一点，移植域外既有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域外经验本土化原则

不仅我国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的首要任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安全法体系构建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是比我国先进。美国早在1916年就通过了《美国仓储法》，后来又专门制定了《粮食仓储条例》。而日本、加拿大、欧盟、韩国等也都出台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相关法律。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人口状况、资源环境等方面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但粮食立法的目的与我国粮食法治建设要求有着诸多共同之处。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妥善地解决本国粮食生产、流通、消费、贸易等方面的问题，其粮食法治化实践为我国构建粮食安全法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因此，要在汲取域外有益经验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结合我国人多地少缺水的基本国情，移植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法体系，最终实现粮食安全的法治化保障。

然而，仅仅移植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还远远不够，还要实现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的本土化。这是因为法的移植“着眼于法律发展演进的过程和结果，即法律后进的国家，通过移植先进国家的立法成果，将其吸收组合进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之内”，而法的本土化则“着眼于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势，表明在法律发展进步之国际化、趋同化的浪潮之下，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会自然地保留下本民族、本国法律的若干内容，保存着本民族、本国法律的特色”。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的本土化，不仅是将域外的先进粮食安全法体系移植入我国，使其与我国既有法律法规相融合，从而完成我国粮食安全法体系的构建，而且还必须结合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等国情，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有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组合进新构建的粮食安全法体系之中。为此，不仅要反对过度批判、抵制对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的吸收、借鉴和移植的倾向，还要反对盲目学习域外粮食安全法体系、一味否定我国粮食法治化实践的倾向，实现域外及我国在粮食安全法体系构建经验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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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

3列宁全集第43卷[M].人民出版社，1987

粮食安全论文篇9

关键词：Web挖掘；文本分类；粮食舆情；舆情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3）10-2426-03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粮食信息数据量大、市场供求信息不明确、技术保障不到位等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2009年初中国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国内市场充斥着粮食供应可能趋紧并有可能大量进口粮油产品，以及全球粮油价格将由中国的大量进口而出现暴涨等网络言论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如何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对粮食情报信息实现有效监管，如何在海量的粮食网络资源信息中，快速有效地挖掘蕴含有巨大潜在价值的粮情知识和信息，同时过滤掉大量无用的或不相关的粮情内容，准确地定位所需要的信息并自动分类，以保证粮食安全，已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该文就基于Web挖掘在粮食情报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一些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基于Web挖掘的粮食舆情分析系统的框架。

1 粮食舆情系统模型设计

1.1 Web挖掘简介和粮食舆情分析难点

Web挖掘是从大量Web文档集D中发现隐含的模式W。如果将D看作输入，P看作输出，则Web文本挖掘的过程可看作从输入到输出的映射，即F：CP。网络舆情是公众利用互联网表达或传播的对热点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和所持观点的较有社会影响力的态度。利用Web挖掘技术进行主题追踪的舆情分析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任海果研究了主题事件的追踪技术，实现了对热点事件的发现、演化和趋势分析[1]。Federico Neri等研究了1000个关于意大利公共广播服务意见的Facebook网贴，得到了观众关注度和兴趣度，并在开源情报信息和Web挖掘中得到应用[2]。Wang等利用垂直搜索技术收集互联网上关于食品质量和安全的网络信息，搭建了食品安全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满足了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有效监管[3]。但由于粮食信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4]，使得粮食舆情信息的采集不够全面，现有分析系统的分析不够深入，总体来说粮食网络舆情挖掘扔存在着一下难点：

1） 粮食舆情影响因素复杂。粮食舆情受多种因数的影响，和粮食直接相关的有粮食产量、销售价格、产地、供求关系等因数，此外还有气象条件、病虫害的等间接影响着粮食安全，目前对粮食安全因素的挖掘不够全面。

2） 粮食舆情信息的存储位置和方式复杂，没有统一的系统来采集各种形式的粮食信息。如粮食产业信息资源，如灾害史、产量信息、气象条件等，并发存储在各家统计机构、管理机构、经营机构的网络环境中，并且没有统一的数据表示形式，没有开发出联合采集各家机构和组织中粮食数据的采集或者存储方法和策略，不利于粮食舆情信息的整合和关联分析。

3） 粮食舆情信息牵涉面广，没有融合各方面信息处理方面的优势。在粮食信息处理方面，没有实现统计学、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等多种分析方法融合的决策策略。

4） 没有提出预测和预防模型。现在的网络舆情分析往往注重于热点的发现，没有为热点事件建立等级级别区分管理和提供预防，同时对于发现的灾难事件，没有定量的分析灾害危害的严重程度和预警级别。

利于舆情分析技术实现对粮食舆情信息的监控和管理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该文设计了一个粮食舆情分析架构模型。

1.2.2 舆情信息预处理模块

舆情信息预处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采集到的相关网页进行去噪处理，如对广告、注释等噪声数据进行清理，然后用统一的结构化的格式进行文本表示，然后利用分词技术、特征提取技术、权重计算技术等进行特征选择，构建粮食数据仓库，利用分类器实现文本的分类。文本分类技术是整个预处理模块的核心，其步骤描述如下：

本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功能：

第一、通过对粮食舆情主题检测进行热点、敏感信息的发现，并针对特定的粮食安全主体，如粮食价格、供求关系、气象条件等各个主题跟踪技术处理，同时设计融合各方面因素的分析策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提供预警信息。

第二、对特定粮食安全事件的公众所持观点和关注度的分析，掌握事件发生、发展和加强的可视化时间序列，开发基于区域性舆情的分别汇总，提供实时的空间和时间的网络舆情趋势信息保障，有利于决策者实施适当的措施。

第三、利用灾害预测、分析和预防的决策系统，对多发性的、危害严重的灾害构建主动分析、及早预测和及时预警的机制，提供相关、相近主题的预防措施经验。同时针对灾害引起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关联分析，比如旱灾有可能引起局部供求关系失衡，灾害的严重性导致价格波动的范围等建立定量的数据分析方法发现彼此存在的联系。

2 结论

利用Web挖掘技术实现对粮食信息的监测，有利于充分海量的粮食网络信息资源，能够及时发现粮食热点事件，为粮食安全提供预警服务。该文着重分析了当前粮食方面舆情分析系统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解决方案，构造了一个较完善的粮食舆情分析架构。通过各种算法的编码和改进，实现本文所构建的系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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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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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外部冲击因素和内部产业因素共同体现出粮食贸易的安全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粮食贸易的安全威胁具有多源性，风险来源跨越国境和产业。目前，控制全球粮食交易量80%的四大跨国粮商，在垄断全球粮食市场的同时，与控制定价权的金融力量联手，在现货和期货交易领域同时操控粮食价格，导致粮食的金融属性日益增强。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的化肥、农业机械等要素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相关程度较高，导致国内粮价（通过生产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与国际油价直接关联、波动加剧，粮食生产的石油属性愈发凸显[9]6。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程度越大，粮食贸易的信息成本和履约成本越高，对粮食贸易安全冲击就越大。一国粮食生产成本越低，技术进步越大，产业支持力度越大，则比较优势越强，国际市场份额越大，在粮食贸易中越能占据主动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国际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表示我国粮食贸易的外部风险来源未对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国际能源价格指数波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异常值进行处理，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异常值本身可作为“经济危机”的指标，能够说明粮食贸易安全化的程度；二是经过主成分分析中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会部分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和离散性。；选取产业绩效（我国粮食市场份额、比较优势）、产业绩效决定性因素（生产成本、技术进步）及产业政策（国内市场价格支持、国营企业粮食收购量占总产量比例、粮食关税率）代表我国粮食贸易的内部风险来源。

最后，一国粮食进口集中度越低，进口占世界出口比例越低，进口依存度越小，出口依存度适中朱丽萌提出，农业产业出口依存度在20%―30%为安全，10%―20%及30%―40%基本安全，5%―10%及40%―50%为不安全，在0%―5%及50%以上为危机。1992―2011年我国小麦和稻米的出口依存度在2%以下，玉米和大豆在5%以下，处于0%―5%区间，其数值大小与安全程度呈正向关系，所以未对该数据进行处理。参见朱丽萌《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与农业产业安全预警分析》，载《财经科学》2007年第6期，第111117页。，意味着一国粮食贸易的脆弱性越小，粮食贸易主体“感到危险”的程度越低。所以，本文采用进口集中度、进口占世界出口比、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等指标衡量我国粮食贸易的受控可能性，作为我国粮食贸易主体安全感一个较为简单的直观评判标准。

本文按照指标与粮食贸易安全呈正向关系的原则，对指标体系进行同趋化处理。国际粮食价格、国际金融资产和能源价格、汇率的波动程度越小，粮食进口关税率越低，进口集中度、进口占世界出口比、进口依存度越低，则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程度越高，所以采用1与以上各指标相减进行处理。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三、 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测度方法

为了较为科学地确定权数，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得出较为客观的综合指标，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进行测度。

主成分分析步骤为：（1）将原始数据标准化；（2） 对标准化矩阵Z，计算相关矩阵R；（3）求出相关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计算出贡献率，确定主成分的个数；（4）计算出主成分；（5）对主成分进行综合评价。根据主成分变化情况提取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前N个主成分，如公式（1）所示。利用主成分分析结果，对指标进行加权，得到一个综合指标Y来表示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综合指标表达式为公式（2），其中V是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F1=a11x1+a12x2+…+a118x18

…

Fn=an1x1+an2x2+…+an18x18（1）

Y=V1F1+V2F2+…+VnFn（2）

（一） 相关系数

指标相关是提取主成分的重要条件，只有指标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才可能提取公共的主成分并进行深入分析。主成分法相关系数检验标准是相关系数在033以上。根据小麦产业相关系数来看，部分指标间相关系数高达093以上，大部分指标相关系数达到046以上。玉米产业相关系数矩阵中，部分高达098以上，大部分达到043以上。稻米产业部分相关系数高达091以上，大部分在042以上。大豆产业相关系数部分在092以上，大部分在042以上。因此，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二） 主成分提取

如表3所示，根据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出的特征值、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对小麦和玉米确定了6个主成分，对稻米和大豆确定了5个主成分。四类粮食的主成分贡献率分别为8815%、8539%、8679%和8604%。可见，已提取的主成分较好地反映了原始指标的信息。

F1国内购买力、国内小麦缺口、国内收购政策支持3522 市场份额、出口依存度、比较优势3131 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关税率、国内购买力、市场份额2927 生产成本、比较优势、进口占世界出口比3838

F2市场份额、比较优势、出口依存度2020 能源冲击、进口依存度、金融冲击1764 进口集中度、进口占世界出口比、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2099 能源冲击、金融冲击1671

F3能源冲击、进口依存度、技术进步、进口集中度1114 国内价格支持、关税率、生产成本1385 国际价格波动、金融冲击、能源冲击1612 技术进步、国内收购政策支持1502

F4汇率波动、生产成本、世界小麦缺口945 关税率、国内购买力1010 技术进步、世界稻米缺口、汇率波动1169 国内大豆缺口、市场份额1011

F5国内收购政策支持、技术进步645 技术进步、进口占世界出口比685 国内稻米缺口、汇率波动、国内价格支持872 世界大豆缺口、国内收购政策支持583

F6汇率波动、进口集中度569 汇率波动、生产成本565

结果表明：（1）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按照贡献率大小排序依次为产业竞争力、国内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产业政策、受控可能性和国际市场行情。（2）小麦、玉米和稻米的产业竞争力主成分贡献率分别为020、038和040，与朱丽萌的权重赋值（025）相近[10]115，而大豆的产业竞争力主成分贡献率更高（053）。（3）市场行情方面，小麦的国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035，接近高帆对粮食消费和流通方面的权重赋值（02）[18]6；玉米、稻米和大豆的国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005、009和010，接近李光泗等提取的消费结构主成分贡献率（006）[13]74；稻米和大豆的国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016和006，但李光泗等的结论中国际市场稳定性指标李光泗用“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率”和“国际贸易中的价格需求弹性”代表“国际市场稳定性”。贡献率不显著[13]76。（4）小麦的受控可能性主成分贡献率为011，与李光泗等所提取的粮食进口受控风险主成分贡献率（011）[13]76及高帆的权重取值（010）接近[18]7；稻米的受控可能性主成分贡献率为021，接近朱丽萌的权重赋值（025）[10]115。（5）玉米和大豆的金融和能源冲击的贡献率为023和017，小麦的汇率波动贡献率为015，说明玉米和大豆的金融和能源属性较强，受外部冲击因素影响较大现有研究测度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时，较少涉及国内外粮食缺口、外部冲击因素、产业政策等方面，原因在于现有研究聚焦于我国粮食安全的宏观水平，通盘考虑粮食生产、消费、储备、流通、进出口、受控可能性等方面的同时，难以进一步对粮食安全的细分领域“粮食进出口安全”深入挖掘。，而汇率波动对我国小麦贸易的影响较大。（6）小麦和玉米的国内粮食价格支持及市场准入政策的贡献率为006和023，说明产业政策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具有较大影响，不同于朱丽萌认为的中国加入WTO时农业方面的承诺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影响不大的结论[10]115。

（四） 综合评价

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与标准化数据，分别测算各主成分的分值，按照各主成分的贡献率测算粮食安全水平综合指数，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判。

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Y1=0.35F1+0.20F2+0.11F3+0.09F4+0.06F5+0.06F6

Y2=0.31F1+0.18F2+0.14F3+0.10F4+0.07F5+0.06F6

Y3=0.29F1+0.21F2+0.16F3+0.12F4+0.09F5

Y4=0.38F1+0.17F2+0.15F3+0.10F4+0.06F5

Y1、Y2、Y3、Y4分别代表小麦、玉米、稻米和大豆的贸易安全水平综合指数。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综合指数与粮食贸易安全状态对应关系见表6：

表6贸易安全状态划分

安全状态对应分值区间安全状态对应分值区间

贸易优态[05，1）

贸易劣态[-05，0）

贸易弱态[0，05）

贸易危态[-1，-05）

根据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综合指数，得出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变化趋势（图1）和安全状态（图2）。既有研究一致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的状态，但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的变化趋势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粮食安全程度在提高但存在显著波动[13]76 [18]，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处于从基本安全到不安全的状态[10]115。与粮食安全整体状态相比，我国粮食贸易安全具有更加复杂的特征。首先，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状况总体上多为贸易弱态和贸易劣态，处于基本安全和基本不安全状态。1992―2011年，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的贸易劣态和弱态年份比例为85%、80%、95%和80%。其次，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要求保证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意味着主要作为口粮的小麦和稻米的贸易安全重要性，超过主要作为饲料粮的玉米和主要用作工业用粮的大豆1992―2009年我国小麦口粮需求比例在83%以上，稻米口粮需求占比约80%，玉米饲料粮需求占比为82%左右，大豆加工需求比例从46%升至74%，大豆饲料粮需求在2%―9%之间波动。数据来源于FAO食物平衡表，http：///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FB/BC/E，2014年9月20日。。口粮、玉米和大豆的贸易不安全年份比例分别为55%、35%和65%，说明口粮和饲料粮的贸易安全状态高于工业用粮。再次，小麦贸易安全水平有小幅上升，而稻米贸易安全水平波幅减小且略有降低。最后，玉米贸易安全水平围绕0值波动，除2008年外其波动幅度小于口粮；而大豆贸易安全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2―1996年为正值，1997―2002年稳定在0值左右，除2006年和2007年外2003―2011年均为负值。

图1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变化趋势（1992―2011）

图2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状态

（五） 测度结果分析

小麦贸易安全水平有小幅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小麦购买力上升，产需平衡能力增强，国内采购政策和价格支持力度增加。国内小麦人均购买力由1992年的348吨上升到2011年的1611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2012年版；国家粮食局《中国粮食发展报告》，（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012年版。。小麦产需差额占产量的比例由1992―1999年的584%降至 2005―2011年的512%产需差额=产量-需求量，取绝对值，数据来源于http：///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FB/BC/E，2014年9月20日。，其方差则相应由0011 2降至0000 4，说明我国小麦生产和需求的平衡能力增强，波动程度减小。国内小麦收购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国企小麦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由1992―1999年的3286%增至2008―2011年的5307%数据来源于国家粮食局《中国粮食发展报告》，（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012年版。。国内小麦价格支持力度增大，小麦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1992―2005年均值为-6 53883百万元，2006―2011年均值则为59 65418百万元数据来源于OECD农业政策与支持的中国PSE数据库，http：//，2014年9月20日。我国小麦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1992年为0值， 除1994、1995和1998年外， 2005年前均为负值，2006年后为正值。。

稻米贸易安全水平略有降低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首先，我国稻米产业竞争力主成分贡献率为4096%。其中比较优势、关税、生产成本和市场份额主成分贡献率为2625%，技术进步主成分贡献率为1063%。我国稻米MFN关税率由加入WTO前的114%，逐步调整至2003年后的65%数据来源于WTO关税数据库，http：///ReportersAndProducts.aspx，2014年9月20日。，表明我国稻米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减小。1992―2011年稻米比较优势指数由293降至017比较优势指数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http：///，2014年9月20日。。中美稻米每英亩生产成本比由1992年的39%逐步上升为2011年的87%，中美稻米全要素生产率之比在60―80间波动中美稻米成本比、全要素生产率之比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012年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2年版；USDA数据库，http：//ers.usda.gov/dataproducts/commoditycostsandreturns.aspx，2014年9月20日。。我国稻米市场份额由1992年的6%降至2011年的2%稻米市场份额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http：///，2014年9月20日。。尽管我国稻米关税壁垒降低，但是我国稻米生产的成本优势和比较优势减弱，市场份额降低，技术进步缓慢，总体上令稻米贸易安全水平略有降低。

其次， 受控可能性主成分贡献率为2099%。1992―2011年，我国稻米进口占世界出口比基本稳定在5%以下，进口集中度由1992年的492%上升至2011年的3389%，进口依存度由017%上升至045%，出口依存度由1%下降至05%进口占世界出口比、进出口集中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数据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http：///，2014年9月20日。，表明总体上我国稻米贸易的安全感较高，但受控可能性的增加令稻米贸易安全水平略降。

再次，国际市场行情和外部冲击主成分贡献率为1612%。国际稻米价格波动程度1992―2007年均值为006%，2008―2011年为019%，增加了217倍。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波动程度2007年以前都在36%以下，而2008―2011年间在6%和64%间剧烈变化。除2008年外，1992―2011年国际能源价格指数波动程度都在42%以下，2008年该指数波动程度超过10%国际粮食价格、美联邦基金利率及能源价格指数的波动程度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IMF的WEO数据库， http：///external/ns/cs.aspx？id=28，2014年9月20日；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xternal/data.htm，2014年9月20日；美联储网站，http：///fred2/，2014年9月20日。。为了减少国际粮食市场（特别是口粮）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我国政府通过关税、补贴、进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以及最低收购价、粮食直补等国内农业政策，使国内口粮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较大，因而2007―2011年国际稻米价格、国际金融资产价格、国际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并未导致我国稻米贸易安全水平大幅下降。

最后，国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872%。国内稻米产需缺口波动较大：1992―2000年国内稻米产需盈余均值为464万吨，2001―2005年国内稻米产需缺口均值为852万吨，2006―2011国内稻米产需盈余均值为413万吨数据来源于FAO食物平衡表，http：///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FB/BC/E，2014年9月20日。。汇率波动程度增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程度由1995―2005年的046%增至2006―2011年的345%1993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导致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4958%。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国内稻米价格支持政策随市场行情而变动。1992―2000年，稻米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金额均值为-34 039百万元，我国的稻米产业政策仍处于“负保护”阶段数据来源于OECD农业政策与支持的中国PSE数据库，http：//，2014年9月20日。。2001―2005年，我国稻米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均值为19 918百万元，对国内稻米价格起到支持作用。2007―2010年国际稻米价格飙升，为了稳定国内稻米价格，我国稻米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均值为-105 466百万元。2011年随着国际稻米价格回落，我国稻米SCT单一商品生产者转移为30 812百万元。灵活的国内稻米价格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稻米产需缺口波动和汇率波动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豆贸易安全水平呈“阶梯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要原因在于产业竞争力，该主成分的贡献率为5340%。其中，生产成本、比较优势、进口占世界出口比主成分贡献率为3838%，技术进步和国内采购政策支持主成分贡献率为1502%。1992―2011年，中美大豆每英亩生产成本比由55%逐步上升到116%；我国大豆比较优势指数由124降至0034；大豆进口量占世界出口比由613%上升为7493%，年均增速为637倍；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之比在1―12之间徘徊；国营企业大豆采购量占产量比例由1992―2000年的3194%降至2001―2011年的2459%中美大豆成本比、大豆比较优势指数、大豆进口占世界出口比、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之比、国营企业大豆采购量占产量比例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012年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2年版；USDA数据库，http：//ers.usda.gov/dataproducts/commoditycostsandreturns.aspx，2014年9月20日；国家粮食局《中国粮食发展报告》，（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012年版。 。这说明我国大豆丧失了成本优势和比较优势，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生产技术无明显进步，采购政策支持力度下降，导致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下降，大豆贸易安全水平降低。

第二类原因在于金融和能源冲击，该主成分贡献率为1671%。大豆是现今交易最活跃且能源属性最强的粮食品种之一[8]14，受到国际能源和金融冲击的影响较大。国际能源价格指数波动程度2008年超过10%（其余年份在4.2%以下），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波动程度2008―2011年间在6%和64%间剧烈变化（2007年以前都在3.6%以下）国际粮食价格、美联邦基金利率及能源价格指数的波动程度经作者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IMF的WEO数据库， http：///external/ns/cs.aspx？id=28，2014年9月20日；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external/data.htm，2014年9月20日，美联储网站，http：///fred2/，2014年9月20日。。2007年以来国际能源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加剧，导致我国大豆贸易安全性降低。

第三类原因在于国内外市场行情。国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1011%，国际市场行情主成分贡献率为583%。1992―2011年我国大豆产需缺口由176万吨增加到5 758万吨，年均增速为16670%。1992―2006年世界大豆产需盈余都低于500万吨，2007―2010年均值增至1 183万吨，2011年转化为2 132万吨的缺口中国大豆产需缺口、世界大豆产需缺口数据来源于FAO食物平衡表，http：///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FB/BC/E，2014年9月20日。。国内大豆产需缺口的迅速扩大，国际大豆产需缺口波动加大，令我国大豆贸易安全水平降低。

四、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非传统安全内涵出发构建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得出如下结论：（1）1992―2011年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状态多为贸易弱态和贸易劣态，总体处于基本安全和基本不安全状态，且口粮和饲料粮的贸易安全状态高于工业用粮。（2）粮食贸易安全变化趋势上，小麦贸易安全水平有小幅上升，而稻米贸易安全水平波幅减小且略有下降，玉米贸易安全水平围绕0值上下波动，大豆贸易安全水平呈“阶梯式”下降。（3）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是产业竞争力、国内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产业政策、受控可能性和国际市场行情。

以上结论蕴含了提升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应加强农业技术的培育和转移，提高技术进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与市场准入政策相比，应更重视国内价格支持政策和收购政策的作用，维持稳定的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改革粮食定价机制，继续延续最低保护价格的同时，探索目标价格和价差补助形式；鼓励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农业市场竞争，支持商业化经营的粮油贸易企业参股控股国外农业公司，提升其管理水平和跨国经营能力；在政府主导下加快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进口企业的行业协会，整合进口需求，形成合力，争取贸易话语权。

其次，在稳定国内粮食市场方面，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增加其粮食购买力；可以考虑以国际价格变化趋势为基准稳定我国粮食价格，国内价格稳定区间上下限的设定应涵盖粮食的运输和管理成本，减少对国内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通过舆论引导和制度约束，提高粮食利用率，减少粮食浪费。

再次，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应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风险预警和控制，建立和形成完备的国际金融和能源市场战略研究体系，对粮食贸易主体提供国家和行业层面的信息服务，制订具备前瞻性、全局性以及产业和地区导向性的风险控制规划。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争取尽快推出人民币指数期货，支持我国粮食贸易企业采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最后，在稳定国际市场、应对全球性粮食危机方面，应建立产业安全和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在减少不合理进口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的同时，让国际市场对我国需求有更加稳定的预期；加快发展与完善双边和多边贸易机制，充分利用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建立互利、稳定的出口国货源基地；加强国家间边境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域内贸易的交易成本；可以考虑与区域组织成员合作建立区域性粮食储备制度，由成员提供指定数量的国际储备，由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释放或增加国际储备；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关于市场准入的谈判进程，与其他WTO成员方协同行动，对WTO出口规则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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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余潇枫： 《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第512页。[Yu Xiaofeng， ″Superior Coexistenced： A New Concept in Security Philosophy，″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2（2005）， pp.512.]

[15] 王江丽： 《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645页。[Wang Jiangli， ″The Safety： How Do Ecological Problems Become a Safety Problem，″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4（2010）， pp.3645.]

[16] 尤利群、范秀荣： 《粮食出口禁运的福利及政策效应分析》，《财经论丛》2009年第5期，第612页。[You Liqun & Fan Xiurong， ″On Effect of Welfare and Policy under the Embargo on Grain Export，″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5（2009）， pp.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