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政依法行政论文十篇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1

（2） “职责合法论”是在回避道交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提出的，没有反映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责的法定界限， 遗漏了行使职责的法定依据。

如前所述，道交法第四条共有两款规定，其中第二款的规定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上海市府法制办对第四条的解释，只字未提法定依据，根本没有反映第二款的要求。

第二款规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时， 必须以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为依据。也就是说，这种规划必须依法， 而不能无法、更不能违法， 必须按照国家的政策， 而不能脱离或违反国家的政策， 自行其事、各搞一套。该款共列举了三项依据。第一项是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这里当然包括“道交法”（及其他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法律， 如果有的话）。第二项是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规”。根据我国的立法分类，这里所说的法规可以被理解为包括两类，其一是行政法规， 比如，国务院制定的“道交法实施条例”（ 公安部根据“道交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虽非行政法规，但与 “道交法实施条例” 一样，属于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国家立法的一部分）；其二是指有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海道交条例就是其例。不过，如前面已经论证的那样，该条例并不能成为上海市府搞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的合格的法律依据。第三项是“国家的有关政策”。这里当然包括本文前面引述过的国务院同意转发、财政部等制定的“2001税费改革方案”中关于车辆管理环节的行政收费改革的政策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制定的“2004汽车产业政策”中关于涉及汽车的行政性收费、城市政府的交通设施建设义务、建立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的政策规定。请注意，该条款没有提到“地方政策”。据此， 在解释论上应当推定，在赋予地方政府道交管理职权方面，道交法的有关规定与国家的有关政策具有协调性，道交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制定没有国家统一政策依据的地方政策（比如上海市交通白皮书所规定的控制私人小轿车数量增长的政策）。

第二款的上述规定反映了依法行政的要求。在此必须指出， 依法行政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该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道交管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而且应当被理解为适用于道交法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的其他职权或职责的行使或履行。上海市府法制办对第四条所作的解释，遗漏了依法行政这一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政府义务，从而使其所理解的地方政府职责变成了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手段（只要地方政府自己认为“符合当地的特殊情况，具有合理性”） 来履行的职责。毫无疑问，这样的法解释根本不符合道交法第四条的原意。

4. 目的合法手段就合法是根本违反法治行政原则的命题

市府所主张的手段合法论，如前所述，其大前提是法制办专家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在其推论的逻辑构造中一定存在的一个假定，即手段的目的如果是合法的，手段本身就是合法的。换言之，手段本身未必需要法律依据。

这个命题显然不符合本文前面所引述的“法律的保留”原则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所谓侵害保留）。市府法制办专家仅仅满足于论证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的目的有其所谓的法律依据（不过，如本文前面所论证的那样，即使所谓的目的合法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并不认为这一措施本身需要国家立法上的依据。这种程度的法律根据论显然大大落后于我国法治行政发展的现状。

目的合法手段就合法这一命题如果真的可以被政府拿来作为支持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正当性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会陷于被政府行为肆意侵犯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和救济的危险境地。仅就交通行政而言， 如果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这一措施仅仅因有利于实现排堵保畅这一目的（假定确实符合此目的），其本身的合法性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如果以同样的理由， 采取诸如禁止居民购车、强制收购居民私车、禁止私车在任何可能发生拥堵的道路上通行、或者对私人购车行为征收高额特别附加税之类的措施，也都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毫无疑问，这一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

如前所述，道交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依法制定和实施道交管理规划的义务。据此，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涉及私人权利的任何道交管理措施，不仅必须以实现道交法规定的政策目标为目的，而且其本身必须有国家立法上的授权根据。上海市府法制办的手段合法论由于在客观上根本否定了该条款所明文规定的地方政府义务，因而是违法的。

至此，笔者按时间顺序分析了私车限额拍卖措施到底是否有合格的法律根据的问题，论证了上海市府新闻发言人和法制办专家的观点在法律上的错误之所在。其基本结论是，上海市府实施了多年的私车限额拍卖，自始至今，没有国家立法的授权根据，没有合格的地方立法的授权根据。市府所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在法律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六）其他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

1. 法制办专家答记者问的特色和留下的重大悬念

除了存在上述严重问题之外，法制办专家的答记者问还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或许还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悬念。

（1） 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2

目前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第一种研究进路是，首先确立行政法的基本理念，然后通过法理分析、价值分析、比较分析、功能分析、历史考察、哲学解释等研究方法，研究确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种研究进路，在行政法学界是颇受欢迎的，但其研究的思路并不是规范实证的研究进路。之所以这样认定，是由于这一研究进路，主要是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上述研究进路的最大问题是，片面地借鉴国外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预设，导致研究出现非本土化的倾向，不利于目前中国的法制统一与行政法治实践。第二种研究进路是，不是进行宏观的理论架构，而是借鉴国外的某个行政法基本原则，要么移植法国行政法的某个原则，要么移植英国行政法的某个原则，要么移植德国行政法的某个原则等。但在引入这些原则时，以西方法治国家当下的宪法精神或原则作为立论的基础，且在应用西方的宪法理念或原则作为立论依据时，对我国的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视而不见。这种研究进路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客观地把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导致基本原则内容空洞化、基本原则提法多样化的困境，而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学理上过多过滥的主要原因。第三种研究进路是，研究确定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然后通过考察目前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用涵摄的方法进行进行甄别。有时，这种研究进路还可能借鉴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实证分析的方法、价值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归根结底是通过抽象出一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来，而这个标准的确立，多数情况下是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出发，结合行政法的核心理念(行政权论、行政行为论、行政法律关系论)进行的。其最大缺陷是完全割裂了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使得指导我国行政法治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部分地脱离了宪法的轨道，甚至有走上形而上学的嫌疑。上述研究进路在方法论层面上都是与我国宪法文本和实践脱节的，个别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甚至与我国宪法规范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宪法变迁是肯定无疑的，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中国的行政法可以脱离宪法而“自在自为”。但问题是，我们的宪法规范难道真的不能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提供规范依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宪法原则，但将宪法和行政法基本原则机械地割裂开来是错误的。行政法是在近现代的宪法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将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恰如陈新民教授所言:“人民与行政法的关系，远比宪法来的密切;行政法既是人民切身利害的法，那么行政法学者加重了行政法的“宪法拘束力”之重量;行政法具体实践宪法”。因而，作为行政法精髓所在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最大可能地反映现代宪法精神。退一步来说，从宪法规范层面上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们国家的宪法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但一个宪制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宪法统领下的行政法，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行政法必须接受宪法规范的约束和指导。而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来说，则必须重视宪法规范分析方法的运用。因为这是行政法回归宪法的一个不二选择。

二域外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宪法

基础考察在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可以说，“德国行政法，很大程度上是相当近期的来自宪法激励的产物”。当然，德国上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形成的历程因应了德国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的发展变迁。比如，法治国思想在德国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发端于18世纪末的实质上的自由法治国思想，在19世纪专制时代创立后逐步走向了极端形式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波恩政权才使之复生，即恢复“实质法治国”并走向公正法治国。与法治国原则的发展变迁相应，德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正如M．P．赛夫所言:“实质上的法治要求实现公正的法律秩序，这一原则要求国家的权力应当服从于各种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宪法原则，服从实质性的基本价值;而形式的法治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以宪法规定的各种法律为依据”。在英国，越权无效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来自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重要原则———议会原则和法治原则。议会原则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按照该原则，议会制定法位于英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不存在优越于议会制定法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议会制定法的机关。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法体制所决定的。“在行政法上，议会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除越权无效原则外，英国行政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合理原则———则来自于英国的法治原则的宪法实践与发展，并最终由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起来。英国著名学者威廉•韦德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同样，英国的程序公正原则也来自于其自然正义的宪法原则。在法国，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而行政均衡原则(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是法国宪法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的重要体现，是司法机关基于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权力与个人权益之需要，而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判例中逐步形成的对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则。该原则的运用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并进而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同时，行政均衡原则也是法国宪法实践和发展的产物，是作为控制行政裁量权而出现的，是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在美国，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行政正当程序原则。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行政公开原则是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是行政正当程序伴随着美国的宪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由此可先，美国的行政正当程序原则首先源自于其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进而在其后的宪法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通过上述对英、法、德、美等国家的行政法法基本原则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法治国家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由其宪法规范以及实践而确立的，通常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第二，虽然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不一定表现为单纯的线性关系，但仍然不能否认一国之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是行政法治的基础这一事实，从而不能否认行政法具有“属宪性”的事实;第三，通过考察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发现，由于行政法并不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因而在具有“属宪性”的同时，还受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因各国宪法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三宪法规范分析方法的运用

以依法行政原则为例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首要方法是，通过宪法规范来“具体化”或“发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确定该原则的内涵。这种研究方法，我将其称之为“宪法规范分析方法”，即通过对宪法规范的分析来研究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内涵的方法。以下选取行政法的“依法行政原则”进行例示分析。目前，“依法行政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行政法首要的基本原则，但行政法学者在论述该原则时，较少从宪法那里获得其规范依据，对其内涵的界定更是如此。以下通过宪法规范分析的方法说明，为什么“依法行政原则”而非“行政法治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以及依法行政原则的内涵包括哪些及其宪法规范依据问题。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行政法治原则不是我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中均未出现“法制”或“法治”一词。在82年宪法中，在序言第七段中出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表述，虽然在其后的第五条(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从整部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来看，是无法从宪法文本中出现“法治国”的用语导出宪法上的“法治国原则”的，因为，从现行宪法典第五条第一款的文字表述来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前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定语“建设”，如果连同前半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出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表述体现了某种与“法治国原则”相关联的、体现出某种法治进程渐进逻辑的“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既然宪法所确立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法治国”，那么，从宪法规范分析的视角来看，是不能推导出一个行政法上的“行政法治原则”的。况且，法治原则即便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直接将其挪用到行政法上，也是极为不妥当的事。其次分析依法行政原则或合法行政原则的内涵。由于“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宪法要求，且“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是“依法范政”，那么其核心就是要透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对行政权进行控制。从宪法文本规范来看，对行政权的制度控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的政治控制。从宪法第八十五条和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来看，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强调了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政治控制的制度功能。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国行政法学界传统上一般将依法行政原则建立在“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基础上，导致在依法行政的内涵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使之几近等同于“合法行政原则”或“行政合法性原则”。如此一来，就将依法行政的内涵等同于狭义上的“法律优先”;二是除了权力机关的政治控制以外，还在制度层面通过第五条第六款的规定，强调了法律优先或法律的统制。在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一改过去仅承认民主代议机关为唯一的法律制定机关，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行政机关具有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的权限。为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和法的安定性之价值，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将法律优先作为控制行政执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要求;三是确立了司法机关的救济制度控制。1982年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四是监督制度的控制。现行宪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规定了人民的监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可见，现行宪法确立了依法行政的上述四项制度要求和基本内涵，是有说服力的。也可以从日本学者对依法行政基本内涵的认识中获得某种确认。如日本学者和田英夫认为，依法行政在具体制度上体现为三项要求:(1)国会对行政进行政治控制;(2)法律的统制;(3)司法的救济。我国宪法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法架构，依法行政在具体制度上体现为上述四项要求而非和田英夫所言的三项要求。但是，目前我能查到的行政法教材或者论著，在论及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时，往往偏离了宪法的规范要求。

四结语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道路；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1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内容结构及对政治道路发展探索的历史考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及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是道路。何谓道路？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任务的途径和模式，或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和方式；政治道路，是指达到实现政治领域某种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突出中国特色，达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使政治发展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公权合理配置，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经过了反复认识的探索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政权兴亡“周期率”时第一次讲到政治道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610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213在这里用了“中国路线”的概念，其实质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是明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168还强调，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4]195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三大政治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我国政治建设上升到现代法制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结构及特色

依据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动力。（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重要的发展条件。（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内涵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导思想层面，要求以政治理论包括民主政治论、政治改革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文明论、民主执政论、依法执政论、依法治国论、统一战线论、参政议政论、行政管理论、民主监督论等为指导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二是制度保障层面，要求以“四大政治制度”为依托，从最高权力的人大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个方面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三是政治实践层面，要求由政治理论转化为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政治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在实践中又好又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突显出“中国特色”。其主要表现是：

1.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面临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才有希望。

2.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共同理想追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方向，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3.本质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和核心，是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道路的本质区别所在。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还在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治党，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4.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不竭动力和方向途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有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5.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符合中国政党实际的政党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其特点是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220还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党体制采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6.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形式的鲜明特色，集中表现为“两个结合”：第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结合点是“带动”。这就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达到最终推进整个国家人民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民主的带动和结合是相互作用的，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精神带动。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精神；二是法制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转化为党内民主的行动。如1979年修改《选举法》，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8年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引入了党代会，实行差额推选程序。三是制度带动。要求以各种制度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系起来。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一项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民主形式上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其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两个民主相结合基础上，突出了协商民主。凡是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种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创新的民主形式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奠基准备时期（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着力点，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人民民主的国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7]432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充分的奠基和准备。这个奠基和准备集中体现在五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8]80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基本途径。会议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件大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重要政治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中《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一部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论述了政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9]16

第三件大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开始。时隔近三年的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建国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件大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实现了从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往包括政治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五件大事，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为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及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在政治生活上，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受到空前浩劫和损失，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横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为纲统揽一切，玷污了人民民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建设上，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引导下，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激烈冲击，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断。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实践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思想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统一体。其形成过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党的十六大为形成确立的标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形成的历史起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了出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两大文明”建设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支撑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重要的探索实践，集中体现在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上。一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进程。二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三是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论述了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把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三，第一次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个“三者统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确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理论和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的理论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表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容的创新。党的十七大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其表现：一是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二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概括。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四是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

（3）政治发展道路动力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基本要求是在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证。

（4）政治发展道路制度框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基础。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发展了这一制度框架的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命题。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制的具体制度，尤其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5）政治发展道路战略举措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政治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建设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就是关键的关键。为此，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其创新点是：第一，首次提出“一条主线”和“一个要求”。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必须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第二，首次系统完整提出“五大建设”的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三，首次提出了32个字的党建新目标。这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48

参考文献：

[1]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Conceptual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Yuanchang

（Zhengzhou Huaxi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00）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4

一、单选题

1.首次将政府(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的学者是

A.法约尔

B.韦伯

C.洛克

D.怀特

2.在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历，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描述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著作是

A.威尔逊的《行政研究》

B.西蒙的《行政行为》

C.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

D.怀特的《行政学导论》

3.研究和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具体方法中，主要注重个别事例特殊性研究的是

A.比较方法

B.经验方法

C.规范方法

D.案例方法

4.提出的“融合一棱柱一衍射的行政模型”的学者是

A.高斯

B.雷格斯

C.韦伯

D.斯坦因

5.改革开放前，在我国占主流的行政运行文化模式基本上是

A.自律本位型行政运行文化模式

B.法律本位型行政运行文化模式

C.有限分工型行政运行文化模式

D.服务本位型行政运行文化模式

6.实行联邦制的典型国家是

A.法国

B.日本

C.美国

D.英国

7.行政权力的目的是

A.维护国家机关自身利益

B.实现国家意志

C.制定法律法规

D.规范政府行为

8.弱势政府职能的积极意义在于

A.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需要

B.促进了微观经济管理

C.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形成

D.促进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9.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立法职能而言，行政职能具有明显的

A.执行性

B.经济性

C.普遍性

D.阶级性

10.内阁制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是

A.内阁

B.主席

C.元首

D.总统

11.下列行政管理机构中，属于辅助机构的是

A.国务院办公厅

B.民政局

C.审计局

D.文化局

12.将行政管理事务分为高层行政管理事务、中层行政管理事务和基层行政管理事务的依据是

A.行政管理事务的内容

B.行政管理事务的性质

C.行政管理事务所属的层级

D.行政管理事务的关系

13.人事行政管理最经常的职责和量的活动是对行政人员进行

A.激励和监督

B.计划和组织

C.使用和开发

D.保障和约束

14.行政组织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

A.行政人员

B.行政职位

C.行政体制

D.精神要素

15.不按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沟通系统和方式进行的沟通是

A.平行沟通

B.非正式沟通

C.正式沟通

D.双向沟通

16.在行政监督中，最典型的事前监督是

A.国政调查

B.行政复议

C.听证会

D.司法审查

17.行政执行的基本主体是

A.行政管理机构

B.公民

C.政党

D.社会团体

18.使行政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是

A.行政管理方法

B.行政权力

C.行政职能

D.行政文化

19.行政管理的行为激励方法中，奖励激励又被称为

A.目标激励

B.强化激励

C.竞争激励

D.反激励

20.我国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属于

A.人民法院

B.县级政府

C.国务院

D.市级政府

21.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共同目标是

A.提高行政的强制性

B.实现责任行政

C.提高制度的性

D.强化民主集中制

22.开展政府绩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

A.行政改革

B.技术改进

C.立法保障

D.公务员素质提升

2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绩效最经常表现为

A.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B.行政机构的精简

C.公务员素质的提高

D.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24.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

A.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B.建立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体系

C.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机构体系

D.建立扁平化的行政层级体系

25.行政发展的主要目的是

A.确立行政

B.提升行政能力

C.保护行政环境

D.树立行政形象

二、多选题

1.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学派主要是

A.行为科学学派

B.决策理论学派

C.系统理论学派

D.新公共管理理论学派

E.古典管理理论学派

2.依据行政系统的认知结构，行政系统的文化环境因素可划分为

A.行政价值文化

B.行政功能文化

C.行政运行文化

D.行政公共关系文化

E.行政法律文化

3.行政权力的具体来源主要有

A.强制力

B.诱导力

C.组织制度

D.信息

E.个人因素

4.典型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行政职能演变经历的阶段包括

A.“价值中立”时期

B.“守夜人”时期

C.“积极干预”时期

D.“有限政府”时期

E.“依法行政”时期

5.行政沟通行为的主要特点有

A.交互性

B.媒介性

C.单向性

D.随意性

E.目的性

6.国家公务员制度主要包括

A.新陈代谢制度

B.职位分类制度

C.激励约束制度

D.生活制度

E.职业发展和保障制度

7.行政组织体制中，委员会制的缺点主要有

A.独断专行

B.权责不明

C.行政效率不高

D.压抑主动性和创造性

E.行动迟缓

8.行政管理方法的主要特征

A.实践性

B.针对性

C.系统性

D.技术性

E.固化性

9.行政道德具体规范的主要内容

A.勤政

B.廉政

C.遵纪守法，依法行政

D.实事求是，科学行政

E.热情待人，协调行政

10.根据行政绩效评估的内容与性质，行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A.社会发展指标

B.历史发展指标

C.政治发展指标

D.经济发展指标

E.效益发展指标

三、简答题

1.简述我国改革开放前政府“全能主义”职能模式的弊端。

2.简述行政沟通的基本形态。

3.简述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

4.简述克服行政绩效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

5.简述行政管理机构的特性。

四、论述题

1.试述国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关系的基本类型。

2.试述未来我国行政发展的主要趋势。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5

关键词：道路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管理；市政

1 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管理的前期准备

1.1 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

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在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之前，应携带有关资料到所在地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填写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并按规定交纳工程质量监督费用。

1.2 制定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质量监督计划

根据受监工程的规模和特点、投资形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的质量信誉及质量保证能力、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勘察成果报告、合同，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技术标准、规范、文件而制定。并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情况及时做出调整。监督计划的编制，以事前控制为主，以监督各质量责任主体的行为为重点，来保证工程实体质量。以样板引路的工作方法，推动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

2 市政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的质量监督管理

2.1 有关文件的核查

对施工前的监督管理，主要是有关文件审查的监督。根据建设单位办理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时，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的以下有关资料：1）规划许可证；2）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3）施工、监理合同及其单位资质证书；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5）经批准的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于工程开工前对建设单位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2 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的资质核查

（1）勘察、设计单位的资质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有明确规定：1）检查勘察、设计单位的资质证书类别和等级及所规定的适用业务范围与拟建工程的类型、规模、地点、行业特性及要求的勘察、设计任务是否相符，资质证书所规定的有效期是否已过期，其资质年检结论是否合格；2）检查勘察、设计单位的营业执照，重点是有效期和年检情况；3）对参与该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其注册证书有效性，签字权的级别是否与该工程相符。

（2）施工单位的资质核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了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加强管理，保障承包单位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工程质量，制订了建筑企业资质等级标准。承包单位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且不得超范围经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承包单位的资质实行动态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资质升降及审查规定。

（3）监理单位的资质核查。①检查监理单位的资质证书类别和等级及所规定的适用业务范围与拟建工程的类型、规模、地点、行业特性及要求的是否相符。资质证书是否有效，其资质年检结论是否合格。②对参与该工程的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的执业资格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其注册证书有效性，专业是否与该工程相配套。

（4）检测单位的资质核查。①核查检测单位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格认可证书》和《计量认可合格证书》。资质证书是否有效，其年检结论是否合格；②核查检测单位的营业执照，重点是有效期和年检情况3）对检测单位的主要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其注册证书有效性。

3 市政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监督管理

3.1 对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工程发包给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具备相应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发包工程时，应该根据工程特点，以有利于工程的质量、进度、成本控制为原则，合理划分标段，不得将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各系统肢解发包给几个施工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价格竞标，不得指定分包单位，不得收取质量保证金，不得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质量，不得要求承包单位以垫支或带资为条件进行发包，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2）根据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特点，配备相应质量管理人员，依据国家规定实行工程监理制，必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并与监理单位签订监理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3）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施工相关的设计图纸、文件、水源、电源等原始资料，并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齐全。

（4）按照工程承包合同规定供应的材料、构件和产品、设备等的采购应进行招标。采购的材料、构件和产品、设备的质量，必须符合设计文件、合同及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不得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或购买不合格的材料、构件和产品、设备。

（5）工程竣工验收。收到竣工报告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据国家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技术标准和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定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设计图纸、相应技术资料，合同等相关文件组织竣工验收。

（6）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3.2 对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设计单位是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设计的主要实施者，其质量行为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工程的设计质量。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6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类型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因由公安机关制作，故应为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用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赔偿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又起着确定赔偿义务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的证据作用。如此重要的公文书证，却存在一系列欠缺之处，不仅与法理不合，也引起了司法实践中矛盾和混乱。

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已经成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当然依据。

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这三种类型的诉讼中，其证据的形式、证据的收集程序、证明的目的、证据的要求、证明的标准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和差异，尽管很多证据可以同时作为这三种程序的证据使用，但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怎么能让其当然成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依据？事实上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确实如此，只要有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般都直接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判决。

其次，交通事故认定书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责任承担依据及刑事责任的依据与证据法基本理论不符。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交通警察机关对违章当事人的行政处罚的证据，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责任承担依据及刑事责任的依据却与证据法基本理论不符。因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应当赔偿多少损失，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相关的证据（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其他证据）经过分析后才能予以确定，这根本不是交通警察机关的职责范围。

再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可诉，事实上成为终局性的东西，影响和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和知情权，同时对公安行政机关失去必要的监督，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之后，交警部门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原则上只负责原因分析和责任判定。至于到底怎样赔，谁来赔，可以由交警来调解，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目前交警部门已不予复议。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因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也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第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所以，行政上不复议和人民法院不立案都是有依据的。这就使得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成为终局性的东西，影响和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和知情权，同时对公安行政机关失去必要的监督，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

尽管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不予采信，即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事实上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只要有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般都直接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判决。

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修正

针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上述欠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予以修正：

第一，通过立法加以完善，明确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之规定和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之规定，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成为可复议和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理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应属于一种依法履行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授权依法对交通安全实施管理职能，取得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2）在内容上,必须向对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作出具有效果意思的表示。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看，它能够对相对人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经作出并送达当事人，即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不论是调解还是诉讼，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存在都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3）在程序上,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送达行政相对人。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第3款明确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因此，无论从主体资格上，程序上，还是内容上来看，交通事故认定都是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行为从事实到责任认定以及认定程序是否符合规则应当可诉，否则它必将成为终局性的东西，影响和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和知情权，同时也会对公安行政机关失去必要的监督，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第二，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区别情况，把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界定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的精神就是要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使对公民合法权益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的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更好地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对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行为予以司法审查与这种立法精神是相吻合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未排除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关于“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不应再予以适用。

因此，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根据其性质可以分别不同情况和阶段作出不同的处理：

1.当事人单独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使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救济。

2.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期间一审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告知其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诉讼。如果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虽然提出异议并不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可以将其作为正常的证据进行审查、分析和判断，决定是否采纳认定书的意见。允许交通事故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知情权利，纠正、减少和避免公安行政机关草率进行责任认定的现象。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7

摘 要：文章以公共权利论观点，通过对我国地方在行政法实施当中具体案例的分析，阐述行政法立法与行政法执法当中的矛盾，提出应当严格遵从执法结果与立法精神一致的观点。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立法；执法；政府管理；公共权利 行政法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而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一个国家制定行政法律及法规，完善行政法律制度，都要以行政法来调整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达到有效实现国家行政的目的。行政法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行政法立法的最终作用。行政法作为国家政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具有法律的一般作用，即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指导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作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器之一，行政法必然与其他法律一样，要积极影响现实社会，发挥保障公民权益，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的作用。然而，行政法毕竟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作用应有特殊性。行政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中，要积极发挥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1.保障行政主体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其具体体现是：确认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职权；明确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被委托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与程序；明确对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和妨碍行使行政职权的违法行为的制裁。 2.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其具体表现为：建立和逐步完善保证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国家法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参与权；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监督权；预防、制止和制裁侵犯和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 行政法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的合法性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法在其立法和实施的过程中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也是宪法立法所要求的原则精神。 一、关于行政法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行政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其授权的国务院等；行政法规的立法权在国务院及其部门。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立法法》的立法程序中明显缺少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或环节的原则意见。根据我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程。公民应当有权参与与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行政法的立法过程。这种权利被制约了。《宪法》中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与公民参与立法过程并不违背。这是一条原则。实际上，可以认为：民权与国权的争论问题。虽然本文并不建议使用”国家权利由人民授予“或”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是人民“的具体措辞，但是，不应该否认，国家权利不是第一位的，因而，公民立法权或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是不违背《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定义的。现在的情况是，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意愿表达的途径是不充分的，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公示或听证会的做法。 从立法监督的角度上讲，公民参与行政法的立法过程，是公民对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监督过程，是对政府行政的有效监督。正是因为行政法的职能是调整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在行政法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政府）行政的相对人更多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等受到行政法管理制约最多。如果法律或规定不合理、法律有倾向性或歧视性，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从法律根源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在法律适用面前的不平等，实际造成的危害将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如果可以认为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的话，契约的订立需要参与订立契约各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契约的效果才是真实的、有效的。法律与此有相同之处。就目前情况而言，公民在不得不接受行政部门制定法律法规并执法的现实。要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吸收更广大民众的意见或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将是立法过程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也将是一种民主和法治的趋势。 另外一个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被提起诉讼的问题。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立法原则违背了《宪法》精神和公民权是一切法律权利来源的原则；更准确地讲，违背了政府权利来自于公民权的国家/政府建立的法理原则。 国家（政府）是由于公民授权组成的，其权利和义务来自于全体公民，其行为从根本上是公民公共权利的集中行使。同样的道理，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以损害公民普遍的基本权利为先决条件。请看一案例： 近年来，抽象行政行为被诉的案件接连发生，北京发生的一起案件就颇具代表性。私家车主刘工超状告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交通局及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尾气排放通告案。该案中，原告在自家轿车上安装了韩国生产的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不符合被告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局及公安交管局三家单位执法机关联合的《关于对具备治理条件轻型小客车执行新的尾气排放标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化油器小客车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的要求。刘工超由于未装置“通告”中所指的尾气净化系统，其车当年未获准年检。刘工超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三被告联合作出的“通告”有关内容违法。此案例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通告”究竟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划分标准，凡是针对非特定人且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均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由于“通告”是针对所有1995年1月1日以后领取牌证的桑塔纳、富康、捷达等化油器小客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法院认为该三个执法单位的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且“通告”对上述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即所有在1995年以后购车的人都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加之“通告”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反复适用的行为，无论什么人，购买几辆车，都必须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所以，该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既然“通告”是一项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就不能直接审查“通告”的合法性。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法院不审查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实质性争议。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第二，该通告同时规定了不执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如果该通告适用范围内的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就无法通过汽车的年检，不能上路行驶，而不经过年检的车辆在路上行驶，随时面临被交通管理部门处罚的危险；第三，该通告已经对原告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性损害。对原告来说，尽管他为了达到“通告”关于减少尾气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治理方式，自费安装了1200多元的韩国生产的马哥马-3000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由于未执行“通告”中关于所指的车型必须到“各汽车制造厂家认定的特约维修站”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的规定，所以无法通过汽车年检，“通告”成为限制其使用交通工具、影响其财产权利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法院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处理方式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也难以解决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从本案的结果看，由于存在现行法律的障碍，法院未对被告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本案以原告最终败诉告终。 本文要郑重指出的是：行政立法的目的是要达到行政的目的 ，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行政部门行政的惟一目的是对汽车尾气的治理，而不是在使用指定的某种产品的基础上的汽车尾气达标治理上。这就形成了立法与执法的悖论。政府在指南性文件或推荐优选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时，更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借鉴社会契约关系原则，实施政府治理。 从此案件的审理依据和判决结果来看，对行政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行政立法的不合理性的结果损害了公民的权益；从权利角度看，立法过程的不合理，是对公民权利的实质侵害。 这是本文讨论的关于行政法立法冲突的观点。 二、关于行政法执法 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结果而言，行政执法更具有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更体现政府行政的实际意图。但是，行政执法要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否则，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将是直接的。 下面再举一个案例：运煤司机李某驾驶一辆超载的运煤卡车从S省经B市到T市。由于该车超载，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S省、B市、T市的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给予了同样的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处罚”的规定，李某提起行政复议。其结果是，各地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答复是：他们按照有关法律执法，处理适当，没有违反“一事不再处罚”。本文在这里不就处罚的多次性进行讨论，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处罚的目的，即执法的目的与法律立法精神和行政目的的统一性问题。政府道路管理部门的职责是维护道路的安全、畅通，保证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这是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惟一目的，也是行政的惟一目的。就本案例而言，三个地方的道路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行政的目的，甚至违背了行政的目的和立法的精神。 可以很简单、很普遍地假设，道路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是维护道路的安全、保护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性；而道路管理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只注重了形式上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过程，却没有使超载的车辆在管理过程中达到符合安全运输标准的行政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对超载这个危害道路安全的问题实施具体的行政干预与强制解除危险的行政行为，依然维持了超载车辆对道路安全的危害性、对其他使用本道路的公民的危害性，可以认为这是行政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其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有关法律。因此，上述三地的道路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违法了，违背了立法精神。 现实生活中行政执法的具体问题很多，多是这样的执法违法的行为（如《北京晚报》2003年6月19日第13版），具体讲就是违背行政法立法原则，只注重执法过程，没有达到执法目的的行为；甚至借执法之名行违法行政之实。 三、关于行政立法与行政实施的冲突 本文较为简单地举例讨论了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反映了对待权利观念上的差异。立法须尊重的是权利来源这个核心问题，执法同样是这样。这种冲突的本身反映了目前行政依然是权利行政的观念，即“天赋权利”的延伸和发展。 实施立法的权利和职责在国家立法机关，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没有争议。但是实际运作当中将权利的惟一来源的公民排除在立法过程之外，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将公共权利视为独享的权利了。这种授权与权利惟一来源的冲突的核心是否定权利来源，即国家权利的民有、民享以及国家的民治性，依然是精英治国的观念。 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包括了五项最基本的责任，即：⑴确定法律基础；⑵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⑶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⑷保护弱势群体；⑸保护环境。为实现上述目的，国家建立的本身就奠定了公权的使用。实施行政的权利和责任在政府，这是不能被否认的。但是，行政和行政执法的目的在于普遍维护公民的权益，而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执法的目的损害了公民权利，这种行政及其执法的公权必将回归于民，如民众起义、政府更迭。出现上述行政执法的问题， 其本质依然是将政府的行政立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看成独享的权利，只考虑到权利的使用，而不顾及权利运用的目的。推行公民监管政府与社会舆论或政党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成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另外的一种冲突表现为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行政立法与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上。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国家建立以来所固有的权利——国家权利；同时，同样不能否定为建立国家而固有的公民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同时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不可以想象只有国家权利而没有公民权利，就像是奴隶社会。同样，不可以想象只有公民权利而没有国家权利，就像是原始社会。但是，必须看到，这两种权利有一种是另一种的根源，这个根源权利是公民权利。只有在清晰地认识权利之间的从属关系，理顺相互关系，冲突才可以避免。国家权利一定要服从公民权利。当然，这里的公民权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总和，而不是单个或部分公民的权利。 人类自结成社会、组织国家以来，关于权利的争论和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不会停止。解决冲突的惟一方式就是正本清源，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享有权利就要履行义务，国权与民权是一样的。 四、结 论 本文以行政法为对象，从行政法的立法和实施角度，简要讨论了行政法现实冲突的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全体公民权利是所有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在我国现在行政法立法与实施中的冲突问题可以依据权利来源的原则调整。 参考文献： 张正钊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公共行政概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欧文E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8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暂扣机动车行驶证

为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广州市正紧锣密鼓修订地方性法规《广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定》。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广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定》（修订草案修改建议稿）第三十三条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在用机动车排气不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由公安机关暂扣机动车行驶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维修合格。”对于该条条文规定的暂扣行驶证的法律性质，大家看法不一，观点有异，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该种因排污超标而暂扣机动车行驶证的行为到底属于行政处罚抑或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下文，将结合相关资料，对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剖析，力争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一、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和性质

行政处罚具有以下几种本质属性：其一，行政处罚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必须依据法定权限；其二，行政违法性是产生行政处罚的前提，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作出的；其三，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罚，具有制裁性；其四，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处分，而不是临时限制，因而具有处分性；其五，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是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使其以后不再犯；其六，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

与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同，人们对于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观点不一。这主要体现在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问题上。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应相互独立，两者是并列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特定的行政主体，出于维持社会管理秩序的需要，预防或制止危害社会事件的发生，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行为、财产或其他权益所作出的限权性的强制行为；后者是指因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有关国家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其履行该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目前，这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论著认可，事实上已逐渐成为通论。

2005年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草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说明，其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是指行政强制措施和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这种规定，肯定了前文所述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是并列关系，二者共同组成行政强制制度，同时，它还在立法层面上揭示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这对于我们统一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内涵、外延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依照《法制日报》刊登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审议实录》，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对行政强制法草案审议的过程中，并未对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二条的规定提出任何意见。由此，可以推断，草案第二条的规定将在该法最终定稿通过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该条确立的“行政强制法”既要规范“行政强制措施”也要约束“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思路，以及揭示的相关概念，将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实质性的修改。

从上述学界的通论以及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规定中，我们可以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以下几种法律属性：其一，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虽然任何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法行为都具有强制性，但行政强制措施相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更强和更直接的强制性。其二，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非制裁性，它不是以制裁违法作为直接目的，而是以实现某一行政目标为直接目的。其三，行政强制措施是限权而非处分行为，它只是限制行政相对人对权利的行使，而没有剥夺行政相对人对权利的拥有。其四，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临时性，它只是对一种权利的临时约束，而不是对这种权利的永久、最终处分。其五，行政强制措施不以存在违法行为作为前提，它可以针对违法的当事人作出，也可针对合法的当事人作出，如卫生行政机关对患有流行性传染病的人，采取强制隔离和治疗措施。

二、将因排污超标而暂扣机动车行驶证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更为恰当

前文之所以讨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及本质属性，主要是为了全面、深入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从而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所指，判断暂扣机动车行驶证到底属于何种范畴。本人认为，基于以下诸多理由，将因排污超标而暂扣机动车行驶证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较之定性为行政处罚，更为恰当。

第一，从是否一定存在违法行为分析

行政处罚必须存在违法行为这一前提，行政强制措施无此前提要求，它可以针对违法行为作出，也可以针对合法行为作出。如在强制许可中，专利局并不是因为专利权人有违法行为才强制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而是出于国家紧急情况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实施。在暂扣行驶证的情形中，机动车排污不达标并非一定是违法行为，如不达标是行政相对人废弃、闲置控污设备等行为造成的，则是违法行为，但如不达标是机动车在合理、正常使用年限内由于部分零部件老化所致，则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不可能时刻检查机器，他并不存在主观过错，若无主观过错，自然难以认定为违法行为。这也正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在《关于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排气污染超标能否设定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所称，“考虑到引起机动车排放超标的情况比较复杂，并非都是因车主的违法、过错行为所致……”

由于排污不达标可能是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所致，因此如将暂扣机动车行驶证认定为行政处罚，会违反行政处罚必须针对违法行为而作出这一客观要求。

第二，从是否具有制裁性分析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罚，其直接目的是惩罚，具有行政制裁性。处罚实施，目的即已达到。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非制裁性，它不是以制裁违法作为直接目的，而是以实现某一行政目标为直接目的，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其本应当履行的义务。在排污超标的情形中，暂扣行驶证的直接目的并非惩罚、制裁行政相对人，而是督促、控制行政相对人将机动车维修合格，使之排污达标。

第三，从属于中间行为抑或最终行为分析

行政处罚是一种最终行为，它的作出，表明该行政违法案件已被处理完毕。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中间行为，它是为保证最终行政行为的作出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它没有达到对事件最终处理完毕的状态。暂扣行驶证并不表示处理完毕，并非暂扣一定期限后，机动车便可不经任何维修处理重新上路行驶。它只是一种临时，最终处理行为有待暂扣行驶证后机动车维修治理情况而定，或者归还行驶证允许重新上路，或者报废机动车吊销行驶证等。

第四，从处分权利抑或限制权利分析

行政处罚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最终处分，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一种临时限制。例如，公安机关依据《道路交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政相对人，处暂扣一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属于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完全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在确定期限一个月内的驾驶资格，是对行政相对人在一个月期限内的驾驶资格的最终处分。而在排污超标情形中，暂扣行驶证并非对超标车辆于一个确定的期限内上路行驶的资格的最终处分，它只是暂时限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资格，一经维修治理机动车排污达标，该车即可上路行驶。

第五，从变更解除的程序分析

行政处罚是对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人的最终处理结果，不论原有义务是否已履行，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行政强制措施则是为实现行政目的服务的，只要行政相对人放弃或停止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履行法定义务，符合停止适用的条件，行政强制措施即可解除。在因排污超标而暂扣行驶证的情形中，只要行政相对人采取措施使得车辆排污达标，履行了机动车排污符合规定标准的义务后，该车便可取回行驶证重新上路行驶。

第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取得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依据这些规定，可以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初始登记，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机动车只有经过初始登记，领取了行驶证，方具备正式上路行驶的资格。因而，机动车行驶证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许可证；相应地，暂扣机动车行驶证属于一种暂扣许可证的行为。

由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第（五）项为“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那么，是否可依此项规定将暂扣机动车行驶证认定为行政处罚呢？本人认为，尽管《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有暂扣许可证，但不能因此认为所有暂扣许可证的行为都属于行政处罚。这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正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有警告，但警告不一定就是行政处罚，它可以是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有罚款，但罚款不一定就是行政处罚，它可以是人民法院对妨害诉讼的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在此，本人觉得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行政法学者的论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制定之前，我们把‘吊销证照’看成是行政处罚，把‘暂扣证照’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行政强制措施；但在该法制定以后，由于该法第8条第（五）项把‘暂扣证照’列入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中，又使人们把所有的‘暂扣证照’不加区分地列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内。这两个错误的‘极端’表明：我们对区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之间的理论标准是不清晰的。”1基于以上分析，本人持有这么一种观点：以《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为由，将暂扣行驶证认定为行政处罚，理由并不充分。

第七，从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规定分析

行政强制法草案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方式有：（一）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二）对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查封；（三）对财物的扣押；（四）对存款、汇款、有价证券等的冻结；（五）强行进入住宅；（六）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条条文没有明文规定“暂扣许可证”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方式。但是，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暂扣许可证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并进而认定暂扣机动车行驶证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呢？对此，本人认为，尚不能得出此种结论。或许，暂扣许可证已为草案第十条第（三）项“对财物的扣押”所包含，或者为兜底条款第十条第（六）项“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所涵括。

第八，从部门规章的规定分析

1996年12月20日公安部公布的《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则》第十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民警对外地过境的机动车驾驶员处以罚款处罚，并需在当地代收银行缴纳罚款的，可以暂扣其驾驶证或者行驶证。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处罚的，可以由交通民警开据暂扣凭证；处以超过五十元罚款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交通民警开据的暂扣凭证上签署意见并签名或者盖章。机动车驾驶员缴款后，应当立即发还所扣证件。其他情况不得随意采用暂扣机动车及其驾驶证、行驶证、号牌或者滞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这里，暂扣行驶证无疑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它旨在督促机动车驾驶员缴纳罚款。

第九，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分析

1994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的规章的规定应如何参照问题的答复》「法行复字（1993）第5号认为：“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没有规定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对拖缴、逃缴公路规费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采取扣留驾驶证、行车证、车辆等强制措施。而辽宁省人民政府的《关于加强公路养路费征收稽查工作通告》第六条‘可以采取扣留驾驶证、行车证、车辆等强制措施’的规定，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适用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在这一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函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虽不认为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行车证（行驶证），但肯定了扣留行车证（行驶证）可以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从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的有关文件分析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立法；执法；政府管理；公共权利

行政法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而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一个国家制定行政法律及法规，完善行政法律制度，都要以行政法来调整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达到有效实现国家行政的目的。行政法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行政法立法的最终作用。行政法作为国家政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具有法律的一般作用，即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指导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作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器之一，行政法必然与其他法律一样，要积极影响现实社会，发挥保障公民权益，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的作用。[1]然而，行政法毕竟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作用应有特殊性。行政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中，要积极发挥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1.保障行政主体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其具体体现是：确认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职权；明确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与公务员、被委托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与程序；明确对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和妨碍行使行政职权的违法行为的制裁。

2.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其具体表现为：建立和逐步完善保证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国家法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参与权；规定并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监督权；预防、制止和制裁侵犯和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2]

行政法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的合法性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法在其立法和实施的过程中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也是宪法立法所要求的原则精神。

一、关于行政法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行政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其授权的国务院等；行政法规的立法权在国务院及其部门。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立法法》的立法程序中明显缺少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或环节的原则意见。根据我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程。公民应当有权参与与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行政法的立法过程。这种权利被制约了。《宪法》中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与公民参与立法过程并不违背。这是一条原则。实际上，可以认为：民权与国权的争论问题。虽然本文并不建议使用”国家权利由人民授予“或”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是人民“的具体措辞，但是，不应该否认，国家权利不是第一位的，因而，公民立法权或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是不违背《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定义的。现在的情况是，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意愿表达的途径是不充分的，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公示或听证会的做法。

从立法监督的角度上讲，公民参与行政法的立法过程，是公民对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监督过程，是对政府行政的有效监督。正是因为行政法的职能是调整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在行政法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政府）行政的相对人更多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民等受到行政法管理制约最多。如果法律或规定不合理、法律有倾向性或歧视性，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从法律根源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在法律适用面前的不平等，实际造成的危害将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如果可以认为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的话，契约的订立需要参与订立契约各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契约的效果才是真实的、有效的。法律与此有相同之处。就目前情况而言，公民在不得不接受行政部门制定法律法规并执法的现实。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3]吸收更广大民众的意见或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将是立法过程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环节，也将是一种民主和法治的趋势。

另外一个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被提起诉讼的问题。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至国务院，下至乡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都有权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立法原则违背了《宪法》精神和公民权是一切法律权利来源的原则；更准确地讲，违背了政府权利来自于公民权的国家/政府建立的法理原则。

国家（政府）是由于公民授权组成的，其权利和义务来自于全体公民，其行为从根本上是公民公共权利的集中行使。同样的道理，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以损害公民普遍的基本权利为先决条件。请看一案例：

近年来，抽象行政行为被诉的案件接连发生，北京发生的一起案件就颇具代表性。私家车主刘工超状告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交通局及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尾气排放通告案。该案中，原告在自家轿车上安装了韩国生产的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汽油车双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不符合被告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局及公安交管局三家单位执法机关联合的《关于对具备治理条件轻型小客车执行新的尾气排放标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化油器小客车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的要求。刘工超由于未装置“通告”中所指的尾气净化系统，其车当年未获准年检。刘工超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三被告联合作出的“通告”有关内容违法。此案例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通告”究竟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划分标准，凡是针对非特定人且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均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由于“通告”是针对所有1995年1月1日以后领取牌证的桑塔纳、富康、捷达等化油器小客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法院认为该三个执法单位的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且“通告”对上述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即所有在1995年以后购车的人都必须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经验收达标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加之“通告”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反复适用的行为，无论什么人，购买几辆车，都必须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所以，该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关于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既然“通告”是一项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就不能直接审查“通告”的合法性。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法院不审查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实质性争议。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后，方可获准年检；第二，该通告同时规定了不执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如果该通告适用范围内的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就无法通过汽车的年检，不能上路行驶，而不经过年检的车辆在路上行驶，随时面临被交通管理部门处罚的危险；第三，该通告已经对原告的财产权利产生实质性损害。对原告来说，尽管他为了达到“通告”关于减少尾气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治理方式，自费安装了1200多元的韩国生产的马哥马-3000尾气净化器，尾气排放明显低于“双怠速标准”地方标准限值，达到北京市机动车年检执行的尾气检测标准，但由于未执行“通告”中关于所指的车型必须到“各汽车制造厂家认定的特约维修站”安装电控补气和三元净化器的规定，所以无法通过汽车年检，“通告”成为限制其使用交通工具、影响其财产权利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法院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处理方式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也难以解决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从本案的结果看，由于存在现行法律的障碍，法院未对被告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本案以原告最终败诉告终。

本文要郑重指出的是：行政立法的目的是要达到行政的目的，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行政部门行政的惟一目的是对汽车尾气的治理，而不是在使用指定的某种产品的基础上的汽车尾气达标治理上。这就形成了立法与执法的悖论。政府在指南性文件或推荐优选的社会产品或服务时，更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借鉴社会契约关系原则，实施政府治理。

从此案件的审理依据和判决结果来看，对行政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行政立法的不合理性的结果损害了公民的权益；从权利角度看，立法过程的不合理，是对公民权利的实质侵害。

这是本文讨论的关于行政法立法冲突的观点。

二、关于行政法执法

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结果而言，行政执法更具有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更体现政府行政的实际意图。但是，行政执法要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否则，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将是直接的。

下面再举一个案例：运煤司机李某驾驶一辆超载的运煤卡车从S省经B市到T市。由于该车超载，按照行政法的有关规定，S省、B市、T市的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给予了同样的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处罚”的规定，李某提起行政复议。其结果是，各地道路管理部门分别答复是：他们按照有关法律执法，处理适当，没有违反“一事不再处罚”。本文在这里不就处罚的多次性进行讨论，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处罚的目的，即执法的目的与法律立法精神和行政目的的统一性问题。政府道路管理部门的职责是维护道路的安全、畅通，保证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这是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惟一目的，也是行政的惟一目的。就本案例而言，三个地方的道路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行政的目的，甚至违背了行政的目的和立法的精神。

可以很简单、很普遍地假设，道路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是维护道路的安全、保护公民使用道路的安全性；而道路管理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只注重了形式上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过程，却没有使超载的车辆在管理过程中达到符合安全运输标准的行政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对超载这个危害道路安全的问题实施具体的行政干预与强制解除危险的行政行为，依然维持了超载车辆对道路安全的危害性、对其他使用本道路的公民的危害性，可以认为这是行政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其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有关法律。因此，上述三地的道路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违法了，违背了立法精神。

现实生活中行政执法的具体问题很多，多是这样的执法违法的行为（如《北京晚报》2003年6月19日第13版），具体讲就是违背行政法立法原则，只注重执法过程，没有达到执法目的的行为；甚至借执法之名行违法行政之实。

三、关于行政立法与行政实施的冲突

本文较为简单地举例讨论了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反映了对待权利观念上的差异。立法须尊重的是权利来源这个核心问题，执法同样是这样。这种冲突的本身反映了目前行政依然是权利行政的观念，即“天赋权利”的延伸和发展。

实施立法的权利和职责在国家立法机关，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没有争议。但是实际运作当中将权利的惟一来源的公民排除在立法过程之外，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将公共权利视为独享的权利了。这种授权与权利惟一来源的冲突的核心是否定权利来源，即国家权利的民有、民享以及国家的民治性，依然是精英治国的观念。

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包括了五项最基本的责任，即：⑴确定法律基础；⑵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⑶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⑷保护弱势群体；⑸保护环境。[4]为实现上述目的，国家建立的本身就奠定了公权的使用。实施行政的权利和责任在政府，这是不能被否认的。但是，行政和行政执法的目的在于普遍维护公民的权益，而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执法的目的损害了公民权利，这种行政及其执法的公权必将回归于民，如民众起义、政府更迭。出现上述行政执法的问题，其本质依然是将政府的行政立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看成独享的权利，只考虑到权利的使用，而不顾及权利运用的目的。推行公民监管政府与社会舆论或政党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成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另外的一种冲突表现为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行政立法与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上。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国家建立以来所固有的权利——国家权利；同时，同样不能否定为建立国家而固有的公民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同时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不可以想象只有国家权利而没有公民权利，就像是奴隶社会。同样，不可以想象只有公民权利而没有国家权利，就像是原始社会。但是，必须看到，这两种权利有一种是另一种的根源，这个根源权利是公民权利。只有在清晰地认识权利之间的从属关系，理顺相互关系，冲突才可以避免。国家权利一定要服从公民权利。当然，这里的公民权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总和，而不是单个或部分公民的权利。

人类自结成社会、组织国家以来，关于权利的争论和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不会停止。解决冲突的惟一方式就是正本清源，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享有权利就要履行义务，国权与民权是一样的。

四、结　论

本文以行政法为对象，从行政法的立法和实施角度，简要讨论了行政法现实冲突的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全体公民权利是所有国家权利的惟一来源。在我国现在行政法立法与实施中的冲突问题可以依据权利来源的原则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正钊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公共行政概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路政依法行政论文篇10

为了使依法治县工作切实有人抓、有人管，把各项依法治县工作落到实处，我局成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局党组书记、局长__同志任组长，党组成员、交战办主任__同志及海事处主任__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办公室，由__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有关工作人员有高宇、张炬等同志，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成员共同抓的局面。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安排和《__县依法治县2016年工作要点》（__委办〔2016〕4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了依法治县工作方案，方案要求要在扎实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难点，加大力度，整体推进，使依法治县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为了把依法治县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今年年初，我局按照《__县依法治县2016年工作要点》（__委办发〔2016〕45号）文件精神，与下属各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第一条明确规定，各单位行政一把手是依法治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把依法治县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己事，积极引导单位干部职工参与到依法治县工作中去。

对职工最有约束力是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先后制定了政治学习制度，调解工作制度和廉洁从政制度等42种规章制度，汇集成册，下发到下属各单位，要求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自觉遵守。通过各种制度的学习，进一步增强了对干部职工的约束力。

（一）加强法制学习。学法的目的就是使干部职工知法、懂法、正确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自己。局领导历来高度重视干部职工的学法，党组、职工分别制定了学法制度，明确规定学法要求，因工、因事不能参加的事先请假，无故不参加学法的作为旷工处理，3次无故不参加学法的，年终公务员考评不能评为合格。半年以来，除个人自学外，集体组织学习6次，领导干部专题学习4次，法律知识讲座3次。通过学习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执法人员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我局凡遇中央、省、市、县召开的重大会议和重大节日，为了上级把会议开好，圆满胜利的结束和让广大群众过上一个欢快祥和的节日，局领导和依法治县领导小组针对本系统的工作实际和领导干部平时掌握的情况及少数的思想变化、行动、反映及工作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我局都要进行认真的排查。把排查出来的问题，制定措施，落实专人具体负责。

（三）推进行政决策规范化。一是建立完善依法决策制度。健全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将决策过程置于法治框架内；二是加强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规定，强化备案管理。同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__。

（四）深化政府信息公开。推进行政审批的信息公开。下属执法单位将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执法单位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30日内，依法公开案件信息，包括违法违规的主要事实、处罚种类、依据和结果等。推进财政预算决算、“三公”经费、

年度报告等的信息公开。截止目前，已公开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决算、“三公”经费。（五）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一是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主体和程序。严格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坚决杜绝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行使执法权。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优化执法流程、规范取证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用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二是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大路政治超、非法运营查处等领域执法力度。深入开展公路执法专项整改活动，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局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要梳理2-3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向社会公布整改结果，接受群众监督。；三是狠抓行政执法程序制度建设落实。局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实行调查、审核、决定三分离，行政执法人员一律不得独自办案、独自审核、独自决定。重大执法决定必须集体讨论，报送县法制办备案，必须向当事人依法告知法定权利，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四是完善行政权力运行平台建设。将行政审批系统纳入行政权利运行平台。进一步清理行政职权目录，落实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要求，严格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行政权力应当纳入而未纳入平台运行的实施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