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访工作方案十篇

家访工作方案篇1

一、总体要求

切实转变干部作风，推进农村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下基层中转变作风，在家访中知民情、排民忧、解民难、促和谐，从而推动党员干部下基层常态化，教育锻炼干部制度化，不断开创经济强盛、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新，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召开。

二、主要任务

采取人保系统与当地党委政府联动的方式，通过政策扶持，智力帮助，资金资助，产业带动等措施，带动困难农户和党员困难户脱贫致富，帮助剩余劳动力就业，努力做到帮一户，变化一户，见效一户。

一是当好宣传队，大力宣讲上一级政策精神，大力宣讲党和国家的大政大针，涉及群众的惠民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使党的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振奋群众精神，激发群众热情，坚定党员干部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心。

二是了解社情民意，增进群众感情。工作组要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认真记好“民情日记”和“访谈登记表”。在农村要与村民朝夕相处，体验群众疾苦，树立群众观点，增强公仆意识，把群众放在心上，当亲人。多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浓厚感情。

三是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着力化解矛盾纠纷。下基层要针对存在的困难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认真排查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老百姓家门口。

三、组织领导

1、强化认识，统一思想，下乡包村工作组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由一名副科级干部二名党员组成，主要领导每月平均要下乡一至二次，工作组每月至少下去6-8次，每次要访问二至三户，重点访问特困户、困难党员、五保户、移民搬迁户，老上访户和出重大变故的家庭，计划生育对象，农村干部、种养殖大户，致富能手等进行家访，增强家访的针对性。

2、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工作组下去要按照方案要求进行，要细化工作内容，分解任务目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四、几点要求

1、做好民情收集，填写好“民情家访日志”。

家访工作方案篇2

解读涉法信访

涉法信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着，涉法信访的巨大功效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但是，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从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立法不断丰富和科学完善，另一方面却又要面对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以致于这些涉法信访案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看，我们有必要对涉法信访进行反思和探讨，从而获得一些前瞻性意见。一、问题的提出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反党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xx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作 的惰性和依赖性，还容易使那些问题未得到解决的信访主体误认为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官官相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二、问题的解决1、加强信访理论研究，创新信访工作机制。笔者注意到，关于信访工作机制，理论界进行的研究很少，实务界的研究也只是在近年来才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传媒从制度层面进行的专题报道或者研究也几乎没有。为此应积极引导理论界、实务界加大研究信访理论的力度，寻求信访工作机制的创新。2、科学界定信访的条件和程序，强化依法办案并且形成终局结论的观念，达到减少涉法信访案件的目的。信访的条件和程序必须规范，要让随意信访、接访、违法信访、接访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否则，随意信访、接访、违法信访、接访必然造成对信访机制之外原本可以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法规的抵触，降低这些法律的权威性、有效性、统一性。要树立和强化依靠信访机制之外那些原本可以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法规办结案件的信心和观念，并付之于行动，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形成万众一心维护这些法律法规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统一性这一局面，从而使使绝大多数案件还没有进入信访程序就结案。诚如斯，岂有涉法信访案件不大幅减少之理？3、适时改革，加强依法办案的力度。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讲，涉法信访案件几乎都可以在信访机制之外得到解决，但现实中，确实有部分案件迟迟不能解决或者错误解决而导致当事人信访的情形。例如，某法院为了迎合不同的当事人而对同一案件炮制了两份关键内容和结论相异的判决书，最后在上诉审程序中才露馅；某检察机关对自己承认的十多万元债务先是拒不退还，后又拟制了一份每年退还1000元的协议，最后被央视报道称，这竟比香港回归祖国的期限（一百余年）还长；湖北某公安机关违法办案造成四名教师被错误羁押一年多，最终于20xx年被央视报道后才撤销案件；某公安机关为了求得证据而让被害人再次被强奸，最终仍然办了一个更大的错案——将另一个无辜者错误羁押一年多；河南某公安机关指派两名交警出警，该两名交警赶到现场后却以自己不管治安为由拒不下车出警，放任被害人围着他们的警车转圈而被歹徒继续追砍；等等。笔者认为，对此主要应从改进第一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入手：该查办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渎职的坚决查办，决不手软；该引入竞争机制的坚决引入，决不迟疑；该淘汰冗员劣员的坚决淘汰，决不含糊；该高薪保障的坚决高薪保障，决不顾此失彼；该下放权力强化责任的坚决下放和强化，决不保守。果如此，岂有第一手工作不硬、不令人民满意、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不好之理？岂有涉法信访成为难题之理？4、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强化信访工作的监督、纠错功效。一个信访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素质，那么他的工作就不太可能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功效，甚至还可能闹出大乱子，闹出法律上的大笑话。因此，信访工作人员应努力提升自己的法律素养，增强其做好信访工作的能力。信访工作的主要角色应定位于：从信访案件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渎职的蛛丝马迹，并坚决查办。为此，应从纪检、监察等部门抽调人员进入信访机构，进行单独办公或者联合办公，将重点放在剔除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害群之马上，放在纠正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行为上——以此作为信访工作迈向大有可为、利国利民的方向，从而使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诚如斯，岂有涉法案件不被解决、涉法信访成灾成害之理

家访工作方案篇3

一、信访和高校信访工作

信访是一项体现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具有政治参与、群众监督、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等多项重要功能。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体察民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是党和人民群众经常性的联系途径。高等学校的信访工作在我国信访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整个信访大体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高校信访是学校教师、学生、职工和其他社会人员、有关组织采取书信、电话、电子邮件或来访等方式，向学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诉求，反映按照规定和职权范围需由学校受理并处理的事项。

对学校管理工作来说，高校信访工作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党政机关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高校信访工作为学校领导及师生之间建立桥梁与纽带，还在改进改进工作作风、接受群众监督、促进勤政廉政、维护学校稳定、促进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高校信访案件的特点

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笔者对近年来，由学校办公室直接接待或由上级单位转来的信访案件进行了统计整理，并以此总结出高校信访工作的一些特点。

（一）信访客体的日趋复杂

高校的日常活动范畴已不再局限于若干年前“大院”里功能完备的小社会。以前高校信访的客体主要是教师和学生，但现在由于高校每天要和社会无缝隙接触，很多事件不再是校园内部事务，凡是与学校有关联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能是信访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高校信访工作的压力，同时还会使事件变得复杂，增加信访案件的处理难度。在笔者统计的66件信访案件中，在校学生和在职教职工作为信访人的案件数为28件，约占总数的42.4%，退休教职工或其家属作为信访人的案件数为29件，约占总数的43.9%，校外社会人员作为信访人的案件数为9件，约占总数的13.6%。

（二）信访内容涵盖面广

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等问题，以及干部队伍建设、“四风”问题、学生就业派遣、学生违纪处理以及离退休老干部生活待遇等等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成为了当前高校信访工作的热点问题。

1.涉房产类问题

长期以来，根据国家“配给制”的住房分配制度，学校曾建有公有住宅。由于国家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的推进，学校不再“分房”，原有公房也按政策出售给职工。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是当前高校信访问题的热点，同时也是解决的难点。

在笔者统计的66件信访案件中，“房产办证”类问题共有5件，约占总数的7.6%。随着目前北京市房产价格不断上升，房产已经成为相当多居民家庭价值最大的资产。同时部分教职工有改善性需求想要出售房屋，因此办理产权证的愿望十分迫切。但是，由于房产问题错综复杂，目前仍存在的未办理产权证的案件均为在现有法规政策下无法办理的情况，单靠学校的力量难以解决。

“房产分配”类问题共有7件，约占总数的10.6%。此类问题信访人因为各种原因要求学校分配房屋供其居住或借住。这类问题有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问题源头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福利分房时代，信访人认为当年政策执行中有偏差，导致自己所获得的房产面积不足，要求补齐。还有一类属于目前新入校的教职工，因为个人家庭原因，需要学校提供房屋救济或周转。

“房屋修缮”类。此类问题共有14件，约占总数的21.2%。此类问题的信访人主要反映问题多见于：所住公房的房屋质量受损要求修缮；家属院私搭乱建问题的投诉并要求拆除；公房环境卫生方面的投诉；以及物业服务不满意的投诉等。这类问题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学校家属院房改房和公租房的物业维修服务迟迟未能社区化、社会化。目前物业服务仍由学校后勤处承担。对于公租房，由于产权权属复杂，多栋楼宇是几个单位共有产权，而有的单位已经破产或转制。导致现在权责不明晰，群众投诉和怨气职能向学校办公室反映。

2.教职工职称及待遇问题

此类问题多与人事处所辖业务相关，如人事制度改革、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年终考核等工作开展期间集中反映评定过程中的异议；反映个人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有关权益方面受到侵害；病退、病休教职工补助待遇方面的求助；退休教职工对于个人工龄认定、退休待遇等方面的异议等问题。此类问题的信访人多为在基层业务部门得不到满意的处理结果或答复，进而要求向校领导反映诉求，要求解决。经统计，此类信访件共有8件，约占总数的12.1%。

3.教职工工作生活保障类问题

教职工是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职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保障的好坏，关系到其是否能够安心工作，是否能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和温暖。在笔者统计的信访件中，归为“教职工工作生活保障”类的问题共有13件，约占总数的19.7%。其中，以住校内家属院房改房或公租房的住户反映物业服务问题的居多，如电梯老旧；家属院绿化；老干部活动中心设施及开放时间；食堂餐饮服务质量等。这些问题与学校目前仍承担家属院房改房或公租房的物业服务有直接关系。

4.学生学业生活

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基层部门得不到满足时，也会派代表或联合到学校办公室信访，要求向校领导表达诉求。学校办公室也接待众多学生或学生家长的来访。笔者统计的案例中，归为此类的共有17件，约占总数的25.6%。此类信访件的事因比较多样，都和学生的课程学习、校园生活设施和条件，考核考试、毕业就业等事项紧密相关，其中很多是“求情”类的诉求，即表达个人的特殊情况，希望按照现有的规章制度从轻处理或给予更多机会的愿望，以及学生创业遇到困难，希望校领导协调解决的诉求、学生反映的学生宿舍管理、奖学金评定、教师教学水平及课程安排等方面问题的反映。

5.经济纠纷

此类信访件数量较少，仅有两件。约占总数的3%，均为若干年前学校校办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因时间久远，当事人已经退休或离职，现存证据不足，导致无法达到信访人的要求，信访人为此多次信访。

（三）信访对象知识层次高、思想活跃，民主和利益诉求强烈

高校信访工作涉及的对象大多是学校的教职工、学生家长和考生，这些信访者知识水平较高，维权意识较强，对信访工作质量要求也高。所以做好高校信访工作应讲究工作方法与技巧，用平等、热情的态度对待来访的师生员工，切实做到按规章办事。

三、高校信访工作存在的困难

（一）信访机构处境尴尬

从前文笔者所统计调研的66个信访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高校信访涉及的案件类型是越来越广，可以说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但是由于信访机制体制不健全，学校信访部门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实际权力，实际问题还是需要依靠业务单位进行解决，信访机构只是起到了联系广大师生和校领导的作用，工作职能更多的是“汇报”、“转办”，需要对业务经办部门的办理过程或结果不甚满意的信访人，则经常会反复到信访办要求直接向学校领导表达诉求。

（二）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人员流动频繁

三年一聘岗，再加上正常退休或离职的情况，造成人员流动较快，工作交接不充分的情况下，客观上容易造成新人不能正常处理的案件，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积压。

（三）一些基层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方法有待提高，工作中言语上不加注意，很容易造成信访人的情绪变化

另外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缺少攻坚克难的精神，遇到棘手问题就向外推诿，导致问题不断升级，甚至激化矛盾。

（四）信访工作队伍人员不足，保障缺失

一些高校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信访工作人员配备方面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需要。目前，很多高校信访工作人员都是由学校办公室人员兼任的。一方面，因为还要承担办公室大量的其他工作，导致其不能专心于信访工作。另外，由于工作人员多数没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又缺乏信访工作的专业培训，对信访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能采取自学的方式，学习效果不够理想，在工作中经常感到知识不够用。

四、坚持“以人为本，分类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每一个信访案件

高校信访工作人员要加强对信访案件的研究分析，将信访案件进行筛选和分类。寻找每类问题解决的最佳办法，全力促进每一件信访案件圆满解决。

（一）涉法涉诉问题坚持走法律途径解决

在信访工作中，遇到超出学校职权范围，属于司法或行政机关管辖范围的案件，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上述涉及房产办证、房产归属、分配、经济纠纷等问题时，要主动向信访人讲明法律依据，表明学校职权范围，帮助其增强法治观念，引导其向司法机关反映，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同时可以积极沟通，向信访人提供必要的协助。

同时，还要加强学校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组织他们学习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实际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语言表达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等。

（二）属于学校政策类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协调解决

对于经分析甄别，信访人的诉求合理合法，按现有政策法规应该予以解决的案件，要积极协调业务单位，尽快解决。遇有特殊情况需要一段时间逐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向信访人解释清楚，打消疑虑。在解决过程中注意加强督办力度。对于目前政策“真空地带”，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积极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讲明情况，灵活解决，把政策用足，用到位。对于现有政策已明确无法满足信访人诉求的问题，要坚持原则，积极宣讲政策，做好说服和劝解工作，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化解信访人的“心结”，不激化信访矛盾。

（三）属于学校日常管理类的问题，坚持“速办速决”

信访人所反映的情况确属学校日常管理中的常规问题，坚持“速办速决”的原则，及时转交有关职能部门解决并答复信访人。对于合理的建议或意见，要及时转报给政策制定部门进行参考，能修订完善的及时完善，防止问题积累积压，避免使原本的小问题升级演化成大问题。

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是要建立分级负责的领导责任制。学校应该根据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领导和各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工作班子。校领导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校领导要始终以维护学校的利益和师生员工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师生员工诉求，将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给师生提供教学科研和学习的良好环境。学校内部各业务处室应明确自身职责，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强化信访责任意识，与学校一起抓好信访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一般来说，基层都能了解民情民意，基层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所在，各基层单位应尽心尽责，做好信访案件的处理工作，避免信访人越级或者重复上访，争取在问题出现时得到解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切实提高信访工作效率。

家访工作方案篇4

论文关键词 涉法上访 处理机制 法制置传

近年来,涉法上访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发生,有些涉法上访案件被媒体炒作,或误导群众,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稳定大局,妨碍群众的生产生活,损害司法的权威信誉,所以,亟需采取有效举措,以防为主,大力进行防控,降低涉法上访案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笔者拟立足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案件的特点和原因,提出控制涉法上访案件的有效举措。

一、涉法上访案件的特点

2012年上半年,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90件,同比增长11.11%,其中,来信31件,同比增加121.44%,来访59批79人次,同比略有下降。从所办案件来看,当前涉法上访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上访时机有明显的选择性,尤其在党和国家有重大政治活动及节日期间,上访案件占有较大比例。从以往情况分析,在召开“两会”、党代会及“十一”国庆节期间,上访案件约占全年上访量的60.2%。

2.上访反映的非刑事案件问题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因农村土地征用中的安置和补偿问题引发的上访。二是因为有关伤害赔偿、房屋拆迁等纠纷引发的上访,还有反映企业转制过程中损害职工利益等问题的,但数量很少。

3.上访反映的涉及刑事案件的问题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反映公安机关存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立、以教代立及公安干警违法办案等问题。二是不服刑事案件的处理或判决。主要表现在对不决定不服或认为对被告人判决过轻。三是要求就错误羁押、错误判决进行国家赔偿。

4.多头上访、越级上访情况突出。一部分上访群众为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往往就同一问题向多家部门反映。如部分上访人就有关问题“遍地撒网”,到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均进行上访。

5.上访人以农民为主、集体上访规模逐渐扩大且上访人的组织性逐渐增强。如今年上半年,我院就接访农民群体性上访3批23人次。

6.无理上访及上访反映问题失实的占有较大比例。有些案件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当事人就是坚持不懈地上访,四处乱告状。如有些案件无论从适用法律、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诉讼程序均不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当事人坚持无理上访,这影响、干扰了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7.上访案件有一定的突发性和偶发性。尽管我院通过矛盾排查避免了一些上访案件的发生,但就大多数上访案件而言,诉讼各个环节均有发生上访的可能。有的案件虽经排查却未发现上访的苗头,而当事人却出乎意料地做出上访的举动,表现为上访突发性强,偶发因素多,控访难度大。

二、涉法上访案件发生的原因

笔者经过案例分析发现,引发涉法上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

(一)利益冲突是上访的主要原因

由于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整体滞后,在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快速发展后,人民内部因社会利益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大量发生并不断累积,最终发展成部分群众进行上访。司法机关的工作是解决当事人诉讼争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民事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可能完全符合各方当事人的目的和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当前涉法案件申诉、上访多的客观原因,也是司法工作控访难的外在表现。有的案件结果没有达到当事人的要求,客观上加大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的当事人便借上访企图实现其无理要求。

(二)上访当事人存有错误思想是引发当事人上访的重要原因

部分上访当事人在思想上存在严重的错误和模糊认识,“错位”思想明显,主要表现是:一是投机心理。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上访人在行动上表现为无理取闹、反复多次越级上访,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有人重视,才会有结果,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偏见和怀疑心理。一旦赢不了官司,便盲目认为司法机关不公,认为是关系案、人情案,只有上访才会改变判决。三是自恃有理,天不怕,地不怕,贪急求快。有的上访当事人只认为自己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怎么做没关系,在行动上无所顾忌,甚至有意制造事端,实际上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却增加了诉累,浪费资源,而且干扰了有关部门的工作秩序。

(三)上访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上访的另一重要原因

上访当事人多数为文化程度水平较低的农民,人法律知识贫乏,既不懂案件的管辖也不懂法律程序。有的自恃有理,盲目胡来,四处乱告状,有的不知用法律或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把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到上访上。有的当事人不管对方有无履行能力,只要其 不履行,便误认为是公检法三家工作不力,则把诉讼风险全部转嫁给司法机关。

(四)客观环境方面的原因

因当前涉法上访形势严峻、上级部门出于安全稳定考虑,对整个涉法上访问题过于看重,过于紧张,怕群众上访,怕本地区本部门出漏子。一旦出现一例涉法上访案件,就千方百计的从各方面做上访人的工作,直至达到上访人满意并息诉。不少无理上访者抓住了部门的这种心态,变本加厉上访,新问题层出不穷,有时简单的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想通过上访的途径尽快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群众上访频繁,数量增多。

(五)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不当也是诱发当事人上访的原因之一

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人员服务意识不强。包括公安侦查人员、个别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缺乏细致耐心,没能及时做好说理解释工作,使群众产生误解,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二是一些案件处理确实在程序上、实体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当事人不满,产生对立情绪,诱发了当事人上访求助的心理。

(六)有关部门处理涉法上访机制存在薄弱环节

各级机关部门的职能、程序、办理期限等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制约机制,跨部门接处访的组织协调机制不够健全,以致上访发生后,很难及时获得解决。有关部门矛盾排查工作不够细致,只做表面文章,没有从事物表象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轻信感觉和想当然,忽视问题,遗漏问题,甚至掩盖问题。

(七)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

一是规范上访活动的法律法规内容较抽象,可操作性不够强。二是接访单位贯彻执行《国务院工作条例》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所形成的具体制度不统一,容易出现推诿、扯皮。三是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缺乏法律制约。

三、如何有效解决和预防涉法上访案件

1.在各种政策的制定前或工程项目的实施中,要充分考虑涉及群体的利益,在发展中调整理顺利益分配关系,加强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确保群众知悉利益分配过程,认同利益分配的结果,从源头上减少集体上访的发生。

2.各单位、各部门应正确对待和处理工作,积极引导和帮助人员对所反映的问题到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加以解决。不管案件是否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都认真进行登记,指派专人跟踪办理,对需要转到有关部门或有关单位的案件,也要认真进行跟踪落实,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防止矛盾激化,促进社会稳定。

3.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并实行处理涉法集体上访联席会议制度,根据不同上访情况明确主办部门、协办部门及其各自责任,保证接处访工作的步伐一致。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中作用非常重要,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和审判监督工作,维护好司法公正,要积极开展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工作,严格把握好案件的事实证据关和适用法律关,做到不枉不纵、纠正有理、维护有据。要积极开展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抚慰被害人及其家属,要认真办理好国家赔偿案件,切实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要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改进执法办案方式方法,促进文明规范执法。

家访工作方案篇5

近年来，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增多，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异常上访突出，对抗性强。涉法上访，如果处理不好，既影响国家机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乃至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涉法上访问题是各级国家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各级国家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必须妥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认真分析涉法上访成因，建立涉法上访常规性工作机制，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涉法上访案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一、涉法上访的成因

涉法上访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透视近年来所发生的涉法上访案件，笔者发现引发涉法上访案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保证国家各项事业得到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殷实，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不断调整和出台。为使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得到更为有效的贯彻落实，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勿庸置疑，这些细则的制定，为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落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也不乏有些没有从实际出发，甚至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成为引发涉法上访的重要因素之一。如1996年，在贯彻中央关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时，某基层政府出台了一个文件，其中规定出嫁女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户口迁到男方，不得在原藉分有土地。在当年当地由此引发的上访案件占上访案件总量的30%。

（二）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

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行政行为不规范，是引发涉法上访的又一重要因素。我们党政机关有些工作人员对国家政策法规理解不够，掌握法律法规水平有限，办事违背客观实际，既有好心办坏事的，也有纯为捞取个人政绩或一些小团体利益，不依法行政的，引发上访事件。如2002年9月，某镇一些干部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教育附加费的收缴任务，筹齐该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在开学之际擅自到学校去收取，并要求学生家长须在交清教育附加费后，方能为学生缴费注册。有个别下到该镇的县干部不负责任地说镇政府收取该费不合法，致使300多名群众到镇政府集体上访。后经该镇书记耐心向来访群众说明并提供收取该费依据，并为“搭车收费”这一错误收费方式向群众致歉，再向群众说明近几年来该费的用途及支出情况，终于让来访群众心平气和地回去。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及其他电视台的相关栏目，一些政府部门为了给农民修建饮水工程、搭桥铺路等公益事业，违法集资引发的涉法上访事件也并不鲜见。又如某镇在1999年上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时，违反《统计法》的规定，擅自做大数字，无形中提高了农民年上缴“三提五统”的任务指标，在实际上增加了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同年10月，近2000多名群众来到镇政府大院集体上访静坐。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

（三）政法机关执法不公，执行不力，作风不实。

政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其执法是否公正、有力，直接影响到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水平，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当前，我国政法机关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还存在着执法不公、执行不力、执法作风不实的现象，成为引发涉法上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某县法院原经营一矿井，在中央颁布了禁止政法机关参与各种经商活动的文件后，将矿井转给该县企业局下属的矿业公司经营。因矿井出现全面跨塌将至报废，在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矿业公司将矿井以承包方式交由某投资商经营，并依法签订了有效协议。之后，该投资商按协议要求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南丹“7.17”矿难发生后，全区矿山停产整顿，该矿井也被迫停工，该投资商依然自觉承担守护矿井义务，望有一天在矿山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收回先期投入的100多万元成本。忌料一日，该县法院却以矿窿主身份给投资商发来通知，要求投资商将该矿井及现有设备交由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人接管，投资商不同意。之后某日，该县法院、企业局、矿业公司领导置原投资商与矿业公司签订的尚未失效的协议于不顾，擅自带领数十名法警，到该矿井撬锁破门强行接管矿井及其设备财产，并在15日后将矿井转让他人。投资商在矿井被非法强行夺走、巨额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之下，意欲携雷管炸药与县法院同归于尽，幸被同事亲友阻拦，并通过到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法律咨询，隧打消过激念头。为此，投资商数十次到县、市政府、人大部门上访，至今未果。又如中央台“今日说法”栏目说到一个案例，某村民与该村委会签订十亩沙地的承包合同。在该村民的精心经营管理下，承包沙地变成了一块土质较好的土地。该村民在承包地上种植了桃树。桃树眼见收成，村委会以原承包金低，且该村民没有按时缴纳后两年承包金为由，组织村民小组开着铲车，将桃林铲为平地，并将该地承包给另一户人家作沙场卖沙之用。为此，该村民诉诸法院要求村委会赔偿各种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令村委会赔偿该村民各种经济损失13万多元。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进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但村委会迟迟没有履行判决。该村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上访法院300多次未果之后上吊自尽。再如某移民点一年界50的妇女去山上砍柴，被邻村一青年男子，后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没有及时前往现场提取证据，也未作或告知当事人做好相关的证据保全工作，后虽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并进行讯问，但仅凭嫌犯的矢口否认，便将嫌犯释放。最后嫌犯反以该妇女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受害人为此多次上访于县公安与人大部门之间。这些案件，都说明了我们政法机关存在着执法不公，执行不力，执法作风不实的现像，并引发系列上访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后果。

（四）上访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

上访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也是引发涉法上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涉法上访案件中，有部分当事人他们有着合理的要求，但因为法律素质不高，不懂上访，违法上访。如某矿职工因企业破产问题，要求政府部门给予合理补偿与妥善安置，组织了1000多名下岗职工到市、区政府上访，人数多，滞留时间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有的是法治意识淡薄，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依靠宗族势力，无理取闹，寻衅滋事，违法上访。此类情形的案件，在农村显得尤为突出。如某村两自然屯产生一土地纠纷，一方诉诸法院，法院作出该土地权属归其所有的判决。另一方仗着人多势众，扬言不管怎样，该土地必须归其所有，法院不判给，就抢要、打要，并多次聚众闹事，数次组织人员到乡、县政府上访静坐，要求政府重新确认该土地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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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制度不完善。

法律制度不完善，同样是引起涉法上访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在走访检察部门时，检察院的同志反映，有很多法律法规的实施规则中，告知义务、范围狭窄，没有从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处理问题的原则，去规定相应的告知制度、告知范围、告知机关、告知形式、告知对象、告知期限，使当事人不能了解其所要求处理问题的进展，不能及时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引发涉法上访案件。如《刑事诉讼法》及公检法对该法各自制定的实施细则中，对作出不批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立案决定等，都未规定将这一司法行为告知被害人或控告人，使当事人无法对可能产生的错误的刑事诉讼行为行使申诉，导致有的当事人对此缺乏理解，采取极端行为或产生数次涉法上访。如某检察院控申部门受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的控告，在办理中得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审且该案该检察机关已在审查批捕当中。因法律未规定取保候审要告知控告人，控告人几次上访不知何故也未知此情况，故再上访检察机关并声称司法人员在处理该案中可能有枉法行为，希望监督查处。弄清事实后，该院接待员如实告知，并着重解释了取保候审决定法定的告知对象、被取保候审人的刑事诉讼的责任与自由人的区别、适用法条。至此，控告人不再上访。又如，检察机关在刑事立安监督中，发现由于大量刑事案件的并发、警力不足、经费缺乏，一时无法结案，而法律又未规定立案决定要告知控告人，大多数控告人在长时间未获知案件查处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上访或越级上访。而上访时因立案行为告知对象不附合，有时因此被拒绝回答，或是以案件机密为由被拒绝答复，因种种情况未得到合理答复，使控告人不得已数次上访于各机关之间。

二、影响涉法上访案件办理质量与效率的因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发多起涉法上访案件。针对这些案件，我们必须作出及时妥善处理，否则将会产生严重社会后果。当前影响涉法上访案件办理质量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思想因素：对涉法上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从政治高度去抓好涉法上访工作。

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涉法上访与稳定的关系，没有认识解决涉法上访问题，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执法为民的重要举措，对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组织领导工作抓得不紧，没有建立健全涉法上访常规性工作机制；重大涉法上访案件预警不力，不能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对发生的涉法上访具体个案处理，摆官老爷态度，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不依法依规办理，而是办人情案、关系案，谁出的钱多就往谁边倒；面对一些涉法上访群众，工作人员态度马虎，方法简单粗暴，不仅不能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正是因为对涉法上访工作重视不够，群众观念弱，服务意识低，直接影响了涉法上访案件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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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因素：上访人员法律素质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强。

有相当涉法上访人员因为法律素质低下，他们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拉倒，你说你的，我的，致使案件处理一波三折，阻力大，执行难。如某生产队在一荒坡上种植了将近25年面积280多亩的杉木林，因异地移民搬迁进来，需要征用那片土地。邻村某自然屯认为该地为本屯集体所有，因其从一开始就持有该地的土地使用证。双方争持不下，要求县政府给以处理。县政府按照农村土地政策“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作出该片林地权属归种植杉木林的生产队的处理决定。该自然屯群众就是不服，依仗人多势众，组织数百人将该杉树全部砍光。再是工作人员当中，部分人员的文化、法律、政策水平跟不上工作需要，政治思想素质不高。表现为没把部门作为办事部门看，只是用为收发转达办部门看；因为没有完善的制度的责任制约，工作缺乏动力，缺乏群众观念；不追求办事的社会效益，停留在答复的表面工作；不去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在接待中政策性、法律性不强、政治敏锐性不够，不能正确引导群众、说服群众；不能在案件中透知社情民意，对案件定性不准、说不出所以然，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大事小看、小事不看，不请示，不报告，不落实，错失处理良机，产生重访、越级上访、。在这种情况下，涉法上访也不可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三）配套措施因素：制度、机制不全。

涉法上访是的一部分，其工作制度与制度是一致的。但当前，各系统、各部门尚未有统一、规范的工作制度，以致使工作的职责、形式、机构、人员、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监督管理，也不能对上访接待方和上访方进行有效约束，亦不能对无理纠缠的上访及怀有非法目的上访事件进行有效的制止，也影响了系统外部门之间、系统内部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机构不健全：有的没有机构只落实了人员兼管，没有具体，形同虚设；有的不仅没有机构，也没有专人负责工作，来信来访或是束之高搁，或是见者有份，工作无法展开。地方各级机构的职责受限，其职责主要限于对来信来访案件的答复、转办上，享有对转达办案件的督办、崔办权少。部门之间及其他部门之间在处理来信来访工作中没有一个协调制约机制，或查办或转办，大多数没有向原办部门答复，不利于对久拖不办的案件进行跟踪督办。因为制约机制不完善，监督制约弱化，效果不好，从而直接影响涉法上访案件的办理质量与效率。

三、涉法上访的工作对策

如何妥善处理涉法上访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涉法上访现象，针对涉法上访的成因及影响涉法上法案件处理的几个因素，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对策：

（一）把握政策、立足实际，依法制定地方各种规范性文件。

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认真研究国家的政策、法规，找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的切入点，依法依规制定地方规范性文件。在政府部门积极推行公职律师制度。政府部门的公职律师和法制部门要为政府部门的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保证文件出台的程序与内容的合法性，使之真正服务于民，造福于民。

（二）加大依法行政工作力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坚决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研究、制定和实施依法行政的各项保障措施，强化行政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形成依法办事的浓厚氛围。增强服务意识，把依法行政和优质服务结合起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规处理各种行政事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三）加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深入开展“公正执法树形象”活动。加强宗旨、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抓好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工作。加强业务素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执法技术水平。加大执法检查工作力度，切实解决在政法队伍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公问题。强化队伍管理，“严把入口关，畅通出口关”，净化政法队伍。深化制度改革，深化责任监督，健全完善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加强内外监督，确保政法队伍执法公正。

（四）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每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能成为涉法上访的接待员，但涉法上访的第一接待人大多是工作人员。要妥善处理每一起涉法上访访案件，需要每一位接待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法律、政策、理论知识水平。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加强政策法规学习，不断充实法律、文化知识，不断强化关业务培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做好业务工作，做好涉法上访工作。

（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水平。

（六）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从最大限度上保护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出发，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民主法制精神，扩大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处理问题机关的告知义务，规范告知事项、形式、期限，使涉法上访内容如期落实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七）健全完善条例。以明确职责、行为为重点，突出监督和责任，建立完善条例，使其更具有操作性，更加有效地规范和制约工作的各方面，增强工作的量化管理，体现优质高效的接待。

家访工作方案篇6

    关键词:涉诉信访;司法民主;法院信访机制

    当前,信访问题集中在民生、社保与社会救助、企业改制、土地征收与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其中80%以上的系涉诉涉法上访,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信访不应当成为与司法相冲突的社会矛盾解决方法,而应当在法院系统内部建立和健全信访制度,完善法院内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涉诉信访的概况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1]“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 1954—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2]改革开放后,“1992—2004年,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2005年,全国信访总量在持续十二年上升后开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虽然有所下降,但全年仍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的高位运行。”[3]

    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信访制度。近年来,涉法涉诉上访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1989年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就向高、中级法院交办查处重点申诉案件568件。经过及时审查处理,其中464件维持原判,改判104件。1990年最高法院办理各类重点申诉案件734件。2003年最高法院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12万余件次,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 089件。”[4]2006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3 995 244件(人)次,下降5.33%,其中涉诉信访435 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 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 902件,审结46 468件,改判15 867件,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5]

    二、涉诉信访基本成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

    中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司法体系建设受中国传统法制史和前苏联影响,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建国后虽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作了表面区分,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与行政的实质性区分远远没有完成,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信访问题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信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形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二)立法因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因此,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

    (三)纠纷解决机制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受到强烈冲击,原有的许多纠纷处理机关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司法改革,其目标是要建立起“判决—执行”的审判模式,经过二十余年建设,诉讼、仲裁、复议等制度初步建立,但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尚未成熟,社会矛盾纠纷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分流机制和对滥诉行为的有效制裁机制,这直接导致了纠纷直接进入到诉讼程序,引起机制失衡。

    (四)司法救济机制设计缺陷因素

    中国目前的涉诉信访几乎都与司法救济的缺陷有关,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现象,中国法院的信访者既有对法院生效裁判不服的人,也有被各级法院不予立案的人。各级法院不但要处理针对本院的申诉信访而且有权也有责任处理对下级法院的申诉信访。

    由于社会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整个司法体制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也呈现出结构性的力不从心,对于土地纠纷、劳资纠纷、拆迁纠纷等多发性、容易引发上访的纠纷,法院往往不立案,这一关闭救济途径的做法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涉诉信访问题。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6]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

    社会冲突“解决”的内涵“应当是多层次主观效果的综合体”,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化解和消除冲突;第二,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第三,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回复;第四,冲突主体放弃和改变对抗社会统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心理和态度,增加与社会的共容性,避免或减少冲突(至少是同类冲突)的重复出现[7]。

    (一)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

    目前《国务院信访条例》适用于行政机关,仅对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具有参考作用,并且涉诉信访工作不同于一般的信访工作,它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法院应当通过创设符合法律科学规律、适应现行法院审判管理体制的信访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有必要制定涉诉信访的专门司法解释,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借鉴审判流程管理的制度设计,明确信访工作的职责、权限、审限、纠错问责、操作规则和奖惩办法。建立健全再审复查听证制度,整理过滤申诉和申请再审信访事由,剔除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信访案件。法院信访工作公开化制度。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听证和答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

    (二)法院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

    目前信访工作由立案庭的法官来办理,但只是把信访部分纳入到申诉再审的轨道上。按照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如把信访程序确定为决定再审的前置性预设程序,那么从事信访工作的审判人员应当为程序法官,接访处访应视为程序审查工作,从体制上可将信访部门与立案部门合并,直接建立立案信访庭,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加强立案工作,给予公民更多、更彻底的司法救济,要将当事人引向法院这一解决纠纷的正规渠道。

    司法救助工作的加强对于纠正司法专权、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将会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后,同时应当赋予信访部门以确定司法救助范围和对象的权力,以扩大司法救助范围,加强司法救助工作。

    (三)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全国各级法院信访部门,应当采取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涉诉信访案件处理上体现总体控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全国法院系统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工作,以强化信访信息资源共享,节约法院和当事人信访资源及其成本,防止因信访接访与处理脱节造成重大失误,有效地促进涉诉信访工作的良性开展。

    (四)对违法缠访缠诉行为开展司法打击

    当前各地法院为做好息访息诉做了大量工作,但有的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做出无原则的让步,使无理缠访缠诉人得到一些好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纺缠诉人的气焰。

    胡锦涛同志指出:“信访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8]共和国的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说:“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9]

    由于中国法院信访制度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和重要的现实价值,做好新时期法院的信访工作,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确定为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刘絮,聂玉春.信访工作手册[K].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26.

    [2]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85.

家访工作方案篇7

首先，感谢院党组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交流平台，同时自己有幸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思想和工作。希望通过这次汇报，大家能够进一步地了解我，也更加了解我院的控申检察工作。

我是2002年的夏天来到控申科工作的。转眼四年过去了，在这四年中，伴随我院控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自己也逐渐成熟起来。我到控申科工作之前，在印象中，控申工作无非就是日常接访、收收转转。只要是能坐得住板凳、耐得住性子，靠基本的法律知识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可是到控申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原来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因为控申工作涉及到了全部检察业务，还有以国家赔偿法为核心的许多规定和相关的细则，而且无论是刑事申诉案件，还是刑事赔偿案件，原案多是经过了公安、检察、审判各个环节办结的案件，对这类案件重新审查，不但需要我们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四年来，自己在这控申工作中耳闻目染，亲历亲为，感受颇多，收获颇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体会。

我汇报的第一个体会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求真务实的精神。

近年来，由于历史和其它多种因素导致我院刑事赔偿案件不断增多，而赔偿案件往往与涉法上访案件息息相关。因为有些案件依法赔偿完毕，当事人还常常无理取闹、得理不挠人。如果我们赔偿不及时或不能正确处理赔偿案件，那又会埋下涉法上访的隐患，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被动。所以说依法正确地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直接关系到上访人的息诉问题。因此，我们控申全体干警在主管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常常结合案件认真研究有关的法律、法规，反复切磋，不断探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依法办案，不办错案，把住案件质量。记得在2003年我办理了一起刘某申请赔偿一案。申请人提出，在她原来所从事的出纳员工作中，虽重复列支41,000.00元，但因为工作中曾下了两笔错帐3,163.73元，在办理交接时，她将公款拿回家不是41,000.00元，而是37,836.27元。法院的判决也认定其贪污37,836.27元。而我院在侦查阶段将其41,000.00元全部收缴，故要求我院退其3,163.73元。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六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进入赔偿程序之前应由原办案部门做出是否侵权的确认意见。我将刘某的赔偿申请交给原办案部门后，原办案部门出据了不予确认意见，认为没有侵权。理由是：刘某利用出纳员的工作之便，重复列支41,000.00元，具有占有41,000.00元的主观故意，刘某工作中的错帐3,163.73元与所收缴的41,000.00元无关，错帐应由刘某原单位通过调帐处理。由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那么根据这一规定，本案是否确认的焦点就在于：是否为违法所得。我调取了卷宗，对原案进行全面审查。在审查中我发现，刘某借工作之便，重复列支41,000.00元，原侦查部门将41,000.00元全部收缴后，阶段也以刘某涉嫌贪污41,000.00元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而法院认定刘某贪污是37,836.27元。那么，从财务原理上看，刘某错帐在先，重复列支在后，卷中反映案发前错帐没有被发现及纠正，通过刘某原单位出据的证明和帐目复印件上看，刘某在办理交接时，帐目是平帐，那么刘某在办理交接前拿回家的公款不可能是41,000.00元，而是37,836.27元，否则帐目不能平；从法律规定上看，刘某主观上虽有占有41,000.00元的犯罪故意，但客观上只占有了37,836.27元，且贪污罪是一种结果犯，应以实际占有数额为定案依据。据此我认为，原办案部门收缴的41,000.00元中的3,163.73元并不是刘某的违法所得，不是违法所得，对41,000.00元全部收缴就存在着侵犯财产权的情形，应当依法确认。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并没有马上提交讨论并报请审批，而是进行了多方求证。因为办理赔偿案件必须慎之又慎，如果不应赔偿而进行了赔偿，将损害国家的利益；相反应赔偿而不赔，若请求人复议到哈市院并被纠正，按规定这就成了质量不高的案件，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为了慎重起见，我多次征求科长的意见，我们一起反复探讨，并虚心向院里有经验的同志请教。由于我们不是财会专业人员，在刘某一案中，对财务问题的认识是否正确，当时心里不是很有把握。于是我和科长来到五常市审计事务所进行专门请教。审计事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财务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并说，如有必要，他们都可以出一份报告。经过多方的探讨，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最后，这份应予以确认的审查报告在我院检委会上顺利通过。同时也得到原办案部门的支持和认可。通过办理这起案件，使我体会到：要做好控申工作，把住案件质量，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不行的。几年来，自己办理了胡某的刑事申诉案，王某、蒋某的刑事赔偿案，李某的共同赔偿案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我汇报的第二个体会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勤奋、敬业的精神。

控申工作，它除了日常接访、签批分流、开展法律咨询、办理刑事申诉、刑事赔偿和举报初查案件外，还要完成哈市院、市政法委许多报表和汇报材料。尤其是从去年以来，进京接访也成了控申的重要工作内容。要做好这些工作，没有一种勤奋、敬业的精神是不行的。去年深秋，我院接到一起告急访，举报人反映冲河某部门领导有经济问题。由于举报的问题较多，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艰苦。结束当天的工作已是晚上10点多钟，驱车返回五常后，已是零晨左右。想找个地方吃晚饭，街上都已经闭店了。但想到我们经过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初查任务，饥饿和疲劳就都不重要了。今年三月份以来，控申科连续六次接到进京接访任务，每次接访都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取舍，敬业与责任的共鸣。进京接访，也许象有些人说的这是一次不错的观光旅游机会。但说实话，我们真的没有这份心情，因为休闲旅游同带着任务看风景，这种感觉是不一样。而且有时上访人的态度变换不定。一会说走，一会说不走，一会又说等他电话。若是同意返回，就得马上买票做好准备，以防止上访人又改变计划。同时，与高检院接待室领导办理相关事宜，也得耐心等待，有时一来电话，马上就得到。所以只能在驻地附近等候。我们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找到上访人，如何做上访人的劝返工作，怎样把事情办好，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接访成本，上访人若拒绝回来以及既便回来后又该怎么办的问题。三月的北京，黄沙阵阵，我和苏尧科长坐在东郊民巷和天安门广场交叉口的台阶上，一边等待上访人的消息，一边看着天安门广场前川流不息的车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我们曾报怨过这种接访机制，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一次在接访出发的前一天，我院受理了一起举报，检察长要求控申科进行初查，初查工作刚刚开始，因为接访又被迫中断了。我们在京期间，一边处理接访事宜，一边分析研究初查方案。记得在返回的那天，由于火车晚点，到哈站已是上午8点多钟，苏尧科长和我马上登上了五常的班车，11点多钟到五常后，家都没回，下午1点钟又驱车奔赴光辉继续开展初查工作。我们半开玩笑地说：“这才是控申科的效率”。在今年进京接访的四个月中，正值我女儿中考的关键时刻，每次接访都是说走就走，一去4－5天，而且每次都是周末走，占用了许多休息时间。为了完成接访任务，我放弃了共同照顾孩子的义务。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只能留下了一些遗憾。苏尧科长更是这样，从京返程时，为了省下半天的房费，又是打电话，又是楼上楼下找宾馆经理商量。有一次“五·一”临近，几天之内根本买不到返程车票，他就到处托朋友去买票，他这种敬业精神我都清楚地看在了眼里。在处置我院孙某、赵某涉法上访的问题上，哈市院、市政法委多次要求我院进行工作汇报，我院也要主动向上级报告一些突况，于是我多次承担了这些文件，报告的起草工作。每次组织材料，事都是一个事，但报告的侧重点不同，对材料形式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我对每一份报告、文件都是重新起草，句句斟酌，生怕因为语言表达不准确而影响了对上访问题的处理。因为，我也深切体会到：为了全院的利益，去勤奋、去敬业是十分值得的。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有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正确的方法，好比一把金钥匙，它能打开坚锁之门；正确的方法，又好比一缕春风，它能够融化严冬之冰雪。实际工作中，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对做好控申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控申这个“窗口”部门，常常要与上访人打交道，在这一群体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接待人员不但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要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并要掌握上访人的性格、脾气，运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有针对性地依法处理上访问题，保证一次性地正确告知。去年上半年，我在接待室接待了一位来自牛家镇的上访人，这个人60岁左右，交谈了几句，我就感到他是一个倔强，认死理的人。他进屋就问：“你们院长在哪个屋？我要找他”。我问他：“你有什么事，是上访还是举报”？他说：啥你也管不了，我去了那么多地方都不管，今天我就找检察院，见你们院长，你要不告诉我，我自己去找”。我忙起身走到他跟前，招呼他坐下慢慢说，耐心地劝他不要激动。并安慰道：“你既然到检察院反映问题，就是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你先说说，属于检察院管辖的，检察院一定帮助解决”。几句安慰的话语，老汉终于谈出了他的问题。原来老汉有一垧多水田，以每亩200多元的价格租给了本村村民，合同没到期，国家推出免征农业税政策，还对农民进行了直补。老汉于是反悔，要求收回合同，租金退回，而承租人不让。双方开始抢种土地，并发生撕打，老汉的老伴被打伤，当地公安机关对打人者已进行了处理，但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老汉先后到多个部门上访、告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差旅费花了近千元。听完他反映的问题，我没有简单地告诉他这事不属检察机关管辖，如果对土地使用权有异议可到法院办理的话。而是耐心地解释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并让老汉换位思考。最终老汉认识到这事要管也得法院管，但这件事就是到法院也不保打赢官司。最后他对我说：“我哪也不告了，我去了那么多地方，都说我没理，可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没理，今天我才听明白了”。老汉临走时还多次向我致谢。在日常接访中，由于我们善于运用党的政策感化人，用法律知识教育人，用我们的真情去打动人，才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减少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在今年进京接访中，有一次上访人闹得很凶，上级院要求我们必须接回，我们到京后，同上访人电话联系了几次，感觉他内心有回去的想法。可到了见面时，上访人却向我们提出了条件，要求我们当场给他报销二千元，说他欠旅店住宿钱，不还钱，存在旅店的东西不让带走。我们感觉到他又开始了无理取闹，于是我们把上访人带到高检院接待室，经高检院几位领导轮流劝说还是无济于事。我们将情况及时向庄检和季检作了汇报。同时，我们请示若上访人实在不回来，我们能否在当天返回。庄检十分关心我们，并安慰说，再忍耐一下，不要急着回来，多想办法，争取劝他返回。按照检察长的指示，我们继续同上访人周旋。我们对上访人说：“你不回去我们也没办法，在这里站了一上午，走，一起到我们的住处歇歇脚再走，我们的住处比较近。上访人和我们来到住处，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从人性化角度，谈他的父母，谈他的儿子，谈他上访以来艰辛的生活，又谈到他的问题高检院、省院都较为重视，应当回去等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闲谈”，这块坚冰终于融化了，上访人同意无条件回去。做控申工作，尤其是做涉法上访工作，有些问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是具体的，而有些问题是无形的，没有根据可循的。但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得稳妥，做得圆满，这也是我从事控申工作最大的体会。

我汇报的最后一个体会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有团结协作的精神。

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一个集体如果缺乏团结，那将一事无成，而有了团结，则战无不胜。我们控申科虽然人手少，但工作从不拖拉，在做好日常性工作的同时，每遇到紧急、临时性任务的时候大家一齐上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事勤商量，工作抢着干。在控申科三名干警中，苏尧同志从不以科长自居，总是谦虚地说标榜自己只是个打头的。他想事周到，办事认真。但每次研究工作，都会发动大家集思广益，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算交待工作，布置任务都会让你感到这是你应该干的。将我们被动地接受工作变成了自觉、主动地去完成每一项任务。在他的带动下，我和瑞平副科长都能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出谋划策，努力当好参谋和助手，高质量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全科干警在工作上激发了高度的热情，并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比如：瑞平同志每次复印新的法律规定，或是领取办公用品都不忘给我们带出一份，每当新的案件一下来，我这边旧案子还没办结，她都会主动接过去。尤其我和苏尧科长进京接访期间，控申科的其他全部工作都落在她的身上，但她从没怨言，而且工作做得很好。同样，在瑞平同志的两个儿子高考期间，苏尧科长和我都抢着到接待室值班，确保接待室不空岗。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后顾之忧解除了，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三人就是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切为了科室工作。年终评优时，大家都互相谦让，并从内心去推举他人。这为的是啥？为的就是能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做好。几年来控申科一个个棘手的任务被拿了下来，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当然，我们之间的团结是原则的团结，每当讨论案件时我们都会各杼己见，也有为了研究一个法律问题而争得较真起来，但正是这种较真，才使得我们的控申工作做得更好。

家访工作方案篇8

县考核办：

今年，我局按照省、市信访工作安排部署，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进一步规范网上信访办理程序，全力打好“四个重点“和“控新治旧”信访攻坚战，深入推进集中治理重复信访专项工作，准确把握形势，强化源头化解，坚持领导下访、接访、包案化解制度，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合理诉求，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确保重要活动期间，我县进京赴省越级非法“零”目标。现对照考核内容结合本职工作做一简单汇报：

一、抓好“零上访”单位创建工作

按照县委平安岢岚建设领导组和县委领导要求，我局出台了《关于开展“零上访”单位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要求，一是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工作。从2020年4月开始，我县用100天的时间，在全县深入开展了一次“横到边、竖到底”的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各乡镇、村（社区）、企业、单位对排查出的信访隐患建立了台账，特别对近六年涉贫重点领域的信访案件，进行了排查统计，经过分类梳理、逐案摸排，对未彻底化解的涉贫信访案件，

按照“四定、五包”责任制，确定了案件化解责任人，确定了化解方案，明确了化解时限，同时以重点涉贫领域信访事项每周报告县委主要领导进一步促进了案件的化解。截止目前，涉贫信访案件全部清零销号。

二、畅通信访渠道工作

今年是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创新年，我县按照省、市、县的安排部署，现已实现了“网上信访”全覆盖，各单位信访信息系统全部联通，所有信访案件来访必登，信访事项实现了“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工作模式，同时开通了微信信访、手机APP、网站今日头条信访等方式。真正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流转的办信目的。实现了信访事项办结率100%，息诉罢访率达95%。同时，我局结合三零创建工作，在信访接待大厅向来访群众宣传信访条例、依法逐级走访等相关政策，并发放信访手册，引导群众积极举报黑恶势力、引导群众依法依规逐级走访。对于复杂、重大信访问题，及时上报，每季度县联席办将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信访问题专题研判会。落实责任，领导抓总，领导包案，统筹协调，直至案结事了。

三、抓好责任落实工作

坚持县领导轮流坐班接访制度。及时化解，限时办结，今年，到市走访2批次、赴省越级访4批次、进京越级访0批次；由国家、省、市上级网上转办72批次，交办1批次，国家信访局督办1批次，同比去年279批次，信访总量下降了12%，人数下降了27%。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无一例进京赴省非正常越级访;坚持书记、县长“一季一案”制度。1---12月份，领导带头包处疑难复杂信访案件8件，化解率100%；重复信访件化解率完成40%以上目标任务，所有案件严格执行首办制度，落实“五包一”责任制，明确责任，案件都能一包到底，直至解决。今年，我县被国家信访局授予全省信访工作“三无县”荣誉称号并授牌表扬。

四、抓好驻会工作

家访工作方案篇9

【关键词】幼儿教育 家庭教育 家访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4－0200－01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幼儿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家庭教育作为幼儿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幼儿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如何才能与家长达成教育共识，如何取得家长的支持共同开展幼儿教育工作，做好家访工作，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与方法。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幼稚教育是一种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独立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家访是家长了解幼儿园、与教师情感交流的桥梁，是缩短教师与幼儿之间、与家长之间距离的最佳时机，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家访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做好家访工作。

一 做好家访准备工作

在家访前，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制订详细的方案计划。比如，要明确家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握好谈话的内容和节奏、梳理出需要家长配合的工作内容等。家访的气氛可以是和谐的、轻松的，但绝不是闲聊式的。家访是教师了解幼儿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的最佳时机，因此，教师要粗略了解到幼儿父母的职业、育儿理念等。针对幼儿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教育理念的不同，要采用不同的沟通方法，使得交谈更加具有针对性。为了在短暂的家访过程中，尽快地与幼儿家长拉近距离，教师在家访前可以准备幼儿平时的学习作品，以便营造一个轻松的谈话氛围，还要准备一个短期和中长期的学习计划，方便与家长沟通，争取获得家长对相关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二 把握家访工作的主要内容

对于家访工作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幼儿在家中的表现；介绍幼儿在幼儿园的表现；了解幼儿的家庭成长环境；听取家长对教育过程的意见，解答家长的疑问；介绍幼儿的未来学习计划，争取家长的支持。把握好家访工作的内容是做好家访的前提。

幼儿园和家庭是对幼儿成长影响最大的两个环境，教师对学生在幼儿园的表现比较了解，但是却很难看到他们在家里的表现。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家访的机会，除了听取家长的描述，还要细致观察，过滤家长部分过于主观的描述信息。此外，教师在家访中要详细介绍幼儿在幼儿园的情况。他们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在幼儿园里表现出来了，但在家庭里没有表现出来；有些可能在家庭里表现出来了，但家长没有意识到。教师家访不能一味迎合家长的情绪，“报喜不报忧”，不管是幼儿发展中好的还是不足的方面，教师都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如实地向家长反映，让家长既看到幼儿的进步，也看到幼儿成长中的问题。

笔者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下面拿出来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以期能够在工作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新学期时，笔者的中班来了一个名叫小H的小朋友。小H不爱说话，妈妈离开幼儿园后也不哭不闹，但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要比其他小朋友差很多。笔者通过家访初步了解了小H在家的表现，结合他在幼儿园的表现，分析出小H教育的最大问题和障碍在于家长过分的疼爱与包办，养成了幼儿过分依赖的心理，当由单一的家庭生活转变为小小的集体生活时，小H一时无法适应。在家访中，笔者深入地与家长展开了探讨，详细地介绍了小H在幼儿园中的表现之后，指出了对小H成长的担忧。家长在笔者引导下，也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趁热打铁建议家长在家注意培养他的自理能力，尽可能地放手，多给幼儿锻炼的机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幼儿交流，同时经常带幼儿出去玩，多与同龄小伙伴接触，鼓励孩子独立自主地表达想法。一段时间之后，在家长和笔者双方的努力下，小H渐渐变得爱说爱笑爱玩闹了。可见，教师在家访中以恰当的方式与家长展开沟通是相当重要的，应该引起幼儿教师与家长的广泛关注。把握好家访工作的内容，采取适当的方式如实地向家长反映幼儿的问题，是家访工作的关键所在。

三 做好家访后续工作

一方面，教师在家访之后，对孩子成长环境有了初步了解，此时要针对幼儿的性格特点，区别制定后续方案来做好幼儿的教育工作。如有的幼儿动作发展能力较为落后，教师应对他们多设计一些肌肉运动活动，如拍球、上下楼梯、玩踏板车等；有的幼儿可能对某些食物过敏，教师从家访中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会在保育这块做相应的调整，通过其他食物来代替过敏食物。系统的、有步骤的教育方案，对日后幼儿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在家访之后，要针对家长对于教学计划的反馈意见，做出调整。及时听取家长的反馈，对活动方案进行调整，不断加大家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是幼儿教育工作精益求精的根本要求。如有的教师为了配合班级主题活动的开展，通过第一次家访了解幼儿家庭的基本情况，制定初步的家园合作方案；再通过第二次家访，与父母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配合方案的落实和开展；最后，通过第三次家访，了解方案开展的具体情况，对不合适的地方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多次家访工作，加上对工作的适度适时的反思是做好幼儿教育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张伟丽.探索幼儿科学教育之良策［J］.学校管理，2008（3）

家访工作方案篇10

中国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设计，它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利救济以及稳定维护的重要功能，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角色。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涉法信访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及其影响却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以较大规模群体访和表达形式激烈的个体访为主要标志的涉法信访高潮至今仍然没有明显的回落迹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它不仅是部分公民的难解之痛，也是许多政府机构挥之不去的心病。从中央到地方，对涉法信访工作的强调和投入前所未有，摸索的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并没有有效遏制涉法信访总量高位运行的态势。当前，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作为反映社情民意“晴雨表”的群众上访活动，凸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关注。

一、我国涉法信访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影响复杂化、程度激烈化的崭新特点，并形成涉法信访中的的“参与危机”现象。

（一）、 总量大，涉法信访多，主体错综复杂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信访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954 年至1957年。这期间，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取得胜利，200 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导致进京上访。据内务部等11个机关1956 年的统计，全年来访人数共42000人次。第二次信访高潮出现在1979 年至1982 年。这期间，“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要求平反昭雪，落实相关政策。中办、国办信访局仅1979 年就收到来信108万件。第三次信访高潮，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导致了这一独具挑战性的信访高潮，表现为：

1、信访总量大。就全国信访整体形势而言，全国31个省、区、市、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1998 年比1997 年上升37.3%，有的则高达205.4%，1999 年比1998 年上升了7.6%。2000 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则是1995年的2.13 倍，而且信访总量逐年持续上升，给信访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

2、涉法信访多。涉法信访涉及面广，涉及到公、检、法、司的各个方面，而且涉法信访总量居高不下，上升幅度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80%。其中，对审判机关裁判结果不认同和生效判决长期得不到执行等方面的信访占涉法信访总量的81%。并凸显出公众对司法救济公信力的显性质疑。

3、主体多元化。从信访人员的职业构成来看，参与信访的人员从过去以普通群众和干部为主扩大到了各行各业。以前的信访主要是反映生活、工作和落实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信访主体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阶层。而现在信访所反映的问题门类繁多，应有尽有，信访主体遍布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信访人员身份错综复杂。      

（二）、信访内容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

过去信访内容比较单一，第一次信访高潮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解决复员军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第二次信访高潮主要是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现在的信访问题主要表现为复杂利益结构调整带来的争端，包括企业改制、村民自治、耕地保护、农民负担、下岗就业、粗暴行政、司法腐败、挥霍公款、贪污受贿、城镇建设、环境污染、机构改革、民主管理等方方面面。且问题所涉及的利益大小不一，涉及的主体多少不定，关系错综复杂，处理难度大。

（三）、信访形式更加多样化

过去主要是个体信访，而现在的信访形式不一而语，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和联名信访甚至无理访、缠访兼而有之。过去信访方式主要是书信、电话、走访，而现在的电子邮件访、传真访、网络访等新的上访形式比比皆是，信访无论在组织、手段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群体性。目前群体性集访涉及地区广，人员多，规模大，劝阻、疏导困难。从中办、国办信访局掌握的情况来看：1998 年，全国31 个省、区、市接待群众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50.3%和60%；1999 年，接待群众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又比1998 年分别增长了18.7%和9.9%。集体上访在整个信访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1998 年占59.8%，1999 年占66.3%。其中联名信占群众来信量的91%。2003 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41%和44.8%。其中，50 人以上的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群体性集访上升趋势明显。其次，越级性。据国家信访局调查资料显示：80%的信访来自基层， 80%的信访问题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信访工作网络又“下不保底”，不利于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2003 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 地级上升0.3%，而县级却下降了2.4%； 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0.7%， 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2004 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 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最后，过激性。从信访行为上看，过去民众上访总体比较温和，近年来上访群众的情绪则日趋激烈，较大规模甚至大规模的过激行为在全国各省都有发生。由于信访工作中的“重堵轻疏”，加上上访群众始终抱着“回报高于投入”的信念，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要想有出路，必须上马路” 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上访群众与体制渐行渐远，甚至到了离心离德以至于对抗的地步。

二、 涉法信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作为反映社情民意“晴雨表”的群众上访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信访主体的广泛性和规模的集群性明显；信访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容的趋同性突出；信访活动的组织性和对抗性增强；信访问题的相对集中性和上访时间、地点的选择性不断显现。从而导致：信访机构受理信访事件大量越位；化解矛盾的责任主体大量错位；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受到大量缠访、闹访的严重干扰；重复访、越级访明显增加，政府信访工作开展艰难。

（一）、 机构分散，信访滚雪球效应愈发严重

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信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由于信访机构设立分散，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均设有信访机构，却并未形成统一协调机制。正是信访机构设置上的过度分散，导致其功能的不明确，功效发挥的不理想，并且当稳定取得压倒一切的地位时，地方政府在“化钱买平安”、“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下，通过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责任制、信访工作量化考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形式，以达到息访的效果。并且在国家信访局采取以信访量多少给各地排名、要求地方政府进京接访、中央信访部门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等这些强化考核力度措施出台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相当一部分基层信访问题的处理中不得已采取强压、妥协、哄骗、盯梢跟踪、截访等法治以外甚至违法的方法，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三访现象愈演愈烈。显而已见，通过目前信访体制这种非法治化的体外循环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无论其结果是否得到真正解决，其对制度建设的效果是极为消极的，已经造成了信访滚雪球效应现象，并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

（二）、 责重权轻，信访工作机制效率低下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信访除了监督、解决争议、听取民声、反映民意、维护稳定等制度设计时的基本社会责任外，还“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信访机构要承担如此之大的责任，就必须要拥有相应的职权来维系其机制的正常运行。可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信访机构不具有行政的职能和权力，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甚至也不是单独序列的国家机构，所以它只能承担“上传下转”的程序性功能，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负有一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办理的社会事务，从而使信访部门处于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失去了行政权力的依托，信访工作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难以解决。使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机构改革始终未走出“九龙治水”和“十羊九牧”的怪圈，重复设置的机构不但不能使政府对社会事件特别是突发事件反应提速，反而徒生诸多瓜葛磨擦，据统计，真正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效率之低可见一斑。

（三）、渠道不畅 ，“踢皮球”现象屡见不鲜

信访机构内部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各自的职责范围，重层次、尚服从应该是其组织关系的基本特征。可当前的信访工作基本上是“自选工作”，很少“规定动作”。对于同一信访案件，常常是群众上访的部门不同，接访的工作人员有别，其处理结果和建议就会大相径廷。信访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信访工作的随意性，使信访工作呈现出“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随意状态，信访局成了“万金油”，各种矛盾都在这里归大堆，信访案件看似有了着落和受理单位，实际上各机构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推来推去，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同时，由于党政机关的信访机构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之间职能交错，缺乏内在的沟通和协调，导致信息的不共享，信访资源的大量浪费闲置。职责的不清，信访人向哪个部门诉说都有其道理， 哪个部门都有理由拒绝信访人的要求。即便给予受理，由于信访系统缺乏统一协调机制，没有建立信息网络平台，信访者一个问题可能同时找了几个机构，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也可能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样信访人与信访部门之间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踢皮球”。使得信访人不知道到底要在哪里诉说？好不容易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中，到底哪个更有效更有权威？

（四）、 程序缺失，终结机制不完善

程序意味着具有一定形式的社会存在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活动方式、步骤和过程。任何一种争议解决机制要实现其正义的目标，首先必须在受理、立案直至终结的一系列过程中，做到程序的完善、公开、公正，这样人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才能获得形式上的公正。而我国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和处理标准，终结机制也不完善。案件的受理、问题的实质解决全凭领导的个人素质、群众情感以及对信访的重视程度。对一个信访案件，信访机构可以反复批转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可以拖着不办，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信访人只能越级、重复甚至异常上访。事实上，上述制度性缺陷总是盘根错节，综合地影响着信访的运行效果。三、引起涉法信访问题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

上访这种体制外的争端解决机制对行政裁量和诉讼等体制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补救效应和均衡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和矫正政府体制内单向度解决纠纷潜在的不公正性。但由于上访制度本身就是内生于中国层层嵌套、向上负责的政府流程，导致观念文化、权力分配体制、监督体制、救济体制等无法为信访制度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造成目前涉法信访案件急剧增长。

（一）、司法信仰的缺失和法律权威的弱化

法律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是以法律自身所体现的主体情感与社会正义为纽带的，具体可表现在司法机关严格执法、规范办案，实现公平与正义方面。这一纽带的某一链条一旦出现扭曲或断裂，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即可能被削弱甚至丧失。在我国，数千年的人治统治使得从根本上就缺少信仰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往往又使人们缺少适用法律的依据，而现实存在的许多不正常的执法现象又不能不令人对当今的执法状况产生怀疑。这种不尊崇法律、不相信司法裁判的结局，使人产生心理和道德的空白，必然导致思想上的迷茫和行为上的无序，遇到问题时不冷静，考虑问题时不周全，处理问题时不规范，成为走上上访之路的根本原因。

（二）、缺少公正执法的环境

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权力依然大于司法权。在行政领域，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领导批示。纵然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赶不上上级机关的指示、重要领导的批示。领导批示本身弹性很大，而《国务院信访条例》又对领导批示有着明文规定，即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问题，检查指导信访工作。这里面到底什么叫做重要来信什么叫做重要来访，显然缺乏标准，而上访人员都知道只要能获得领导批示，就能解决问题，这样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便成了信访者信奉的教条。二是司法机关地位不高、司法权力弱化。一方面司法附属于行政，受制于行政，另一方面司法权力的行使常常采用行政管理的模式，使明文规定的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比如，在司法领域，常常听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说法。而“优先”之说是否合法？为什么要“优先”？优先的对象是谁？又不得而知。于是，要想使自己的案件能够“优先”解决就必须上访。这样“优先”也便成了涉法信访增多的助推器。三是在处理缠访缠诉案件中，有的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做出无原则的让步，使无理缠访缠诉人得到一些好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纺缠诉人的气焰。四是不排除极少数司法人员水平不高、素质低下甚至贪赃卖法、枉法裁判的现象。

（三）、现行信访工作机制不健全

一是在信访机构的设置上。我国的信访机构都是附属于所在机关的内设机构，专门负责接待来信来访，本身不能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信访人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解决的不好时，必然要越级上访或采取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二是在信访监督机制上。按照规定，信访机构对所受理的信访案件，一是交本机关办理，二是交有关机关处理。各有关机关对直接办理、交办、转办的信访案件必须限期审理，限时回复。但由于监督保障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使有些问题久拖不决，也导致上访不止。三是在处理信访问题的工作方式上。某些上级主管机关常把上访数量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作为评判下级机关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有的甚至以一票否决给下级机关施加压力。而下级机关为了追求短期效益，不被否决，便把精力放在对付上访者的身上，这样既难治标也不了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及权威性尚未确立

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地位尚未确立，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终局性得不到落实。这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上访、信访案件出现的原因。近代西方社会的司法体制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因此司法机关自身具有独立的权力，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予以解决。而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目前的情况是一遇有上访，各种机关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个案直接进行干预。由于其他机关不一定了解司法权力运作的方式，也由于这些机关并没有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不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仅仅根据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进行分析、判断，难免得出错误结论。使得上访者将其他机关的批示视为尚方宝剑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这样，不但不能公正地解决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同时，由于其他机关不当的处理，造成只要上访，当事人就能获利，尽管这样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等于鼓励和纵容了人们上访，使得涉法信访的现象与日严重。

（五）、检察机关对司法权威的维护乏力

司法的权威应当是公正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体系，在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出其在维护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在我国实行两元司法的宪政框架之内，实行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含义是首先，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裁决认为是错误的，应当以有限次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以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裁决是正确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一旦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就应当视为终局性的裁决，除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方式外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稳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国传统上仅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稳定性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发挥维护司法机关权威的作用时，检察机关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误时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即便是经过了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是正确的裁决，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上访推翻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决。因此，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稳定性方面尚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涉法信访案件增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四、促进涉法信访良性运行的基本对策

信访制度自身的悖论和缺陷，造成信访公民往上跑、信访机构逐级向下批转信访案件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内耗。因此，信访制度必须与时俱进，适时创新，以建立有效的调停机制与运行规则，防范矛盾激化，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涉法信访良性运行。

（一）、创新信访理念是解决涉法信访问题的必然要求

信访工作是法律工作，信访事项从法律视角检视，就是法律案例。《信访条例》规定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本文认为，除上述基本原则外，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信访理念。

1、法律至上。怀着深厚的感情做信访工作是起码的要求，但是感情绝对不能代替法律，法律作为硬规则约束，是绝对不能突破的最后底线。现代法制社会应该首先提倡用法律解决问题。在强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应把公民权利补救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在策略上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行政手段，把矛盾和冲突引入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之中，由司法机关以法律手段加以处理。

2、程序优先。信访活动必须按规定逐级、有序、理性、依法信访。实践中，有些在实体处理上并没有多大问题的案件，当事人仍信访不止，往往就是程序上的瑕疵，当事人感受不到司法的正义。现实中公民无序越级信访更多的是由下级机关的乱作为、不作为或作为不当引起的，公民因此寄希望于寻求上级机关的支持和压力，信访制度逐渐向“准司法程序”靠拢。当前，在处理信访问题上许多是“暗箱操作”，人们一般会对程序规则的不合理不公正提出疑义，而只要程序公正合理，无论产生的结果如何，都是可以被人接受认可的。

3、依法分流。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信访人、举报人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能一味地以“谁家孩子谁家抱”、“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简单理由要求下级政府千方百计“抱”回、领走而草率了事。

4、公开中立。中立性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中立性要求信访机构在行使职权、处理具体信访问题时，必须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不倾向于信访参与诸方的任何一方，而按问题本来的是非曲直去处理信访博弈各方的关系，因为信访机构与涉案责任单位往往有着更多的联系，一旦有了偏见，就会先入为主，也就难以公平公正地对待各方信访参与人。

5、有限信访。信访机构不是法定的纠纷处理机关，应该只对社会纠纷的解决起补充、辅助作用。“信访制度的存在不能挑战或破坏现有司法体系，信访办不能变成‘第二法院’或不开庭的‘三审法庭’。信访机构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二研究室’，担负起表达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咨询机构”。信访机构必须坚守不受理、不干预涉法涉诉案件。因个案利益的保护而动摇对司法权威的信仰，会动摇人们对法院判决信赖的司法理念，继而损害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解决涉法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

1、严格实行“逐级上访、分级受理”制度

“逐级上访、分级受理”制度是指对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一般由依法有权对该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基层直接管辖的部门或单位（起始单位）首先作出处理，上访人如对起始单位处理不服，可向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查请求，未经起始单位接待处理或未持起始单位出具的《答复意见书》而直接到上级机关上访的，上级机关只做登记，一般不立案、不交办，劝其回到起始单位反映问题。 “逐级上访、分级受理”制度是与终结机制配套的工作制度，是确保信访终结机制实施的重要措施。 然而，“逐级上访、分级受理”制度在信访工作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原因如下：

（1）信访部门受理哪些事项在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群众信访“门槛”过低，信访部门受理的内容过宽，多年来由于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演绎为党和政府对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包揽，习惯通过单一的行政手段去处理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矛盾。致使群众不管什么事项都来信访，群众上访存在着盲目性、任意性和无序性。信访部门成为向来访者解释政策的“宣传办”，倾听群众诉说不满的“出气办”，重大会事节日活动期间的“维稳办”，平息突发事件的“救火办”。

（2）各级信访机构受理信访事项的范围不明确 。分级受理的总原则模糊，信访机构上下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各级信访机构直接办理信访事项的范围不明确。中央一级、省一级信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主要有哪些事项、信访当事人不清楚，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一方面造成该上级部门研究解决的信访事项转给了下一级，如政策方面的问题，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方面的问题等，基层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造成上级部门受理了很多本该下级部门处理的信访问题，如目前中央一级、省一级信访部门相当大的精力在重复做县、乡一级的信访工作。

（3）信访事项没有规定时效限制 。信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没有时效限制，没有规定信访事项的时间跨度，通常是信访人想访就访。

（4）信访部门对信访制度的认识不够。分级受理是逐级上访的前提，首先应该严格界定各级各部门对信访事项的受理范围，既管辖权，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其次，加大宣传力度和制度约束，让每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所诉信访事项应该找哪一级、哪个部门。把指导公民正确信访作为信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信访条例中应当设立信访管辖制度。信访管辖制度是信访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信访活动走向有序的重要保证。可以尝试按级别管辖办理相应的信访事项，比如：国家信访机构负责处理对中央政府机构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投诉，地方信访机构负责接待处理对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工作的投诉。

2、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和责任追究制

引进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建立一套科学的信访工作绩效考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责任追究制，可以从制度上保证信访工作各个环节工作质量的提高。 目前，信访工作考核机制不完善，目标管理不科学。有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对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实行目标管理、总量控制、层层分解任务，按分配的数量进行考核。其直接负面效应是迫使基层信访部门把主要精力用在降低信访量上，而不是用在解决问题上，为了把上访数字压下来，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长期派人到上级部门值班，许多省甚至长年有几十人、上百人在北京守候，拦堵上访群众，想方设法不让群众在窗口登记。有的为了抹掉登记数字，到处托人找关系。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结果当然适得其反，致使一些问题久拖不决，矛盾不断激化升级， 造成了大批上访老户、缠户。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就是考核机制的不科学， 考核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

3、完善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在程序上相对信访制度而言其优势明显，但是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其强势地位往往使实体不正义成为可能。信访制度尽管缺乏规范的程序，存在浓厚的人治色彩和态意成分，但它包含了公众认可的实体正义成分。尽管实现这种实体正义非常艰难，但是，在健全行政诉讼制度、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漫长过程中，信访制度“无论对于仍对行政诉讼持怀疑态度的行政相对人还是对于在行政诉讼中走投无路的行政相对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公民本来可以向当地政府或上一级部门提起行政复议，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复议机关与原有的责任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上下级或利益关系，公民的行政复议大多数被驳回，行政复议不能发挥本应发挥的行政监督作用，导致这一渠道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和公正性。许多行政相对人并非不愿打官司，而是更习惯于通过信访去实现目的。目前中国法治精神薄弱、人治传统强大，本来应该更多强调对司法补救制度的完善，而不应过分强化信访这种非司法手段，但是建设法治社会过程漫长，公民对仲裁和复议若明若暗，在诸多补救方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越来越多的公民被迫选择“告御状”。特别是在乡村，村民往往“望法兴叹”，把希望寄托于无门槛的信访以寻“青天”。

（三）、建立“阳光信访”是是解决涉法信访问题的重要渠道

阳光信访是指信访过程体现公开、透明原则，在人们可以看得见的状态下，将信访公务行为向信访人和社会公开。在实践中，信访的公开透明度明显滞后，突出表现在一些信访问题处理上的“暗箱操作”。当前极少数信访人摸准了政府需要稳定的“软肋”，人为地制造不稳定的假象，其“闹中求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导致更多的信访人效仿，带来了不少社会负面效应。这实际上是政府诚信缺失和底气不足的表现。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公平的实现必须在程序和形式上表现出公开性。比如，新闻媒体之所以常被信访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就是因为媒体能够揭破黑箱、推动监督和评判。再如信访信息系统可以方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监督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使上级政府和信访机构能够及时了解、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避免多头信访和重复信访，节约行政成本，因此，建立“阳光信访”，必须通过创建信访网络平台，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专门负责接待公民查阅、咨询信息的公开机构等方式，提高政府的开放形象，同时，给媒体以相对宽松的环境并通过严格的程序让其有序介入，媒体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以案释法，使公民明辨是非，避免猎奇、渲染、夸张和误导性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