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工作方案十篇

侦查工作方案篇1

一、重新认真分析判断案情

一是重新了解案件情况。可通过阅卷、听案情汇报、找承办人或者参与案件的人分别了解案件情况。实践证明，重新了解案件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仔细地重新阅卷，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最好办法。承办人或者原决策人员往往形成思维定势，已经很难客观地汇报或者把握案件。在找参与案件侦查的人了解情况时，要单独进行，这样有助于了解到真实情况，了解到办案人员对案件的真实看法。二是分析案件本身的情况。着重分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的嫌疑，是否有侦查的必要，目前的证据材料到了何种程度，定性上有无问题等等。三是分析案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案件本身的因素，还是侦查失误造成的。四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关键点是什么。重新分析判断案件要注意全面细致地研究案件材料，把分析的依据建立在客观的材料基础上，此外要充分发扬民主，注意听取参与干警的意见，集思广益。

二、做足做透调查工作

工作可以说是案件侦查的基石。案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最主要的是看信息材料的收集情况。侦查困境的出现往往是侦查信息缺乏造成的，因此，回到原点，全面细致地重新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信息就至关重要。特别是渎职犯罪类案件，有很多客观证据的存在，要予以细心全面地收集完善，这对于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工作收集的不仅仅是证据，证据有助于认定案件事实，但在侦查中有的侦查信心不一定表现为证据。比如，对发现嫌疑人性格方面的信息、犯罪嫌疑人婚姻家庭方面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的表现等这些都不一定表现为证据，但可能是案件得以突破的重要信息。在案件侦查遇到困境时，下功夫甚至下笨功夫进行的调查工作，往往是案件侦查走出困境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若干案件侦查实践已经证实，在进行调查工作时，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工作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无疑是侦查疑难案件的有效选择。

三、准确选择突破口，重新认真拟定侦查计划

在充分分析案件情况和充分做足做透工作，尽可能收集侦查信息的基础上，选择案件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方案，重新拟定侦查计划。新的侦查计划实际上是突破侦查僵局的计划，是原侦查计划的调整和补充。新的侦查计划，不要求全面，要求分析准确，有明确的针对性。侦查计划只是列在形式，关键在于突破口的选择，在突破侦查僵局的过程中，必须在突破口的选择上下足功夫，选好，选准。

四、全面采取侦查措施

用足用活现有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侦查手段，是突破案件僵局的重要条件。检察机关究竟有些什么侦查手段？能否全面灵活地运用这些侦查手段？侦查之所以为侦查，就在于侦查的特殊性，与调查工作有很大区别。由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多数是未受过正规的侦查教育，而在侦查中有时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习成才的，相当一部分侦查人员不一定全面掌握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因此在现实中常常出现靠调查破案的情况。侦查的智谋性、灵活性、秘密性、强制性体现不突出。经验证明，案件侦查成功率高，案件侦查水平高的地方往往就是侦查手段运用灵活、到位的地方。很多地方的侦查人员还停留在靠调查破案的老路子上，或者单纯利用侦查的强制性，用强制力来硬碰硬，企图用强制力来征服对方，未必能起到好的效果。

五、细心查证，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主要是指在查办反贪犯罪案件中，决策者对于与案件有关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犯罪事实在进行认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根据其概率大小，在多个案件侦破方案中作出的大胆选择。这种决策主要体现在决定立案和采取强制措施上。通俗地讲，就是大胆立案，大胆采取强制措施。这种做法便于及时采取侦查措施和手段，是犯罪分子措施不及，更容易突破案件。刑事侦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规律，决定了风险决策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一些案件出现僵局的时候，是否敢于风险决策是案件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缺乏魄力有时候就无法推进案件的侦查工作。由于风险决策需要承担撤案、不等方面的风险，一旦失误，决策者甚至要承担纪律处分、国家赔偿等风险。因此在决策时，不能鲁莽行事，风险决策应该建立在前期的细心查证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案件性质，对犯罪嫌疑人心理，对成案把握有充分分析判断和充足信心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侦查工作方案篇2

关键词：侦查效果；认识论；侦查效果范畴；侦查效果规律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5-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侦查效果是刑侦理论和实践中常见的概念之一，但是关于侦查效果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例如，何谓好的侦查效果，为什么对于一些侦查过程或结果，民众和官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侦查效果究竟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等等，这些都成为侦查学界和侦查管理层无法回避的问题。检视现有的成果，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要么认为侦查效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意义简单，无需研究，要么就将侦查效果等同于侦查功能、价值、目的等侦查本体论上的概念。①

对侦查效果进行理论探讨，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学术旨趣，而是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复杂问题。侦查效果远比其字面意思复杂，它是一种有层次的区分主体的地方化认识结果。

二、侦查效果的结构分析

顾名思义，侦查效果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侦查的效果，或者称之为侦查工作的效果。而效果则表现为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求，因而侦查效果的含义实际上就是侦查工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求，若满足的程度高，则侦查效果好，反之，则效果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侦查价值位于应然层面，即侦查作为客体应当满足主体的何种需求，而侦查效果则位于实然层面，即侦查作为客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求、满足何种需求。侦查效果既是侦查价值的实践表达，又是对侦查结果的实践考察。很显然，侦查效果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约定俗称的概念，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概念。既然是认识论，就牵涉到三个方面：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关系。

（一）认识主体

如上文分析，侦查效果是针对认识主体需求而言，对于侦查工作有需求的主体不仅包含在侦查工作中，也有可能在侦查工作之外。

1.侦查主体。侦查主体是指能够行使侦查权的个人或机关。亦即“能够依法实行专门调查活动和有关强制措施的机关及其人员。”[1]我国的侦查权配置具有分散不均衡的特点，不仅表现为多个机关具有侦查权，每个机关拥有的侦查权管辖范围、受制约的程度也千差万别，即使是在同一机关内，如地方公安机关，警种间仍然具有不同的侦查分工，侦查主体的分散性使得对各自侦查工作的需求有所区别。例如，广义的公安机关广义上的公安机关包括地方公安机关、行业公安机关。比较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民权利的不受侵犯，而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则在法律监督和国家安全上行使侦查权。因此单单就侦查主体的类型而言，就是一种复杂的需求关系。

除了侦查主体的类型，侦查主体的层级划分也使得侦查主体的需求有着自上而下的区别，从公安部到各区县公安（分）局，无论是侦查决策还是绩效考核，都显示出了对侦查效果的不同理解，这些都反映在认识客体和方式上，下文详述。

2.侦查中其他主体。侦查中的主体是指侦查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侦查程序不仅是一种调查程序，也是一种法律程序。在侦查中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人都是侦查中的主体，当然也包括侦查主体。除了侦查主体外，还包括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侦查中其他主体虽然不需要承担绩效考核的压力，但由于法律关系本身就体现出对人的尊重，表征着公民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因此侦查中其他主体必然对侦查工作也有着一定的需求，这些需求使得侦查效果不能仅仅归于侦查主体的认识范畴。

3.侦查外主体。对侦查工作有需求的并不只是侦查程序中的主体，侦查外主体同样对侦查工作有着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公安行政权还是公安侦查权实际上都是警察权的一体两面”[2]，刘方权教授的表述深刻揭示出了侦查权运行的影响力和溯及力。在警务一体化的趋势下，民众并不能明确知悉发生在身边的究竟是侦查工作还是其他公安职能工作，而公安部提出的民意导向警务战略，更是将人民群众作为警务运行、变革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侦查外主体对于警察权的行使颇为敏感，而侦查权作为警察权的组成部分，自然在侦查效果的层面上需要加入侦查外主体的考量。

（二）认识客体

侦查效果作为认识论的结果，必然涉及到认识的客体，虽然从字面上看，侦查效果这一认识关系中，侦查工作肯定是认识的客体，但是侦查工作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概念。

1.从微观上看，侦查工作是指个案侦查。如果将侦查程序理解为一种法律程序，那么侦查工作就是从立案到侦查终结的一种个案侦查。个案侦查反映出具体的侦查法律关系，也是侦查工作最为微观的解读。一方面，个案侦查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案件的结构要素，无论是侦查措施的采取还是侦查途径的选择都需要以案件的结构要素为依据，因此个案侦查通常都以能否准确识别案件结构要素、找到正确的侦查途径作为能够满足侦查主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个案侦查也是侦查规范属性的集中体现，成功的个案侦查需要遵守侦查的各种规范。

2.从中观层面上看，侦查工作指的是类型案件的侦查。所谓类型案件，是指在案件结构要素上呈现相同或相似的刑事案件。相对于个案侦查来说，类型案件的侦查越来越具有管理学上的意义。一方面类型案件包括了同一（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可供并案侦查的案件；另一方面类型案件也指那些在侦查途径或侦查方法要素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案件。如“案件可分为典型型案件和特殊型案件，有冲突关系的案件和无冲突关系的案件”[3]等。类型案件的侦查考验的是侦查人员能否将以往相似的经验固化为稳定的知识来源，侦查机关能否组织起有效的工作机制。例如实务部门专家总结的“三位一体”侦查模式[4]，以及某些专案侦查形式。这些都初步具有了侦查管理的意义。

3.从宏观层面上看，侦查工作指的是全局或区域的侦查战略。如果说个案侦查、类型案件的侦查是一种战术考量，那么侦查战略就是区域或全局的战略设计。侦查战略通常是侦查管理层决策的结果，从受众范围来说，侦查战略主要是侦查机关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纵向管理体制。如1997年的刑侦体制改革，就可以看作是侦查战略的设计方案，又比如2010提出的侦查合成战、科技战、证据战四战也是新时期侦查战略的调整结果。当然，同国外相比，我国侦查战略的设计、管理起步较晚、还不成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战略计划中包含了长期规划、短期规划和重点项目，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详见：孟萍：《联邦调查局的侦查战略管理》，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45页。，因此在侦查效果的论述中常常被忽视。

（三）认识关系

侦查效果是通过认识关系而表征的，这种认识关系反映为个体的心里认知和侦查组织的侦查管理。最容易理解的是侦查组织的侦查管理关系，对于侦查效果的认识，侦查组织主要是通过组织中的绩效管理来完成的，绩效体系是侦查效果在侦查管理过程中的量化指标。就基层公安机关而言，侦查绩效体系包括破案率、侦查规范的遵守、刑侦基础工作的落实、专项行动的结果等，这也是官方文件所指称的侦查效果。

除了侦查管理关系，通过侦查中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框架下的互动，类似被害人、证人等侦查中其他主体会对侦查工作有一个心理上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并不总是与侦查组织的侦查管理在认识工具、背景、方法程式上保持一致。作为个体的认知，被害人总是受到诸如归因偏差、确证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在侦查结果不能有效维护自己权利的情势下，被害人对侦查效果的认定与侦查组织会有相悖之处。例如，无论是侦查理论还是侦查实践都不否认侦查死角，都承认案件可以认识，但不必然能被认识，在盗窃案件总体破案率低的情况下，能够破小案、带积案、打团伙是侦查组织对盗窃案件能否取得良好侦查效果的认识标准。而盗窃案件中的事主则并不关心究竟此案能否带破其他案件，只要自己的损失没有被追回，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法律惩罚，就很难认同侦查效果，“其结果是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未能改变，并往往出现立功授奖多的地方也是刑事案件高发、社会治安不好、群众满意度低的地方的怪现象。”“被盗被抢的群众不报案的约占百分之40，其原因有的认为报案没有用，有的不愿惹麻烦，有的认为损失点无所谓。”[5]这种由于认识关系上的差异，导致了实践中大量犯罪黑数的存在，影响了线索的收集。

由此可见，侦查效果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升华，使它成为了一个涉及到侦查管理和绩效考核的战略理论，其已不再仅仅是侦查机关所认为的“侦查效果”，而是一个有层次的区分主体地方化（此处地方化包含了全国的视域）的认识结果。简单地将侦查效果视为毫无争议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客观和不准确的，也必将会影响侦查工作在本地的推进和发展。正式在这个意义上公安部推广的经验做法需要经过本土化的吸收和改造，而不能采取机械照搬的方式，否则不仅无益于侦查效果，反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三、侦查效果的范畴

认识论意义上的复杂性导致了侦查效果范畴的复杂性。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侦查效果范畴已经不能适应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侦查效果需要纳入一个系统而广泛的视域中。

（一）侦查效能

就官方文件而言，侦查效能是最能代替侦查效果的一种提法，侦查效能集中体现了侦查组织存在的合理正当性，侦查效能通常与国家的法律秩序、社会稳定相联系。具体说来包括：

1.侦查效度。侦查效度是指侦查能达到所预期设计的目标。就侦查的事实层面来说，侦查效度就是要能达到侦查目的，也即查清事实，并构建相应的证据体系。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侦查效度就是侦查结果能够得到审判机关最终的确认，也即犯罪嫌疑人能够被定罪量刑。

2.侦查效益。“侦查效益反映的是侦查成本与侦查收益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对侦查活动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的统一体。”[6]上文所述对于盗窃案件的侦查要求就是侦查组织在衡量侦查效益后制定出的侦查目标。在警力资源紧张和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张力之中，侦查效益成为侦查效果必然包含的范畴。

3.侦查情报。即使承认侦查死角情形的存在，也不能忽视侦查情报在侦查效能中的地位。在一些不具备破案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情报的收集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仅是起到一种工具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更具有情报导侦的效应。这种引导、主导、支配是在信息化侦查下情报主体性效应的体现。

（二）社会效果

侦查效能是侦查组织履行其职能的表现，但是侦查组织也只是社会众多主体之一，侦查效果的另一范畴就是社会效果。侦查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是由法律规定的，侦查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却是由社会民众的认同作为前提。社会效果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社会效果的关切，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机械适用规则的不可能性，以及虚假规则具体化的必要性，致使法律适用不可能完全遮蔽于其背后的道德理由。”[7]侦查效果中之所以要包含社会效果的范畴，是因为侦查权不同于司法权之处在于司法权运行中的任何行为都只能以法律为依据，而侦查权除了在规范层面上需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外，在事实层面上更多的是依赖侦查人员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将侦查的目的、功能、价值带入社会的期待和评价之中，并深刻地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公共组织运行过程的评价需要结合一系列新元素，公共组织的运行是否考虑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环境，具有必要的弹性和良好的回应性；公共组织的运行是否充分运用了信息技术，实现电子治理；公共组织的运行是否充分实现了知识和资源的共享，以促进组织的学习和创新；公共组织运行的全过程是否有必要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公共组织运行的各环节是否为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的表达提供了畅通和有效的渠道。”[8]因此，侦查的社会效果包含了社会对侦查过程和侦查结果的评价。侦查工作实际上就是以各种规范和评价要素作为行动的依据。遗憾的是，近年来侦查机关在塑造社会效果上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从杭州公安局的“70码”，到云南的“躲猫猫”，侦查机关虽然最终准确地查明了案件事实，但其侦查过程中的信息传达总是备受质疑。

（三）侦查的规范化

规范是指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侦查的规范化意味着侦查工作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1.侦查法治化。侦查法治化不仅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顺利推进，更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的尊重，体现了国家民主法治程度，体现了侦查权的谦抑性，也是侦查秩序平稳运行的前提。侦查法治化构成了侦查规范化的主体，侦查法治化的具体内容相关学者研究颇多，在此不作赘述。

2.侦查技术规则。侦查的规范化不仅表现为侦查法治这一价值维度，更是对实践中侦查技术规则的有效提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侦查的技术原理和操作规程，还包括“侦查活动中蕴含了技术成分并被要求遵循技术规则的行为”。[9]对侦查技术规则的主动遵守，将在事实的层面上提高侦查的规范化。例如，公安部对现场勘查内容填写和物证提取的要求就是在大量个案的现场勘查经验中总结提炼而成的技术规则。这些要求将极大促进现场勘查的效率和准确度。

3.侦查伦理。侦查伦理是侦查规范化的应然层面，如果说侦查法治和技术规则关注的是侦查人员的行为，那么侦查伦理的提出，目标则是直指侦查人员的动机，其标准通俗地说就是恶与善。虽然侦查伦理并不能完全覆盖侦查法治和技术规则，但是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侦查伦理的建设能够弥补侦查法治化的不足，增进侦查效果。实践中，在一些侦查机关的窗口单位，例如值班室，不仅要求民警能依法立案，更是列出了民警的言语规范（包括禁忌用语、法律用语、服务用语），这些都走出了法律工具特性的圈囿，初步具备了伦理的意义。当然侦查的伦理规范要远远超过上述范围，侦查伦理由于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因此只能用抽象化的语句来表达，有学者就认为侦查伦理的评价体系包括：“尊严；勇敢；忠诚，善良；良心；公正。”[10]

侦查效果的三个范畴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着冲突和整合，侦查效能越高，规范化程度越高，侦查的社会效果就越好；而侦查要取得良好的效能，则必然要以规范化和一定的社会效果为前提。同样侦查的社会效果和侦查效能也要建立在侦查的规范化之上。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侦查效果的多重认识结构，使得侦查效果的三个范畴有时候又存在着冲突的情形。例如命案必破，实际上就是注重侦查的社会效果而忽略侦查效益。这是因为命案与侦查机关的公信力联系最为密切，也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秩序。“强调命案必破，是公安机关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责任……就是要求公安机关从执法为民的高度，怀着对受害者家属，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时刻想着侦查破案为民申冤的沉重责任……锲而不舍的加强侦查破案工作，顽强拼搏，不懈努力，向命案必破目标努力。这就是命案必破的精神实质。”[11]又比如严打时期，为了强调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侦查权更是无限制的启动运行，侦查的规范程度较低。而目前在强调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外来人口地区较多的大中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群众安全感不足，侦查的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由此可见，侦查效果不是以完全有或完全无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地方化的警务管理中，侦查效果总是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确认。

四、关于侦查效果的两个规律

（一）主体需求和环境因素决定侦查效果的选择

正如上文所述，侦查效果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出现，在侦查效果三个范畴的选择中，主体需求和环境因素将是决定因素。

所谓主体需求，就是认识主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侦查效果，在侦查效果的三个范畴中更偏爱哪一种。在侦查效果的认识结构中，认识主体的多样化使侦查效果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侦查主体，侦查中其他主体以及侦查外主体的横向区别外，纵向区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为被害人，弱势群体关心的是侦查结果能否挽回自己的损失，即更关注侦查效度。而一些单位被害人，如大型企业、商业集团，更为关心的是侦查机关对某种类型犯罪的震慑效果，能否创造一个较为平安的商业环境，也即侦查的社会效果。打黑除恶中，单位被害人并不刻意在乎犯罪嫌疑人最终判了多少年，而是对此类犯罪侦查机关是否“零容忍”。因此无法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主体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多样化的主体需求常常使侦查机关左右为难，侦查效果必须要在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还与认识主体所在的环境因素有关。

无论是哪一方认识主体，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侦查主体和其他主体所处的环境因素是不同的。对于侦查组织而言，由于其所特有的社会再分配的公共属性，社会中各阶层都会极尽所能地对侦查机关施压，以求能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实际上，由于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组织的目标规定都过于笼统，“当工作目标既不明确又不具有一贯性的时候，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就取决于他们所面对的工作环境，他们带入工作中的信条和经验或其工作承受的外部压力等。”[12]而对于其他主体来说，环境因素主要是影响主体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能力，尤其是对于一些被害人、证人而言，囿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心理隔阂，往往会对侦查工作产生误解，从而使侦查效果过于偏向效能甚至效度。“社会评价采取的是一种以直觉思维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大多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在单一而偏颇的价值趋向作用下进行一种基本上属于感性范围内的认识活动。”“任何一点非本质的不完整的信息都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倾向，也可能使他们产生某种强烈的情绪，并带着情绪看待诉讼过程与结果。”[13]

能够起作用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制度环境。制度是一种规则的集成，制度将同时引导和制约侦查权的运行空间。而其他主体也将在已有的社会制度下寻求权利救济、政策表达的途径。第二，文化环境。文化是一种信仰、价值观、态度和理念的一种复合模式，“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连续性，对其成员进行着控制、认同和结合。”[14]侦查主体和其他主体由于文化特性的不同，会产生文化上的隔阂，这种隔阂很可能造成对同一侦查结果有着不同的评价，典型的代表就是侦查机关对破案数据非常青睐，而侦查外主体由于对侦查机关的不信任，通常认为数据考核并不客观，并只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评价依据。第三，技术环境。侦查工作中的侦查技术来源于一般科学原理和技术水平，侦查主体对技术水平的使用程度，会制约侦查机关对侦查效果的选择。如在技术限制的情况下，侦查效能达到了一个瓶颈，那么从社会效果上入手，可能是增加侦查效果的一个好方法。而对于其他主体来说，对于社会技术水平的感知，则可能会帮助他们理解侦查工作中的难点，增加侦查主体与其他主体在侦查效果认识上的一致性。

这一规律的逻辑推演如下：主体需求是侦查效果选择的直接依据，而各种环境因素的分析是侦查效果选择者识别各方主体需求的基本方法，这两者就构成了本地化的警务策略和刑事政策，从而确认侦查效果的地方化范畴。

（二）侦查能力和社会治安情势决定侦查效果的实现程度

在地方化的警务中，侦查机关总是会根据本地情势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一个适合本地的侦查效果。无论侦查效果内的范畴如何组合，侦查能力和社会治安情势始终决定既定侦查效果的实现程度。

在侦查效能层面，侦查能力主要体现为侦查主体获取案件结构信息的能力，“案件构成要素决定了侦查方法”[15]，如果获得案件的结构信息快速、准确、及时，那么后续侦查方法的选择也会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准确的切入口，这显然无论对于侦查效度、效益还是情报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社会效果层面，侦查能力主要体现为侦查主体的社会工作能力，在各种新兴媒体不断涌现的时代，侦查效果的实现已不再是直线和直达的，通过媒体这样的中介，有关侦查效果的信息可能是完整传达，也有可能断章取义，更有可能被歪曲。另一方面，随着大众知识的普及，侦查工作一般常识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晓，如何在关键事件上保持侦查机关的形象，维持侦查效果的存在，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些都考验着侦查机关的社会工作能力。如果说侦查具有艺术品性，那么这种社会工作的艺术就集中体现了侦查主体的“创造才能、应变才能、经验累积和职业技巧。”[16]

在侦查规范方面，侦查能力主要体现为侦查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执法规范化。侦查法治化和科学化是新时期侦查工作的两大主线，良好的侦查规范不仅保证了侦查权的有序运行，更显示出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侦查主体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法治意识，才会遵守法律对侦查程序的限制，执法才能规范化。另一方面，侦查主体的法治意识还影响到侦查方法的选择，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将会减少侦查人员采取一些法律风险较大的措施保证案件侦办成功率的做法。

除了侦查能力，社会治安情势也将对侦查效果的实现程度产生决定性作用。

首先，社会治安情势会影响侦查效能的实现。社会治安情势会影响犯罪暴露程度，在社会治安情势较好的地区，社会控制力度强，犯罪行为所遗留的信息就很容易被识别、保存。诸如证人、监控视频等证据来源较为充足。而在社会控制较弱的地区，犯罪行为能够遗留的信息较少（如多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或者犯罪行为遗留的信息没有被识别（如社区管理混乱，犯罪行为没有被人察觉），很显然这些都影响到侦查效能的实现。

其次，社会治安情势会影响社会效果的实现。社会治安情势反映出了群众的安全感，而一旦群众安全感严重不足，就会对侦查主体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会表现为对侦查主体的努力视而不见，对侦查主体的效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并且对侦查主体的错误极度放大。因此侦查主体要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大的社会治安情势。

最后，社会治安情势会影响侦查规范的实现。社会治安情势会对侦查机关产生巨大的工作压力，社会治安情势的恶化也表明侦查机关的效能正在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也为了赢得社会效果，侦查机关很有可能会牺牲侦查的规范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严打时期的快速办案机制虽然已经被废止，但是各种形形的隐形违反程序公正的行为正在不断变化升级。例如，为了达到不破不立的效果，对于一些难以查清的事实，就以治安处罚代替，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就直接降格立案。对这些钻程序漏洞的行为，不能仅用法律制度不完善来解释，社会治安情势的压力也可谓是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语

侦查效果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在“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渐入人心之时，对侦查效果的认识，涉及的是侦查组织的结构、规则和行为，也涉及到新时期依靠群众的侦查工作方针如何与时俱进。从学科建设上说，正是对侦查学上看似简单的概念进行深入剖析，才能找到一条侦查学与侦查实践理论相连接的桥梁，也才能脱离刑事法学基于文本的规范型研究范式。

当然对于侦查效果还有未尽之问题需要研究。例如，侦查效果是如何表达出来的，也即侦查效果的实现机制问题；侦查效果的认识结构中，认识主体究竟与认识客体是怎么互动的，不同的认识主体与不同的认识客体能否产生交集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学术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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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工作方案篇3

[论文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背景下，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构建起监督主线明确、全面动态流程管理、关键环节重点监控和考核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作用，对切实保证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地履行职责，提升公信力和社会形象至关重要。

[论文关键词]检察机关 自侦案件 内部监督

强化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强化内部监督则是检察机关的发展之基，是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和前提，是源头治腐，确保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而对自侦工作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重中之重。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背景下，必须坚持把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自侦工作构建起一套部门各负其责、全体检察人员共同参与的点面结合的内部监督工作体系，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工作实效，为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一、修正案对侦查工作和内部监督带来的影响

1.“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将改变自侦案件内部监督的方向和主线。

2.辩护权的扩展和律师行使辩护权“三难”问题的破解以及审判程序的完善，将打破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原有的系统内“相互配合”机制，控申、侦监、公诉等部门更多时候将以监督者身份面对自侦工作。

3.举证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和不能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建立完善刑事证据体系，既为侦查工作明确了取证方向和取证要求，也增强了侦辩双方的对抗性，同时也为自侦案件内部监督工作提供了具体的审查标准。

4.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完善以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建立，为侦查机关提供了强大支撑，有力提升了侦查能力；但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笼统、操作性的缺乏，以及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和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的明确，既为内部监督提供了必要性和法定性，也进一步扩展了内部监督的方式和内容。

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

应建立健全一个监督主线明确、全面动态流程管理、关键环节重点监控和考核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及时、监督全面、监督到位、监督有效。

（一）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监督主线

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内部监督也必须适应“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务必将其作为监督的主线和重要内容，成为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推动案件管理系统的全面流程管理

要推行网络化办案，实现对自侦案件侦办工作全过程进行流程监督和网上动态监督。一是案件管理系统。通过新成立的案件管理中心利用管理软体，通过控申、侦查、侦监、公诉、技术、监所等部门的信息录入，实现了对自侦案件从交办线索到初查、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院审理的全流程管理；二是侦查指挥系统。通过该系统，由各级侦查部门填报每个案件各诉讼环节信息，实现对自侦案件的全流程管理。案件管理系统应侧重于对办案效率的监督，侦查指挥系统则侧重于对办案数量和办案质量的监督。

（三）实现对案件关键环节的重点监控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内部监督的监督重点是初查、侦查、和证据审查三个环节：

1.对案件初查环节的监督

通过对重要节点采取填报工作表格的方式，实现对初查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内部监督。

一是线索的管理。主要监督是否存在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情形。对举报、移送的案件线索，可由侦查指挥中心通过下级院填报《案件线索登记表》、《案件线索备案表》，整合案件线索信息，以定期跟踪分析线索办理情况的方式进行监督，或以集中开展专项行动来推动线索的查办；对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可要求办案人员填报《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信息登记表》、《办结案件发现犯罪线索汇报表》，通过院局领导的及时审批来依法进行督促查办。

二是案件信息的收集。要求侦查人员对每一起案件每一名涉案人员认真填报《职务犯罪信息情报表》，就涉案人员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及工作情况、主要社会关系、收入情况、财产情况、性格及爱好等信息进行登记录入，并由院局领导进行签字审核，确保信息的全面准确，利于掌握侦查方向和寻找案件突破口，也为监督初查工作提供书面资料。

三是执法风险的评估。主要是由纪检监督部门通过核查侦查人员在查办案件中制订的办案安全预案和填报《执法办案风险评估表》、《执法办案风险预警表》、《执法办案风险处置表》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

四是采取的初查方式。应由科室负责人和院领导通过文书审查和来访处理对初查过程是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非经批准不接触初查对象和不准采取强制措施非法扣押、冻结公私财产的行为进行监督。

五是形成的初查结果。由举报中心对自侦部门形成的举报线索初查终结意见进行评判，重点审查自侦部门是否将举报人举报的全部问题查清，是否存在漏罪等情形；审查结果向院领导汇报并反馈自侦部门。

2.对案件侦查环节的监督

通过采取强化办案人员对执行办案纪律的自律和发挥检察机关系统内其他部门的职能监督等方式来实现。

一是执法办案的自律。可通过办案人员填报《办案告知卡》、《办案人员申请回避审批表》、《廉洁自律卡》等三个表格来实现监督。

二是法警部门的监督。应严格落实办案工作区的“管用分离”制度和审讯过程中的“看审分离”制度。工作区由司法警察部门管理，办案部门使用；办案部门经申请获批准后方可使用工作区和司法警察，司法警察部门在工作区应建立涉案人员出入登记制度和填报《移交涉案人员登记表》、《履职交接班登记表》，构建完整的司法警察履职“一案一卷宗”制度，通过值班司法警察对办案人员在办案工作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及时提醒、制止和报告，实现对审讯行为的全程监督。

三是技术部门的监督。应严格执行“审录分离”制度，通过技术部门对侦查人员讯问、询问涉案人员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录制工作来实现监督，包括对问话过程和对涉案人员进入办案工作区全区域视频监控的两种同步录音录像。

四是侦监部门的监督。在严格执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的办案机制中，建立每起自侦案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工作，核实相关证据，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实行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制度，核实证据了解案情，利于发现或者调查核实侦查人员是否存在违法情况，从而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五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建立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安全督察员对办案工作区执法行为进行专门监督制度，建立办案部门扣押、冻结款物三日内将清单复印件和有关法律文书以及案件办结后十日内对扣押、冻结款物的处理情况报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制度，建立执行搜查时商请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全程监督制度，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工作。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填写《案件现场监督报告表》，发出《案件执法监察通知书》进行纠正。

六是监所部门的监督。明确规定由监所部门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监所部门可通过定期向在押人员发放维权书告知羁押期限和利用在押人员诉讼情况管理软件认真落实预警提前告知、到期及时催办、违法立即纠正三项环节，促进派驻检察室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七是控申部门的监督。对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提出申诉的案件由控申部门统一受理，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诉案件，控申部门应及时分流转交本院侦查监督部门查办，防止侦查部门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滥用，避免各种违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和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3.对案件证据的审查监督

面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所作的重大修改和辩护权的扩张完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应构建起严密的内部审查机制。

一是侦查过程中的备案审查。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执法活动的监督，在严格执行自侦案件不诉、撤案报上级院批准制度的同时，可建立部分特殊案件在下级院需作出立案决定前应向上级院请示汇报制度，同时利用侦查指挥系统落实专人对下级报备的案件进行审查并填报《立案备案审查表》，突出对立案、采取措施情况和具体案情进行全面审查。

二是侦查终结前的专门预审。自侦部门在确立案件承办人员的同时，应指定一名业务水平高的干警作为案件预审官。预审官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不参与案件的侦查取证，但对形成的所有案卷材料实行同步审查、同步监督，及时提出审查意见；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预审官应对全部案卷材料进行阅卷审查，并听取侦查人员意见，形成案件预审报告并经审批。只有经预审官同意和领导批准的自侦案件方可向公诉部门移送审查起诉。

三是侦结移送后的起诉审查。公诉人应保持最为“中立”的立场，以最严格的标准来审查案卷，确保案卷证据达到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应建立“快速”的审查机制，对存在瑕疵的证据，做到早发现早补证；应有“准确”的预测判断能力，对庭审对抗强度的增加做到应对有方。起诉审查的监督可通过审查报告及庭审笔录来具体体现。

（四）完善案件考核机制

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是内部监督工作作用和效力的直接体现，是强化内部监督的保障。

1.考核内容

一是执法规范。自侦案件是否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开展初查、侦查工作，做到法律手续完备，侦查程序合法，侦查行为文明、规范；二是办案效率。自侦案件是否做到办案效率高，从立案到移送审查起诉的周期短；内部监督制约是否做到职责明晰，协作通畅；三是办案质量。是否做到收集证据客观全面，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体系完整；四是办案效果。办案工作是否充分体现为大局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无因侦查行为不当引起社会不良反映。

2.考核流程

一是部门自评。由侦查部门就所侦办案件对上述四项考核内容进行自行评价，填报《案件质量登记表》，由科局领导审核；并由上级检察机关对口部门结合侦查指挥系统填报情况和备案审查结果给出审查意见。

二是监督意见。对自侦案件侦办流程中各个环节开展情况，由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部门按其职能分别进行评判，出具监督意见，形成《自侦案件内部监督意见汇总表》，作为对自侦案件考评的重要参考佐证。

侦查工作方案篇4

关键词侦查监督 刑事立法 司法实践 诉讼权利 检察素质 

 

一、当前侦查活动监督的反思 

(一)从立法方面看,我国现行侦查监督的范围不明确、内容不完善 

侦查活动监督的范围不够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监督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职责。但现有的法律条文所规定侦查监督,强调更多的是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而没有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 

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不完善。一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没有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如提前介入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尤其是缺乏可行性做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的范围,仅限于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但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也会将一些“吃不准”的普通案件在捕之前交给检察机关请求“把关”。如果侦查监督部门也认为不好定,公安机关就干脆不捕放人;如果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可以认定,公安机关就不愿再做深入细致取证工作。这种过于“依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既不利于相互制约的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办案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增加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工作量。 

(二)从实践方面看,我国侦查活动监督存在执法者本身业务素质偏低,不敢监督或监督意识淡薄或监督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 

1.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方式、方法简单。监督意识既包括监督者本身的意识,也包括被监督者的意识,监督意识淡薄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不敢监督,不善监督,不想监督,不让监督。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检察人员在侦查监督工作上如果不具备较强的监督意识,侦查监督工作将无从谈起。同时,被监督者如果对侦查监督工作仅仅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或者片面认为侦查监督就是找碴挑毛病、添麻烦,甚至消极地把监督工作和本职工作对立起来,认为“工作要上,监督要让”,那必将对侦查监督工作造成莫大的损害。此外,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的方式方法上仍有待改进,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一方面搞僵了同侦查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侦查工作局面的打开,成为制约侦查监督工作的一大瓶颈。因此,建立一套既行之有效,又注重引导侦查,能够有效解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矛盾的工作机制已成为侦查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2.诉讼意识差,证据意识弱。尤其对于不批准逮捕需要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建议补充侦查的通知过于简单,很少从引导侦查的角度提出补充侦查提纲,使得引导侦查取证流于形式。 

3.监督力度不够,监督工作不到位。由于缺乏横向制约的权威和手段,使得侦查监督工作在事前预防性监督、事中保证性监督和事后制止性监督,显得薄弱,难以起到预防、引导、检查、督促、帮助的作用,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造成侦查监督的被动局面。 

(三)从司法上看,我国现行侦查监督体系不健全,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 

现行侦查监督体系的缺陷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既行使侦查监督职能,又行使立案监督职能,不利于集中精力开展侦查监督工作。因为,如果某一案件是通过立案监督而进入刑事诉讼轨道,该立案监督者在侦查监督中就有可能先入为主,对侦查活动中为获取有罪证据的某些违法行为予以放纵,从而有损司法公正;二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等部门在开展监督工作中各自为战,缺少沟通,没有形成体系,相互脱节的问题比较普遍;三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对部分侦查机制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公安机关大力推广侦查合一改革,旨在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诉讼效率,而检察机关认为这项改革措施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相冲突,不予支持;四是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现行侦查监督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检察机关反映,也大多因时过境迁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五是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以及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这种“完全独立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很难深入侦查活动中,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 

(四)从执法环境、体制看,我国侦查活动监督的环境不够理想,体制不顺等原因 

1.体制上的缺陷。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种领导关系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人、财、物方面,主要还是由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领导管理。这就使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活动中不可能真正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直接追诉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时,很难冲破方方面面的阻力。实践证明,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不仅使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决策有时在下级检察机关难以贯彻,而且使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很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不良执法环境的影响。从实施法律监督的外部条件来看,实践中一些来自各方面干扰和阻力,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威力被削弱。多年来的人治现象,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现象得不到有力制止,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常遇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领导机关的有意或无意的干扰,使监督工作达不到应有的法律效果。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并应有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证。否则,依法治国方略也许由于人为的原因而难以实现。 

二、完善侦查监督的设想

(一)加强立法完善 

法律应规定检察人员对所有刑事案件都有从侦查程序开始就有行使侦查监督的权力。明确规定“提前介入”制度和内容,应包括:、对“提前介入”的案件明确化,即从类型、性质、社会危害性程度等方面明确哪些案件应“提前介入”。、建立通知制度,即要求公安机关以司法文书的形式通知检察机关参与重大刑事案件侦查活动。、建立列席制度,即检察机关派员列席公安机关对重大刑事案件的讨论会,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使依法予以纠正。、纠正违法知制度,即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机关应当将调查、处理情况及时通知检察机关。 

(二)充分认识加强侦查活动监督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1.侦查监督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程序,侦查活动的公开性远远不及起诉与审判,缺乏制约的侦查权极易被滥用。侦查监督可以使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从而保证侦查活动严格按照法定轨道进行。 

2.侦查监督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表明,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暴力取证、非法拘禁、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有效纠正和制止这些违法行为,从而切实维护和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3.侦查监督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和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督促其严格依法办案,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保证对犯罪分子进行及时、准确、合法的追究,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 

4.侦查监督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人民检察院通过侦查监督,及时纠正少数侦查人员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从而促使侦查机关和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对严格依法办案的认识和执法水平。提高办理案件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因此,检察机关的领导和从事侦查监督的干警,对于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于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领导要把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加大侦查监督的措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支持侦查监督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为实现依法治国,保证司法公正作出新的贡献。 

(三)开辟案源,拓宽侦查监督渠道 

开辟侦查监督之案源,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一是在阅卷中发现案件线索。特别是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告与起诉意见书有差别的,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二是在讯问中发现线索。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这一环节,针对案件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审讯方式,深挖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三是通过调查补证来发现线索;四是通过群众的反映、举得到案件线索。建立以侦监部门为主的侦查监督网络;利用纸、电视、网络等 

新闻舆论工具进行宣传,让社会各界都了解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职责,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侦查监督工作;主动加强与人大、纪检、监察、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外部联系,建立协查制度,将侦查监督与其他多种监督有效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畅通。 

(四)提高检察人员队伍素质,优化侦查监督队伍结构 

1.要加强检察干警的理论业务素质。检察机关应支持并鼓励检察干警继续学习深造,并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培训和轮训,造就一支理论上和业务上过硬的检察队伍,使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真正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有效处理问题。 

2.要提高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检察机关应通过狠抓思想政治建设,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人情第一”的旧观念从他们思想中剔除出去,积极引导“无功便是过”的新观念,使检察干警在办案过程中能狠抓依法办事原则,积极发现侦查人员的违法问题,敢于着手纠正违法乱纪与追究徇私枉法,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五)理顺关系,提高侦查监督效果 

侦查工作方案篇5

【关键词】刑事辩护；追诉与抗辩；律师辩护权前置；侦查工作

一、新刑事辩护制度给侦查机关带来的全新挑战

（一）律师会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话的内容完全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整个侦查秩序完全在公安机关的掌控之中。新辩护制度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公安机关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能像以前一样派侦查人员在场，也不能够在会见的场所安装声控设备，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话的内容已处于侦查机关控制之外，这无疑对侦查工作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由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方式上的秘密性，造就了嫌疑人与律师的无障碍交流与信息交换，导致通过侦查讯问获取的言词证据的真实性、稳定性出现动摇，无罪、罪轻的证据有可能出现不正常的增多，证人证言的固定难度增大，侦查工作的开展与正常的侦查秩序受到考验。

（二）律师知情权的完善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修改前的刑诉法对于侦查阶段律师的知情权限制较严，律师只能利用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机会向其了解案件情况，无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只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其知情权明显扩大，且附带建议权。显而易见，在侦查阶段，侦查工作已向律师明窗开放，而侦查部门无权掌控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交流情况。律师基于对案件信息的掌握及侦查工作开展的情况，可以就案件的程序问题提出法律意见，还可以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与侦查机关交换意见，一方面可以帮助侦查机关明确侦查方向，更科学地开展侦查工作，但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容易出现律师辩护工作主动，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处于被动的局面。

（三）律师阅卷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明显扩大了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就是侦查阶段、审查阶段所收集的全部材料，其中既包括用于指控犯罪的材料，也包括在侦查中获得的其他不能用于指控犯罪的材料，如存在矛盾的证据，有存疑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或者翻供的辩解等等。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一方面给了律师通过查阅案卷了解控方掌握的指控犯罪的证据的机会，从而采取必要的防御准备；另一方面也给了律师了解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机会，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以及侦查机关可能有的程序违法的证据等。辩护律师阅卷范围的扩大，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在调查取证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行使的调查取证权，势必给侦查部门的取证环境带来全新的变化，造成案件侦查难度的加大。从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参与案件，使犯罪嫌疑人的抗辩权明显得以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更显尖锐，对侦查工作来说难度更大要求更高：1.取证阻力加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提供不一致甚至相左的证言，使言词证据存在不确定性特征，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处理。2.侦查信息容易泄露，对案件保密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侦查部门既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妨碍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又要做好措施杜绝案件信息外流，对案件的保密工作无疑是一项新的挑战。3.言词证据审查运用的难度加大。律师对侦查活动的提前介入，其调查工作可与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同步开展，证人、犯罪嫌疑人先后面对辩护律师和侦查机关时，其提供的言辞证据很可能会因询问或讯问对象的不同而出现内容上的出入，这对侦查部门甄别证据的真伪带来更大的难度，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须更为慎重和细密。

二、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应对新刑事辩护制度之策略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说过：“每个人都清楚，立法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在执行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增多，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从中滋长。”很显见，有了良法，还要靠有良知的执法者与良性的执法行为，也就是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新法，将新法中刑事辩护新规制落到实处。

（一）认真做好立案前的初审初查工作，寻求突破途径

初审初查是侦查部门在获取初步线索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侦查、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进行的分析、判断、鉴别、查证、核实和必要的调查活动。案件初查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案件侦破的成败，必须自觉将案件的初审初查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刑侦部门在接受案件源（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或信息以后，要认真对待立案前的初审初查工作，尤其是采取强制措施前的相关工作要过细，做到规范、细密、科学，不能“踩线越线”。案件初审初查工作要克服以往只重视审讯突破、不重视案件分析初查的不良办案习惯，开阔思路，拓展视野，尽可能收集足够的相关证据材料。毋庸讳言，刑侦部门传统上的刑案侦查模式基本上是一个“供证”结构，即传讯犯罪嫌疑人后设法“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让犯罪嫌疑人说话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步，设法取得嫌疑人的供述之后，依据并依赖供词线索展开下一步的调查。这种落后的侦查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刑事辩护新规制下的侦查工作需要，务必要求更新观念，改变思路与侦查方法，变“供证”模式为“证供”侦查模式，必须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侦查工作的重点与突破口都要定位在证据上面，而不是依赖口供，否则实难适应刑事辩护新规制下的刑侦工作法治化要求。

（二）合理解决侦查机关提审与律师会见的冲突，确保侦查秩序

依据新刑诉法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 小时。“及时”就是必须尽快安排会见，不能给律师会见设置障碍，除非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办案人员正在提审、看守所的会见室已被律师及办案人员占用等等。但即使以上客观制约因素都存在，看守所也必须在法定的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否则即为“越线”违规。

在刑事辩护新规制下，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刑侦部门的提审与律师的会见在制度设计上是平等的，侦查部门不能像以前一样控制和左右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由此出现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大大增加，无疑给公安机关增加很大的压力。而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后，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查清有关案件情况及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基于办案期限的制约与侦查需要很可能须多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提审，这就极有可能导致侦查阶段初期侦查人员提审与律师会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也正是追诉与抗辩同步的刑事司法原则制度化所带来的必然局面，必须得到有效解决。为适应新的要求，在不妨碍律师会见权行使的同时，保证公安机关的侦查法活动顺利进行，公安机关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简化手续、规范程序，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行使。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初期，为保证侦查机关提审犯罪嫌疑人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须提前做好部署，正确处理好侦查部门提审与律师会见的关系，在尊重和保障律师会见权行使的同时，保障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秩序，使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出现的侦查部门提审同律师会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冲突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三）合法行使和有效利用技术侦查权

依据新刑诉法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公安机关因案件侦查需要，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或者实施控制下交付。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充分利用好技术侦查权的实施，通过依法采取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和控制交付取得特定案件的关键证据，为全案侦破获取要害证据。

另外，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包括经严格审批的技术侦查措施），为有效进行刑事案件立案前的初审初查也可打下坚实基础。

（四）规范取证行为，依法全面收集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从追诉与抗辩功能上分为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或者攻击证据与防御证据（“正”证据与“负”证据），两类不同功能的诉讼证据其实就是有罪证据（包括罪重证据）和无罪证据（包括罪轻证据）。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历来要求全面收集证据，“全面”不仅是指收集证据范围上的广泛，凡是能证明案件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都应当收集，更强调的是必须同等对待不同功能性质上的两类证据，即有罪和罪重的证据与无罪和罪轻的证据都要收集，才能形成系统、完整、有机关联的证据锁链，实现客观、公正、科学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在刑事辩护新规制下，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并被赋予了法定的调查取证权，从实体上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执法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务必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全面收集、固定、保存证据，规范取证行为，杜绝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并将所有证据材料全部入卷，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自行处理或非法遗弃，否则有可能因为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而公安机关无法提供又无法说明情况，使案件处理陷入被动。

（五）拓宽控辩双方交流途径，营造和谐而理性的控辩均衡机制与氛围

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从对犯罪的追诉上讲，控辩双方作为刑事诉讼前置程序的诉讼主体和重要参与者，其法律职责与权利或权力行使的归宿当是一致的，即保证依法、规范、公正地实现对犯罪行为的追诉及对不构成犯罪之行为的追诉解除。因此，侦查部门应该转变思想观念，彻底抛弃权力本位意识，以积极、理性的心态对待这种律师辩护权前置的既然态势，积极应对并主动适应，而不是消极对待或被动对抗。侦查机关完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拓宽控辩双方交流途径，在控辩双方力量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运行。

（六）重视辩护律师的监督，规范侦查权的行使

律师辩护权的前置，必然导致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第一时间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和证据线索并进行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对此侦查部门应预先对案件作统一的安排部署和准备，避免出现律师已经充分了解案情而侦查部门尚未正式开展侦查的情况。刑事辩护新规制下，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是依法享有并实际行使具体诉权的辩护人，在侦查阶段既在实体辩护又于程序辩护上为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发挥辩护功能。辩护律师既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指控的罪名和案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侦查阶段与办案人员进行交涉，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并就案件情况提出辩护意见；在针对侦查工作带监督性的程序权利的行使上，甚至有权要求解除超期羁押，纠正非法讯问，对刑讯逼供提出控告，申请回避，申请取保候审等等。在新的执法环境下，面对律师辩护权对侦查工作的对抗性和监督性，侦查部门应主动转变思想认识，及时调整办案思路。必须高度重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对侦查行为形成的监督机制，更加慎重、更加扎实、细密地开展侦查工作，务必规范行使侦查权。

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执法也有良性执法与恶性执法两种方式与效果。一般来说，法律的良性修改能促使执法部门为适应新的执法环境与要求而探索与创新其内部工作机制，目的是严格贯彻执行新的规制，以良性执法行为追求与实现良性执法的效果。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以新刑事辩护制度的实施为契机，以律师介入侦查程序为转折，以人权意识为基石，牢固树立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范侦查行为，坚决贯彻侦查与刑事辩护新规制，落实措施，提升侦查质量，最大化地实现良性执法的法治效果。

参考文献

侦查工作方案篇6

论文关键词 自侦 提前介入 侦查理念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由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增加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帮助犯罪嫌疑人依法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讼权利，在维护诉讼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刑事诉讼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侦部门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证据的收集、判断、使用，在对强制措施的实施等侦查活动中，如今都可能及时地受到律师的监督和检验，这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促使侦查工作上一个新台阶，提高办案质量与办案效率，但对检察机关侦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文结合自侦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自侦部门如何消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不利影响及规范自侦行为的措施进行了探析。

一、律师提前介入对自侦工作的制约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既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也增强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加大了惩治职务犯罪的难度，对反贪侦查工作将产生一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大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的可能，增强其防御心理

由于自侦部门查办的贿赂犯罪大多与各种言词证据有关，物证、书证较少，而且这些言辞证据具有易变、可翻的特点。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最大的阶段，是突破案情并取得证据的最佳时机，而此时律师的介入无疑给予犯罪嫌疑人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犯罪嫌疑人具备逃避处罚的对抗心理与侥幸心理，增加了讯问的难度，影响口供的稳定性，将导致大量的拒供、拒证现象出现。

另外，对于侦查人员在审讯中长期形成的自有审讯策略及其运用效果也将受到挑战。自侦案件通常有多个犯罪嫌疑人或牵涉其他窝案、串案，侦查初期因没有完全锁定所有的同案嫌疑人，律师的提前介入很有可能为立案侦查的嫌疑人和未被立案的嫌疑人充当信息交换媒介豍，加之不乏有些律师会通过一些手段帮助犯罪嫌疑人减轻罪责，以至将出现串供、翻证的现象，对自侦工作产生严重干扰。

（二）加大自侦部门侦查工作难度，侦查活动趋于公开透明

对于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掌握的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活动以及取得的证据材料，都将随着律师权利的扩大而趋于公开和透明，对于侦查部门是否依法办案，是否规范执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后发现自侦部门却没有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关键证据，或通过一些非正常途径获取不利于侦查机关办案的证据，将使自侦部门陷入被动或办理案件不当的尴尬境地，降低了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证明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使得口供的获取更加不易，自侦部门查办案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自侦部门的办案质量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另外，对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将直接影响到自侦部门以案挖案的可能性。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律师“庇护”和认清形势的情况下，一般能够主动交待问题并争取立功机会，这给自侦部门提供了深挖犯罪的线索，但随着律师的介入和帮助，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出于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而减少举报立功，这对侦查人员原有的查案模式增设了阻碍，影响自侦部门办案的数量和质量。

二、自侦部门应对律师提前介入的措施

针对上述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对自侦工作产生的问题，要求检察机关要正确对待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采取以下各项有力应对措施，消除其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拓展侦查思路，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工作要求，以促进反贪侦查活动的深度发展。

（一）强化程序意识，规范侦查行为

面对新修订的刑诉法，自侦部门的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将被律师无限放大，将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局面，因此，侦查人员应强化程序意识，坚决依法办案，在侦查活动中自觉遵循相关条款，以严谨规范的行为应对律师的检查，从而保障侦查过程的合法性。

首先，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侦查机关应让犯罪嫌疑人制作书面代为委托书或记明笔录，并及时向其代为委托人转达。转达情况也应制作转达通知书或笔录，以备律师签订代为委托书和看守所安排会见时使用。

其次，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但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此类案件，侦查机关应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相关情况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申请，侦查机关在审查相关资质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

另外，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现象，需要充分重视、认真对待。在审讯中既要听取其有罪的供述，也要注意听取其无罪的辩解。

由于辩护律师的会见过程和内容缺少监督，检察机关应对此予以重视，防止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妨碍侦查活动顺利进行。

（二）转变侦查理念，加强部门配合

在侦破职务犯罪难度加大，办案规范化要求提高的情况下，目前的自侦工作一般都是在证据收集得基本完备之后再立案侦查，而这样的侦查决策方法不能适应律师介入带来的变化，传统的初查、讯问、取证方式、案件的组织指挥、办案效率、办案规范化、干警技能素质等，都要逐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进一步提高，因此迫切需要新的侦查理念，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转变重侦查轻初查的理念，将办案工作重心前移，通过开展有效的初查工作，在立案前律师还未介入，还未造成干扰的阶段，尽可能获取较为充分的证明材料和涉案信息。同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在重视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杜绝滥用强制措施、不文明办案以及刑讯逼供等行为，避免给律师可乘之机。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律师提前介入造成查案的干扰和阻力，自侦部门应充分利用其它相关部门的优势，有效整合侦查资源，例如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自侦部门可邀请公诉部门从出庭公诉的角度出发，对于自侦部门的取证工作给予指导与建议，减少证据在法庭上的变化，确保案件质量，从而更从容地应对律师辩护。

另外，公、检、法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任何一个阶段发现非法证据都应当及时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逮捕决定、起诉决定和判决依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要求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证据收集非法性的情况，以及律师的提前介入导致侦查人员与律师之间的联系增多，如何向法官说明情况，如何与律师“打好交道”，保证案件侦查的有效进行，都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一定的公诉素质，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对于保障查案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强化固证方式，改进侦查策略

对于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取得的相关证据，取得的程序与方法均应经得起推敲，结合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侦查人员能够转变由供到证的观念，坚持客观、全面地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以及无罪、罪轻的证据，提高证据获取、固定、分析、组合能力，不仅要全面调查取证，更要重视调查，注重间接证据的具体应用。

此外，还应重视电子数据证据的的意义，遵循其自身规律，采取合理取证方法，提取有关信息，并制作备份，发挥其证明案件事实的独特作用，力求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程序，提高证据采信力，减少律师介入后证据发生的变化，从而形成完善的证据锁链。

侦查工作方案篇7

按照中央和高检院的部署要求，省级以下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文件下发后，望奎县检察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坚持在思想上抓深，在工作上抓细、在措施上抓严、在效果上抓实，认真研究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应对，快速落实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改革要求，确保这一改革措施顺利实施。

一、转变执法理念，提高思想认识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自2009年9月1日，高检院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望奎县院党组高度重视，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思想认识。一是召开了“三个”会议。我们分别召开了党组会议、自侦部门、侦查监督部门中层干部会议以及自侦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干警会议，传达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及省、市侦监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高检《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文件精神，明确了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文件要求，全体干警从思想上认识到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重要意义。通过“三个”会议的召开，为自侦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干警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文件精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强化“三个”理念的转变。在侦查理念上我们强化干警要向重视程序保护意识的方向转变；在办案环节上，我们强化干警要向重视初查工作的方向转变；在配合协作上，我们强化干警要向重视整体互动的方向转变。三是做到了“三个”明确。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加强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机制的需要；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的需要；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需要。

二、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干警素质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反贪、反渎职、侦查监督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执法观念和办案方式，提高反贪、反渎职部门侦查水平。我们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任务，制定了“三步走”，以建设高素质的侦查监督队伍和自侦队伍，全面提高侦查监督干警和自侦干警的办案技能。第一步，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坚持学习实效化。以这次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为重点，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干警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步，侦监部门要强化监督，增强责任意识。侦监部门要组织本科干警做好对自侦案件质量的事中监管，对于自侦案件的批捕在强化法律监督的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基础上更要严格把关，切实把好向上级院报批这一关口；加强对自侦移送的案件进行讨论和剖析，及对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各抒己见，进一步加强侦监干警对法理的认识和把握，提高整体办案能力和办案质量，以平稳推进此次逮捕程序改革。第三步，自侦部门要加大对干警侦查技能的培养，提高办案质量。自侦部门是依法专门负责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专门机关，担负着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尤其这次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提出，对基层院自侦部门干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们提出了加强自侦干警自身素质和技能培养，即“四种能力”和“五种意识”的培养。培养四种能力，即“敏锐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较高的侦查能力、突破案件的能力和熟练使用科技办案手段的能力”；强化五种意识，即“程序意识、安全意识、证据意识、大局意识和人权意识”，以此来加大对自侦干警的素能提高，为自侦案件的办理提供坚实保障。

三、探索监督机制，提高办案质量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实施后，我们积极探索侦查监督部门对自侦案件进行监督的有效渠道。一是完善了提前介入制度。我们一改以往对自侦案件等案逮捕的的方法，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自侦案件侦查阶段，与侦查部门协商沟通，固定相关证据。这样既可以解决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提一级后给侦查监督工作办案压力增大的问题，也可以提高侦查部门办案质量。二是完善了办案流程。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自侦部门、侦查监督部门认真修改完善了原有职务犯罪办案流程，分别制定了明确、规范、细致的具体办案流程，作为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同时，我们还把案件质量纳入干警的绩效考核，从自侦案件线索管理、初查到立案、审查逮捕、侦查终结等方面的标准都做了具体规定，并进行了量化，按照每项工作的质量标准和量化分值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及时记入执法质量和效益考核评价档案。三是完善了沟通协作机制。为有效解决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后给本院自侦、侦查监督部门工作带来的不便，我们重新制定了侦查监督部门与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联系制度，与本院自侦部门联系制度，对不同意见及时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四、加强基础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侦查工作方案篇8

关键词：公诉机关公安机关自侦机关引导取证介入模式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今年最高检察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各级检察院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前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当然，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其建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待论证。本文就建立以及完善检察引导取证机制的必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与方家。

一、公诉引导取证制度的涵义

公诉引导取证，细言之就是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指检察机关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公诉质量，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需的证据，而采取规定的诉讼手段，加强与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的配合，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从而确保公诉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诉引导取证符合刑事诉讼任务的要求，是由刑事诉讼的任务、目的决定的。①任务的相同性，促使公安、检察机关必须着力于配合。刑事诉讼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共同担负着这一任务，只是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公安机关以发现、收集、固定证据为主，检察机关以审查、鉴别、运用证据为主，查明案件事实，就是要查明犯罪的动机、手段、过程、后果等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展现。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定罪的关键。正确适用法律是为了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起公诉，以利法庭适度量刑。②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诉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是从查清犯罪事实和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为追诉犯罪提供事实依据。而公诉权的行使，是从指控犯罪、追诉犯罪的角度，运用证据，促使追诉犯罪的实施，保证检控成功。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必须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上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公诉引导侦查正是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的切入点。

1、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取证

引导侦查取证，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通过对捕前、捕中、捕后三个环节上侦查活动的引导，为案件的做好准备，真正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从侦到诉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改变实践中出现的侦、控、审三方在证据认识上的不协调，检察机关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局面。通过“引导”而不是“指挥”侦查，既借鉴了国外检警一体化的长处，又不是越权代办，包揽一切，保证了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能够切实防止片面追诉犯罪，轻视保障人权现象的发生。

2、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机制是今年高检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但是，许多检察机关在试行公诉引导侦查时，对公诉引导侦查的范围作了狭隘的理解，只注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引导取证工作，而忽视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忽视了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的引导工作，从而影响了自侦案件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削弱的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自侦机关尽管处于同一个级别层面上，但公诉机关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也必不可少，也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才能更好的打击犯罪。

二、现行侦诉分离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司法实践看，在没有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这个司法理念之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的是提前介入，这种提前介入活动一般是由批捕部门承担为主，部门参与提前介入。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受侦诉阶段明确划分的影响，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忽略了侦查工作对指控犯罪的作用；公诉工作就是法庭上指控犯罪，忽略了如何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种“提前介入”的方式仍然没有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两方面的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难以适应指控犯罪的需要

侦查作为审查前的一个独立阶段，远离法庭审判活动，侦查人员虽拥有侦查权，承担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却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上，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

（二）难以适应诉讼活动动态的需要。

由于侦查机关远离法庭，对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尤其是对控辩双方质证的过程缺乏直观、深入的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官最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规格、标准等缺乏足够的了解。

（三）难以适应二审、再审的需要。

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一本案卷，同一个事实，一审的检察人员阅卷、查证、研究相关法律批捕后，到环节，二审的检察人员还要再次重复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材料在批捕环节复印了到环节还要再印，同样的证人在批捕环节问了后，到环节还要再问…，这一系列的重复劳动贻误了诉讼时间和战机，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笔者认为，满足于对侦诉分离制度的修修补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高检院提出的公诉引导侦查方案，一方面吸收了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又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参与侦查活动，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防止证据的毁灭。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和控制，强调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尤其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所以，公诉引导侦查是适应了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应当设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制度上完善侦查与公诉的协调工作。

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理论与法律基础

1、国外刑事诉讼的经验与做法

西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而公诉引导取证制度就是节约司法资源，追求司法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一项制度。

纵观国外的司法和刑事诉讼制度，一般来说，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只是程度不同。如日本和英国对于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做法。重要的侦查取证，主诉检察官应当直接参与。③在对某些复杂、争议大、大的案件准备庭审时，主诉检察官也需要主持或参与某些调查、询问，以熟悉案情和证人，防止庭上意外情况的发生。

我们认为，日本、英国的做法尽管不一定完全适合的国情，但可以汲取他们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规定的范围内，拓展工作思路，改进工作。

2、法律基础

（1）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实际上，这就确定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这项权力是“侦查指挥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这里的“可以”实际上是赋予检察院享有可以引导取证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一项法定的权力。

（3）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寰宇中。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4）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厅、审查厅与公安耶刑事侦查局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检察机关批南部门、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一文，主要就检察机关的批捕、部门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活动问题作出规定。

四、构建引导侦查取证制度的

1、模式。在现有的捕诉分离的检察体制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实行“公诉为主，批捕为辅”的模式。“公诉为主，批捕为辅”，是指引导案件的侦查，主张让公诉部门负责案件的侦查引导活动，由批捕部门予以配合、协助。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以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以批捕为主的传统习惯。

2、引导侦查的案件范围与内容

针对我国的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并非所有的案件侦查活动都需要检察引导。否则难以发挥司法资源的集中优势，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笔者认为，下列案件适用检察引导侦查：（1）杀人、重大恶性抢劫、绑架、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公司、人员的重大犯罪案件；（3）重大涉税犯罪案件；（4）有关恐怖组织、黑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5）外国人犯罪案件；（6）在社会上有较大影晌的案件；（7）对定性处理公检双方认识有分歧、性质难以确定的案件。（8）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引导侦查取证的其他犯罪案件。

在引导的内容上也应有所侧重。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在于“取证”，而不是所有侦查活动。侦查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专门调查工作中的收集证据工作。公诉人员的优势在于其对证据标准的把握以及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而侦查人员的优势是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能。因此，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按照公诉的要求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和保全证据，这是引导侦查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帮助自侦部门确定侦查方向、监督其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3、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时间

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是为了出庭公诉工作的顺利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引导侦查工作应当在案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进行侦查时，到提起公诉前为止。

4、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方式

公诉引导自侦案件的侦查，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提前介入，即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二是退回补充侦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提前介入。提前介入侦查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通过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证据，为审查作好准备；二是通过参与现场勘验，共同讨论案件，对侦查机关提出继续侦查和取证的建议；三是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而退回补充侦查的任务则主要是提出补充侦查提纲，监督自侦部门及时调查落实。介入方式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的协调关系，因此形式应当灵活多样。

5、引导侦查取证的效果要求

（1）初步证据原则

就是引导侦查机关获取初步的证据，或者说是主要的证据，那么检察机关的引导任务就结束。

（2）针对取证原则

对于某一类案件的证据要求，或者说诉讼要求，检察机关是最清楚的，那么对哪些事实要取证，哪些事实不需要取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的引导侦查机关进行取证。

（3）完全证据原则

这是要求相对较高的原则，就是从侦查开始到，每一事实的取证都有检察机关加以引导。在目前的实践阶段苛求一步到位似乎存在一定困难，在操作上具有更大的难度。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应当适用针对性取证原则，即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可以降低侦查的盲目性，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6、引导工作应坚持的原则。

在现阶段适时引导工作中应当坚持如下原则：（1）履行监督原则。无论何种形式的引导，立足点都应放在监督上；（2）依法引导原则。这种引导是法律意义上的引导，而不是随意引导或任意引导；（3）各司其职原则。充分尊重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及依法享有的侦查权、报捕权和复议复核权，做到分工负责，互不干涉；（4）严格程序原则。适时引导必须符合程序，形成规范；（5）互相配合原则。公检双方应加强联系、沟通和协调，积极解决引导中出现的问题，以形成打击合力。

五、结束语

引导侦查取证，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通过对捕前、捕中、捕后三个环节上侦查活动的引导，为案件的做好准备，真正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从侦到诉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改变实践中出现的侦、控、审三方在证据认识上的不协调，检察机关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局面。④通过“引导”而不是“指挥”侦查，既借鉴了国外检警一体化的长处，又不是越权代办，包揽一切，保证了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能够切实防止片面追诉犯罪，轻视保障人权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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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英辉刑事审判前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

侦查工作方案篇9

（一）证券犯罪隐蔽性强，侦查机关难以主动发现并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证券交易本身的资本虚拟性和价格不确定性以及其专业性和复杂性，使证券犯罪在民众的价值判断中不像杀人、抢劫等传统犯罪行为一样具有明显的悖德性，极具隐蔽性，一般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即使发生了，相关机关和部门也很难及时发现和处理，投资人也难以及时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这使监管部门、查处机关和投资人都处于被动不利的事态当中。这样导致实践中发生的证券犯罪屡禁不止，而侦查机关却由于难以及时发现而错过了及时打击、处理的机会。实践中查处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主体是证券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但是由于查处的人手有限，资源有限，使公安机关在打击证券犯罪上处于力不从心的窘境。以证券犯罪中最为严重的内幕交易犯罪来说，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可知，2008年以来，证监会在对各类线索核实的基础上，共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153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幕交易案件39起，显然两者仍存在较大差距，涉嫌内幕交易案件的线索最终查实并追责的比例并不高。加之证券交易的电子化和信息化，使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比较隐蔽，其外部表征不易显现，经济侦查部门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往往难以把握侦查方向，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使得侦查人员常常处于被动局面，这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泛滥状况形成尖锐的矛盾。

（二）证据难以发现、识别、提取，难以形成证据锁链

侦查工作中极为关键的就是取证问题，证据不仅是案件定性和确定罪名的基础，也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依据。证券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就是全面发现、收集、保全证据以及再现案件真实情况、判断案件性质的过程。而实践中证券交易都是通过证券经营机构的计算机交易操作系统完成的，由于证券交易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等，使经侦人员在调取相关证据资料时经常出现以下困难：

1.相关证据呈现隐形性，难以被发现、识别和提取。由于证券领域的犯罪分子多数都熟悉相互证券业务、法律以及与业务有关的高新技术，他们的作案手段往往非常诡秘且办法层出不穷，犯罪分子在实施相关犯罪之前往往会为事后的逃避进行周密的策划，为将来可能的侦查设置了障碍，证券犯罪证据的“智能型”和“隐形性”造成了发现和收集证据的困难。

2.证券犯罪中证据生成地与证据存在地分离，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发生地分离，使经侦人员难以及时识别相关线索和证据。证券犯罪不像传统刑事犯罪那样具有可视的具体物理空间，犯罪现场有一定的虚拟性，这使侦查人员难以及时、准确地确定犯罪现场和证据存在的场所，加上网络空间的无限延展性以及证券交易的电子化和无纸化，电子信息所到的任何计算机终端都有可能成为证据存在的处所，仅仅通过使用传统的取证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证券犯罪中证据的发现。

3．证券犯罪行为往往隐藏在正常的证券交易活动之中，使证券犯罪定性难，证据范围模糊。案件定性上的困难就会造成取证方向和范围的模糊。当证券犯罪结果发生时，往往离犯罪行为已经有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时过境迁，于是有的证据早已破坏，有的证据也会在知情人的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模糊。因此，对于那些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的证券案件，证据材料容易发生质变与量变，造成证据材料难以识别。总之，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证券犯罪的取证工作中出现证据发现难、识别难、提取难、保存难等困难，最终影响到其他证据的收集，影响到案件的定性，影响到侦查途径的选择和侦查范围的确定，也影响到经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关联犯罪多，使经侦人员面临极大的挑战

证券市场是个谋利市场，证券市场的各个环节都有发生犯罪的可能，而多数犯罪又不是可以独立完成的，这样就容易产生关联性犯罪现象，这就加大了经侦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使其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挑战。以证券市场极为严重的内交易犯罪为例，实施内幕交易，首先要预先掌握内幕信息并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相关证券的买卖；其次，要等到内幕信息公开后，相关证券价格发生相应变动时，进行相反买卖，以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在实施上述行为的过程之中，往往会伴随着其他证券类违法犯罪的发生。例如，为了实施内幕交易，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有些甚至可能会与侵犯商业秘密、泄露国家秘密、洗钱、挪用公款、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使原本进行的侦查工作难以正常展开，无疑加大了侦查机关查处的成本和难度，使经侦人员面临极大的挑战。

（四）侦查协作机制不完善，地方保护阻碍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

证券犯罪的侦查需要包括法纪部门、证券监管部门、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侦查机关等的协作与配合，实践中证监会稽查部门、证交所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之间由于职权设定、利益分配等因素，使各地侦查协作机制仍未健全和完善，致使很多证券犯罪案件在信息通报、线索移送、侦查取证的协作配合上极为不力。例如，当案件的查办涉及发案单位的内部管理、商业秘密时，可能会影响到单位的形象与声誉，所以这些单位常常通过各种借口，如工作的特殊性、内部资料的保密性、未经上级领导的指示等，拒绝为经侦人员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材料，不配合侦查人员的工作，这加大了查证的难度。同时，地方、部门、行业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侦查协作机制运行不畅，阻碍了侦查工作。由于有些案件可能还会受到相关权力主体的干涉，在侦办案件过程中，相关权力主体对其施加压力或威胁，这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阻力和难度，也加大了侦查人员的压力，使案件侦查难以顺利开展。

二、产生以上困境的多样化原因

证券犯罪案件侦查困境是侦查活动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且侦查困境会出现在侦查工作的各个环节，各种侦查困境的存在会阻碍侦查工作的进行，使案件久侦不破，最终形成疑难案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在侦查方面、证券监管方面、犯罪分子等方面的原因综合影响下产生的。

（一）侦查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侦查方面的因素

1.侦查主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有：（1）侦查人员的侦查意识有待提高。侦查意识是指侦查主体对犯罪基本情况的反应、思维的综合性心律活动。侦查主体的侦查意识通常会影响其展开的侦查行为，反映到实际的侦查活动当中。在证券犯罪侦查过程中，经侦人员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辨别能力和认识能力等对案件侦查有重要影响。侦查人员的思维方式错误或思维模式过于传统、陈旧都会导致侦查人员对案件本身以及与案件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判断上产生错误，影响侦查范围的确定和侦查方向的把握，也影响到侦查方案的完善与选择，并最终会使侦查机关失去大量有效信息，从而导致错过最佳的办案时间，使侦查工作无法继续下去，陷入困境。（2）侦查人员缺乏证券专业知识。目前我国的经侦队伍中还缺乏专业性的经侦人员，经侦人员缺乏金融管理、财务管理以及计算机操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使取证工作难以进行，导致取证不足、取证不力。

2.侦查措施方面。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犯罪中如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传播等犯罪频频发生，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侦查资源，不断更新侦查措施和手段，传统侦查措施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证券犯罪侦查的需要。当今的证券交易一般都是通过计算机交易操作系统进行网上交易，伴随着交易行为逐渐专业化、无纸化以及网络空间的无限延展性，一般的交易资料根据“物质交换”原理都会遗留在交易操作系统这一虚拟空间当中，相关证据信息资料的发现、识别、提取、保全等需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保障，落后的侦查措施和技术通常会造成案件定性不准确，决策失误，甚至浪费有限的侦查资源。

3.侦查机关办案经费的短缺也成为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案件经办影响经侦人员的侦查积极性，也影响各单位协作的可能性及其效果，还影响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产生各种困难是正常且难以避免的。

（二）侦查困境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犯罪案件本身及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方面

刑事案件是侦查客体。实践中，侦查工作最难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与犯罪相关的有效信息，而案件相关信息主要集中于犯罪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由于侦查信息具有客观性，也具有易变性，信息的易变性使发现和运用信息变得滞后。具体到证券犯罪案件中，与证券犯罪相关的股票交易原始记录、相关凭证、证券账户和资金情况都是侦办证券犯罪案件必须查清的，股票交易记录主要包括开户记录、委托指令记录、过户记录、清算交割记录等，这些证券交易记录一般都会被自动存储在证券交易所的计算机系统里，并且这些交易记录一般也会有与之相应的凭证资料。这些信息通常容易被人删减、篡改、利用，具有易变性和不可恢复性，这些信息资料往往关系到案件能否顺利侦破，关系到关键证据的获取，影响着案件定性。案件信息本身的易变性、获取信息的滞后性使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和困境，这不仅增加了案件的侦查难度，也影响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使侦查工作无法有效进行。侦查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侦查人员在与犯罪分子展开的不同程度的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与互动，犯罪分子所极力掩饰的正是侦查人员所要掌握和了解的。体现在证券犯罪中，犯罪分子极高的反侦查水平也是制约侦查工作的又一重要原因。证券市场本身对相关技术要求较高，并且涉及证券、期货、法律、会计、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诸多领域，资本市场关系复杂，技术手段先进，犯罪分子往往具有较深的专业背景和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和信息技术。当现代科学技术被不法分子利用时，在提升其犯罪能力的同时还会对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证券犯罪分子通常运用高科技手段，作案过程缜密、迅速、不留痕迹，证券犯罪涉及的证据多数与高科技有关，极具专业性和高科技性，这些证据的收集通常需要用专门的手段，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和技术手段就难以识别和认定，面对侦查，他们往往通过预先设置的障碍来逃避处罚，使其“金蝉脱壳”，这将使侦查工作陷入被动之中。我们目前的经侦队伍在人员结构上过于单一，所掌握的关于证券犯罪的侦控经验和方法有限，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反侦查能力很高的犯罪分子无法及时作出回应。如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中，杜兰库是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原总会计师，凭借专业知识判断出重组对象，后又通过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作出交易决定。

（三）侦查困境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证券监管方面

实践中公安机关实际查处证券犯罪案件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侦查机关与证券监管部门配合不力，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监管是保证证券市场合法运行的重要措施。对尚未实施的证券犯罪来说，监督制衡是一道有效的防线，对已经实施的证券类犯罪而言，监督制衡又是一种报警机制。可是，从目前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实践中经常出现证券监管机关以各种借口和理由对一些已经构成犯罪的证券犯罪案件仅仅进行内部处理、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对案件线索和证据不移送或移送不及时，这不仅使本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无法被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延误了时间，造成证据的毁损和灭失，错过了最佳取证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证券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因此，证券监管部门能否公正执法，能否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督也影响着侦查工作能否顺利开展。

三、走出侦查困境的对策选择

经侦人员要走出目前所面临的侦查困境，就需要经侦人员准确分析案件的难点所在，深入、全面地分析具体困难产生的原因，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

（一）建立健全证券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广泛获取案件线索和信息

侦破证券类犯罪这类极具专业性和复杂性的案件最为需要的就是能否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并运用于案件的侦查中，让经侦人员尽早摆脱困境，提高侦查效益。加强证券执法与公安机关的衔接能够使经侦人员及时掌握充足的证券犯罪线索和信息。案件信息是侦破证券犯罪案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侦查中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对其载体的发现、提取、鉴别、鉴定等。通过不断获取与具体侦办案件相关的信息，并且对所获取的信息准确地分析、研判，进而将其运用于实际案件的侦查中，将有助于经侦人员及时拨开眼前的迷雾，对案件进行有效分析，进而推进案件的侦破。因此，需要侦查技术人员认真、谨慎地发现、提取、解读信息，从客观环境出发分析问题，避免造成信息的错误解读，进而影响到侦查方向的判断，因此陷入困境。实践中多数证券犯罪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之前，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查，如纪检、监察、审计、工商、税务、金融、技术监督、证券等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审查，行政部门在将案件移交经侦部门受理前已经获得了相关的调查资料。

证券监管部门与侦查机关的协作配合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经侦部门能否及时、充分地掌握案件信息，能否及时调取证据，侦查工作能否顺利展开，避免走弯路，陷入困境。2012年11月29日,深圳证监局与深圳公安局签署了《打击证券犯罪合作备忘录》，这是全国首家地方证券监管局和地方公安局经侦部门以签署备忘录的形式展开深入合作。为了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证监会和公安部需要在多个层面协作，最终形成执法合力,有效打击证券犯罪。因此，要建立健全证券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作衔接机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证券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1.在衔接意识上，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要统一认识，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坚决以国家利益、大局利益、长远利益为重，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排除干扰案件查处的各种因素。2.在衔接内容上，经侦人员要根据当前证券犯罪的查处情况和目前的犯罪形势来积极探索，这主要包括内幕证券违法犯罪信息的传递、各类线索和事实的协查、案件的发现与移送、各种证据的移送、相关措施手段的配合使用等。3.在衔接体系上，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性的衔接模式。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加强行政机关内部衔接协作。不断完善灵活有效、责任明确的内幕交易违法犯罪查办协作机制，提高打击内幕交易违法犯罪的整体战斗力。另外，还需要强化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加强证券稽查部门与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机构监管部门、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法律部门、会计部门、人事部门、教育部门等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有效整合资源。（2）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法院司法机关的衔接，积极主动地商请检察院、法院对打击证券犯罪中的法律问题给予正确的分析或提出相关的法律建议。（3）要加强侦查机关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公司以及相关的证券中介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新闻媒体）的协作与配合，从而便于在众多的证券交易记录中发现内幕交易犯罪的蛛丝马迹，将内幕交易违法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4.在衔接的方式方法上，可以通过联系会议制度、个案的提前介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互通情报信息等方式来加强协作,强化衔接效果,在促使证券监管部门不断规范证券市场相关行为的同时,也使经侦工作降低了打击这类犯罪的难度。

（二）重新分析案情，组织专家会诊

由于证券犯罪本身的复杂性、专业性、潜在性等特点，加上实践中打击这类犯罪的力量有限，使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这些典型的证券犯罪频频发生，经侦人员在认定案件性质时往往出现定性困难的局面，如难以对正常的证券交易行为与犯罪行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作出准确的认定。这时需要重新分析案情，其目的是侦查人员对案件再次进场全面、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找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探讨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侦查方案。经侦人员要运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案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收集各种与案件有关的资料，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而不是机械地就事论事，就案论案。必要时还可以组织专家对案件进行分析，邀请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专家型人员以及熟悉证券领域的证券专业人员参与到案件的分析过程中，实时就典型个案、疑难复杂以及涉及专业性的问题积极向专家咨询，听取他们的珍贵意见，借此来提高侦破证券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效率。当然，分析案情时一定要注意，各种分析主体分析相关案情时都要有依据，不能主观臆断，在进行案件的假定时必须有基础信息资料的支持，在综合分析目前案件侦查现状时要做到客观、全面，既要找出问题，又要充分肯定相关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三）完善侦查体制,提升侦查能力

1.侦查主体增强侦查意识，强化业务和技术培训

侦查人员主导侦查活动，侦查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过程，是侦查人员不断识别、认识犯罪行为的过程。实践中由于部分经侦人员对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对此类案件存在着不想立案、不敢立案和不能立案三种情况。要克服这三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经侦部门和经侦人员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同时，当侦查工作出现困境时，侦查人员不能消极应对，要综合运用常规思维方法和非常规思维方法，依据客观案件事实，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跳出常规的思维方法和现有的条条框框，逐渐减少惯性思维对其的影响，不断开拓思路和视野，在法律限度内灵活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获得线索，摆脱困境。侦查人员必须在其思维过程中不断构筑新思路，适应案件变化的复杂性，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设想，突破困境，而不能就事论事，就案论案。必须善于运用串并案的思维方式，将目前侦查的案件与其他相关案件进行联系，寻找串并的可能，进一步发现新的线索和证据，积极、有效地引导案件侦查工作。著名教授王传道曾经说：“侦查主体要善于进行超常思维。注意克服直线思维和惯性思维的保守性。树立‘超越型’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司空见惯中提出新见解，不循规蹈矩，要刻意创新。”这就要求经侦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善于培养侦查意识，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善于将常规思维方式与超常思维相结合，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全面考虑，制订切实可行的侦查计划，敢于突破现状和困境，迎难而上。经侦人员仅仅有坚定的信心、决心和敏感的证据、情报意识，还不足以在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中取胜，经侦人员的业务和技术培训的强化能够为查办这类案件注入技术活力和新鲜血液。经侦人员缺乏相关的证券专业知识，就会使其在案件侦办中束缚其思维，也束缚了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充分运用，最终影响案件的侦破。因此，应该加强对经侦人员的业务培训，可以抽调部分经侦人员到师资力量雄厚的高等公安院校进行证券法律知识的学习，还可以邀请资深专家到本单位授课，进一步提升经侦人员的业务水平，切实提高其业务素质。另外，由于证券犯罪常常涉及证券、会计、法律、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又由于犯罪分子通常具有较深的专业背景和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这就需要经侦人员从思想到行动上逐步摆脱被动、落后的侦查模式，要及时更新知识，加大技术培训的力度，不断熟悉计算机技术，运用电脑技术深入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等单位检查其计算机存储的相关数据、信息资料，要注意查清是否有人修改、删除、篡改计算机存储的相关数据信息。通过加强技术培训，使科技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技术取证的主动权，从而能够取证及时，迅速搜索相关信息，促进案件的串并侦查，尽快走出困境。

2.建立健全侦查激励机制

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由于证券市场中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发性和复杂性，加上侦查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和易受干扰性，查办内幕交易案件的经侦人员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建立健全经侦部门的激励机制才能提高经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更多的潜力，使其全身心地投入案件的查办中，减少经侦人员的消极心理，促使其尽早打破眼前的现状，走出侦查困境。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完善经侦保障和保护措施。证券违法犯罪行为通常与正常的经济活动混淆在一起，难以发现和识别，该类案件的查办容易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因此要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办案后勤保障和人员保障，同时保障查处案件的条件和环境，使经侦人员提高工作积极性，保持身心健康，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2）完善奖励和选任制度。为调动经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不断完善奖励制度，将其工作成果与奖惩挂钩，实行罚懒奖勤、罚劣奖优的破案责任制和搭档制，使职位级别、奖金、工资待遇倾向于实际中侦查工作优秀的人员。另外，还可以通过健全评比、记功表彰制度和定期举办优秀侦查员的评比活动，对那些办案质量好、侦查能力强的侦查员给予应得的奖励和表彰。同时，要以德、才和工作实际取人，把经侦队伍配优配强。（3）经侦队伍激励机制的建立健全最重要的是能够兑现奖惩。对于长期以来侦查业务能力强、工作成果突出、政治态度端正的经侦人员的各种奖励，激励要落到实处。同时，对于那些违法违纪办案的人员的惩罚也要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使经侦队伍稳定，不断培养发展更多优秀人才，使其全身心地投入案件的侦办中，尽早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3.优化侦查措施和手段，强化取证效果

证券犯罪案件侦查中极为关键也极为困难的就是取证问题。由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内幕交易等证券犯罪具有瞬间性，证据表现形式和证据存在的空间是虚拟的，犯罪分子作案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作案后对证据的修改、删减等可以在表面上不留痕迹，这样的证据单靠传统方法是难以发现和收集的。因此，经侦工作要走传统侦查模式与网络技术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加大科技力量的投入，充分运用电子监控、电脑比对、网上查询、网上预警、网上追逃、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网上串并案件等科技手段，将新型的科学技术如窃听器、监控设备、定位设备、测谎技术等运用于证券犯罪证据的发现、收集过程中，把信息的应用和管理融合到经侦工作中，实现信息导侦。通过使用以上技术不断提高经侦人员的犯罪线索和证据的识别、发现、固定和保全的能力，对股票交易记录、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相关凭证进行调查比对，通过比对检查可以杜绝犯罪嫌疑人篡改和销毁电脑数据、隐匿罪证。这样不仅使侦查人员在同犯罪分子的侦查对抗中提高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减少侦查取证的盲目性，也有利于侦查进度的提高，有助于案件的顺利侦查。目前的侦查实践足以证明，运用新型技术已经成为新时期侦查破案不可或缺的手段。

侦查工作方案篇10

关键词补充侦查 公诉权 公诉质量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保障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提高和保障公诉案件质量。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将侦查的遗漏予以弥补，及时发现证据和合法性上的问题并将其解决在庭审之前，避免审判阶段的起诉失败，最终提高公诉质量。二是弥补公诉不能引导侦查的不足。可以整合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权力和资源优势，共同提高侦查以及公诉质量、促进侦查效益。三是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和充实证据。有助于检察机关后续的公诉工作，也给审判阶段的审判甚至辩护带来便利，收集和调取的证据越充分、对侦查、公诉、审判和辩护就越有利。四是增加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调取权，有利于提高效率、行使对侦查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40条既规定了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的权力，也增加了“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权力，使得检察机关发现缺少应当由侦查机关调取或出具证据时，无须一律退回补充侦查，可以在自己的办案期限内完成证据调查和补充侦查，有利于提高效率和缩短办案时间。另外，这种证据材料的调取在客观上也在督促和监督着职权行使，可以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内容。

一、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缺陷

(一)法律条文无约束性规定，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过多，利用退补借时间

退回补充侦查本应只适用于原侦查工作没有做好导致部分事实和情节不清和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是刑事诉讼的非常规手段，但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都要退回补充侦查。在司法实践中，发现证据不足时，检察机关有两种方法:一是退回补充侦查;二是自行补充侦查。但检察机关往往优先选择退回补充侦查，理由是:相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公安机关侦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程度较高，退补更有利于侦查，同时可以使检察机关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审查起诉工作上。但事实上接受退补的侦查机关时常会退而不补，有时甚至仅仅以一纸工作说明交差了事，并不能以此解决原有证据不足的问题，即使经过两次退补也意义不大。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可以利用退回补充侦查来互借时间。侦查机关侦查期限己到而案件尚未侦查终结时，会主动向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向检察机关借时间以延长办案期限;检察机关由于案件积压过多，审查起诉期限不足，则不论案件是否满足补充侦查的条件，利用种种借口，向侦查机关下发“补充侦查通知书”，向侦查机关借时间;法庭审理阶段，审判机关在审理期限届满前，审判机关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为了体谅法院的工作繁忙，也往往会同意。这样，每作出一次补充侦查的决定实际上是作出了一个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决定。

(二)法律文书不规范，影响补充侦查质量

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涉及的法律文书主要存在两种不规范的情况:1.检察机关的退查提纲过于概括、笼统。检察机关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往往对于补充侦查的事项写得不够明确、不具体，造成公安机关无法具体操作，影响了补充侦查的质量;2.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重新移送时缺乏规范的法律文书，一般是将补查的材料随卷移送，检察机关难以掌握补查的经过和结果，影响审查起诉工作。

退回补充侦查侦提纲的不规范也是导致退补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在现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指挥、引导权的情况下，补充侦查提纲是检察机关指挥、引导侦查人员侦查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部分审查起诉人员对审查起诉的具体内容上的理解差异，对案件的退补条件、有无退补必要认识不一，导致了补充侦查提纲存在条理不清、目的不明确、未予以说明具体需补侦事项、退补理由不当等问题，造成补侦工作理解和操作上的困难。

(三)法律条文缺少权利性规定，导致无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了公诉部门受理了案件后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有告知义务。但是对除此之外的其他审查起诉的环节没有规定告知义务，这可能导致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侵犯。如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就没有规定要告知嫌疑人和被害人，也没有规定，在退回补充侦查决定做出后要告知这些诉讼参与人享有哪些权利，怎样行使，权力被侵犯后怎样救济。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来说，在退补阶段的知情权和会见权等重要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权利受到的限制比移送前的侦查阶段要多的多。有部分检察院以案件处于退补阶段，公安负责为由，决绝为嫌疑人的辩护人开具会见通知书;而公安机关又以案件处在审查起诉阶段为由，即便案件已经退补，也应当由检察机关批准会见为由拒绝让辩护人会见。这就导致在退回补充侦查阶段，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二、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之改革与完善

(一)限定退回补充侦查的条件，增加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力度，提高诉讼效率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决定自行侦查的，应当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侦查完毕。如果对此加以明确适用性的规定，将大大减少退回补充侦查的适用，缩减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考虑到职权上的分工和司法资源的实际配置，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范围可以界定为:1.案件整体事实大致清楚，证明案件事实的大部分证据确实、充分，只有个别案件事实、情节尚需查明，或有个别证据不足，有矛盾，或不具有可采性，为保证公诉质量，可以自行补充侦查;2.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简单，补充调取的证据易取的;3、案件经过一次退补后，公安机关补侦的事项未达补侦目的，或未进行补充侦查，而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人员认为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4.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的认定上产生严重的分歧，难以统一的;5.在审查起诉的发现侦查人员认定案情、收集证据过程中有倾向性，退回补充侦查难以保证案件补充侦查质量的;6.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侦查人员在案件的侦查中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或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影响案件公正审查的，认为有自行补充侦查必要的;7.其他认为需要自行补充侦查的。

与此相应，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退回补充侦查的条件。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6条和267条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退回补充侦查应当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1.主要犯罪事实不清或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欠缺的;3.与量刑有关的自首、立功等重要事实未查清的;4.主要证据收集严重违法，导致证据证明能力存在缺陷，难以采信，如以威胁、欺骗等方法向有关证人收集取证;5.违反回避制度要求;6.侦查人员在侦查中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影响公正审判的。

(二)规范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提纲及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报告书等诉讼文书

在现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以侦查指挥、引导权的情况下，补充侦查提纲是检察机关指挥、引导侦查人员侦查的有效途径。因此建议对补充侦查提纲进行规范，达到格式化标准，以实现对侦查的引导。补充侦查提纲可以明确为:1.案件事实和证据存在的缺陷、需要补充的证据;2.补充证据的要求及所要达到的目标;3.补充侦查的方向;4.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如果案件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欠缺出庭所需的某些证据材料，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或没有依法对赃证物采取相应措施，没有依法移送的，则可以采取不退卷用书面的《移送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的通知书》、《建议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建议对财产或赃证物进行查封、扣压、没收、冻结的通知书》等，要求侦查机关补送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侦查机关的《补充侦查报告书》也应格式规范，侦查机关应该将检察机关所要求的补侦事项、补侦要求予以列明。补充侦查的报告重点在补充侦查结果。在补充侦查结果的陈述中，要全面、详细的围绕补侦事项、补侦要求展开，要全面反映补充侦查的手段、方式;补充侦查的对象、补充侦查的结果;整个补充侦查期限为多长;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补充侦查。对于无法查清的补侦事项，应该具体予以说明。补充侦查所获得的证据，侦查机关应该与原侦查的证据材料，予以分立。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报告中还应说明附案卷材料、名目、数量及随案移送物证等情况。这既可以作为案件重新进入审查起诉程序的正式法律文书，也可以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监督。

(三)建立对内对外综合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实际效果

对外，退回补充侦查后要定期与侦查机关进行联系，了解补查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沟通，共同探讨补查方案和方法;对搁置不办或者补查不力的应当进行口头纠正或督促;对因处置不当致使主要证据灭失，造成案件处理受到重大影响或者补查严重超期等违法现象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同时为切实提高退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必要建立对侦查人员懈怠补充侦查的责任追究制度。除了考虑改革侦查人员考核评价体系，将补充侦查作为衡量业绩的重要标准之外，检察机关可以构建对侦查人员的惩戒建议权制度。虽然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和诉讼理论，除非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只能是侦查机关，无权对侦查人员进行监督和制裁。但是检察机关可以对懈怠补充侦查的侦查人员提出惩戒建议权。在构建这种权力的时候，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权力是建议性的，不具备强制性;惩戒建议权的指向对象只是侦查人员。惩戒建议权的行使必须要有相关制度配套，应积极与侦查机关协商建立协调机制。

对内，制定内部规章，完善对退回补充侦查的限制:1.完善检务督察督办内容，落实执法业绩档案，加强对退回补充侦查过程的抽查、监督和考核;2.明确奖惩措施，对滥用退回补充侦查权、推卸责任、造成嫌疑人和被害人权益受损的检察官予以处分，对审查起诉工作绩效好，及时审结案件的检察官予以奖励;3.严格执行办案期限的要求，对一般或复杂案件要在7天内或者14天内做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对特殊情况适用30天的审查起诉期限后又做出退补决定的要严格限制，并责成其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