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范文10篇

侦查讯问范文篇1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谈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为达成某项协议或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协商活动；谈判的实质是不同主体在遇到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而与他方进行的一种互动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与对方达成某项协议以获得利益。

侦查讯问，也称审讯，是犯罪侦查中的一种常见措施；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尤其是在侦查那些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物证的犯罪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以从审讯对象口中获得其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

侦查讯问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活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都期望从侦查讯问中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失，但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任何一方无法单独实现、因而需要参与互动性活动其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向讯问对象提出问题，讯问对象则依据自己的利益与策略，作出如实回答、撒谎或保持沉默等回应；侦查人员根据讯问对象的反应，再次提出问题，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获得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侦查讯问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性活动。

1.2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谈判活动

在侦查讯问这种谈判活动中，谈判的一方是侦查人员、也即侦查机构的工作人员；谈判的另一方面是讯问对象即因与犯罪案件有关种关联而被司法侦查机构指控有犯罪嫌疑的人员。但与普通谈判活动有一处不同，即普通谈判活动中，谈判双方在谈判伊始即明确对方的身份；但侦查讯问中，由于讯问对象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罪的作案人、另一类则是因与犯罪案件有关联而被卷入侦查当中的清白无辜者，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来确定讯问对象究竟是否是有罪的作案人。

侦查人员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获得讯问对象关于犯罪案件的如实供述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情报；无罪的讯问对象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澄清他身上的嫌疑、还他以清白，有罪的嫌疑人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生活中，谈判主要应用在商务活动当中；谈判双方很少采取无视对方利益的策略，因为谈判双方除了想通过谈判获得直接的利益（谈判标的物）外，还希望通过谈判以建立双方之间长久的商务伙伴关系。但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侦查讯问则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侦查人员都不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与讯问对象建立长久的关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供述而采取了损害讯问对象利益、甚至直接损害讯问对象身体的作法来获取供述。谈判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而且能够区别侦查讯问与普通特殊的不同之外。

1.3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的价值

侦查机构（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从讯问对象那里获得关于犯罪的供述或有关情报；因而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

经过多年的积淀，谈判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并能够用来考察与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的任何互动性活动。其中谈判理论中的谈判策略、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能够帮助参与互动性活动的任何一方采取恰当的谈判行为以实现其谈判利益、或使其谈判利益最大化。

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理论研究具有借鉴与学习价值，同时对侦查讯问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专家学者从谈判理论视角来研究侦查讯问了。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L.沙皮罗教授早在2006年2月就发表了《谈判理论与实践：在辅助情报搜集方面的探索》一文，对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M.P.罗威教授也在2006年撰写《谈判理论应用于审讯的研究》一文中借鉴谈判策略、谈判力等理论框架对审讯策略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不但能够为侦查讯问理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能够有助于提高侦查讯问工作的效率。

2.谈判策略理论

谈判理论认为，凡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事项，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与他人一起来解决；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互动事项，都可以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分析。在谈判过程中，谈判策略对于谈判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任何谈判一方都不能忽视的；正确的谈判策略，有助于谈判者在谈判中顺利地获得其所期待的利益。

2.1谈判策略

根据谈判理论，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积极的谈判策略（positivestrategies）与消极的谈判策略（negativestra

tegies）；所谓积极的谈判策略，即谈判一方在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或增加了另一方利益的策略；所谓的消极策略，则是指谈判一方所采取的以损害或减少对方利益而不惜损失自己利益、损失第三方利益的策略。

积极的谈判策略又可以再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策略。即积极的策略是以下五种谈判策略的集合：竞争策略（competetion）、合作策略（collaborationforboth）、妥协策略（compromiseforboth）、回避策略（avoidance）、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在谈判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个最经典的模型就是A、B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起为分仅有有一只橘子而进行谈判。通过这个分橘子的经典模型，能够较好地演绎出不同的谈判策略。在这个模型中，A、B是谈判的两个主体；橘子就是他们双方的利益（interest）。

2.2经典的策略模型

在分橘子的谈判中，A、B为了得到这仅有的一只橘子而开展竞争；他们都想独占整个橘子，因而A所企图获得的恰好是B所失去的、B企图得到的也正是A不愿失去的橘子。在竞争策略下，A、B之间的谈判是一场零和游戏（即A的利益+B的利益=0）。如果A、B两人通过谈判都同意将那只橘子平均分成两半、各得一半，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妥协策略。如果双方不在意所分得橘子份额的多少，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合作策略；一旦一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那么合作就会对谈判者双方都会发生影响（双方之间的冲突得以消弥），而无论首先选择合作的一方是否喜欢或讨厌另一方。如果A得到了整个的橘子，那么B就失去了橘子，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下双方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适应策略（在下图中，竞争者A所对应的是适应者B；同样，竞争者B的对应方是适应者A）。一旦一方不参与分橘子的谈判，则其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策略。在商务谈判活动中，很少有谈判者会选择单一的竞争策略（即对抗策略），也很少会选择单一的适应策略；大多数谈判者都会在竞争与适应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也促使对手由竞争向合作间进行转换。

2.3谈判利益

谈判双方之所以参与谈判，是期望通过谈判来获得利益或实现利益。谈判利益（interest）包括有形的利益与无形利益。

其中有形利益（tangiblesinterest），主要是指谈判的标的物（如谈判模型中的橘子）；谈判双方都在盘算着，我能否独占那整个橘子？还是放弃那个橘子？还是与对方平均分配那个橘子呢？谈判者从谈判中所可能获得的无形利益（intangiblesinterest），主要有（1）谈判者在谈判中是否尊严得以保全或获得了对方的尊重，（2）从谈判对手中获得某些信息，（3）从对方聆听自己的陈述过程中获得的满足，（4）与谈判对手之间建立某种友谊或成为朋友，（5）从谈判中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家庭（或团队、机构、组织）获得一个好名声等等。

有形利益对于谈判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被谈判者所察觉、发现的；而无形利益，则需要谈判者用心去察觉。在谈判中，谈判者通常不会放弃其有形利益的、或在有形利益上不会主动作出让步的；但是，如果一方谈判者在谈判中有计划地激发对手关注其无形利益，则有可能让对手在谈判策略方面作出某种改变，从而最终达成某项协议。

3.谈判策略与侦查讯问策略

国内占主流地位的侦查讯问理论认为，常见的讯问策略主要包括攻心夺气、避实就虚、重点突破、引而不发等；这些策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性，但在实践中往往不容易被侦查人员所掌握。而谈判理论在阐述谈判策略时则借鉴了数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谈判利益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美国学者肯尼思。W.托马斯在其《冲突与冲突管理》文章中借用搏弃论的相关理论，将冲突双方的策略概括为积极策略与消极策略，并进一步将积极策略细分为竞争、合作、回避、妥协、五种策略。借鉴和学习谈判策略理论，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活动的认识，并有助于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前制定科学的讯问策略、在侦查讯问中科学地应用讯问策略。

3.1了解讯问对象的谈判利益与谈判筹码

根据谈判理论，参与谈判的双方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都有各自的利益；谈判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的。聪明的谈判者总会在谈判开始前通过各种途径来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情报，以判断谈判对手对于谈判的态度和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情况，以为制定正确的谈判策略提供依据。

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也需要多途径搜集讯问对象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讯问对象对于讯问的态度、讯问对象对抗讯问的“筹码”、以及讯问对象所关心的利益。通常情况下，讯问对象都明白他们一旦在讯问中作出了有罪供述，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损失（如受到刑罚处罚、个人名誉受损、失去就业机会等）；因而他们在讯问中的有形利益就是不让侦查机构顺利地获得其有罪供述、以避免其招供所带来的损失。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作为“谈判者”同样也有其个人的无形利益，如在侦查讯问中个人尊严是否得到尊重与保全等等。讯问对象的筹码，就是拒绝供述。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拒绝供述的形式，则包括保持沉默、装疯卖傻、激怒侦查人员、谎供或假供。

侦查人员的利益，则是及时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相关情报；侦查人员的无形利益，也包括侦查人员个人及侦查机构的名声等。侦查人员手中的筹码，既包括了前期侦查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也包括了法律所赋予的采取各项措施的权力等。

3.2制定侦查讯问策略

在商务谈判实践中，谈判者既有采取单一谈判策略的，也有采取几种策略混合而成的谈判策略。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讯问对象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或几种策略，如果讯问对象选择合作策略，对侦查人员最为有利；相反，如果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则侦查讯问则则侦查讯问将进行得非常艰苦。

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也会根据自己的谈判利益来选择不同的策略。许多讯问对象认为，一旦自己招供，则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因而选择竞争（compete）策略。竞争策略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旦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侦查讯问情势也容易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侦查人员采取持续压力（eduringsuffress）、甚至第三级讯问手段也未必见效。

在侦查讯问陷入僵局时，侦查人员可以利用嫌疑对象潜在的利益，来引导讯问对象转换其在讯问中的策略。前文中提到谈判者利益的清单上除了有形的利益（也即谈判的标的）之外，还有五种无形的利益。在遭遇讯问对象拒绝供述、对抗讯问时，侦查人员可以转换话题，（1）激发讯问对象对其无形利益的关注，以引导、促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保持合作：例如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团伙成员间的利益矛盾，激发讯问对象对其同伙的报复，从而使得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在查明其同伙犯罪事实上的合作；（2）或迫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在某盗窃犯罪当中讯问对象所关心的某位亲人也涉嫌包庇或销赃等轻罪，侦查人员以追究或免予追究该亲人法律责任为由，迫使讯问对象妥协以招供等；（3）扩大讯问对象的利益面，转移讯问对象谈判利益的焦点：例如侦查人员明确告诉讯问对象不可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与政府合作、如实供述，则可以在羁押期间获得生活上的某些优待等，以转移嫌疑人“谈判利益”的焦点、在侦查讯问过程中选择妥协策略或放弃对抗（竞争策略）。

3.3应用讯问策略

在侦查讯问中，采取单一的策略往往不能够帮助侦查人员高效率地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情报，因此，要在制定侦查讯问策略之前通过多途径来了解讯问对象的有关情况、尤其是他（她）对于侦查讯问的态度，然后制定出由多种策略综合起来的特定策略。

侦查讯问范文篇2

内容提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谈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为达成某项协议或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协商活动；谈判的实质是不同主体在遇到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而与他方进行的一种互动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与对方达成某项协议以获得利益。

侦查讯问，也称审讯，是犯罪侦查中的一种常见措施；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尤其是在侦查那些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物证的犯罪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以从审讯对象口中获得其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

侦查讯问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活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都期望从侦查讯问中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失，但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任何一方无法单独实现、因而需要参与互动性活动其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向讯问对象提出问题，讯问对象则依据自己的利益与策略，作出如实回答、撒谎或保持沉默等回应；侦查人员根据讯问对象的反应，再次提出问题，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获得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侦查讯问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性活动。

1.2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谈判活动

在侦查讯问这种谈判活动中，谈判的一方是侦查人员、也即侦查机构的工作人员；谈判的另一方面是讯问对象即因与犯罪案件有关种关联而被司法侦查机构指控有犯罪嫌疑的人员。但与普通谈判活动有一处不同，即普通谈判活动中，谈判双方在谈判伊始即明确对方的身份；但侦查讯问中，由于讯问对象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罪的作案人、另一类则是因与犯罪案件有关联而被卷入侦查当中的清白无辜者，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来确定讯问对象究竟是否是有罪的作案人。

侦查人员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获得讯问对象关于犯罪案件的如实供述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情报；无罪的讯问对象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澄清他身上的嫌疑、还他以清白，有罪的嫌疑人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生活中，谈判主要应用在商务活动当中；谈判双方很少采取无视对方利益的策略，因为谈判双方除了想通过谈判获得直接的利益（谈判标的物）外，还希望通过谈判以建立双方之间长久的商务伙伴关系。但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侦查讯问则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侦查人员都不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与讯问对象建立长久的关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供述而采取了损害讯问对象利益、甚至直接损害讯问对象身体的作法来获取供述。谈判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而且能够区别侦查讯问与普通特殊的不同之外。

1.3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的价值

侦查机构（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从讯问对象那里获得关于犯罪的供述或有关情报；因而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

经过多年的积淀，谈判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并能够用来考察与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的任何互动性活动。其中谈判理论中的谈判策略、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能够帮助参与互动性活动的任何一方采取恰当的谈判行为以实现其谈判利益、或使其谈判利益最大化。

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理论研究具有借鉴与学习价值，同时对侦查讯问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专家学者从谈判理论视角来研究侦查讯问了。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L.沙皮罗教授早在2006年2月就发表了《谈判理论与实践：在辅助情报搜集方面的探索》一文，对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M.P.罗威教授也在2006年撰写《谈判理论应用于审讯的研究》一文中借鉴谈判策略、谈判力等理论框架对审讯策略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不但能够为侦查讯问理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能够有助于提高侦查讯问工作的效率。

2.谈判策略理论

谈判理论认为，凡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事项，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与他人一起来解决；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互动事项，都可以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分析。在谈判过程中，谈判策略对于谈判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任何谈判一方都不能忽视的；正确的谈判策略，有助于谈判者在谈判中顺利地获得其所期待的利益。

2.1谈判策略

根据谈判理论，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积极的谈判策略（positivestrategies）与消极的谈判策略（negativestrategies）；所谓积极的谈判策略，即谈判一方在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或增加了另一方利益的策略；所谓的消极策略，则是指谈判一方所采取的以损害或减少对方利益而不惜损失自己利益、损失第三方利益的策略。

积极的谈判策略又可以再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策略。即积极的策略是以下五种谈判策略的集合：竞争策略（competetion）、合作策略（collaborationforboth）、妥协策略（compromiseforboth）、回避策略（avoidance）、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在谈判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个最经典的模型就是A、B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起为分仅有有一只橘子而进行谈判。通过这个分橘子的经典模型，能够较好地演绎出不同的谈判策略。在这个模型中，A、B是谈判的两个主体；橘子就是他们双方的利益（interest）。

2.2经典的策略模型

在分橘子的谈判中，A、B为了得到这仅有的一只橘子而开展竞争；他们都想独占整个橘子，因而A所企图获得的恰好是B所失去的、B企图得到的也正是A不愿失去的橘子。在竞争策略下，A、B之间的谈判是一场零和游戏（即A的利益+B的利益=0）。如果A、B两人通过谈判都同意将那只橘子平均分成两半、各得一半，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妥协策略。如果双方不在意所分得橘子份额的多少，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合作策略；一旦一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那么合作就会对谈判者双方都会发生影响（双方之间的冲突得以消弥），而无论首先选择合作的一方是否喜欢或讨厌另一方。如果A得到了整个的橘子，那么B就失去了橘子，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下双方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适应策略（在下图中，竞争者A所对应的是适应者B；同样，竞争者B的对应方是适应者A）。一旦一方不参与分橘子的谈判，则其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策略。在商务谈判活动中，很少有谈判者会选择单一的竞争策略（即对抗策略），也很少会选择单一的适应策略；大多数谈判者都会在竞争与适应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也促使对手由竞争向合作间进行转换。

2.3谈判利益

谈判双方之所以参与谈判，是期望通过谈判来获得利益或实现利益。谈判利益（interest）包括有形的利益与无形利益。

其中有形利益（tangiblesinterest），主要是指谈判的标的物（如谈判模型中的橘子）；谈判双方都在盘算着，我能否独占那整个橘子？还是放弃那个橘子？还是与对方平均分配那个橘子呢？谈判者从谈判中所可能获得的无形利益（intangiblesinterest），主要有（1）谈判者在谈判中是否尊严得以保全或获得了对方的尊重，（2）从谈判对手中获得某些信息，（3）从对方聆听自己的陈述过程中获得的满足，（4）与谈判对手之间建立某种友谊或成为朋友，（5）从谈判中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家庭（或团队、机构、组织）获得一个好名声等等。

有形利益对于谈判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被谈判者所察觉、发现的；而无形利益，则需要谈判者用心去察觉。在谈判中，谈判者通常不会放弃其有形利益的、或在有形利益上不会主动作出让步的；但是，如果一方谈判者在谈判中有计划地激发对手关注其无形利益，则有可能让对手在谈判策略方面作出某种改变，从而最终达成某项协议。

3.谈判策略与侦查讯问策略

国内占主流地位的侦查讯问理论认为，常见的讯问策略主要包括攻心夺气、避实就虚、重点突破、引而不发等；这些策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性，但在实践中往往不容易被侦查人员所掌握。而谈判理论在阐述谈判策略时则借鉴了数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谈判利益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美国学者肯尼思。W.托马斯在其《冲突与冲突管理》文章中借用搏弃论的相关理论，将冲突双方的策略概括为积极策略与消极策略，并进一步将积极策略细分为竞争、合作、回避、妥协、五种策略。借鉴和学习谈判策略理论，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活动的认识，并有助于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前制定科学的讯问策略、在侦查讯问中科学地应用讯问策略。

3.1了解讯问对象的谈判利益与谈判筹码

根据谈判理论，参与谈判的双方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都有各自的利益；谈判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的。聪明的谈判者总会在谈判开始前通过各种途径来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情报，以判断谈判对手对于谈判的态度和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情况，以为制定正确的谈判策略提供依据。

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也需要多途径搜集讯问对象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讯问对象对于讯问的态度、讯问对象对抗讯问的“筹码”、以及讯问对象所关心的利益。通常情况下，讯问对象都明白他们一旦在讯问中作出了有罪供述，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损失（如受到刑罚处罚、个人名誉受损、失去就业机会等）；因而他们在讯问中的有形利益就是不让侦查机构顺利地获得其有罪供述、以避免其招供所带来的损失。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作为“谈判者”同样也有其个人的无形利益，如在侦查讯问中个人尊严是否得到尊重与保全等等。讯问对象的筹码，就是拒绝供述。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拒绝供述的形式，则包括保持沉默、装疯卖傻、激怒侦查人员、谎供或假供。

侦查人员的利益，则是及时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相关情报；侦查人员的无形利益，也包括侦查人员个人及侦查机构的名声等。侦查人员手中的筹码，既包括了前期侦查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也包括了法律所赋予的采取各项措施的权力等。

3.2制定侦查讯问策略

在商务谈判实践中，谈判者既有采取单一谈判策略的，也有采取几种策略混合而成的谈判策略。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讯问对象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或几种策略，如果讯问对象选择合作策略，对侦查人员最为有利；相反，如果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则侦查讯问则则侦查讯问将进行得非常艰苦。

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也会根据自己的谈判利益来选择不同的策略。许多讯问对象认为，一旦自己招供，则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因而选择竞争（compete）策略。竞争策略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旦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侦查讯问情势也容易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侦查人员采取持续压力（eduringsuffress）、甚至第三级讯问手段也未必见效。

在侦查讯问陷入僵局时，侦查人员可以利用嫌疑对象潜在的利益，来引导讯问对象转换其在讯问中的策略。前文中提到谈判者利益的清单上除了有形的利益（也即谈判的标的）之外，还有五种无形的利益。在遭遇讯问对象拒绝供述、对抗讯问时，侦查人员可以转换话题，（1）激发讯问对象对其无形利益的关注，以引导、促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保持合作：例如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团伙成员间的利益矛盾，激发讯问对象对其同伙的报复，从而使得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在查明其同伙犯罪事实上的合作；（2）或迫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在某盗窃犯罪当中讯问对象所关心的某位亲人也涉嫌包庇或销赃等轻罪，侦查人员以追究或免予追究该亲人法律责任为由，迫使讯问对象妥协以招供等；（3）扩大讯问对象的利益面，转移讯问对象谈判利益的焦点：例如侦查人员明确告诉讯问对象不可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与政府合作、如实供述，则可以在羁押期间获得生活上的某些优待等，以转移嫌疑人“谈判利益”的焦点、在侦查讯问过程中选择妥协策略或放弃对抗（竞争策略）。

3.3应用讯问策略

在侦查讯问中，采取单一的策略往往不能够帮助侦查人员高效率地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情报，因此，要在制定侦查讯问策略之前通过多途径来了解讯问对象的有关情况、尤其是他（她）对于侦查讯问的态度，然后制定出由多种策略综合起来的特定策略。

侦查讯问范文篇3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谈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为达成某项协议或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协商活动；谈判的实质是不同主体在遇到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而与他方进行的一种互动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与对方达成某项协议以获得利益。

侦查讯问，也称审讯，是犯罪侦查中的一种常见措施；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尤其是在侦查那些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物证的犯罪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以从审讯对象口中获得其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

侦查讯问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活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都期望从侦查讯问中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失，但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任何一方无法单独实现、因而需要参与互动性活动其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向讯问对象提出问题，讯问对象则依据自己的利益与策略，作出如实回答、撒谎或保持沉默等回应；侦查人员根据讯问对象的反应，再次提出问题，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获得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侦查讯问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性活动。

1.2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谈判活动

在侦查讯问这种谈判活动中，谈判的一方是侦查人员、也即侦查机构的工作人员；谈判的另一方面是讯问对象即因与犯罪案件有关种关联而被司法侦查机构指控有犯罪嫌疑的人员。但与普通谈判活动有一处不同，即普通谈判活动中，谈判双方在谈判伊始即明确对方的身份；但侦查讯问中，由于讯问对象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罪的作案人、另一类则是因与犯罪案件有关联而被卷入侦查当中的清白无辜者，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来确定讯问对象究竟是否是有罪的作案人。

侦查人员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获得讯问对象关于犯罪案件的如实供述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情报；无罪的讯问对象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澄清他身上的嫌疑、还他以清白，有罪的嫌疑人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生活中，谈判主要应用在商务活动当中；谈判双方很少采取无视对方利益的策略，因为谈判双方除了想通过谈判获得直接的利益（谈判标的物）外，还希望通过谈判以建立双方之间长久的商务伙伴关系。但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侦查讯问则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侦查人员都不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与讯问对象建立长久的关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供述而采取了损害讯问对象利益、甚至直接损害讯问对象身体的作法来获取供述。谈判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而且能够区别侦查讯问与普通特殊的不同之外。

1.3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的价值

侦查机构（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从讯问对象那里获得关于犯罪的供述或有关情报；因而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

经过多年的积淀，谈判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并能够用来考察与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的任何互动性活动。其中谈判理论中的谈判策略、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能够帮助参与互动性活动的任何一方采取恰当的谈判行为以实现其谈判利益、或使其谈判利益最大化。

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理论研究具有借鉴与学习价值，同时对侦查讯问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专家学者从谈判理论视角来研究侦查讯问了。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L.沙皮罗教授早在2006年2月就发表了《谈判理论与实践：在辅助情报搜集方面的探索》一文，对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M.P.罗威教授也在2006年撰写《谈判理论应用于审讯的研究》一文中借鉴谈判策略、谈判力等理论框架对审讯策略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不但能够为侦查讯问理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能够有助于提高侦查讯问工作的效率。

2.谈判策略理论

谈判理论认为，凡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事项，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与他人一起来解决；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互动事项，都可以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分析。在谈判过程中，谈判策略对于谈判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任何谈判一方都不能忽视的；正确的谈判策略，有助于谈判者在谈判中顺利地获得其所期待的利益。

2.1谈判策略

根据谈判理论，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积极的谈判策略（positivestrategies）与消极的谈判策略（negativestra

tegies）；所谓积极的谈判策略，即谈判一方在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或增加了另一方利益的策略；所谓的消极策略，则是指谈判一方所采取的以损害或减少对方利益而不惜损失自己利益、损失第三方利益的策略。

积极的谈判策略又可以再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策略。即积极的策略是以下五种谈判策略的集合：竞争策略（competetion）、合作策略（collaborationforboth）、妥协策略（compromiseforboth）、回避策略（avoidance）、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在谈判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个最经典的模型就是A、B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起为分仅有有一只橘子而进行谈判。通过这个分橘子的经典模型，能够较好地演绎出不同的谈判策略。在这个模型中，A、B是谈判的两个主体；橘子就是他们双方的利益（interest）。

2.2经典的策略模型

在分橘子的谈判中，A、B为了得到这仅有的一只橘子而开展竞争；他们都想独占整个橘子，因而A所企图获得的恰好是B所失去的、B企图得到的也正是A不愿失去的橘子。在竞争策略下，A、B之间的谈判是一场零和游戏（即A的利益+B的利益=0）。如果A、B两人通过谈判都同意将那只橘子平均分成两半、各得一半，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妥协策略。如果双方不在意所分得橘子份额的多少，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合作策略；一旦一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那么合作就会对谈判者双方都会发生影响（双方之间的冲突得以消弥），而无论首先选择合作的一方是否喜欢或讨厌另一方。如果A得到了整个的橘子，那么B就失去了橘子，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下双方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适应策略（在下图中，竞争者A所对应的是适应者B；同样，竞争者B的对应方是适应者A）。一旦一方不参与分橘子的谈判，则其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策略。在商务谈判活动中，很少有谈判者会选择单一的竞争策略（即对抗策略），也很少会选择单一的适应策略；大多数谈判者都会在竞争与适应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也促使对手由竞争向合作间进行转换。

2.3谈判利益

谈判双方之所以参与谈判，是期望通过谈判来获得利益或实现利益。谈判利益（interest）包括有形的利益与无形利益。

其中有形利益（tangiblesinterest），主要是指谈判的标的物（如谈判模型中的橘子）；谈判双方都在盘算着，我能否独占那整个橘子？还是放弃那个橘子？还是与对方平均分配那个橘子呢？谈判者从谈判中所可能获得的无形利益（intangiblesinterest），主要有（1）谈判者在谈判中是否尊严得以保全或获得了对方的尊重，（2）从谈判对手中获得某些信息，（3）从对方聆听自己的陈述过程中获得的满足，（4）与谈判对手之间建立某种友谊或成为朋友，（5）从谈判中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家庭（或团队、机构、组织）获得一个好名声等等。

有形利益对于谈判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被谈判者所察觉、发现的；而无形利益，则需要谈判者用心去察觉。在谈判中，谈判者通常不会放弃其有形利益的、或在有形利益上不会主动作出让步的；但是，如果一方谈判者在谈判中有计划地激发对手关注其无形利益，则有可能让对手在谈判策略方面作出某种改变，从而最终达成某项协议。

3.谈判策略与侦查讯问策略

国内占主流地位的侦查讯问理论认为，常见的讯问策略主要包括攻心夺气、避实就虚、重点突破、引而不发等；这些策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性，但在实践中往往不容易被侦查人员所掌握。而谈判理论在阐述谈判策略时则借鉴了数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谈判利益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美国学者肯尼思。W.托马斯在其《冲突与冲突管理》文章中借用搏弃论的相关理论，将冲突双方的策略概括为积极策略与消极策略，并进一步将积极策略细分为竞争、合作、回避、妥协、五种策略。借鉴和学习谈判策略理论，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活动的认识，并有助于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前制定科学的讯问策略、在侦查讯问中科学地应用讯问策略。

3.1了解讯问对象的谈判利益与谈判筹码

根据谈判理论，参与谈判的双方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都有各自的利益；谈判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的。聪明的谈判者总会在谈判开始前通过各种途径来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情报，以判断谈判对手对于谈判的态度和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情况，以为制定正确的谈判策略提供依据。

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也需要多途径搜集讯问对象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讯问对象对于讯问的态度、讯问对象对抗讯问的“筹码”、以及讯问对象所关心的利益。通常情况下，讯问对象都明白他们一旦在讯问中作出了有罪供述，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损失（如受到刑罚处罚、个人名誉受损、失去就业机会等）；因而他们在讯问中的有形利益就是不让侦查机构顺利地获得其有罪供述、以避免其招供所带来的损失。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作为“谈判者”同样也有其个人的无形利益，如在侦查讯问中个人尊严是否得到尊重与保全等等。讯问对象的筹码，就是拒绝供述。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拒绝供述的形式，则包括保持沉默、装疯卖傻、激怒侦查人员、谎供或假供。

侦查人员的利益，则是及时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相关情报；侦查人员的无形利益，也包括侦查人员个人及侦查机构的名声等。侦查人员手中的筹码，既包括了前期侦查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也包括了法律所赋予的采取各项措施的权力等。

3.2制定侦查讯问策略

侦查讯问范文篇4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活动背离立法精神，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非法取证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导致公诉机关败诉，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当前我国侦查讯问带有典型的“强权侦查讯问程序模式”…特征。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自由，较少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制约。犯罪嫌疑人虽被确认为诉讼主体，但其诉讼地位应有的一些权利受到限制，立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有权利，但缺少可操作的程序设定，导致其在侦查讯问中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二，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立法虽然规定了侦查讯问的某些规则，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如《刑诉法》虽然限制了传唤、拘传的时间，并禁止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对两次传唤、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没有具体的规定，无法避免实践中的滥用传唤、拘传现象。立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怎样请律师，办案人员、看守监管人员怎么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有关人员不履行或不积极履行职责怎么办则无规定，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虽然有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哪些问题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哪些又是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此外，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讯问前的告知义务，许多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自己讯问中有那些权利，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无从谈起。为符合讯问程序正当性和法定讯问原则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的程序和内容极为必要。

第三，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侦查讯问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如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对侦查过程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原则。现行制度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主要依赖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因侦查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处于控方地位，这种监督带有明显的自我监督性质，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二是缺乏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包括犯罪嫌疑人获知权利的途径、行使权利的方法及侵权投诉程序；三是非法口供排除的具体规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非法口供被法庭模糊采证的情形依然突出；四是看守监管制度不完善，犯罪嫌疑人由同属于公安机关的监管部门看守羁押，侦查机关很容易违反规程开展讯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三、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是近年来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热议的话题之一。制度的产生受制于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实践、借鉴和研讨则是其完善的主要途径。然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讨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激和误区。理论界往往强调程序设计的公正，注重加强对侦查权力的制约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强调最大限度的吸收国外先进制度规则。司法实践则更注重诉讼效率追求，强调保障国家权力的实现，给权力行使以更多的便利。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应兼顾刑事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重视自身国情的统一，同时追踪国外相关制度的最新进展。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理性并适合我国国情的侦查讯问制度。

(一)建立并完善侦查讯问相关配套制度

1．司法审查制度。在各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负责对侦查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使侦查程序结构与审判程序结构相协调。确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原则，将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各种非法讯问的发生，保障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2．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刑诉法规定了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诸多权利。如自我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权、控告权、要求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权、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等。应继续规范完善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内容，可考虑增加知情权(有权知道被指控的罪名、讯问中应有的权利)、律师在场权、相对沉默权等，特别要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这些权利设计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落到实处。3．侦查羁押分离制度。可借鉴香港警察侦查羁押分离的做法，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的48小时内由警方负责羁押，超过规定时间后，由司法机关审查裁决，转为独立于警察机关的司法部门羁押J。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侦查、羁押的分工与职责，严格规定羁押管理人员对被羁押人负有权利保障义务，缩短侦查人员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从而减少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机会和条件。完善的羁押与侦查讯问分离制度、犯罪嫌疑人流转过程中详细的动态监控与记录制度、限制夜间讯问和限制连续讯问等制度，既可充分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免遭非法讯问，也足以保障警方在面临非法讯问指控时有效地举证。

(二)进一步规范侦查讯问程序

应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调整和规范，使之更趋完善。一是对侦查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进一步规范。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对直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的时间限制，可参照逮捕拘留的做法，在对犯罪嫌疑人直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后的24小时内应进行讯问。对羁押期内连续讯问的时间及两次讯问的时间间隔进行规定，可规定每次讯问最多不超过12小时，两次讯问之间应有8小时以上的时间间隔，保证犯罪嫌疑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对讯问的地点进行规范，对于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直接在羁押场所进行讯问(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到侦查机关的审讯室审讯，容易导致非法讯问的发生)。二是首次讯问的步骤进行调整和规范。首次讯问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涉入刑事诉讼的理由及涉嫌的罪名。这是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标志(他因此知道自己因涉嫌犯罪被调查)，也是讯问的起点。《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的规定带有明显的“有罪推定”和让犯罪嫌疑人“自我归罪”的色彩，应予修正。第二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核对身份，防止错拘错捕。第三步，告知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刑诉法规定了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一系列权利，讯问开始后，侦查人员就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这些权利及行使权利的途径。第四步，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即听取犯罪嫌疑人针对指控的供述和辩解，并作好笔录，同时注意和已经掌握的其他证据做比对。第五步，侦查人员提问。在听取供述和辩解的基础上，根据查明案情的需要，侦查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

(三)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1．确立“任何人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中：‘相对沉默权”。在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应对西方国家确立和实施沉默权制度后所遇到的问题及教训，如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美国对“米兰达忠告”的反思等，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国情，在优先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所谓“相对沉默权”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的范围进行限制，犯罪嫌疑人对限制范围内的问题行使沉默权，将导致法庭对其不利的推断。确立相对沉默权，既可有效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体现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2．侦查讯问程序性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有必要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程序性原则，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复旦大学徐美君在《政法论坛》(2003年11期)上撰文，认为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应包括：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原则、法定讯问原则和不轻信口供原则。笔者认为其具有合理性，建议增加“自愿陈述原则”，构成一个包括侦查讯问的条件、方式、依据在内的完整的侦查讯问原则，并以此规范侦查讯问活动。

侦查讯问范文篇5

论文提要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开头和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信息收集部分的S3R框架中，侦查人员参与角色分布表明他们对话语内容几乎没有控制权，处于“无权势”地位。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讯问的开头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信息收集部分)分配。但在语言互动细节中，侦查人员借助其强大机构权力(表现为互动中的话语权力)，实现了对交际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处于“有权势”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却处于“无权势”的地位。讯问双方的这种权力冲突关系贯穿于侦查讯问话语的全过程，将会为侦查讯问话语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导言

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讯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实现机构目的是机构话语最为突出的特征(Levinson，1992；Drew&Heritage，1992；廖美珍，2005)。侦查讯问的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统一(徐美君，2003)，它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言语互动中实现。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双方会针对自己的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分配给自己某种话语地位或参与角色，从而形成参与框架。侦查讯问话语在开头、信息收集和结尾三个部分中，由于各部分的功能任务以及讯问双方目的关系的不同，会话参与者对参与框架选择的也会不同。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各部分进行分析。

2参与框架理论

参与框架理论(participationframework)是由美国互动社会语言学家E·戈夫曼(Goffman，1981)分析日常会话时提出的。他认为“当一个词被说出时，处于事件感知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会获得一种与这个词相关的参与地位。这些不同地位和其中合适行为的规范特征被代码化，这为(话语)社会互动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p.3)参与框架理论是从说话者参与角色(participantroles)角度描写口语话语的一种方式。角色是以说话者的“态度”或是对话语内容的“倾向性”(orientation)来定义的。戈夫曼提出，会话参与者可以识别出四种可能的角色：发声者角色(animator)、作者角色(author)、责任者角色(principal)和对象角色(figure)。简单来讲，发声者角色是指会话者负责话语的声音产出；作者角色指会话者承担的根据目的产出语言表达式及其意义的角色；而责任者角色则是指会话者对话语产生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后果承担责任；对象角色指的是可以被他人言说的任何人或物。戈夫曼指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承担角色网络中的一种或是多种角色。会话参与者在会话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自己某种话语地位并承担相应的参与角色，从而形成一种参与框架。

参与框架中的说话者的话语地位和参与角色的不同表明了说话者对自己产出话语的控制力高低和责任程度的大小。比如说，说话者对说出的话语，同时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角色，那么他对自己说出话语的内容就具有控制力，同时他对这一话语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很明显，说话者同时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三种角色的参与框架相比只承担“发声者”角色的参与框架，说话者在前者中对话语内容的控制力强许多。

3开头和结尾

3．1形式化语言

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的功能和目的是使讯问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这两部分，侦查讯问话语的风格较为正式，包含了一系列形式化语言，侦查人员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了确保机构话语的“精确性”，有些讯问语言甚至已经提前印制在讯问笔录上，用来指导侦查人员完成必须的讯问话语。如例(1)：

(1)问：我们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出示证件)，现依法向你讯问×××一案的有关情况，请你如实回答。对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清楚没有?

答：听清楚了。

问：姓名?

答：×××。

问：性别?

答：男。

问：民族?

答：汉族。

问：出生年月?

答：1977年10月20日出生。

问：籍贯?

答：××省××市××镇××乡××村。

问：现住址?

答：××省××市××镇××乡x×村。

问：文化程度?

答：初中毕业。

问：工作单位?

答：无。

问：家庭成员?

答：父亲×××，52岁，务农。母亲×××，51岁，务农。

问：曾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情况?

答：无。

问：现在对你宣告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

答：好。

问：以上诉讼权利和义务你听清楚了没有?

答：听清楚了。

问：你是否申请回避?

答：不中请。

问：你是否聘请律师为你提供法律帮助?

答：不聘请。

问：对于你涉嫌×××一案，你有何辩解?……

相类似的形式化机构话语模式也出现在结尾部分。这主要是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4条之规定，即讯问笔录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核对并签名、捺指印等。例(2)：

(2)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你看一下以上笔录，记录的是否和你说的一样?

答：以上笔录我看了，和我说的一样。

问：那么在笔录的每一页上签名、捺手印。

3．2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参与框架分析

Heydon(2005)认为，在侦查讯问话语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侦查人员说出形式化话语时，“作者”和“责任者”的角色被分配到了警察机构身上。侦查人员使用形式化话语，对话语形式和内容没有选择自主性。侦查人员只是作为警察机构的人来说出这些话语，作为个人，他们对这些形式化话语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这样，侦查人员个人承担的唯一角色就是“发声者”角色。这种参与框架可以称之为P12R参与框架，它表示的是警察机构(PdiceInstitu-tion)被赋予了两种角色(2Roles)，即“作者”和“责任者”角色，而侦查人员只是承担了“发声者”角色。

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部分，侦查人员使用P12R参与框架，就大大减少了自己违反法律规定的风险。相反地，如果侦查人员依靠自己判断，决定哪些词语能最好地实现法律规定的要求，他们说错的风险就会很大。因此，使用一个形式化的文本以及由此引发的P12R参与框架是一个方便之举。它既为侦查人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依赖机制，又使讯问符合了法律规定。

同时，开头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一般也会得到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和支持。在侦查讯问开头和结尾部分，讯问双方目的关系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至少是中性的。例如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双方的目的关系是一致的。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时，双方的目的关系就是中性的。在目的关系不冲突的状态下，在开头和结尾部分，讯问双方是很容易维持P12R参与框架的。

4信息收集部分的参与框架分析

除去开头和结尾，侦查讯问中间部分是信息收集部分。侦查讯问信息收集部分的功能和任务，亦即机构赋予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口供和辩解。研究表明(Settle，1990；Shuy，1998)，最为成功的侦查讯问就是通过讯问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口供，因为口供可以作为宣告案件侦破的标志，也可以在日后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法庭证据。拿到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的口供也是揭露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自愿供述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自然说出的，而不是在讯问者的提示、诱导或强迫下做出的有罪陈述。任何口供在用作法庭上针对被告的定罪证据时，它不能被怀疑是侦查人员在讯问中通过暗示或是胁迫得到的。如此一来，侦查人员会有一种意识：犯罪嫌疑人用自己的话语说出犯罪事实将是获得口供最好的讯问方式。因此，侦查讯问信息收集部分的理想参与框架就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的角色。犯罪嫌疑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话语的声音产出、所用词语表达式和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负有完全责任。这种框架可以用一个术语S3R来表示，即犯罪嫌疑人(suspect)承担“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三种角色(3Roles)的参与框架。侦查人员在整个信息收集部分就是要引发并保持S3R参与框架，来实现机构目的。这种框架被视为是获得有效证据口供的重要手段。例(3)：

(3)问：你因何事被×××派出所口头传唤?

答：因为我偷自行车被当场抓获。

问：你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讲一遍。

答：(略)

在上例中，侦查人员话语“你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讲一遍”积极地引发并维持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三种角色的S3R参与框架。

以上是从机构目的和侦查人员角度来分析的最理想的交际参与框架。那么被讯问者出于自己的交际目的会认可和坚持一种什么样的参与框架呢?我们认为被讯问者也倾向于这种S3R参与框架。在侦查讯问中，被讯问者的目的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减罪和脱罪的辩解。因此，他们会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已有版本(version)，而且这种版本一旦形成就很难让其发生改变(Heydon，2005)。当侦查人员的故事版本和他们的故事版本相一致时，被讯问者就会主动承担起三种角色，接受并维持S3R参与框架。当两个版本不一致时，即使是面临确凿的证据，犯罪嫌疑人也不愿意改变原有的陈述。他们会维持S3R的参与框架说出自己的故事版本，为自己罪行开脱。可以说，尽管讯问双方的目的是冲突的，但是在信息收集部分都希望引发并维持S3R参与框架。

5参与框架与机构权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整个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S3R框架中，参与角色的分布似乎表明侦查人员对话语内容享有很少的权力。对这些话语内容的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在开头和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在信息收集阶段)所分配。但是，对话语内容享有控制权的一方并不必然等同于讯问过程中的有权势的一方。

在机构谈话中，代表机构一方的会话参与者享有比另一方更为广泛的权力。机构话语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谈话(Drew&Heritage，1992；Thomborrow，2002)。这种权力在机构谈话中具体表现为话语权力，亦即机构一方在话语资源上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自由度，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Thomborrow(2002)的研究表明侦查讯问中存在着更为突出的话语权力不对称现象。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对交际资源的占有，表现在交际策略上的更多选择性。在侦查讯问中，警察机构在宏观上用话语定义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角色、地位和等级关系。在微观话语互动上，侦查人员通过沉默、打断、启动问答相邻等交际手段实现对话题的控制和参与模式的转换，从而控制犯罪嫌疑人话语的长短，掌握着讯问的方向。此种交际话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所展现出的话语结构被称之为“顺从结构”(deferencestructure)(Frankel，1990)。在顺从结构中，侦查人员对交际资源实现了全面的控制，限制着讯问双方的话语贡献量。这充分弥补了参与框架中，侦查人员在角色分配、话语内容上的“无权力”状况。

6结论

侦查讯问范文篇6

【论文摘要】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

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

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活动背离立法精神，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非法取证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导致公诉机关败诉，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当前我国侦查讯问带有典型的“强权侦查讯问程序模式”…特征。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自由，较少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制约。犯罪嫌疑人虽被确认为诉讼主体，但其诉讼地位应有的一些权利受到限制，立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有权利，但缺少可操作的程序设定，导致其在侦查讯问中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二，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立法虽然规定了侦查讯问的某些规则，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如《刑诉法》虽然限制了传唤、拘传的时间，并禁止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对两次传唤、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没有具体的规定，无法避免实践中的滥用传唤、拘传现象。立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怎样请律师，办案人员、看守监管人员怎么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有关人员不履行或不积极履行职责怎么办则无规定，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虽然有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哪些问题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哪些又是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此外，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讯问前的告知义务，许多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自己讯问中有那些权利，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无从谈起。为符合讯问程序正当性和法定讯问原则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的程序和内容极为必要。

第三，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侦查讯问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如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对侦查过程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原则。现行制度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主要依赖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因侦查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处于控方地位，这种监督带有明显的自我监督性质，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二是缺乏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包括犯罪嫌疑人获知权利的途径、行使权利的方法及侵权投诉程序；三是非法口供排除的具体规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非法口供被法庭模糊采证的情形依然突出；四是看守监管制度不完善，犯罪嫌疑人由同属于公安机关的监管部门看守羁押，侦查机关很容易违反规程开展讯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三、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是近年来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热议的话题之一。

制度的产生受制于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实践、借鉴和研讨则是其完善的主要途径。然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讨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激和误区。理论界往往强调程序设计的公正，注重加强对侦查权力的制约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强调最大限度的吸收国外先进制度规则。司法实践则更注重诉讼效率追求，强调保障国家权力的实现，给权力行使以更多的便利。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应兼顾刑事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重视自身国情的统一，同时追踪国外相关制度的最新进展。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理性并适合我国国情的侦查讯问制度。

(一)建立并完善侦查讯问相关配套制度

1．司法审查制度。在各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负责对侦查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使侦查程序结构与审判程序结构相协调。确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原则，将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各种非法讯问的发生，保障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2．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刑诉法规定了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诸多权利。如自我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权、控告权、要求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权、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等。应继续规范完善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内容，可考虑增加知情权(有权知道被指控的罪名、讯问中应有的权利)、律师在场权、相对沉默权等，特别要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这些权利设计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落到实处。3．侦查羁押分离制度。可借鉴香港警察侦查羁押分离的做法，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的48小时内由警方负责羁押，超过规定时间后，由司法机关审查裁决，转为独立于警察机关的司法部门羁押J。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侦查、羁押的分工与职责，严格规定羁押管理人员对被羁押人负有权利保障义务，缩短侦查人员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从而减少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机会和条件。完善的羁押与侦查讯问分离制度、犯罪嫌疑人流转过程中详细的动态监控与记录制度、限制夜间讯问和限制连续讯问等制度，既可充分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免遭非法讯问，也足以保障警方在面临非法讯问指控时有效地举证。

(二)进一步规范侦查讯问程序

应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调整和规范，使之更趋完善。一是对侦查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进一步规范。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对直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的时间限制，可参照逮捕拘留的做法，在对犯罪嫌疑人直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后的24小时内应进行讯问。对羁押期内连续讯问的时间及两次讯问的时间间隔进行规定，可规定每次讯问最多不超过12小时，两次讯问之间应有8小时以上的时间间隔，保证犯罪嫌疑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对讯问的地点进行规范，对于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直接在羁押场所进行讯问(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到侦查机关的审讯室审讯，容易导致非法讯问的发生)。二是首次讯问的步骤进行调整和规范。首次讯问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涉入刑事诉讼的理由及涉嫌的罪名。这是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标志(他因此知道自己因涉嫌犯罪被调查)，也是讯问的起点。《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的规定带有明显的“有罪推定”和让犯罪嫌疑人“自我归罪”的色彩，应予修正。第二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核对身份，防止错拘错捕。第三步，告知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刑诉法规定了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一系列权利，讯问开始后，侦查人员就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这些权利及行使权利的途径。第四步，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即听取犯罪嫌疑人针对指控的供述和辩解，并作好笔录，同时注意和已经掌握的其他证据做比对。第五步，侦查人员提问。在听取供述和辩解的基础上，根据查明案情的需要，侦查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公务员之家:

(三)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1．确立“任何人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中：‘相对沉默权”。在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应对西方国家确立和实施沉默权制度后所遇到的问题及教训，如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美国对“米兰达忠告”的反思等，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国情，在优先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所谓“相对沉默权”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的范围进行限制，犯罪嫌疑人对限制范围内的问题行使沉默权，将导致法庭对其不利的推断。确立相对沉默权，既可有效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体现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2．侦查讯问程序性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有必要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程序性原则，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复旦大学徐美君在《政法论坛》(2003年11期)上撰文，认为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应包括：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原则、法定讯问原则和不轻信口供原则。笔者认为其具有合理性，建议增加“自愿陈述原则”，构成一个包括侦查讯问的条件、方式、依据在内的完整的侦查讯问原则，并以此规范侦查讯问活动。

侦查讯问范文篇7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谈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为达成某项协议或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协商活动；谈判的实质是不同主体在遇到依靠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而与他方进行的一种互动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与对方达成某项协议以获得利益。

侦查讯问，也称审讯，是犯罪侦查中的一种常见措施；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尤其是在侦查那些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物证的犯罪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以从审讯对象口中获得其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

侦查讯问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活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都期望从侦查讯问中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失，但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任何一方无法单独实现、因而需要参与互动性活动其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谈判。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向讯问对象提出问题，讯问对象则依据自己的利益与策略，作出如实回答、撒谎或保持沉默等回应；侦查人员根据讯问对象的反应，再次提出问题，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获得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侦查讯问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性活动。

1.2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谈判活动

在侦查讯问这种谈判活动中，谈判的一方是侦查人员、也即侦查机构的工作人员；谈判的另一方面是讯问对象即因与犯罪案件有关种关联而被司法侦查机构指控有犯罪嫌疑的人员。但与普通谈判活动有一处不同，即普通谈判活动中，谈判双方在谈判伊始即明确对方的身份；但侦查讯问中，由于讯问对象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罪的作案人、另一类则是因与犯罪案件有关联而被卷入侦查当中的清白无辜者，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来确定讯问对象究竟是否是有罪的作案人。

侦查人员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获得讯问对象关于犯罪案件的如实供述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情报；无罪的讯问对象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澄清他身上的嫌疑、还他以清白，有罪的嫌疑人则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生活中，谈判主要应用在商务活动当中；谈判双方很少采取无视对方利益的策略，因为谈判双方除了想通过谈判获得直接的利益（谈判标的物）外，还希望通过谈判以建立双方之间长久的商务伙伴关系。但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侦查讯问则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侦查人员都不期望通过侦查讯问来与讯问对象建立长久的关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供述而采取了损害讯问对象利益、甚至直接损害讯问对象身体的作法来获取供述。谈判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而且能够区别侦查讯问与普通特殊的不同之外。

1.3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的价值

侦查机构（侦查人员）需要通过侦查讯问从讯问对象那里获得关于犯罪的供述或有关情报；因而侦查讯问也是一种谈判，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

经过多年的积淀，谈判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并能够用来考察与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的任何互动性活动。其中谈判理论中的谈判策略、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能够帮助参与互动性活动的任何一方采取恰当的谈判行为以实现其谈判利益、或使其谈判利益最大化。

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理论研究具有借鉴与学习价值，同时对侦查讯问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有专家学者从谈判理论视角来研究侦查讯问了。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L.沙皮罗教授早在2006年2月就发表了《谈判理论与实践：在辅助情报搜集方面的探索》一文，对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M.P.罗威教授也在2006年撰写《谈判理论应用于审讯的研究》一文中借鉴谈判策略、谈判力等理论框架对审讯策略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不但能够为侦查讯问理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能够有助于提高侦查讯问工作的效率。

2.谈判策略理论

谈判理论认为，凡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事项，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与他人一起来解决；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互动事项，都可以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分析。在谈判过程中，谈判策略对于谈判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任何谈判一方都不能忽视的；正确的谈判策略，有助于谈判者在谈判中顺利地获得其所期待的利益。

2.1谈判策略

根据谈判理论，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积极的谈判策略（positivestrategies）与消极的谈判策略（negativestra

tegies）；所谓积极的谈判策略，即谈判一方在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或增加了另一方利益的策略；所谓的消极策略，则是指谈判一方所采取的以损害或减少对方利益而不惜损失自己利益、损失第三方利益的策略。

积极的谈判策略又可以再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策略。即积极的策略是以下五种谈判策略的集合：竞争策略（competetion）、合作策略（collaborationforboth）、妥协策略（compromiseforboth）、回避策略（avoidance）、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在谈判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个最经典的模型就是A、B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起为分仅有有一只橘子而进行谈判。通过这个分橘子的经典模型，能够较好地演绎出不同的谈判策略。在这个模型中，A、B是谈判的两个主体；橘子就是他们双方的利益（interest）。

2.2经典的策略模型

在分橘子的谈判中，A、B为了得到这仅有的一只橘子而开展竞争；他们都想独占整个橘子，因而A所企图获得的恰好是B所失去的、B企图得到的也正是A不愿失去的橘子。在竞争策略下，A、B之间的谈判是一场零和游戏（即A的利益+B的利益=0）。如果A、B两人通过谈判都同意将那只橘子平均分成两半、各得一半，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妥协策略。如果双方不在意所分得橘子份额的多少，那么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合作策略；一旦一方采取了合作的策略，那么合作就会对谈判者双方都会发生影响（双方之间的冲突得以消弥），而无论首先选择合作的一方是否喜欢或讨厌另一方。如果A得到了整个的橘子，那么B就失去了橘子，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下双方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适应策略（在下图中，竞争者A所对应的是适应者B；同样，竞争者B的对应方是适应者A）。一旦一方不参与分橘子的谈判，则其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策略。在商务谈判活动中，很少有谈判者会选择单一的竞争策略（即对抗策略），也很少会选择单一的适应策略；大多数谈判者都会在竞争与适应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也促使对手由竞争向合作间进行转换。

2.3谈判利益

谈判双方之所以参与谈判，是期望通过谈判来获得利益或实现利益。谈判利益（interest）包括有形的利益与无形利益。

其中有形利益（tangiblesinterest），主要是指谈判的标的物（如谈判模型中的橘子）；谈判双方都在盘算着，我能否独占那整个橘子？还是放弃那个橘子？还是与对方平均分配那个橘子呢？谈判者从谈判中所可能获得的无形利益（intangiblesinterest），主要有（1）谈判者在谈判中是否尊严得以保全或获得了对方的尊重，（2）从谈判对手中获得某些信息，（3）从对方聆听自己的陈述过程中获得的满足，（4）与谈判对手之间建立某种友谊或成为朋友，（5）从谈判中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家庭（或团队、机构、组织）获得一个好名声等等。

有形利益对于谈判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被谈判者所察觉、发现的；而无形利益，则需要谈判者用心去察觉。在谈判中，谈判者通常不会放弃其有形利益的、或在有形利益上不会主动作出让步的；但是，如果一方谈判者在谈判中有计划地激发对手关注其无形利益，则有可能让对手在谈判策略方面作出某种改变，从而最终达成某项协议。

3.谈判策略与侦查讯问策略

国内占主流地位的侦查讯问理论认为，常见的讯问策略主要包括攻心夺气、避实就虚、重点突破、引而不发等；这些策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性，但在实践中往往不容易被侦查人员所掌握。而谈判理论在阐述谈判策略时则借鉴了数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谈判利益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美国学者肯尼思。W.托马斯在其《冲突与冲突管理》文章中借用搏弃论的相关理论，将冲突双方的策略概括为积极策略与消极策略，并进一步将积极策略细分为竞争、合作、回避、妥协、五种策略。借鉴和学习谈判策略理论，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活动的认识，并有助于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前制定科学的讯问策略、在侦查讯问中科学地应用讯问策略。

3.1了解讯问对象的谈判利益与谈判筹码

根据谈判理论，参与谈判的双方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都有各自的利益；谈判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放弃其利益的。聪明的谈判者总会在谈判开始前通过各种途径来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情报，以判断谈判对手对于谈判的态度和谈判筹码、谈判利益等情况，以为制定正确的谈判策略提供依据。

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也需要多途径搜集讯问对象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讯问对象对于讯问的态度、讯问对象对抗讯问的“筹码”、以及讯问对象所关心的利益。通常情况下，讯问对象都明白他们一旦在讯问中作出了有罪供述，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损失（如受到刑罚处罚、个人名誉受损、失去就业机会等）；因而他们在讯问中的有形利益就是不让侦查机构顺利地获得其有罪供述、以避免其招供所带来的损失。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作为“谈判者”同样也有其个人的无形利益，如在侦查讯问中个人尊严是否得到尊重与保全等等。讯问对象的筹码，就是拒绝供述。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拒绝供述的形式，则包括保持沉默、装疯卖傻、激怒侦查人员、谎供或假供。

侦查人员的利益，则是及时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相关情报；侦查人员的无形利益，也包括侦查人员个人及侦查机构的名声等。侦查人员手中的筹码，既包括了前期侦查所获得的各种证据，也包括了法律所赋予的采取各项措施的权力等。

3.2制定侦查讯问策略

在商务谈判实践中，谈判者既有采取单一谈判策略的，也有采取几种策略混合而成的谈判策略。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讯问对象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或几种策略，如果讯问对象选择合作策略，对侦查人员最为有利；相反，如果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则侦查讯问则则侦查讯问将进行得非常艰苦。

讯问对象在侦查讯问中也会根据自己的谈判利益来选择不同的策略。许多讯问对象认为，一旦自己招供，则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因而选择竞争（compete）策略。竞争策略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旦讯问对象选择竞争策略，侦查讯问情势也容易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侦查人员采取持续压力（eduringsuffress）、甚至第三级讯问手段也未必见效。

在侦查讯问陷入僵局时，侦查人员可以利用嫌疑对象潜在的利益，来引导讯问对象转换其在讯问中的策略。前文中提到谈判者利益的清单上除了有形的利益（也即谈判的标的）之外，还有五种无形的利益。在遭遇讯问对象拒绝供述、对抗讯问时，侦查人员可以转换话题，（1）激发讯问对象对其无形利益的关注，以引导、促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保持合作：例如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团伙成员间的利益矛盾，激发讯问对象对其同伙的报复，从而使得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在查明其同伙犯罪事实上的合作；（2）或迫使讯问对象与侦查人员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在某盗窃犯罪当中讯问对象所关心的某位亲人也涉嫌包庇或销赃等轻罪，侦查人员以追究或免予追究该亲人法律责任为由，迫使讯问对象妥协以招供等；（3）扩大讯问对象的利益面，转移讯问对象谈判利益的焦点：例如侦查人员明确告诉讯问对象不可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但与政府合作、如实供述，则可以在羁押期间获得生活上的某些优待等，以转移嫌疑人“谈判利益”的焦点、在侦查讯问过程中选择妥协策略或放弃对抗（竞争策略）。

3.3应用讯问策略

在侦查讯问中，采取单一的策略往往不能够帮助侦查人员高效率地获取讯问对象的如实供述或其他情报，因此，要在制定侦查讯问策略之前通过多途径来了解讯问对象的有关情况、尤其是他（她）对于侦查讯问的态度，然后制定出由多种策略综合起来的特定策略。

侦查讯问范文篇8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由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明确告知，国际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已将这列为一项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施作出了详细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判案件时，大多数能够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程序的有关规定,可并非所有执法者都严格执行这项规定，不可否认少数执法机关在执行这一诉讼权利告知程序时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就此做了一些粗浅的探索，主要就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诉讼权利告知的执行情况以及如何去具体实施告知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种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有关立法精神，笔者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做了以下归纳。

1、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第33条又规定，诉讼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只能由自己行使。自我辩护是犯罪嫌疑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免除，减轻刑事责任的意见及事实证据材料,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居所有诉讼权利的核心地位。侦查讯问是侦查阶段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犯罪嫌疑人的自我辩护权主要是在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来实现的。

2、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

3、有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4、有要求侦查人员回避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法律规定回避的情形有：（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5、有辨认物证，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对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侵犯他的诉讼权利或者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7、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8、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

9、有核对讯问笔录权。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10、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他们的监护人或者法定人到场的权利。

11、有知道讯问他们的侦查人员的姓名的权利。

12、有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罪名的权利。

二、当前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执行现状：

1、现状

当前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现状存在着内容不全面、形式不统一的问题。可概括为：主动性告知少，被动性告知多；完全性告知少，不完全性告知多。

主动性告知少，被动性告知多是指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犯人时，不是积极主动地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时准确地告诉犯罪嫌疑人，而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聘请的律师提出有关请求或咨询后,才告知有关权利并准其行使,例如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有的侦查员自己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既不主动回避，也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侦查人员回避的权利；有的侦查人员在讯问完犯罪嫌疑人后，不但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核对讯问笔录的权利，而且也不让犯罪嫌疑人阅读记过的笔录，而是立即命令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按指印。有些是当犯罪嫌疑人提出来有权阅读笔录时，才不得不将笔录交给犯罪嫌疑人过目。

完全性告知少，不完全性告知多是指侦查人员有选择地将犯罪嫌疑人的部分诉讼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实际讯问工作中侦查人员选择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对讯问工作有利的某几项权利,如自我辩护权、要求回避权、核对笔录权告知犯罪嫌疑人。但是对于一些如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咨询、控告、申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等则讳言不提，即使是犯罪嫌疑人问到这些权利，侦查人员也不愿作过多的解释和说明，甚至讽刺、打骂侮辱犯罪嫌疑人。

2、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

现实司法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不良现象，笔者经过认真分析，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我们司法队伍中的个别侦查人员认为现在法律知识已经普及，公民的法制观念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其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即使侦查人员不说，犯罪嫌疑人也会知道并正确行使。

2、有个别侦查人员缺乏法制观念，思想受长期以来职权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被追究的对象，甚至划分为敌我矛盾，犯罪嫌疑人只有老老实实认罪伏法的义务，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3、一些侦查人员对诉讼权利告知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觉得告知与不告知没啥大不了的问题，只要司法人员做到公正执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就不会受到侵犯。

4、还存在一些司法人员认为现在刑事侦查工本身就很复杂了，犯罪嫌疑人对抗审讯的伎俩已经很多，如果再将一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却不利于侦查中的诉讼权利告知给犯罪嫌疑人，一定程度上会增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而且一旦这些权利被犯罪嫌疑人滥用，侦查讯问工作就会更加困难。

5、在司法活动中，对于需要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十多项诉讼权利，如何告知、采用方式、没有统一的规范，也造成了上述两多两少的情况。

6、缺少有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方面法律规定太原则，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法律对侦查人员不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后果如导致证据失效，犯罪嫌疑人受不到法律的追究，对责任人员是否给予处罚，如何处罚等没有明确的规定。

三、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重要意义

（一）、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对保护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参与人，在侦查阶段其犯罪嫌疑犯的身份一经确定即处于被追究的地位。由于他们在侦查中没有对等的主体，对其进行的侦查活动一般又是不公开的，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为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他们在侦查阶段享有较为广泛的权利。在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是否享受到这些权利，又以他们对自身的权利是否了解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指控为涉嫌犯罪后，对自己在侦查阶段享有哪些权利，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不清楚，其行使权利的基础也就因此非常的薄弱。如果侦查人员讯问中不告知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就会使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落空或者不能充分的享有。这样法律中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规定也就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二）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是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同时也符合当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大家知道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国外很多国家对此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米兰达忠告”是美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的惯例行为，并将其作为讯问的第一句问辞，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向其提出米兰达忠告，那么由此收集到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采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活动正日趋与国际接轨，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和做法显然应当摒弃。虽然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但也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和规定。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这些规定表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是侦查机关讯问中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既然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应地作为侦查机关就有义务去保障法律规定的实现。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实观，是以公安机关承担的保障权利实观的相应义务为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安机关能够保证履行义务的程度,就是犯罪嫌疑人实际能够享有权利的限度。

（三）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有利于侦查人员转变观念，依法办案，文明执法。以前，公安机关办案的老思路是“先抓人，后取证”,不注重案前的调查取证工作，使一些重要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取证困难，甚至于流失，这无疑会给案件的诉讼活动带来麻烦，而现在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要求公安机关“先取证，后抓人”，重视案前的调查取证工作，从而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实施权利告知，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使其得到了一种人身权利的保护，而对侦查人员来说则是打了一次有效的“预防针”。因为侦查人员在实施诉讼权利告知时，对侦查人员自己也是一种法律的再学习和再教育。侦查人员会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事不能采取非法的方法开展讯问，对自身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于这一项权利，犯罪嫌疑人知道的甚少，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认为鉴定结论是公安机关十分保密的东西，不会让知道，如果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不对犯罪嫌疑人告知此项权利，那就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你就不去告知他有此项权利，他怎么会去申请补充或者重新鉴定呢！另外，当犯罪嫌疑人了解自己的权利后，一旦侦查人员有违法行为发生，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抵抗，这无疑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监督、约束作用。

四、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时,如何对其实施权利告知

因为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较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诉讼权利告知的时间，方式等并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在实际司法活动中缺少操作性，得不到规范的统一，侦查实践中每个侦查人员都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去具体实施，对这一点本人认为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项严肃、要求严格的活动，下边就这一点如何规范、如何实施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明确，上述对犯罪嫌疑人告知的十二项诉讼权利是在不同的侦查阶段告知的，有些是在讯问开始时告知的，有些是需要在讯问过程中告知的，而另外有一些是需要在讯问结束时告知的，因此为了规范、统一,使侦查人员操作起来方便，我们必须先对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十二项权利进行分类：

第一类，在讯问开始时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这些：知道讯问他们的侦查人员名字的权利；要求侦查人员回避权;自我辩护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明知犯罪嫌疑人是少数民族公民或者外国人的，侦查人员应告知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明知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侦查人员应告知其有要求他们的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的权利，有核对讯问笔录或请求自己书写供词的权利；

第二类：在讯问过程中，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控告权；有辨认物证、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

第三类：在讯问结束后，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实施告知的权利。有以下几种：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罪名的权利。

下边谈谈采用何种形式去告知犯罪嫌疑人上述诉讼权利。在观念的侦查工作中，可以就形式多样，缺少统一的规范，有些是在讯问笔录中记载，有些是把所有上述这些权利归纳在一起，制作一份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告知书，有的是口头告知。笔者认为，实施诉讼权利告知，从严格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和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的需要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权利告知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这有以下积极作用：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全面履行告知义务；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明确了解自己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可以避免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证据无效等情况的发生，为顺利完成侦查工作创造条件。再一点，上述十二项权利是否全部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呢？笔者认为不需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具体实施，举个例子，如果犯罪嫌疑犯是成年人，还需要告知其有权要求其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的权利吗?再比如，本案件中就没有物证，也没有鉴定结论，你还要告诉其有辨认物证、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我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因此，本人以为，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诉讼权利，可以按照上述的三种分类，根据讯问工作的不同阶段，统一采用书面形势在讯问笔录中记载，从而完成向犯罪嫌疑人实施权利告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主编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7月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第35号令1998年5月

3、《侦查讯问研究与应用》主编王怀旭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9年4月

侦查讯问范文篇9

日前，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院反贪局干警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检察长的直接指挥下，经缜密侦查，小时突破了现任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朱广义在发包市龙华路、建设大街、中华东路跨街广告工程中收受广告商贿赂余万元的要案。从初查到突破此案，该院检察长担任此案主办人，与参战干警共同认真研究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法，周密布置突审步骤，直接安排后勤保障，把大量工作放在了调查和间接证据的获取上。同时注重了实事求是地收集有罪和无罪证据，做到了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形成了以侦查目标为核心的圈。突审前较为周密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进行了审前突审情况假设论证，做到了实施突审出现有利和不利情况均有应对措施，把握突审主动权，临阵有序。从调查讯问到讯问核实做到了依法有序适时。突破嫌疑人供述后，采取了换位取证复核固定证据，全程进行收集视听资料的工作，将此案办成铁案。该院适时地实施了异地羁押，彻底击垮了嫌疑人的精神防线，犯罪嫌疑人彻底如实交待，至月日，此案的工作已进入审查逮捕程序，此案目前仍在侦查中。

侦查讯问范文篇10

一、主要问题

(一)命案现场勘查工作比较粗糙，缺乏现场重建意识，对犯罪过程分析不到位，无法为后续的侦查办案、移送起诉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撑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人员往往比较注重可以认定个体特征的痕迹物证的发现和提取，忽略了一些可以重建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的变化。在许多案件中，技术人员缺乏现场重建意识，对形成痕迹的动作、过程没有做出具体的、有充分依据的分析，对于痕迹物证与犯罪动作行为的关系，缺少具有客观依据的判断，因此无法满足侦查、办案工作的需要。例如发生在南方某省的熊某某杀人案件，技术人员在针对室内现场的勘查工作过程中，只是简单地针对犯罪现场作了客观记录，没有对现场遗留血迹的形成机理、被害人尸体位于一楼地面的原因等做进一步的验证；法医在尸体检验时，也仅从自身专业角度，对死因做出一个综合结论，没有结合侦查员调查访问了解的情况，对高坠落地姿态、损伤等做出具体的分析、判断。导致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楼内将已受伤后趴在二楼半楼梯平台上的被害人抬起抛至底层”这一有争议的犯罪事实，因缺少相关证据佐证，最终只能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认定。

(二)讯问工作准备不充分，讯问人员对案发现场信息掌握不够，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实施讯问实践证明，现场信息无论在破案阶段，还是在侦查讯问阶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讯问过程中，现场信息不仅能够成为突破犯罪嫌疑人精神防线的重要武器，而且讯问人员可以利用现场信息缜密推断出犯罪情节及犯罪过程，并设计使用严谨的讯问语言，将犯罪现场信息演变成证据来使用。因此讯问人员必须充分掌握犯罪现场信息，了解案情的进展。同时，在命案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口供与作案经过、现场情况之间的印证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求讯问笔录所反映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与犯罪的客观情况之间，不可以有相互矛盾之处，必须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确保审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但从实践来看，讯问工作存在许多不足，主要问题是，有些讯问人员在未充分了解案情、把握现场信息的情况下，不能抓住重点内容，对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实施讯问，导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现场信息不一致。例如发生在浙江的俞某某抢劫案，在办案初期，讯问人员在未吃透案情、充分了解犯罪现场信息的情况下，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当犯罪嫌疑人交代抢劫杀人的基本犯罪事实时，讯问人员马上制作笔录进行固定。但对具体犯罪过程仅听犯罪嫌疑人自行供述，讯问人员对于作案工具、赃物去向、现场进出口、现场物品摆放位置、作案过程、手段等本应仔细盘问的重点问题未加强调和深究，也未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尸检、现场勘查、现场访问所取得的证据、信息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不能及时发现并合理排除犯罪现场信息与犯罪嫌疑人口供之间的矛盾，迫使犯罪嫌疑人彻底交代全部作案过程。当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细节与客观情况完全吻合时，反而令人对后期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有口供不稳定的嫌疑，也给犯罪嫌疑人翻供提供了一定条件。

(三)审讯过程中固定证据形式单一，录音录像不规范，严重影响有罪供述的证明力由于命案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比较普遍，侦办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对此有所预见，并及早采取相应对策，加以预防。但有些案件的审讯过程只用笔录固定，未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录音录像，甚至对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供述作案过程的经过也不加以固定。所以当犯罪嫌疑人翻供时，因为没有其有罪供述的视听资料，无法复原案犯供述时的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对犯罪嫌疑人翻供行为有效地予以驳斥。导致因犯罪嫌疑人翻供而极大地弱化了其原有罪供述的证明效力，使得侦查工作陷入被动或僵局。

(四)侦查人员未形成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对案件陛质认识不足，对证人取证不及时全面命案侦办过程中涉及的侦查措施、手段相比一般案件要多、要广，命案侦查办案应当是整体协同作战，对于各方面、各专业的线索、证据要互相印证，从而排除矛盾，客观地反映案件事实。但从案件剖析的情况看，各自为战的现象屡有发生。仍以发生在南方某省的熊某某杀人案件为例，在该案侦查的初始阶段，没有确定破案责任人，取证工作比较紊乱；在侦查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而各自为战。最初侦查机关认定该案件为故意伤害案，因为犯罪嫌疑人持刀砍人的犯罪事实有大量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但在办案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分工，侦查人员也未充分预见到该案发生地段和现场目击者的特殊性，没有及时固定梳理证人证言，排除其中的矛盾点，巩固证据体系，从而错过取证的最佳时机。当后来需要进一步取证时，证人或已不知去向，或因时间关系记忆出现偏差，使得证据的可信程度降低，直接影响到后期的移送起诉。

(五)侦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案件本身尚存的疑点及相关证据间存有的矛盾，未能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印证的证据体系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真相，是办案的首要任务。案件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结案的基本要求。认定案件事实的每一项证据都要经过审查核对，弄清来源和犯罪事实的关系。证据与证据之间要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印证的证据体系，以确保全部案件事实都有足够的证据。以发生在某省的邵某某故意杀人案件为例，有两处疑点办案人员未加核对印证：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作案时间与法医鉴定的受害人死亡时间相差2个小时；现场死者徐某某鞋子旁边遗留有一根项链，犯罪嫌疑人邵某某没有交代。这两处疑点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使得整个案件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严重影响了案情的侦破。再如，何某某故意伤害案中，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真实年龄不清，其打工单位登记的出生Et期、交代的出生日期与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提供的出生日期不一致。案件移送起诉后，在检察机关提议下，办案人员才与检察官一起赶赴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调查，然而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明，导致案件最终无法起诉。

二、原因

(一)执法观念落后于执法环境的要求当今社会执法环境越来越严峻，执法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越来越讲究实体与程序并重。但目前一些技术、侦查、办案人员思想中“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依然存在，对严格执法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足。执法理念的落后，导致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调查取证程序不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方式简单，从而影响取得证据的效力。

(二)部分民警的工作责任心有待进一步加强良好的敬业精神，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是提高办案质量的根本保证。部分民警在侦查办案过程中，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随意性。执法不严、违法办案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是经办民警责任心不强、作风不实的表现，是对刑事执法的严肃性缺乏充分认识的问题。

(三)民警业务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刑事侦查业务涉及众多领域，专业性很强，但是许多民警不积极主动学习，不认真钻研业务知识与技能；在实践中不深入剖析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无法快速提高侦查技能与水平。同时刑侦部门人员流动快，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业务素质与办案要求之间的不协调，导致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出现考虑问题不周全、运用技术能力不强、调查取证效率不高、针对犯罪嫌疑人翻供无法应对等情况，直接影响到侦办案件的整体质量。当然，这些案件出现不诉、无罪判决结果也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案件本身调查取证条件较差；有的是因为不同的执法部门对案件证据效力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标准，对相关证据的效力产生争议，影响了案件的诉讼进程。

三、对策

针对办案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刑事侦查部门必须认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要想提高命案办案质量，必须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法律意识，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程序意识贯穿整个办案过程当中，依法全面收集和使用证据刑侦部门各级领导都要高度重视执法工作，要教育广大民警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程序意识贯穿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整个过程当中，牢固树立以诉讼为目的的执法观念，增强干警的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案。要以犯罪嫌疑人能否受到依法惩处为标准，来衡量侦查工作的成效，从而促使广大民警从受案、立案、现场勘查开始，就注意依法全面搜集证据。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侦查人员，不仅要从侦查员的角度开展工作，还要从检察官和法官的立场来收集和使用证据。

(二)完善命案侦查办案工作机制，强化命案证据材料的合理性、有效性为适应现代诉讼体制的需要，刑事侦查部门必须完善命案侦查办案工作机制。刑事技术人员要积极开展现场重建工作，依据所发现的现场痕迹物证，还原其形成过程和动作顺序，并以相关的证据或专家分析意见来加以印证或支撑，为刑事诉讼活动服务；同时积极推广命案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有效提高讯问工作的质量和效力，为刑事诉讼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

(三)建立健全命案质量评判体系，完善审核把关制度按照合理性要求、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和侦查办案的要求，在刑事案件质量评判的基础上，针对命案的特点，探索建立一套合理的命案质量评估体系。重点是对命案现场勘查质量、调查取证质量进行全面的评估，进行合理的奖罚；落实和完善命案主办人责任制，提高主办人的业务工作权威性，以加强其工作责任心；对于投毒等易产生疑难问题的命案，应建立诉前把关制度。

(四)加强专业训练，重点提高侦查指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指挥能力，提升办案水平案件侦查的组织指挥人员的业务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对案件整体情况的把握能力，以及对办案民警工作质量的要求严格与否，是影响办案质量的关键。一个好的指挥员可以带出一批高质量的办案民警，一个差的指挥员也必然带出一批缺乏责任心的民警。因此，要提高刑侦人员的整体水平，首先要不断提高侦查指挥员的领导指挥水平、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运用能力，充分发挥其榜样示范作用。对办案民警要从严要求，从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侦查讯问到运用证据定案、制作法律文书等方面，逐一把关，要求人人养成严谨认真的办案习惯，保证每办一宗案件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分层次、分专业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刑警队伍的整体素质。刑侦技术部门要加强命案现场勘查骨干人员的培养，形成勘查案件所必需的全面、扎实、细致的作风，加强技能上的学习、研究和总结，提高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