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范文10篇

侦查范文篇1

本文作者：黄杰宋娟红工作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律师介入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一）口供中心主义面临挑战首先，律师可自由会见嫌疑人，不限次数、不被监听，使嫌疑人更加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实体上提升对所涉嫌犯罪的认识。其次，律师的程序性辩护使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意识增强，给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更高要求。再有，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本身素质较高，心理素质也较强，再加上律师的专业帮助，进一步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情绪，提高了防御意识。总之，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增大了犯罪嫌疑人抗审的可能性，翻供的情形会不断出现，必将影响案件的顺利查处。如北京市某检察院对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比率进行调查，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引起翻供的案件，达到翻供案件总数的80%以上。①（二）侦查模式受到挑战辩护律师的介入使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置于律师的监督之下，调查取证变得公开化、透明化，给长期形成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带来很大冲击。第一，新刑诉法规定了很多证据规则，比如不能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如果在侦查阶段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存在，在辩护律师的监督和主张下，所收集到的证据很可能在将来的诉讼活动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亦享有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与侦查人员处于同步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机关的取证优势，增加了取证难度。同时，一些过去使用的侦查手段在辩护律师介入后无法使用。比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实践中形成了办理窝串案的一系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现行刑诉法体制下，有关案件的线索、信息都由侦查部门一家掌握，在证据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辩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后，法律赋予其更强有力的辩护权利，侦查机关的这种优势局面必然会被打破，甚至出现订立攻守同盟、打草惊蛇等诸多不利情形，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窝串案带来阻碍。

应对辩护律师介入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理念，树立两个意识1.树立人权意识。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意味着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也不例外。律师在侦查阶段诉讼地位的明确正是基于这一立法原意。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转变“重打击、轻保护”陈旧执法理念，正确树立人权意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具体而言，侦查人员要做到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是要把犯罪嫌疑人当做平等的诉讼主体来对待，不得作出侮辱、贬低嫌疑人人格的不当行为，禁止刑讯逼供。2.程序意识。自侦部门任何一个程序上的违法都将是授人以柄，成为律师据以攻击的武器。因此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理念，树立牢固的程序意识，将程序观念贯穿侦查活动始终。大到每一个侦查环节的审批程序，小到每一份笔录的制作，都要做到程序合法，无可挑剔。同时要看到，新刑诉法关于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全面和严格，侦查人员要全面学习、熟练掌握。比如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明确了侦查机关具有告知的义务，如果没有及时告知将会涉嫌程序违法。（二）积极探索研究，做好两项工作1.搞好案件初查工作。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使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性增强，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稳定性降低，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而言只有转变依靠口供、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才能应对新刑诉法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不遗余力的做好初查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初查是审查的一种方式，是对管辖范围内的线索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活动。②初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前一个重要的阶段。初查内容包括案件事实，即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还包括涉案人员的有关情况。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职务犯罪是否能立案，被初查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法律的追究，所侦查的案件是否能够得以突破，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要降低对口供的依赖，减少翻供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将工作重心前移，向初查要效率、向初查要证据。在工作思路上，侦查人员应从由供到证的思维方式向由证到供转变，在接触案件、受理审查职务犯罪线索时，就要树立证据的意识和全局的意识，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为后续的侦查活动奠定基础。在工作流程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注重总结各种不同案件在初查阶段呈现的规律，探索诸如贪污、贿赂等类型案件在初查阶段应掌握哪方面的证据，哪种类型的证据等等。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才能使初查工作更具操作性和有效性。2.提高侦查技能。辩护律师的介入给职务犯罪侦查的取证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侦查部门应不断提高侦查技能，以应对新的挑战。第一，转变办案习惯。打破固有的封闭式办案习惯，做好在开放的环境下办案并接受律师监督的准备，着力提高透明条件下的工作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严谨的作风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第二，提高首次讯问质量。按照法律规定，在侦查机关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还未介入，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抓住首次讯问的时机，利用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初慌乱、恐惧的心理，从讯问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线索，打好这一时间差。要做好首次讯问，就要求侦查人员认真准备讯问提纲，充分利用初查阶段获取的嫌疑人的特征和弱点，并将之运用到讯问的策略上来，将第一次讯问成效最大化。第三，丰富侦查手段。口供依赖度的降低及取证难度增加都迫切需要侦查人员提高取证能力。新刑诉法首次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技术侦查权，侦查部门应依法运用好技侦手段，更好地为突破案件服务。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加强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审计、税务等领域的取证规律研究，不断拓展侦查手段，提高取证能力。（三）改变传统思想，强化一种关系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最直接的表现可能就是侦查人员与律师的接触会越来越频繁。摒弃传统的抵触律师的思想，强化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充分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实现的转变。从这个层面上讲，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仅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工作机制中也应有所创新。一方面要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律师的来访和咨询，包括接待地点的准备、回答律师提问的策略等。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已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避免程序违法，更重要的是应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取舍分析并加以利用，以更好的服务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

侦查范文篇2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侦查范文篇3

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关键词：侦查模式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第一道工序，是构筑整个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我国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是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侦查与庭审之间的机制冲突已成为刑事诉讼发的一大障碍。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认识各自的特点和改革发展呈现的共同趋势，以此理性地反思我国侦查模式，不断完善侦查程序，使之顺畅运行。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

(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侦查范文篇4

关键词诱惑侦查犯意诱发型提供机会型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破获此类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都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尽管诱惑侦查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入的探讨更付阙如，有的学者对此心存误解，导致实践中混淆是非，以讹传讹。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此文一抒己见，并求教于学界。

1、诱惑侦查的概念、类型及其界线

（一）诱惑侦查的概念辨析

虽然诱惑侦查在各国的犯罪侦查活动中都早已有之，但“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对我国的法学界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严格考究，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溯源于美国。从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论文，由于中日文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多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三十年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诱惑侦查即美国的“侦查陷阱”或“侦查圈套”（entrapment），实乃误解。因为entrapment在美国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美国司法部1981年《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General’sGuidelinesonFBIUndercoverOperations）的J项中亦认为entrapment乃“诱惑或鼓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手段”，并应尽可能避免。显然，美国对“圈套”或“陷阱”是持否定态度的。笔者注意到在美国关于entrapment的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encouragement”，可以直译为“刺激侦查”，美国对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的，实际上这才是笔者所说的诱惑侦查。所以诱惑侦查与“侦查陷阱”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涵盖了后者的含义。

笔者认为，对于诱惑侦查的完整界定应当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对“侦查”一词，因为存在各国的比较问题，有必要统一概念。按照狭义的理解，“侦查”在刑事诉讼中乃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显然失去了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违法的侦查”一说。但在国外，侦查只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职能行为，既包括公开的调查活动，也包括秘密的调查手段（即侦察），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实际上，中国的侦查可归属于传统的侦查模式，没有阶段的划分，都由侦查部门完成，属典型的“一步式侦查”，那么把它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理解也是存在合法与否问题的。基于此，本文采其广义的理解。

(二)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及其界线

纵观各种诱惑侦查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的两种可能：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这种“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的侦查行为是一种成功的侦查谋略；但如果被诱惑者仅仅是出于侦查者的过分诱导而犯罪，那这种手法马上会让人感到其致命的危险。其微妙之处在于它可能是使罪犯自投罗网的神奇道具，也可能使诱人犯罪的阴谋陷阱。

根据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一般认为诱惑侦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一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它的基本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他并无犯罪意图，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无异，所以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一个问号。在美国，类似的侦查方法曾经广泛，采用并被法律所容许，但在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Policeentrapment）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第二种类型则正好相反，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predisposition）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而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所以称之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它区别于前者的明显特征是有明确的诱惑目标（target），该目标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侦查者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犯罪行为的暴露，诱惑行为充其量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诱人犯罪的可能。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积极主动的行为相比，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诱惑侦查不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也就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转概念上把握诱惑侦查的类型似乎不难，但要具体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又以什么为标准呢？这在国外的学术界和司法界有着长期的争论。“主观标准说”(subjectiveapproach,predispositionstandard)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而“客观标准说”(objectiveapproach,reasonablesuspicionstandard)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按前一种标准，如果认为警方侦查属于犯意诱发，需要由被告方先提出受到“陷阱”引诱的证据，然后由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本来有犯意，而且须排除合理怀疑（reasonablesuspicion）；而后一种标准则意味着证明责任完全由被告方承担。这是关系到诱惑侦查是否违法和被告人提出的陷阱抗辩（entrapmentdefense）能否成立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单纯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或侦查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或许不能得出非常确切的归于何种类型的结论，但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两种类型则泾渭分明、不难区分了。结合前面所述的两种类型的特征，笔者提出划分诱惑侦查不同类型的如下三方面依据：

（1）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2）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国外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犯罪倾向的判断，往往考察其有无犯罪前科（criminalhistory），这固然是一个参考因素，但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犯罪嫌疑人对于提供的机会是热心（enthusiasm）而非极不情愿(unwillingness)，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可以认为犯意是其“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

（3）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由法官进行综合判断。美国著名的“席曼诉美国”案(ShermanV.UnitedStates,1958)正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的三方面标准是结合在一起的，它解决了单从某一方面孤立地判断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困难，更容易为具体案件的定性提供依据。而决定诱惑侦查类型的权力委诸法官，则解决了单纯从被告人角度和从侦查机关角度考虑问题的片面性。

2、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探析

（一）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分析

对诱惑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否就失去了评判它合法与否的必要了呢？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法律上没有肯定的就是违法的，其实这种结论从法理上分析未必正确。如果说合法即指合乎法律的明确规定，人们只能在这一界限内活动，那就同时意味着立法者对一切合法行为在法律上已经穷尽列举。然而要使立法涵盖一切合法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法律明确规定之外是否还有合法行为之评价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与法定主义相对的“宽容主义”标准，即一切行为只要符合法律原则的规定都可以推定为合法。由是观之，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是我们对某一行为的性质作出理性评判的最高依据，而有局限性的法条只是一个参考。而这个法律原则，笔者认为是：揭露犯罪、同犯罪作斗争，是侦查机关的义务，但不能为此目的而诱人犯罪。此外，诱惑侦查从性质上说仍是一种任意侦查（需要犯罪嫌疑人的自愿配合），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法律上事先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提出任意侦查不适用“法定原则”，对任意侦查必要性的掌握，需要根据正当程序的精神因案而异地进行具体判断。笔者认为，只有从法理角度切入，以广义的“法”为背景，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才能为刑事法律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从实体法上看，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从程序法上看，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值得商榷，至少把它加诸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并不妥当。首先，从实体法角度说，因“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而落网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有过先前的独立犯罪行为，即使单看被诱惑的犯罪，其主动权也是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犯罪行为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犯罪行为，诱惑者的参与在整个案件中不起主导作用，而仅是提供有利机会。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诱惑者提供机会的行为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危害。试问：对犯罪分子自己从事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怎么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呢？日本最高法院就认为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并不阻却犯罪行为人犯罪构成的该当性、责任性和违法性。其次，从程序法角度说，“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一般大多是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基本上都以确定的犯罪线索和特定的犯罪嫌疑目标为开始侦查的必备条件，即先有案件的发生，然后通过立案启动侦查程序，所以侦查活动的进行仍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势利导也是“势”在先而“引”在后；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案件并没有通过立案程序而进行初步侦查的情形，例如侦查机关对报案人的报告信息尚未有充分理由确信但情况又十分紧急，不通过诱惑侦查使潜在的犯罪分子暴露出来又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全力进行正式侦查又可能打草惊蛇或浪费不必要的力量），这种特殊侦查方式就成为了“先有犯罪事实，后有立案侦查，然后才是侦查手段的运用”的一点例外，这是法律对任意侦查手段的一种宽松态度。须知，通常案件发生后侦查机关对现场的勘察——这种最常见的侦查手段也是允许在立案前进行的。此外，如果我们抛开法条的局限，还会发现世界各国刑事侦查的不同类型有：（1）即时正式侦查型，指侦查主体一旦得到公民的告发、告诉、自首或在履行职务中发现犯罪线索，认为有可能发生犯罪时，立即进行侦查；（2）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结合型；（3）立案后侦查型，尤以中国为代表。在当今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隐蔽的时代，为更及时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立即进行侦查的迫切性已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有的学者呼吁中国应当采用的侦查程序是，侦查主体在得知可能存在犯罪线索或信息之后，应当立即采取初步侦查活动，只是对范围有一定限制，即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为妥。按照这种思路，我国传统的侦查程序有必要进行改造，即使因情况紧急而未经立案进行侦查也应允许。那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当是符合刑事程序法发展趋势的。况且，“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如果经过规范的审批程序，不能不说是对程序法原则的一种尊重。

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侦查行为的合理性角度出发，对支持“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反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的理由，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见。

（二）诱惑侦查的合理性分析

1．“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分析

首先，从其历史渊源来说，诱惑侦查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作为刑事侦查的特殊手段加以正式运用，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战期间的美国。但随着各种新型犯罪特别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诱惑侦查为各国所频频使用。尽管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逐渐引起社会各界质疑和批评，但这不能一笔抹杀诱惑侦查最初作为特殊案件侦破的手段的必要性。在无明显被害人的各种犯罪中，由于其天然的隐蔽性，靠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往往得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过程，对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适当程度的引诱，才能导致其自我暴露。所以从其历史沿革来说，它因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如果全盘否定诱惑侦查的现实合理性，或许我们面对的将是更为嚣张的犯罪浪潮。正因为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犯罪斗争的形势，“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为我所用而非排斥。其次，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必取一定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客观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原理的。象贩毒、组织、网络犯罪之类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而科学的控制论认为：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方便的条件，引导侦破工作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企图再次犯罪的嫌疑人就会落入法网。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以科学的控制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犯罪行为态势理论和趋利弊害心理学原理为理论依据，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法律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之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指出，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认识和意志因素外化）的结果。

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以其审慎的态度，掌握侦查权行使的程度。对诱惑手段进行合理节制，是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最本质的区别。本文第四部分述及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时还将谈到。

2．“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分析

合法的诱惑侦查不仅对打击犯罪来说功不可没，而且是符合法律的原则，但诱惑侦查的微妙之处也在与一旦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则走向了法律的反面。“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的运用实际上就形成国外所说的“侦查陷阱”，历来为各国的法律实践所警惕。虽然它也能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较大作用，然而从实体和程序法上分析不但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截然相左，而且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笔者认为它存在着以下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3、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探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笔者认为，所谓的后果可以分三个层次讨论：

其一，对于违法诱惑侦查而获得的证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来说，对于非法获得的口证予以排除是各国刑事诉讼的一致做法，但对因侦查手段违法而获得的物证是否排除，则尚无定论。侧重打击犯罪，追求实体真实的国家对非法获取的物证往往持宽容态度，而注重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的国家则采取严格的立场。美国的“毒树之果”（fruitofthepoisonoustree）理论乃是后者的代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诱惑、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只是一种笼统的规定，而什么是该条所说的“欺骗”，是什么种类的证据并没有司法解释加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解释》第61条只是对非法口证的排除，对非法获得的物证应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由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有着前文所述的重大危害，故属于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侦查行为，如若采用由此而获得的物证，实则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使用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物证。

其二，最重要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要受到处罚呢？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侦查机关违法的后果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和支持；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无罪开释，又似乎向他宣布这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助长了其侥幸心理。对此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过长期的争议，并已经形成“陷阱之法理”（LawofEntrapment）的理论和判例。联邦最高法院也肯定了基于“陷阱”的被告人的无罪抗辩，尽管理由并不一致，但无关宏旨。日本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几十年来曾有过对违法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不以犯罪论处的判例，也有过诱惑侦查的实施不影响被诱惑者罪责成立的判例；而在法学界则更是众说纷纭，有“无效果说或有罪说”、“无罪说”、“免诉说”、“驳回公诉说”等等，但理论和实务都是趋向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深受美国“陷阱之法理”影响的轨迹。笔者认为，鉴于违法诱惑侦查可能造成的对无辜者的不法伤害，如果认可侦查机关通过这种方式陷人入罪，无异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蔑视和对任何可能涉案的普通人的严重威胁。国外允许把“陷阱抗辩”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正是为了“保护无辜被告人并抑制侦查机关对警察权的滥用”，所以笔者赞同采取不对被告人予以处罚的做法（当然如果排除诱惑因素，犯罪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则另当别论）。尽管这可能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是犯罪，但由于侦查机关违法而导致这样的结局一旦在法庭上公开宣告，无论对侦查人员还是刑事被告人来说都不啻是一种更富意义的法制教育。

其三，违法诱惑侦查的诱惑者，即侦查人员或协助者应负什么责任呢？这在学术界的探讨很寥寥，似乎诱惑侦查的违法仅关乎犯罪嫌疑人的命运，于侦查者来说根本无责任可言。其实不然，权力的运作一旦失去节制，便成为一种专横之恶，规制违法侦查不能不规制其始作俑者。侦查机关执法犯法，事后又无人承担责任，显然与侦查的法治原则格格不入。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主动引诱或鼓励无犯意的人犯罪，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无异于教唆犯或从犯，其行为不但导致了自己犯罪，而且制造了另一个犯罪，所以应当对后果承担责任。对此，美国倾向于对警察不予处罚，但英国的规定是，警察至少应负“教唆”责任，除非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犯罪行为实行者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显著损害；警察并没有实际去参与犯罪活动；这个行动事先得到警察局长同意。笔者赞同采取英国这种做法。例如在贩毒案中，如果侦查人员诱使并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意，进而进行贩毒活动，则该诱惑者应以教唆犯的身份承担贩卖罪，但如果仅是提供机会，没有在该案中起主导作用，则另当别论。此外，对于决定实施“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其责任人员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以示警诫。转4、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实施，乃是鉴于侦破特殊案件的必要性而产生，然而一旦被侦查机关滥用，则可能成为侵权公民权利的“肮脏”手腕。所以各国普遍地对诱惑侦查从放任到规制，逐渐形成了一套将诱惑侦查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制度。美国通过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rrells-ShermanTest）、拉塞尔（Russell）案、汉普顿(Hampton)案以及托戈（Twigg）案，演绎了从对诱惑侦查的宽容到“陷阱之法理”限制再到纳入宪法的合法诉讼原则之轨迹；日本法学界在美国“陷阱之法理”思潮的影响下，更是标新立异，提出了规制诱惑侦查的诸多学说，表明了日本法学界企盼完善诉讼制度，规制违法侦查的强烈愿望。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理念却远远没有产生。但是，“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专横中权力之恶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鉴于其违法性，应当被坚决地予以排斥；而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则规定其是适用的条件，并在立法上予以肯定，使它真正有法律的依据。笔者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1）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如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1）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2）只限于、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3）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谈到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时也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才可进行诱惑侦查，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2）诱惑侦查适用对象

诱惑侦查的对象，本身就是区分不同类型诱惑侦查的标准之一，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对象是确定意味着该诱惑侦查是否方向明确，有的放失。从理论上看，凡是强调镇压犯罪之必要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比较宽泛的主张；而凡是强调人权保护、程序正当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严格限制的主张。例如，美国《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规定，被确定为诱惑侦查对象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a）根据情报提供者及其他手段获得的情报，足以怀疑对象有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可能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迹象时；（b）有关违法行为的机会的构成，包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诱惑乃至被直接鼓动的对象，具有实施计划性违法行为的倾向。日本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在司法运作中也将运用诱惑侦查的对象限制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以保障宪法所保护的包括个人隐私权（privacy）和自律权在内的国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在我国，对于侦查权的控制不尽如人意，所以也应当对诱惑侦查的对象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立法例，诱惑侦查的对象必须是“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3）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

侦查权的行使必须受到节制，所以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无论是教唆目标人进行犯罪或者强制进行犯罪，都是借诱惑侦查之名行引诱犯罪之实，以达到不法的目的和利益，完全有悖于诱惑侦查的要旨。如果在这种诱惑侦查中疑惑者的行为实质上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制造新的犯罪而不是打击犯罪。只有禁止高度诱惑性手段，而限于提供一种中立性的一般的机会，才能把诱惑的手段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一言以蔽之，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度诱惑行为，乃是诱惑侦查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4）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侦查范文篇5

****年6月15日，我曾在这里就侦查监督工作做了六项承诺。一年来，在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和各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广大干警的大力支持下，在****和****的积极配合下，与全处同志一道，认真学习和实践同志"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坚持"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较好地兑现了承诺。现将工作情况作如下汇报，请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予以评议。

1、在"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坚持"两个基本"，保证打击效果；二是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三是强化监督，严格执法，坚决防止和纠正打击不力；四是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等措施，充分发挥审查批捕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作了应尽的努力。严打以来，全省共批捕犯罪嫌疑人*****人，平均办案时限由原来的****天缩短为****天。

2、在严格执法，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年的**件不捕案件和****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3、在强化"两项"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件****人，在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件****人，介入侦查***件***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件***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在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5、在深化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普遍增强。

6、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在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感到自身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思想观念上不够解放，改革的步伐迈的不大；二是工作开展的不平衡，立案监督工作还存在空白点；三是部分干警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解决。

侦查范文篇6

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2严格执法。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3强化两项监督。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说理性普遍增强。5深化改革。

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6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7加强管理。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看更多范文请搜索浙江秘书网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侦查范文篇7

关键词：催眠侦查催眠者催眠状态侦查人员摄心术角色属性催眠原则催眠过程催眠技巧注意问题数字法催眠作用

引言：

随着侦查环境进入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有利于发展案件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随着民主改革日益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之际，人权保障愈发受到重视，影响所及势必使打击犯罪的侦查工作备受掣肘，作为警察将陷于维护治安和保障人权的两难之间。因此，为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发现事实的职责下身陷法网，在侦查环境的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

在我国，当犯罪发生以后，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的认知，除了部分案件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外，大部分均来自目击证人或被害人的供述。而一般目击证人因认知上的偏见或掺杂个人的臆测或扭曲，时常导致不正确的证词出现，如有利害关系更容易造成说谎；被害人易因惊吓造成精神创伤，导致回忆困难或不愿再回忆不愉快的犯罪案件；再则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被害人和目击证人会遗忘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细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供述的正确性发生变化，使侦查人员无法确实了解犯罪过程，掌握案情，进而使侦查方向发生错误，陷于迷雾之中，无法突破案情。然而，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在国外，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侦查陷入困境，无法顺利破获案件时，便使用催眠技术协助发展侦查线索，为侦查犯罪提供相关参考。

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使始于1962年美国催眠学家Bryan和Arons的大力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侦查方式。它以催眠术来破获案件，基于心理学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通过催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目击证人，应道受测者放松心情，减低其潜在压力，痛苦与恐惧，使其集中潜意识，正确回忆其曾经经历或见闻过而存储于潜意识之下的事实，发展有利于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的新型侦查方式。

1976年7月美国桥奇拉州发生二十六名学生和司机被蒙面歹徒绑架。被绑架的学生和司机随即被歹徒埋到该州以采石场地下。其中司机和两名年纪较大的学生挖掘出地面顺利逃出。该名司机在正常状况下被询问，但其回忆并不完全，警方无法得到有利信息，随将此案置隔起来。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鉴于司机曾看过歹徒货车车牌的两个号码，因此考虑运用催眠。司机经过检查，符合催眠条件。司机于是被催眠到一种普通的催眠状态下，以年龄倒退法把时光倒退到绑架的当日下午而，利用心像屏幕控制回忆状况。在催眠过程中，除了歹徒车牌的一个数字外，司机成功回忆出全部过程及车号，美国警方随即破获了这起举世著名的桥奇拉绑架案。在1986年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审判BradlleyCounty持枪抢劫和二级谋杀案，1987年美国堪萨斯州法院审判FrankRock故意杀人案和1988年美国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审判一场肇事案件中，均不同程度的采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证据。由此可见，催眠运用于司法方面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运用在侦查或收集证据方面，这仅仅是利用催眠获得证人的回忆资料，协助犯罪侦查；第二个目的是使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法庭上的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资料。

侦查催眠运用催眠年龄倒退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被催眠者在催眠过程中的反应为一系列顺从行为，需要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依据催眠原理，适合侦查催眠的对象是证人或被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侦查催眠，就需要深入了解进行侦查催眠应遵循的原则、侦查催眠的方法与过程、侦查催眠的技巧以及在侦查催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催眠侦查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为了保证催眠的公正合法性，侦查人员和催眠者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英国内政部及美国联邦侦查机关制定的关于侦查催眠原则，提出以下几点，用来作为我国进行催眠侦查时的参考。

1、接受催眠的对象是自愿参加，不受任何干涉或胁迫。

2、接受催眠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目击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3、催眠师必须是催眠经验丰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

4、侦查人员只能对催眠者提供案件的最基本资料。

5、侦查人员不能担任侦查案件的催眠师。

6、催眠师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或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某种利害关系。

7、被催眠者应当在催眠前对催眠者叙述他所知事实，并记录在案。

8、在催眠实施时，应该对催眠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9、在催眠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侦查人员参与，保证催眠的合法性。

10、催眠所得结论的价值性与证据性均须有相关的证据得以最终证明。11、为保证催眠侦查的真实可靠性和公正合法性，催眠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应交予相关机关进行鉴定。

二、催眠侦查的方法与过程

催眠通常是指两个人之间许多内外在过程中的一种互动。这些过程是彼此互不独立的存在，包括选择性的注意力、想象力、顺从、角色属性、扮演及放松、暗示的感受等。而暗示则为催眠的重心，暗示就是催眠者给予被催眠者一个观念，而被催眠者会有一种强迫，自动性质的反应。由于暗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观念，其它的观念就自然的受到抑制，而成为精神统一的状态，接着就发生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身体运动，而只要有这些微微运动的方式，自然会产生一种运动强化的交互作用，如果在加以适当诱导，观念运动更容易激烈，更容易接受暗示，从而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

在心理学中，将催眠状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催眠状态为轻度状态。催眠诱导法中，最确实容易的方法就是利用“观念运动”。观念运动就是使暗示表现在身体的运动。简单的观念运动暗示就是手臂的上升，另一观念运动的暗示使姿势的摇动。观念运动一发生，就标志着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第二阶段催眠状态为中度状态。它是观念运动暗示与改变身体知觉的意识即改变观念知暗示相结合，使身体的某些生理反应发生变化，如心脏跳动速率的变化。第三阶段催眠状态为深度状态。这种暗示直接改变人当时的感受，致使人觉得时间不是过的很快就是很慢，甚至于遗忘。有关侦查的催眠便是运用催眠过程中这一年龄退化暗示，即暗示被催眠者重新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一时光，让他再次体验该事件的感受，从头到尾向侦查人员叙述整个发生的过程。由此依据催眠理论的方法与过程，可将侦查催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被催眠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基础。为了缓和被催眠者的焦虑和消除催眠过程中的神秘性，应在催眠进行前预演催眠时要做的步骤，并提供被催眠者一些有关遗忘的原因和恢复记忆可能性的简单解释。

第二阶段：侦查催眠的准备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要求催眠实施者与侦查人员知晓基本犯罪资料，用以了解案情，同时也需要了解做侦查催眠的整个背景及受催眠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有脑部损伤，听觉是否损害，是否有精神方面症状等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有特别的诊断。其次考虑催眠环境、地点、时间是否适当，尽量避免影响被催眠者的情绪。

第三阶段：诱导式催眠逐步向深度催眠状态加强阶段。这一阶段是催眠者令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后，应逐步强化对被催眠者的暗示程度，加强受测者的身体感受性。这一阶段是侦查催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催眠侦查能否成功。因此需要催眠者把握好深化技巧，典型的深化技巧有：从十倒数到零的倒数法，意念运动法如使被催眠者感受手臂漂浮在空中、身体失重等，以及心像暗示法包括使被催眠者想象高山、沙滩、城市等。

第四阶段：导出案件相关资料阶段。为了帮助被催眠者恢复记忆，应确定犯罪现场和时间的变向。为了配合被催眠者回忆的步调，通常使用自由的诱导指令。在这一阶段应运用警方相关专家对被催眠者的描述加以描绘，便于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解除催眠作用阶段。通过催眠者诱导被使催眠者的情绪逐渐平静，放松及恢复正常。帮助被催眠者清醒的方法有数数字法或催眠者自己的诱导方式。待被催眠者完全清醒后，催眠者应回答被催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三、催眠侦查中的相关技巧

（一）、放松技巧：在许多诱导程序中，通过结合各种松弛技巧的方式（如重复暗示放松、镇静、平静等)来获得最佳效果。然后再暗示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有沉重感觉(如四肢无力、模糊、疲倦等）。在侦查催眠过程中，放松与沉重的暗示必须很缓慢的进行。在暗示被催眠者身体的各个部分放松或沉重前，须有技巧性的暂停。这种方法不仅在时间上允许被催眠者对暗示内容的了解与融入外，也能使被催眠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所暗示的影像。因此，在放松暗示阶段需要有技巧性的停顿，稍做暂停后立刻变换另一暗示。将其切分成多个短节奏的拍子，并进行匀整和谐的变换，是催眠的重要秘诀之一。

（二）、沉重手臂暗示技巧：在放松之后，通常使用“沉重手臂”的暗示。这种暗示经常当作催眠深度的指标。在标准的催眠技巧中催眠者通常对被催眠者进行重复的手臂沉重暗示。这个暗示很巧妙地把手臂沉重和进入更深层次的催眠状态结合在一起。

侦查范文篇8

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随着民主改革日益提高，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之际，人权保障愈发受到重视，影响所及势必使打击犯罪的侦查工作备受掣肘，作为警察将陷于维护治安和保障人权的两难之间。因此，为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发现事实的职责下身陷法网，在侦查环境的变动交替时代，侦查人员应致力拓展侦查思维，发展侦查方式，为我国犯罪侦查注入新的侦查观念。

在我国，当犯罪发生以后，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的认知，除了部分案件由侦查人员主动发现外，大部分均来自目击证人或被害人的供述。而一般目击证人因认知上的偏见或掺杂个人的臆测或扭曲，时常导致不正确的证词出现，如有利害关系更容易造成说谎；被害人易因惊吓造成精神创伤，导致回忆困难或不愿再回忆不愉快的犯罪案件；再则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被害人和目击证人会遗忘曾经经历过的事件细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供述的正确性发生变化，使侦查人员无法确实了解犯罪过程，掌握案情，进而使侦查方向发生错误，陷于迷雾之中，无法突破案情。然而，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在国外，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犯罪侦查过程中，如果遇到侦查陷入困境，无法顺利破获案件时，便使用催眠技术协助发展侦查线索，为侦查犯罪提供相关参考。

催眠侦查作为新的一种侦查方式，使始于1962年美国催眠学家Bryan和Arons的大力倡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侦查方式。它以催眠术来破获案件，基于心理学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通过催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目击证人，应道受测者放松心情，减低其潜在压力，痛苦与恐惧，使其集中潜意识，正确回忆其曾经经历或见闻过而存储于潜意识之下的事实，发展有利于侦查的线索，勾画出犯罪现场原貌，重现犯罪现场，协助发展侦查方向的新型侦查方式。

1976年7月美国桥奇拉州发生二十六名学生和司机被蒙面歹徒绑架。被绑架的学生和司机随即被歹徒埋到该州以采石场地下。其中司机和两名年纪较大的学生挖掘出地面顺利逃出。该名司机在正常状况下被询问，但其回忆并不完全，警方无法得到有利信息，随将此案置隔起来。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接管此案，鉴于司机曾看过歹徒货车车牌的两个号码，因此考虑运用催眠。司机经过检查，符合催眠条件。司机于是被催眠到一种普通的催眠状态下，以年龄倒退法把时光倒退到绑架的当日下午而，利用心像屏幕控制回忆状况。在催眠过程中，除了歹徒车牌的一个数字外，司机成功回忆出全部过程及车号，美国警方随即破获了这起举世著名的桥奇拉绑架案。在1986年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审判BradlleyCounty持枪抢劫和二级谋杀案，1987年美国堪萨斯州法院审判FrankRock故意杀人案和1988年美国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审判一场肇事案件中，均不同程度的采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证据。由此可见，催眠运用于司法方面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运用在侦查或收集证据方面，这仅仅是利用催眠获得证人的回忆资料，协助犯罪侦查；第二个目的是使用催眠证人的回忆当作法庭上的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资料。

侦查催眠运用催眠年龄倒退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被催眠者在催眠过程中的反应为一系列顺从行为，需要催眠者与被催眠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依据催眠原理，适合侦查催眠的对象是证人或被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侦查催眠，就需要深入了解进行侦查催眠应遵循的原则、侦查催眠的方法与过程、侦查催眠的技巧以及在侦查催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催眠侦查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为了保证催眠的公正合法性，侦查人员和催眠者必须遵循特定的原则。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英国内政部及美国联邦侦查机关制定的关于侦查催眠原则，提出以下几点，用来作为我国进行催眠侦查时的参考。

1、接受催眠的对象是自愿参加，不受任何干涉或胁迫。

2、接受催眠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目击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3、催眠师必须是催眠经验丰富的合格精神医师或心理医师。

4、侦查人员只能对催眠者提供案件的最基本资料。

5、侦查人员不能担任侦查案件的催眠师。

6、催眠师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或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某种利害关系。

7、被催眠者应当在催眠前对催眠者叙述他所知事实，并记录在案。

8、在催眠实施时，应该对催眠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9、在催眠过程中，至少有两名侦查人员参与，保证催眠的合法性。

10、催眠所得结论的价值性与证据性均须有相关的证据得以最终证明。

11、为保证催眠侦查的真实可靠性和公正合法性，催眠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应交予相关机关进行鉴定。

二、催眠侦查的方法与过程

催眠通常是指两个人之间许多内外在过程中的一种互动。这些过程是彼此互不独立的存在，包括选择性的注意力、想象力、顺从、角色属性、扮演及放松、暗示的感受等。而暗示则为催眠的重心，暗示就是催眠者给予被催眠者一个观念，而被催眠者会有一种强迫，自动性质的反应。由于暗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观念，其它的观念就自然的受到抑制，而成为精神统一的状态，接着就发生和这种观念一致的身体运动，而只要有这些微微运动的方式，自然会产生一种运动强化的交互作用，如果在加以适当诱导，观念运动更容易激烈，更容易接受暗示，从而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

在心理学中，将催眠状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催眠状态为轻度状态。催眠诱导法中，最确实容易的方法就是利用“观念运动”。观念运动就是使暗示表现在身体的运动。简单的观念运动暗示就是手臂的上升，另一观念运动的暗示使姿势的摇动。观念运动一发生，就标志着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第二阶段催眠状态为中度状态。它是观念运动暗示与改变身体知觉的意识即改变观念知暗示相结合，使身体的某些生理反应发生变化，如心脏跳动速率的变化。第三阶段催眠状态为深度状态。这种暗示直接改变人当时的感受，致使人觉得时间不是过的很快就是很慢，甚至于遗忘。有关侦查的催眠便是运用催眠过程中这一年龄退化暗示，即暗示被催眠者重新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那一时光，让他再次体验该事件的感受，从头到尾向侦查人员叙述整个发生的过程。由此依据催眠理论的方法与过程，可将侦查催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被催眠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基础。为了缓和被催眠者的焦虑和消除催眠过程中的神秘性，应在催眠进行前预演催眠时要做的步骤，并提供被催眠者一些有关遗忘的原因和恢复记忆可能性的简单解释。

第二阶段：侦查催眠的准备阶段。这是进行侦查催眠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要求催眠实施者与侦查人员知晓基本犯罪资料，用以了解案情，同时也需要了解做侦查催眠的整个背景及受催眠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是否有脑部损伤，听觉是否损害，是否有精神方面症状等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有特别的诊断。其次考虑催眠环境、地点、时间是否适当，尽量避免影响被催眠者的情绪。

第三阶段：诱导式催眠逐步向深度催眠状态加强阶段。这一阶段是催眠者令被催眠者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后，应逐步强化对被催眠者的暗示程度，加强受测者的身体感受性。这一阶段是侦查催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直接关系到催眠侦查能否成功。因此需要催眠者把握好深化技巧，典型的深化技巧有：从十倒数到零的倒数法，意念运动法如使被催眠者感受手臂漂浮在空中、身体失重等，以及心像暗示法包括使被催眠者想象高山、沙滩、城市等。

第四阶段：导出案件相关资料阶段。为了帮助被催眠者恢复记忆，应确定犯罪现场和时间的变向。为了配合被催眠者回忆的步调，通常使用自由的诱导指令。在这一阶段应运用警方相关专家对被催眠者的描述加以描绘，便于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解除催眠作用阶段。通过催眠者诱导被使催眠者的情绪逐渐平静，放松及恢复正常。帮助被催眠者清醒的方法有数数字法或催眠者自己的诱导方式。待被催眠者完全清醒后，催眠者应回答被催眠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三、催眠侦查中的相关技巧

（一）、放松技巧：在许多诱导程序中，通过结合各种松弛技巧的方式（如重复暗示放松、镇静、平静等)来获得最佳效果。然后再暗示身体不同部位出现有沉重感觉(如四肢无力、模糊、疲倦等）。在侦查催眠过程中，放松与沉重的暗示必须很缓慢的进行。在暗示被催眠者身体的各个部分放松或沉重前，须有技巧性的暂停。这种方法不仅在时间上允许被催眠者对暗示内容的了解与融入外，也能使被催眠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看到所暗示的影像。因此，在放松暗示阶段需要有技巧性的停顿，稍做暂停后立刻变换另一暗示。将其切分成多个短节奏的拍子，并进行匀整和谐的变换，是催眠的重要秘诀之一。

（二）、沉重手臂暗示技巧：在放松之后，通常使用“沉重手臂”的暗示。这种暗示经常当作催眠深度的指标。在标准的催眠技巧中催眠者通常对被催眠者进行重复的手臂沉重暗示。这个暗示很巧妙地把手臂沉重和进入更深层次的催眠状态结合在一起。

（三）、深化催眠技巧：如果被催眠者必须要有某种较长时间保持催眠状态，应该使用深化催眠技巧。这种技巧与放松技巧大致相同，一般使用从十到零倒数法。

（四）、想象看到影像的技巧：因为看影像的技巧在回忆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暗示被催眠者想象自己是坐在电影院里或坐在电视机前，而被催眠者曾经体验过的故事正在一幕幕的出现在屏幕上，并暗示被催眠者可以安全的再次体验该事件。如此设计能使被催眠者将他们的思想放射到心像屏幕。在这一过程中，催眠者应该注意，不要过多的对被催眠者进行提示，以免对被催眠者产生干扰。

（五）、适时修正催眠技巧：通常要使被催眠者达到某种状态，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诱导方法，然而在催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某种突发的环境状况或被催眠者个人性格上的需要。应此，在催眠侦查过程中，要能适时修正催眠诱导方法。当发生类似情况时，催眠者要进行某种干扰，并且巧妙的善用将这种干扰并入被催眠者的暗示，将这种突发情况变为有利因素。

四、催眠侦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影响催眠效果的因素众多，在催眠过程中，为了使被催眠者更好的接受催眠，达到最佳催眠效果，须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催眠师的选择。通常要选择一些威望较高、拥有自信成功态度和举止的催眠师。威望本身意味着命令、权力和取得对方的信任。来自一位权威人士的暗示，通常更容易被受测者接受。

第二、要结合被催眠者年龄、性别、只能、意识、清醒状态做出合理的催眠计划。从年龄方面将，通常小孩的批判态度尚未发展完全，易毫不犹豫的接受暗示；从性别方面讲，女人较男人拥有较高的身体感受性；从智能方面讲，良好的智能有着高感受性倾向。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优越的想象能力和注意力与优越的智能有关，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因素；从意识清醒程度上来看，当被催眠者的意识是清醒的且了解暗示，便会做出选择或接受，但若其意识被减低到类似催眠的恍惚状态，其身体感受性便会大大提高。

侦查范文篇9

称谓不同,实际含义并无大的区别。诱惑侦查一般是指侦查人员或者其人为获取某些犯罪证据而积极引诱行为人实施犯罪活动。后期的理论发展使得诱惑侦查的研究被不断细化,并被学者分为两类:一是“机会提供型”,即犯罪分子本来就有犯罪意图或者已有先前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只是为其实施犯罪提供一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二是“犯意诱发型”,即对原来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实质而言,不论是机会提供型还是犯意引诱型,只要是诱惑性侦查,都因一定程度上具有“犯意诱惑”而落入了教唆的影子下,有细究必要。

我国立法虽然没有以明文规定的方式让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保卫社会方面取得豁免,但相关的司法解释却在诱惑侦查的通行上早已有所松动。如在2000年1月的《全国法院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办案中对他人进行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被告人应该从轻处罚,无论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当判处死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3月颁布实施的《关于试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犯罪之一>的通知》第3条规定也作了类似规定。

除上述两个规范文件之外,在司法实务中就笔者所接触的案件看来,诱惑侦查手段被经常性地运用到贩秽物品牟利、容留介绍、行贿等案件侦破中。而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执法人员运用诱惑手段获取违法行为的证据早已成为常态,孙中界、张晖事件所反映的“钓鱼执法”手段便是诱惑取证的典型表现。随着“钓鱼执法”手段在行政法领域遭到质疑和全面反思,刑事法领域的诱惑侦查也应当经历一个刑法上的反思或曰审查。

二、诱惑侦查的刑法审查诱惑侦查涉及两方当事人,一方是具有犯罪嫌疑的被诱惑者,另一方面是代表公权与正义的诱惑侦查者(以下简称诱惑者)。在两方当事人的审查视角中,除自视正当外,另一方都被视为有伦理上的非正义性。在诱惑者的审查视角中,被诱惑者或者具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或者具有犯罪实施的性质只是缺少确凿证据加以佐证),因此被诱惑者具有特别的人身危险性,出于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正义立场,诱惑侦查取得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在被诱惑者的审查视角下,诱惑者不但没有尽到“正”的指引、善的循诱,反而教唆、引诱自己犯罪,将自己作为实现诱惑者追求刑罚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甚至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自己被作为诱惑者实现犯罪的工具,诱惑者同样具有伦理上的非难性。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但这种二元视角的观点对立,提醒我们诱惑侦查只有放在超越当事双方的刑法规范立场中予以二元评说,才可能取得客观的结论,分述如下。

一)诱惑侦查犯罪本质的审查犯罪的本质在理论上是富有争论的,但主流的倾向意见是法益侵害说。法益侵害说是在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的横空出世,将法理学背景转换到利益法学下,由毕伦巴姆在1843年发表的《犯罪概念中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一文中提出的。“法益不是权利,而是以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个人或集体所享有的,在自然意义上能够伤害的实体利益。”重要的、基本的利益被纳入到刑法保护范围,便形成刑法法益。法益依附于立法者意志而设定的规范,行为人以侵害法益为中介达到了违反规范的结果。犯罪在实质上侵害了法益,在形式上违反了规范。法益侵害说的诞生使刑法上的犯罪具有了实质内容。以法益侵害说来审视诱惑侦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诱惑者的法益侵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在何种年代何种刑法,诱惑他人犯罪都具有本质的恶。无论是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还是犯罪引诱型的诱惑侦查,直接的是对被引诱人的利益侵害,间接的是对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侵害;客观上是对被引诱者的现实利益侵害,主观是对社会与国家利益的潜在侵害。在程序法实用主义的光环下,诱惑侦查的法益侵害性因侦查目的之正当性,使得其实体法上的法益侵害性被淡化甚至忽略。因为研究者法益侵害的目光被吸引到了被诱惑者之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上。其实在诱惑者与被诱惑者二元分析视角下,被诱惑者的法益侵害性值得重视,诱惑者的法益侵害性同样值得重视。如果被诱惑者因法益侵害应受到道义谴责,诱惑侦查者的法益侵害同样应受到道义谴责。

虽然诱惑者的法益侵害相比于被诱惑者的法益侵害略微轻些。

二)诱惑侦查的罪责审查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定罪的主观根据,与客观方面(曰罪体)共同构成犯罪构成的两大支柱。罪体展现了犯罪行为样态,罪责展现了主观恶性。罪责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在具备罪体的情况下,行为上的可归责性,也是就刑事责任的承担。大陆的刑法理论中,罪责被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有责性来加以把握的。而我国承继苏联刑法理论,罪责被视为一种罪—责—刑的逻辑结构,罪责的必然后果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承担以主观罪责为前提。罪责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责任能力,这是归责的前提;二是责任的形式,故意与过失。具备了这两个要素,行为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罪责的本质是以责任能力的先决条件为基础的心理存在和规范判断之间的一种评价关系;给予造成违法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缺陷;罪责是指违法行为的可责性。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罪责责难的支撑点在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心理事实);从规范角度,对罪责责难的支撑点在于行为人在适合心理学角度所描述的心理可能性时,期望行为人以合乎规范的行为代替事实上发生的不合规范的行为(评价特征)。依古典的道义责任观看来,诱惑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实行引诱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果应当归属于引诱人,诱惑人对被诱惑人的行为和结果,应受道义上的责难。比起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论,在诱惑侦查中,用主观学派的社会责任论来解释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罪责会更令人信服。如被诱惑人的犯罪并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诱惑侦查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如案件指标、奖惩规定)、诱惑者所提供给被诱惑者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综合因素的共同结果。由此看来,被诱惑者的“意志自由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幻想,意志自由不仅是背离了科学的杜撰,而且是有害于社会安全及稳定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所以依主观学派的罪责审查,对被诱惑者进行苛责,将会因被诱惑者自由意志的缺乏而受到质疑,相反,诱惑者将会因其危险性格而应受惩罚将会得到有力支持。现行讨论多关注于对被诱惑者进行制裁,使被诱惑者承担了诱惑者与被诱惑者应共同致害的全部责任诱惑者却不受任何道义谴责,违反了罪责自负理论。

三)诱惑侦查的共同犯罪审查依对诱惑侦查的罪责分析,诱惑者与被诱惑者在主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可责难性。从主观方面而言,诱惑侦查所实施的诱惑行为一般都有明确的指向,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使被诱惑者的行为指向都有明确认识。在这种对自己与他人行为均有认识的双重认知下,依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部分行为共同说诱惑侦查者与被诱惑者在行为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也是没有疑问的①。在共同犯罪中,被诱惑者是正犯,而诱惑侦查者充当了诱使一个无辜者陷入警方圈套、引诱一个无辜者的主观之恶践行于现实的帮助犯、教唆犯角色。

在共同犯罪的框架内部,理论研究基本都是沿着正犯与共犯两条线索建立起来的。共犯的犯罪性,刑法理论上又存在着共犯从属性和共犯独立性。共犯从属性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共犯对于正犯具有从属性,共犯的成立及可罚性以存在一定的实行行为为必要前提。在正犯已经构成犯罪并具有可罚性的情况下,共犯便具有了可罚性。依此看来,诱惑侦查的可罚性在于被诱惑者的犯罪行为,被诱惑者的行为可罚性使得诱惑者的行为也具有可罚性。共犯独立说从主观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犯罪乃行为人恶习的表现,共犯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系行为人表现其固有的反社会的危险并对结果具有原因力,行为人独立构成犯罪。教唆或帮助不过是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决意的方法而已,与实行行为无异,应独立构成犯罪。

依共犯从属性说,被诱惑者行为停留在未遂状态,诱惑者作为共犯的教唆犯依附于实行犯应该受到惩罚,除非被教唆者未依教唆而产生犯罪决意或者虽然接受教唆但未实施行为;依共犯独立说,诱惑犯罪即以诱人犯罪为目的,其行为具有显然恶性,并且我国《刑法》对于教唆犯之所以采取独立处罚主义,就在于教唆行为本身具有反社会性,基于此,不论被引诱人有无实行诱惑之犯罪行为,均不影响诱惑者———教唆行为的成立。所以不论依共犯的从属性还是依共犯独立性对诱惑犯罪的分析结论同样是殊途而归,即诱惑者与被诱惑者一样具有可罚性。所以教唆理论在解释诱惑侦查中二元主体犯罪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被教唆人接受教唆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按共同犯罪处理。在被教唆人没有接受教唆或者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的场合,则要按非共同犯罪的教唆犯来处理。只是在具体的量刑上,需要从酌定或法定来加以综合权衡。

四)诱惑侦查的刑罚目的审查刑罚目的在历经千年探讨后,现大致认为刑罚目的应在报应与预防之间两头兼顾,报应与预防并非水火不容。报应论是在通过惩治犯罪恢复社会心理,表达正义的思想下发展起来的,关注的是正义。预防论是在维护社会生活的经验哲学上发展起来的,关注的是功利,认为刑罚的正当根据在于包括一般预防和再犯的特殊预防。在恢复性司法的潮流下,我国刑罚适用更多的倾向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方面,但同样没有放弃古典主义的道义责任。

从报应与威慑的角度看来,对被诱惑人科处刑罚必须与被诱惑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而被诱惑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从现实已发生危害的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人或许发生了犯罪行为,但不排除被诱惑人在机会提供之前或未发现犯罪机会时放弃犯罪打算。而诱惑者为了实现对他人过往危害的追究,通过布局机会、环境,打乱被诱惑人的主观弃恶心理,让罪恶之心重归社会,让潜在的社会危险落实为具体危害。即使被诱惑者在诱惑者导演的戏剧下,被诱惑者的社会危害在有效控制下,但这种有效控制本身就建立在概然性的预测下,失控情形也同样不能避免。在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或许根本无犯罪意图(如孙中界事件),从报应角度来看诱惑者在扮演着教唆角色,使被诱惑者从事法益侵害。不仅刑罚的报应目的没有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同样也没有达到;一般预防没有实现,特别预防更无从谈起。

三、余论虽然理论上分析看来,诱惑侦查具有刑法上的非正义性但各国立法例对诱惑侦查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处罚的规定不尽相同。肯定态度的有如1950年《希腊刑法》第46条第2项规定:“以在未遂或预备状态逮捕人犯之目的,故意使人实施不能完成之犯罪者,按正犯之刑减轻至二分之一。”1932年《波兰刑法》第30条规定:“教唆犯及从犯预防其行为之犯罪结果者,不负刑事贵任。”“教唆犯、从犯曾力图防止行为之犯罪结果者,法院得减其刑。”“对他人提起刑事诉讼而煽动其犯罪者,不适用之。”

此两国刑法均承认诱惑侦查的犯罪性和可罚性。

持否定态度的有如在德国,判例受学界陷害教唆不罚的影响,否认其犯罪性。而法国实例仅涉及被教唆者的责任,对于教唆者的陷害教唆手段,判决中虽也认为违反道德,具有犯罪特征,但因其系政府公务员侦查犯罪的方法,因而未进一步加以追究。日本与我国台湾的处理情形也同德法相似。

侦查范文篇10

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2严格执法。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3强化两项监督。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说理性普遍增强。5深化改革。

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6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7加强管理。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看更多范文请搜索浙江秘书网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