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范文10篇

侦查权范文篇1

社会对职务犯罪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侦查权配置的无限遐想。在众说纷纭的学说之中，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出发，考察制度实践中的运作，发现其中真正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各国除了赋予侦查机关普通侦查权{1}以外，还要赋予侦查机关的特殊权力，以实现侦查的较好效果。由于一般侦查权的普遍性，以及职务犯罪对侦查权的特殊要求，特殊侦查权在反腐败案件中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在此笔者主要讨论侦查机关的特殊侦查权。

（一）更为便捷、更有约束力的特别调查权

为了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各国一般都赋予了追诉机构较大的权力，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更加便捷、更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香港廉政公署集司法与行政职能于一身，主要职责是调查一切违反各项条例规定的贪污舞弊案件，并立案检举或进行处罚。廉政公署官员被授予广泛的权力，{2}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廉政公署有权无需拘捕令而拘捕嫌犯，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的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它可以在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廉政公署有一支135人的秘密跟踪队伍，配有车辆、录音、录像设备。这支队伍高度保密，办公地点另设，人员身份不公开，不参与公开行动。廉政公署由最高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同时向立法机关汇报工作。香港有关法律规定和惯例还使它与香港的公务员系统相分离，可以独立自主地运作，拥有调查的特别权力和执行其工作任务所需的充足资源，这些都决定了它在高效打击腐败犯罪方面能充分发挥作用。

新加坡法律赋予反贪机构广泛的权力。根据《防止贪污法》的规定，贪污调查局主要有以下特殊职权，无证逮捕权等特别调查权，{3}并且根据该法第21条规定，地方法官或局长根据资料或经过必要的调查确信某个地方藏有罪证，地方法官或局长可授权特别调查员或级别不低于督察的警官在必要时进入该地，并进行搜查、查封、扣押上述有关的文件、物品或财产。同时将阻碍上述权力行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4}高效、强权的贪污调查局是新加坡政府有力遏制官员腐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5}

根据美国《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规定，联邦司法机关不仅可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和被告人被法院宣告无罪的腐败案件，还可以起诉应由地方起诉的腐败案件；联邦执法机关可以使用窃听和其他电子监控手段等，{6}在其侦查及起诉过程中，联邦检察及联邦警察经常运用诸如“陷阱搜查”和“刑事免责”等一些“特殊”的方法。这也是美国对公务员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7}

如果总统及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或联邦议会议员涉嫌的案件，通常根据需要任命“特别检察官”或“独立检察官”，{8}具体负责该案件的侦查和起诉。一旦就某案件任命了“独立检察官”，司法部及联邦检察院未经该“独立检察官”同意不得介入该案件，案件的侦查和起诉完全由“独立检察官”进行。“独立检察官”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拥有与司法长官、司法部、司法部官员所拥有的侦查权、起诉权同样的、充分的权力和独立的权限。包括对在侦查和起诉司法长官所申请的事项中发生的伪证罪、妨碍司法罪、隐灭破坏证据罪、威胁证人罪等的侦查权和起诉权，也包括对被分类为B级和C级轻罪以外的联邦刑事犯罪的侦查权和起诉权。只有司法长官基于法定理由才可以解除“独立检察官”的职务。{9}独立检察官不对总统、国会或选民负责，其工作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也不受预算紧缩的影响，只受任命他们的司法小组的监督。{10}独立检察官还享有人事、调查、传讯等权力，保证独立检察官充分履行职责，对政府高官实施强有力的制约。

（二）与职务犯罪相关犯罪的机动侦查权两种类型：

第一，与职务犯罪案件相互交织的案件{12}的侦查权。

在腐败犯罪与普通犯罪相互交织的案件中，因为腐败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固定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更难，如果单纯从其腐败犯罪入手，或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入手，往往收效甚微。如果从相关联的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入手，综合考虑腐败犯罪嫌疑人在互涉案件留下的犯罪“痕迹”和反侦查举动，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制定和调整侦查方案和确定侦查方向。统筹考虑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在侦查谋略上采取以案破案，或者利用其中一案的证据作为侦破另一案件的手段，可以保证证据收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

第二，职务犯罪案件的上下游案件{13}的侦查权。

职务犯罪案件往往具有上下游犯罪。{14}上游犯罪可能影响本罪的认定，下游犯罪会促成本罪的完成。如果职务犯罪与相关犯罪由同一机关管辖，则可以减少对犯罪的查办的难度，因为两类案件具有直接内在联系，同一机关负责可以统一侦查步骤，协调侦查行为，避免相互扯皮和推诿；许多证据具有“互证性”，特别是人证，同一机关负责，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了司法资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机关负责侦查，增大了职务犯罪的知情范围，易造成案情泄密。因此，许多国家赋予了侦查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将妨害司法罪、窝赃罪、洗钱罪纳入腐败犯罪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5}

二、特殊侦查权的缺失

特殊侦查权是相对于普通侦查权而言，在此是指比一般侦查权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机动侦查权与特别调查权。

（一）机动侦查权的受限

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早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就已明确规定。{16}由于该法条规定宽泛，机动侦查权曾被检察机关广泛应用，对于腐败犯罪的追诉，强化腐败犯罪的控制，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机动侦查权的规定缺乏必要的程序上的控制，显得随意性太大，致使该权力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当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后果。{17}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机动侦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侦查的案件范围为“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的犯罪案件”；在程序上，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否则，机动侦查权不能启动。{18}可见，机动侦查权行使的条件又变得较苛刻，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使得机动侦查权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特别是基层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被实质性地削弱，使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上大打折扣。

笔者在此论及的机动侦查权{1}，是指检察机关拥有的与职务犯罪相关犯罪的侦查权，主要包括

（二）特别调查权的缺失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权限与办理普通犯罪的权限基本相同。{19}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任何特殊的权力。相反，由于自身力量的局限，在强制措施适用上，还必须依赖于公安机关。{20}最为典型的是技术侦查的适用，早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于技术侦查的使用，要遵守“一般不得使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的原则。{21}从答复上可以看出执法部门对于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的态度是“基本不赞同使用”。但是，这又解决不了腐败犯罪侦查司法现实对技术侦查的需要，于是答复又作了例外的规定。四年以后，技术侦查地位首先在《国家安全法》中得到明确规定。{22}两年以后，公安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得到了《人民警察法》明确授权。{23}顺理成章，1996年《刑事诉讼法》应当对技术侦查予以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有关技术侦查的任何内容。检察机关期望得到授权，直接利用技术手段侦查腐败犯罪的期待也随之落空。

（三）问题的解决

司法活动只能服从于法律，才能保持刑法权威性和威慑力，“如果司法过程不能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行政机构或其他当权者的摆布，一切现代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职能，也就无法促进所期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24}由此可见，特殊权力独立性与强制力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关键。在那些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中，法律无不赋予侦查机构较大的权力，侦查机构能够排除各种干扰，独立地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力，开展反腐败工作。因此，我们应当赋予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特殊的调查权，更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

在腐败犯罪与普通犯罪相互交织的案件中，对互涉案件的侦查管辖，应遵循侦查腐败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侦查管辖权，即无论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普通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之关联的职务犯罪案件，还是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与之关联的普通刑事案件，检察机关都享有侦查权，公安机关则协助侦查。对职务犯罪的上下游犯罪，检察机关享有机动侦查权，在侦查阶段可以统筹兼顾，统一指挥，随机决断，快速反应，并高度保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信息、线索、技术共享和证据互证共享优势，达到有效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有利于检察机关从两类案件内在联系中寻找案件的突破口，确保案件取得新的突破。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权，无疑增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5}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同样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首先，行使特殊侦查权必须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需要为前提，对于因利益驱动或其它动机而行使的特殊侦查权应当禁止。其次，特别调查权的行使，在内部要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在外部要赋予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复议、复核权，以加强特别侦查权的程序制约。

三、普通侦查权的双重分割

检察机关是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26}在外观上，符合法理和我国司法传统，但是侦查权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分割，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

（一）侦查权的内部分割

从立法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腐败犯罪侦查权赋予了检察机关，没有明确指定部门。因此，任何检察部门行使侦查权均符合法律规定，于是在检察机关内部便产生了多机构共享侦查权的局面。

1．四机关分享侦查权。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了调整。{27}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在内部分配于四个部门。一是反贪污贿赂部门。它承担贪污贿赂等12种案件的侦查。二是监所部门。它承担虐待被监管人案；私放在押人员案；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等5种案件的侦查工作。三是渎职侵权侦查部门。渎职侵权侦查部负责上列两个侦查部门受理以外其他的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的侦查。四是举报中心。举报中心拥有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他侦查部门相比，其并无明确的案件侦查范围分工。只对举报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群众多次举报、检察长交办的案件线索进行侦查。上述四个部门各有工作分工，一般情况下，不产生工作交叉，即使遇到案件有交叉重叠之处，要经过较严格的工作程序，由相关领导协调解决相互配合的问题。每个侦查部门均有固定的工作人员，不允许随意相互流动。各部门及负责人均属于同一级别，相互之间不产生隶属关系。各侦查部门各有不同的领导主管，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

2．内部分割的弊端。

由于四个机构具有独立的侦查职能，分别拥有自己的一套队伍，相互不存在隶属关系，在行使各自侦查权时，力量分散，容易造成不利后果：第一，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如何有效打击、惩治职务犯罪，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头等问题。最近几年，打击职务犯罪尽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引起公众的不满，究其原因，侦查部门分割，力量分散，遇到问题时，互相推诿，贻误战机等侦查体制存在的问题已成为检察机关改革的重要课题。第二，浪费了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对检察机关的投入比较薄弱，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就先天不足。同时检察机关还承担法律监督、公诉、批捕等任务，这也会对侦查职能产生影响。在此种情况下侦查机构的分割，各自为战，不利于资源合理利用，增加了办案成本。第三，不利于提高侦查专业化水平。侦查机构多元，职能的分散，侦查人员庞杂，侦查“专业化”水平低，办案质量难以保证。

（二）侦查权的外部分割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职务犯罪的主体和违纪主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叉重合。尽管在理论上，法律和政策对一般腐败问题和职务犯罪的分工规定较明确。{28}但是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之间会出现职能的交叉混合，导致检察院的侦查权受到外部分割。

1．纪检、监察措施代替侦查措施。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以及犯罪的线索，纪检、监察和检察院均有权力受理。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具有处理的优先性。如果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这并不构成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冲击，因为如果纪检、监察部门发现犯罪线索，按照法律规定，移送检察机关按照司法程序处理。但是，现实情况往往不是如此，有时移送并没有及时办理。实际操作中，纪检\监察部门往往在查清全部事实后移送。由于纪委在我国反腐败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结案的卷宗也就为职务犯罪的侦查划定了范围。纪检、监察的行政措施代替侦查手段。接下来，案件为了符合法定的形式，有些检察机构就按照纪委、监察部门定过的“调子”履行司法程序，重复纪检、监察部门所做的工作。

2.侦查措施与纪检措施混同。

侦查措施与纪检措施的混同主要发生在纪检、监察、检察院三机关联合办案过程中。我国目前已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牵头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败领导格局和工作机制。纪委集中力量查办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同时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可见，纪检部门是查办大要案的牵头协调部门，同时纪检机关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往往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腐败犯罪案件的重要来源。三家联合办案的形式的格局，是在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要案都是在中央纪委的组织协调下，由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才得以突破的。在这样一种兼有纪律审查程序性质，又有刑事司法程序性质的混合程序中，纪检部门可以凭借检察机关的强制措施增强办案的强度，司法机关以“两规”、“两指”{29}减轻无法律依据的压力。在联合办案的过程中，司法机关的侦查措施和纪检部门的调查，相互借用，相互混同。

（三）问题的解决

1．权力内部分割的解决。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的多个内设部门行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检察机关各自为政、腐败犯罪信息浪费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优化基层检察机关内部侦查资源，有必要对现在拥有侦查权的内设部门进行整合，在检察机关成立统一的腐败犯罪侦查局，以确保腐败犯罪侦查工作深入开展。特别是在基层检察机关，因为渎职侵权案件的抗干扰性较差，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举步维艰，大多数基层反渎职侵权局处于无案可办的局面。而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却常常是人手不够周转，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同时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侵权犯罪往往相互交叉，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同时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不但成功率高，而且抗干扰的能力较强。所以首先应当将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予以合并，统一为职务犯罪侦查局。

另外，由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的主业是对诉讼程序进行监督，犯罪侦查只是兼职，侦查人员和侦查能力薄弱。所以应将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的侦查权予以收回，统一回归至职务犯罪侦查局。但它们可以利用自身业务的优势，提供犯罪线索，为侦查部门提供必要的协助。举报中心则应该把精力放在积极开展举报宣传和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线索上，不宜行使侦查权。腐败犯罪侦查局统一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一方面整合优化了侦查资源，另一方面形成了信息资源共享，有利于腐败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了侦查机构的工作效率。

2.权力外部分割的解决。

纪检部门作为党、国家的一个廉政部门，应当享有对腐败的调查权，但纪律审查程序的制定应当以不违反法律为基本原则，任何一项审查手段，任何一种审查发生，都不得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造成对被审查者人权的侵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纪检也处于领导地位。{31}“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32}不是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指挥与服从关系。纪检部门不应侵占司法机关独立侦查权；而司法机关在接受纪检机关领导的时候，不能丧失刑事司法的独立品格，不能无原则地运用司法力量完成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任务，更不能借助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程序完成司法立案审查任务。还应进一步厘清两者的职责范围，明确界限，如明确案件的管辖范围，制定严格的移送程序；公务人员涉嫌犯罪，必须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就必须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纪检部门不得干涉。

侦查权范文篇2

社会对职务犯罪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侦查权配置的无限遐想。在众说纷纭的学说之中，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出发，考察制度实践中的运作，发现其中真正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各国除了赋予侦查机关普通侦查权{1}以外，还要赋予侦查机关的特殊权力，以实现侦查的较好效果。由于一般侦查权的普遍性，以及职务犯罪对侦查权的特殊要求，特殊侦查权在反腐败案件中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在此笔者主要讨论侦查机关的特殊侦查权。

（一）更为便捷、更有约束力的特别调查权

为了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各国一般都赋予了追诉机构较大的权力，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更加便捷、更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香港廉政公署集司法与行政职能于一身，主要职责是调查一切违反各项条例规定的贪污舞弊案件，并立案检举或进行处罚。廉政公署官员被授予广泛的权力，{2}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廉政公署有权无需拘捕令而拘捕嫌犯，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廉署在采用公开手段侦查的同时非常注重秘密侦查。它可以在需要时使用各种侦查手段，以推动案件侦破。廉政公署有一支135人的秘密跟踪队伍，配有车辆、录音、录像设备。这支队伍高度保密，办公地点另设，人员身份不公开，不参与公开行动。廉政公署由最高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同时向立法机关汇报工作。香港有关法律规定和惯例还使它与香港的公务员系统相分离，可以独立自主地运作，拥有调查的特别权力和执行其工作任务所需的充足资源，这些都决定了它在高效打击腐败犯罪方面能充分发挥作用。

新加坡法律赋予反贪机构广泛的权力。根据《防止贪污法》的规定，贪污调查局主要有以下特殊职权，无证逮捕权等特别调查权，{3}并且根据该法第21条规定，地方法官或局长根据资料或经过必要的调查确信某个地方藏有罪证，地方法官或局长可授权特别调查员或级别不低于督察的警官在必要时进入该地，并进行搜查、查封、扣押上述有关的文件、物品或财产。同时将阻碍上述权力行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4}高效、强权的贪污调查局是新加坡政府有力遏制官员腐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5}

根据美国《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规定，联邦司法机关不仅可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和被告人被法院宣告无罪的腐败案件，还可以起诉应由地方起诉的腐败案件；联邦执法机关可以使用窃听和其他电子监控手段等，{6}在其侦查及起诉过程中，联邦检察及联邦警察经常运用诸如“陷阱搜查”和“刑事免责”等一些“特殊”的方法。这也是美国对公务员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7}

如果总统及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或联邦议会议员涉嫌的案件，通常根据需要任命“特别检察官”或“独立检察官”，{8}具体负责该案件的侦查和起诉。一旦就某案件任命了“独立检察官”，司法部及联邦检察院未经该“独立检察官”同意不得介入该案件，案件的侦查和起诉完全由“独立检察官”进行。“独立检察官”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拥有与司法长官、司法部、司法部官员所拥有的侦查权、起诉权同样的、充分的权力和独立的权限。包括对在侦查和起诉司法长官所申请的事项中发生的伪证罪、妨碍司法罪、隐灭破坏证据罪、威胁证人罪等的侦查权和起诉权，也包括对被分类为B级和C级轻罪以外的联邦刑事犯罪的侦查权和起诉权。只有司法长官基于法定理由才可以解除“独立检察官”的职务。{9}独立检察官不对总统、国会或选民负责，其工作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也不受预算紧缩的影响，只受任命他们的司法小组的监督。{10}独立检察官还享有人事、调查、传讯等权力，保证独立检察官充分履行职责，对政府高官实施强有力的制约。

（二）与职务犯罪相关犯罪的机动侦查权两种类型：

第一，与职务犯罪案件相互交织的案件{12}的侦查权。

在腐败犯罪与普通犯罪相互交织的案件中，因为腐败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固定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更难，如果单纯从其腐败犯罪入手，或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入手，往往收效甚微。如果从相关联的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入手，综合考虑腐败犯罪嫌疑人在互涉案件留下的犯罪“痕迹”和反侦查举动，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制定和调整侦查方案和确定侦查方向。统筹考虑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在侦查谋略上采取以案破案，或者利用其中一案的证据作为侦破另一案件的手段，可以保证证据收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

第二，职务犯罪案件的上下游案件{13}的侦查权。

职务犯罪案件往往具有上下游犯罪。{14}上游犯罪可能影响本罪的认定，下游犯罪会促成本罪的完成。如果职务犯罪与相关犯罪由同一机关管辖，则可以减少对犯罪的查办的难度，因为两类案件具有直接内在联系，同一机关负责可以统一侦查步骤，协调侦查行为，避免相互扯皮和推诿；许多证据具有“互证性”，特别是人证，同一机关负责，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了司法资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机关负责侦查，增大了职务犯罪的知情范围，易造成案情泄密。因此，许多国家赋予了侦查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将妨害司法罪、窝赃罪、洗钱罪纳入腐败犯罪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5}

二、特殊侦查权的缺失

特殊侦查权是相对于普通侦查权而言，在此是指比一般侦查权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机动侦查权与特别调查权。

（一）机动侦查权的受限

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早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就已明确规定。{16}由于该法条规定宽泛，机动侦查权曾被检察机关广泛应用，对于腐败犯罪的追诉，强化腐败犯罪的控制，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机动侦查权的规定缺乏必要的程序上的控制，显得随意性太大，致使该权力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当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后果。{17}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机动侦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侦查的案件范围为“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的犯罪案件”；在程序上，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否则，机动侦查权不能启动。{18}可见，机动侦查权行使的条件又变得较苛刻，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使得机动侦查权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特别是基层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被实质性地削弱，使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上大打折扣。

笔者在此论及的机动侦查权{1}，是指检察机关拥有的与职务犯罪相关犯罪的侦查权，主要包括

（二）特别调查权的缺失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权限与办理普通犯罪的权限基本相同。{19}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任何特殊的权力。相反，由于自身力量的局限，在强制措施适用上，还必须依赖于公安机关。{20}最为典型的是技术侦查的适用，早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于技术侦查的使用，要遵守“一般不得使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的原则。{21}从答复上可以看出执法部门对于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的态度是“基本不赞同使用”。但是，这又解决不了腐败犯罪侦查司法现实对技术侦查的需要，于是答复又作了例外的规定。四年以后，技术侦查地位首先在《国家安全法》中得到明确规定。{22}两年以后，公安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得到了《人民警察法》明确授权。{23}顺理成章，1996年《刑事诉讼法》应当对技术侦查予以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有关技术侦查的任何内容。检察机关期望得到授权，直接利用技术手段侦查腐败犯罪的期待也随之落空。

（三）问题的解决

司法活动只能服从于法律，才能保持刑法权威性和威慑力，“如果司法过程不能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行政机构或其他当权者的摆布，一切现代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职能，也就无法促进所期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24}由此可见，特殊权力独立性与强制力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关键。在那些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中，法律无不赋予侦查机构较大的权力，侦查机构能够排除各种干扰，独立地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力，开展反腐败工作。因此，我们应当赋予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特殊的调查权，更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

在腐败犯罪与普通犯罪相互交织的案件中，对互涉案件的侦查管辖，应遵循侦查腐败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侦查管辖权，即无论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普通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之关联的职务犯罪案件，还是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与之关联的普通刑事案件，检察机关都享有侦查权，公安机关则协助侦查。对职务犯罪的上下游犯罪，检察机关享有机动侦查权，在侦查阶段可以统筹兼顾，统一指挥，随机决断，快速反应，并高度保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信息、线索、技术共享和证据互证共享优势，达到有效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有利于检察机关从两类案件内在联系中寻找案件的突破口，确保案件取得新的突破。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权，无疑增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5}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同样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首先，行使特殊侦查权必须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需要为前提，对于因利益驱动或其它动机而行使的特殊侦查权应当禁止。其次，特别调查权的行使，在内部要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在外部要赋予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复议、复核权，以加强特别侦查权的程序制约。

三、普通侦查权的双重分割

检察机关是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26}在外观上，符合法理和我国司法传统，但是侦查权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分割，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

（一）侦查权的内部分割

从立法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腐败犯罪侦查权赋予了检察机关，没有明确指定部门。因此，任何检察部门行使侦查权均符合法律规定，于是在检察机关内部便产生了多机构共享侦查权的局面。

1．四机关分享侦查权。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了调整。{27}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在内部分配于四个部门。一是反贪污贿赂部门。它承担贪污贿赂等12种案件的侦查。二是监所部门。它承担虐待被监管人案；私放在押人员案；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等5种案件的侦查工作。三是渎职侵权侦查部门。渎职侵权侦查部负责上列两个侦查部门受理以外其他的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的侦查。四是举报中心。举报中心拥有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他侦查部门相比，其并无明确的案件侦查范围分工。只对举报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群众多次举报、检察长交办的案件线索进行侦查。上述四个部门各有工作分工，一般情况下，不产生工作交叉，即使遇到案件有交叉重叠之处，要经过较严格的工作程序，由相关领导协调解决相互配合的问题。每个侦查部门均有固定的工作人员，不允许随意相互流动。各部门及负责人均属于同一级别，相互之间不产生隶属关系。各侦查部门各有不同的领导主管，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

2．内部分割的弊端。

由于四个机构具有独立的侦查职能，分别拥有自己的一套队伍，相互不存在隶属关系，在行使各自侦查权时，力量分散，容易造成不利后果：第一，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如何有效打击、惩治职务犯罪，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头等问题。最近几年，打击职务犯罪尽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引起公众的不满，究其原因，侦查部门分割，力量分散，遇到问题时，互相推诿，贻误战机等侦查体制存在的问题已成为检察机关改革的重要课题。第二，浪费了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对检察机关的投入比较薄弱，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就先天不足。同时检察机关还承担法律监督、公诉、批捕等任务，这也会对侦查职能产生影响。在此种情况下侦查机构的分割，各自为战，不利于资源合理利用，增加了办案成本。第三，不利于提高侦查专业化水平。侦查机构多元，职能的分散，侦查人员庞杂，侦查“专业化”水平低，办案质量难以保证。

（二）侦查权的外部分割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职务犯罪的主体和违纪主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叉重合。尽管在理论上，法律和政策对一般腐败问题和职务犯罪的分工规定较明确。{28}但是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之间会出现职能的交叉混合，导致检察院的侦查权受到外部分割。

1．纪检、监察措施代替侦查措施。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以及犯罪的线索，纪检、监察和检察院均有权力受理。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具有处理的优先性。如果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这并不构成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冲击，因为如果纪检、监察部门发现犯罪线索，按照法律规定，移送检察机关按照司法程序处理。但是，现实情况往往不是如此，有时移送并没有及时办理。实际操作中，纪检\监察部门往往在查清全部事实后移送。由于纪委在我国反腐败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结案的卷宗也就为职务犯罪的侦查划定了范围。纪检、监察的行政措施代替侦查手段。接下来，案件为了符合法定的形式，有些检察机构就按照纪委、监察部门定过的“调子”履行司法程序，重复纪检、监察部门所做的工作。

2.侦查措施与纪检措施混同。

侦查措施与纪检措施的混同主要发生在纪检、监察、检察院三机关联合办案过程中。我国目前已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牵头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败领导格局和工作机制。纪委集中力量查办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同时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可见，纪检部门是查办大要案的牵头协调部门，同时纪检机关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往往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腐败犯罪案件的重要来源。三家联合办案的形式的格局，是在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要案都是在中央纪委的组织协调下，由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才得以突破的。在这样一种兼有纪律审查程序性质，又有刑事司法程序性质的混合程序中，纪检部门可以凭借检察机关的强制措施增强办案的强度，司法机关以“两规”、“两指”{29}减轻无法律依据的压力。在联合办案的过程中，司法机关的侦查措施和纪检部门的调查，相互借用，相互混同。

（三）问题的解决

1．权力内部分割的解决。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的多个内设部门行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检察机关各自为政、腐败犯罪信息浪费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优化基层检察机关内部侦查资源，有必要对现在拥有侦查权的内设部门进行整合，在检察机关成立统一的腐败犯罪侦查局，以确保腐败犯罪侦查工作深入开展。特别是在基层检察机关，因为渎职侵权案件的抗干扰性较差，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举步维艰，大多数基层反渎职侵权局处于无案可办的局面。而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却常常是人手不够周转，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同时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侵权犯罪往往相互交叉，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同时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不但成功率高，而且抗干扰的能力较强。所以首先应当将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予以合并，统一为职务犯罪侦查局。{30}

另外，由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的主业是对诉讼程序进行监督，犯罪侦查只是兼职，侦查人员和侦查能力薄弱。所以应将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的侦查权予以收回，统一回归至职务犯罪侦查局。但它们可以利用自身业务的优势，提供犯罪线索，为侦查部门提供必要的协助。举报中心则应该把精力放在积极开展举报宣传和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线索上，不宜行使侦查权。腐败犯罪侦查局统一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一方面整合优化了侦查资源，另一方面形成了信息资源共享，有利于腐败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了侦查机构的工作效率。

2.权力外部分割的解决。

纪检部门作为党、国家的一个廉政部门，应当享有对腐败的调查权，但纪律审查程序的制定应当以不违反法律为基本原则，任何一项审查手段，任何一种审查发生，都不得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造成对被审查者人权的侵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纪检也处于领导地位。{31}“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32}不是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指挥与服从关系。纪检部门不应侵占司法机关独立侦查权；而司法机关在接受纪检机关领导的时候，不能丧失刑事司法的独立品格，不能无原则地运用司法力量完成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任务，更不能借助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程序完成司法立案审查任务。还应进一步厘清两者的职责范围，明确界限，如明确案件的管辖范围，制定严格的移送程序；公务人员涉嫌犯罪，必须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就必须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纪检部门不得干涉。

侦查权范文篇3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或非诉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王红兵：《机动侦查权浅议》，《检察日报》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7年第7期。

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侦查权范文篇4

关键词：侦查权性质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侦查权的性质分析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我国已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缺少制度保障、缺乏操作性。在侦查机关收集运用证据的活动中，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容易遭受不法侵害。比如，我圉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没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承认非法手段所获口供的有效性并加以运用。又如，法律禁止非法搜查，并设立了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则，但与刑讯逼供取证的后果不一样，非法搜查与扣押所获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照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司法救济欠缺

目前，在侦查程序中，公民权利遭受侵害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主要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超期羁押等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但只能向侦查机关的上级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信访、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而各级法院对于这利申诉和控告往往不予受理，不会专门针对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法庭审判。

我国目前存在的侦查权控制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方面，但是都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遵循两条思路：以权力控制权力和以权利控制权力。前者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大权力主体米对侦查权施加控制。后者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来抑制违法侦查。由此形成的侦查权控制网络才是全面的。各种控制方式有其合理性，不可偏废。我国目前严重缺少的是审判机关对侦查权的控制。

三、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形式，按照启动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两种：事前令状主义、事后司法审查。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中，也应被看成是司法控制的一种形式。

(一)令状制度

我国目前对于侦查行为的控制没有采取令状制度，比较相似的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权力。所不同的是，签发令状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非法院。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确立令状制度，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令状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大。因为令状制度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制约侦查效率，影响侦查活动顺利开展的副作用。所以笔者建议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对公民人身、财产、自由强制性比较大的侦查措施。

第二，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要严格规范。正因为侦查机关考虑到令状制度影响侦查工作效率，本着侦查工作效率优先的思想，他们都有想方设法绕过令状制度限制的倾向。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令状制度被虚置。所以，为了防止令状制度被虚置，控制无令状侦查行为的泛滥，应该对“紧急情况”进行严格规范，事后对于无令状侦查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密审查。

第三，令状的签发主体应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这主要基于令状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考虑。法院的中立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尚存争议。而且，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问题，反映了目前不理想的警检关系这也使人们质疑检察机关能否胜任签发令状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令状的救济。应对违法令状或者违反令状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排除非法证据。

第五，令状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如下：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申请时，侦查人员列州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理由并附_卜相关的文件。法官接到申请后，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就侦查人员提出的理山予以答辩。必要时，法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官面前，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法官作出是否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并列明决定的理由和具体适用范围。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先行搜查、扣押或逮捕，但是必须在事后尽快地向法官提出申请，以求确认先前的侦查行为合法。

(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侦查权控制的普遍做法。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而且日前国内对该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现对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应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原有：第一，基于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价值，司法审查制度应当在侦查程序充分发挥作用，不应加以限制；第二，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讨论，不少人借鉴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存在于日本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我同目前仍有待引进和普及。而且，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足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界限并不清楚。第三，不用担心司法审查广泛的适用范会影响侦查效率。一方面，令状制度在采取侦查措施之前已经过滤了部分违法侦查行为。所以真正受到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形式可以有书面方式和言词方式两种，以书面方式为主，言词方式为辅。这样司法审查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快速。第四，关于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对强制侦查应采用司法审查，对任意侦查应采用检察监督或者依靠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形式。也就是说，但凡受到检察监督或者内部控制的侦查行为，就不再需要受司法审查了。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是三种不同的监督形式，它们的适用范围都应该是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应该承受这三种监督，当三种监督形式发生冲突时，其中司法审查最具权威性。

所以，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限制司法审查的范田，一则不利于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导致司法审查的适用范问题成为长期的难题。对于司法审查适用的调控，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来灵活变化。

2．司法审查的操作程序

司法审查的申请主体包括：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审查方式：以书面审为主，言词审为辅。当控辩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侦查措施的采取将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应当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言词辩论。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围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1)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是否合法。(2)侦查行为以及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3)对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经过审理后，法官可以作出三类裁决：宣布侦查行为违法或无效；维持侦查行为；变更侦查行为。针对法院裁决，控辩双方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求得进一步的救济。

3．司法审查的主体

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理由：

第一，法院具有裁判的中立性，比较适合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而检察机关虽然说具有客观中立性，但是其与侦查机关具有追诉犯罪的利益一致性，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大不过其追诉犯罪的倾向，否则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职能的弱化。所以由检察机关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去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法官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不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都认同法官的司法审查主体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变化：2001年以前，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很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2001年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官担任司法审查主体是发展趋势。

第三，法院做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会影响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司法审查和审判是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可以进行分工，部分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工作，部分法官负责审判工作。因而这两项工作不容易形成互相干扰，不会造成审前预断。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审判法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被法院同意羁押，那么法官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顾虑而判决其无罪；但是由于同一法院先前的法官己同意羁押，这时候再判决无罪，就会导致法院要承受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靠法官个体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整体独立来支持。公务员之家:

第四，关于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权。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具有准令状制度的性质，试图通过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对检察权的定位不清。检察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没有清楚界定之前，就让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很有可能变权力制约为行政权强化。目前出现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已经说明，原先权力制约的良好意愿没有实现，反而检察机关在纵容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运作。

第五，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庭来进行司法审查工作。笔者建议，由立案庭法官负责实施司法授权，由司法审查庭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要实现法官独立。因为在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时候，会涉及到先前司法授权正确、合法与否的问题，所以不宜由一个部门同时负责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两项工作。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控制违法侦查行为。目前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缺少立法规定和不具有操作性上。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效果不好。例如，刑事法庭对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或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察机关加以调查，作出说明。而检察机关就刑讯逼供问题给予的“情况说明”往往是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用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材料最后盖着侦查机关的公章。面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最大地发挥其价值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审判程序中运行不好，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将视线放在了解决实体问题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裁决程序违法问题。现在提前到侦查程序中，法官不需要对实体『巧题进行裁决，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第二，在实施令状制度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在发生作用。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全过程。第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越早，其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作用效果就越好。

2．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法官主动排除和辩方申请排除相结合的形式

法官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权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干预。同时，也能够弥补辩方申请排除的不足辩方申请排除有一些不足：一是辩方要有一定的举证能力；二是辩方要意识到其遭受了违法侦查：

三是辩方申请排除程序相对复杂，耗费诉讼时间、诉讼资源。

3．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用来打击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侦查行为。而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可以暂缓控制。关于非法言词证据，通过以下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1)刑讯或其它方式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25威胁、诱骗；(3)使人疲劳、饥渴：(4)服用药物、催眠；(5)其它方式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就非法实物证据而言，在决定是否排除时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即如果排除该证据利大于弊，则予以排除：如果排除后所保护的利益并不重大，则可予以保留。在决定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否排除时，以下应该作为重点考量的因素：一是该行为本身的违法程度。二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三是所侦控犯罪的危害程度。

侦查权范文篇5

关键词：职务犯罪检察机关侦查权

一、职务犯罪侦查的概述

职务犯罪侦查的本质就是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行使刑事侦查权,证实极少数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运用强制手段强行纠正或者防范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严重偏差,追究实施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忠实的执行法律,最终有效的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的行使。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这一侦查行为,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防止和遏制了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体现了权力对于权力的制约,

通过审视我国的法律条文,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具有独占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的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权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包括:(1)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4)其他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此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

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带有监督执法的性质,是检察监督的具体再现。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性质的重要体现,法律监督的根本重在对执法者的监督,否则,检察机关的监督必然是软弱的、苍白的,宪法规定的这种法律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手段目前受到明显的限制。技术侦查有着一般侦查措施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是收集犯罪线索的卓越手段,是获取犯罪证据的重要捷径,是突破案件的强大的杀手锏。而且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能够避免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通常比较真实可靠,腐败分子往往闻之色变。如果将其应用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重要的是最终能够给证明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避免给其所从事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但是由于法律对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因此人民检察院并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总之,检察机关采取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所能采取的侦查手段较为有限。再次,侦查对象限于公务人员犯罪。从多数国家的规定看,由检察机关独享有或者领导的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不仅包括公务人员犯罪,而且包括私人企业中出现的贪污贿赂。后者在现实生活中更为严重,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更为适当。最后,对侦查权的控制监督主要来自内部。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普遍建立了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也不例外。而在我国,虽然人大、律师、当事人等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也有一定的监督,但是基于侦查权行使的秘密性,封闭性,这些监督一般很难对具体的强制措施采取起到控制的作用,职务犯罪的专门性调查手段和强制性措施的采取,一般都由侦查机构负责人进行授权和审查,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控制和监督主要来自机构内部。

二、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合理性

执法者追逐利益的天性使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成为可能。权力行使的不当往往会造成比普通犯罪行为更加恶劣的影响,当事人的利益不但无法保障,而且司法与法律的权威也遭受践踏。鉴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有效、及时追究职务犯罪行为成为检察机关的重任。

一方面,案件本身的独特性决定了侦查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复杂化、高智能化、跨区域、跨省犯罪日益增多,犯罪的隐蔽性、关联性、行业性增强,窝案、串案,集体犯罪现象日渐严重,并且办案的阻力,干扰能力不断增强。职务犯罪主体的社会地位较高,关系网较密,如果由属于行政序列的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或者隶属行政首长的特殊行政部门来进行侦查,由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化色彩较浓,不能对行政机关的职务犯罪,特别是高级行政官员的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况且公安机关是一个特别庞大的队伍,在我国国家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它本身是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对象。公安机关本身是一个职务犯罪高发的部门,法治国家更需要对公安机关腐败行为的控制。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系统内的实行的是上下领导体制,由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能够保障公正性与有效性,是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的。检察官的职业资格标准要远远高于警察。检察机关通过长期查办案件获得了功勋优势,积累了谋略与技能优势,造就了人才优势,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积淀,检察机关培养出了一大批实务型的优秀侦查员。可见,我们的检察机关是具备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和条件的。

另一方面,历史渊源与国际趋势。其一,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可以从古代御史“纠举官吏不法,纠查百官善恶的职责和近代有关法律依据中找到历史依据的。从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进程看,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由检察机关行使。其二,尽管世界各国法治背景和历史传统不同,法律制度各异,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将对官吏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的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如法、德、意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有权对任何案件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在侦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也开始关注对官员腐败案件的侦查。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他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者当地质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与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一致的。

三、职务犯罪侦查权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职务犯罪的主体地位确定以后,检察机关如果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在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严峻的腐败形势要求检察机关须不断加大查办和惩处犯罪的力度。然而,许多检察机关,特别是在基层检察院,常面临着有案难办、有案不敢办的现象,尤其是渎职侵权类案件更为严重。制约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法律对侦查权的规定过于宽泛,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操作性不强,权力虚而不实,这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职务犯罪的力度。检察机关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主力军,只有不断充实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权,才能在反腐斗争中克敌制胜。因此,我们在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必须立足当前的反腐形势和特殊国情,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

首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仅仅限于公务犯罪侦查权,即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有关的犯罪进行侦查的权力,这一范围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显得比较狭窄。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的手段相对而说很难说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检察机关经常采用的“由供到证”的模式,民众质疑声不断。线索发现难、案件突破难是困扰职务犯罪侦查的根本性问题。目前,由于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尚且空白,因此,建议今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将这一技术侦查引入到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并且赋予技术侦查所获资料以证据的效力。同时,应当加快科技强检的步伐,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检察院以及有条件的地市级检察院大力引进、配置先进的技侦设备,培养优秀的技侦人才。

其次,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所能采取的强制措施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只有使用拘传和在两种情况下直接使用拘留强制措施的权力即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逮捕和多数情况下的需要拘留的情况,都没有执行权。事实上,职务犯罪比普通犯罪更难以侦破,现实这样的规定很难适应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需要。

再次,检察机关职务侦查的活动易受不当干扰。1992年党中央签发的《关于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的党内请示制度》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各方势力干预的局面。因此,借鉴国外的立法,将某些妨碍职务犯罪侦查的行为“入罪”,如果能在国家的刑法中予以规定,这样能够增强检察机关收集证据时抗干扰的能力。

此外,在司法实务中,一些大案、要案往往是先由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后,再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弱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限。并且检察机关负责的“重大职务犯罪”何为重大,并没有确立个具体的界定标准,实践中造成些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的混乱。因此可以考虑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管辖优先权。要改变此种状况,应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管辖优先权,即纪检监察部门、公安机关获得职务犯罪案源必须首先交给检察机关处理,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帮助的,由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辅助配合。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案件的管辖分工采取的是“各管一段”的模式,不利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实践证明,检察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一些脱逃、伪证、窝赃以及查办渎职犯罪案件中涉及的原罪问题,若由公安机关侦查,不仅影响到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有利时机,也不利于排除各种干扰,同时,一些“原罪”案件只有交付检察机关亲自侦查,才能找到突破职务犯罪案件的切入点。

最后,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我们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中国的特色。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意见: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应当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未来,我们应当加大对监督员监督制度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孙谦.检察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陈卫东.论法治理念下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人民检察.2005(7).

[3]上海市检察官协会.当代检察理论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智辉.中国检察(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侦查权范文篇6

一、查办司法不公职务犯罪的难点

(一)发现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发现难，造成该类犯罪黑数大，①大量的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造成发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发现渠道不畅。目前，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渠道虽然很多，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下面对几种主要来源进行分析。(1)举报与控告渠道。近年来，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最重要线索。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有80%来自于群众举报。但是，由于我国相关举报法规的不完善，不少举报人频遭打击报复，举报热情被挫伤，从而减少了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获取渠道。(2)纪检监察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从某省近几年来查处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线索来源看，共有53件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占查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29.4%;来自公安机关移送的有6件，来自监狱机关移送的有3件。②(3)自行发现。该渠道成案的价值比较大，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但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小。(4)犯罪嫌疑人自首。由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者社会地位较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存在较强的侥幸心理。办案部门寄望于犯罪嫌疑人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名誉、权力和地位而去自首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自首渠道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很少。

2．犯罪的隐蔽性。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司法工作的专业化使司法过程很难为普通人所熟悉和掌握，以及法律规定的保密要求、工作性质等原因使司法程序具有繁杂、透明度不高的特点，导致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例如，在警察职务犯罪中，有些罪行与职务行为混为一体，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而部分警察职务犯罪的预谋是除犯罪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观察判断的，其犯罪心理同工作思路交错在一起，有些职务犯罪行为本身就与职务行为难以区分，③从而使该犯罪活动难以暴露，较之普通的职务犯罪，发现、取证难度更大。

3．利益均沾同盟。利益均沾同盟，是指所有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集体利益共同体。在司法腐败中，其表现形式为司法人员集体行贿、集体贪赃、集体渎职等，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利益均沾同盟。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④利益均沾同盟使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发现与查办困难重重。第一，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由于相信法不责众，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第二，相互监督制约机制难破权力网。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关内部规章制度虽然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之间设置了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但该机制有时难以抵制和打破用物质利益编织的经济网络(权力网)。

4．部门利益干预。司法腐败的丑闻会给整个单位乃至整个系统的廉洁性造成重创，因此使得领导层很难有自曝家丑的动力，而选择尽可能地掩盖或在内部解决。一些司法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被发现后，其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从单位绩效考核、评选先进和个人政绩的角度出发，一般是进行“内部处理”，尽量将原本触犯法律的事情变通为违纪处理，不移送司法机关。纪委移送的一些司法单位领导受贿案件牵涉出来的行贿人，有的行贿数额较大，但因在纪委调查期间配合较好，绝大多数都被作了内部处理。对这些司法人员行贿犯罪及钱款来源问题，检察机关无法再介入，一定程度上也放纵了犯罪。

(二)查处难

1．干扰多，阻力大。由于长期在司法领域工作，司法人员在司法系统等社会各界的关系网十分广泛，如果不注重秘密初查，侦查意图和侦查方案很容易泄露，会给案件的侦办增加难度。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权力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因为司法改革引入法官的“三六九等”、业绩考评等制度而加剧了权力干预的制度化。⑤从司法系统外部来看，司法人员的人事、待遇安排取决于当地行政部门，迫于地方领导的压力或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司法人员围着地方行政领导的权棒转，倚权枉法。由于腐败成为一种势力，权力之间存在搏弈和对抗，办案阻力和风险越来越大，干扰多，查处难度大。

2．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取证和固定证据难是查处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查办职务犯罪大多依靠言词证据，侦查模式一般是“由供到证”。然而，通过讯问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获取其口供、进而围绕口供固定证据的做法很难行得通。在司法人员渎职犯罪中，犯罪主体往往在作案时就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了反侦查的措施，案发后对犯罪动机以工作失误、认识偏差和集体决策等加以搪塞。同时，案件知情人多与案件有牵连，对关键环节的直接证据拒绝作证，查办起来非常棘手。

3．查处机制不健全。及时有效地惩治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须建立与该类犯罪所固有的智能型、高隐秘型等特性相适应的查处机制。我国现行的查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查处此类职务犯罪的效能。具体表现为:首先，专门的侦查管辖制度没有建立。随着查办该类职务犯罪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特别是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在遵循侦查管辖制度办理具体案件时存在原则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的现象，办案工作日益受到犯罪嫌疑人关系网的干扰，给案件的查处带来很大阻力。其次，机动侦查权弱化。⑥目前，机动侦查权的范围被严格限制，而且实施方式受到制约，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被削弱，对很多特殊案件无权灵活处理，从而影响该类犯罪的查处。

(三)判决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判决难的主要表现为职务犯罪轻刑化。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如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也有主观方面的，包括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

1．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刑法之网本身存在疏漏，为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逃脱刑法之网的捕捉提供了基础。我国刑法之网的疏漏之处表现在:首先，刑事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现行刑法只是将部分职务犯罪行为划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大量具有类似危害的行为规则被排除在外。其次，兜底条款的虚置。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使用率很低，很少有单以该罪定案的情况。再次，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法定刑幅度过宽，给轻刑化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最为常见的贪污、受贿罪，《刑法》并没有对5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数额与刑期进行相应地细分。最后，对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做限制性的解释。⑦有些审判人员为被告人开脱、减轻罪责，钻法律空子曲解法律而重罪轻判或从轻、减轻判处，从中牟取利益，致使判决轻刑化。

2．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或其他制度虽有明确规定，但因监督上的问题或对执法者未设置违法执法责任追究制或追究不严或难以追究等问题，执法者针对不同的执法对象，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履行职责;二是法律规定本身不明确或者法律赋予执法者相当的裁量空间，执法者本应尽可能地作出合理和公正的判断，合理行使裁量权，但却不尽职责甚至故意作出不公正判断的执法行为。⑧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案件事实的纷繁复杂以及我国尚未建立以“法定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证据制度等因素存在，我国司法人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⑨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罚立法方面不完善，刑事司法解释相对滞后及立法技术落后，法官会不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采取选择性执法，滥用这种权力来办人情案、关系案。

3．滥用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规定的刑种多、量刑幅度大，导致有些审判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一是在量刑幅度内，即使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判多判少也是审判机关说了算，这就给了某些审判人员枉法犯罪的机会。二是某些审判人员在缓刑的适用中，钻法律空子。同类情况下，有“情”、有“钱”的人才可能缓刑。既然在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均属“合法”，那么收受关系人的钱财，少判或多判一、两年又何乐而不为呢?⑩三是缓刑的条件规定原则性太强。我国缓刑中“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之规定不够具体，无形中增大了办案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我国当前查办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机制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机制，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侦查机关的专业化分工，即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在不同国家机关中的分配;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内部和外部领导体制;三是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配置，即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各项具体措施或手段。

1．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唯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机关。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所侦查职务犯罪职能部门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由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侦查;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由反渎职侵权局负责侦查;三是赋予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民行检察部门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以侦查的职能，主要是对这些部门在其检察监督工作中所发现的监管场所内发生的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中法官的职务犯罪等案件进行侦查。对侦查权的行使，检察机关除拥有公安机关侦查普通刑事案件的各项职权外，还享有案件线索的初查权，即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

2．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双重领导”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呈现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特点，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关系基本上仅仅局限于检察业务，而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大多数仍依赖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三、我国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机制重构

(一)成立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

由于职务犯罪日趋隐蔽化和复杂化，而在现有的机制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呈现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侦查部门多头设置导致无法形成合力、侦查措施相对而言较为单一等弊端，故应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以改变这种现状。具体来说，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将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举报部门、预防部门等合并为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反腐败侦查局，并将民行、监所部门的侦查权也收归其有，从人、财、物等方面保障其独立性，在内部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垂直领导。通过整合人力资源、装备资源、技术资源等，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水平和能力。

(二)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

即在检察机关内部，强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领导，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体制，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作用;在检察机关外部，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内、国际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使各方力量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与职务犯罪作斗争。瑏瑢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旨在进一步有效地整合侦查资源，迅速集中检察系统的办案力量，在短时间内投入优势兵力“围歼”大、要案和窝案、串案，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应当注重建立健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机制，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管理力度，对辖区内的案件线索统一掌握、筛选、分案，健全与纪委等相关部门的线索移送制度;二是建立侦查指挥协调、协作机制，一方面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关系，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指挥和协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不同地区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协作配合制度，形成全国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一盘棋”的格局，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营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即对线索管理及分流、初查及不立案、侦查取证、询问讯问、撤案、移送起诉的报批、审核、案件汇报、文书备案程序等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应健全完善业务考核、办案安全等制度;四是建立侦查国际合作和个案协查机制，以保证国外、境外追逃、追赃、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树立“精确打击”理念，强化打击职务犯罪的效果

职务犯罪精确打击，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依托信息的支持，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装备并形成精确管辖、精确指挥、精确保障、精确监督等主要系统，以及对获取和固定准确充分的证据为核心，注重打击质量，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精确打击的一种查办案件的模式。具体来说，一是精确管辖，即通过完善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完善案件线索的统一归口管理等，确保信息获取的精确性，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精确指挥，即借助指挥信息系统，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组织实施指挥，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保证;三是精确保障，即通过精确运用打击方法、精确使用打击手段、精确组织打击保障，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核心;四是精确监督，即通过完善侦查程序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决策指挥监督机制、完善侦查备案审查机制、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完善侦查通报机制等，科学分析和准确判定打击效果，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环节。以此达到直接摧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重心、职务犯罪侦查节奏快、职务犯罪嫌疑人脱逃难、职务犯罪侦查效率高、职务犯罪侦查成本小、职务犯罪可控制性强等方面的效果。

(四)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特别侦查权，加大打击力度

侦查权范文篇7

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关键词：侦查模式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第一道工序，是构筑整个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我国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是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侦查与庭审之间的机制冲突已成为刑事诉讼发的一大障碍。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认识各自的特点和改革发展呈现的共同趋势，以此理性地反思我国侦查模式，不断完善侦查程序，使之顺畅运行。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

(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侦查权范文篇8

[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侦查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打击犯罪的效率和对人权的保护程度。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以此反思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实为完善之必要。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第一道工序，是构筑整个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我国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是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侦查与庭审之间的机制冲突已成为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障碍。比较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认识各自的特点和改革发展呈现的共同趋势，以此理性地反思我国侦查模式，不断完善侦查程序，使之顺畅运行。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参考文献：

侦查权范文篇9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3．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的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础上，既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立，又有二者的相互双向制约，其弊端突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具有被动性及滞后性，无法真正监督及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也是有名无实；警检关系的双向制约性使双方互相扯皮、内耗，引发警检冲突，减损侦控能力；无法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参与、领导与指挥提高办案水平以及时有效破案；无法从公诉的角度指导侦查行为的实施和按照证据适用规格引导证据收集工作，这会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追诉效果的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诉讼效率。

4．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进行的程序性裁判活动”②已成为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在我国，针对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实施，遭受侵犯的嫌疑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事后救济。此外我国至今仍未做出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而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上也很难获得证明，难以发挥救济作用。

注释：

侦查权范文篇10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

1．英美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

(2)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如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

(3)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侦查犯罪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不得干涉和指挥警察机关的侦查，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监听等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警察对现行犯和紧急情况下采取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监听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允许采取的时间较短，事后应向法官报批，由法官对上述行为经过司法审查后做出是否认可的裁定。另外法官可基于嫌疑人及律师的申请，就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庭审中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

(5)强化嫌疑人的防御权，控辩平等对抗获得有效保障。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系列权利，如秘密会见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以保障律师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2．大陆法系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而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侦查权力的行使较为灵活与宽松。大陆法国家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大的侦查权力，拥有多种侦查手段、方法，行使时较少地受到限制，有相对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一般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主行使，只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等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批准。

(3)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的侦查机关，其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

(4)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所不同的是，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通过改革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5)辩方的防御权受到限制，控辩不能平等对抗大陆法国家在审前阶段为嫌疑人提供的防御权过于弱小，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限制律师介入侦查，即使是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得较好的意大利和德国，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也不足以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相抗衡。

3．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各有利弊，英美法系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极易造成对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理想的侦查模式能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今两大法系侦查模式都在进行改革，互相吸收和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做法，有逐步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与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的有限改革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侦查模式从英美法系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也在构建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模式。现在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普遍建立了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呈扩大趋势；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

二、对我国侦查模式的理性反思

总的来说，我国没能建立起控辩双方相互制衡，侦查模式不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带有超职权主义特征。归纳起来，我国侦查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我国的侦查是在中立司法机构不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官不介入侦查，侦查过程中对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处分措施，都由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内部审查许可令状，没有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司法授权与审查机制。这种制度的设计背离了包括“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经常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刑讯逼供、任意扣押等滥用权力的现象。

2．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我国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多样，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灵活宽松，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同时，辩护方实为诉讼客体，无权实施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的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律师参与诉讼范围也十分有限，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有效的防御活动，在这里甚至连典型意义的辩护方都不存在①。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破坏刑事追诉程序的正当性，并动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