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处范文10篇

侦查处范文篇1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坚持两个基本，1严打整治斗争。保证打击效果；二是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三是强化监督，严格执法，坚决防止和纠正打击不力；四是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等措施，充分发挥审查批捕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作了应尽的努力。严打以来，全省共批捕犯罪嫌疑人32660人，平均办案时限由原来的4天缩短为2.3天。

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2严格执法。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3强化两项监督。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说理性普遍增强。5深化改革。

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6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侦查处范文篇2

我是法纪检察处副科级检察员，中共党员，法律本科。于年月参加工作，年月复员分配到宣武区人民检察院。先后在政工、控申和反贪、法纪部门工作。

我竞争的职位是反贪侦查二处副处长，我的优势在于：我来检察院工作的年间，有年都是在反贪战线上度过的，在多年的检察实际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办案经验，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一些侦破案件的策略方法，对工作兢兢业业，能够作到全身心投入。

我热爱反贪工作，对反贪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老兵，在我还能干、还能跑的时候，我由衷的希望能借这次中层干部空岗竞争的机会，有幸和反贪局的领导、同志们一道为我院反贪工作再上新台阶发挥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近几年来，在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由于在反贪工作中表现出色，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受到市检院嘉奖，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于年、年、年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为优秀。年荣获区政法系统业务标兵。十二年来共查处办理了各类案件线索近百件，立案余件。其中大要案就有余件，共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几百万元。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如：年在破获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业务员侯建萍贪污余元案件中，根据两张发票，挖出重要线索，从中查获侯建萍贪污公款余万元的罪行，使其受到法律的严惩（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年受理北京市第六十中学出纳黎美菊挪用公款余万元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又如：在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宣武支行信用卡科科长于洋挪用客户保证金万元一案中，通过查账发现并破获原该行行长张智芳（正处级）、副行长张玉江（付处级）等四人贪污公款余万元的事实。还办理了上百万元的特大案件及在我区较为有影响赵宏贪污、挪用公款案等。

我的主要不足是在工作中有急噪情绪。

对竞争岗位情况的熟悉程度和今后的工作思路是：

反贪侦查部门担负着立案侦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打击经济犯罪、维护法律尊严、严惩腐败分子的神圣职责，通过多年来的反贪工作实践，对反贪工作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能熟练掌握反贪工作流程，对经济案件的受理到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各个检察环节的办案时限、法律手续熟记在心。在运用证据侦破案件中深深的感到：办案中只有深入细致，牢固树立责任感，并将强烈的侦查意识贯穿于始终，才能从细微的线索中发现和查获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从事反贪工作，不仅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还要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平时自己注意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和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并时时刻刻地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热爱检察事业，忠于职守，依法办案，努力工作，将本职工作与廉洁自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严格依法办案，较好地维护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侦查处范文篇3

2、在严格执法，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3、在强化两项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在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在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5、在深化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普遍增强。

6、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在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看更多范文请搜索浙江秘书网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侦查处范文篇4

2、在严格执法，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3、在强化两项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在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在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5、在深化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普遍增强。

6、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在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看更多范文请搜索浙江秘书网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侦查处范文篇5

2、在严格执法，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3、在强化两项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实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把手工程，构筑大监督格局；二是加强宣传，拓宽案源；三是调整工作方向，拓展监督新领域；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五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充分发挥引导侦查取证作用等措施加大了监督工作力度。去年全省通知公安机关立案1344件1508人，在全国位居第三；共纠正漏捕56件102人，介入侦查2074件2975人，参加重大案件讨论1550件2265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在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5、在深化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普遍增强。

6、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在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看更多范文请搜索浙江秘书网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侦查处范文篇6

一、坚决贯彻高检院部署的“系统抓，抓系统”的办案方针，在国土规划、医疗卫生和水务等部门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上半年，我处充分认识到反贪工作要以服务大局、突出打击重点为根本，坚持在热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反贪经营，对有价值的案件线索进行深耕细作，通过集中办案力量，统筹安排全局工作，采取打阵地战的方式，办理了一系列窝案、串案。

上半年我处所办案件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稳步上升。1－6月份，我处共立案12件1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3％。

二是查处的犯罪嫌疑人中机关干部比例高。上半年我处查处的12名涉案人员中有7人为党政机关干部，占全市反贪部门查处的机关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三成,其中处级干部有6人。

三是办案效率高、案件质量高。在所办案件中，已经侦查终结9件9人，移送审查起诉8件8人，均比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有大幅提前。

四是所办案件多是重点行业的窝案、串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早在去年年初，我们收到在押犯刘某的一封举报信，从而展开了对我市医疗卫生系统腐败问题的初查。今年上半年，我们先后对罗湖区卫生局局长、罗湖中医院和罗湖妇幼保健院院长等3人立案侦查，在全市医疗行业引起轩然大波，打响了向医疗卫生系统腐败现象宣战的第一炮，直接引发了如今全市医疗卫生行业的反腐之风如火如荼，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极大地壮大了检察机关的声威。

今年4月份，我处又在侦破规划国土系统系列案件上打了一个漂亮仗。全处同志精诚合作、各展其能，整整一个月废寝忘食，一共立案6件6人，其中副处长2人，助理调研员1人。完全依靠自己的侦查力量在复杂敏感的国土规划部门攻克了反腐战斗的堡垒，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发案单位的高度重视。

二、主动出击摸线索，选准突破口，使案件向纵深发展。

按照“系统抓、抓系统”的思路和方法，对线索和案件主动地、有计划地经营，选准关键的突破口，是办理高质量窝案串案的重要途径。上半年，我处所有的立案案件线索全部是自行发现、自行摸查并自行完成全部侦查工作。靠的就是主动出击找线索，变“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在对线索系统经营成熟后，又积极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运用各种谋略，深挖扩线，不断地把侦查向纵深方向推进，使案件从小到大，从少到多。

以国土规划系列案件的查处为例，相关线索一直都由固定的办案组初查，办案人员也有意识地和国土部门及相关行业的人来往，对相关部门的工作方式、行业规律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去年兴宁矿难后，在全国范围整顿各类矿场，深圳也要关闭、整顿一大批采石场。办案人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面临关闭的石矿场的老板只要花钱搞定地矿协会秘书长李勇，就可以继续以各种名目经营。于是在处领导的安排下对这一线索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系统性经营。并由这一线索进行扩展性调查，又对国土局地矿管理部门的运作方式和其中的漏洞有了清晰的认识。充分调查后发现，李勇来深时间并不长，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却拥有700多万元的个人财产；地矿处（科）作为专门管理深圳市地矿资源的部门，从未接受过纪检审计部门的查处，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可能要弱于其他部门。因此我们选择了李勇作为突破口，再彻查市、区两级地矿部门，进而拓展到征地拆迁办公室和规划部门，从而揭开了整个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的盖子。

在决定上马李勇案时我们一反惯常办案思路，不是先抓行贿人，而是先抓受贿人，从受贿人李勇那里打开突破口。由于前期扎实的初查工作，因此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李勇归案后在三个小时之内就交代了受贿事实。然后我们积极争取发案单位的支持，借力打力，联合市国土局上演了一个现代版的“鸿门宴”，由市国土局通知那些涉嫌行贿又行踪不定的石场老板来开会，再请君入瓮，顺利地将他们一网打尽，在极短时间内一一突破、成功取证。通过突破这些行贿人扩线，成功实现了办理这一系列案件的三个突破：从数万元的小案向百万元的大案的突破，从地矿部门向征地拆迁部门的突破，从地矿部门向规划部门的突破。

三、边干边练，在实战中提高队伍素质，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侦查一处特色的办案模式。

年初的岗位交流后，我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反贪侦查经验，因此我处在队伍建设方面尤其在业务素质的提高上面临较大的压力。为了更快更好地建设队伍，同时也要漂亮地完成办案任务，我们采取了边干边练边提高的方式，在办案实践中打破常规、大胆创新，通过有针对性的高强度的实战训练，取得了办案练兵双丰收。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波浪式审讯”为代表的一套有我处特色且富有成效的办案模式。

首先是大兵团作战时的案件启动机制，即案件一启动，相应的指挥机制、保障机制、保密机制也随即启动。指挥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信息联络员、审讯人员、外调人员全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个岗位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又有随时调整的机动性；各组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够得到及时的沟通协调。正是这套科学高效的案件启动机制，加上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无私奉献精神，才使得我们在一场场攻坚战中不断克敌致胜。

其次是打破以往办案中以办案组为主的审讯组合。根据具体问话对象的性格特征，指派不同的主审人员，再搭配不同的助审。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审讯工作更有针对性，能够取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让年轻同志跟着不同的主审人，有利于锻炼新人。在审讯过程中，充分相信年轻人，针对他们热情高，却经验不足的特点，既让他们多跟随不同的组长进行学习，适当的时候也让他们自由组合，独立审讯，根据他们审讯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有老侦查员进行指导。这样做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使得侦查一处整体审讯水平提高很快。

在审讯突破的实践中，我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有侦查一处特色的“波浪式审讯”方式。首先根据审讯人员的性格特点和谈话风格进行分类组合，根据谈话对象心理变化的不同阶段，投入不同风格的审讯力量：性子急躁，嗓门大的人首先过去灭一下对方的威风，打击其心理防线；然后由耐心敏锐、经验丰富的担当主审与对方细谈，在谈话过程中逐渐点明案情；在关键时刻由处领导出面进行画龙点睛式的接触，既表明了对对方的重视又表明了办案的决心，使他们的态度由抗拒到妥协到崩溃再到彻底合作。如在审讯黄伟华时，对其施行“高压政策”后，我们根据其学历高、工作能力强，有自尊心强、好面子的特点，派出女侦查人员蔡霞与他谈家庭，谈人生，谈希望，谈出路。黄某深受感动，从极端的恐惧和抵触，转变为依靠和信任，最终主动交代了其收受多人巨额贿赂的问题。

“磨刀不误砍柴工”。在繁忙的办案工作中，我处始终不忘对办案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已形成了雷打不动的一案一总结制度。每次办理完重大案件，全处人员集中开会，每个同志都必须发言，谈体会，论得失。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由此发现了办案中存在的分工协作沟通不够、后勤保障不到位、警卫工作须有专人负责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法。正是通过不断的总结交流，我处办案成效日益提高，办案模式逐步完善，新老办案人员之间的磨合过程加快，相互间越来越默契，侦查一处在实战中已锤炼成为一支团结的、敢打善打能打硬仗的战斗队伍。

四、以大局为重，无私协助上级单位和兄弟单位办案，屡创佳绩。

上半年，我处除完成自己的办案任务外，还以整个反贪大局为重，倾全处之力无私协助上级单位和兄弟单位办案。

水务局原局长黄添元受贿案是由省院立案的，但是从初查到案件突破的全过程，我处都担当办案主力。由于省院对深圳情况不是很熟悉，于2005年10月将黄添元涉嫌受贿线索交由我处初查。在历时半年之久的秘密调查之后，于今年3月份我处全处出动，突然出击，在黄添元家中搜出400多万元的巨款，接着又由我处办案人员主审，黄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交待了受贿6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在办理法院系统人员受贿案件中，我处又根据局领导的安排派出精兵强将协助侦查二处审讯民七庭庭长张庭华，几番斗智斗勇的较量后，张庭华率先交代了受贿2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为整个系列案件的全面突破奠定了基础。

五、下半年的工作思路

1、坚持以办案为中心的工作指导思想，突出重点，对现有的线索继续深挖，多办案，办大案。

上半年我们虽然在国土规划、卫生医疗、水务等系统办理了一批案件，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揭开这些行业的腐败盖子，查处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下半年我处仍将重点放在上述重点行业，特别是其中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力争达到查处一批案，打通一条线，预防一大片的社会效果。

2、狠抓队伍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提高队伍素质

下半年我处将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队伍素质：一是继续在办案过程中边干边练，以干代练，在实战中磨练队伍；二是坚持一案一总结，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提高办案水平；三是通过集中学习、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3、继续主动出击，增强发现线索的能力。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只有主动出击，打入行业内部，深入了解社情，掌握行业运做特征，才能一举拿下案件，不断扩大战果，重振特区检察机关反贪声威。下半年我们将利用已有优势，积极探索发展职务犯罪的情报搜集工作：锁定重点，深入内部，安插耳目，发展线人，交往渗透，以各种形式、多渠道地挖掘犯罪线索。

侦查处范文篇7

今年上半年，侦查一处紧紧围绕办案中心任务，在主动出击、线索经营、办理大要案、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一、坚决贯彻高检院部署的“系统抓，抓系统”的办案方针，在国土规划、医疗卫生和水务等部门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上半年，我处充分认识到反贪工作要以服务大局、突出打击重点为根本，坚持在热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反贪经营，对有价值的案件线索进行深耕细作，通过集中办案力量，统筹安排全局工作，采取打阵地战的方式，办理了一系列窝案、串案。

上半年我处所办案件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稳步上升。1－6月份，我处共立案12件1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3％。

二是查处的犯罪嫌疑人中机关干部比例高。上半年我处查处的12名涉案人员中有7人为党政机关干部，占全市反贪部门查处的机关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三成,其中处级干部有6人。

三是办案效率高、案件质量高。在所办案件中，已经侦查终结9件9人，移送审查起诉8件8人，均比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有大幅提前。

四是所办案件多是重点行业的窝案、串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早在去年年初，我们收到在押犯刘某的一封举报信，从而展开了对我市医疗卫生系统腐败问题的初查。今年上半年，我们先后对罗湖区卫生局局长、罗湖中医院和罗湖妇幼保健院院长等3人立案侦查，在全市医疗行业引起轩然大波，打响了向医疗卫生系统腐败现象宣战的第一炮，直接引发了如今全市医疗卫生行业的反腐之风如火如荼，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极大地壮大了检察机关的声威。

今年4月份，我处又在侦破规划国土系统系列案件上打了一个漂亮仗。全处同志精诚合作、各展其能，整整一个月废寝忘食，一共立案6件6人，其中副处长2人，助理调研员1人。完全依靠自己的侦查力量在复杂敏感的国土规划部门攻克了反腐战斗的堡垒，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发案单位的高度重视。

二、主动出击摸线索，选准突破口，使案件向纵深发展。

按照“系统抓、抓系统”的思路和方法，对线索和案件主动地、有计划地经营，选准关键的突破口，是办理高质量窝案串案的重要途径。上半年，我处所有的立案案件线索全部是自行发现、自行摸查并自行完成全部侦查工作。靠的就是主动出击找线索，变“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在对线索系统经营成熟后，又积极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运用各种谋略，深挖扩线，不断地把侦查向纵深方向推进，使案件从小到大，从少到多。

以国土规划系列案件的查处为例，相关线索一直都由固定的办案组初查，办案人员也有意识地和国土部门及相关行业的人来往，对相关部门的工作方式、行业规律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去年兴宁矿难后，在全国范围整顿各类矿场，深圳也要关闭、整顿一大批采石场。办案人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面临关闭的石矿场的老板只要花钱搞定地矿协会秘书长李勇，就可以继续以各种名目经营。于是在处领导的安排下对这一线索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系统性经营。并由这一线索进行扩展性调查，又对国土局地矿管理部门的运作方式和其中的漏洞有了清晰的认识。充分调查后发现，李勇来深时间并不长，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却拥有700多万元的个人财产；地矿处（科）作为专门管理深圳市地矿资源的部门，从未接受过纪检审计部门的查处，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可能要弱于其他部门。因此我们选择了李勇作为突破口，再彻查市、区两级地矿部门，进而拓展到征地拆迁办公室和规划部门，从而揭开了整个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的盖子。

在决定上马李勇案时我们一反惯常办案思路，不是先抓行贿人，而是先抓受贿人，从受贿人李勇那里打开突破口。由于前期扎实的初查工作，因此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李勇归案后在三个小时之内就交代了受贿事实。然后我们积极争取发案单位的支持，借力打力，联合市国土局上演了一个现代版的“鸿门宴”，由市国土局通知那些涉嫌行贿又行踪不定的石场老板来开会，再请君入瓮，顺利地将他们一网打尽，在极短时间内一一突破、成功取证。通过突破这些行贿人扩线，成功实现了办理这一系列案件的三个突破：从数万元的小案向百万元的大案的突破，从地矿部门向征地拆迁部门的突破，从地矿部门向规划部门的突破。

三、边干边练，在实战中提高队伍素质，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侦查一处特色的办案模式。

年初的岗位交流后，我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反贪侦查经验，因此我处在队伍建设方面尤其在业务素质的提高上面临较大的压力。为了更快更好地建设队伍，同时也要漂亮地完成办案任务，我们采取了边干边练边提高的方式，在办案实践中打破常规、大胆创新，通过有针对性的高强度的实战训练，取得了办案练兵双丰收。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波浪式审讯”为代表的一套有我处特色且富有成效的办案模式。

首先是大兵团作战时的案件启动机制，即案件一启动，相应的指挥机制、保障机制、保密机制也随即启动。指挥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信息联络员、审讯人员、外调人员全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个岗位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又有随时调整的机动性；各组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够得到及时的沟通协调。正是这套科学高效的案件启动机制，加上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无私奉献精神，才使得我们在一场场攻坚战中不断克敌致胜。

其次是打破以往办案中以办案组为主的审讯组合。根据具体问话对象的性格特征，指派不同的主审人员，再搭配不同的助审。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审讯工作更有针对性，能够取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让年轻同志跟着不同的主审人，有利于锻炼新人。在审讯过程中，充分相信年轻人，针对他们热情高，却经验不足的特点，既让他们多跟随不同的组长进行学习，适当的时候也让他们自由组合，独立审讯，根据他们审讯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有老侦查员进行指导。这样做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使得侦查一处整体审讯水平提高很快。

在审讯突破的实践中，我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有侦查一处特色的“波浪式审讯”方式。首先根据审讯人员的性格特点和谈话风格进行分类组合，根据谈话对象心理变化的不同阶段，投入不同风格的审讯力量：性子急躁，嗓门大的人首先过去灭一下对方的威风，打击其心理防线；然后由耐心敏锐、经验丰富的担当主审与对方细谈，在谈话过程中逐渐点明案情；在关键时刻由处领导出面进行画龙点睛式的接触，既表明了对对方的重视又表明了办案的决心，使他们的态度由抗拒到妥协到崩溃再到彻底合作。如在审讯黄伟华时，对其施行“高压政策”后，我们根据其学历高、工作能力强，有自尊心强、好面子的特点，派出女侦查人员蔡霞与他谈家庭，谈人生，谈希望，谈出路。黄某深受感动，从极端的恐惧和抵触，转变为依靠和信任，最终主动交代了其收受多人巨额贿赂的问题。

“磨刀不误砍柴工”。在繁忙的办案工作中，我处始终不忘对办案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已形成了雷打不动的一案一总结制度。每次办理完重大案件，全处人员集中开会，每个同志都必须发言，谈体会，论得失。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由此发现了办案中存在的分工协作沟通不够、后勤保障不到位、警卫工作须有专人负责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法。正是通过不断的总结交流，我处办案成效日益提高，办案模式逐步完善，新老办案人员之间的磨合过程加快，相互间越来越默契，侦查一处在实战中已锤炼成为一支团结的、敢打善打能打硬仗的战斗队伍。

四、以大局为重，无私协助上级单位和兄弟单位办案，屡创佳绩。

上半年，我处除完成自己的办案任务外，还以整个反贪大局为重，倾全处之力无私协助上级单位和兄弟单位办案。

水务局原局长黄添元受贿案是由省院立案的，但是从初查到案件突破的全过程，我处都担当办案主力。由于省院对深圳情况不是很熟悉，于2005年10月将黄添元涉嫌受贿线索交由我处初查。在历时半年之久的秘密调查之后，于今年3月份我处全处出动，突然出击，在黄添元家中搜出400多万元的巨款，接着又由我处办案人员主审，黄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交待了受贿6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在办理法院系统人员受贿案件中，我处又根据局领导的安排派出精兵强将协助侦查二处审讯民七庭庭长张庭华，几番斗智斗勇的较量后，张庭华率先交代了受贿2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为整个系列案件的全面突破奠定了基础。

五、下半年的工作思路

1、坚持以办案为中心的工作指导思想，突出重点，对现有的线索继续深挖，多办案，办大案。

上半年我们虽然在国土规划、卫生医疗、水务等系统办理了一批案件，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揭开这些行业的腐败盖子，查处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下半年我处仍将重点放在上述重点行业，特别是其中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力争达到查处一批案，打通一条线，预防一大片的社会效果。

2、狠抓队伍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提高队伍素质

下半年我处将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队伍素质：一是继续在办案过程中边干边练，以干代练，在实战中磨练队伍；二是坚持一案一总结，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提高办案水平；三是通过集中学习、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3、继续主动出击，增强发现线索的能力。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只有主动出击，打入行业内部，深入了解社情，掌握行业运做特征，才能一举拿下案件，不断扩大战果，重振特区检察机关反贪声威。下半年我们将利用已有优势，积极探索发展职务犯罪的情报搜集工作：锁定重点，深入内部，安插耳目，发展线人，交往渗透，以各种形式、多渠道地挖掘犯罪线索。

侦查处范文篇8

一、查办司法不公职务犯罪的难点

(一)发现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发现难，造成该类犯罪黑数大，①大量的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造成发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发现渠道不畅。目前，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渠道虽然很多，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下面对几种主要来源进行分析。(1)举报与控告渠道。近年来，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最重要线索。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有80%来自于群众举报。但是，由于我国相关举报法规的不完善，不少举报人频遭打击报复，举报热情被挫伤，从而减少了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获取渠道。(2)纪检监察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从某省近几年来查处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线索来源看，共有53件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占查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29.4%;来自公安机关移送的有6件，来自监狱机关移送的有3件。②(3)自行发现。该渠道成案的价值比较大，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但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小。(4)犯罪嫌疑人自首。由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者社会地位较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存在较强的侥幸心理。办案部门寄望于犯罪嫌疑人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名誉、权力和地位而去自首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自首渠道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很少。

2．犯罪的隐蔽性。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司法工作的专业化使司法过程很难为普通人所熟悉和掌握，以及法律规定的保密要求、工作性质等原因使司法程序具有繁杂、透明度不高的特点，导致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例如，在警察职务犯罪中，有些罪行与职务行为混为一体，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而部分警察职务犯罪的预谋是除犯罪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观察判断的，其犯罪心理同工作思路交错在一起，有些职务犯罪行为本身就与职务行为难以区分，③从而使该犯罪活动难以暴露，较之普通的职务犯罪，发现、取证难度更大。

3．利益均沾同盟。利益均沾同盟，是指所有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集体利益共同体。在司法腐败中，其表现形式为司法人员集体行贿、集体贪赃、集体渎职等，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利益均沾同盟。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④利益均沾同盟使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发现与查办困难重重。第一，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由于相信法不责众，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第二，相互监督制约机制难破权力网。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关内部规章制度虽然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之间设置了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但该机制有时难以抵制和打破用物质利益编织的经济网络(权力网)。

4．部门利益干预。司法腐败的丑闻会给整个单位乃至整个系统的廉洁性造成重创，因此使得领导层很难有自曝家丑的动力，而选择尽可能地掩盖或在内部解决。一些司法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被发现后，其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从单位绩效考核、评选先进和个人政绩的角度出发，一般是进行“内部处理”，尽量将原本触犯法律的事情变通为违纪处理，不移送司法机关。纪委移送的一些司法单位领导受贿案件牵涉出来的行贿人，有的行贿数额较大，但因在纪委调查期间配合较好，绝大多数都被作了内部处理。对这些司法人员行贿犯罪及钱款来源问题，检察机关无法再介入，一定程度上也放纵了犯罪。

(二)查处难

1．干扰多，阻力大。由于长期在司法领域工作，司法人员在司法系统等社会各界的关系网十分广泛，如果不注重秘密初查，侦查意图和侦查方案很容易泄露，会给案件的侦办增加难度。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权力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因为司法改革引入法官的“三六九等”、业绩考评等制度而加剧了权力干预的制度化。⑤从司法系统外部来看，司法人员的人事、待遇安排取决于当地行政部门，迫于地方领导的压力或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司法人员围着地方行政领导的权棒转，倚权枉法。由于腐败成为一种势力，权力之间存在搏弈和对抗，办案阻力和风险越来越大，干扰多，查处难度大。

2．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取证和固定证据难是查处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查办职务犯罪大多依靠言词证据，侦查模式一般是“由供到证”。然而，通过讯问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获取其口供、进而围绕口供固定证据的做法很难行得通。在司法人员渎职犯罪中，犯罪主体往往在作案时就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了反侦查的措施，案发后对犯罪动机以工作失误、认识偏差和集体决策等加以搪塞。同时，案件知情人多与案件有牵连，对关键环节的直接证据拒绝作证，查办起来非常棘手。

3．查处机制不健全。及时有效地惩治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须建立与该类犯罪所固有的智能型、高隐秘型等特性相适应的查处机制。我国现行的查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查处此类职务犯罪的效能。具体表现为:首先，专门的侦查管辖制度没有建立。随着查办该类职务犯罪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特别是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在遵循侦查管辖制度办理具体案件时存在原则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的现象，办案工作日益受到犯罪嫌疑人关系网的干扰，给案件的查处带来很大阻力。其次，机动侦查权弱化。⑥目前，机动侦查权的范围被严格限制，而且实施方式受到制约，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被削弱，对很多特殊案件无权灵活处理，从而影响该类犯罪的查处。

(三)判决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判决难的主要表现为职务犯罪轻刑化。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如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也有主观方面的，包括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

1．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刑法之网本身存在疏漏，为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逃脱刑法之网的捕捉提供了基础。我国刑法之网的疏漏之处表现在:首先，刑事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现行刑法只是将部分职务犯罪行为划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大量具有类似危害的行为规则被排除在外。其次，兜底条款的虚置。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使用率很低，很少有单以该罪定案的情况。再次，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法定刑幅度过宽，给轻刑化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最为常见的贪污、受贿罪，《刑法》并没有对5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数额与刑期进行相应地细分。最后，对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做限制性的解释。⑦有些审判人员为被告人开脱、减轻罪责，钻法律空子曲解法律而重罪轻判或从轻、减轻判处，从中牟取利益，致使判决轻刑化。

2．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或其他制度虽有明确规定，但因监督上的问题或对执法者未设置违法执法责任追究制或追究不严或难以追究等问题，执法者针对不同的执法对象，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履行职责;二是法律规定本身不明确或者法律赋予执法者相当的裁量空间，执法者本应尽可能地作出合理和公正的判断，合理行使裁量权，但却不尽职责甚至故意作出不公正判断的执法行为。⑧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案件事实的纷繁复杂以及我国尚未建立以“法定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证据制度等因素存在，我国司法人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⑨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罚立法方面不完善，刑事司法解释相对滞后及立法技术落后，法官会不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采取选择性执法，滥用这种权力来办人情案、关系案。

3．滥用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规定的刑种多、量刑幅度大，导致有些审判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一是在量刑幅度内，即使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判多判少也是审判机关说了算，这就给了某些审判人员枉法犯罪的机会。二是某些审判人员在缓刑的适用中，钻法律空子。同类情况下，有“情”、有“钱”的人才可能缓刑。既然在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均属“合法”，那么收受关系人的钱财，少判或多判一、两年又何乐而不为呢?⑩三是缓刑的条件规定原则性太强。我国缓刑中“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之规定不够具体，无形中增大了办案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我国当前查办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机制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机制，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侦查机关的专业化分工，即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在不同国家机关中的分配;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内部和外部领导体制;三是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配置，即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各项具体措施或手段。

1．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唯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机关。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所侦查职务犯罪职能部门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由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侦查;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由反渎职侵权局负责侦查;三是赋予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民行检察部门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以侦查的职能，主要是对这些部门在其检察监督工作中所发现的监管场所内发生的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中法官的职务犯罪等案件进行侦查。对侦查权的行使，检察机关除拥有公安机关侦查普通刑事案件的各项职权外，还享有案件线索的初查权，即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

2．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双重领导”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呈现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特点，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关系基本上仅仅局限于检察业务，而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大多数仍依赖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三、我国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机制重构

(一)成立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

由于职务犯罪日趋隐蔽化和复杂化，而在现有的机制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呈现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侦查部门多头设置导致无法形成合力、侦查措施相对而言较为单一等弊端，故应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以改变这种现状。具体来说，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将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举报部门、预防部门等合并为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反腐败侦查局，并将民行、监所部门的侦查权也收归其有，从人、财、物等方面保障其独立性，在内部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垂直领导。通过整合人力资源、装备资源、技术资源等，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水平和能力。

(二)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

即在检察机关内部，强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领导，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体制，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作用;在检察机关外部，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内、国际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使各方力量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与职务犯罪作斗争。瑏瑢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旨在进一步有效地整合侦查资源，迅速集中检察系统的办案力量，在短时间内投入优势兵力“围歼”大、要案和窝案、串案，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应当注重建立健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机制，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管理力度，对辖区内的案件线索统一掌握、筛选、分案，健全与纪委等相关部门的线索移送制度;二是建立侦查指挥协调、协作机制，一方面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关系，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指挥和协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不同地区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协作配合制度，形成全国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一盘棋”的格局，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营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即对线索管理及分流、初查及不立案、侦查取证、询问讯问、撤案、移送起诉的报批、审核、案件汇报、文书备案程序等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应健全完善业务考核、办案安全等制度;四是建立侦查国际合作和个案协查机制，以保证国外、境外追逃、追赃、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树立“精确打击”理念，强化打击职务犯罪的效果

职务犯罪精确打击，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依托信息的支持，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装备并形成精确管辖、精确指挥、精确保障、精确监督等主要系统，以及对获取和固定准确充分的证据为核心，注重打击质量，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精确打击的一种查办案件的模式。具体来说，一是精确管辖，即通过完善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完善案件线索的统一归口管理等，确保信息获取的精确性，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精确指挥，即借助指挥信息系统，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组织实施指挥，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保证;三是精确保障，即通过精确运用打击方法、精确使用打击手段、精确组织打击保障，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核心;四是精确监督，即通过完善侦查程序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决策指挥监督机制、完善侦查备案审查机制、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完善侦查通报机制等，科学分析和准确判定打击效果，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环节。以此达到直接摧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重心、职务犯罪侦查节奏快、职务犯罪嫌疑人脱逃难、职务犯罪侦查效率高、职务犯罪侦查成本小、职务犯罪可控制性强等方面的效果。

(四)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特别侦查权，加大打击力度

侦查处范文篇9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刑讯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可以说，刑讯几乎贯穿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司法制度的全部历史，刑讯合法化、制度化是我国封建时代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刑讯在清末的立法中被取消，经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制定刑事诉讼法时更是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何在？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分析。

（一）有罪推定和对口供的过份依赖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久远的“口供是证据之王”观念形成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情结。刑事诉讼证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因此，侦查人员为破获案件，往往首选“撬开嫌疑人的嘴”，进而不惜刑讯逼供。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文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口供依赖情结在为数不少的侦查人员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真正树立起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司法理念尚需时日。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侦查人员的思想中，一旦嫌疑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就被认为不老实，就对他们刑讯逼供，让他们受皮肉之苦，如果再不按照办案人的意图招供，就认为是打得轻，要再“加温”。他们把嫌疑人锁定为“罪犯”，认为教训他们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甚至他们的做法受到个别领导的默许或支持。认为只有打老实了，才能灭他们的威风，从而才能顺利破案。当办案人员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刑讯逼供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刑事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的确立已成为国际社会完善法制的一个大趋势。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对被告人的沉默权是一种绝对的排斥，这一立法上的矛盾，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也给了侦查人员以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从而诱发刑讯逼供的发生。

2、我国尚未健立审讯监督机制。我国现行的刑诉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实际上是一种秘密的审讯，虽然刑诉法第92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是拘押地点、指定地点和犯罪嫌疑人住处。”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住处的很少，不管在什么地方讯问，绝大多数是在犯罪嫌疑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与外界隔绝之下进行的，犯罪嫌疑人处于没有法律援助的情况下接受审讯，审讯是否公正，是否出现非法行为难以监督，使刑讯逼供容易发生，发生了又难以发现和查处。

3、侦审合一的职权划分使刑讯逼供成为可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这表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讯、强制措施等重要职权集中在公安机关，侦审不分、侦审一体，一旦审讯中达不到侦查人员的目的，非法手段就可能发生。同时，刑讯逼供的发生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致使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

（三）某些刑讯逼供现象是官僚主义作风导致的无奈结果

侦查简而言之就是查明案情、抓获犯罪人。言之简单，但谁都知道其中的艰辛。破案需要的时间谁也无法预测，它往往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也许有些案件将会成为“死案”，永远无法破解。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的期限、审判的期限，惟独没有规定侦查破案的期限，只是对犯罪嫌疑人已被羁押的案件的侦查期限作了规定，以限制长时间羁押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的成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更有一些地方机械理解执法质量考评体系，给基层派出所下达罚款指标、治安拘留指标、破案指标，不能完成指标就会影响警察个人的福利待遇甚至个人前途。公安部更是在2004年6月1日公开提出“命案必破”目标。一旦发案，各级官员往往对公安机关层层加压，限期破案，而无视犯罪侦查的客观性，对侦查人员调查取证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加之某些领导好大喜功，追求破案率、抓获率，使得侦查人员急不择法，只得用刑讯来逼取供述。因此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刑讯逼供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加强立法，完善刑事诉讼机制

1、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已成为一项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笔者建议我国在立法上也应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从根源上消除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空间。二是要确立沉默权制度，这是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不仅使被讯问者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中有权保持沉默，还将意味着通过刑讯逼供从被追诉者那里获取的供述归于无效，从而增强了阻却刑讯逼供的力量。三是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何对刑讯逼供进行举证，一直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建议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让曾经作为警察的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从根本上避免被害人被无辜伤害却没有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尴尬局面。

2、增强讯问程序的透明度。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犯罪嫌疑人面对的是强大而几乎不受约束的侦查机关，整个讯问程序封闭、缺乏监督。从规范侦查权的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的规则规定较为粗疏，讯问程序应当严格纳入法制的轨道，可以在讯问的时间和地点上进行约束，确立不得进行长时间讯问和夜间讯问的原则，讯问过程中间必须有必要的休息时间，讯问的地点要受到监控，实现羁押与讯问分离、保证看守所的中立性。在有条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当然，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应当建立在羁押与讯问分离的基础上，讯问人员只是负责讯问，录音录像则由负责羁押的看守所来实行，这样才能保证全程录音录像的真实性。

3、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是比较典型的直线型结构，侦查与起诉两条线，检察院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对侦查合法性的监督力度有限。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除逮捕犯罪嫌疑人须由检察院批准外，其他事项均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尤其是拘留，大多数违法行为包括刑讯逼供恰恰都发生在拘留期间，待检察院发现查处时，刑讯逼供已成事实。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经常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过程，派员参加某些强制侦查活动，检察院可以确认违法侦查或者从保证起诉质量的角度考虑，对明显不当又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检察监督建议的侦查行为无效，要求其更换人员补充侦查，必要时也可自行侦查，以警戒未来的侦查活动。同时，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讯犯罪嫌疑人，并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证据，如果发现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及时进行查处。

侦查处范文篇10

一、查处行贿案件的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的现象。

1、行贿案件立案传唤少。目前贿赂犯罪十分猖獗，但检察机关以行贿罪立案侦查的案件普遍少见。如我院三年来共立案侦查受贿案件41件，但无一起以行贿罪立案侦查传唤的，立案侦查甚少，必然形成以通知谈话形式询问涉嫌行贿人居多的局面，而缺乏法律威摄力度，以致于涉嫌行贿人心理压力比较轻松，询间时间大大拉长，导致法定的十二小时以内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2、侦查取证难。多数情况下，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在查证受贿案件时，行贿人是必然调查的重要证人，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供证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给办案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行贿人不作证的原因，除有时是受到受贿人及其亲友的恐吓或利诱外，多数情况下是有其自身的多方面考虑。一是怕一旦作证会牵连自己，怕自己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立案查处；二是有的行贿人已经谋取到了所要谋取的利益，对受贿人存有感恩心理，从而不愿作证；三是有的行贿人自知自己是证人而非案件当事人，司法机关难以奈何自己而有恃无恐，拒绝作证。

3、方法措施少。一方面涉嫌行贿人工作流动性、职业变动性大，对那些主观上试图逃避检察机关，侦查的涉嫌行贿人侦查人员会普遍感到方法缺乏、措施无力、难以对付；仅在今年一年，我局在办理贿赂案件中，就有二起行贿嫌疑人故意躲避、至今仍在潜逃中的情况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很少对涉嫌行贿人以行贿罪立案侦查，因而许多传唤等侦查措施及法律手段都得不到及时、有效使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进行。

二、查处行贿案件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现象的主要原因。

1、检察、法院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表现方式与立法理解尚缺乏统一的认识，我国新《刑法》第395条以立法形式将“为谋取不止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其目的是为了把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的行为排除在外，然而，目前行贿行为大多发生在经济交往中，一些单位或个人不顾法律规定，对参与经济交往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以财物贿赂，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等手段，使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洞开方便之门，以达到他们实现不公平竟争，谋取本单位或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竟争所谋取的利益，其行为表现是否己经符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特征，政法部门则缺乏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以致于侦查部门因难以确定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的性质，而对某些行贿案想立而不敢立，担心立了今后处理不了，从而造成目前贿赂犯罪居高不下的局面存在。而对行贿犯罪立案侦查少，对涉嫌行贿人不能采取有效侦查手段等不正常状况，也使某些行贿人虽被多次查找、询问，但仍我行我素，行贿之愈演愈烈，进一步诱发了某些意志薄弱者因受贿而犯罪。

2、侦查部门对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不够正确灵活。行贿人在行贿案与受贿案中，其所处位置、所起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身份特点，如在行贿案中，行贿人处于被审查地位，主要就其行贿犯罪事实作出交待并接受法律处理，其身份为犯罪嫌疑人，但在受贿案中，受贿人系被审查对象，行贿人则处于案件关系人的地位，主要就受贿人的犯罪事实作出负有法律责任的证言，其身份为涉案证人。

在目前侦查实践中，侦查部门在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上往往强调或夸大了涉嫌行贿人在受案中的证人身份的作用，生怕追究涉嫌行贿人的责任会造成行贿人不配合或对行哨事实故意隐瞒而不利于受贿案件查证的后果，忽略了涉嫌行贿人往往表现为态度上“软”时间上“拖”方法上“缺”措施上“缩”。该立案的不立案，以调查代替侦查；以谈话代替讯问；该采取法律措施的也不采取，侦查锋芒锐减。这不但影响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对查处受贿犯罪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3、“以人立案”方式对涉缣行贿人侦查工作具有不相适应性。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案件都采取“以人立案”的方式立案侦查，即通过初查查明犯罪嫌疑人之后再决定是否立案，并采取侦查措施。过于后置的“以人立案”方式在侦查过程中，可行性较差，有不少弊端。

一是它对于已经发现犯罪事实而行贿人尚未寻找到或不确定的案件难以及时立案侦查。一般而言，行贿案除有一部份是因受贿嫌疑人案发而被带出外，另一部份是受贿举报线索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行贿人尚不确定，故难以“以人立案”方式立案侦查。二是它束缚了侦查人员的手脚，直接影响到办案效果。侦查人员在查找涉嫌行贿人和收集证据过程中，难免会惊动方方面面。此时因尚未立案，传讯等一些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就不能及时运用，这给行贿人留下闻风逃逸或与受贿人串供补证、攻守同盟的机会，对办案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它容易给善后处理带来副作用。如果对某个涉嫌行贿人“以人立案”一旦在侦查阶段因一时取不到可靠的犯罪证据或案情有所变化需作撤案处理时，往往会出现有关人员“讨说法”的难题。

三、要解决侦查行贿案件中所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对策。

1、更新观念，提高效率，积极推行行贿案中的“以人立案”与“以事立案”并举摸式。现行《刑诉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也就是说，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几乎安全相同的侦查权。侦查部门既可“以事立案”又可“以人立案”，两种立案方式并举，这样做一是有利于行贿案的一切侦查活动都依法进行，于法有据，与现行《刑诉法》的规定相吻合；二是有利于一旦发现涉嫌行贿人即可迅速采取传讯等侦查手段与法律措施，提高破案效能；三是有利于在案情发生一定变化时，处于可进可退、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