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案卷制度范文10篇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1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

侦查案卷制作包括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技术规程或惯例形成各种书面材料并对案卷材料予以选择、分类、整理的一系列活动。我国侦查案卷的制作具有内容全面、形式规范、过程封闭的特点。

1在制作内容上,侦查案卷具有全面性。它既包含了一个案件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几乎所有证据,又包含了反映侦查工作开展过程的各种文书和说明性材料。与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材料,都尽可能囊括其中。

2在制作形式上,侦查案卷具有规范性。各种证据材料的形成都有相应的形式要求,以反映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制作人员、证据内容及制作过程的真实性。例如,在制作人证类笔录时,除陈述内容外,讯问(询问)的次数、时间、地点,进行讯问(询问)的侦查人员的签字,被讯问(询问)人的确认说明和签字、修正签字以及不能签字的原因说明等,也都作为笔录的构成要素不可或缺。对各种法律文书,无论是填充式还是书写式,都有统一、严格的形式要求。此外,侦查人员在对案卷材料进行编排、规整时,也会按照技术规程或惯例予以分类、整理,使装订成册的案卷具有统一性、层次性、逻辑性。

3在制作过程上,侦查案卷具有封闭性。在整个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是决定如何收集、编排案卷材料的惟一主体,其他诉讼主体很难参与其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诉讼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诉讼主体有四个,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在侦查案卷的制作上,侦查机关以外的其他三个诉讼主体要么无从插手,要么影响甚微。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行为无权审查,因此法院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犯罪嫌疑人一方也几乎不能产生影响。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只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几乎不享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如果说他能够影响到侦查案卷制作的话,那仅仅是对记录自己陈述内容的讯问笔录的阅读、认可权,以确保记录内容与陈述内容的一致性。其他证据材料的收集、法律文书的制作都不受犯罪嫌疑人的任何制约。个别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侦查机关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或者提出主张某些程序性权利的申请,但它们能否纳入案卷材料,仍取决于侦查机关。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但此时的律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律师,[1]既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因而也无从影响侦查案卷的制作。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监督的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有时会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例如,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都会促使案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或减少。但是这种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常见,因此检察机关对侦查案卷制作的影响总体上是十分微弱的。

(二)案卷移送上的全程性

侦查案卷的移送亦即侦查案卷的流转,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案卷能否进入、如何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

案卷移送的全程性是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突出特征。侦查案卷的移送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之中。在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整个流程中,只要案件能够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侦查案卷必须被一直移送下去,直至案件终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侦查终结,需要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侦查机关应当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在开庭审理前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并在庭审结束后3日内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在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之间则必须将全部案卷移送至相应的审判或者复核法院。

(三)案卷使用上的官方性、依赖性、决定性

制作、移送侦查案卷的目的无非是使案卷服务于刑事诉讼的需要,因此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和被追诉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侦查案卷。

1侦查案卷的使用主体具有官方性。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这些官方主体在各自参与、负责的诉讼阶段,都可以全面使用、查阅侦查案卷,但被追诉方的案卷使用权却受到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上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本身无权使用侦查案卷。辩护人由立法赋予了一定的案卷使用权,但极其有限。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没有阅卷权。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其他绝大多数案卷材料无权接触。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指控案卷材料,但由于此时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材料只是一些选择性的所谓主要证据复印件,对大多数案卷材料而言,辩护人仍然难以查阅。可见,被追诉方虽然自始至终参与了刑事诉讼,但较之官方主体,其使用侦查案卷的时间和范围都处于明显劣势。

2侦查案卷的使用过程具有依赖性。可以说,离开了侦查案卷,刑事诉讼的一切实质性活动都将无法进行。侦查工作的开展与侦查结论的作出依赖于案卷自不待言,起诉、审判等活动亦不例外。就检察院而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都建立在审查侦查案卷材料的基础之上,在一审出庭支持公诉时,公诉人亦携带全部侦查案卷,主要围绕案卷材料举证、质证、辩论。检察院的侦查监督活动也基本依赖侦查案卷,其他监督手段相当匮乏。[2]法院的庭前受案审查和庭审活动同样以侦查案卷为中心展开,从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无论是对案件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的审查判断,无论是在一审程序还是在其他审判程序,法官都主要依赖于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最后,辩护人的辩护活动也不得不依赖于侦查案卷。基于法律权利和取证能力的双重限制,辩护人收集、提供案件证据的情形十分少见,即使有,也多半是一些非关键性证据(如量刑酌定情节证据),所以法庭上的辩护主要针对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进行反驳、攻击。

3侦查案卷的使用效果具有决定性。刑事案卷材料主要在侦查阶段形成,此后诉讼阶段所形成的起诉案卷、审判案卷(包括一审案卷以及可能存在的二审案卷、死刑复核案卷、审判监督案卷等)都以侦查案卷为基础和核心,尤其是起诉、审判阶段使用的证据材料基本上来源于侦查案卷。绝大多数情形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后续增加的案卷材料要么属于程序性、法律性材料,要么属于对侦查案卷材料的重复。侦查案卷的内容一般会被法院认可并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侦查案卷中反映的证据材料,法官一般不会去做可采性、真实性方面的实质审查而天然地推定其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即使被告方提出反驳也难以撼动法官的先入之见,判决书中援引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定案根据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二、侦查案卷制度的运作效果考察

极富中国特色的侦查案卷制度,实质上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和结构

模式的需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在价值观念上重视惩罚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在诉讼结构上,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在权力运作形态上,强调侦、诉、审权力的配合而不是制约;在审判模式上,普遍适用间接式的书面审而不是直接式的言词审。侦查案卷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内容全面、形式规范、全程移送的侦查案卷,无疑有利于侦、诉、审三机关紧密围绕侦查活动内容,通过相互配合、流水作业式的书面审查,快速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另外,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在稳定证据、提高办案效率、便于案件复查、便于追究“错案”责任等方面,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足一样,侦查案卷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进程。

(一)控辩对抗严重失衡

在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下,侦控方的强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案卷由侦查机关制作并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提起公诉,案卷将是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指控的最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侦控机关对案卷的制作、控制、使用具有绝对的主动性、决定性。反观作为相对方的被追诉人,他在案卷运用上的情形却是另一幅景象。

在侦查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材料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犯罪嫌疑人没有了解案情、查阅案卷的权利,除了知道自己向侦查机关作出的口供笔录内容和需要自己签字确认的某些文书材料(如逮捕证)以外,对其他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都无从知晓。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似乎处于更为糟糕的境地,他对案卷的了解甚至还不如犯罪嫌疑人,因为此时的律师也没有阅卷权,他只能在会见嫌疑人时从后者口中间接获知其曾经向侦查机关作出过哪些供述和辩解,至于其他案卷材料,均不得而知。

在审查起诉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了解极其有限。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在该阶段阅卷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绝大多数证据材料都无法接触。

在一审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全面了解也困难重重。辩护人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虽然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由于检察院只移送给法院“主要证据复印件”等部分材料,律师“阅卷难”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3]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只有等待公诉人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出示。而对于检察院既未庭前移送,也未庭上出示而是庭后移送法院的材料,辩护人在整个一审阶段都将无法获知,只能寄希望于二审程序。二审时辩护人虽然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但由于错过了一审这一最佳辩护时机,其实际效果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发现,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使被追诉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难以与侦控方形成实质性的抗衡。知情是对抗的基础。如果被追诉方连案卷内容都无法知晓,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提出异议、申诉和控告,如何能够进行有力的法庭质证和辩论?隐藏在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被动承受刑事追诉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中可以与侦控方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所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常常会出现以下情形: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能会将某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以免形成案卷内部的证据矛盾,影响指控的力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庭前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都是精心挑选、相对稳固的有罪证据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辩护人事前并不了解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笔录时,并非全部宣读而是视不同情形采取有利于指控的选择式宣读、摘要式宣读或概括式介绍的方式,辩护人很难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在庭后全案移送时,公诉人将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和接受辩方质证的案卷材料移送法官庭后审阅,对此辩护人并不知情。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由于侦查案卷在侦控方的绝对掌控之下,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侦控机关可以基于成功追诉的目的充分、灵活地运用有罪证据等一切有利于指控的案卷材料,而被追诉方却难以获得有利于己的信息,难以对证据材料和侦控机关的行为提出反驳或质疑。

(二)刑事审判流于形式

刑事审判的目的是通过审查、判断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由于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法庭审查的对象主要是控方提供的证据。证据的审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可采性),二是证据的证明力。为了实现审判的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证据审查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庭的审查;除特殊情形外,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凡经查实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然而,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却使上述证据规则的精神荡然无存。

首先,侦查案卷成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之源,其证据能力几乎不受法庭的任何实质性审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侦查案卷长驱直入,是法庭调查的直接、主要对象,掌握侦查案卷的公诉人因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庭主导者。法庭审理的主要内容是由公诉人宣读案卷笔录,而出示案卷材料的内容、方式、顺序等几乎完全由公诉人决定,法官很少进行干预。简言之,法官天然地推定侦查案卷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当然,辩护方也会对某些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提出异议(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请求法官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时法官往往会基于案卷可采性推定的逻辑,要求辩护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或者,法官要求控方出具“情况说明”材料或者提供相关办案人员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情况说明”或侦查人员、看守人员或检察人员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明力显然低下的材料,法官一般会轻易采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辩护方要证明侦控机关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会被控方的“情况说明”或书面证言轻易打败。于是,辩护方的证据排除请求最终逃脱不了法官以没有提出相关事实和证据为由予以断然拒绝的命运。

其次,侦查案卷具有优势证明力。案卷笔录既然可以被法官视为当然的定案根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论从查明事实还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已无必要。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为十分罕见的现象。[4]如果辩护方提出传唤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以便质疑控方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会直接予以拒绝,并且不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当控辩双方就案卷材料的可信性发生争执时,法官一般都会站在公诉人一方,并习惯性地与公诉人一起运用案卷笔录材料对辩方意见进行驳斥。例如,如果被告人当庭推翻以前的供述,公诉人往往会以宣读原有供述笔录的方式来证明庭前供述的真实性,法官不仅乐于接受而且会与公诉人一起对翻供被告人严厉盘问,最后的结局常常是,被告人的翻供行为不仅未能推翻以前的供述,而且还会被法官视为不知悔过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又如,个别情形下,辩方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可能会得到法官的准许,但一旦该证人的庭上陈述与侦查案卷中其曾经作出过的证言笔录或者其他证人证言笔录内容不一致,且对控方不利时,这种矛盾就会促使法官优先采用证言笔录而拒绝选择庭上证言。可见,在法官看来,侦查案卷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可信性,在证明力上案卷笔录完全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

再次,法官的心证形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在开庭之前,法官已经接触了检察机关移送的部分证据材料复印件,虽然并不全面,但由于都是检察机关精心挑选的关键性的有罪证据,因此法官已经初步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模糊心证。法庭上公诉人对案卷材料的宣读,也无异于法官阅卷,只不过不是自己看而是别人读给他听,而且由于公诉人选择性地宣读,法官听得并不十分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听到的多是有利于指控的有罪证据,被告人有罪的心证由此又增强了一份。庭审结束后,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法官得以尽情查阅案卷,释解心中可能存在的疑惑。庭后阅卷或许可能使法官发现案卷笔录中的证据矛盾,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但对此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这是因为:第一,在庭前部分阅卷和庭上部分“听卷”的基础上,被告人有罪的心证已逐步强化,除非庭后阅卷发现了十分明显的证据矛盾,否则这种心证不可能推翻;第二,侦查案卷乃同样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侦查人员制作并经更为专业的公诉人审查过,留下重大证据缺陷留待法官阅卷时去发现似乎不大可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辩护方由于证据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就案卷中的所有证据材料有效质证,法官无法“兼听则明”,庭后阅卷只能“偏听则信”或者自行琢磨,案卷笔录的滥用使法官具有了“从不偏不倚的法官角色突然滑向控告一方的危险”;[5]第四,庭审已经结束,对非关键性的证据矛盾法官即使发现也不会恢复法庭调查,只能加以容忍。所以说,法官得出的案件结论来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的心证均源自对侦查案卷的查阅。如前所述,构成一审审判案卷的主体是侦查案卷,尤其是证据材料部分,因此二审也好,死刑复核程序也罢,法官在不开庭的审理程序中审查的主要对象仍然只能是侦查案卷。即便某些二审案件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其实际效果与一审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对侦查案卷的依赖。[6]

最后,刑事审判沦为控、辩、审各方都不得不忍受的法律仪式。公诉方自由地宣读案卷,辩护方茫然不知如何反驳,法官厌倦地等待庭审后的阅卷。证人出庭、法庭质证、法庭辩论、证据的可采性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判断等现代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规则,都因为侦查案卷制度的运行而变得可有可无。无论案件多么复杂,庭审总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并尽快了结,而阅卷和裁判作出的过程则总是那么漫长。刑事司法审判变成了对侦查案卷的行政复查和确认,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功能。案卷成为“公检法三机关”通力合作“惩罚犯罪”的共同武器。甚至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刑事诉讼法有关于开庭审判的明确规定,阅卷也许早已替代了审判这一象征性的仪式。然而,事实是,对侦查案卷的依赖代替不了也不应代替刑事审判,阅卷式的审判方式难以发现侦控方的违法行为和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违法侦查行为的泛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不让人们深刻地反思,刑事审判的虚置与侦查案卷的通行,必然以人权的丧失为代价。

三、可以期待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许多方面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了重大修改,但是侦查案卷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恰恰是这种一如既往潜在运行的案卷制度,最终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加强辩护权保障等改革目标不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指日可待,对侦查案卷制度的改造不应再坐失良机,否则,再次修法亦可能重蹈覆辙。

(一)扩大侦查案卷制度中的辩方权利

在侦查阶段,应当赋予被追诉方一定的案卷制作参与权和知情权。侦查是获取犯罪证据的关键环节,为了快速、有效地侦破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阻碍,侦查活动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秘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侦查阶段形成的所有案卷材料都应对犯罪嫌疑人一方保密。确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淡化侦查活动的行政治罪色彩,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是今后刑事诉讼改革的发展方向,在侦查阶段向被追诉方适当开放案卷材料,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的需要。具体设计上,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德、法等国的侦查程序中,被追诉方有权参与证据材料的形成与制作。预审法官的取证活动通常是在被告人及其律师、民事当事人及其律师、司法警察、证人、检察官等人的参加下进行。某些证据的形成(如“现场重演”)还有被追诉人的参与。被追诉方还有权了解案卷信息。如在法国,被追诉人享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7]除可以阅读口供笔录外,还可以了解侦查中的其他证据。尤其是专家意见,侦查机关必须告知被追诉人,并由后者提出意见且签字证明。律师也可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异议,载入侦查案卷之中。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犯罪,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阅卷很少会被拒绝。即使在可能干预侦查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也可以查阅口供笔录。德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也可以查阅案卷,并可告知当事人,甚至可以复印案卷材料给当事人。只有出现可能危及调查目的的例外情形时,阅卷权才会被禁止。[8]我国应当在平衡侦查秘密性与被追诉方知情权的原则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参与案卷制作、了解案卷内容的程度、范围和方式。

在起诉阶段,应当确立辩护方的全面阅卷权。此时,辩护方的阅卷权不应当受到限制,对进入诉讼的全部案卷材料都有知悉的权利。今后如果确立了庭审前的证据展示制度,辩护方全面阅卷权的落实应该不会有太多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并非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中,一直强调侦、检机关忠于事实的客观义务,所以,即使是对指控不利的证据材料,侦控机关一旦已经掌握,也应当纳入侦查案卷之中,并允许辩护方知悉,而不能像当前的某些做法一样,将不利于指控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

(二)严格限制侦查案卷的证据效力在普通一审程序中,应一般性地排除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案卷笔录原则上不能作为审判证据使用。这里首先涉及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案卷移送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创设的庭前复印件移送、庭后全案移送的案卷移送方式,弊端重重,[9]立法者当初“加强开庭审理,充分发挥庭审作用”,以解决“先定后审,开庭流于形式”的意图[10]不仅没有实现,固有问题反而更为严重。所以,这种制度必须废除。可供选择的起诉方式无非两种: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起诉状一本主义,起诉时不移送任何侦查案卷材料;二是恢复到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像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全案移送。如果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废止案卷移送制度,就可以彻底实现侦审中断。侦查案卷只是起诉的根据,法官开庭前无法接触任何案卷材料,庭后也不再移送侦查案卷,除一些例外情形,所有定案根据都必须由控辩双方当庭提交并经过质证,法官只能在审判过程中形成裁判结论。此后的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审查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一审的审判记录。如果恢复以前的全案移送方式,理论上来说也似乎可行,前提是必须做到在审判中真正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因为无论是大陆法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还是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规则,都要求法庭在庭外证言笔录与当庭证人证言之间,优先选择后者,只有少数情形除外。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但立法要求正式的重罪审判程序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明确禁止法官使用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或据此形成印象并反映到判决中。[11]法官只能依据经由言词辩论的庭审方式出示的证据作出裁决。只有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下,如当庭证言不可信或证人客观上不能出庭时,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才可以作为否定或支持当庭证言的手段,有时甚至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过,由于法官审前可以阅卷,审判仍不免受先前侦查案卷的影响,其侦审中断程度远不如起诉状一本主义彻底。

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中严重的侦查案卷依赖症,以及法官根深蒂固的“依卷断案”的审判逻辑和审判文化,从可预期的效果来看,应当选择起诉状一本主义。所谓重症下猛药,否则刑事审判又会轻车熟路、自然而然地滑回到流于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一制度变革的成本也许非常高昂,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代价。

当前的司法改革已经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近期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和专家建议稿中,许多学者都主张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以解决法庭任意宣读案卷笔录、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12]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法庭才可以允许控辩双方宣读笔录。[13]司法解释已要求法院在开庭审理死刑案件时,对于那些控辩双方存有异议或者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14]然而,如果案卷制度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案卷笔录的证据效力不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建议和改革举措恐怕产生不了多少实质性的效果。

此外,对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继续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案卷材料的证据能力一般不作限制。如德国以处罚令处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几乎完全依赖于先前制作的侦查案卷。[15]法国轻罪案件、违警罪案件也一般根据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作出判决。[16]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以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来改造普通程序中的侦查案卷制度。

注释：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指的侦查案卷不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案卷,但文中研究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对自侦案件侦查案卷的分析。

②根据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形成的案卷材料分为诉讼卷和侦查卷。但实践中对侦查案卷的分类并未适用这一规定,实践中所谓的侦查卷宗(正卷),实际上等同于该规定中的诉讼卷。

③非诉讼卷虽然对案件诉讼不产生影响,但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内部或上下级侦查机关之间层级审查的对象。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2]参见左卫民、赵开年:“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3]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4]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5][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6]参见陈瑞华:“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

[7]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8]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9]参见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0]顾昂然著:《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1]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晓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2]参见徐静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3]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以下。

[14]参见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32条。

[15]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晓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侦查案卷阅卷权案卷裁判证据规则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案卷是开展诉讼程序和产生诉讼结论的主要依据,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决定法律适用的主要信息载体。刑事案卷的制作和使用过程,既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形态,又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运作模式。侦查案卷是刑事案卷的核心,因此,对侦查案卷制度进行必要的检视,或许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思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有问题,发现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一、我国侦查案卷的制度特征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

侦查案卷制作包括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技术规程或惯例形成各种书面材料并对案卷材料予以选择、分类、整理的一系列活动。我国侦查案卷的制作具有内容全面、形式规范、过程封闭的特点。

1在制作内容上,侦查案卷具有全面性。它既包含了一个案件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几乎所有证据,又包含了反映侦查工作开展过程的各种文书和说明性材料。与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材料,都尽可能囊括其中。

2在制作形式上,侦查案卷具有规范性。各种证据材料的形成都有相应的形式要求,以反映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制作人员、证据内容及制作过程的真实性。例如,在制作人证类笔录时,除陈述内容外,讯问(询问)的次数、时间、地点,进行讯问(询问)的侦查人员的签字,被讯问(询问)人的确认说明和签字、修正签字以及不能签字的原因说明等,也都作为笔录的构成要素不可或缺。对各种法律文书,无论是填充式还是书写式,都有统一、严格的形式要求。此外,侦查人员在对案卷材料进行编排、规整时,也会按照技术规程或惯例予以分类、整理,使装订成册的案卷具有统一性、层次性、逻辑性。

3在制作过程上,侦查案卷具有封闭性。在整个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是决定如何收集、编排案卷材料的惟一主体,其他诉讼主体很难参与其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诉讼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诉讼主体有四个,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在侦查案卷的制作上,侦查机关以外的其他三个诉讼主体要么无从插手,要么影响甚微。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行为无权审查,因此法院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犯罪嫌疑人一方也几乎不能产生影响。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只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几乎不享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如果说他能够影响到侦查案卷制作的话,那仅仅是对记录自己陈述内容的讯问笔录的阅读、认可权,以确保记录内容与陈述内容的一致性。其他证据材料的收集、法律文书的制作都不受犯罪嫌疑人的任何制约。个别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侦查机关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或者提出主张某些程序性权利的申请,但它们能否纳入案卷材料,仍取决于侦查机关。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但此时的律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律师,[1]既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因而也无从影响侦查案卷的制作。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监督的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有时会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例如,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都会促使案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或减少。但是这种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常见,因此检察机关对侦查案卷制作的影响总体上是十分微弱的。

(二)案卷移送上的全程性

侦查案卷的移送亦即侦查案卷的流转,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案卷能否进入、如何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

案卷移送的全程性是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突出特征。侦查案卷的移送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之中。在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整个流程中,只要案件能够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侦查案卷必须被一直移送下去,直至案件终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侦查终结,需要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侦查机关应当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在开庭审理前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并在庭审结束后3日内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在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之间则必须将全部案卷移送至相应的审判或者复核法院。

(三)案卷使用上的官方性、依赖性、决定性

制作、移送侦查案卷的目的无非是使案卷服务于刑事诉讼的需要,因此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和被追诉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侦查案卷。

1侦查案卷的使用主体具有官方性。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这些官方主体在各自参与、负责的诉讼阶段,都可以全面使用、查阅侦查案卷,但被追诉方的案卷使用权却受到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上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本身无权使用侦查案卷。辩护人由立法赋予了一定的案卷使用权,但极其有限。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没有阅卷权。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其他绝大多数案卷材料无权接触。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指控案卷材料,但由于此时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材料只是一些选择性的所谓主要证据复印件,对大多数案卷材料而言,辩护人仍然难以查阅。可见,被追诉方虽然自始至终参与了刑事诉讼,但较之官方主体,其使用侦查案卷的时间和范围都处于明显劣势。

2侦查案卷的使用过程具有依赖性。可以说,离开了侦查案卷,刑事诉讼的一切实质性活动都将无法进行。侦查工作的开展与侦查结论的作出依赖于案卷自不待言,起诉、审判等活动亦不例外。就检察院而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都建立在审查侦查案卷材料的基础之上,在一审出庭支持公诉时,公诉人亦携带全部侦查案卷,主要围绕案卷材料举证、质证、辩论。检察院的侦查监督活动也基本依赖侦查案卷,其他监督手段相当匮乏。[2]法院的庭前受案审查和庭审活动同样以侦查案卷为中心展开,从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无论是对案件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的审查判断,无论是在一审程序还是在其他审判程序,法官都主要依赖于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最后,辩护人的辩护活动也不得不依赖于侦查案卷。基于法律权利和取证能力的双重限制,辩护人收集、提供案件证据的情形十分少见,即使有,也多半是一些非关键性证据(如量刑酌定情节证据),所以法庭上的辩护主要针对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进行反驳、攻击。3侦查案卷的使用效果具有决定性。刑事案卷材料主要在侦查阶段形成,此后诉讼阶段所形成的起诉案卷、审判案卷(包括一审案卷以及可能存在的二审案卷、死刑复核案卷、审判监督案卷等)都以侦查案卷为基础和核心,尤其是起诉、审判阶段使用的证据材料基本上来源于侦查案卷。绝大多数情形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后续增加的案卷材料要么属于程序性、法律性材料,要么属于对侦查案卷材料的重复。侦查案卷的内容一般会被法院认可并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侦查案卷中反映的证据材料,法官一般不会去做可采性、真实性方面的实质审查而天然地推定其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即使被告方提出反驳也难以撼动法官的先入之见,判决书中援引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定案根据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二、侦查案卷制度的运作效果考察

极富中国特色的侦查案卷制度,实质上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和结构

模式的需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在价值观念上重视惩罚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在诉讼结构上,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在权力运作形态上,强调侦、诉、审权力的配合而不是制约;在审判模式上,普遍适用间接式的书面审而不是直接式的言词审。侦查案卷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内容全面、形式规范、全程移送的侦查案卷,无疑有利于侦、诉、审三机关紧密围绕侦查活动内容,通过相互配合、流水作业式的书面审查,快速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另外,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在稳定证据、提高办案效率、便于案件复查、便于追究“错案”责任等方面,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足一样,侦查案卷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进程。

(一)控辩对抗严重失衡

在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下,侦控方的强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案卷由侦查机关制作并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提起公诉,案卷将是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指控的最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侦控机关对案卷的制作、控制、使用具有绝对的主动性、决定性。反观作为相对方的被追诉人,他在案卷运用上的情形却是另一幅景象。

在侦查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材料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犯罪嫌疑人没有了解案情、查阅案卷的权利,除了知道自己向侦查机关作出的口供笔录内容和需要自己签字确认的某些文书材料(如逮捕证)以外,对其他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都无从知晓。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似乎处于更为糟糕的境地,他对案卷的了解甚至还不如犯罪嫌疑人,因为此时的律师也没有阅卷权,他只能在会见嫌疑人时从后者口中间接获知其曾经向侦查机关作出过哪些供述和辩解,至于其他案卷材料,均不得而知。

在审查起诉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了解极其有限。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在该阶段阅卷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绝大多数证据材料都无法接触。

在一审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全面了解也困难重重。辩护人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虽然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由于检察院只移送给法院“主要证据复印件”等部分材料,律师“阅卷难”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3]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只有等待公诉人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出示。而对于检察院既未庭前移送,也未庭上出示而是庭后移送法院的材料,辩护人在整个一审阶段都将无法获知,只能寄希望于二审程序。二审时辩护人虽然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但由于错过了一审这一最佳辩护时机,其实际效果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发现,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使被追诉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难以与侦控方形成实质性的抗衡。知情是对抗的基础。如果被追诉方连案卷内容都无法知晓,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提出异议、申诉和控告,如何能够进行有力的法庭质证和辩论?隐藏在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被动承受刑事追诉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中可以与侦控方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所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常常会出现以下情形: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能会将某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以免形成案卷内部的证据矛盾,影响指控的力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庭前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都是精心挑选、相对稳固的有罪证据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辩护人事前并不了解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笔录时,并非全部宣读而是视不同情形采取有利于指控的选择式宣读、摘要式宣读或概括式介绍的方式,辩护人很难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在庭后全案移送时,公诉人将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和接受辩方质证的案卷材料移送法官庭后审阅,对此辩护人并不知情。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由于侦查案卷在侦控方的绝对掌控之下,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侦控机关可以基于成功追诉的目的充分、灵活地运用有罪证据等一切有利于指控的案卷材料,而被追诉方却难以获得有利于己的信息,难以对证据材料和侦控机关的行为提出反驳或质疑。

(二)刑事审判流于形式

刑事审判的目的是通过审查、判断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由于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法庭审查的对象主要是控方提供的证据。证据的审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可采性),二是证据的证明力。为了实现审判的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证据审查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庭的审查;除特殊情形外,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凡经查实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然而,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却使上述证据规则的精神荡然无存。

首先,侦查案卷成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之源,其证据能力几乎不受法庭的任何实质性审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侦查案卷长驱直入,是法庭调查的直接、主要对象,掌握侦查案卷的公诉人因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庭主导者。法庭审理的主要内容是由公诉人宣读案卷笔录,而出示案卷材料的内容、方式、顺序等几乎完全由公诉人决定,法官很少进行干预。简言之,法官天然地推定侦查案卷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当然,辩护方也会对某些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提出异议(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请求法官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时法官往往会基于案卷可采性推定的逻辑,要求辩护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或者,法官要求控方出具“情况说明”材料或者提供相关办案人员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情况说明”或侦查人员、看守人员或检察人员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明力显然低下的材料,法官一般会轻易采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辩护方要证明侦控机关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会被控方的“情况说明”或书面证言轻易打败。于是,辩护方的证据排除请求最终逃脱不了法官以没有提出相关事实和证据为由予以断然拒绝的命运。

其次,侦查案卷具有优势证明力。案卷笔录既然可以被法官视为当然的定案根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论从查明事实还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已无必要。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为十分罕见的现象。[4]如果辩护方提出传唤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以便质疑控方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会直接予以拒绝,并且不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当控辩双方就案卷材料的可信性发生争执时,法官一般都会站在公诉人一方,并习惯性地与公诉人一起运用案卷笔录材料对辩方意见进行驳斥。例如,如果被告人当庭推翻以前的供述,公诉人往往会以宣读原有供述笔录的方式来证明庭前供述的真实性,法官不仅乐于接受而且会与公诉人一起对翻供被告人严厉盘问,最后的结局常常是,被告人的翻供行为不仅未能推翻以前的供述,而且还会被法官视为不知悔过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又如,个别情形下,辩方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可能会得到法官的准许,但一旦该证人的庭上陈述与侦查案卷中其曾经作出过的证言笔录或者其他证人证言笔录内容不一致,且对控方不利时,这种矛盾就会促使法官优先采用证言笔录而拒绝选择庭上证言。可见,在法官看来,侦查案卷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可信性,在证明力上案卷笔录完全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

再次,法官的心证形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在开庭之前,法官已经接触了检察机关移送的部分证据材料复印件,虽然并不全面,但由于都是检察机关精心挑选的关键性的有罪证据,因此法官已经初步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模糊心证。法庭上公诉人对案卷材料的宣读,也无异于法官阅卷,只不过不是自己看而是别人读给他听,而且由于公诉人选择性地宣读,法官听得并不十分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听到的多是有利于指控的有罪证据,被告人有罪的心证由此又增强了一份。庭审结束后,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法官得以尽情查阅案卷,释解心中可能存在的疑惑。庭后阅卷或许可能使法官发现案卷笔录中的证据矛盾,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但对此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这是因为:第一,在庭前部分阅卷和庭上部分“听卷”的基础上,被告人有罪的心证已逐步强化,除非庭后阅卷发现了十分明显的证据矛盾,否则这种心证不可能推翻;第二,侦查案卷乃同样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侦查人员制作并经更为专业的公诉人审查过,留下重大证据缺陷留待法官阅卷时去发现似乎不大可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辩护方由于证据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就案卷中的所有证据材料有效质证,法官无法“兼听则明”,庭后阅卷只能“偏听则信”或者自行琢磨,案卷笔录的滥用使法官具有了“从不偏不倚的法官角色突然滑向控告一方的危险”;[5]第四,庭审已经结束,对非关键性的证据矛盾法官即使发现也不会恢复法庭调查,只能加以容忍。所以说,法官得出的案件结论来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的心证均源自对侦查案卷的查阅。如前所述,构成一审审判案卷的主体是侦查案卷,尤其是证据材料部分,因此二审也好,死刑复核程序也罢,法官在不开庭的审理程序中审查的主要对象仍然只能是侦查案卷。即便某些二审案件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其实际效果与一审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对侦查案卷的依赖。[6]转3侦查案卷的使用效果具有决定性。刑事案卷材料主要在侦查阶段形成,此后诉讼阶段所形成的起诉案卷、审判案卷(包括一审案卷以及可能存在的二审案卷、死刑复核案卷、审判监督案卷等)都以侦查案卷为基础和核心,尤其是起诉、审判阶段使用的证据材料基本上来源于侦查案卷。绝大多数情形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后续增加的案卷材料要么属于程序性、法律性材料,要么属于对侦查案卷材料的重复。侦查案卷的内容一般会被法院认可并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侦查案卷中反映的证据材料,法官一般不会去做可采性、真实性方面的实质审查而天然地推定其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即使被告方提出反驳也难以撼动法官的先入之见,判决书中援引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定案根据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二、侦查案卷制度的运作效果考察

极富中国特色的侦查案卷制度,实质上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和结构

模式的需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在价值观念上重视惩罚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在诉讼结构上,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在权力运作形态上,强调侦、诉、审权力的配合而不是制约;在审判模式上,普遍适用间接式的书面审而不是直接式的言词审。侦查案卷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内容全面、形式规范、全程移送的侦查案卷,无疑有利于侦、诉、审三机关紧密围绕侦查活动内容,通过相互配合、流水作业式的书面审查,快速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另外,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在稳定证据、提高办案效率、便于案件复查、便于追究“错案”责任等方面,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足一样,侦查案卷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进程。

(一)控辩对抗严重失衡

在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下,侦控方的强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案卷由侦查机关制作并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提起公诉,案卷将是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指控的最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侦控机关对案卷的制作、控制、使用具有绝对的主动性、决定性。反观作为相对方的被追诉人,他在案卷运用上的情形却是另一幅景象。

在侦查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材料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犯罪嫌疑人没有了解案情、查阅案卷的权利,除了知道自己向侦查机关作出的口供笔录内容和需要自己签字确认的某些文书材料(如逮捕证)以外,对其他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都无从知晓。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似乎处于更为糟糕的境地,他对案卷的了解甚至还不如犯罪嫌疑人,因为此时的律师也没有阅卷权,他只能在会见嫌疑人时从后者口中间接获知其曾经向侦查机关作出过哪些供述和辩解,至于其他案卷材料,均不得而知。

在审查起诉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了解极其有限。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在该阶段阅卷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绝大多数证据材料都无法接触。

在一审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全面了解也困难重重。辩护人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虽然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由于检察院只移送给法院“主要证据复印件”等部分材料,律师“阅卷难”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3]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只有等待公诉人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出示。而对于检察院既未庭前移送,也未庭上出示而是庭后移送法院的材料,辩护人在整个一审阶段都将无法获知,只能寄希望于二审程序。二审时辩护人虽然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但由于错过了一审这一最佳辩护时机,其实际效果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发现,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使被追诉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难以与侦控方形成实质性的抗衡。知情是对抗的基础。如果被追诉方连案卷内容都无法知晓,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提出异议、申诉和控告,如何能够进行有力的法庭质证和辩论?隐藏在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被动承受刑事追诉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中可以与侦控方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所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常常会出现以下情形: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能会将某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以免形成案卷内部的证据矛盾,影响指控的力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庭前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都是精心挑选、相对稳固的有罪证据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辩护人事前并不了解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笔录时,并非全部宣读而是视不同情形采取有利于指控的选择式宣读、摘要式宣读或概括式介绍的方式,辩护人很难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在庭后全案移送时,公诉人将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和接受辩方质证的案卷材料移送法官庭后审阅,对此辩护人并不知情。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由于侦查案卷在侦控方的绝对掌控之下,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侦控机关可以基于成功追诉的目的充分、灵活地运用有罪证据等一切有利于指控的案卷材料,而被追诉方却难以获得有利于己的信息,难以对证据材料和侦控机关的行为提出反驳或质疑。

(二)刑事审判流于形式

刑事审判的目的是通过审查、判断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由于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法庭审查的对象主要是控方提供的证据。证据的审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可采性),二是证据的证明力。为了实现审判的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证据审查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庭的审查;除特殊情形外,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凡经查实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然而,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却使上述证据规则的精神荡然无存。

首先,侦查案卷成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之源,其证据能力几乎不受法庭的任何实质性审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侦查案卷长驱直入,是法庭调查的直接、主要对象,掌握侦查案卷的公诉人因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庭主导者。法庭审理的主要内容是由公诉人宣读案卷笔录,而出示案卷材料的内容、方式、顺序等几乎完全由公诉人决定,法官很少进行干预。简言之,法官天然地推定侦查案卷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当然,辩护方也会对某些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提出异议(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请求法官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时法官往往会基于案卷可采性推定的逻辑,要求辩护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或者,法官要求控方出具“情况说明”材料或者提供相关办案人员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情况说明”或侦查人员、看守人员或检察人员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明力显然低下的材料,法官一般会轻易采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辩护方要证明侦控机关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会被控方的“情况说明”或书面证言轻易打败。于是,辩护方的证据排除请求最终逃脱不了法官以没有提出相关事实和证据为由予以断然拒绝的命运。

其次,侦查案卷具有优势证明力。案卷笔录既然可以被法官视为当然的定案根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论从查明事实还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已无必要。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为十分罕见的现象。[4]如果辩护方提出传唤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以便质疑控方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会直接予以拒绝,并且不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当控辩双方就案卷材料的可信性发生争执时,法官一般都会站在公诉人一方,并习惯性地与公诉人一起运用案卷笔录材料对辩方意见进行驳斥。例如,如果被告人当庭推翻以前的供述,公诉人往往会以宣读原有供述笔录的方式来证明庭前供述的真实性,法官不仅乐于接受而且会与公诉人一起对翻供被告人严厉盘问,最后的结局常常是,被告人的翻供行为不仅未能推翻以前的供述,而且还会被法官视为不知悔过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又如,个别情形下,辩方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可能会得到法官的准许,但一旦该证人的庭上陈述与侦查案卷中其曾经作出过的证言笔录或者其他证人证言笔录内容不一致,且对控方不利时,这种矛盾就会促使法官优先采用证言笔录而拒绝选择庭上证言。可见,在法官看来,侦查案卷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可信性,在证明力上案卷笔录完全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

再次,法官的心证形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在开庭之前,法官已经接触了检察机关移送的部分证据材料复印件,虽然并不全面,但由于都是检察机关精心挑选的关键性的有罪证据,因此法官已经初步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模糊心证。法庭上公诉人对案卷材料的宣读,也无异于法官阅卷,只不过不是自己看而是别人读给他听,而且由于公诉人选择性地宣读,法官听得并不十分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听到的多是有利于指控的有罪证据,被告人有罪的心证由此又增强了一份。庭审结束后,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法官得以尽情查阅案卷,释解心中可能存在的疑惑。庭后阅卷或许可能使法官发现案卷笔录中的证据矛盾,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但对此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这是因为:第一,在庭前部分阅卷和庭上部分“听卷”的基础上,被告人有罪的心证已逐步强化,除非庭后阅卷发现了十分明显的证据矛盾,否则这种心证不可能推翻;第二,侦查案卷乃同样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侦查人员制作并经更为专业的公诉人审查过,留下重大证据缺陷留待法官阅卷时去发现似乎不大可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辩护方由于证据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就案卷中的所有证据材料有效质证,法官无法“兼听则明”,庭后阅卷只能“偏听则信”或者自行琢磨,案卷笔录的滥用使法官具有了“从不偏不倚的法官角色突然滑向控告一方的危险”;[5]第四,庭审已经结束,对非关键性的证据矛盾法官即使发现也不会恢复法庭调查,只能加以容忍。所以说,法官得出的案件结论来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的心证均源自对侦查案卷的查阅。如前所述,构成一审审判案卷的主体是侦查案卷,尤其是证据材料部分,因此二审也好,死刑复核程序也罢,法官在不开庭的审理程序中审查的主要对象仍然只能是侦查案卷。即便某些二审案件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其实际效果与一审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对侦查案卷的依赖。[6]转最后,刑事审判沦为控、辩、审各方都不得不忍受的法律仪式。公诉方自由地宣读案卷,辩护方茫然不知如何反驳,法官厌倦地等待庭审后的阅卷。证人出庭、法庭质证、法庭辩论、证据的可采性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判断等现代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规则,都因为侦查案卷制度的运行而变得可有可无。无论案件多么复杂,庭审总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并尽快了结,而阅卷和裁判作出的过程则总是那么漫长。刑事司法审判变成了对侦查案卷的行政复查和确认,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功能。案卷成为“公检法三机关”通力合作“惩罚犯罪”的共同武器。甚至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刑事诉讼法有关于开庭审判的明确规定,阅卷也许早已替代了审判这一象征性的仪式。然而,事实是,对侦查案卷的依赖代替不了也不应代替刑事审判,阅卷式的审判方式难以发现侦控方的违法行为和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违法侦查行为的泛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不让人们深刻地反思,刑事审判的虚置与侦查案卷的通行,必然以人权的丧失为代价。

三、可以期待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许多方面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了重大修改,但是侦查案卷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恰恰是这种一如既往潜在运行的案卷制度,最终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加强辩护权保障等改革目标不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指日可待,对侦查案卷制度的改造不应再坐失良机,否则,再次修法亦可能重蹈覆辙。

(一)扩大侦查案卷制度中的辩方权利

在侦查阶段,应当赋予被追诉方一定的案卷制作参与权和知情权。侦查是获取犯罪证据的关键环节,为了快速、有效地侦破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阻碍,侦查活动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秘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侦查阶段形成的所有案卷材料都应对犯罪嫌疑人一方保密。确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淡化侦查活动的行政治罪色彩,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是今后刑事诉讼改革的发展方向,在侦查阶段向被追诉方适当开放案卷材料,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的需要。具体设计上,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德、法等国的侦查程序中,被追诉方有权参与证据材料的形成与制作。预审法官的取证活动通常是在被告人及其律师、民事当事人及其律师、司法警察、证人、检察官等人的参加下进行。某些证据的形成(如“现场重演”)还有被追诉人的参与。被追诉方还有权了解案卷信息。如在法国,被追诉人享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7]除可以阅读口供笔录外,还可以了解侦查中的其他证据。尤其是专家意见,侦查机关必须告知被追诉人,并由后者提出意见且签字证明。律师也可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异议,载入侦查案卷之中。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犯罪,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阅卷很少会被拒绝。即使在可能干预侦查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也可以查阅口供笔录。德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也可以查阅案卷,并可告知当事人,甚至可以复印案卷材料给当事人。只有出现可能危及调查目的的例外情形时,阅卷权才会被禁止。[8]我国应当在平衡侦查秘密性与被追诉方知情权的原则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参与案卷制作、了解案卷内容的程度、范围和方式。

在起诉阶段,应当确立辩护方的全面阅卷权。此时,辩护方的阅卷权不应当受到限制,对进入诉讼的全部案卷材料都有知悉的权利。今后如果确立了庭审前的证据展示制度,辩护方全面阅卷权的落实应该不会有太多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并非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中,一直强调侦、检机关忠于事实的客观义务,所以,即使是对指控不利的证据材料,侦控机关一旦已经掌握,也应当纳入侦查案卷之中,并允许辩护方知悉,而不能像当前的某些做法一样,将不利于指控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

(二)严格限制侦查案卷的证据效力在普通一审程序中,应一般性地排除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案卷笔录原则上不能作为审判证据使用。这里首先涉及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案卷移送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创设的庭前复印件移送、庭后全案移送的案卷移送方式,弊端重重,[9]立法者当初“加强开庭审理,充分发挥庭审作用”,以解决“先定后审,开庭流于形式”的意图[10]不仅没有实现,固有问题反而更为严重。所以,这种制度必须废除。可供选择的起诉方式无非两种: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起诉状一本主义,起诉时不移送任何侦查案卷材料;二是恢复到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像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全案移送。如果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废止案卷移送制度,就可以彻底实现侦审中断。侦查案卷只是起诉的根据,法官开庭前无法接触任何案卷材料,庭后也不再移送侦查案卷,除一些例外情形,所有定案根据都必须由控辩双方当庭提交并经过质证,法官只能在审判过程中形成裁判结论。此后的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审查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一审的审判记录。如果恢复以前的全案移送方式,理论上来说也似乎可行,前提是必须做到在审判中真正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因为无论是大陆法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还是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规则,都要求法庭在庭外证言笔录与当庭证人证言之间,优先选择后者,只有少数情形除外。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但立法要求正式的重罪审判程序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明确禁止法官使用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或据此形成印象并反映到判决中。[11]法官只能依据经由言词辩论的庭审方式出示的证据作出裁决。只有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下,如当庭证言不可信或证人客观上不能出庭时,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才可以作为否定或支持当庭证言的手段,有时甚至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过,由于法官审前可以阅卷,审判仍不免受先前侦查案卷的影响,其侦审中断程度远不如起诉状一本主义彻底。

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中严重的侦查案卷依赖症,以及法官根深蒂固的“依卷断案”的审判逻辑和审判文化,从可预期的效果来看,应当选择起诉状一本主义。所谓重症下猛药,否则刑事审判又会轻车熟路、自然而然地滑回到流于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一制度变革的成本也许非常高昂,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代价。

当前的司法改革已经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近期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和专家建议稿中,许多学者都主张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以解决法庭任意宣读案卷笔录、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12]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法庭才可以允许控辩双方宣读笔录。[13]司法解释已要求法院在开庭审理死刑案件时,对于那些控辩双方存有异议或者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14]然而,如果案卷制度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案卷笔录的证据效力不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建议和改革举措恐怕产生不了多少实质性的效果。

此外,对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继续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案卷材料的证据能力一般不作限制。如德国以处罚令处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几乎完全依赖于先前制作的侦查案卷。[15]法国轻罪案件、违警罪案件也一般根据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作出判决。[16]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以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来改造普通程序中的侦查案卷制度。

注释：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指的侦查案卷不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案卷,但文中研究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对自侦案件侦查案卷的分析。

②根据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形成的案卷材料分为诉讼卷和侦查卷。但实践中对侦查案卷的分类并未适用这一规定,实践中所谓的侦查卷宗(正卷),实际上等同于该规定中的诉讼卷。

③非诉讼卷虽然对案件诉讼不产生影响,但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内部或上下级侦查机关之间层级审查的对象。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2]参见左卫民、赵开年:“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3]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4]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5][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6]参见陈瑞华:“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

[7]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8]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9]参见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0]顾昂然著:《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1]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晓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2]参见徐静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3]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以下。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3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

侦查案卷制作包括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技术规程或惯例形成各种书面材料并对案卷材料予以选择、分类、整理的一系列活动。我国侦查案卷的制作具有内容全面、形式规范、过程封闭的特点。

1在制作内容上,侦查案卷具有全面性。它既包含了一个案件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几乎所有证据,又包含了反映侦查工作开展过程的各种文书和说明性材料。与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材料,都尽可能囊括其中。

2在制作形式上,侦查案卷具有规范性。各种证据材料的形成都有相应的形式要求,以反映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制作人员、证据内容及制作过程的真实性。例如,在制作人证类笔录时,除陈述内容外,讯问(询问)的次数、时间、地点,进行讯问(询问)的侦查人员的签字,被讯问(询问)人的确认说明和签字、修正签字以及不能签字的原因说明等,也都作为笔录的构成要素不可或缺。对各种法律文书,无论是填充式还是书写式,都有统一、严格的形式要求。此外,侦查人员在对案卷材料进行编排、规整时,也会按照技术规程或惯例予以分类、整理,使装订成册的案卷具有统一性、层次性、逻辑性。

3在制作过程上,侦查案卷具有封闭性。在整个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是决定如何收集、编排案卷材料的惟一主体,其他诉讼主体很难参与其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诉讼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诉讼主体有四个,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在侦查案卷的制作上,侦查机关以外的其他三个诉讼主体要么无从插手,要么影响甚微。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制度,法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行为无权审查,因此法院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犯罪嫌疑人一方也几乎不能产生影响。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只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几乎不享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如果说他能够影响到侦查案卷制作的话,那仅仅是对记录自己陈述内容的讯问笔录的阅读、认可权,以确保记录内容与陈述内容的一致性。其他证据材料的收集、法律文书的制作都不受犯罪嫌疑人的任何制约。个别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侦查机关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或者提出主张某些程序性权利的申请,但它们能否纳入案卷材料,仍取决于侦查机关。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但此时的律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律师,[1]既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因而也无从影响侦查案卷的制作。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监督的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有时会对侦查案卷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例如,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都会促使案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或减少。但是这种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常见,因此检察机关对侦查案卷制作的影响总体上是十分微弱的。

(二)案卷移送上的全程性

侦查案卷的移送亦即侦查案卷的流转,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案卷能否进入、如何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

案卷移送的全程性是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突出特征。侦查案卷的移送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之中。在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整个流程中,只要案件能够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侦查案卷必须被一直移送下去,直至案件终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侦查终结,需要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侦查机关应当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在开庭审理前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并在庭审结束后3日内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在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之间则必须将全部案卷移送至相应的审判或者复核法院。

(三)案卷使用上的官方性、依赖性、决定性

制作、移送侦查案卷的目的无非是使案卷服务于刑事诉讼的需要,因此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和被追诉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侦查案卷。

1侦查案卷的使用主体具有官方性。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这些官方主体在各自参与、负责的诉讼阶段,都可以全面使用、查阅侦查案卷,但被追诉方的案卷使用权却受到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上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本身无权使用侦查案卷。辩护人由立法赋予了一定的案卷使用权,但极其有限。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没有阅卷权。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其他绝大多数案卷材料无权接触。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人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指控案卷材料,但由于此时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材料只是一些选择性的所谓主要证据复印件,对大多数案卷材料而言,辩护人仍然难以查阅。可见,被追诉方虽然自始至终参与了刑事诉讼,但较之官方主体,其使用侦查案卷的时间和范围都处于明显劣势。

2侦查案卷的使用过程具有依赖性。可以说,离开了侦查案卷,刑事诉讼的一切实质性活动都将无法进行。侦查工作的开展与侦查结论的作出依赖于案卷自不待言,起诉、审判等活动亦不例外。就检察院而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都建立在审查侦查案卷材料的基础之上,在一审出庭支持公诉时,公诉人亦携带全部侦查案卷,主要围绕案卷材料举证、质证、辩论。检察院的侦查监督活动也基本依赖侦查案卷,其他监督手段相当匮乏。[2]法院的庭前受案审查和庭审活动同样以侦查案卷为中心展开,从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无论是对案件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的审查判断,无论是在一审程序还是在其他审判程序,法官都主要依赖于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最后,辩护人的辩护活动也不得不依赖于侦查案卷。基于法律权利和取证能力的双重限制,辩护人收集、提供案件证据的情形十分少见,即使有,也多半是一些非关键性证据(如量刑酌定情节证据),所以法庭上的辩护主要针对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进行反驳、攻击。

3侦查案卷的使用效果具有决定性。刑事案卷材料主要在侦查阶段形成,此后诉讼阶段所形成的起诉案卷、审判案卷(包括一审案卷以及可能存在的二审案卷、死刑复核案卷、审判监督案卷等)都以侦查案卷为基础和核心,尤其是起诉、审判阶段使用的证据材料基本上来源于侦查案卷。绝大多数情形下,检察机关和法院后续增加的案卷材料要么属于程序性、法律性材料,要么属于对侦查案卷材料的重复。侦查案卷的内容一般会被法院认可并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侦查案卷中反映的证据材料,法官一般不会去做可采性、真实性方面的实质审查而天然地推定其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即使被告方提出反驳也难以撼动法官的先入之见,判决书中援引侦查案卷笔录作为定案根据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二、侦查案卷制度的运作效果考察

极富中国特色的侦查案卷制度,实质上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和结构

模式的需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在价值观念上重视惩罚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在诉讼结构上,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在权力运作形态上,强调侦、诉、审权力的配合而不是制约;在审判模式上,普遍适用间接式的书面审而不是直接式的言词审。侦查案卷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内容全面、形式规范、全程移送的侦查案卷,无疑有利于侦、诉、审三机关紧密围绕侦查活动内容,通过相互配合、流水作业式的书面审查,快速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另外,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在稳定证据、提高办案效率、便于案件复查、便于追究“错案”责任等方面,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足一样,侦查案卷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进程。

(一)控辩对抗严重失衡

在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下,侦控方的强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案卷由侦查机关制作并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提起公诉,案卷将是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指控的最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侦控机关对案卷的制作、控制、使用具有绝对的主动性、决定性。反观作为相对方的被追诉人,他在案卷运用上的情形却是另一幅景象。

在侦查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材料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犯罪嫌疑人没有了解案情、查阅案卷的权利,除了知道自己向侦查机关作出的口供笔录内容和需要自己签字确认的某些文书材料(如逮捕证)以外,对其他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都无从知晓。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似乎处于更为糟糕的境地,他对案卷的了解甚至还不如犯罪嫌疑人,因为此时的律师也没有阅卷权,他只能在会见嫌疑人时从后者口中间接获知其曾经向侦查机关作出过哪些供述和辩解,至于其他案卷材料,均不得而知。

在审查起诉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了解极其有限。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在该阶段阅卷的范围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绝大多数证据材料都无法接触。

在一审阶段,被追诉方对案卷内容的全面了解也困难重重。辩护人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虽然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由于检察院只移送给法院“主要证据复印件”等部分材料,律师“阅卷难”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3]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只有等待公诉人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出示。而对于检察院既未庭前移送,也未庭上出示而是庭后移送法院的材料,辩护人在整个一审阶段都将无法获知,只能寄希望于二审程序。二审时辩护人虽然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但由于错过了一审这一最佳辩护时机,其实际效果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发现,当前的侦查案卷制度使被追诉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难以与侦控方形成实质性的抗衡。知情是对抗的基础。如果被追诉方连案卷内容都无法知晓,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提出异议、申诉和控告,如何能够进行有力的法庭质证和辩论?隐藏在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被动承受刑事追诉的对象,而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中可以与侦控方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所以在刑事诉讼实务中,常常会出现以下情形: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能会将某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以免形成案卷内部的证据矛盾,影响指控的力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向法院庭前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都是精心挑选、相对稳固的有罪证据材料;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辩护人事前并不了解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笔录时,并非全部宣读而是视不同情形采取有利于指控的选择式宣读、摘要式宣读或概括式介绍的方式,辩护人很难发现证据之间的矛盾;在庭后全案移送时,公诉人将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和接受辩方质证的案卷材料移送法官庭后审阅,对此辩护人并不知情。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由于侦查案卷在侦控方的绝对掌控之下,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侦控机关可以基于成功追诉的目的充分、灵活地运用有罪证据等一切有利于指控的案卷材料,而被追诉方却难以获得有利于己的信息,难以对证据材料和侦控机关的行为提出反驳或质疑。

(二)刑事审判流于形式

刑事审判的目的是通过审查、判断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由于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法庭审查的对象主要是控方提供的证据。证据的审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可采性),二是证据的证明力。为了实现审判的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证据审查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庭的审查;除特殊情形外,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凡经查实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然而,现行侦查案卷制度却使上述证据规则的精神荡然无存。

首先,侦查案卷成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之源,其证据能力几乎不受法庭的任何实质性审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侦查案卷长驱直入,是法庭调查的直接、主要对象,掌握侦查案卷的公诉人因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庭主导者。法庭审理的主要内容是由公诉人宣读案卷笔录,而出示案卷材料的内容、方式、顺序等几乎完全由公诉人决定,法官很少进行干预。简言之,法官天然地推定侦查案卷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当然,辩护方也会对某些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提出异议(如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请求法官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时法官往往会基于案卷可采性推定的逻辑,要求辩护方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或者,法官要求控方出具“情况说明”材料或者提供相关办案人员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情况说明”或侦查人员、看守人员或检察人员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明力显然低下的材料,法官一般会轻易采信。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辩护方要证明侦控机关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会被控方的“情况说明”或书面证言轻易打败。于是,辩护方的证据排除请求最终逃脱不了法官以没有提出相关事实和证据为由予以断然拒绝的命运。

其次,侦查案卷具有优势证明力。案卷笔录既然可以被法官视为当然的定案根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论从查明事实还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已无必要。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成为十分罕见的现象。[4]如果辩护方提出传唤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以便质疑控方的案卷笔录,法官一般会直接予以拒绝,并且不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当控辩双方就案卷材料的可信性发生争执时,法官一般都会站在公诉人一方,并习惯性地与公诉人一起运用案卷笔录材料对辩方意见进行驳斥。例如,如果被告人当庭推翻以前的供述,公诉人往往会以宣读原有供述笔录的方式来证明庭前供述的真实性,法官不仅乐于接受而且会与公诉人一起对翻供被告人严厉盘问,最后的结局常常是,被告人的翻供行为不仅未能推翻以前的供述,而且还会被法官视为不知悔过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又如,个别情形下,辩方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可能会得到法官的准许,但一旦该证人的庭上陈述与侦查案卷中其曾经作出过的证言笔录或者其他证人证言笔录内容不一致,且对控方不利时,这种矛盾就会促使法官优先采用证言笔录而拒绝选择庭上证言。可见,在法官看来,侦查案卷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可信性,在证明力上案卷笔录完全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

再次,法官的心证形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在开庭之前,法官已经接触了检察机关移送的部分证据材料复印件,虽然并不全面,但由于都是检察机关精心挑选的关键性的有罪证据,因此法官已经初步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模糊心证。法庭上公诉人对案卷材料的宣读,也无异于法官阅卷,只不过不是自己看而是别人读给他听,而且由于公诉人选择性地宣读,法官听得并不十分明白,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听到的多是有利于指控的有罪证据,被告人有罪的心证由此又增强了一份。庭审结束后,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法官得以尽情查阅案卷,释解心中可能存在的疑惑。庭后阅卷或许可能使法官发现案卷笔录中的证据矛盾,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但对此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这是因为:第一,在庭前部分阅卷和庭上部分“听卷”的基础上,被告人有罪的心证已逐步强化,除非庭后阅卷发现了十分明显的证据矛盾,否则这种心证不可能推翻;第二,侦查案卷乃同样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侦查人员制作并经更为专业的公诉人审查过,留下重大证据缺陷留待法官阅卷时去发现似乎不大可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辩护方由于证据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就案卷中的所有证据材料有效质证,法官无法“兼听则明”,庭后阅卷只能“偏听则信”或者自行琢磨,案卷笔录的滥用使法官具有了“从不偏不倚的法官角色突然滑向控告一方的危险”;[5]第四,庭审已经结束,对非关键性的证据矛盾法官即使发现也不会恢复法庭调查,只能加以容忍。所以说,法官得出的案件结论来源于阅卷而不是审判。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的心证均源自对侦查案卷的查阅。如前所述,构成一审审判案卷的主体是侦查案卷,尤其是证据材料部分,因此二审也好,死刑复核程序也罢,法官在不开庭的审理程序中审查的主要对象仍然只能是侦查案卷。即便某些二审案件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其实际效果与一审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对侦查案卷的依赖。[6]

最后,刑事审判沦为控、辩、审各方都不得不忍受的法律仪式。公诉方自由地宣读案卷,辩护方茫然不知如何反驳,法官厌倦地等待庭审后的阅卷。证人出庭、法庭质证、法庭辩论、证据的可采性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判断等现代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规则,都因为侦查案卷制度的运行而变得可有可无。无论案件多么复杂,庭审总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并尽快了结,而阅卷和裁判作出的过程则总是那么漫长。刑事司法审判变成了对侦查案卷的行政复查和确认,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功能。案卷成为“公检法三机关”通力合作“惩罚犯罪”的共同武器。甚至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刑事诉讼法有关于开庭审判的明确规定,阅卷也许早已替代了审判这一象征性的仪式。然而,事实是,对侦查案卷的依赖代替不了也不应代替刑事审判,阅卷式的审判方式难以发现侦控方的违法行为和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违法侦查行为的泛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不让人们深刻地反思,刑事审判的虚置与侦查案卷的通行,必然以人权的丧失为代价。

三、可以期待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许多方面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了重大修改,但是侦查案卷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恰恰是这种一如既往潜在运行的案卷制度,最终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加强辩护权保障等改革目标不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指日可待,对侦查案卷制度的改造不应再坐失良机,否则,再次修法亦可能重蹈覆辙。

(一)扩大侦查案卷制度中的辩方权利

在侦查阶段,应当赋予被追诉方一定的案卷制作参与权和知情权。侦查是获取犯罪证据的关键环节,为了快速、有效地侦破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阻碍,侦查活动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秘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侦查阶段形成的所有案卷材料都应对犯罪嫌疑人一方保密。确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淡化侦查活动的行政治罪色彩,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是今后刑事诉讼改革的发展方向,在侦查阶段向被追诉方适当开放案卷材料,符合这一改革方向的需要。具体设计上,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德、法等国的侦查程序中,被追诉方有权参与证据材料的形成与制作。预审法官的取证活动通常是在被告人及其律师、民事当事人及其律师、司法警察、证人、检察官等人的参加下进行。某些证据的形成(如“现场重演”)还有被追诉人的参与。被追诉方还有权了解案卷信息。如在法国,被追诉人享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7]除可以阅读口供笔录外,还可以了解侦查中的其他证据。尤其是专家意见,侦查机关必须告知被追诉人,并由后者提出意见且签字证明。律师也可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异议,载入侦查案卷之中。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犯罪,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阅卷很少会被拒绝。即使在可能干预侦查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也可以查阅口供笔录。德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过程中也可以查阅案卷,并可告知当事人,甚至可以复印案卷材料给当事人。只有出现可能危及调查目的的例外情形时,阅卷权才会被禁止。[8]我国应当在平衡侦查秘密性与被追诉方知情权的原则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参与案卷制作、了解案卷内容的程度、范围和方式。

在起诉阶段,应当确立辩护方的全面阅卷权。此时,辩护方的阅卷权不应当受到限制,对进入诉讼的全部案卷材料都有知悉的权利。今后如果确立了庭审前的证据展示制度,辩护方全面阅卷权的落实应该不会有太多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并非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中,一直强调侦、检机关忠于事实的客观义务,所以,即使是对指控不利的证据材料,侦控机关一旦已经掌握,也应当纳入侦查案卷之中,并允许辩护方知悉,而不能像当前的某些做法一样,将不利于指控的证据材料排除在侦查案卷之外。

(二)严格限制侦查案卷的证据效力在普通一审程序中,应一般性地排除侦查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案卷笔录原则上不能作为审判证据使用。这里首先涉及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案卷移送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创设的庭前复印件移送、庭后全案移送的案卷移送方式,弊端重重,[9]立法者当初“加强开庭审理,充分发挥庭审作用”,以解决“先定后审,开庭流于形式”的意图[10]不仅没有实现,固有问题反而更为严重。所以,这种制度必须废除。可供选择的起诉方式无非两种: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起诉状一本主义,起诉时不移送任何侦查案卷材料;二是恢复到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像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全案移送。如果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废止案卷移送制度,就可以彻底实现侦审中断。侦查案卷只是起诉的根据,法官开庭前无法接触任何案卷材料,庭后也不再移送侦查案卷,除一些例外情形,所有定案根据都必须由控辩双方当庭提交并经过质证,法官只能在审判过程中形成裁判结论。此后的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审查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一审的审判记录。如果恢复以前的全案移送方式,理论上来说也似乎可行,前提是必须做到在审判中真正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因为无论是大陆法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还是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规则,都要求法庭在庭外证言笔录与当庭证人证言之间,优先选择后者,只有少数情形除外。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但立法要求正式的重罪审判程序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明确禁止法官使用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或据此形成印象并反映到判决中。[11]法官只能依据经由言词辩论的庭审方式出示的证据作出裁决。只有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下,如当庭证言不可信或证人客观上不能出庭时,侦查案卷中的书面记录才可以作为否定或支持当庭证言的手段,有时甚至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过,由于法官审前可以阅卷,审判仍不免受先前侦查案卷的影响,其侦审中断程度远不如起诉状一本主义彻底。

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中严重的侦查案卷依赖症,以及法官根深蒂固的“依卷断案”的审判逻辑和审判文化,从可预期的效果来看,应当选择起诉状一本主义。所谓重症下猛药,否则刑事审判又会轻车熟路、自然而然地滑回到流于形式的老路上去。这一制度变革的成本也许非常高昂,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代价。

当前的司法改革已经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近期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和专家建议稿中,许多学者都主张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证人出庭制度,以解决法庭任意宣读案卷笔录、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12]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法庭才可以允许控辩双方宣读笔录。[13]司法解释已要求法院在开庭审理死刑案件时,对于那些控辩双方存有异议或者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14]然而,如果案卷制度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案卷笔录的证据效力不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建议和改革举措恐怕产生不了多少实质性的效果。

此外,对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继续采用全案移送的方式,案卷材料的证据能力一般不作限制。如德国以处罚令处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几乎完全依赖于先前制作的侦查案卷。[15]法国轻罪案件、违警罪案件也一般根据侦查案卷中的证据材料作出判决。[16]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以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来改造普通程序中的侦查案卷制度。

注释：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指的侦查案卷不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案卷,但文中研究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对自侦案件侦查案卷的分析。

②根据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形成的案卷材料分为诉讼卷和侦查卷。但实践中对侦查案卷的分类并未适用这一规定,实践中所谓的侦查卷宗(正卷),实际上等同于该规定中的诉讼卷。

③非诉讼卷虽然对案件诉讼不产生影响,但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内部或上下级侦查机关之间层级审查的对象。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2]参见左卫民、赵开年:“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3]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4]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5][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6]参见陈瑞华:“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

[7]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8]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9]参见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0]顾昂然著:《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1]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晓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2]参见徐静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3]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以下。

[14]参见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32条。

[15]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晓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4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印证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基本方法。当前，我国刑事审判的基本方式为案卷审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还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围绕侦查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展开。案卷笔录材料成为法庭审理的主要对象，并最终成为法庭裁判的主要依据。刑事一审、二审乃至死刑复核程序中，审判的基本方式莫不如此。这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刑事审判印证的实践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书面印证特征。第一，印证证据书面化。法庭天然地将公诉方移交的侦查案卷笔录视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既不会对案卷笔录的可采性进行专门审查，也不会对由此引发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第二，口供笔录为印证之本。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印证过程中口供笔录的难以或缺上。其次，证据印证主要围绕口供笔录展开。整个庭审过程可以说就是—个如何印证口供笔录的过程：庭审结束后，法官一般会进入庭后阅卷阶段。法官阅卷时，自然也会将口供笔录作为证据印证的主要对象一第三，书面证据证明力优先当庭上陈述与笔录记载内容产生矛盾时，法官印证时往往优先采信后者。在法官看来，案卷笔录的证明力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审判印证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如何以案卷笔录推翻庭上不一致陈述的证明活动。

有利于“发现真实”是印证证明方法的基本功能。但不容忽视的是，印证也有产生错误累加效应的风险。在证据虚假的情况下，相互印证的证据越多，事实认定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此时，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结果不仅使法官难以发现证据的虚假成分，反而增强了虚假证据的证明力，导致法官产生错误的心证。

为避免印证方法可能产生的错误累加效应，合理、科学的印证证明方法应当是先单个证据独立审查，后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然而，我国书面印证实践却抛弃了行之有效的单个证据独立审查方法，因而难以避免错误累加效应的发生。如前所述，在当前书面印证模式下，法官对侦查案卷材料照单全收，几乎不进行任何可采性审查，一概视为印证的材料来源，证人很少出庭作证，办案人员也几乎不出庭作证。这种严重缺乏单个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做法，无疑增加了印证出错的几率。

以审前口供笔录为中心的印证方式进一步扩大了书面印证的错误累加效应。由于我国缺少沉默权、自白任意性规则方面的制度设计，侦查阶段形成的口供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难以保障。一旦作为“证据之源”的口供虚假，围绕口供笔录形成印证的全案主要证据都有可能失真，最终导致严重的错案。

由于法官在书面印证中重视的是侦查案卷笔录，相应地，侦查机关一直以来也都十分重视案卷笔录的制作，尽量使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能够在案卷笔录的内容上体现出来。这对于侦查机关充分调查、获取印证性证据、形成规范有效的案卷笔录无疑发挥着鼓励作用。但是，书面印证只重视案卷笔录内容之间的相互印证，而忽视内容印证之外的真实性审查，这就会促使侦查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制造“表面印证”的虚假案卷笔录。

所以说，书面印证无形之中对侦查机关产生一种潜在的反向鼓励效应。书面印证反向鼓励效应的表现有：

第一，鼓励侦查机关非法获取具有印证性的审前口供笔录。除被当场抓获的现行犯以外，绝大多数案件侦查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前都会掌握一定的前期证据，如报案、举报、控告材料，现场勘查情况等。嫌疑人被抓获后，侦查机关会采用各种手段获取口供，并使口供与前期证据相吻合，其中不乏使用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指供等多种违法审讯方式。

第二，鼓励侦查机关制造虚假的印证证据？为了进一步达到证据相互印证的效果，侦查机关除获取口供笔录外，还需要在案卷中形成其他一些印证性证据。在其他证据难以获得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有时会铤而走险，炮制虚假证据。

第三，鼓励侦查机关隐瞒不利于印证的证据材料。为避免矛盾证据影响印证效果，侦查机关在制作案卷笔录时会有意识地对矛盾证据不予记载和反映，或者截留相关笔录，既不在法庭出示，也不移送法院。

第四，鼓励侦查机关漠视证据的合法性。在许多法官看来，一旦侦查案卷中反映的主要证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单个证据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便无须审查，即便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也无法撼动案件中“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的证明效力”。法官以“印证”结论来否定、忽视证据合法性的惯性思维，无异于对违法侦查的放纵和鼓励。

书面印证由于其固有的负效应风险，在今后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应当被摈弃。改变案卷审判的现状，实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实质审判，确立并完善证据可采性审查和证人出庭制度，使每一单个证据在进入印证体系之前都能得到合法性、真实性方面的独立审查，才能从根本上消减书面印证的负效应，确保侦控机关如实举证，确保法官正确裁判。

必须正视的是，在我国刑事审判中，书面印证可能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那么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思路，只能围绕侦查案卷审查进行观念更新、方法创新和制度改造，以逐步消减书面印证的负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树立法官的单证审查意识。

第二，提高法官的单证审查能力。法官应善于在阅卷过程中发现单个证据的疑点，还应当善于借助辩护律师的力量，来发现侦查案卷中单个证据的疑点。

第三，确立疑义出庭作证制度。法官通过上述单证审查方法发现证据有疑问的，应当尽量要求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质证与调查。即使是在庭审结束后的阅卷过程中才发现问题，也可以恢复法庭调查。“有疑义才出庭”的做法，相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一般原则，具有更好的灵活性、针对性和现实可行性。它在充分体现侦查案卷传统证据价值的同时，兼顾到了减少书面印证负效应的需要。另外，疑义出庭并非仅指案卷笔录出现疑义时，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证人出庭作证。基于减少书面印证负效应的目的，更应当强调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5

一、存在问题

（一）轻微刑事案件退查率高

在某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1642件轻微刑事案件中，退回补充侦查的474件，占轻微刑事案件总数的23.68％，占同期退回补充侦查案件总数（616件）的60.22％。如陈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其妻子朱某在玉林市玉州区城西街道其住处销售“”资料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查获“”书籍2864册、“”卡片214张、“”扑克83副。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后，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而两次退回补充侦查。

（二）轻微刑事案件延长审查期限比例高

在某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因法定审查期限不能办结而申请延长审查期限的有203件，占轻微刑事案件总数的14.44％。如黎某失火案，20**年3月5日，犯罪嫌疑人黎某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某镇新旺村一山岭点火炼山时，失火引发森林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万多元，该案案情简单，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又主动投案自首，应符合快速办理，但案件移送起诉后，却要延长审查期限15天。

（三）情节轻微不诉案件办案周期长

因情节轻微而作不诉处理的案件有118件176人，从侦查机关提请逮捕到作出不起诉决定，平均办案用时为124.1天，从受理起诉到作出不起诉决定，平均办案用时为73.8天。如林某某等7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林某某、严某、李某、王某、沈某、党某、梁某等7人于20**年4月6日到某职业学校玩，因没钱搭车便到该校学生宿舍，殴打并威胁何弟给了100元钱，并把何弟的一台MP3播放器拿走。该案犯罪情节轻微，7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有悔罪表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案件从20**年6月18日受理起诉至20**年9月1日作出不起诉决定，用时长达433天。

（四）侦查、审判阶段办案周期长

侦查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从批准逮捕到移送起诉的平均办案周期为45.8天，对退补的轻微刑事案件平均补查周期为24.7天，法院对轻微刑事案件从受理案件到作出判决的平均审判周期为30.3天。如黎宗盗窃案，犯罪嫌疑人黎宗伙同卢东携带作案工具在十里通用超市背后一民宅前，将庞某某价值3400多元的摩托车盗走。本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犯罪时未满18周岁，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但案件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用时11天，退回补充侦查用时22天，法院从受理案件到作出判决用时49天，该案从批准逮捕到作出判决，整个办案过程用时达128天。

二、原因分析

（一）侦查人员办案不规范、不严谨，以及检察院批捕部门把关不严，导致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的时候困难重重

。一方面，个别移送上来的轻微刑事案件本身证据严重不足，退步两次仍无法补足，最后无法起诉只好作存疑不诉或撤案处理等；另一方面就是案卷问题，移送上来的案卷缺乏必要的文书，如告知书、鉴定材料等，导致退补频率高等……这些公安及批捕部门所存在办案缺陷给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二）轻微刑事案件多，而办案人员严重不足

以我院为例，每年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就有一千件，而公诉部门的主诉官只有6个，虽然，竭尽全力，加班加点，但依照办案程序仍然无法全部如期办结。同时，由于大、要案及上级督办案件的优先办理，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使轻微刑事案件的办理时间严重不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轻微刑事案件的办理效率。

（三）办案程序与快速办理机制不适应

高检院下发的《意见》中虽有简化程序方面的内容，但在现行工作模式的框架下，在没接到上级院业务部门下发的具体通知前，只能按照原来的程序办案。如在起诉环节，轻微刑事案件的办理还是要制作标准规范的审查起诉终结报告和起诉书、讯问犯罪嫌疑人、整理标准卷宗等，对轻微刑事案件的不起诉仍要经过检委会集体讨论等，在法定审查期限内的工作程序没有变化，只是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在法庭上的程序有了适当简化，可采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来快速办理，但已不属于检察环节的内容，检察环节的办案程序不简化与快速办理机制不相适应。

（四）快速办理增加了办案人员工作强度

对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审查起诉终结报告和起诉书分别进行了规范后，在实际操作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审结报告和起诉书不仅不简化，反而更加复杂，办案人员要花更多精力制作规范的审结报告和起诉书，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量。另一方面，轻微刑事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和内容、情节轻微不起诉案件讨论程序、标准卷宗整理等工作程序没有变，工作量没有变，只是办案期限缩短，从而增加了工作强度，快速办理成了办案人员的一种压力和负担。

（五）公、检、法办案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由检察机关发起的，但目前该机制还没有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形成共识，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仍按照原来的办案期限办理该类案件，而且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理解、认定不一，在此诉讼环节适用了从轻、减轻处罚，在彼诉讼环节上则有可能不予认定，这样从整个办案过程来看就达不到快速办理机制所要达到的效果。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公安人员办案水平，批捕部门把好第一道门槛

公安人员及批捕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办案的规范化水平，对于移送的轻微刑事案件应该重视证据的完善，并切实提高案卷质量，保证必要文书的完整性，从而减少轻微刑事案件的退补率，以便于进一步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办案效率。

（二）配套相应的办案激励机制

轻微刑事案件数量大，给公诉人工作造成的压力也比较大，但却没有给予从事公诉人工作人员以合理的办案补贴，致使所劳与所得不能成正比，常此以往，很容易造成从事公诉人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衡对于，从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当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办案的激励机制，适当提高轻微刑事案件办案经费，并给予轻微刑事案件办案数量大、效率高、质量高的人员以必要的物质奖励，进一步激发从事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公诉人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三）适当简化文书制作和办案程序

对制作轻微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终结报告和起诉书进行简化，当认定的事实与侦查机关相一致时，只需简要说明，避免重复叙述；在列举证据时，只需简单列明证据的出处和所要证明的事实，重点阐述认定犯罪事实的理由和处理意见，避免详细抄录。同时，对案件讨论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和内容等，也应进行相应的变更和简化。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6

一、充分发挥党组班子的核心作用，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组织领导

1、统一党组一班人的思想。该院党组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个别领导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认为当前社会风气不好，检察队伍出点问题难免，不重视抓；有的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评议票和推荐票，不敢抓；有的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就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不愿抓。这些认识误区成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大思想障碍。

针对这种情况，该院党组首先在班子内部反复学习讨论，使班子成员深刻认识到，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队伍难以纯洁，检察事业难以发展，检察机关的形象难以保证，并在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班子成员的思想达到了三个共识：一是党组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达到了共识，即只有党组高度重视，切实从组织领导抓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才有保障；二是在突出责任制的龙头地位上达到了共识，即要把建立一个完善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体系作为首要环节来抓；三是对责任制的明确达到了共识，即明确“一把手”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对本院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总结。

2、周密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近年来，该院党组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事关检察机关的形象工程来抓，摆上了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院党组及时研究提出了《关于加强我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规定每年初要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并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党组班子每季度要听取一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汇报，分析一次党风廉政状况；每年要召开两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对照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开展自查自纠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廉洁自律措施。

3、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该院根据高检院《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出台了《**县检察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体现了“四个严格”：一是严格责任分解。就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项工作，明确分管领导、牵头部门，并层层进行延伸细化，确保责任分解不留死角；二是严格责任落实。就是要求各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对照责任分解的内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克服“好人主义”思想，切实负起责，负好责。三是严格责任考核。就是加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考核力度，努力增强各级责任人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自觉性；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就是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制，对下属失教失管，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要坚持原则，一查到底，从严追究。

4、抓好班子的自身建设。俗话说：“龙尾怎么甩，全靠龙头摆”。该院始终把班子自身建设作为成就检察事业的头等大事来抓。为充分发挥班子的表率作用，该院制订了《**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党组班子自身建设的五项规定》，明确要求班子成员要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和检察纪律，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不准收受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不准默许或授意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的旗号以权谋私。班子成员坚持做到工作在先、守纪在先、吃苦在先，凡要求干警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凡要求干警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始终以良好的工作作风教育影响干警。

二、充分发挥业务部门的主体作用，切实强化自我监督意识

业务部门是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主体，也是产生违法违纪的多发部位。该院在实践中探索到，充分发挥业务部门的主体作用，切实提高业务部门干警的自我监督意识，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1、实行办案责任制，强化干警的自我监督意识。规定办案人员为案件的直接责任人，不管其工作岗位和职务如何变动，其本人要对自己所承办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实施、办案中的执法和廉政情况、收缴赃款赃物的合法性以及案件的定罪定性、批捕起诉、追捕追诉和抗诉等案件质量问题终身负责。无论何时发现办案中的问题，都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

2、落实“一岗双责”，充分调动部门负责人的积极性。每年初，该院按照“一岗双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检察长和分管检察长、分管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干警都要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和干警廉洁承诺书，明确规定了部门负责人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职责：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对部门内部的党风廉政工作负总责，监督本部门干警严格依照法律、检察纪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干警一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除追究本人责任外，还要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部门负责人的领导责任。这一规定，使部门负责人时刻绷紧党风廉政建设这根弦，想方设法加强对干警的教育管理。安排任务时不忘交代办案纪律，检查工作时注意检查办案纪律，汇报案件时要求汇报遵守办案纪律情况，使部门负责人自觉承担起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

3、规范执法行为，加强业务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为预防和纠正干警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该院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监察工作条例以及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订了《**县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文明办理自侦案件的有关规定》，着重从业务部门的相互制约入手，完善内部执法监督。一是对初查案件进行制约。该院针对以往办理初查案件较随意的现象，规定侦查部门对线索经初查决定不立案的，应在决定后二十日内将不立案意见和初查案卷移送举报中心，由举报中心指派业务骨干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二是加强了侦捕诉监所部门的相互制约。规定侦查监督部门对本院自侦部门移交的审查逮捕案件，应认真审查有关材料，对符合逮捕条件或不应逮捕的，要提出有关处理意见，报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侦查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可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如意见未被采纳或违纪违法情节较重的，应及时向纪检组反映。公诉部门对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或不起诉的案件应认真审查，发现侦查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可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情节较重的，应及时向纪检组反映。同时，公诉部门对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提出纠正意见，并要求侦查部门指派其他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决定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的，承办人应将情况书面通知监所部门。监所部门发现自侦部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有超过法定期限或有其他违法现象的，应当向自侦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对超期的案件在全院予以通报。另外，还要求监所部门干警通过同在押人员谈心，了解检察人员的执法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向纪检组汇报。三是加强了对处理涉案款物的制约。涉案款物一律由计财部门严格管理。计财部门对扣押款物实行帐目与款物分人管理，健全出入库和收付手续。对侦查部门作出的处理款物决定，计财部门必须进行跟踪监督，严防侵占、挪用、私分、调换或擅自处理扣押款物。

三、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切实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合力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该院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党组统一领导、业务部门相互制约的执法监督机制。但是，在实践中，该院党组感到，不管是检察长、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的行政监督，还是业务部门相互之间的监督，都需要通过纪检监察部门的专门监督发挥作用。当专门监督得力时，其他监督也能体现其监督效力；当专门监督乏力时，其他监督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是，党组一班人一致表示，要增强监督的刚性和效力，必须重视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近几年来，该院纪检监察部门在党组的重视支持下，始终认真履行专门监督职能，有效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1、明确纪检监察部门在执法监督中的职责。为了使纪检监察部门在执法监督中有的放矢，该院明确规定了纪检监察部门在执法监督中的地位、职责和作用。一是要求业务部门对初查后不立案、撤案、不批捕、不起诉、无罪判决、变更强制措施等“六类”案件，必须将相关法律文书资料送纪检监察部门备案；二是纪检监察部门对上述六类案件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的案卷材料必须进行阅卷审查；三是对自侦部门办理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有震动有影响的案件，组织5人以上办案组查办的案件进行同步监督；四是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发案单位和当事人进行回访；五是对干警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执行法规、纪律以及上级检察机关决议、决定、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2、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观能动性。为了保证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履行职责，该院配齐配强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院纪检组以抓好预防和治理自身腐败为已任，经常分析检察队伍中违法违纪产生的根源，不断探索预防对策，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廉政保障机制。一是建立了预防和警示机制。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干警违法违纪，该院建立和健全了廉政承诺、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和廉政档案制度，纪检监察部门每季度要分析一次廉政形势，及时发现干警中违法违纪苗头，将违法违纪隐患消灭在萌芽中。二是强化以民主集中制为内容的约束机制。如对不诉案件必须由检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对2000元以上的财务支出，必须由检察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人员录用、人事任免、奖励等必须由党组会研究决定，充分发挥集体决策作用，防止个人权力膨胀；三是建立完善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管理制度。该院定期召开家属座谈会，听取家属的意见和建议；向干警家属发出公开信，争取干警家属对廉政工作的支持，敦促他（她）们管好干警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同时，继续深化检务公开，采取设立干警违法违纪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聘请廉政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和到有关单位走访，发放征求意见函等方式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干警的执法状况，使干警能置身于社会和群众的广泛监督下。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1.普遍建立了限制入罪和出罪机制，但原理不一样，检察机关制衡职能发挥的机理也不尽一致。刑事法治要求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要求坚守形式理性，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是为防止作为案件处理依据的标准主观化，防止随意入罪。德国、法国历史上有推崇制定法的传统，因此易于实现法律适用上统一性的要求。但制定法存在局限性：一是罪刑的规定很难实现明确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排斥简单罪状、空白罪状和规范性罪状的立法方式，但这在所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难以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两全。对此，德国、日本等国提出了违法阻却与责任阻却的刑法理论作为出罪机制帮助刑事司法官员解决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但大陆法系国家虽普遍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定的起诉裁量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考虑起诉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实现个案的处理符合公正的要求，但又受到起诉法定主义的制约，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要求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准确适用法律，妥当处理好法律适用上统一性与正确性的矛盾，以更好地实现对法院裁判范围的制衡效用。英美国家虽对制定法越来越重视，但有遵循判例法的传统。美国的不少制定法规定得非常原则和简单，通过判例适用起来比较灵活，判例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但美国法律中有“Void-for-VaguenessDoctrine”(法律模糊无效原则)，要求刑法的规定要明确，过于含糊的条文是无效的，从而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英美国家刑事司法官员办理案件依赖于经验的总结、依赖于对制定法、判例法和正义原则的理解而不是理论。

可见，刑法结构与刑事诉讼结构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重视制定法和理论的作用，倾向于一般正义，追求相同案件相同处理，防止随意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刑事司法机关承担，而检察机关是刑事指控的提起者，在担负防止出入人罪任务上起着最重要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仅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而且要防止追究无辜，保障人权，以此维护国家刑罚权的良性运行。而普通法系国家重视判例和经验的总结，倾向于个别正义。尽管检察官承担的角色更倾向于打击犯罪，防止出入人罪的任务主要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辩护方承担。但检察官通过提起公诉的罪名和起诉案件的事实范围限定法院审判活动的范围，检察官也正是通过起诉的标准和范畴来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制衡，以此保证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2.两大法系检察官都负有确保刑事司法中法律适用统一标准的职能，但在处理适用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矛盾的价值取向上不尽一样。例如，法国检察官既要确保在法国领土上统一适用刑事法律，还要负责刑事政策在其辖区内的正确实施。美国的刑事审判贯彻遵循先例的原则，但在发现新的证据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检察官可就法律适用问题提起上诉。在合理利用有限刑事司法资源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上，两大法系国家都面临着既要保证刑事法律的适用，又要按照国家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案件区别对待这一对矛盾。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越来越将刑事司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上特别是有组织犯罪上。不过，大陆法系国家有尊重制定法的传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其执行的刑事政策蕴含在国家统一的公诉标准之内，强调“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离”。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美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不起诉权和辩诉交易权，这为其灵活处置法定标准和刑事政策的关系提供依据和空间。总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一方面，对侦查机关有着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制约了法院对案件的审判范围，起到了限制法院审判权的作用，即使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力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实体法律的适用标准也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同，实际上起到了制约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二)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通过配置的刑事司法权力和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其维护刑事法治和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检察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将检察官定位为“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发挥防止‘警察恣意’和‘裁判恣意’之双重法律监督功能”。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均承担侦查与起诉职能，但在实现维护刑事法治、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任务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呈现不同的特点：

1.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是共性，但表现形式不一。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检警关系存在三种模式，即检察机关主导型，以法国、德国为例；二是检警分立型，以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常见；还有一种为协助型，以日本最为典型。在检察机关主导型的检警模式下，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的制约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两种检警关系模式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制约。在美国，检察官也对部分案件有侦查权，如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等。分属不同法系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检警关系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检察机关对司法警察存在制约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一般由司法警察承担，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的公诉方，需要以查明案件事实为起诉工作的基础，因此，普遍授予检察机关侦查权，并且与司法警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上处于一种检主警辅的关系。虽然事实上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并不多，如日本，直接侦查的案件只有013%，且多是重大、复杂案件，但这种制度设计使检察机关能够真正起到制约司法警察侦查权的作用。

2.检察机关对法院也均有制约功能，但同样呈现出多面性。检法关系上，从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的角度分析，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本身就是对纠问式诉讼制度下集控审职能于一身的法官的分权和制约。这种控、审分离的机制既可防止法官控审合一、自诉自审带来的任意追诉，又可通过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制法院审判的范围，“使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藉以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当然，在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的起诉要受到法院的审查，这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抗诉权，可以监督、防止法官恣意裁判。在德国，检察官对于法院有违反刑诉法之情形时，异于辩护人，需立即对之加以更正。

(三)两大法系国家检察职能扩张趋势分析

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废除法国式预审制度，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制衡职能得到扩张。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中预审法官集侦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人权运动高涨的大背景下先后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过去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权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使检察机关既承担侦查职能又承担起诉职能，从而事实上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这种审前程序主导者的地位，既可以对侦查活动实施引导和制约，又从程序和实体上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形成事实上的牵制。二是随着庭审外刑事案件处理方式的发展，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制衡职能进一步增强。20世纪中期以来，犯罪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压力，辩诉交易、不起诉、刑事调解等庭审外的案件处理方式得到了发展，检察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职能作用增强。例如，在法国，不起诉案件占到20%，并且有2/3的案件由检察官归档不予追究。这种直接由检察官对案件作实体处理法官进行形式审查的权限，实质上更加体现了检察官对法庭审理活动的制约性。

可以说，检察机关在国家刑罚权行使上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欧陆国家，检察机关刑事检察职能的扩张趋势导致检察机关应该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属性定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大陆法系国家探讨检察官的角色定位，目的是为了解决检察官的独立性问题。如果定位为行政机关，将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极大危害。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则应该将“检察官之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等身份保障推向宪法层次，求取独立自主性，防范行政滥权”。检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体系，亦不属于第三种权力的体系，而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立的司法机关”。可见，检察机关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第四种权力体系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很明显。

二、我国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国家刑罚权行使模式大体经历了政策型、法制型向刑事法治型转型等演变历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也经历了保护型、保护型和保障型兼顾的阶段。

(一)政策型时期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到1980年才开始实施，所以，我党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实际上长达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长达30年里，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从建立到中断再到重建的痛苦过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确立检察制度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在起诉重大案件、纠正草率办案、防止错捕错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职能作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职能逐步形成。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实践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时期。年反右斗争开始，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检察制度受到质疑和批判，检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期间检察机关遭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洗劫。1975年《宪法》第2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新中国检察制度从此中断。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没有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国家刑罚权在实体问题上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运行的，处于人治状态；程序问题上，虽然有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组织条例，但公检法三机关还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权力分配和制约机制，刑事诉讼活动存在强烈的纠问倾向，在打击犯罪、镇压阶级敌人上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能是一致的，而疏忽了检察机关对侦查和审判权的制衡效能，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衡职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导致了国家法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二)转型时期的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

新时期的刑事法制建设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推动了检察机关和检察队伍的迅速发展，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也随之健全起来。

1.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刑法典的通过与施行标志着我国的刑法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国家刑罚权的行使结束了主要依政策的时代，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97年刑法典是在1979年刑法典以及其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增修完成的，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表明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开始向法治化方向转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这对于统一定罪、量刑的标准，保证刑事法律的统一适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我国检察机关在解决国家刑罚权实体问题上的职能作用体现出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由侧重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转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对立。法律规范倾向一般正义，而个案的处理满足一般正义的要求却未必符合个别正义。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有自身的特色，与大陆法系有更多的共性，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即形式理性。但在刑法的适用中事实上存在追求实质理性的原动力。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类推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入罪机制，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一种限制入罪以保障人权的机制，不允许刑法解释的类推解释，并严格限制扩张解释，以防止不适度地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法律适用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坚守形式理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但我国的刑法结构中实现个案公正处理的出罪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一方面按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防止随意入罪，不适当地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又要谨慎行使控诉职能，全面、客观分析行为的情节，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在实现法律实施的统一性要求下实现个案的公正处理。可以说，我国检察机关事实上既承担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能，又承担保障人权的职能，在准确起诉以制约法院的裁判权、防止和纠正错案上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

第二，由侧重国家刑事政策的执行向在严格适用刑事法律基础上执行国家刑事政策转化。我国建国之初确立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规定于1979年和1997刑法典中。但自1983年开始，“严打”政策事实上替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过于强调公检法三机关高度配合、共同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作用，忽视三机关应该有的互相制约的功能；同时还赋予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过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破坏标准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导致同罪不同罚、轻罪重罚甚至冤案错案的发生。2005年，国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政策。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奉行20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也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都要科学运用刑事手段治理犯罪，追求良好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并强调刑事司法机关应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执行国家刑事政策，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检察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办理严重刑事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三是注意站在客观的立场、法律的立场确保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努力实现国家刑罚权保护社会安全的机能与限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机能两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2.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职能

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作为首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其法制意义不容低估。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刑事诉讼构造并没有实质性改变。2008年6月实施的新修订的律师法为权利制约权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整体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虽然不足，但在逐步加强，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审查逮捕、起诉和抗诉工作的质量管理，提高了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违法现象和对法院错误判决、裁定准确抗诉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强化了控告申诉检察职能，对诉讼参与人有关侦查、审判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控告和举报及时进行审查并予依法纠正。当然，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在配合中开展”，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效果还不尽人意。此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刑事判决的作出过于依赖侦查案卷，导致检察、法院的职能作用反受侦查机关的实质性制约。对绝大多数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的刑事案件来说，如果将法院的刑事判决视为一项决策，则这项决策是分阶段作出的，而且决策的依据又主要是侦查机关的案卷。这说明每一阶段决策的作出主要是对侦查机关事实调查结果的分析论证，能否通过分析发现侦查机关侦查工作中的错误取决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案件承办人的办案经验和侦查机关案卷制作的水平，刑事司法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过程的监督缺乏必要的刚性，加之被告方的辩护权利难以与拥有国家强制力的侦查机关抗衡，这就使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关键阶段的侦查机关调查案件事实的侦查程序处于缺乏其他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有力监督制约的状态，为侦查机关侵犯人权提供了可能。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

西方各国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表明，检察机关承担着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刑罚权的内容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国家刑罚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检察职能的性质和重心，检察机关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国家刑罚权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在实现国家刑罚权部分职能的过程中，为确保国家刑罚权运行的规范化，检察机关还应当具备确保国家刑事司法统一标准的职能，为此，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引导职能，要么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制衡职能。随着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刑罚权逐渐地由注重其惩罚犯罪而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向兼顾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和保障被追诉者个人权利的保障功能转化。在我国，国家刑罚权由单一功能向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双重功能转化背景下，刑罚权运行中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观念开始确立并得到强化。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理应服务和服从当代国家刑罚权运行的总体要求，既要发挥检察机关惩治犯罪保卫社会的保护功能，又要发挥检察机关对被追诉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保障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必然要求确保整个司法过程执法标准的统一，在确保审前程序的执法活动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保障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符合最终的裁判标准的同时，又要确保法院庭审活动符合刑罚双重功能的要求。为此，就必须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和庭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宪政体制决定的，为我国几十年法治建设的经验所证实，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汪建成.冲突与平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尹章华.刑法理论法理结构之比较研究[J].法学丛刊，(147).

[3]罗树中.刑法制约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8

一、目前基层检察工作不适应新律师法要求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工作机制，对证据的动态控制能力不足

根据新《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分享案件的所有证据，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据对律师成为公开的。但是目前检察机关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合法机制，公诉人在庭前很少与律师开示证据，而《律师法》解决了律师了解公诉人所掌握证据的问题，公诉人却没有了解律师掌握证据的合法渠道。如果律师不主动向公诉人出示和提供，公诉人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掌握。证据的不确定性无疑加大了动态控制的难度。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能力不足

由于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公诉工作对侦查的引导指挥作用发挥不够，公诉与侦查在工作衔接上存在不足。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审查逮捕环节对公安机关的证据引导作用大于公诉环节，案件批捕进入公诉环节以后，公诉部门的补查意见往往落实不力，时而出现经两次退补后，证据并没有新的变化的情况。检察机关自身也存在公诉对自侦工作引导不力的问题。尤以自侦部门对言辞证据的取得和固定能力不足为上。随着嫌疑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律师法律服务作用的加大，因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性在降低，嫌疑人不供、翻供的现象增多，口供的突破难度日益加大，从我院今年来办理的自侦案件看，嫌疑人在侦查环节供认，在审查批捕或起诉环节翻供的现象比较普遍。加强公诉引导侦查的作用，两环节合力固定证据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因两环节配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

（三）把握被告人翻供的能力不足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推翻原供述否认自己犯罪的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一些办案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重视程度不够，把握能力不足，致使一些案件因翻供而导致撤案，甚至一些案件在庭审时因应对翻供的准备不足导致因被告人翻供增加公诉人出庭的难度，影响到检察机关和国家公诉人形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审查起诉部门和批捕部门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大多实行批捕和起诉相分离的职能设置模式，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分属于两个部门行使，这样设置有利于加强内部监督，杜绝以案谋私。但是由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分属于两个办案环节，自然而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审查批捕环节在法庭示证方面考虑的少，但对侦查的引导效果明显，一些关键的证据到了起诉环节可能因时过境迁丧失固证时机。审查批捕环节嫌疑人翻供较少，办案的检察人员对有罪证据的了解较起诉环节的案件承办人更加直观。近年来我院针对这一问题建立了两环节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两部门在工作中相互通报情况，侦监部门加强与公诉部门的合作，案件批捕后公诉部门及时跟踪，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二、提高控证能力的策略探究

（一）加强与律师的合作沟通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和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是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责任，维护恢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律师则行使辩护权，以事实为依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它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检察机关和律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方向相反的基本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两极，作为同是法律职业的检察官和律师，其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样的，都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之下，都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最终形成抗辩平衡，体现程序正义。因此，律师的执业活动与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检察机关为了做好证据的使用及诉讼工作、避免败诉，应该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具体分析包括以下工作。一是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减小检察机关对证据占有的不确定性。所谓证据开示，是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或者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互相披露各自掌握或控制的诉讼证据和有关资料的活动。今年来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与律师协会签订了《证据开示协议书》，值得借鉴。二是听取辩护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首先要虚心听取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当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委托后，一般要来公诉部门与公诉人见面、复制案卷材料等，公诉人可以告知辩护律师在适当的期限内对案件提出书面意见。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再次要在起诉书中应该比照判决书的书写模式，将辩护人意见及辩护人掌握证据书写其中并附案卷提交人民法院。三是积极协助律师管理部门监督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一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二要加强对律师诉讼行为的监督。对在刑事诉讼中发现的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协助侦查，从而使严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得到遏制，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提高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能力

1．认真分析翻供理由，正确对待翻供。翻供有真有假，被告人推翻以前的供述只要理由充分的，应耐心的听取并积极查证。第一、严格贯彻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对案件证据全面审查。重点审查法庭审判中所需要的证据是否齐全可靠，是否客观真实，来源是否合法，对有疑问的证据要仔细排查，当事人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认真调查。审查案件时既不能先入为主，仅仅注重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罪轻证据，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轻信口供，放纵犯罪。第二、积极地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在审查起诉中，翻供的真与假、虚与实，还是要通过审查证据材料来加以认别。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如果卷宗材料未加以收集的，应积极的进行补充和完善证据材料，要把这些工作做在庭审以前，不要怕犯罪嫌疑人提出新的情况，更不要害怕辩方提出新的证据，把案件疑点解决在出庭公诉前，才能更好的指控犯罪。第三，对于证据间存在矛盾的，应进行全面复核，具体可以采用“详细笔录法”，堵住影响定罪量刑的每一条退路。

2．加强政策攻心，铲除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侥幸心理。对于翻供的案件，要认真分析翻供的真正原因，对于无正当理由的翻供，要加大法制教育力度，促使其悔罪，对于被告人供认犯罪事实的案件，要建议法院依法轻判。

3．加强监所监督，增进侦、检交流，培植优良司法环境。加强对监所管理执法的检察监督工作，杜绝因监管工作疏漏造成的嫌疑人翻供的问题。

4．充分做好庭前预测，应对当庭翻供。加强对庭审局局势的预测和控制。及时了解被告人的心理变化情况，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和心理支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控制能力，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提前制定预控方案，做好技术保障，确保达到庭审的预期效果。

（三）坚持程序公正原则，全面提高证据的收集、运用和示证、质证能力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1］改变传统刑事诉讼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刻不容缓。新《律师法》充分体现了证据公开制度，这一制度的充分实现有助于“促进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实现控辩双方对侦查设施的资源共享。”［2］新《律师法》的修改扩大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权利，正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律师诉讼权利的意义，它的修改不仅仅是辩护制度的一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我国侦查模式、侦查秩序、侦查体制的重大变革，促使我国的侦查模式，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3］司法机关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才能适应发展的潮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运用：

1．强调证据的诉讼性特征，树立诉讼意识，增强对证据的把握能力。近年来，刑事证据的诉讼性特征引起学者关注，一些学者因而将证据划分为审前证据、审判证据与裁判证据［4］。由此可以看出，证据随着诉讼环节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变化规律，强调证据的诉讼性特征，加强对诉讼主体、诉讼阶段的研究，对于提高证据的举证能力非常必要。首先，做好初查和第一次审讯工作。律师介入后可能对嫌疑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侦查的重心必须前移，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强化讯问技巧的运用，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讯问技巧是有效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和讯问技巧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要注重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注重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完善证据，坚定不移地推进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6］把讯问（询问）与全面获取证据结合起来，使之供证结合，让犯罪嫌疑人、证人自书供述、证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其次，改革侦查方式，加强科技投入，提高侦查的手段和固证的效率。近年来，检察机关为适应工作需要，建立了侦查一体化机制，要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侦查资源，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步进行讯问同案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冻结款物等工作，争取第一时间取得主要证据。同时要依法全面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在收集证据上，不仅要做到依法，同时还要做到全面、客观，提升侦查的主动性。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9

一、修改后律师法奏响多重积极效果，缩现司法进步

律师法的修改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着眼于公民权利保护的广度，着眼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的力度，着眼于执法程序规范、透明的深度，是我国司法进步的一个缩影：

1、体现以人为本，给予当事人及时、全面的法律保护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只能在影视中才能听到的台词，随着律师法的修改使之变为现实。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使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给予犯罪嫌疑人及时的法律帮助，并且会见内容不被监听，将给律师和当事人创造更好的交流环境，给予当事人及时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在案情涉及自己隐私、商业秘密等自己不愿意泄露的情况和信息时没后顾之忧，仍可以大胆的与律师交流，获得更全面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获取更多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这对当事权利的保障是无可厚非的。

2、强化律师权利,保障律师执业顺利畅通

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律师法为律师行使会见权削去了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重阻力，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以会见，让律师会见难这一现状成为历史。受委托律师在公诉部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的材料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已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使律师的问卷权进一步得到充实。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不再以经过被调查人的同意为条件，即使调查不便还可以申请检察院与法院去调查取证，这为律师能够顺畅执业提供了一大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使律师在法庭辩护中可以畅快淋漓的表达当事人的意愿，不用再担心自身的人身安全。这一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权利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3、促进程序公开，强化执法工作规范、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程序公开透明是防止执法部门工作不规范和司法腐败的有效措施。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强的会见权、可以让律师第一时间介入到侦查阶段，以防止刑讯副供及侦查阶段的其它不规范行为，使侦查程尽早公开。律师阅卷权的充实，让检察公诉部门的公示范围再一次扩大，公诉审查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在法庭上畅所欲言，增强了出庭律师与公诉工作的对抗性，有效的促进出庭公诉工作规范化。

二、修改后的律师法消极影响深化，挑战检察公诉

修改后的律师法它赋予了律师更全面的阅卷权、自主的调查取证权、法庭言论豁免权和充分的会见权，对刑事控方的消极影响涉及了证据补充、案件审查、出庭公诉的各个环节，对公诉部门来说极具挑战性：

1、证据开示缺乏双向性,增加控方举证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的规定将律师的阅权，不再限于审查起诉阶段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案卷材料，审判阶段不再限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意味着修改后的律师法使侦控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这一转变使律师可以全面获得侦控部门所撑握的证据，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的律师更强调查取证权，这将使律师可以取得更多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而律师并没有义务向控方呈示这一切。控诉方单方面承担证据呈示义务的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律师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控诉部门承担，辩护方不承担相关责任，这势必增加了控方举证的难度。

2、言辞证据的客观性、稳定性减弱，影响审查起诉。

言辞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辩解、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能直接有效的证明案件事实，它是人们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性极易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一般犯罪嫌疑人、证人不了解侦查机关需要哪些证据，取得了哪证据，不敢轻易翻供。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使律师对案件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和调查取到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及早的透露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有充分认识之后，加上一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点拨”，再辅之“不被监听”这一“法律保障”必将形成翻供及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的极大可能，给本来缺乏稳定性、客观性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大打折扣。象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的贿赂犯罪，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可能导致案件无法起诉，甚至撤案。

3、法庭对抗性更加尖锐，增强出庭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豁免权，使律师发表意见用词更为尖锐，甚至发表一些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推测性、夸张的言论，这将使控辩双方的法庭对抗程度更加激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律师很有可能调取到对被告人有利某些关键性的证据。由于是单向呈示义务，而公诉部门对律师调取的证据很大可能是全然不知，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这些证据，这必然会使公诉机关陷入被动，增加了出庭难度。

三、准确适用修改后的《律师法》，惩恶扬善

对待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我们应该摆正心态、积极应对，既要看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只是片面的追求打击犯罪，它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并重。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给公诉工作带来挑战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准确适用法律规定。

1、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提升自身防御能力

在执法过程中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查，保证执法程序的公正。注重证据审查从整体上去把握，对关键证据、薄弱证据、言辞证据进行针对有效的复核，使证据的体系性加固，形成坚固的证据锁链，减少因言辞证据的变化对整个案件产生影响。加快审查起诉速度，“压缩”辩护律师阅卷后的针对性调查取证，制衡控方获取证据信息单方性，以减轻举证难度。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业务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深化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翻供技巧的研究，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提升公诉人出庭应变能力。

2、扩宽外部沟通面，减少不稳因素冲击力

注重与当事人双方的交流，听取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发生过程的描述、对犯罪疑人有罪、无罪及案件的处理意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与合作，将所获信息及时互通，提示侦查部门补强完善证据，尽量收集言辞证据以外的其它证据。加强与监所机关信息联络与共享，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的言行表现予以掌握。对可能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需要作一引起有针对性的工作。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是检察机关单方的证据是呈示义务，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听取律师自己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案件定性及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意见尤为重要。如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可以拓展思路，权衡案件证据，换位思考处理案件，全方位审查案件，并可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观点，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工作，掌控法庭辩论的主动权。

侦查案卷制度范文篇10

一、建立金融犯罪案件检察引导侦查机制

（一）引导侦查机制的法律依据与主要意义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是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帮助侦查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引导其合法、准确地发现、收集、固定、补充和保全证据的工作机制。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各地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所逐渐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工作形式。虽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直接指向这一机制，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40条第1款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这两条可以说是引导侦查机制的法律支撑。介入侦查并非越俎代庖，其权力基础在于宪法所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介入侦查也并非没事找事，其意义在于：

（1）根据批捕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取证，减少错捕率；

（2）根据起诉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机关有针对性地取证。一方面促使获取有价值证据，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减少退回补充侦查次数，提高办案效率；

（3）通过提前介入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取证行为，实现侦查监督从事后到事前、从静态向动态过渡；

（4）通过提前介入熟悉案情和证据，为审查起诉做好准备。

（二）对金融犯罪案件引导侦查的现实必要

在我国，侦查人员特别是基层侦查人员很大一部分并非法律专业出身，业务水平仍有待提高。再加上我国侦查人员无需在庭审阶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尤其是对控辩双方质证的过程缺乏直观、深入的了解,致使其对法官最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的规格、标准等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不清楚该取什么证据、如何取证、取到何种程度。故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普遍存在过分依赖言词证据、无价值证据太多甚至关键证据缺失等问题。而金融犯罪案件作为一种专业性非常强的案件，对证据质量的要求比普通刑事案件要高，对侦查人员了解金融知识、吃透金融政策、把握金融犯罪变化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金融犯罪人员一般而言都十分狡猾，有一定的抗审能力，故常常无法取得口供，需要侦查人员通过其他线索抽丝剥茧建立一条完整封闭的证据链，这对于习惯依赖言词证据的侦查机关是一个不小的难度。以上种种因素都决定了仅仅依靠个别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以保障案件很好很快处理，需要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通力合作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打击。

（三）金融犯罪案件引导侦查机制的实行方案

1．信息交流机制。检察机关应与公安机关建立信息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在时间和意识上把握先机，积极了解跟踪案情、分析证据、引导侦查，为确保此类案件起诉，提高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打下扎实基础。具体可以通过分管检察长、科领导、内勤三个平台加强与公安分局联系沟通案件信息，或通过与公安机关之间建立每日动态的通报制度，并以工作协议的形式加以规范，深入了解案件详情，及时登记备案，切实做到对金融犯罪案件信息灵、情况清、对策准。

2．主诉检察官适时介入。由金融犯罪主诉组对口公安机关经侦办案组，通过主诉检察官带领其他成员进行适时介入。在适时介入中，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及时收集重要信息并及时上报；

（2）通过阅看案卷、参加讨论等方式，了解熟悉案情，结合案情依法提出取证意见和建议，并做好有关记录及时报告。遇有复杂情况和重大问题，与侦查人员间不能达成共识的，向部门领导汇报，由部门领导进行协调，必要时通过公检联席会议讨论，如仍不能达成共识的，按分工负责的原则予以处理；

（3）如发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诱供，对被害人、证人进行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以及其他违反诉讼程序的，依法向侦查机关（部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二、建立金融犯罪案件检法沟通机制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针对金融犯罪应当及时沟通、加强协调。通过个案会商、专案协调、疑案研讨、类案分析等方式，积极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检法沟通制度，意义主要在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尽力减少司法矛盾、提高司法效率。此种效率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减少因检法两家意见不一产生的抗诉、延期审理等“司法成本”，另一方面也有效避免因视角单一、信息单方性而造成的“司法失误”。

1．建立个案会商制度。通过会议纪要等方式建立个案会商制度，对于需要在办理过程中邀请法院与会进行商议的疑难复杂案件，可按照规定及时启动会商程序。对于部分敏感、引发社会舆论关注、新类型等案件，在审理过程听取多方面意见，不仅能够拓宽案件办理视角，同时将可能引发的争议及质疑前置从而及时予以妥善解决。此外，建立个案会商制度，对于部分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案件，检法双方能够及时互通信息情况，会商研究疏导和防范措施，共同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建议在规定中，根据案件等级，设立不同的会议主持或参与人员职务级别，并进一步规范会议纪要、会议发言记录等工作，同时建立与法院“事前协调、事中沟通、事后反馈”的联动机制。

2．建立类案分析制度。不定期开展一类案件的分析研讨工作，这里的“类案分析”应当强调双向性。首先是检察院对于法院的类案监督，即通过对一定时期内案件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金融案件进行分析对比，找出一类案件在判决、裁定的法律适用上矛盾、不相一致或偏颇之处，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促使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践中，法院判决产生不一致（通常主要为量刑差异），既有不同法官对于案件性质、情节理解相异的因素，也有因案件类型较新而缺乏比照的因素。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验和探索，这种监督模式可以有效促使法律统一适用。同时，法院对于检察院也需进行反向“监督”，如对于此类型案件在哪些证据方面亟待加强、侦查或审查工作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辩方观点中哪些观点系可取之处等等。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法庭能够接触到不同区域的同类型案件，其对于一类型案件的不同处理方式能够充分比较、权衡，在此类问题上视角更广，更具发言权。此外，相较之个案会商，类案分析可以更好的从学理角度予以研究，对于一类型问题的处理建章立制，从而使今后相关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

3．建立法律法规及政策研讨制度。较之前述的个案会商、类案分析制度，法律法规及政策研讨更具有前瞻性，即针对新颁布的法律条文或司法政策，检法两家及时进行共同学习、研究和讨论，最大程度上保证对于法律条文理解的一致性。囿于研讨结果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可以会议纪要等方式予以固定及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