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别范文10篇

甄别范文篇1

关键词：冬凌草；性状；显微鉴别

冬凌草为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碎米桠Rabdosiarubescens(Hemsl.)Hara的地上草质部分，产于我国河南、山西、四川、贵州等地。冬凌草味苦，性微寒，具清热解毒，消炎止痛及抗肿瘤之功效。河南民间用于治疗咽喉肿痛、食管癌等已有五十余年历史，临床报道其水及醇提取物对食管癌、贲门癌、肝癌、乳腺癌有一定疗效。近年来的药理研究充分证明,冬凌草有良好的消炎、抗菌、镇痛作用,可有效地抑制甲型、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从而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研究证明二帖类中的冬凌草甲素和冬凌草乙素是抗肿瘤的有效成分。多数学者对冬凌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上，而对其生药学鉴别的研究不足。为此,笔者对冬凌草的性状及显微鉴别做如下研究。

一、材料与仪器

1.1材料实验用冬凌草于200904采集自河南济源地区，经药学院生药学科董诚明教授鉴定为唇形科(Labiatae)香茶菜属碎米桠Rabdosiarubenscens(Hemsl)Hara的全草。

1.2仪器及试剂光学显微镜XS-A4型显微镜;旋转式切片机(上海医疗器械四厂)。石蜡为专供生物组织切片用,二甲苯、无水乙醇、95%乙醇、水合氯醛为分析纯(杭州长征化工厂),番红、固绿为生物纯试剂(北京索来宝科技有限公司)。

二、方法

取新鲜材料茎、叶用FAA试剂固定，用石蜡包埋法做冬凌草的茎、叶的横切面石蜡切片,用番红、固绿双重染色法制片,于显微镜下观察。取干燥的冬凌草全草磨粉,过60目筛，制水合氯醛透化片于显微镜下观察，用显微测微尺测量显微结构的大小。

三、结果

3.1植物形态多年生亚灌木，高0.5～1m，根茎木质，有细长须根。茎直立，多数，基部近圆柱形，无毛，皮层纵向剥落，上部及分枝均四棱形，紫红色或褐色，被疏柔毛，幼枝密被绒毛。叶对生，卵形或菱状卵形，长2～6cm，宽1.5～3cm，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宽楔形，下延成假翅，边缘具粗锯齿，齿尖有胼胝体，上面绿色，被疏柔毛及腺点，有时近无毛，下面淡绿色，被灰白色短绒毛至近无毛，侧脉两面明显，叶柄长1～3.5cm，茎顶端叶柄变短，其叶口尝味极苦。聚伞花序3～5花，下部有时多至7花，在茎顶排列成狭圆锥花序，花序轴、总花梗及小花梗密被微柔毛;苞叶菱形或菱状卵形至披针形，花萼钟形，5齿，10脉，外被灰色柔毛及腺点，果时增大，略弯曲;花冠二唇形，上唇四圆齿，外面疏被柔毛及腺点，内面无毛，下唇宽卵形，内凹，雄蕊4枚，花丝扁平，中部以下具髯毛，花柱丝状，伸出，先端二裂。花盘杯状。小坚果倒卵状三棱形，淡褐色，无毛。花期7～10月，果期8～11月。

3.2性状特征本品茎部方柱形，长30～70cm。表面灰绿色或红紫色，有柔毛。质硬脆，断面淡黄白色。叶对生，有柄，叶片多皱缩或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形或菱状卵形，长2～6cm，宽1.5～3cm，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宽楔形，下延成假翅状，边缘具粗锯齿，齿尖有胼胝体，上表面灰绿色，有腺点，下表面淡绿色，沿叶脉被疏毛。有时可见到花序，顶生聚伞状园锥花序，总花梗、小花梗及花序轴密被微柔毛，花小，二唇形，雄蕊4，花丝扁平，花柱丝状，伸出，先端二裂。气微香，味苦、甘。

3.3茎横切面呈四方形；表皮为一层长方形细胞，外壁较厚，角质化，四棱角处有厚角组织；外被有腺鳞、非腺毛和腺毛，非腺毛较多，直立或弯曲，1～4个细胞;腺毛头部呈类球形，柄为单细胞。皮层3～4列细胞，略切向延长；韧皮部狭窄，木质部主要位于髓的周边四角处，导管大，壁较薄，非木化。中央髓部大，薄壁细胞多角形，无内含物。

3.4叶横切面上、下表皮均为一列细胞，上表皮细胞呈长方形，下表皮细胞较小，排列紧密；上、下表皮具有腺鳞、腺毛和非腺毛；叶内栅栏组织细胞呈圆柱形，排列整齐紧密，海绵组织有数层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薄壁细胞，排列疏松。维管束外侧有厚角或厚壁组织，有些侧脉维管束也较明显。公务员之家:

3.5冬凌草粉末特征粉末灰绿色。具众多非腺毛，多为2～3个细胞，偶见单细胞或5～6个细胞，长65～143μm，表面具微细疣点。常见多细胞腺毛，3～8个细胞组成，直径10.1～22.1μm，偶见单细胞的。薄壁细胞呈多面体状。气孔直轴式，直径11.7～19.5μm。纤维多见，直径10.1～26微米。导管多为环纹，直径7.8～45.5μm，偶见梯形及具缘纹孔导管。草酸钙簇晶常见，直径19.5～57.2μm，棱角圆钝。

四、讨论

冬凌草同属相似植物众多，生产中常有误采误用情况发生，本文研究报道了冬凌草植物形态、药材性状、茎叶显微构造、粉末特征，对保证临床正确用药和开发利用该药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冬凌草呈现典型的唇形科植物特征：茎方形，叶对生，该种叶卵形或菱状卵形，长2～6cm，宽1.5～3cm，先端锐尖或渐尖，基部宽楔形，下延成假翅，且口尝味极苦，可以做为其原植物鉴别的特征。冬凌草的茎叶、粉末的显微观察中可见特征性的腺毛、非腺毛和腺鳞，结合其它显微特征，可以作为冬凌草的显微鉴别依据。

【参考文献】

［1］阴健.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223.

甄别范文篇2

【关键词】木香；中药鉴别；甄别使用

木香为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味辛苦，性温，具有行气止痛，健脾消食的功效，临床上用于胸脘胀痛、泻痢后重，食积不消，不思饮食等症，煨制后涩肠止泻，用于泄泻腹痛，为治疗腹痛、泻痢的常用药。《名医别录》称之为蜜香、青木香。李时珍谓：“昔人谓之青木香，后人因呼马兜铃根为青木香，乃呼此为南木香，广木香以别之。”在配方过程中，医生处方中常见有云木香，川木香，土木香，青木香，红木香及越西木香等带有“木香”之名出现，为了不致混淆，准确无误地付给处方中所需的正品，从而不影响疗效。

一、商品名来源及产地

木香：主产于云南丽江、迪庆州等地，奉为地道的药材，可称“云木香”。由印度等地经广州进口，通称“广木香”。川木香：产于四川及西藏。土木香：产于河北。越西木香：产于四川的越西，西昌。红木香：产于浙江，安徽等地。青木香：产于四川、江苏等地。

二、药材性状，显微鉴别

2.1性状鉴别(1)木香：略呈圆柱形，枯骨形为纵剖片，长约5～15cm，直径0.5～6cm，表面黄褐色，栓皮多除去，有显着纵沟及侧根痕，有时可见不规则菱形网纹。质坚实，体重，不易折段。断面略平坦，黄白色至棕黄色，有一棕色环及放射性纹理，并可见散在的褐色油点。气强烈芳香，味苦。(2)川木香：呈圆柱形（铁杆木香）或有纵槽的半圆柱形（槽自木香），稍弯曲，长10～30cm，直径1～3cm，表面黄褐色或暗褐色，有较细的纵皱纹，外皮脱落处可见丝瓜络，状细筋脉，根头偶有黑色发粘的胶状物，可称“油头”、“糊头”体较轻，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黄色，散在黄色稀疏油点及裂隙，木部较宽广，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腐朽状。气微香，味苦，嚼之粘牙。（3）土木香：多呈圆柱形或长圆锥形，稍弯曲或扭曲，少数为圆锥状的短段或不规则块状。长10～20cm，直径0.5～2cm，表面深棕色，具纵皱纹及不明显的横向皮孔，顶端有稍凹陷的茎痕及棕红色叶柄残基，根头部稍膨大，多纵切开或斜切成截形，边缘稍向外反卷，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稍呈角质样，乳白色至浅黄棕色，形成层环状明显，木质部略显放射状纹理。气微苦而灼辣。（4）越西木香：呈圆柱形或半圆柱形，略似鸡骨，长5～25cm，直径0.5～2cm，表面黄褐色或灰褐色，有纵纹几纵裂沟，并有突起的须根痕，质坚硬。断面棕黄色，多有偏心性放射性纹理及油室，皮部较薄，形成层颜色较深，油质较重。气浊，味微甜而苦辣，嚼之粘牙。（5）红木香：呈圆柱形，不规则扭曲，长10～50cm，直径1～2.5cm，表面灰棕色至棕紫色略粗糙，有细棕皱纹和多数深达木下的横裂状，扭曲处尚可有横深沟偶有枪皮脱落，露出棕色皮部，质坚难折断。断面粗纤维性，皮部与木部易分离，皮部宽厚，棕色，木部浅棕色，密部浅棕色，密布小孔（导管）。气微香而特异，味微甜，后苦而辛。（6）青木香：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略弯曲长3～15cm，直径0.5～1.5cm，表面黄褐色或灰棕色，粗糙不平，有纵皱纹及须根痕，质脆容易折断，断面不平坦、皮部淡黄色、木部宽广；射线类白色，放射状排列，形成层环明显，黄棕色，气香特异，味苦。

2.2显微鉴别要点（1）木香：薄壁细胞中含有菊糖，网纹导管多见，也有具缘纹孔导管。（2）川木香：纤维旁有石细胞，薄壁细胞含菊糖。（3）土木香，薄壁细胞中含菊糖，网纹导管。（4）、红木香：细胞含淀粉粒。（5）越西木香：韧皮部及木射线中均有较大的油室散在，薄壁细胞充满菊糖。（6）青木香：薄壁细胞含淀粉粒。

三、功效主治区别

（1）木香：长于健脾化滞。用于停食积聚、胸满腹胀、呕吐泻痢等。（2）川木香：行气止痛，消胀。用于腹胀肠鸣、腹痛、痢疾里急后重。（3）土木香：健脾和胃，调气解郁，止痛安胎。用于胸胁、脘腹作痛，呕吐泻痢，胸胁挫伤，岔气作痛，胎动不安。（4）红木香：长于祛风活血止痛。用于筋骨疼痛，月经痛，跌打损伤。（5）越西木香：功似木香但力较弱。（6）青木香：长于疏肝止痛，解毒消肿。用于肝气郁结之胁痛，痈肿疔疮，蛇虫咬伤。公务员之家

四、讨论

由于时代变迁及各种文献记载引起木香类药材之间相互混淆，给处方调剂及临床使用带来不便，为此应加以注意。根据功效，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主治有偏重。川木香偏于行气止痛，土木香偏于健脾和胃，而红木香偏于祛风活血，青木香偏于平肝止痛，解毒消肿，所以临床上应根据需要甄别使用。

【参考文献】

甄别范文篇3

[关键字]:上市公司利润利润操纵操纵财务财务指标指标

我国股票投资者目前面临的一个和投资决策分析有关的新问题就是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利润指标被人为操纵，利润指标内含的企业获利能力不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用这种不具有稳定性的利润指标猜测未来，其结果的正确性将难以保证。每个企业采用的利润操纵手段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假如这些操纵手段能够在财务指标上反映出来，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财务指标异常的规律，就可以快速地判定企业是否有操纵利润的嫌疑，从而提高分析的效率。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可能存在利润操纵行为的企业进行总体财务指标特征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规律，从而揭示这些企业可能采取的调整净收益的手段，引导投资者在财务分析时关注轻易体现利润操纵行为的财务指标，迅速有效地甄别上市公司真正的获利能力。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1996、1997和1998年之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集中的上市公司均达到上市公司总数的20％，甚至更多。这些上市公司具有相当大的操纵净收益的嫌疑，因此笔者选取这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包括资产负债表数据和利润表数据分别进行财务指标特征的分析。

一、探究的方法和反映操纵手段的财务指标的选择

笔者借鉴国外对失败企业和收购及被收购企业的财务指标特征的探究方法，针对有操纵利润嫌疑的企业，设计出财务指标特征分析的步骤如下摘要：第一，根据理论常识分析净资产收益率受到人为操纵的企业其可能的操纵手段，然后选择和操纵手段相对应可能受到影响的财务指标。第二，按照特定的标准选取作为对比探究所需要的标准企业。第三，计算出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企业以及作为对比的标准公司各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第四，将两类企业同一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进行对照，观察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五，为了排除因个别极值无法删除，或统计样本内部的数据比较分散对统计结果的干扰，笔者同时采用“十分法”对各样本的全部数据进行排序，直接观察各样本数据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分布状况，比较两组数据在分布上的差异。“十分法”的原理是，将样本的数据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然后找出样本中每十个百分点的数量位置所对应的财务指标，10％位置的财务指标数值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值低于该数值，而9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高于该数值，以此类推。每相邻的两个十分点位置上的财务指标表示有10％的企业该财务指标数值分布在这两个数值之间。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果进行解释。

根据近年来一些探究人员的探究发现和对企业可能采取的操纵净收益指标的手段的分析，企业可能采取以下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并且这些手段可能导致相应的一些财务指标出现异常摘要：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净利润。包括诸如出售资产、出售投资、改变投资的核算方法等提高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等活动。为避免所得税率差异对分析的影响，笔者选用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三个财务指标。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靠经营正常业务取得利润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净收益的质量较好；由于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较易受到人为的操纵，因此这两部分的比例越大，企业净收益指标被认为操纵的可能性越大。假如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正常经营业务调整利润的现象，则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营业外收入或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可能会较一般公司高一些，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2、通过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或有意扩大赊销范围调整利润总额。这些销售无法取得现金，因此当企业出现这些现象时，应收账款的占用就会增加，表现在财务指标上，一方面体现为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还可能体现为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减小。假如这种方法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方法，从总体上看，这类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就会高于一般企业，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则会低于一般企业。

3、对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推迟确认。当企业采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时，企业挂账的费用就会上升，导致资本化的费用比例升高，例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无形资产以及类似的其他长期资产。假如人为操纵净收益的企业普遍存在利用推迟确认费用或损失的做法，和这些资本化费用有关的财务指标就有可能出现异常，如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4、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假如这种现象在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企业中比较普遍，就会在这些企业的关联交易额占销售收入或销售成本的比例上体现出差异，并且应收账款中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比重较大。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性，投资者较难从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采集出关联交易的具体数据，因此笔者根据为调整利润进行的关联交易通常不使用现金的特征，选择分析其他应收款指标占流动资产比重的指标。其他应收款体现企业和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有关各方的资金往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和关联方的资金关系，比如出售投资给关联方后应收回的款项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大，说明企业和关联方可能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利用关联方调整利润的可能性也较大。

二、探究数据的选取

笔者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资料库》光盘中数据作为探究对象，从中筛选出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即［10％，11％］之间的公司作为样本（简称10％区域的公司）。同时，根据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规模，在净资产收益率相对受到人为干扰小一些的公司中寻找对照探究所需的相同数量的标准公司样本，舍去个别实在无法找到对照的标准公司，以保持两个样本最大程度的可比性。通过查找和比较，笔者选取的单个样本数量如下表所示摘要：

缺乏数据和删除的公司数量合计不到总数量的15％，并且样本数量远远大于统计中要求的大样本标准（30个），因此可以认为探究的结果基本代表了所有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状况。

三、统计结果

笔者统计出的1996、1997和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公司和用于对比的各标准公司的资产总额以及八个财务指标的调整平均值、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见下面的表格。比较资产总额的目的在于证实两个样本是否存在规模差异。调整平均值是在删除了5％的极值之后计算出的各样本的资产规模和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同一年度内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间的上市公司和标准公司财务指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值代表了平均值差异的大小，当该检验值超过1.64时（笔者使用的是单尾检验），我们就有95％的把握认为平均值确实存在这种差异，因此，认为该差异是显著的。当该检验值低于1.64时，我们就认为在统计意义上这种差异不明显，我们不能以95％的把握性确定这种差异是否真的存在。在样本的方差较大时，通过统计检验有时难以确定平均值差异的显著性，利用十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财务指标差异及其显著性统计结果

根据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以及笔者进行的“十分法”排序的结果，1996年到1998年各年度10％区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的差异情况见下表摘要：

注摘要：“显著”指通过平均值差异的检验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有区别”指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中不能证实存在明显差异，但利用“十分法”排序可以看出存在明显差别；

“无区别”指不论在平均值差异的检验还是“十分法”排序中都看不出明显存在差别。

资产总额的比较结果证实，有操纵净资产收益率可能的公司和标准公司之间不存在规模差异，笔者的探究的确已经排除了规模对其它财务指标的影响。从上面的统计结果看，在选取的八个可能反映企业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中，只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营业外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两个指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他六个财务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10％区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的差别。

四、探究结论

1、财务指标中体现的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手段。

通过对可能存在利润操纵的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财务指标的比较，我们认为以下操纵利润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摘要：

（1）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企业利润。笔者对净资产收益率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最低的企业数据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996年的94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1997年166家样本公司中有3家该指标出现负数，而1998年160家样本公司竟然有7家公司该指标出现负数。这些负数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营业活动是亏损的，也就是说，他们达到10％的配股线居然完全依靠营业外的经济活动！

（2）通过增加投资收益提高利润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1996年和1997年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10％区域的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标准公司，1996年差异达八个百分点，1997年差异达四个百分点。利用投资收益操纵利润在个别公司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在10％区域的上市公司样本中，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100％以上的企业1996年有6家，1997年有2家，1998年有3家，这意味着这些达到配股最低标准的上市公司创造10％的净资产收益率竟然完全依靠投资收益！

（3）采用和关联单位进行交易提高利润。笔者不能直接证实这些关联交易的内容，但是其他应收款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和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使我们不能不猜测这些关联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的公司其他应收款比重的明显异常说明这些公司从事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十分普遍，而且交易经常采取非现金形式。笔者统计了样本中10％区域的上市公司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超过50％的公司数量，1996年，该数目为4家，占样本的4.3％，1997年为11家，占样本的6％，1998年为9家，占样本的5.6％。这些公司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占用在非正常经营活动之上！

假如笔者对其他应收款的多少代表和关联方联系的紧密程度猜测没有错误，其他应收款多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经营活动上也存在和关联方的紧密联系。虽然笔者没有考察关联交易引起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但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同时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比标准公司偏低的现象，这和我们看到的其他应收款比重的异常在时间上存在一致性，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既操纵非营业利润，又操纵营业利润。

（4）通过人为扩大赊销范围或采用提前确认销售、甚至搞虚假销售增加营业利润。在1997年和1998年，10％区域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比标准公司偏高，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偏低，说明比起标准公司，10％区域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记录了非现金形式的销售业务。鉴于笔者统计时采取了控制行业和控制公司规模的方法，由于行业和规模导致的应收账款规模和回收速度的差异就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原因只能用不正常来说明。这种不正常，一是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关联交易来解释，另外就是用扩大赊销范围、提前确认销售、搞虚假销售等原因来解释。

除上述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外，还具有两种不具有普遍性的利润操纵手段，即通过费用资本化影响利润和通过提高营业外收入影响利润。

2、上市公司操纵净收益手段的改变。

连续考察1996年到1998年10％区域的上市公司出现异常的财务指标，我们发现各年中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动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在不同年度，由于种种原因，上市公司采用的操纵利润的手段偏好有所不同。

（1）1996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实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也存在差异。其他指标差异则不明显。可见，在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增加投资收益的手段提高利润，而虚增收入、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利润的做法还不十分普遍和明显。

（2）1997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实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有摘要：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利润，包括增加投资收益、利用关联交易、虚增销售等。

（3）1998年，平均值差异检验证实存在明显差异的财务指标只有其他应收款占流动资产比重和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重；考虑“十分法”排序的结果，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存在差异。而以前出现过差异的待摊费用占流动资产比重、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以及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几个指标差异不明显。可以认为，这一年中企业普遍采用的调整利润的手段集中在虚增销售或关联交易上，而对利用投资收益增加利润的做法不再非凡感喜好。

五、探究结果的启示

虽然笔者的探究对象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配股最低限以上临近区域的上市公司，但是探究所发现的财务指标和利润操纵手段上存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不辨别利润操纵。探究证实，尽管我国上市公司人为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们在操纵利润的同时，其他财务指标却能够暴露其操纵手法，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的操纵手段，去伪存真，得到企业真实的获利水平。通过以上的探究，我们得到以下一些启示摘要：

首先，净收益或利润总额有关的指标表现企业真实盈利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指标中包含了和企业正常经营无关的、缺乏稳定性的一次性收益内容，如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以及在本文中没有涉及的财政补贴等，这些项目随时会由于企业达到目的而消失。用这些指标评价企业，将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从前面的统计中我们看到，标准公司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明显高于可能操纵利润的上市公司，因此相比净资产利润率或总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受到利润操纵的干扰较小，利用营业利润计算的有关指标相对稳定，对表达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会更加有用。

其次，在操纵净收益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投资收益增加利润。投资者应对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给予非常的重视。对于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比重较大的企业，应该仔细分析投资收益的来源，辨别这种投资收益的长久性。假如一次性的投资收益，比如出售投资所得的收益数量较大，这种投资收益的长期性就很难保证。

第三，其他应收款是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资产负债表项目，一些企业可能没有披露关联交易或关联方关系，但其他应收款项目的性质实际上会告诉我们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或单位之间的非常关系，所以其他应收款的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判定该上市公司受到其他企业或单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越大，该上市公司的净收益指标的可靠性越差。

甄别范文篇4

一、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特征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的个人侵权行为，由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该行为的法律特征：

1、行政事实行为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体恣意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制造”的，他们在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个体素质、执法水平、主观等因素的制约，难免会有“越轨”行为，这种越轨的行为往往外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违反行政职责要求而任意妄为，从而造成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对这种个人恣意行为如果完全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责任，从行政管理职能角度讲，不利于鼓励公职人员大胆管理；从被害人角度讲，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这种个人行为造成侵权纳入行政赔偿法的范畴是科学合理的，但行政事实行为的实质并未因赔偿法的规定而自然有所改变，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在所在行政机关赔偿被害人后还是要被追偿的。

2、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一种侵权行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是一般个体，也是特殊个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常会做出一些与职务职责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职务行为过程中购买商品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执行职务活动期间，但与行政管理职权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视为是行政事实行为，只是一般的民事行为。只有在执法期间，在实际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发生的个人恣意侵权行为才能视之为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询问时殴打行政相对人，询问是行政具体管理行为，殴打则属于与职务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恣意行为，后者即是公认的行政事实行为。这一特征是认定行政事实行为的最重要法律特征。

3、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发生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不是行政管理本身所要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是由于个人恣意行为增加的“副产品”。因此，行政事实行为的发生只是引起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不直接引起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一点，与职务行为能产生的法律效果有很大区别。职务行为也可能因为违法而同样引起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但其主要的法律后果是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机关职能的要求操作。如行政机关作出扣押运输车辆的决定并予实际扣押，非经有权机关撤销，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这一扣押行为的约束，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扣押车辆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反，如果在扣押车辆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殴打了行政相对人，殴打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管理所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这种行为不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自行为作出时即是违法的，是行政执法人员个人所为与职务相关的恣意行为，只产生殴打引起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赔偿责任。

4、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是违法的。如前所述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的侵权行为，与侵权事实密不可分。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中是否违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认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为事实行为，也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定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如某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一镇政府办公场所对曾围攻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某村村民进行询问时，该村村民又冲击镇政府，警察人员在对村民说服教育无效情况下准备撤离，遭到村民拦截，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部分警察和村民受伤。事后，受伤村民以警察打人为由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县公安局赔偿损失。法院审理中，由于认定不了被告打人的证据，就可以认定警察是在依法执行公务。此案警察与村民的冲突行为如何认定呢？若认定为治安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其组成部分，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则冲突行为就是违法的。可见，违法与行政事实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数情况下，凡行政事实行为成立，均为违法的侵权行为，由此侵权行为导致行政管理相对人或第三人损害的，均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按照前述理解，行政事实行为的范围是：不包括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侵权的情况，也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过程或阶段性作为，还不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之外的纯个人行为。

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及与他行为竞合的甄别

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恣意行为，其构成条件是：第一，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如果没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行政事实行为也就不可能成立，更谈不上行政赔偿问题。第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有重大过错。一般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严重疏忽以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第三，造成侵权的行为与职务有紧密联系，即或在职务活动中有个人恣意行为，或虽不执行职务，但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联系。

行政事实行为常常与职务行为、犯罪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个人行为产生竞合，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加以甄别，以保证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1、行政事实行为与职务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一般均通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完成，或者是由行政机关委托的人员来完成。区分职务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可以掌握两个标准：一是过错标准，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一般过错或过错不明显的，应推定为职务行为。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造成损害事实，主观上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推定为行政事实行为。二是职责要求标准，具体讲，是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行为是否违反行政职责的要求，是否为行政管理之必需，属于管理之需要而为之的侵权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或是紧急避险行为。否则，即为行政事实行为。

2、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如行政执法人员在检查商品时顺便捎走财物，警察在追捕逃犯时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等等。区分行政事实行为与纯个人行为的关键是看其行为是否与职务相关，即凡与职务沾边的行为均应认定为“相关”行为。案例一是因具体行政行为引起，案例二是因执行公务引起，均为行政事实行为。

甄别范文篇5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不够完善，一些金融机构风险不断暴露。为了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国家采取了大量积极有效措施，逐步化解了面临的金融风险。在风险处置中，国家对个人债权实行全额兑付，虽然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道德风险。在利益的驱使下，少数金融机构从事违规经营活动，一些个人投资者为追求高额回报，仍然购买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高利金融产品，甚至不自觉地参与违规活动，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为了维护金融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也为了保护小额投资者利益，防范道德风险，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在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之前，按照“依法清偿、适当收购”的原则处理停业整顿、托管经营、被撤销金融机构（以下简称被处置金融机构，不包括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中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问题。为落实并规范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收购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收购范围

（一）收购的个人债权范围

本意见确定收购的个人债权是指居民以个人名义在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中开立账户或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并有真实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等开立账户或进行金融产品交易而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收购的个人债权范围如下：

1．个人储蓄存款。

2．居民个人持有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债权凭证。

3．居民个人委托金融机构运营的财产，即委托财产，包括委托理财（含三方监管委托理财、委托租赁等形式）、信托（含集合信托）。权属不清晰或被挪用的委托财产（含信托，下同）形成对金融机构的个人债权，纳入收购范围；权属清晰，未被受托金融机构挪用的委托财产，不作为清算财产，不纳入收购范围。

4．居民个人持有的存放于金融机构相关账户上的被金融机构挪用的有价证券（含国债、股票、其他债券）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个人债权。

（二）收购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范围

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指经纪业务的客户为保证足额交收而在证券公司存入的资金，出售有价证券所得到的所有款项（减去经纪佣金和其他正当费用），持有证券所获得的股息、现金股利、债券利息，上述资金获得的利息。金融机构处置以前法院已判决的属于收购范围内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个人债权人可以选择接受收购，并按本意见执行；也可以选择参加被处置金融机构的最后清算，同时签署参与清算确认书，如果最终清算受偿金额低于收购额，不予补偿。

二、其他债权处理原则

（一）多人以单一个人名义（个人集合）对金融机构形成的债权，按单一个人债权予以收购。

（二）各种基金会中由个人捐赠的资金，属于基金会的合法财产，基金会将该财产投入金融机构形成的债权，为机构债权。

（三）收购实行名实相符的原则，凡个人以机构名义或机构以个人名义对金融机构形成的债权，不纳入收购范围。

三、收购标准

个人储蓄存款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合法本息全额收购；2004年9月30日（含2004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收购范围内的其他个人债权的本金部分按照以下标准收购：

（一）同一个人（即同一身份证号的个人，下同）债权金额累计在10万元（含10万元）人民币以内的，予以全额收购。

（二）同一个人债权金额累计在10万元（不含10万元）人民币以上部分，按九折价格收购。

四、债权计算标准

（一）收购本息的人民币债权以金融机构被公告停业整顿、托管经营、撤销之日（以下简称被公告处置日，如被处置金融机构经过停业整顿或托管经营后进入撤销，以停业整顿或托管经营公告日为被公告处置日，下同）账面余额扣除超过国家法定利率的高息后的余额为准。

（二）只收购本金的人民币债权以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日账面本金为准。

（三）外币债权按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外汇牌价的买卖中间价折合人民币计算。

（四）被金融机构挪用的个人持有的有价证券，以原有证券在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日的收盘价的虚拟还原市值计算。

（五）被金融机构挪用的有指定投资产品的委托理财及信托：

1．可流通有价证券债权金额按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日收盘时的市值计算。

2．非流通股及其他各类债权的债权金额按市场评估价计算。

（六）没有指定具体投资品的委托理财及信托，债权金额按本金计算。

五、收购工作程序

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经托管组或清算组甄别确认后提出收购申请，报监管部门批准后，在实行第三方存管的同时支付收购款。

对停业整顿、撤销的金融机构和托管经营后需要撤销的证券公司，个人债权分公告、登记、甄别确认和支付收购款四个阶段进行。托管经营期间的证券公司，托管组可比照下列要求进行个人债权登记、甄别确认。

（一）公告

金融监管部门公告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撤销的当日，应当在该金融机构总部、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收购公告。

（二）登记

自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之日起，由金融机构停业整顿工作组、撤销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负责进行债权登记（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除外）。债权登记应按个人和机构债权分别进行，登记期为90天。

（三）甄别确认

被处置金融机构法人和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应负责成立相应的个人债权甄别确认小组，对由清算组登记的个人债权的真实性进行甄别确认。对被处置金融机构公告处置日以前法院已判决的属于收购范围的居民个人债权，视为已确认债权。

甄别确认小组应包括地方纪检、监察、检察、公安、财政、税务、审计、监管部门、人民银行、清算组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的人员。

甄别确认小组应对债权人提供的有效身份证明、债权证明、原始凭证等进行审查。甄别确认完成时间最迟不超过公告的债权确认期（一般为债权登记期后的90天内）。甄别确认工作也可与债权登记同步进行。

甄别结束后，对于确认收购的个人债权，应以清算组的名义给债权人出具个人债权收购确认函。债权人应同时签署债权转让书，将其所持有的债权让渡给收购方，由收购方参与金融机构的清算。

（四）支付收购款

债权人（人）凭有效身份证明及个人债权收购确认函到指定银行领取收购款。银行收回个人债权收购确认函。

六、收购资金的筹集

（一）金额的确定

对需收购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额度，应在金融机构被公告处置日前由监管部门测算，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初步确定后，报国务院批准。收购个人储蓄存款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款项全部由中央政府负责；收购其他个人债权的资金由中央政府负责90％，其余10％由金融机构总部、分支机构、营业网点所在地省级政府分别负责筹集。收购资金的最终使用额度以甄别、确认并经过审核后的数字为准。

（二）中央收购资金的筹集与偿还

中央政府负责筹集的收购资金在存款保险制度及证券投资者补偿机制建立之前，由人民银行用再贷款垫付，承贷主体由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协商确定。人民银行垫付再贷款后由监管部门行使该债权的受让权，该债权由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偿还，不足部分由今后建立的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补偿基金偿还。再贷款的损失由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批准执行。

（三）地方政府收购资金的筹集

地方政府负责筹集10％的收购资金，如地方财力确有困难，可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解决，借款程序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00〕148号）执行。如地方政府不能按期如数偿还借款，由中央财政从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或税收返还中扣回欠款。

七、各方责任

由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并公告对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托管经营、撤销的决定，并负责组织成立清算组。地方人民政府一方面要配合清算组作好债权登记，负责个人债权的甄别工作；另一方面要制定风险处置预案，保持社会稳定。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根据需要对再贷款及专项借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公安机关要依法查处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的违法犯罪问题。对在债权甄别、确认工作中出现的骗取收购资金的不法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对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甄别范文篇6

一、现代合约理论视角的借贷合约安排

现代合约理论认为，所有的市场交易可以还原成合约关系（并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这样任何一个经济活动就离不开合约，并且对一项经济交易的调节可以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合约来实现。签定合约时，合约内容确定了某种状态下参与人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且在参与人之间如何分享该行动所产生的收益和分担该行为所带来的风险。相应地，各类金融交易也可还原成金融合约，并通过这些金融合约来调节金融活动。诸如借贷协议、债券、股票和保险单等显性金融合约，实质上就是规制金融交易行为的凭证或文件协议，除运用这些显性的金融合约来调节金融活动外，还存在着各种隐性金融合约来调节金融交易。从合约权利与收益的配置状况来看，金融合约可以分为权益型、债务型、衍生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交易的合约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上四种类型（卓凯，2006）。

探究不对称信息下合约不完全的根源问题，以及如何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设计一种合约来约束或规范合约参与人的行为问题，是现代合约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因此，一项有效合约所必须的两个基本要素———充分或较充分的市场信息和合约的履行机制，就成为现代合约理论重点关注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运用信息范式来分析金融（借贷）合约的结构及效应，运用不对称信息概念来剖析信贷市场上的信贷配给问题，使人们对信贷配给所产生的机制及效应，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Stiglitz和Weiss证明，在信贷市场上，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则贷款人因为借款人所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而实施贷款额度的配给，因此，在信息不完全的信贷市场上（即使没有人为的干预），信贷配给将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而存在[12]。Williamson证明，签定合约后，贷款人必须付出一定监督成本，才能获知投资项目所实现的收益，而这种监督成本的付出会引起贷款人的期望收益降低，当期望收益降低到某一临界值时，贷款人将拒绝向一部分借款人发放贷款[13]。现代合约理论所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合约履行机制问题。现代合约理论认为，如果签定合约后，合约所确定的行动结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履行，则任何事前的合约将变成一张废纸。借贷合约亦不例外。当借贷合约的履行和违约惩罚的相关制度安排不完善，甚至执行相当困难时，则借款人选择策略性的故意违约的动机将增加，有时可能会选择欺诈手段[14]。因此，现代合约理论指出，由于交易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经济现实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一项经济（金融）合约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即充分的或较充分的信息和合约的有效履行。因而，对任一借贷合约的设计，必然面临着（签约前或签约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签约后）合约的履行机制问题。具体来讲，一项运行有效的借贷合约要处理好甄别、激励、监督和合约履行问题[15][16]。一是甄别问题。

借款人风险类型存在差异，而贷款人没有充分的、系统的信息来区别借款人类型；另外，借款人在贷款偿还能力及意愿上亦存在着差异，并且偿还能力主要取决于借款人生产能力及积累财富的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人面临着逆向选择而不能利用价格机制（利率）来出清市场。二是激励问题。给定信息不对称条件，借款人也许具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贷款人面临道德风险，为克服这一问题，贷款人将引致较高的成本，因此，借贷合约的设计必须满足借款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以及贷款人的要求。三是监督问题。一旦贷款发放后，诸多因素均可能导致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发生变化，贷款人必须花费成本来观察这些因素变化可能引起还款率的变化，以及诱使借款人从事合同约定的生产活动。四是合约履行问题。借贷合约到期后，强迫借款人偿还贷款通常比较困难，特别是制度及法律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按照法律程序操作费用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传统式的抵押（即使存在）也不可能保证贷款及时偿还。

二、正规与非正规借贷合约的微观比较

由于信息获取、借贷合约设计及履行合约均要花费成本，因此，贷款人依据其借款人自身特征、信息禀赋状况等，对借贷合约中的甄别、激励、监督与合约履行机制等关键性因素进行安排，设计出满足借、贷双方需要的借贷合约。正规金融机构将主要运用标准的信息来甄别借款申请人，审查财务报表、定期检查借款人，以及依据正式法律机制保证合约履行。相反，非正规金融组织（友情借贷、关联贷款、储金会、私人钱庄等）运用各种创新方法向潜在借款人来扩展信贷。因此，由于甄别、激励、监督与合约履行机制等差异，正规与非正规借贷合约设计及治理表现出诸多差异，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合约安排的微观差异主要体表现在：

（一）甄别策略

在给定跨期金融交易和异质的借款申请人条件下，甄别有助于贷款人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放；甄别允许贷款人确定申请人的还贷意愿与还贷能力，并以此决定发放贷款的额度，或者可能拒绝申请人的贷款申请。由于小企业或者农户风险类型存在较大差异，而贷款人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区别这些类型；同时，他们在贷款偿还意愿与偿还能力上亦存在着差异。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贷款人面临着逆向选择而不能利用价格机制实现市场出清。因此，在甄别策略上，非正规贷款人（组织）可以依据社会关系，或者基于地理相近或职业联系因素而获得本地信息，或者用重复交易等方式的试错法，以及互助成员之间的自我选择机制，来作为甄别借款申请人的机制；而正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通过审计财务报表、审查投资计划书、信用记录及报告和信用评级得分等标准信息方法，来甄别潜在借款人的类型。

（二）监督策略

监督有助于贷款人确保借款人是否改变初始的还贷能力和还贷意愿，这种改变要么是通过改变自身努力，要么是外生的变动。一旦贷款发放后，诸多因素均可能导致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发生变化，贷款人必须花费成本来观察这些因素变化可能引起的还款率变化，以及诱使他们从事合同约定的生产活动。如果借款人差异大，则贷款人的成本将很高。于是，非正规放贷人（组织）可通过随时走访借款人来监督贷款的使用，以及通过借款人定期开会、定期偿还部分贷款等作为一种监督策略；另外，基于联合负债的借贷合约就是以团体成员集体承担还款义务为条件而向个人发放贷款，因此该方法可以诱导团体中的借款成员相互监督，从而缓解道德风险。相反，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方式比较标准，例如定期检查借款人经营状况、审计借款人财务报表和监督其贷款支出等方式。

（三）激励相容机制

借贷合约设计确保激励相容约束，通过这种机制使得借款人偿还贷款享有某种好处。如果不及时偿还贷款，将失去抵押（担保）品，或者与贷款人关系因此而恶化未来再也不能获得贷款。给定信息不对称条件，借款人也许具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造成贷款人面临道德风险，为克服这一问题，则贷款人将面临较高的成本。因此，如果要避免有成本的监督问题，则借贷合约的设计必须满足借款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例如，借款规模的逐渐增加将作为一个偿还激励机制，当借款人没有及时偿还贷款，则削减其未来可能再贷款及相关金融服务项目，这对没有其他选择的借款人而言，是一个较强的合约激励机制。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通过重复性交易方式、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动态激励机制和向借款人提供存款等金融服务便利，甚至向其他组织或个人公示违约者等，来保证借贷合约在设计上的激励相容。而正规金融部门则通过真实资产抵押、第三者担保等方式，确保借贷合约的激励相容。

（四）合约履行机制

借贷合约执行机制能帮助借款人对其违约责任负责。一般来讲，在制度及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法律等第三方裁决制度相对薄弱的、或者法律执行成本较高的地区，强迫借款人偿还贷款通常比较困难；即使存在传统的抵押也不可能完全保证贷款的及时偿还。因此，非正规放贷人（组织）可以利用社会道德、声誉机制促进借贷合约有效执行。特别是生活在同一社区的交易双方，声誉作为一种行为约束规则，通过动态的激励约束机制保证了借贷合约的履行。其作用的机理是：履行诺言的借款人能得到连续的、更大的和更优惠的贷款，而不守信用的借款人会受到未来不能获得贷款的制裁，并且随着信息的扩展，其他潜在贷款人也不会向其发放贷款，从而不履行诺言的借款人就会失去未来获得贷款的机会，这种长期利益的存在约束了借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利用关联交易可以把信贷支持纳入农业生产链，将还贷能力控制在一定弹性范围内，从而促进借贷合约有效执行。而极端的情况是非正规放贷人（组织）还可能利用非法手段，来保证借贷合约的履行。而正规金融机构，则主要利用法律强制手段，或者出售借款人的担保品等方式，保证借贷合约的有效执行。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城市信贷市场相比，农村信贷市场所面临的信息、激励与合约履行机制约束问题更为严重，从而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面临着甄选、监督、激励与合约履行约束等问题，并且成为农村金融市场构建的微观障碍。因此，在正规金融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发挥一定的替代性的经济功能，有助于小企业经营者获得外源性融资，从而分散经营风险。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具有这种优势，其关键在于：非正规金融能通过借款申请人自身、家庭和社区等特征变量，系统地运用信息和经济激励办法，设计出适宜于借款人的借贷合约，从而克服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借贷合约履行问题。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信息、激励与合约履行机制约束的存在，从而成为农贷市场构建的微观障碍，这必然导致：一是甄别借款申请人成本过高，因而贷款人面临着逆向选择问题；二是贷款发放后，由于缺乏有关借款人的行为信息，即没有充分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其行为，因而，贷款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三是由于缺乏有关借款人偿还贷款决定及其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贷款人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来证实其能否偿还债务及履行贷款合约。现代合约理论将借贷活动还原成借贷合约关系，进而分析借贷合约的签定及履行问题。基于此，对任一借贷合约的设计，必然面临着（签约前或签约后）不对称信息问题和（签约后）合约的履行机制问题。具体来讲，一项运行有效的借贷合约要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甄别问题，二是激励问题，三是监督问题，四是合约履行问题。而不同贷款人对借贷合约中的甄别、激励、监督和合约履行问题所实施的策略不同，便成为正规与非正规借贷合约的微观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信息获取、借贷合约设计和履行合约均要花费成本，因此，贷款人依据自身特征、信息禀赋状况等，对借贷合约中的甄别、激励、监督与合约履行机制等要素实施对应的策略，从而设计出满足借、贷双方需要的借贷合约。对正规金融机构来讲，主要运用标准的信息来甄别、监督借款人，以及依据正式法律机制保证合约履行。相反，非正规金融组织运用各种人格化的信息来甄别、监督借款人；运用动态激励机制等来改进未来借款条件，并以此作为激励相容机制；通过道德机制、信誉机制，甚至非法手段等私人治理方式来保证合约执行的实现。

甄别范文篇7

(一)动力不对称

洗钱者可以分为主动洗钱者和被动洗钱者。主动洗钱者主要基于以下目的：一是将犯罪收益变成表面合法的资金，即洗钱是贩毒、走私等上游犯罪的下游犯罪，其动力来自于“价值创造”的使命，即“实现价值”；二是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来资助恐怖行动或其他非法活动，主要是基于利益之争，达到政治宗教甚至是报复目的；三是将一种合法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合法实际不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购买团体年金，将公款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目的，即“公饱私囊”，满足私利。而被动洗钱者在洗钱过程中，既增加了收入，又过失地成为了主动洗钱者的帮凶，如，保险公司增加了保费；中介人得到了佣金；跨国洗钱中，资金流入国增加了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无论是主动洗钱还是被动洗钱都给洗钱者带来一定实际意义上的好处，洗钱带来的巨大收益就如同一个磁力超强的磁场吸引着洗钱犯罪者。

反洗钱是一种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领导的行政行为，其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的正义感。反洗钱行为会使反洗钱的积极参加者付出一定的经济或其他成本。而我国又有规定：罚没收入和追缴的赃款要全部上缴国库。如此一来，保险机构反洗钱所付出的制度成本、雇员成本、展业成本、核保成本……根本无从得以补偿；对于协助国而言，成本大于收益，一部分外汇无偿流出，可能还会因此导致国际收支的困难。如由于缺乏国内法规的直接管制，地下保单的保单中介人很少有反洗钱的意识。再加上地下保单的佣金提成非常高，一般来说，首期佣金高达60%，有的甚至达到80%—100%，为了招揽业务，他们通常不会严格追查保费的来源，对客户资料的审核也是能宽则宽。可见动力的严重不对称，很可能会导致洗钱犯罪恶性膨胀，而反洗钱行动热情不高、力度不够的局面。在我国目前以保费作为保险公司业务评价的体制下，参与洗钱还可增加一定时期的保费。所以，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追求短期利益，会使其乐于看到资金流到自己的手中，而懈于追究资金的性质及来源，不愿去监控资金的流向，更不愿意去建立一套显然要增加保险机构成本但又不直接创造利润的反洗钱体系。

(二)外部效应的不对称性

若从经济学的外部性角度来分析洗钱与反洗钱，则洗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具有负外部性，即“向他人施加成本，而非为他人带来收益”——洗钱活动损害了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健全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国经济政策的失控，导致经济扭曲和动荡，所有这些都由国家和无辜的其他人来承担。而反洗钱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即“不被补偿的收益向他人溢出”——反洗钱行为维护了社会正义，稳定了金融市场，使国家和人民受益。这种外部效应的严重不对称，给反洗钱工作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下面建立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如将洗钱与反洗钱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商品，如图1所示SS、DD是满足有效市场假设的“反洗钱产品”的供给、需求函数，姑且以政府代表反洗钱的受益方，政府和各金融机构为供给方。Q1是消费者在该产品可以排他性消费时的需求。而反洗钱活动存在正的外部性，“直接消费者”对此产品的消费就会为他人创造价值或收益，故反洗钱给社会、国家带来的附加收益由外部需求函数DeDe反映，所以整个社会反洗钱的需求函数为D*D*，“反洗钱产品”的真实需求为Q2，而实际供给却停留在Q1点，这样就会造成供给不足，也就是整个社会对反洗钱投入力度不够。

洗钱的负外部性推论恰好与前面相反，由洗钱人支付的成本SS，但因洗钱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外部成本为SeSe，因而洗钱的总成本为S*S*，其中犯罪组织、非法机构为“洗钱产品”的需求方，而各种地下金融机构以及合法金融机构中的洗钱参与者为供给方。如图2所示：“洗钱产品”的真实需求为Q1，而实际供给却停在Q2，这样就会造成供给过多，即整个社会洗钱活动猖獗。

保险公司作为一般金融机构，必然会考虑其外部效益和内部效益。银行业参加反洗钱最为直接的受益在于免受监管机构的处罚并且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贴现的好处。保险业反洗钱不但失去一笔可观的保费收入，还增加了核保、监管、报告等成本，而这些成本并不能得到直接的补偿。保险业洗钱与反洗钱外部效应的严重不对称导致洗钱犯罪受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势头强劲，而反洗钱供给不足，从而容易造成大量黑钱逍遥法外，金融体系混乱，无论是公众利益，还是政府利益都得不到保护。

(三)信息的不对称

从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反洗钱要立足于防范，金融机构本身不具有执法权，其反洗钱作用说到底是提供情报，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核心职能就是提供金融交易报告。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就是对投保信息、退保信息等可疑性信息进行报告。保险业在洗钱与反洗钱的较量过程中，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洗钱方与反洗钱方的信息不对称，如承保时，并不知道这笔资金是否合法，退保时也并不知道退保人退保的真实意图；反洗钱体系内部存在信息不对称，反洗钱的监管机构(保监会和央行)与反洗钱的执行部门(保险机构)存在委托——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监管机构很难知道执行机构的任务执行力度，以及是否存在隐蔽行为，这就存在了道德风险。

信息劣势方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就必须积极行动，消除非对称信息的方法是信息搜寻和信息甄别。由于信息甄别的成本低于信息搜寻，而且信息搜寻往往是为信息甄别服务的，因此，信息劣势方消除非对称信息的方法主要是信息甄别。保险机构和中国保监会在借助信息甄别行为消除非对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规模不经济和外部性问题。以保险机构为例，规模不经济是指保险机构在信息甄别的过程中，由于单个保险公司信息甄别的规模过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而使信息甄别的边际成本过高，导致信息甄别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从而使信息甄别呈现规模不经济。保险机构信息甄别的积极性不足，使其难以完全消除非对称信息。

二、保险业参与反洗钱的策略

保险业本身的行业特征，以及其保险产品特性，使保险业暗藏洗钱通道，寿险领域尤其严重。在团体寿险中，当事人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达到将集体的或国家的公款转入单位“小金库”，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首先，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洗钱者便可直接达到模糊监管者视线，掌握“黑钱”流向的目的。如甲为自己投保三年储蓄返还性保险，但受益人是乙，乙通过保险公司过一下手就可拿到甲的钱。其次，保险合同遵循“投保自愿，退保自由”原则，保险公司无法阻止退保，因为投保人有退保的权利，何况保险当事人各方有时出于利益关系而保持相当的默契，因而隐蔽性较强，查处难度更大。再次，洗钱者也经常在保险期限上做文章，如长险短做，利用长期保险合同做幌子，私下和保险公司约定在一定保险期限届满时退保后再重新投保，这笔交易并不记入公司的账上，这样就完成了秘密的洗钱交易。

保险业反洗钱的主要困境是无约束机制和利益问题，因而要有效地遏制保险业反洗钱，就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对金融保险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全面围剿保险洗钱。

(一)建立保险业反洗钱监管体系。首先要从法律层面完善保险业反洗钱监管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是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前提。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反洗钱法》，正式建立了我国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制裁、打击洗钱犯罪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全面预防、控制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基本法律框架，形成了一道全面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反洗钱“法网”。中国保监会也于近日公布了《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导意见(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将反洗钱列入保险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次建立交易申报制度和嫌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保险机构从事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须向保监会报告，发现涉嫌洗钱的交易应主动向保监会或司法部门报告；再次在反洗钱立体监管网络体系中保监会应充分发挥其执行和监管职能，做好对保险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甄别、筛选、分析和检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二)加强保险业反洗钱的制度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监测系统，适时监控境内所有保险公司的出单系统，通过监控系统掌握退保受益人与投保人的全部信息，对于没有血源和姻缘关系的受益人要进行密切监控；加强制度约束，对提前退保的团体险，尤其是国企和国企控股的公司，保险公司有义务上报有关部门，追踪钱的来源和去向，并且不准国有企业把年金交给外资保险公司，对身居要职的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层，不准在外资保险公司投保；出台相应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大额(10万以上)付款金建立档案制度，保留线索。

(三)建立保险业反洗钱利益补偿和利益激励机制。根据科斯定理，只有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才不会失灵，但在现实中交易费用均为正，所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能靠制度建设，所以有效反洗钱要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逐渐改变以单一的保费规模评估保险公司效益的制度，应逐步加入资金运营状况、偿付能力等各项指标；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重奖提供保险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合伙造假进行洗钱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要实行严惩；实行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制度，对国内而言，将收缴的黑钱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向参与反洗钱的保险公司投保，使反洗钱外部效应内在化，对国外而言，双方可签定“黑钱分割协议”，以增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积极性。

(四)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提高保险业的声誉。要查与研相结合，即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改进保险业反洗钱的技术手段，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对现有保险产品存在的可能被洗钱者利用的漏洞进行监督、预防，制定严密的防范洗钱的处理程序；完善保单条款，如对退保理由进行核查，并设立不同等级的解约防范措施，杜绝黑钱从保险系统流过。积极研发出更优质的，且能有效预防成为洗钱工具的新型保险产品，增强本国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保险业声誉，积极有效的遏制“地下保单”的盛行。

(五)联合互动工作制度。为加强保险业的反洗钱工作，保险业要与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机构、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强配合，互通信息，形成合力。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规则透明，讲究实效的原则，建立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及时研究解决保险业反洗钱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跨行业监管的复杂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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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胜刚，何靖.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金融研究，2004，(10).

[4]陈亮.论保险业对洗钱的监管和防范[J].上海保险，2000，(11).

甄别范文篇8

关键词：银行竞争银行业稳定风险转嫁授信行为危机传染

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银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银行竞争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过数次并购浪潮之后，银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①。一般认为，增强竞争可以促使银行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多金融产品，能改善社会福利。但就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保证银行业稳定似乎更为重要。他们长久以来的信条是。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存在着权衡（Trade-off）关系，竞争可能会导致诸如银行破产、银行恐慌等不利于社会的后果②，基于这种信条，他们通常会采取某些限制银行业竞争的政策措施。显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涉及到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即，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③，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理论（Jensenand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

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④。

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Allen＆Gale，2000，Hellman，Murdock＆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tter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⑤。在他们建立的存款市场Cournot-Nash竞争模型中，竞争加剧将会使得每家银行的资金规模相对于资金市场而言显得非常小，这让银行在作决策时市场利率变动的重要性降低。其结果是，银行经营行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行为，并且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就会扩大其业务。均衡状态下，市场利润收敛为零，这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获得正的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资本管制环境中的许可证价值问题⑥。通过建立存款竞争动态模型，他们发现，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银行会倾向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扩大其存款来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降低其许可证价值，从而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Repullo（2003）对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银行可以在“性”资产（高风险）和“审慎性”资产（低风险）之间进行投资选择的情形。该模型证明了，如果不存在资本要求，在高度竞争性市场和高度垄断性市场上，银行只会选择投资“性”资产，而当市场状况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时，“性”资产或是“审慎性”资产都有可能称为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与前述论文基本一致，但当在该模型中引入资本要求之后。则无论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银行通常会选择“审慎性”资产。

针对上述模型，Boyd和DeNieolo（2003）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类模型仅考虑了存款市场的竞争，是以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资产的违约风险和预期回报给定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银行竞争对贷款市场的影响，也忽略了借款企业在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及其对银行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扩展了Allen和Gale（2000a）模型，将借款企业纳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与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银行数量增加，均衡的风险转嫁是递减的。

二、银行竞争与授信行为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Screening＆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⑦。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Boot＆Thakor，2000；Yafeh＆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有些文献讨论了所谓的“赢家倒霉（Winner''''sCurse）”效应问题，认为即便银行贷款甄别激励不受竞争影响而保持不变，只要甄别技术存在缺陷，诸多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最终获胜的银行或许只是赢得了对一个质量差的借款人的贷款机会。这种结果意味着，在竞争程度高的市场上，一个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申请的借款人有更大的可能从另外一家急切赢得竞争的银行那里获取到贷款。Cao和Shi（2001）提出，在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时，它们有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质量的噪声信息，如果银行对这些噪声信息错误估值，并以此为基础在竞争中对借款人作信贷投标，则获得的噪声信息越多，倒霉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赢家倒霉”的外部性愈发增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威胁更大。Shaffer（1998）描述了这样的银行市场，虽然每家银行的甄别技术都存在缺陷，但银行却能只对那些被甄别认定为“好”借款人的企业提供贷款。借款人被一家银行拒绝贷款申请后，仍然可以向市场上其它的银行提出告贷申请，银行并不能了解借款入是否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过。Shaffer说明了，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贷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银行数量越多，任何给定的借款人无法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预期贷款损失也就成为银行数量的增函数。

Cordelia和Yeyati（2001）研究了银行竞争对监督激励的影响，赞同竞争会导致银行减少对监督的投入，此外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如果要求银行披露其资产组合风险状况。因为风险的增加会提高信息披露成本，所以无论在哪种市场结构下，银行都会有强烈的监督激励管理其风险。该文讨论了两类信息披露机制。公共信息披露（PublicDisclosure）会向公众尤其是存款人提供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状况的信息，当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程度高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后，存款人可能会要求银行对其支付更高的存款利息以补偿其存款的风险溢价，或是选择其它方式对银行加以处罚。预期成本的增加会迫使银行重视监督；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下（Risk-basedDepositInsurance），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保险费率的提高，因而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⑧。

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

危机传染（Contagion）是指银行业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起初仅对一家或数家银行（或是某个区域）的小冲击，会迅速通过银行体系在所有银行间扩散。最终冲击整体经济。银行危机传染与Diamond＆Dybvig（1983）提出的银行脆弱性的“太阳黑子论”有密切关系。当银行业很脆弱时，一个很小的冲击就有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摧毁整个经济。目前对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的研究并不深入，相关实证研究也较少。但已有的理论文献大多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权衡关系的。

Allen和Gale（2000b）建立了一个以银行同业市场为传染渠道的危机传染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家银行受到的流动性需求冲击之所以能够传染给系统内其它银行，原因在于银行除了持有Diamond和Dybvig所假定的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之外，还持有同业拆借的存款，并按照资产流动性的强弱来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他们证明了，如果整个银行体系在下一期的提款要求总量既定的话，通过一定的资产组合。同业市场可以为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流动性。但是，这种系统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即如果下一期实际提款要求超过预期。且在某个区域出现银行支付危机，危机会迅速在整个体系内蔓延，导致大规模银行支付危机。至于银行竞争到底会对危机传染产生怎样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同业市场上每家银行相互之间建立完全关联关系的程度：发生危机传染时，如果市场上银行间关联度高。即每家银行都与其它银行建立同业拆借关系。则竞争越强（银行数量越多），对任何一家银行的）中击就越小，整个系统稳定性就越高；如果银行间关联度低，则当一个区域爆发的危机扩散到邻近区域时，其溢出效应会增强，危机更容易进一步扩散，在这种市场结构下，银行竞争加剧，其结果与银行间关联度高的情形截然相反。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上存在银行数量较少时，同业市场高关联度才更容易实现，因此，从防止危机传染的角度来看，Allen和Gale模型暗含的政策倾向是，银行业应该保持一定垄断性。

此外，Saez和Shi（2004）也认为，当市场上银行数量受到限制，当一家银行爆发支付危机时，其它银行才有采取战略性行动的激励，他们会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防止危机传染的蔓延。而Boyd，DeNicolo和Smith（2004）则在其提出的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中证明，在竞争性或是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危机发生概率都有可能很高，主要是取决于通货膨胀率。

四、实证证据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风险转嫁方面，Keeley（1990）认为导致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间发生银行破产的部分原因在于银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侵蚀了在位银行的垄断租金，降低了许可证价值。许可证价值的降低增加了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他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正相关、与银行风险负相关⑨。Demestz，Saidenber和Strahan（1996）在Keeley的基础上。用不同方式来测度银行风险，同样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以及风险的相关关系。Salas和Saurina（2003）应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了西班牙的银行体系，发行较高的许可证价值与较低的信贷风险相关。DeNicolo（2000）检验了银行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规模的关系，发现，在大银行可能运用其市场势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许可证价值和银行规模是正相关的：但银行规模同时也与更低的许可证价值和更高的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相关。因此，虽然他也支持许可证价值会对银行审慎经营产生激励，进而降低系统偿付风险的观点，但同时还说明了。银行规模或是市场势力并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必然原因。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授信方式方面，Petersen和Raian（1995）运用美国的数据考察了他们提出的关系型贷款理论，他们用市场集中度来表示市场势力，发现在一个集中度高的市场上，新成立的企业比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的信贷要多，并且还发现，在集中度高的市场上，银行会以平滑的方式向企业收取利息，即当企业处于新建阶段时，征收利率较低，而在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征收较高的利率。近期的研究（Cetorelli＆Gambera，2001）采用了跨国、跨行业的数据以检验银行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总体上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具体到不同产业的增长上，集中度带来的影响不同：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更多依赖银行贷款的产业而言。如果所在国家银行体系集中度较高，其增长速度更快。这一证据也支持了关系型贷款的观点。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3）将银行脆弱性定义为银行危机的爆发，考察了79个国家1980—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他们以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银行集中度及一系列宏观经济和结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估计了Logit概率模型，发现，集中度与银行危机概率显著负相关。同时他们还发现，对新银行的准入限制会显著提高银行危机的概率，这让他们提出能否将集中度作为市场势力的单一测度指标的质疑。DeNicolo等人（2003）采取了新的实证方法，并得出反面的证据。他们发现，银行个体倒帐概率与银行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其它条件不变，集中度高的市场中银行更加脆弱。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在具有如下特征的银行体系中，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低：（1）具有集中度的银行系统；（2）竞争程度高的银行体系，竞争程度用准入和行为管制限制少表示；（3）司法体系较为成熟。

这说明，市场集中和市场竞争都能增进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结语

虽然在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否存在着权衡关系这一问题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已有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可用以改进银行管制政策：一、关于许可证价值的研究表明，无论在那种市场竞争结构下，管制性资本要求都有助于减少承担风险行为：在关于甄别的理论文献中，类似的结论也存在。

二、具有市场势力的银行部门或许有更强的甄别激励，但是，即使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提高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也能提高甄别激励。因此，无论银行市场结构怎样，诸如资本要求、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等管制性政策都有助于银行业的稳定性。

三、在银行竞争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上各银行间的关联度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

借鉴上述观点，在我国制定和实施银行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对于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问题，我们不应该过份关注市场集中度、银行数量等结构性因素。也不应该只看到市场势力某一方面的好处或是引发的成本。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基础性制度应该成为工作的核心，该制度包括管制性资本要求、信息披露机制、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减少市场准入限制等。通过这种制度建设，实现既有助于我国银行业通过竞争提高效率。

又能有效保持银行业稳定的目的。

注释：

①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市场集中度高意味着市场的垄断程度高。

②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委员Padoa-Sehioppa（2001）在一次银行业竞争国际研讨会上致辞介绍道：“在二十世纪30年代爆发银行和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变革以应对危机。变革举措的思想基础是，为了保持银行业和金融产业的稳定，必须对竞争加以限制。这一基础性命题正是美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在当时引入立法变革的根源之所在。”

③特性资产转换（QualitativeAssetsTransfer）是指银行可以通过发行期限短、流动性强、采用顺序服务原则的存款契约为社会提供资产，以转换借款人发行的长期、流动性差的标准债务契约资产。

④当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或其它政府干预行为时，银行会将风险转嫁给政府。

⑤银行业的许可证价值除了源于具有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赋予在位企业运用市场势力攫取垄断租金之外。还可能源于银行通过关系性贷款（RelationshipLending）获取到的客户属性信息，以及银行管制机构为鼓励接管问题银行而对接管银行给予的价值补贴。许可证价值越高，意味着退出该行业的机会成本就越大。

⑥较高的资本要求意味着一旦风险承担导致损失的话。银行股东分摊损失的比例显然会比较低资本要求情况时要高，这就是所谓“在险资本效应”。但与此同时，较高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在位银行的许可证价值，因而会增强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是所谓的“许可证价值效应”。

⑦根据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关系型贷款、甄别和监督行为，都是银行用来克服授信过程中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的基本举措。所以，这部分的研究的考察实质是，给定借款人市场风险结构，银行竞争对于银行克服不对称信患效率的影响。

⑧Diamond和Dybvig（1983）在其著名的流动性保险模型中证明了银行天然脆弱性，即存在一种均衡结果，银行会因为诸如太阳黑子等某种外生因素而发生挤兑。

甄别范文篇9

[关键词]保险业；洗钱；反洗钱

保险洗钱是指一些个人以及团体利用保险市场及保险中介市场的渠道，将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投保、理赔、变更、退保等方式来掩饰、隐瞒其来源或性质，以逃避法律法规制裁的行为。一般说来，保险业最容易在洗钱的放置和离析阶段被洗钱者利用，如将来自销售或其他犯罪所得直接购买寿险保单或为进一步模糊监管者的视线，将已存入银行的非法资金购买人寿保单。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流向境外的保费有百亿元之多，香港每年保费收入为400多亿元港币，其中来自内地的保费收入达120亿元港币，占香港寿险市场的三分之一，而且从内地收取的保费每年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保险业洗钱方法和技术越来越巧妙、先进和隐蔽，给识别和打击洗钱犯罪造成了很大困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保险业反洗钱法律不健全，保险监管存在漏洞(魏国强，2003)，趸缴的人寿保单是最佳的洗钱工具(陈亮，2000)等都使保险公司极容易被动地扮演不光彩的“洗钱机”角色。

一、保险机构作为一般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动力不对称

洗钱者可以分为主动洗钱者和被动洗钱者。主动洗钱者主要基于以下目的：一是将犯罪收益变成表面合法的资金，即洗钱是贩毒、走私等上游犯罪的下游犯罪，其动力来自于“价值创造”的使命，即“实现价值”；二是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来资助恐怖行动或其他非法活动，主要是基于利益之争，达到政治宗教甚至是报复目的；三是将一种合法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合法实际不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购买团体年金，将公款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目的，即“公饱私囊”，满足私利。而被动洗钱者在洗钱过程中，既增加了收入，又过失地成为了主动洗钱者的帮凶，如，保险公司增加了保费；中介人得到了佣金；跨国洗钱中，资金流入国增加了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无论是主动洗钱还是被动洗钱都给洗钱者带来一定实际意义上的好处，洗钱带来的巨大收益就如同一个磁力超强的磁场吸引着洗钱犯罪者。

反洗钱是一种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领导的行政行为，其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的正义感。反洗钱行为会使反洗钱的积极参加者付出一定的经济或其他成本。而我国又有规定：罚没收入和追缴的赃款要全部上缴国库。如此一来，保险机构反洗钱所付出的制度成本、雇员成本、展业成本、核保成本……根本无从得以补偿；对于协助国而言，成本大于收益，一部分外汇无偿流出，可能还会因此导致国际收支的困难。如由于缺乏国内法规的直接管制，地下保单的保单中介人很少有反洗钱的意识。再加上地下保单的佣金提成非常高，一般来说，首期佣金高达60%，有的甚至达到80%—100%，为了招揽业务，他们通常不会严格追查保费的来源，对客户资料的审核也是能宽则宽。可见动力的严重不对称，很可能会导致洗钱犯罪恶性膨胀，而反洗钱行动热情不高、力度不够的局面。在我国目前以保费作为保险公司业务评价的体制下，参与洗钱还可增加一定时期的保费。所以，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追求短期利益，会使其乐于看到资金流到自己的手中，而懈于追究资金的性质及来源，不愿去监控资金的流向，更不愿意去建立一套显然要增加保险机构成本但又不直接创造利润的反洗钱体系。

(二)外部效应的不对称性

若从经济学的外部性角度来分析洗钱与反洗钱，则洗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具有负外部性，即“向他人施加成本，而非为他人带来收益”——洗钱活动损害了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健全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国经济政策的失控，导致经济扭曲和动荡，所有这些都由国家和无辜的其他人来承担。而反洗钱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即“不被补偿的收益向他人溢出”——反洗钱行为维护了社会正义，稳定了金融市场，使国家和人民受益。这种外部效应的严重不对称，给反洗钱工作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下面建立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如将洗钱与反洗钱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商品，如图1所示SS、DD是满足有效市场假设的“反洗钱产品”的供给、需求函数，姑且以政府代表反洗钱的受益方，政府和各金融机构为供给方。Q1是消费者在该产品可以排他性消费时的需求。而反洗钱活动存在正的外部性，“直接消费者”对此产品的消费就会为他人创造价值或收益，故反洗钱给社会、国家带来的附加收益由外部需求函数DeDe反映，所以整个社会反洗钱的需求函数为D*D*，“反洗钱产品”的真实需求为Q2，而实际供给却停留在Q1点，这样就会造成供给不足，也就是整个社会对反洗钱投入力度不够。

洗钱的负外部性推论恰好与前面相反，由洗钱人支付的成本SS，但因洗钱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外部成本为SeSe，因而洗钱的总成本为S*S*，其中犯罪组织、非法机构为“洗钱产品”的需求方，而各种地下金融机构以及合法金融机构中的洗钱参与者为供给方。如图2所示：“洗钱产品”的真实需求为Q1，而实际供给却停在Q2，这样就会造成供给过多，即整个社会洗钱活动猖獗。

保险公司作为一般金融机构，必然会考虑其外部效益和内部效益。银行业参加反洗钱最为直接的受益在于免受监管机构的处罚并且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贴现的好处。保险业反洗钱不但失去一笔可观的保费收入，还增加了核保、监管、报告等成本，而这些成本并不能得到直接的补偿。保险业洗钱与反洗钱外部效应的严重不对称导致洗钱犯罪受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势头强劲，而反洗钱供给不足，从而容易造成大量黑钱逍遥法外，金融体系混乱，无论是公众利益，还是政府利益都得不到保护。

(三)信息的不对称

从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反洗钱要立足于防范，金融机构本身不具有执法权，其反洗钱作用说到底是提供情报，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核心职能就是提供金融交易报告。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就是对投保信息、退保信息等可疑性信息进行报告。保险业在洗钱与反洗钱的较量过程中，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洗钱方与反洗钱方的信息不对称，如承保时，并不知道这笔资金是否合法，退保时也并不知道退保人退保的真实意图；反洗钱体系内部存在信息不对称，反洗钱的监管机构(保监会和央行)与反洗钱的执行部门(保险机构)存在委托——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监管机构很难知道执行机构的任务执行力度，以及是否存在隐蔽行为，这就存在了道德风险。

信息劣势方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就必须积极行动，消除非对称信息的方法是信息搜寻和信息甄别。由于信息甄别的成本低于信息搜寻，而且信息搜寻往往是为信息甄别服务的，因此，信息劣势方消除非对称信息的方法主要是信息甄别。保险机构和中国保监会在借助信息甄别行为消除非对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规模不经济和外部性问题。以保险机构为例，规模不经济是指保险机构在信息甄别的过程中，由于单个保险公司信息甄别的规模过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而使信息甄别的边际成本过高，导致信息甄别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从而使信息甄别呈现规模不经济。保险机构信息甄别的积极性不足，使其难以完全消除非对称信息。

二、保险业参与反洗钱的策略

保险业本身的行业特征，以及其保险产品特性，使保险业暗藏洗钱通道，寿险领域尤其严重。在团体寿险中，当事人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达到将集体的或国家的公款转入单位“小金库”，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首先，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洗钱者便可直接达到模糊监管者视线，掌握“黑钱”流向的目的。如甲为自己投保三年储蓄返还性保险，但受益人是乙，乙通过保险公司过一下手就可拿到甲的钱。其次，保险合同遵循“投保自愿，退保自由”原则，保险公司无法阻止退保，因为投保人有退保的权利，何况保险当事人各方有时出于利益关系而保持相当的默契，因而隐蔽性较强，查处难度更大。再次，洗钱者也经常在保险期限上做文章，如长险短做，利用长期保险合同做幌子，私下和保险公司约定在一定保险期限届满时退保后再重新投保，这笔交易并不记入公司的账上，这样就完成了秘密的洗钱交易。

保险业反洗钱的主要困境是无约束机制和利益问题，因而要有效地遏制保险业反洗钱，就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对金融保险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全面围剿保险洗钱。

(一)建立保险业反洗钱监管体系。首先要从法律层面完善保险业反洗钱监管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是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前提。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反洗钱法》，正式建立了我国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制裁、打击洗钱犯罪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全面预防、控制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基本法律框架，形成了一道全面预防监控洗钱活动的反洗钱“法网”。中国保监会也于近日公布了《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导意见(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将反洗钱列入保险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次建立交易申报制度和嫌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保险机构从事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须向保监会报告，发现涉嫌洗钱的交易应主动向保监会或司法部门报告；再次在反洗钱立体监管网络体系中保监会应充分发挥其执行和监管职能，做好对保险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甄别、筛选、分析和检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二)加强保险业反洗钱的制度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监测系统，适时监控境内所有保险公司的出单系统，通过监控系统掌握退保受益人与投保人的全部信息，对于没有血源和姻缘关系的受益人要进行密切监控；加强制度约束，对提前退保的团体险，尤其是国企和国企控股的公司，保险公司有义务上报有关部门，追踪钱的来源和去向，并且不准国有企业把年金交给外资保险公司，对身居要职的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层，不准在外资保险公司投保；出台相应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大额(10万以上)付款金建立档案制度，保留线索。

(三)建立保险业反洗钱利益补偿和利益激励机制。根据科斯定理，只有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才不会失灵，但在现实中交易费用均为正，所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能靠制度建设，所以有效反洗钱要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逐渐改变以单一的保费规模评估保险公司效益的制度，应逐步加入资金运营状况、偿付能力等各项指标；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出台一系列政策重奖提供保险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合伙造假进行洗钱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要实行严惩；实行收缴黑钱利益部分返还制度，对国内而言，将收缴的黑钱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向参与反洗钱的保险公司投保，使反洗钱外部效应内在化，对国外而言，双方可签定“黑钱分割协议”，以增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积极性。

(四)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提高保险业的声誉。要查与研相结合，即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改进保险业反洗钱的技术手段，完善保险产品的设计，对现有保险产品存在的可能被洗钱者利用的漏洞进行监督、预防，制定严密的防范洗钱的处理程序；完善保单条款，如对退保理由进行核查，并设立不同等级的解约防范措施，杜绝黑钱从保险系统流过。积极研发出更优质的，且能有效预防成为洗钱工具的新型保险产品，增强本国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保险业声誉，积极有效的遏制“地下保单”的盛行。

(五)联合互动工作制度。为加强保险业的反洗钱工作，保险业要与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机构、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强配合，互通信息，形成合力。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规则透明，讲究实效的原则，建立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及时研究解决保险业反洗钱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跨行业监管的复杂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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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红玉.反洗钱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金融，2003，(3).

[3]杨胜刚，何靖.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金融研究，2004，(10).

[4]陈亮.论保险业对洗钱的监管和防范[J].上海保险，2000，(11).

甄别范文篇10

关键词：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茶领域；运用

1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概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应用到了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随着各种成像原件、成像技术的发展，当前的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已经具备了高精度、高色差地分析物体之间细微的差异和变化的能力。通过对物体细微差异在图像上的分析使得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进行高效的形状判定。计算机视觉处理系统由图像输入、处理、存储、输出各部分组成，主要通过CCD（ChargedCoupledDevice，电荷耦合器件）传感器拍摄获取所检测物的具体图像信号，并通过模数转换的形式将图像信号转换为数字型号。通过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对图像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转换，对数字信号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提取与分析，得出全面的对于目标信号的图像特征值，进而实现对检测物的甄别、监控和判定。与传统的人工视觉甄别相比，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具有精准、快速、相关性状可量化等特点。

2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领域的应用现状

由于外观特征是茶叶在培育、加工、评审方面需要评判的重要依据，而外观特征在人工肉眼判断方面又缺乏一个量化的定性标准，所以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领域的运用就成为了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

2.1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叶培育方面的具体应用

在培育阶段，计算机视觉图像技术可以有效地对茶叶的叶面积进行测量。通过Photoshop软件和相关算法程序，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取相、对比、分析等一系列过程来对茶叶的具体叶面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定。同时，这种方法可以一次对比多个样本，效率极高。在测算茶叶面积的基础上，计算机视觉图像技术还可以通过光谱对比技术对茶叶在培育期间的相关健康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技术人员对茶叶叶片的光谱分析是根据茶叶表面的色泽与茶树本身各种微量元素含量建立的相关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判定茶树在生长期间各种微量元素含量的水平，进而及时调整培育方案和计划。同时光谱分析方法还可积极测量茶树在不同环境中生长的情况，进而帮助茶农优化培育方案和培育技术。

2.2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叶加工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当前可行的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主要运用在茶叶发酵和茶叶捡梗的操作中。红茶在发酵过程中的色泽变化范围小，肉眼很难清晰辨别红茶发酵的具体程度。这就为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在红茶发酵阶段利用数码相机、摄像机等成像设备分时段对红茶进行拍摄，利用计算机RGB色度算法模拟直接得出成像中红茶的色泽参数，按照色泽参数来判定红茶的发酵程度，这可以极好地解决红茶发酵程度判定的问题。通过在震动传送带上加装高速摄像机，并与计算机进行连接，通过设定茶叶准确的RGB色泽参数进行茶、梗筛选会大大提高拣剔效率。

2.3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叶评审环节方面的具体运用

在茶叶评审环节，传统评审标准规定的嫩度、条索、色泽、净度、汤色等评级指标都可以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和评判。在茶叶评审过程中，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对茶叶颜色中R、G、B、H、I、S等11个特征数值进行采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IMCAIS(Indepen－dentModelingofClassAnalogySoft，独立模型分级分析软件)的模型辨识原理，技术人员可以对最多三种不同类型的茶叶进行区分和识别。这种模式的软件可以根据颜色区别与特性区别来进行相关茶叶品类的鉴定。随着多种图像模型的建立和不同种类茶叶间数据的不断完善，目前技术人员可以对超过30种不同的茶叶种类进行检测和甄别，甄别结果与人工甄别的吻合率约为92%。

3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领域的应用试验

3.1茶鲜叶色泽鉴定试验

3.1.1实验目的：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技术来测定茶鲜叶色泽、分析茶鲜叶20h内含水量与色泽间的关系。

3.1.2试验的材料与设备(1)试验材料：福建福鼎大白茶鲜叶(2)试验设备：稳定内部光源暗箱一个；SonyRX100（RX100M6）数码相机；PhotoshopCC2018图像处理软件。

3.1.3试验步骤（1）拍摄阶段。采用蓝色背景，将茶鲜叶单片按一定距离均匀铺散在暗箱内，使用置于暗箱顶端观测孔的RX100相机，关闭闪光灯，通过自动近景方式拍摄。拍摄期间保障暗箱内的光源开启。拍摄完成后，将拍摄的10张茶鲜叶照片输入计算机。在固定光源拍摄完毕后，打开相机闪光灯，根据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利用不同的光圈大小分别拍摄多张样张。（2）背景处理阶段。将茶鲜叶图像从照片背景中分离是判定茶鲜叶基本属性的重要步骤。首先利用PhotoshopCC2018软件中的魔术棒工具来进行图像分离工作，在分离时需要注意背景颜色的处理。魔术棒工具可以在一定容差值内进行操作，进行分离时容错率的大小取决于背景颜色的选择，为了保证茶鲜叶图像的完整性，系统的默认值约为32（RGB值），所以背景与茶鲜叶的色差需要保障在大于32之上。通常在背景为蓝色或白色时茶鲜叶图像提取效果最佳。（3）取值阶段。利用PhotoshopCC2018软件中的选择工具选中照片中茶鲜叶的轮廓，执行滤镜工具内的模糊平均指令，对选中图像的相关参数进行平均化操作。操作时需要按照不同光源、光圈大小来得出不同阶段下茶叶的RGB数值和HSB数值。在得出数个具体参数值后，通过平均算法来得出茶叶一般状态下的RGB和HSB数值。

3.1.4实验结论：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对茶叶进行相关RGB和HSB值的测定后，可以利用此法来进行相关茶叶生长状态、叶相方面的测定，进而更好地支持茶叶培育和审评。

3.2茶鲜叶萎凋过程色泽变化试验

3.2.1实验目的：通过对茶鲜叶摊晾20h的过程中不同含水量的图像参数的测定，得出茶鲜叶在24h摊晾过程中不同时期含水量与图像参数的对应关系。

3.2.2试验设备和材料：同实验一

3.2.3实验步骤（1）将大白茶茶鲜叶按芽头、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的机械组或分别摊晾在温度、湿度适中的室内，总摊晾时间为24h。期间每隔1h对茶鲜叶的含水量进行测量并拍摄。（2）按照3.1的方法提取茶鲜叶图像并获得相关茶鲜叶不同摊晾时段的具体参数。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的茶鲜叶中，随着含水量的变化，不同种类的茶鲜叶的色彩参数基本都趋于下降。在茶叶萎凋过程中，RGB三色中R值与G值随着水分的流失而不断下降，B值在摊晾初期下降较为明显，后期便趋于平稳。从含水量变化与茶鲜叶色泽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随着含水量的不断下降，茶叶中G值与含水量的相关性较高。传统视觉观测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即茶叶在萎凋过程中逐渐由鲜绿色变为暗绿色。因此，工作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茶鲜叶的具体RG值来判定其确切的摊晾时间，这种方式适合在摊晾24小时以内的茶鲜叶检测工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可以清晰准确的对茶叶地诸多特性进行评测和甄别。在RGB和HSB数值测定的基础上，技术人员还可以使用多种建模软件对茶叶的形态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判定。随着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过计算机甄别、检测茶叶将成为业界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宋涛,樊志新.用于铜扁线表面质量监测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技术[J].中国科技信息,2005(22):42.

[2]王斌.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在茶学领域应用方法的研究[J].福建茶叶,2017(12):17.

[3]曾珍珍.一种计算机视觉算法的图像处理技术[J].信息技术,2018(4):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