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创新作文十篇

科幻创新作文篇1

【关键词】 科幻电影；“时间坐标”；“意义坐标”；表征意义；深层实现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元年概念：时间坐标非意义坐标

科幻电影是基于电影类型的一种分类。学界对“科幻”的定义一直不乏论争，为避免“泛科幻”甚至“伪科幻”过度模糊类型边界，一般定义科幻片为：以科幻元素为题材，以科学幻想性情景为背景，拥有以基本科学逻辑为支撑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展开叙事的影片。在世界范围内，科幻最初以科幻文学的形式产生并逐渐推广，科幻电影更因影像表现力和大众号召力，将科幻热度与影响力提升至新高度，进一步拓宽了此题材的受众基础。早在1902年，法国导演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可被视为科幻电影的开山鼻祖，《太空旅行记》、《海底两万里》等科幻题材影片延续着相关创作。随着好莱坞异军突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科幻片类型逐渐确立，并趋向成熟。从早期的《化身博士》到“科学怪人系列”，到《2001太空漫游》、《黑客帝国》，再到近年的《星球大战》系列、《星际穿越》等等，美国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成为世界科幻之标杆，二者相辅相成，美国科幻文化已然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

在中国，科幻热潮也并非朝夕，实际却存在着严重的供需断层。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小说乏善可陈，电影一度无迹可寻，长期处于近乎停滞状态，依靠好莱坞科幻大片填补需求缺口。一方面是好莱坞科幻片的大卖，一方面是本土科幻片的难产，好莱坞科幻片之成功，突出了高科技时代科幻的巨大市场潜质，却更反衬了中国科幻的疲软，再次提醒中国电影市场科幻类型的长期空白。从中国科幻的发展及现状观之，可见本土科幻电影的长期空白并非“无欲”，而是一种源于无能的尴尬沉默。2015年，以《三体》等科幻文学改编电影正式投拍、中影启动《超新星纪元》等多部科幻大电影项目为标志，中国首批科幻电影创作集中展开，2015年因此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中国科幻电影长期缺失，使得本土科幻片项目集中萌芽具标志性意义，“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之说透露着业界的关注与期待，但质疑声不绝。此前，以《母亲》、《流浪北京》、《甲方乙方》等代表作作为起点支撑，类似作品相继出现，相关类型在后续发展中更呈现出积极上升的发展态势，由此，“独立电影元年”、“贺岁片元年”意义达成，概念延续至今。目前，“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却仅仅是一个“前置概念”，作为“静态坐标”而存在：由于大部分作品尚未成型，后续发展态势实际无从谈及。诚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闫安所言，所谓元年应为“一种类型片正在走强，在之后几年也有比较多的作品跟进，有持续性，从而形成了相对成系统的类型片整体。但对于科幻片而言，现在大家熟知的作品都还在制作中，今年过去后会怎么样，现在还看不出来，从文学作品到电影创作上也没有看到可供大规模持续发展的依据”（1）。应该说，就本土科幻片投拍客观事实而言，在狭义时间概念上，建立“时间坐标”以纪念科幻电影类型在中国的开创性意义，“元年”之谓无可厚非，而在意义层面“元年”却相去甚远。

标志性的开端是否足以延伸出符合内在意义的坐标轴以及值得关注的后续动态？“制作热”能否换来“观影热”，未见真容的首批作品中能否出现实力佳作，堪当中国科幻片“奠基之作”重任？能否将现象热潮转化为对本土科幻片的信心和认同，实现本土科幻片供需链条的良性循环，最终建立起成熟的本土科幻片类型和与之对应的稳定市场？如是种种尚属未知，挑战却属必然，从这一层面上，如今无论何种论断似乎都为时尚早。“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要真正成为实至名归的“意义坐标”，现象名词到内部实现相距几何尚难定论。“元年”提出之价值在于意义层面的唤醒与发展之道的探寻。由“元年”这一时间起点，可以开启对本土科幻电影创作的关注，引发业内的重视与集中探讨，对上述问题进行脉络梳理。结合实践动态进行策略研究，将眼光聚焦于整个类型面对的挑战与机遇，深入意义实现层面，旨在对中国科幻电影历史空白、起步阶段将面临的风险及后续发展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及策略探讨。若首轮尝试完成，经历行业大浪淘沙后，“元年”之谓得以保留，方可宣告意义层面元年成立。而当下，寻求实现“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意义坐标”之法，才是当下“时间坐标”建立的价值所在。

二、一步险棋：中国科幻难产缘由与开局之险

科幻电影在本土产生之迟正是基于其难度风险，也提示着“元年”之后，前路必然并非坦途。总体而言，中国科幻片难产在于本土文化特质影响下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源于科幻特殊性带来的高风险系数。

（一）根源劣势：“科学意识”的先天性薄弱

就思想根源而言，西方科学意识与中国人文意识的根本不同决定了科幻难于从中国诞生。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文士哲人的思考多集中于修身齐家，传统使得人文情怀深埋，长期影响着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文人掌握话语权，科技与研发停留在功用层，科学不受重视，科学意识难以形成、普及。西方文化中科学启蒙作为重要一环，更早致力于宇宙等未知领域的探索。最为年轻的美国或恰因历史单薄，反将目光更多集中在现代科技的探寻，解决问题的逻辑回环和科学意识形成主导。基于不同文化培植下的思维模式差异，及与之对应的成长、教育环境，中美分别形意识主导下的“文化教育”――中式传统教化影响下耳濡目染，和科学意识主导下的“科学教育”――侧重科学思维、创造力启蒙。此差异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中国诞生了人文色彩浓厚的神话传说、神怪故事等，欧美超现实主义创作中科幻文化则成为重要组成。

中国科学基础先天薄弱，科幻情结不具备孕育土壤，这决定了科幻在中国的“舶来”身份，本土科幻的形成是一个接受融合的意识重构过程。科幻世界观的建构为偏西式思维的产物，文化背景及思维方式造成中国本土科幻创作存在先天不足，它们虽不足以最终决定中国科幻存亡，但植根于思想层的文化背景、大众科幻意识的薄弱，与科幻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本土科幻兴起的迟滞、科幻创造力不足等，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欧美科幻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直接启蒙，引发中国科幻热潮并触发科幻创作，而面临的首层难题是思维转换及本土化建构：科学意识、逻辑能力、想象力等超出创作本身的“科幻思维”要求对创作群体考验巨大；跳出西方理念、世界观建立的科幻规则，科幻故事的“本土化”实现难上加难。

（二）创作、技术、资本的“科幻特殊性”

中国本土科幻创作的瓶颈，在文学阶段已引发诸多思考，创作是本土科幻面对的最为基础、核心的问题。近年来尽管本土科幻文学已有起色，刘慈欣作为科幻文学创作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以其《三体》系列作品为代表掀起本土“科幻”风暴，中国科幻产业热萌芽，最终触发科幻文学改编科幻电影，催生此次科幻电影元年。然而，置于科幻类型大命题之下，如今本土科幻太过单薄，少数派终究不可能真正支撑起中国科幻。科幻影片项目以大热科幻文学改编为主，以刘慈欣作品主挑大梁，而刘慈欣的可复制性偏弱，一位作家制作难以支撑中国科幻片产业链条的延续。必须承认，中国的科幻原创力远未达标，后续科幻创作是否能持续跟进尚难确定，尤其当科幻拓展至电影，原创力问题得不到解决，科幻电影更难以为继。作为“科幻”与“电影”的双重舶来品，科幻的基因缺陷等起点劣势自然过渡到电影中，不仅“先天的不利”引发创作之难，同时，科幻类型的特殊性带来一系列后天限制，决定科幻电影对创作、技术、资本等综合实力提出更高要求，创作难加实现难的高难度系数、科幻题材与技术资本高度捆绑带来的超高风险、市场不成熟与受众包容度偏低增大失败几率等等，如是都加剧了我国本土科幻片起步阶段的难度。

当下，少数成功的科幻文学已为电影创作提供了蓝本，即便科幻剧本原创压力被稍适缓解，且不论资源不足的实际隐患，单就科幻文学跨文本改编而言，相较普通文学其面临更多挑战。除去文学到电影跨文本过程中需作出的必然取舍，科幻的现实可行性成为影响最大的考量标准之一。科幻文学不受现实可能性制约，在特定的科学逻辑中叙述天马行空，电影影像虽能增强科幻的表现力，却并不如文学般随心所欲，其设想却并非能全部实现，构想的复杂性、思维的发散性自然受到限制。在影像呈现的现实考量下，原作建构的奇幻世界观或将因此折损，实现难度增大改编难度，对科幻电影的呈现边界做出了限制。同时，从现有改编观之，科幻文学往往存宏大构想带来“鸿篇巨制”改编难问题：如长篇科幻文学《三体》长达三部，大量的文字改编工作是一大考验，其篇幅带来的改编难度在此次影片筹备阶段可见一斑。《三体》电影版为分系列展开，如今进行的仅为第一部制作。而长远观之，文学改编仅为科幻电影的一大来源，未来科幻电影创作可能更多依赖原创，这意味着对科幻作家的影像思维书写和电影工作者的科幻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无疑又是一轮新的挑战。

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电影构想实现的过程越发依赖技术支持，科幻题材则将技术门槛进一步提高，技术难度是科幻题材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中国在电影前后期技术中并不占优势，诸如CG特技等大量依赖欧美技术团队支持，而对技术的熟悉度实际上与构想的提出和实现存在直接关联，科幻电影尤其如此。自然，当前中国电影的技术水平在突飞猛进，而更为被动的限制在于技术需求必然要付出高成本，高资本要求使得科幻片带着与生俱来的超强商业属性，这决定其发展的被动性。此外，高投入类型应为成熟电影市场下，创作、技术、资本全面跟进催生的产物，如好莱坞科幻，基于其市场的成熟稳定，其足以具备高成本科幻题材摄制的实力，市场包容性与风险承受力完备，使得科幻类型获得萌芽机会。

而现今，中国的电影工业成熟度远未达标，电影产业尚未拥有足量资本支撑，科幻类型面临高投入高风险系数，却并不具备足够的风险承受力。正在筹拍的由刘兴和小说改编的作品《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和《微纪元》，预计成本分别为6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4000万美元，它们的投入虽然在国产电影摄制的大环境下并不算低，但置于好莱坞大片语境下，对于科幻这一自带“大片属性”的类型资本而言却并不太多。《三体》宣称将无上限追加成本，然而就先期投入与风险评估下，实际上限也不会太高。科幻特技与资本关联之密切，是无奈却也是现实，尤其中国未掌握成熟的核心技术，不仅带来创作难度限制呈现效果，也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投入压力。在本土科幻电影起步阶段，无法对呈现效果与商业回馈作出可靠预判，投入与实现效果的必然关联下，节制资本的简单尝试无法实现。巨大风险与可见的实现难度下，比起小成本电影的安全易赢，科幻电影自非此阶段商业模式下的“聪明之选”。就观演关系而言，国内科幻电影观众审美水平的建立，是基于好莱坞成熟科幻片水平培养而来，所以对本土科幻片的期待值与低包容性也会成我国科幻电影面临的巨大压力。首批作品的成败直接关乎观众的信心与科幻影片创作的信心。基于中国科幻电影起步阶段的水平，结合观众好莱坞培育出的高审美期待，一旦首轮尝试表现不佳，对本土科幻片的后续创作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基础薄弱加难度壁垒，国内科幻低起点难以匹配高期待、高投入，高现实风险与低投机可能之下，一般性尝试望而却步，中国科幻电影长期陷入需求创作而鲜有尝试的恶性循环。

三、本土科幻类型先河：值得冒险的开局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意义的真正实现颇具难度，其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面临一系列可预见性风险，初次尝试乃值得冒险的开局。此次集中涌现具有填补类型空白的开创性意义，除了里程碑的标志性，其更具尝试性价值。

从科幻大类型概念出发，科幻是一种思维的发散，有助于想象的延伸、世界观的拓展。所谓“硬科幻”更强调科学逻辑的建构，故而科幻创作者中不乏科学家等理论基础夯实的人群，甚至通过科幻构想与理论结合，寻求研究的前沿课题。最初的科幻构想中，有为数不少的成为现实研发的指导方向，对现实创造做出启发。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后，潜水艇成为现实，一定意义上，科幻有着先见性意义，甚至与科学理论的研究互为指导。《星际穿越》邀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吉普・索恩作为科学顾问，视觉呈现黑洞模型，为目前为止表现天体物理学最为精准的影片。（2）索恩和《星际穿越》视效小组通过影片筹备中的实践积累，撰写天文物理学界和电脑制图界相关技术论文，“通过快速旋转黑洞发现了一些与引力透镜有关的东西，是此前从未见过的”（2）。此外，科幻对大众科学意识的培养、兴趣的启迪意义更无需赘言。科幻电影发挥影像的力量将科幻影响力推至新高度，实现了影像表现和功能的外延拓展。

回到中国的科幻片创作，之于本土电影创作与受众，这是一种新型尝试与选择。科幻题材实现了国产电影表现外延的拓展、旧空间的突破、表现元素及视角的拓宽。欧美科幻大热的影响从文学拓展到电影，类型的细化关联受众的争取，有助于增大受众群及科幻类型影响力，改善中国科学意识相对缺失、科学思维贫瘠的旧貌，有利于国民科幻热情的建立、科幻意识的培养和科幻类型的普及，也反向促进了科幻的发展，甚至影响对科学的探寻和追求。在科技浪潮下，本土创作是对创作者与观众的双重启蒙，改变以往根植于传统的单一神怪思维，对中国科幻意识、科学精神的再启蒙，借助影像将科学精神进行视觉化梳理。

同时，在先天劣势与后天实现难度及市场尚未成熟的多重因素制约下，本土科幻长期以来未能出现，但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以付诸实践性尝试为开端，唯有真正开启现实实践，创作难题与技术难度才能被真正展开，从而面对并予以解决。在技术层面，事实上如《星球大战》等大片的特效团队BsseFX公司本部设于中国，承担了《画皮》等国产片的特效呈现，本土“洋团队”对于先期借助国外团队先进技术实现科幻构想颇具便利。同时中国的技术团队水平日益提高，其间不乏佳作，科幻片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更大的价值在于科幻元年的开启将科幻提上议程，在模式、技术引进及实践过程中探索，基于时间尝试为技术的提升等方面问题提供了可能。

元年的时间坐标到意义的实现探寻过程，是元年提出的真正价值所在，尽管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难度与挑战，以及与生俱来的超高风险系数制约，但中国所谓IP热之后，科幻文学能催生新的创作热情令人欣喜，这的确是值得冒险的有力开局。

四、元年之警与路向何方

尽管本土科幻电影的尝试极具价值，但在机遇与风险并存下必须正视，所谓“科幻电影元年”的出现为商业资本催生而出的必然，而非创作成熟应运而生的自然。资本助力而非实力召唤的“引产儿”，必然更加问题重重。

首先，科幻创作尚不成熟，而当下基于文学热触发科幻片创作第一春，电影以原有文学资源为基础，容易忽略我国科幻原创力的实际缺失。创作力薄弱是问题之核，也是最难解决的难题。必须警惕科幻伪繁荣，要思考科幻文学资源被用尽后，后续创作在何处？此外，由于科幻电影极强的商业属性，科幻电影与生俱来的“大片”特性，使得资本控制下的妥协与坚守成为其面临的一大考验。高投入加剧对回馈的期待性、目的性，更易倾向商业需求，从而在创作中作出让步，忽略内在深度的思考，湮没其原本创作，最终浮于表面，甚至走入迎合的极端。加之中国对科幻的理解一度存在误区，“泛科幻”的广义概念下，科幻电影的创作更容易忽略以科学逻辑为核心的科幻内核，最终走入“伪科幻”的岔路。同时，高技术要求下，技术驾驭与内容权衡在发展尚未成熟阶段更易沦为技术奴隶，陷入“炫技”的极端。科幻不能舍弃科学逻辑和精神内核，在创作中寻求科学精神、哲学内涵甚至人性意义的探索，应作为终极内在要义。此外，观众的不包容与院线商业化考量下，科幻片的早期尝试缺乏外部支持，自身劣势加之环境的苛刻，使得科幻片的成长压力巨大。

科幻元年的提出让上述问题被正视、思考，要在问题萌芽中发现可行之道，梳理未来路在何方。中国科幻电影如何更好地创作发展？好莱坞成熟的科幻类型模式提供了内容启迪，更在创作模式上给予了借鉴。在美国，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参与科幻创作，朱迪福斯特的《接触未来》，全程由卡尔萨根担任科学顾问，诸如此类，对于提高科幻创作整体水准功不可没。在成熟的好莱坞科幻片体系中，科学顾问成为创作的核心要员，科学家参与电影摄制也成为科幻电影质量的一大保证，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创作甚至与科学研究形成成熟度的互利模式。《星际穿越》请到著名物理学家吉普・索恩担任科学顾问，根据其给出的数学数据，最终实现黑洞及相关理论的视觉呈现，是现今为止，天体物理学界最贴近、精准的模型。索恩对电影团队进行指导，电影摄制则对其研究做出辅助，可见科幻电影发展成熟，甚至进入“反哺”科学研究的新阶段。此外，以好莱坞航空题材科幻为代表，美国宇航局介入摄制，与科学顾问协同助力科幻电影，以确保科学、精准。由此可见，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除在创作、拍摄中要注重电影的观赏性，更应注重与科学权威资源的结合，同样需要相关专业技术部门参与指导。如刘慈欣所言，中国科幻大片难产源于“缺少对科幻概念的认识，以及情怀”。所以，真正的科幻要把握科学元素之核，实现电影产业与科幻专业、内在深度的结合，将产业链、科学链甚至思想情怀链条作衔接。作为观众，对于尚在襁褓的中国科幻片应给予一定的耐心与包容；行业层面，要予以专业关注引导、院线适当保护等倾向性扶植，给这一薄弱的新兴类型以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意义实现非一日之功，一种长期缺失的新类型不可能一日大热，只有在发展中探寻生存之道，科幻类型成型、成熟才指日可待。

注释：

（1）参见《国产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吗》，《中国科学报》2015年2月28日。

（2）参见《真实再现黑洞：恒星光线环绕穹界》，新浪科技・科学探索，http：//.cn/d/2014-11-06/09269766316.shtml。

参考文献：

[1]基普・索恩.星际穿越[M].苟利军，王岚，李然，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2]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从梅里爱到美国科幻电影的理论启示[J].当代电影，1998（5）.

[4]赵伦，温晓红.中国电影需要编织自己的“科幻梦”――由好莱坞科幻电影引发的思考[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8）.

[5]祝季冬.近十年美国科幻电影的哲学诉求[D].西南大学，2012.

[6]马闻达.中国科幻类型电影现状成因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3.

科幻创新作文篇2

【关键词】科幻；想象力；创造力；多媒体

很多孩子喜欢幻想，幻想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人类没有幻想就不可能有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幻画的创作主要涉及到科学、人文、艺术等领域。科幻画创作并非是单一的美术学习，是少儿对未来科学发展畅想和展望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是学生在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想象，运用绘画的表现形式，表达自己对世间万物、未来社会发展的遐想。它将促进学生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多的技能，从而也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艺术表现力等；同时也使学生养成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的品质和坚忍不拔的态度等。教师应在创作中要求学生细心观察生活，大胆利用科学知识想象未来，表现美好的形象。在此过程中，为了积极倡导学生进行科幻画创作，激发他们的创新兴趣，我进行了以下尝试：

一、利用校内图书，增加学生知识储备

由于部分学生刚接触科幻画，对于科幻画的理解不够全面。从学生习作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孩子们的想象空间太狭窄，甚至有些走偏，大部分孩子分不清什么是科幻，什么是幻想，他们眼中的科学就是太空、海底，从而忽略了身边的生活，对于身边的小事很难引发他们的想象。所以，我首先带领学生用利校内图书馆阅读一些科学幻想方面的书籍，来增加他们的知识量。指导学生对身边的新事物进行收集、摘录，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从生活中激发灵感，这样学生才能运用科学技术知识为自己的想象添上一副翅膀。

二、欣赏、讨论交流，激发学生兴趣

在教学实践中，我运用科幻方面的视频短片及全国优秀科幻画作品指导学生进行欣赏，让学生的审美有一个高的起点。学生通过这些具体的、生动的作品，在欣赏中就会逐渐消除对科幻画创作的神秘感和恐惧感，逐渐感悟到科幻画的真谛；让学生在欣赏中进行评价，在质疑中讨论。这个教学环节，能使学生的大脑高度亢奋，他们畅所欲言，争论激烈，想像思维层出不穷。因为讨论中培养了学生的幻想意识，激发了学生的潜在能力，逐步提高学生创作科幻画的兴趣。实践证明如果学生一旦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所爆发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三、利用“众人”力量，提炼“金点子”

为了使科幻画的作品出新，我们利用美术课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记述，也可以用手绘草图的形式呈现，引导学生从身边解决不了的事情入手，展开合理大胆的想象。

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部分学生美术功底不是太好，不能够完全表现自己的创作意图，但他们的想象力很好。为了使这些学生充分参与到科学幻想这一主题中来，我鼓励他们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求学生提供“金点子”，把这些好的想法告诉班里画功较好的学生，来合作完成。

四、科幻画创作

通过学生对科幻画知识的了解、渗透，学生能够清楚明白科幻画的创作思路和带给人类的益处。为了使这些创意较好的实现，我采取了以下方法来完成：

1.选题要新

由于全国性科幻画比赛已举办了26届，作品层出不穷，作品形式多样。所以，在选题方面一定要新颖、出彩，避免雷同现象，要有自己的新想法、新发现，要有站在别人肩头上看问题的意识。科幻画的构思是丰富多彩的，每位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兴趣爱好都不尽相同，在广泛的科幻画题材中，老师要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兴趣来选定科幻画主题。如，魏中华同学特别喜欢机械车，他就会对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指导他从车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来进行选题。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有新意。

2.构思完善

确定选题以后，引导学生多方面构想，想未来的一切。如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一学生在科幻画创作中，摆在课桌上的一支笔无意中启发了他的联想。他做了全面的构思。在学习中，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功能健全的笔会让执笔者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学习中去。首先他给这支“神笔”安装了感控设备，它能够提醒执笔者按“一寸、一尺、一拳”的标准书写。其次，在你写错字的时候，它就能发挥涂改液的功能进行修改。当然多功能笔上也少不了小视频装置，它主要计算写字的规范程度和计算写字的数量。这个学生把平时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不顺手”、“不舒服”、“不方便”的小事情， 动一动脑，动一动手就变成了“顺手的”、“舒服的”、“方便的”新事物。

3.构图合理

构图大小、形式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整体效果。

4.色彩统一

在选颜色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事先要确定好主色调（冷色调、暖色调）；选择色彩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同类色还是对比色，单色还是复色等）。在涂色时色彩过度自然、平整，用色纯度尽可能要高（如选用原色、间色等）。这样色彩和谐统一，从而也达到了主体突出的目的。

5.调整完成

最后一步非常关键，也是“画龙点睛”的时候，所绘作品可以从线条、色彩、装饰等方面进行调整，达到主题明确的效果。

美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提供的新思想和技术提供的新手段。科学不仅显著的改善了世界，而且也促进了人的自身的发展，它所提供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从效率和质量上解放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生产力，也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理解基本的科学理论与掌握常见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是保持美术新发展的必要基础。而科幻画正是美术发展所需要的思维手段。

以上是我在这两年的科幻画辅导中，总结的一些不太成熟的体会。敬请专家指导。

【参考文献】

[1]涂元季.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位科学家的独特见解【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V29（3）

科幻创新作文篇3

将神话、历史与科幻融合一体，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创作圈里并不鲜见。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有少量历史科幻，如《史前世界旅行记》(徐青山，1958)、《古峡迷雾》(童恩正，1962)、《三种政体》(严家其，1980)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1991年起，更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雾中山传奇》(刘兴诗，1991)、《女娲恋》(晶静，1991)、《持琴飞天》(资民筠，1991)、《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姜云生，1991)、《长平血》(姜云生，1992)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1－1995年间这类作品的数量有近20篇。数字虽不大，但参考科幻小说的发表总量，仍是个颇值关注的创作现象。①90年代中期之后，这类创作骤然减少，1996－2000年仅有4篇发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作现象的发生?又是什么让它迅速消退?这类创作有怎样的风格特征?对于科幻文学史有什么价值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就以上问题，选取相关典型文本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展开探讨。

一、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一:东方魅力的呈现与“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1990年，在世界科幻协会(WSF)要求变更1991年年会举办国的压力下，《科幻世界》②主编杨潇决定远赴荷兰海牙，说服WSF主席团成员坚持原议，把年会地点定在中国成都。面对竞争对手波兰，杨潇采取的策略是用“四川旅游名胜风景区和成都风情彩照剪辑”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把远在东方的神秘古国拉到老外面前”。回忆当时场景，杨潇写道:“蓝眼珠、灰眼珠们都着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坠入东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18］。东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家、让他们最终坚持中国为举办国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创作上呈现出东方特色，也是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及国内科幻作家们考虑的重要方向。1991年2、3、5期的《科幻世界》上接连出现的中国神话、历史科幻，可看成是在向欧美科幻界呈现独特的东方魅力。③但一种创作现象出现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东方魅力的展示不过是推动创作发生的外部因素之一。下文将以具体作品为例展开进一步探析。

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刘兴诗的短篇小说《雾中山传奇》，讲述的是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留下的时间飞行器回到古代考察南方丝路，向全世界证实始于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是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行被人诬指“叛国”做辩护，①但小说的意义却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国精神的考古学家形象。故事中回溯历史的“时间旅行”手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科幻小说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时间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国之初就被作家们习仿。然相比西方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三态往复的“时间旅行”，中国的“时间旅行”叙事基本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为主，鲜有反向的时间叙事。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晚清西方科技带来的历史观变革有关。鸦片战争之后，在“进步”、“发展”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循环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又通过民族危机下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在意识形态推动下成为主导的马克思历史发展观得到不断强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过时的”，与“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发展的”的现代性形成二元对立，“向前看”成了“时间旅行”的唯一方向，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乌托邦蓝图还是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未来漫游，传达出的都是被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现代性焦虑。与现代性焦虑相伴发生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建立。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基石的文化传统，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作为“国性”予以尊重和体认。③这种“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无产阶级政权确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缘政治与阶级话语成为民族认同新的支撑后，一度被“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民/国家”认同取代，直到1980年代以来在阶级政治逐渐消隐与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新时代语境下，才再次回归主位。

于是，1980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点。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在/过去、传统/现代的时间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的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2:216］，文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维度如何能够取得统一?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是个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明显的案例就是“文化寻根”小说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始终被认同与批判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所纠缠，乡村与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主义话语冲突，迫使寻根小说最终不得不采取“通过‘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挖掘，来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想象”［2:218］。在科幻书写中，消弭二者紧张状态的方案，便是“回头看”的时间旅行。《雾中山传奇》里，在推测外星人为什么会驾驶时间飞行器来到地球时，作者指出，是因为南方丝路“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了地球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3:15］。如果把南方丝路仅作为地区性文明来看待，它所能代表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过去，但若把它当成外星文明认识、了解地球文明的唯一观察点，其意义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个地球文明的中心，从而超越了过去与现在，成为永恒的经典。①此外，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行器穿越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远超人类现有文明的科技行为，且他借助这样先进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丝路历史考证“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槛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3:15］，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由是，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立紧张，而是完美统一。在这一时期，虽然精英文学中已有“新历史主义”流派出现，但由于科学性被视为科幻的灵魂，因而历史真实对于科幻创作依然是一个被审慎对待的话题。《雾中山传奇》尽管使用“时间旅行”的手法进入历史，却没有试图干预历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历史的观察者，作家的历史想象基于严密的科学考证。同样，在姜云生的《长平血》(1992)、韩建国的《泪洒鄱阳湖》(1995)等作品中，历史被作为检验人性、重审历史的试验场，没有人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或然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王晋康等人的多部小说中出现。相较而言，神话虽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叙事形态，但由于其本身就拥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尝试空间，重述便成为可能。

二、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二:神话的科幻式重构

在创作神话科幻小说的作家里，晶静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1991到1994年间，她先后写下了《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等多篇神话题材的科幻小说。把这些小说放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可看成是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模式的延续。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4:22］一样，晶静的“故事新编”系列也是通过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幻式重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自己的现实思考。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与发达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或讲述民族祖先与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想象为民族祖先。以《女娲恋》为例，中国神话里的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从Y星来的女孩阿丫。阿丫原本是来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却被伏羲当做女娲娘娘下凡，请求她帮助族人度过连绵阴雨、庄稼无收的难关。答应了伏羲请求的阿丫不顾同伴劝告留在了地球，帮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驱散乌云，带领大家开山凿渠，还和伏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的主人公身份转变还出现在《织女恋》、《》等小说中，如来自W星和Z星的牛郎、织女，用导弹开天辟地的智能机器人等。从外星殖民者、智能机器人到中华民族的创世者，这些主人公的身份转变极具意味。《雾中山传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时间机器象征着未来的高科技文明，晶静的创世神话系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先进技术文明的化身。他们与曹仲安的历史旁观者姿态不同，以创世者的身份参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从而更直接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勾连一体。

1983年旅美时期的王安忆面对代表着现代化历史顶端的西方文明感慨，那“人类的背景”不过是“人家的山头”:“前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插脚之地，我们在人家的山头爬上爬下”［5:274－275］。如果说文学的“寻根”是“从乡村生活中看见了中国”，“为知青一代人构筑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归属”［2:177］的话，那么外星文明主导的创世神话，则是在超越人类现代性的科技想象中绘制了远古民族历史，所构筑的精神归属与“寻根”是类同的。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中国独有。1988年，巴西作家PauloCoelho在TheAlchemist里重写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印度作家SaladinAhmed在RuinedManWhoBecameRichAgainThroughaDream里也对同样的故事进行了科幻重述。类似的作品还有北爱尔兰作家IanMcDonald的印度神话重述RiverofGods，牙买加裔作家NaloHop-kinson的BrownGirlintheR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国作家LarissaLai的SaltFishGirl等等。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属于后殖民国家或地区，这使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色彩。如AmalEL-Mohtar在她的小说Apex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会用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技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用你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让我们沉默的”［6:129］。尽管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殖民史，但如杜赞奇所言，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是“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7:269］。因而，我们依然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产生的应激性民族主义反应的角度，把中国科幻的神话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探讨。关于如何将神话与科幻结合起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IanMcDonald的RiverofGods中，未来印度分为若干个区，其中Awadhi和Bharat两个区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从而保留民族的记忆之根;在NaloHopkinson的MidnightRobber里，DryBone的传说在女孩TanTan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成为女孩TanTan弑父后浓重心理阴影的隐喻，与整个“失乐园”式的叙事一体，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平等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晶静的外星创世神话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民族主义。神话往往被视为民族历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话之前，历史是怎样的?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们想象成亿万年后外星先进科技文明的代表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就是自我创造的神话。处于历史最前端的远古中国文化与处于历史最末端的未来文化合二为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和空间融为了一体，成为空间的另一重维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的线性发展维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环往复的闭合之圆。类似的时间维度改变，也出现在RiverofGods、SaltFishGirl等小说中。然而，吊诡的是，在后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时间是空间的第4个维度这一观点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并且，通过外星创世神话进行民族自我的强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式现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仍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主导，因此，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

①1980年代末国内的重大风波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被触发。“被迫意识到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其实是以冷战结束为条件”［8:18］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8:18］的世界。不少学者、文化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宣扬爱国主义。②刘兴诗、晶静(原名张静)、资民筠都是成长于新中国红旗下的老一辈科学家，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耻辱的他们，拥有强烈的科学兴国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使他们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科幻创作，民族、国家始终被放在首位。晶静在创作外星创世神话系列之前，她的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塑造了一位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国船长形象，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爱国热忱;刘兴诗也曾说过，少年时的救国梦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构文化传统、表达民族主义的诉求，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行为。

三、诗学想象的科普再造及科幻美学空间的新拓展

除却上述或潜或隐地体现民族主体意识重建的创作外，1990年代初期的神话、历史科幻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对时空本身的介绍和思考。根据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ManyWorldsInterpretation)，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存在多个平行世界，即“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s)，每个世界中，由于每次量子力学测量的结果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就会发生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于是，时间旅行、时空穿梭都成为可能。科幻小说中来自未来或现在的人能够通过时空隧道或是时间机器进入神话、历史时空，就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原理。在经历了1980年代初期的“姓科”、“姓文”之争及清污运动后，科普型科幻比文学型科幻经受的打击还要惨重，8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品里，文学型科幻占了很大比重，人性人情成为科幻关注的中心，如李毓瑜《在爱的后面》(1987)、缪士《代价》(1987)、海子《怪笑》(1988)、洪梅《倩女还魂记》(1988)等，科普型科幻仅有描绘量子世界的《金色迷幻城》(黄海，1988)、谈常温超导材料制造磁悬浮有轨飞机的《中子流轰击地球》(魏雅华，1987)等少数几篇。正因如此，1990年代初期神话、历史科幻创作中出现的一些科普型科幻尤为可贵。先来看朱海龙的《梦断敦煌》(1993)。小说主人公龙翔宇在敦煌考古时发现了一个不存在于任何时代、却又活在每个时代的武士。他费劲功夫，终于弄明白武士的护心镜可以用电子流冲击，从而开启时间大门。为了探究时间流的秘密，龙毅然走入时间大门，回到了公元887年的敦煌，成功推断出电磁波导致时间序列发生错乱和偏转是“不死的武士”和“时间之门”的秘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梦断敦煌》中的时间流想象，依据的正是量子力学中的“平行世界”学说，作者通过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将时间流的物理学原理简单、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从科普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此外，还有从消逝的摩诃衍那寺历史中，推断出朔日三点一线的天文现象是导致地震发生原因的《古刹之光》(绿杨，1993)、在一个未来人和古代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中，穿插大气折射形成太阳光影的科学道理的《平行》(何宏伟，1994)等作品，也同样是以神话、历史为依托，用文学的笔法讲述科学现象的科普佳作。这些故事延续的是1980年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莫名其妙》(1980)、《冰冷的世界》(1983)等小说的价值理念，即把严谨的科学知识作为创作的基石，用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幻想塑造勇于探索未知、甘愿为科学事业奉献生命的科学家形象，将读者导入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未来科技之门。而它们更具价值的所在，是用神话的浪漫与历史的宏阔，为科幻创作打开了新的美学生长空间。如《梦断敦煌》的起笔“狂风呼啸、黄沙漫天。龙翔宇在冰冷的沙砾上艰难地爬着，……鲜血渗透了破碎的铠甲和战袍，在他身后留下一片染红的沙土”，“身后，如血的残阳‘轰’地坠入苍茫的群山，天地陷入死一般的黑暗”［10:4］，用电影镜头式的场景呈现手法，将读者带入苍凉厚重的历史之中。摒弃了1980年代科幻小说惯用的二元对立敌我斗争模式，《梦断敦煌》将辽远的历史画卷作为科学幻想的建构背景，一方面使作品拥有了超越现实的开阔视野和庄重气象，另一方面也带给读者陌生的惊奇和审美的喜悦。相比神话文本、《故事新编》里的肆意想象，科幻小说的想象因为有了“平行宇宙”学说的物理学基础而更富于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并不影响文本的感性表达。影壁上的持琴飞天画像画的是智星的信号智能人3号(《持琴飞天》，1991)，东方大地上的三皇五是外星人的后代(《忆秦娥》，1993)，古壁画上会有飞碟，而这个飞碟是未来地球遭核战毁灭后飞到天龙α星的人的后代所乘坐的(《飞碟白梅花》，1995)……与上古神话中人、神、兽异类相生带来的怪诞效果一样，上述科幻小说里作为异类存在的外星人成了人类的祖先，同样也带给读者类似的思维变异产生的夸张、惊奇感。但正如苏科•达恩文指出的，尽管神话与科幻同样将陌生化作为形式手段，用怪异、变形的想象物让读者产生惊奇、兴奋的阅读感受，两者在审美认知上却有根本不同:神话传说构筑的是“一个无视认知的可能性的封闭的平行世界”［11:8］，想象力的伸展是为了自我满足，而科幻则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象力是它用以“理解现实中潜在的倾向性的手段”［11:8］，无论是穿越时空的武士，还是外星人祖先，这些科幻世界的超自然想象虽然极致张扬，但其根须依然深扎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想象与现实间的巨大张力，不仅增强了美学的表现力、想象本身的神秘与怪诞，还为以精确、清晰、严谨的技术之美为主导的科幻美学空间增添了不确定、难以捉摸的诗学魅力。这些科幻小说选取的神话原型蕴含着一种神秘的生命情结，而这种生命情结，又恰好与这些科幻小说创作的现实焦虑———民族文化传统的焦虑相呼应。对种族繁衍的思考，使神话与历史在科幻中变得格外有分量，现实的投射也格外分明。

科幻创新作文篇4

1.挖掘儿童绘画的天性，延续儿童绘画热情，打好科学幻想绘画的基础

科学幻想绘画是以科学幻想为前提，以绘画艺术为基础的少儿科普活动，如果没有扎实的绘画基础。再好的科学幻想，也不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因此，必须抓住儿童绘画的天性，延续儿童的绘画热情，才能更好的展现科学幻想。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历，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好像都是天生的小画家，都有展示自己的欲望，只要给他们一张纸，一支笔，他们随手就是一幅画，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地上，墙上，家具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创作园地，他们的绘画热情为什么这样高呢？因为他们的语言交流能力还处在发展阶段，文化知识也才刚刚起步，因此，绘画成了他们与人交流，抒感，向往美好未来的主要途径，但到了中高年级，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和语言的交流能力及文化知识的提高，他们与人交流，抒感的方式就会多元化，就会由绘画这一途径转移到语言文字等方面。因此，他们的绘画热情就会减退，为了使儿童的绘画热情得以延续，我在中高年级的美术教学中，借助低年级建立的绘画基础，让学生放开思路，大胆幻想，捕捉灵感，让他们明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例如，没有一百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的大胆想象和勇于实践，就不可能有今天已经普及的航空运输事业。在教学中，及时肯定同学们的成绩，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只要他们动手画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长处，我都予以肯定，如在一次活动中，恰逢雨季，有位同学说：老师，我们这里的雨太多，都快成灾了，可沙漠地带却那样干旱，如果将多余的雨下到沙漠里，那该多好啊！我抓住这一闪光点，给予极大的鼓励，我说：那你就想想办法，让这里多余的雨下到沙漠里去，你就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了，这位同学得到鼓励后即兴创作了一幅《我要让沙漠变绿洲》的科幻画，这幅画在当年我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科学幻想绘画二等奖。另外，我借助小学生好表现的特点，将他们的作品多次展示，在整个校园掀起了人人都画科幻画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学习氛围中，许多同学享受到了成功之后的快乐，这样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画展，是延续学生绘画热情的又一途径，从而为科学幻想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开展科幻交流，展现科学幻想的魅力

为了引导少年儿童进行科学幻想，着眼于未来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畅想和展望，使他们从小尝试手脑并用倡导科学与艺术的融汇交流，我根据少年儿童进行科学探究的规律和特点，以及科学知识的水平，结合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经常组织他们收集科技资料和科学家创造发明的典型事例，以故事会的形式相互交流，然后展开科学幻想，再把各自的想法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思考其活动结果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使他们得到了较大的科学幻想和动手展现的空间。并将他们的活动成果在全国进行交流，多次组织他们参加《双龙杯》，《金星杯》等全国少儿书画大赛，近年来曾有三百多幅绘画作品，分别获得钻石杯，金杯，银杯，铜杯等不同等级的奖励，从而在我校掀起了开展科学幻想交流，展现科学幻想魅力的新高潮。

3.坚持兴趣小组活动，提高科幻绘画的科技含量

科幻创新作文篇5

[关键词]新时期;科幻电影;审美特征

在20世纪的后30年里，美国科幻电影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科幻电影逐渐被“视觉媒介”所主宰，专注于特效技术，创建出宏大的虚拟世界，将人物和事件从视听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77年，由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的太空歌剧《星球大战》以其天才般的惊奇感视觉效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开创了科幻电影新时代。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制作的特技效果使场面非常炽烈火爆，这标志着科幻大片的出现。①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改变了科幻电影乃至科幻整体的文化逻辑，对电影本身也是一次革命性变革。在这场从美国向全球扩散的“星球大战”潮流中，科幻作为一种“世界语言”也传到了中国。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零星地引进了几部美国科幻片，如1980年央视播出的《大西洋海底来的人》、1985年上映的《超人》等，造成了一股收视热潮。虽然当时引进的科幻片数量很少，但对于还处在萌芽期的中国科幻电影来说，这几部科幻片对于中国人对科幻电影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从中获得启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他们自己对科幻电影的想象。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对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成为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这象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科学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新时期，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国家对科技和文艺日益重视。其中包含了人们对新时期的期待：开始不太去谈政治，而是相信科学技术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极大地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此时作为电影基础的文学剧本，其思维早已超越摄影机的镜头之外，在想象中寻找到了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②。从最初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到后来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等，科幻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除了表现对未来科技的美好想象，还容纳了很多科学以外的东西，比如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忧虑，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及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商业文化、未来文化既期待又担忧的心情。这就是科幻文化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所代表的特殊含义。所以，科幻小说变得比最初《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故事更复杂。1983年，科幻文学被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被列入了“精神污染”的范畴，走向了低谷。这是因为有些故事推敲起来似乎不那么科学，而是承载了很多科学之外的东西。

科幻电影作为电影艺术中的一个类型，终究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点宝贵的痕迹。在改革开放之后到新世纪之前，国家每年会投入一定资金支持中国电影的创作。当时全国有十几家电影制片厂，但由于资金有限，每个电影厂出品的电影非常少，每年加起来不到一百部，这其中就包括几部科幻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业因为还没有票房意识，电影票房不分账，人们评价一部片子从未以片子卖了多少钱为依据，而是要看影片质量和群众口碑。因此电影工作者们对剧本的钻研充满热情，注重怎样去讲好故事，拍好电影。在他们的积极探索下，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科幻电影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1980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科幻电影问世了，这就是根据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同名小说改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出现了《错位》《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魔表》《隐身博士》《毒吻》《疯狂的兔子》等科幻电影。在这些电影中，展现的是故事复杂性背后更丰富的内容：不仅有对科学和人性的歌颂，还有对环境的忧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超自然元素等。新世纪以后，随着电影逐渐采用了电脑售票、票房分成的制度，再加上影院的改造，一方面使得电影业具备了奖励机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业化因素掺杂到电影创作中来。因此，本文将围绕新时期（1978―1999）的八部国产科幻电影展开分析，并结合当时的创作背景，概括其审美特征。

一、现实性

现实性是新时期中国科幻电影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幻片普遍离现实太近，相比同一时期的美国科幻大片，缺少对人类所处现实世界之外的异世界的想象，如星际航行等，主要内容仍然是围绕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展开。这样生活化的故事，一是易于创作和接受，其中没有以特别高深的科学理论做支撑;二是易于拍摄制作，无需太多特效，制作成本较低;三是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地位以及每个人的地位，决定了科幻电影创作者的视野，很多现实的因素困扰着创作者，导致想象的翅膀因负载太多而无法飞上“迷人的高度”。

《错位》讲述的是局长赵书信为了应付各种冗繁的会议，做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影片正是围绕机器人与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隐身博士》虽然与英国科幻大师威尔斯的名篇《隐身人》题目相近，但却失去了那令人神往的奇幻色彩，与隐身术相连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甜酸苦辣以及文物被盗、银行被抢等社会治安问题。《疯狂的兔子》虽涉及了星际文明的主题，创作主旨却是“人类失去良知，世界将会怎样”。影片对这一后果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进行表达，但前后人物与外星人并没有正面接触，故事的想象空间还是局限在人类世界。新时期的科幻电影虽然受拍摄条件的限制，缺乏独特的创作视角，一些精巧的构思没有得到充分的延伸，但现实性的叙事主题充分注意到了对人类生活的观照，做到了以情节动人。

这种现实性特征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们对科技的怀疑，对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关注。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人如何幸福地生活，如何更好地建设祖国家园。再加上科普事业起步较晚，因此人们不太会去想象地球之外是什么样子。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没有达到美国科幻大片中超现实的“迷人高度”，但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非技术至上的视听奇观性

所谓奇观，就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③新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在视听奇观上既没有走美国式的技术至上的道路，也没有走“烧脑”式的构思精巧独特、出人意料的路线，而是通过驯服技术和资本，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但这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影片通过摄影技术和道具，对一些科技或科学现象所产生的细节效果进行了夸张的艺术处理，在身体奇观、场面奇观、独特的话语性方面满足了观众的新奇感。

（一）身体奇观

身体奇观就是调动各种电影手段来展示和再现身体。④譬如影片中机器人身体的奇特构造和人所赋有的超自然能力。《错位》中机器人在公务应酬中因喝酒体内着火以及如何灭火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观看欲，激发了对机器人的遐想。

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受“特异功能热”的影响，科幻电影里也出现了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霹雳贝贝》中的贝贝因为在出生时有外星飞碟经过，使得他出生后双手带电，因此他的成长经历和同龄人相比也颇为传奇。例如，贝贝可以用手控制交通信号灯，在足球比赛中可以百发百中，甚至触摸了一位盲人老爷爷后治好了他的眼睛。

（二）场面奇观

所谓场面奇观指的是各种场景和环境的独特景象。⑤据《珊瑚岛上的死光》导演张鸿眉介绍说，当年拍摄此片时，用的全是硬特技。片中的某些特技镜头（如海边公路飞车打斗的场面）是请海外的电影公司拍了空镜头，到国内将这些镜头与人的镜头剪接而成。激光则是一格一格画到胶片上去的。影片结尾，马太博士岛被一颗定时核弹彻底摧毁。特技人员没有高科技手段，便将黄土倒入盛满清水的玻璃柜中，拍下黄土徐徐散开的镜头，再把画面翻转，在银幕上呈现出蘑菇云翻滚上升的壮观场面。虽然画面非常粗糙，但是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视觉冲击。

（三）独特的话语

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与图像相辅相成的，既可以是理性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且话语的主体都是“非人类”。

在《大气层消失》的开头，小主人公家的一只大白猫在太阳黑子出现的那天上午九点突然会说话，并告诉小主人：由于太阳黑子运动和地球臭氧层产生空洞，动物和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寻找污染源的路上，他还遇到了会说话的狗、污水里的鱼、白马、鸽子、黑熊等动物。动物在电影中扮演的是警醒者。动物会说话，这看上去带有童话色彩的情节，却理性地传达了令人深思的哲理。通过站在动物的角度来批判环境污染与人性贪婪，使观众对生命的真谛有一番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由此可见，新时期的科幻电影在打造视听奇观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影片的叙事性，也没有过分炫耀或滥用技术，而是十分注重生命的表达，并且具有一种真切而值得咀嚼的意味，赋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三、矛盾性

反观新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竟没有一部是在完完全全表现未来美好世界，结局一致为反科技、反超自然能力，以及在未来与传统之间的迷茫。这种矛盾性，既有社会的矛盾，也有个人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对科技、超自然能力的渴望与恐惧，既未来又传统的文化符号。

（一）对科技、超自然能力的渴望与恐惧

在《魔表》中，身体变大的小男孩康博思最终选择变回原来的样子，因为长大后身体强壮固然好，但家里的亲人以及周围的同学都认不出他来了，爸爸妈妈把他当小偷，使他无家可归，学校里的同学把他当叔叔，一个人在外谋生勉强存活使他备感痛苦。这种痛苦加深了他对童年的眷恋，他希望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去享受属于自己年龄应有的欢乐。

又如《大气层消失》和《毒吻》，影片始末一直在强调科技的发展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里面处处体现的是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是热爱这个世界的，另一方面他们痛恨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他们深深地担忧着未来。

（二）既未来又传统的文化符号

新时期的科幻电影里那种既未来又传统的文化符号，是中国人对未来世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想象的缩影，象征着当时的人们在未来与传统之间徘徊的矛盾心理。譬如，《错位》中象征着未来的机器人在偷偷犯了一系列禁忌之后，预测到他的创造者会结束他的生命。因此他走向了一望无际的荒原，等他停下来再向回看时，竟看到了不远处的土堆上突然出现“老子坐在书桌前看电视”。电视里发出了动感的音乐，还伴随着无比惊艳的外国人扭动的身体。随后，老子关上电视机，拿着本线装书站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切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未来与传统在这里发生碰撞，使得机器人决定回到人类世界。

虽然影片最终的结局都是反乌托邦的，但影片里并没有一味指责科技、超自然能力带来的恶果，而是把人物还原到本来就很复杂的环境中，使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和事物内涵的多面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引发人们对人性本质的思考。

四、结语

总之，新时期（1978―1999）中国科幻电影不仅见证了中国科幻电影初期的发展历程，还表现出了现实性、非技术至上的奇观性、矛盾性的审美特征。因此，我国的科幻电影人在当下创作科幻电影时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些特征，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幻电影的创新和进步。

注释：

① [英]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邹赞、孙柏、李h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页。

科幻创新作文篇6

关键词：科幻影视文化 大众思维

笔者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为《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这是由科普文艺作家叶永烈先生于1961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笔者当时还为这个电影里所描叙的未来世界感到惊叹，无法想象，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人类未来的生活是否会像电影中演绎的那般美好。如今，我们曾经认为的未来世界在哪里？纵观当代国内的科幻影片，在我国现代文化发展中几近凤毛麟角，除了近两年热映的欧美科幻电影《2012》和一部奇幻的《阿凡达》之外，内地科幻电影成为了稀缺品。然而，透过这两部科幻影片票房的火爆，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对科学的喜爱和幻想的需求度都比较高，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在如今如火如荼的国产影视制作中，为什么国内的科幻影视题材如此少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首先，我们要了解何为科幻文化。《辞海》对“科幻”的定义是：“依据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成就，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可能达到的预见，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人类利用这些新成果完成的某些奇迹。”从这些词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科幻文化是有一定科学理论基础的，这种文化是积极向上的前瞻性文化艺术。科幻即科学幻想，这种文化现象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而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越高，科幻文化的发展也就越发达。科幻文化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远景或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其特点是以人类的科学探索精神为弘扬标准，以探索不可知的世界和科学现象为前提，展现出一种可能和推测。例如，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是法国影片《机器屠夫》，这部时长1分钟的短片向人们展示的是生猪在机器的控制下如何生产出火腿、香肠、排骨等食品。这种全自动化生产条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具备的，不可想象的，如今，却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除此之外，法国电影大师梅里斯推出的《月球之旅》，可谓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题材电影，影片表达了人类登陆月球的美好愿望，这在上世纪中叶我们就已经实现。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幻文化的想象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也是在人类科学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的。

何谓大众思维，大众思维代表什么？大众思维代表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以及大众对未来和人生的态度。任何人都具想象力，都应积极处事，这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高低的表现。如美国拥有开拓性的移民文化，其特点是探知未知的世界，适应不同的环境，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具有相似性的科幻文化才能在这个国家更好地发展并生根开花。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优秀的科幻电影均来自这个国家，这些科幻作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大众思维，并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都有体现。

一部好的科幻影片能带动一个时代的审美和设计思潮，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在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带动人类的遐想，拓展思维，展望和改变未来。比如在精神领域，人类可以从科幻类影片中体验新奇，也能更多地从中引起人们对个人世界观和发展观的反省。《2012》这部影片对人类的生存状态透过影片提出了隐忧；《阿凡达》也对人类野蛮破坏生存环境后的人类生活提出了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都突破了我们的固有思维，扩大了我们考虑事物的范畴。科幻用一种假设来提前告知人类，使普通民众了解事物发展的结果。

科幻题材影片目前在我国的现状是，人们对科幻题材的内容能理解和欣赏，并多有强烈兴趣，这从《阿凡达》一票难求的卖座情况就可以看到。然而，国内观众对这类题材作品的喜爱却不能在国产影片上获得满足，国内电影制作也无法填补这个巨大的市场，只好看着经济利益外流。究其原因，我们的有些制作班底缺乏创造力，编创人员在主观上缺少能动性，固守成规，只想表现和反映现实生活，虽然这只是一种最原始的基本感受的表达，但我们更需要再长远一点的思考，因此，国内电影制作在题材选择上到了该转换和更新思维的时刻了。说到这些，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在我国做科幻题材影片条件还不成熟。笔者以为，就目前国内的电影市场来看，在我国要做好科幻影视，缺乏资金还不是关键问题，制作技术也可以多途径解决。再看2010年的俄罗斯最卖座影片《古墓迷途》，这也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科幻影片，笔者观后感到，科幻题材同样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并能够低成本、低技术、高票房，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剧本，一个优秀的剧本，是一部优秀影片的先决条件，对影片的成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的科幻电影作品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更大胆、新颖的创作思维，所以，科幻影片创作需要首先在老旧题材上突破更新。

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当很多国内的导演还沉醉在对过去影片的传统和过去式的再修整、翻拍时，我们也要正视国外的导演已在更深层次地展望、思考着未来。作为电影工作者，多思考未来，以电影这种最为直观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去启发人类思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对电影、人类和未来负有的责任。

（注：本文为2009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动漫艺术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09C1264 ）

科幻创新作文篇7

优秀的教育背景让他顺利游走于技术与文字的边界，他的文字犹如带着镣铐起舞，以最诡奇的姿态，跃升至一种新的高度，故事兼备逻辑的严谨与想象的超脱，极具代入感与视觉冲击力。他的作品总是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长篇科幻新作《荒潮》就用最尖锐的视角，提出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技术、劳动关系、社会结构甚至人的异化。

对陈楸帆来说，科幻作品的创作是一种不断寻找与发展的过程：从传统中以新的角度重新探索，遗忘的事物重新被提醒、发掘，在另一种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空间，诞生出全然不同的生命。

你的《荒潮》之中密集丰富、同时精准的技术描写，增添了故事的真实和震撼，那么你在创作过程里，是如何搜集和完善这些描写的？

A：一方面我会在平时的阅读浏览过程中注意收集素材，尤其是一些技术新闻和业界动态；另一方面，在写作中遇到需要攻克的知识难点时，会通过搜索引擎、维基百科及书本进行研究学习，或者找相关专业领域的朋友咨询，虽然不像科研一样严丝合缝，但基本信息要正确。

Q：一些科幻作家在评价这本书时，提到故事里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冲突，这些冲突让《荒潮》这个故事读起来复杂而且丰富，比如资本入侵对生态的破坏、人机融合、族群冲突，此外还有人类情感冲突，甚至民俗和宗教层面的思考，你在创作时是如何安排这些冲突的？

A：在动笔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画脑图（FreeMind），这是一种用于项目管理的思维工具软件，可以帮助人整理纷繁复杂的线索，将材料分门别类、建立联系。我的努力主要在于如何把它们有机地编织成一幅全息立体的图景，从不同侧面、角度折射出一个可能的未来。最终我的办法就是像《冰与火之歌》那样选择不同人物的视角（POV），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然后人物间互相碰撞带出主题的碰撞。困难之处在于保持主题和人物均衡。

Q：在《荒潮》中能够看出你对自己文字的高标准，在你描写到硅岛荒凉的环境，叙述硅屿被世界遗弃遗忘的过程里，仿佛也能读到你对这种资本破坏生态的愤怒，在现实中现在这类事情也比比皆是，你可以借此谈谈科幻小说的创作意义吗？

A：对我来说，科幻是一种开放性的现实主义，我的作品所关注的内容包括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社会变化、技术发展中人的异化等。都与我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有关，将变化中的中国的痛苦书写出来，恰恰是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它逐渐变好。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所以，科幻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主流。

Q：国外很多电影大片都是科幻题材，而中国的电影鲜有这方面的题材，你怎么看？你身在科幻圈子，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怎么看？

A：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美国和欧洲历经了工业革命到信息技术革命的完整过程，他们的人。包括观众及影视创作者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是比较成熟的，因此科幻电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事物。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断裂的、跳跃的、浓缩的，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但可喜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起步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靠拢。我们正在培养一个庞大的具有科学素养的读者/观众群体，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将会从事今后的影视创作，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Q：你拥有很好的学历背景，让人羡慕的工作，为什么还有兴趣写作科幻题材的小说，你认为，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A：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自我发现与塑造的工具，和学历背景工作都没关系，任何人都可以写作并从中获得乐趣。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我能接触到比较多的最新科技动态、有趣聪明的人，而且可以去很多地方游览，增长见识，我都会把这些元素运用到写作当中。

Q：你的很多作品都有很强的哲学思辨和宗教意味，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

A：小时候我会经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是我，而不是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胡思乱想多了就变成了所谓的哲学思辨；再者我跟宗教很有缘，身边总会遇见基督徒或者学佛的朋友，我也会去教堂或者各种寺庙观察信徒们的行为，思考其中的意义，然后用文字表达出来。

科幻创新作文篇8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娘子关发电厂工作。“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刘慈欣看来，他就是一名工程师，每天朝九晚五，下班后回家给家人做饭。在科幻小说读者的眼中，刘慈欣是“神一般的人物”，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大刘”;在同事眼中，刘慈欣是“刘工”。甚至还有位同事惊诧地跟刘慈欣说：“刘慈欣，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他竟然也叫刘慈欣！”刘慈欣所在的单位是基层部门，他和同事们在一起从不谈科幻，也不谈写作。

“我生活在一个中小城市，一般不会受什么打扰。”刘慈欣反复强调，他是个标准的工科男。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偷偷看爸爸藏在床底下的书，从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到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和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

刘慈欣认为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科幻迷。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关注科幻领域。如今的刘慈欣，每天都要跑步10千米以上。“我是在为登上太空作准备。”刘慈欣说。现在私人上太空，每人花费是2 000万美元。他觉得如今科技发展迅速，在他有生之年，价格一定会降到他能接受的范围内。

莫言评价刘慈欣的作品：“他利用深厚的科学知识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把人间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独特的趣味，而这样的能力我就不具备。”但在刘慈欣看来，他写科幻小说，不过像别人记日记一样，是一种“寄托”。“我很早就开始写科幻小说，那时还是用信封投稿，不过那时候收到的都是退稿函，甚至很多投稿都石沉大海。”在刘慈欣的记忆里，《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中国出现了科幻文学，但因为某些原因，科幻文学好像一夜之间全消失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普及以后，他才重新开始创作、投稿。

“文学的成功，虽然和作品的内容有很大关系，但有时候也要靠运气和机遇。”刘慈欣说。他之所以能“成名”，很大成分是靠运气。刘慈欣写的科幻小说，讲述的是现实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世界，把宇宙与未来的各种可能排列起来，与预言不同。

在写作上，刘慈欣一直追求创意，没有灵感就不写故事。他的创作过程比较独特，习惯把所有的故事全都在脑子里设计好。“在脑子里的创作一年或者更久后，写出来的时间其实很短。”刘慈欣觉得自己的作品还谈不上世界高度，因为科幻文学的中心在美国。

“只要你迷上一个东西，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有意义。”刘慈欣说。水电领域创作科幻小说的不止他一个人，他从科幻迷走上创作之路以后，只能说写科幻小说慢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事业，不再是纯粹的爱好。

科幻创新作文篇9

生于1963年的刘慈欣，成长于“时期”。同那个年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青少年时期，他深受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喜欢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文学的厚重以及带着粘滞感的语言，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字表达。“我的语言风格很想追求像俄罗斯文学那样平实、厚重的质感，结果平实学来了，厚重却没学来。”他谦虚地说。

偶然从父亲箱底翻出的繁体版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把刘慈欣带入了一个迷人而有趣的科幻世界。他是1979年创刊的《科幻世界》的忠实读者，从创刊号一路看到今天。1981年的一个冬夜，他读到一本名为《2001太空漫游》的科幻小说，这本西方科幻三大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的代表作，改变了他的一生。2008年，在得知克拉克去世的消息后，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慨：“27年前，是他让我产生了写科幻的念头，《2001太空漫游》告诉我科幻能够怎样展示宇宙的广漠和神奇；《与拉玛相会》则让我看到了科幻怎样像造物主般，创造出一个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以后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对这两部经典，拙劣的模仿。”

刘慈欣很早就开始尝试科幻创作，《带上她的眼睛》的初稿就是在初中时完成的。后来他陆陆续续也写了一些作品，并向《科幻世界》投稿，可是并没有被录用。“我写作肯定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发表。”工程师出身的刘慈欣非常现实也严谨，在对科幻刊物进行仔细分析之后，他把《带上她的眼睛》做了修改，文章被发表了。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很快就受到关注。2004年，未见刘慈欣其人只见其文的郑军（国内民间的科幻研究者和科幻作者，对国内科幻状况十分熟悉），这样形容他：“他现在能够高高跃起，肯定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助跑。”

郑军的猜测一点都没错。生活在偏远闭塞的山西娘子关的刘慈欣，在90年代末发表科幻小说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量阅读，涉猎广泛，科学、军事，只要有兴趣的题材都找来读。经历了那段时间的助跑之后，他终于高高跃起，成为科幻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从《带上她的眼睛》发表开始，刘慈欣带着一颗科幻迷的热枕之心孤独地创作着。2007年，从成都参加完世界科幻大会，回到自己生活、工作的娘子关，看着办公室窗外平静的山谷，周围熟悉的同事们、朋友们大都不读科幻，这一切与科幻大会上令人兴奋的热情和喧嚣相比，恍若隔世。刘慈欣知道一切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在大会上，一个科幻迷女孩的一句话一直刻在他的心里。那个女孩说：“希望你们能拉着我们的手在太空中飞行，在时间中看未来和过去，带着我们仰望星空，带着我们聆听宇宙中最深邃的思想。” 刘慈欣说，女孩的这番话也是三十年前自己想对科幻作家们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科幻作家尼尔・盖曼曾经说过：“写小说的技巧在于，你拉着读者的手带他们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并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当他们真正感到害怕时，你就把手松开。”刘慈欣说：“我想我是不会松手的。我自己就是科幻迷中的一员，我们只能手拉手走在我们的世界中。”

刘慈欣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幻迷，只不过现在在上面叠加了作者的身份。他说作为科幻迷的刘慈欣和作为科幻作家的刘慈欣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简单地从一个爱好者的角度去关注科幻，后者则把科幻当作一个事业，所以会关心科幻的市场、关心读者的取向、关心科幻文学和影视的结合等等。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时候，刘慈欣形容“科幻市场和作品的关系不是X＋Y，而是X×Y，一个为0则全部为0。他说，如果没有市场，只在小圈子里弄的话，即使写出来一朵花来，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作为一名科幻迷，又超越了一名科幻迷，刘慈欣时刻关心、思考科幻发展的未来。

对话 书香两岸X刘慈欣

书香：在《三体》系列中，您更在意所创造出来的科学形象，还是关于人性的思考？

刘：我的所有作品，最在意的就是它的科学构思，至于人性的思考，顺其自然吧，主要还是架构科幻构思所产生的故事，所以人性的思考或是人类社会的思考所蕴含的东西，并没有事先设定。

书香：科幻是大众的文学，如果小说中有更多人性的思考，是不是可以被更多非科幻核心读者所接受？

刘：让科幻走向大众是每一位科幻小说家的愿望，所以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这确实也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包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科幻小说本身是建立在对科学的神奇感之上，一种与现实疏离的感觉，可是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让这种感觉消失了。比如现在采访的时候，放在桌上的东西，在以前就是很科幻的，可是现在已经成为现实。科幻的黄金时代是在科学飞速发展但还没充分发展起来的年代，科学展示了种种可能性，所以有很强的诱惑力，而现在相当多的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人们对科学的疏离感也渐渐消失，这对科幻小说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地方，也是最大的困难。

书香：您如何看待科幻小说中的科学理念？

刘：科幻文学中的那些理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念，它只是科学在文学中的映像，理论是不严格的，只是在科学基础上展开的想象。大部分这种科学的想象只是为了产生一个好的故事。

科幻小说作者99%的努力，都是在写出一个好的故事，而不是想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批评什么社会现象。如果一个好的故事诞生了，本身肯定会带来很多思考和启示，但最初，作者所做的努力就是讲好故事，至少我是这样的。

书香：《三体Ⅲ》里面放了很多东西，您自己也说过理想的写作时间是三到四年，但您好像有一种危机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刘：这种危机感来自各方面，从小的来说，我毕竟是业余写作，写作状态与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工作很紧张甚至遇到变动就写不了，你不知道下一本书什么时候能写出来。另一个是大环境的问题，科幻毕竟是太平盛世的文学。再一个，是创作上的考虑，有些想法就希望赶快把它写出来，《三体Ⅲ》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如果真的事无巨细地写出来会变得很长，最后的震撼力也就不够。而且我当时也打算搭起一个大框架，将来可能可以写续集或者是外传，现在看来很失策，别人都写了。

书香：读您的小说很有画面感，您写作的时候会有那样的感觉在吗？

刘：有的。我脑子里画面感的东西很强。很奇怪。包括一些大的数字都会转化成画面。创作的时候都有这种画面感，但是并不是有意的，好像我为了拍电影写成画面感，可能我看的电影很多，所以受到了影响。

书香：您在《南方文坛》上的文章曾经说道：“科幻文学描写的重点应该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科幻给文学一个机会，可以让文学的目光再次宽阔起来。遗憾的是，我自己并没有尽早看清这条路，而是在另一条歧路上越走越远，目光从星空收回，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

刘：以前创作的时候，目光真的是一直盯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后来到了《三体》就渐渐地关注到人类自身上来，当然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是什么缺陷，但是这个趋势如果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就偏离了我的科幻理念。科幻本身最关注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在科幻里还是过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话，就会把科幻本身的特性消磨掉，这样科幻就跟其他类型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三体》本身就过多地融入了人类本身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就是从《三体》开始察觉到这点的，我想下一本书应该会有所修正。

（编注：刘慈欣曾经写过题为《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的文章。在文章中，刘慈欣认为，目前的主流文学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只关注人与人性以及与人性有关的一切。他说“科幻文学，其实就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科幻把文学重新与宇宙联接起来，让人与大自然关系重新进入文学，这确实是文学的一个超越自恋的机会。”）

书香：《三体》带来了科幻出版的热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科幻的繁荣跟各个方面都有关，有作家的因素，有读者的因素，还有很重要的，出版方的运作的因素。你说《三体》的出版会带来什么，还有待观察，它带来的效用都不明显。因为需要后续的作家来填补后面的空白，至少现在还是缺少在大众中有影响力的作家，当然也出现了这种希望。比如说钱莉芳的《天意》，她的第一本小说就非常成功，如果第二本比第一本更成功的话，就是一种突破。但是光她一个人还是少，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作者。

另外一些作者，比如江南、今何在，他们都在写科幻而且销量也都很好，在市场上很成功，但是以往科幻界往往忽视他们的作品，提到国内的科幻原创时，常常会把这两本书（《上海堡垒》、《十亿光年》）排除之外，但是它们是地地道道的科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还是比较少的，希望后面能跟得上。

科幻创新作文篇10

今年3月，上海黄浦江上惊现万余头死猪。潘海天的小说《春天的猪的故事》四年前就预言了。

2011年7月23日，两辆动车在温州相撞，造成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韩松的小说《高铁》也提前预言了。

中国的现实一次次被科幻小说提前言中。中国的科幻小说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于“近未来”，成为现实的增强版。本届科幻文学的盛会“星云奖”索性把主题定为“科幻照进现实”。10月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及爱好者来到山西太原形似飞碟的中国煤炭交易中心参会，试图厘清科幻与现实之间越来越模糊的边界。

现实比科幻还科幻

广东人陈楸帆是本届星云奖的最大赢家，荣获三项大奖。其中，作品《荒潮》被评为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金奖。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硅屿——一座被进步浪潮抛弃的垃圾之岛，对生态灾难习以为常的麻木岛民迎来了不可预知的变化：宣称要用环保技术造福硅屿的外来资本精英；在底层苦苦挣扎沉湎于电子的垃圾少女；为拯救受未知病毒感染的爱子而不惜代价的宗族老大……

“陈楸帆的《荒潮》以罕见力度刻画出一个我们在有生之年就可能身处其中的近未来时代。资本入侵对生态的破坏、人机融合、族群冲突，这些现已开始的进程将塑造一个超出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和机器同时开始升华与堕落，创造出邪恶与希望并存的史诗，尽显科幻现实主义的震撼。”中国科幻代表人物、《三体》作者刘慈欣评价道。

“科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本身便是出自陈楸帆之口。2012年在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坛上，他在发言里说：“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荒潮》所关注的内容包括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社会变化，技术发展中人的异化等。“这都与我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有关，将变化中的中国的痛苦书写出来，恰恰是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它逐渐变好。”

在今年的星云奖上，“科幻现实主义”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研究弦论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淼说要关注现实，中国如今是最魔幻、梦幻和科幻的时代。

“如果每天要找国产科幻素材的话，那还真能找得到。”科幻作家韩松随手就搜集了许多素材：一个女子搞倒十个局级干部，一个女子弄到许多户口和许多房产……“这些本来都是比登月还要难的事情，但在现实中还是梦想成真了。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

韩松还有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韩松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实际上，他是每天凌晨写小说。

他的办公室在新华社新闻大厦15层，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党史、小说等各种书籍，几个粉嫩的Hello Kitty是其中最明媚的颜色。这个巨笔造型的大楼是北京二环内最高的建筑。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他们，要把地球管起来。

年初，新华社的官微消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2012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新华社总社采编部门、新华网和31家国内分社共2473人通过记者证核验。”韩松评论说：“又得到了一个科幻的题目：二千四百七十三人是如何把地球管起来的。”

新闻科幻无缝对接

韩松的小说一直与现实相关，是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一脉的代表人物。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都使他在科幻圈以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1985年，还在上大二的他发表了处女作《第一句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的名言是“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韩松想象如果中国人登月成功，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感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日渐繁荣，他觉得应该是“我们来卖东西啦”。“现在看很契合呀，我们现在把商品卖到了全世界，将来肯定要卖到全宇宙。哪怕你这个地方没有人，没有生命，我们也要来挣钱。”

中国的嫦娥计划开展得如火如荼，神十发射成功后，宇航员还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韩松觉得中国将衍生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太空文化。“国外就很关注中国的航天文化。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它上天后，肯定跟西方不一样。

他常说科幻的创意一定是来自现实。当他看到一个社区在搞老干部“四个贴近”活动时，就预测未来的中国火星定居点也将有类似的功能，一定跟美俄的不同。

2007年，当中国有了14名宇航员时，他让记者采访杨利伟时问他，根据，3名以上的党员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那么未来如果有3个或3个以上的中国人一起上天时，会不会成立党支部？

杨利伟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中国的航天员信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信仰使我们在太空中更加团结，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于是，新华社便了“Chinese taikonauts may build CPC branch in space（中国宇航员可能在太空成立党支部）”这样一条外电，很受关注。

韩松说，这不是科幻，这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不仅仅发展科技，还要有意识形态。一个党员和一个基督教徒在太空中的行为注定是不一样的。

现实的国情和社会氛围必然会映射到科幻文学中，让人有时不免混淆现实与科幻的边界。“这事太科幻了。”科幻迷们看到一些新闻经常这么感慨。

《荒潮》的原型是贵屿，离陈楸帆老家很近。央视今年6月报道称，这个人口不足20万人的小镇，遍布着3200多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从业人员多达7.5万人。这个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在创造了一个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同时，也把这里变成广东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2006年至今，贵屿镇90%以上的儿童受到过重金属污染，其中铅超标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电子垃圾让孩子们的抵抗力普遍下降，容易患病。在贵屿镇一所大约有400多名学生的民办学校里，每天几乎都有十来个孩子因为生病而无法前来上课。

韩松经常被人问到如何在新闻和科幻中转换，有无分裂感。他觉得两者是越来越统一了，“新闻就是科幻嘛”。

一语成谶的科幻小说

国庆期间，北京再度陷入雾霾的包围之中。韩松想起陈楸帆七年前的旧作《霾》，“实在太像了”。“老孙住在十七楼，正对着大路，没遮没拦的，要是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那准是起霾了。窗外一片晦暗，使劲望出去，才能看见朦朦胧胧的楼房，在灰黄的背景间露出轮廓，像是砂色的凸版画，路上的车都开着大灯，喇叭响个没完，在交叉路口车挨着车，乱成一团。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罩着个带过滤嘴的面具，跟猪头怪物似的，成群结队地在道上走着，倒是比开车要快。”

这简直是北京当下的写实。对此，韩松则一本正经地写道：“中国大污染是美帝搞的一场气象战。不过有污染其实也还是挺好的。现在美国重返亚太，煽动日本在那里跟中国打一仗。但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想到，把北京罩在了大雾中，日本的飞机来了，美国的导弹来了，不就看不清目标了嘛。”

韩松的小说《高铁》开头描绘了两车相撞：“车厢破裂了，噪声震耳，四面透气，看得见在外奔跑的原野，但很不清晰。发生了什么事？隐约记得，像有过几次震荡。兴许是冲撞吧，或者爆炸。但是，列车仍在行驶，没有停下。”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这本书已经写完，那晚他正在家修改。当新闻从手机弹出时，他漠然地看了一眼，继续改小说，并没有赶到单位与同事们一起组织报道。“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必然的，发展速度那么快，很多基础的事情没做好，迟早会出事的。”一直到第二天，他才从小说中回过神来——这是现实中血淋淋的事故啊。

此后，铁道部的事故应对让他很愤慨：“我们热爱的科幻在过去的七天中一下就显出了它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

这些事件也为韩松的一句话做了注脚：科幻就是明天的新闻。科幻小说中的预言在现实中屡屡应验。

今年3月，万余头死猪漂浮在上海黄浦江上。“春天快结束的时候，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水文巡视员在例行巡逻中看到惊人的一幕：成群的猪顺着冲沟刷刷刷地往低洼地里滚，数量之大，触目惊心。”2009年，上海科幻作家潘海天从“猪坚强”身上得到灵感，写了诡异离奇的《春天的猪的故事》。

韩松觉得这不是巧合，因为科幻作家很敏感，对未来有一种忧虑，会把现实中一些苗头性的东西放大，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一场大灾难。“科幻小说的核心就是现实，它有严格的逻辑性。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种灾难性的事情越来越多，你随便写一个就有可能撞对。科幻描写得再荒诞，有一天都有可能实现。这就是科幻有意思的地方。”

科幻的生活方式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一直跟现实休戚相关。1983年，中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也不能幸免，被打成“精神污染”和“伪科学”，全国不准写科幻，不准发表和出版科幻，这是中国科幻的黑暗年代。

1993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一年，成为中国科幻重装上阵再出发的一年，科幻“新生代”集体登场。直到《三体》的横空出世，中国科幻文学又迎来了朝阳时代。在当下，科学加文艺，渐成一种生活时尚。科幻迷们办网站，办沙龙，拍电影，画漫画，搞翻译，建组织，办读书会。一些中国的知名作品被译为外文，推向世界。有乐观的论调称，世界的下一个科幻增长点在中国。

科幻的走红离不开中国这些年的极速变革。“中国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国度，而科幻解放了想象力，同时，科幻作品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也不是简单的科普，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韩松在博客中写，“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往往直接来自作者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所以打动了人。”

在早期的科幻作品中，恢弘的太空史诗是创作的主流，文中时常可见冷战时期的特有思维，故事结构多向西方的名作致敬。发展至90年代后期，科幻作品一度陷入低潮，“软科幻”作品横行，作者们长于言情而弱于科学，曾有人调侃，只要在《还珠格格》的最后加上一句，其实紫薇和尔康都是外星人，就是一部成功的科幻作品。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科幻作品开始多元化，越来越多现实的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即便在视野投向茫茫星海的《三体》中，开篇仍包含对的反思。

而如今，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眼中，科幻的基础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是一个科幻色彩浓厚的国度，你可以看到最原始、最粗鄙的现象，与最前卫、最未来的理念，并行不悖。我们生活在其中，过去、现在、未来，巨大而断裂的吊诡感、戏剧感、身世之感，可惜主流文学不争气，没能表现其中的万亿分之一。”陈楸帆说。

在他的作品《鼠年》中，主人公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徬徨徘徊，最后只好响应号召，加入灭鼠大军。这种鼠，是生物科学大发展时代变异的 “新鼠”，战斗极其残酷，最后灭鼠队自相残杀，人性毁灭。仔细读来，又哪里仅仅是在说老鼠？

陈楸帆认为“科幻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他更愿意将其理解成一种话语策略。“科幻小说是一种逃避主义色彩很强烈的类型，但同时，它又十分积极地用想象力去介入、扭曲并改造现实，像现实的哈哈镜像。”

于是，在荒诞的现实之下，科幻文学恣意生长，璀璨星河中飞船穿梭，黑暗森林内人心诡诈，拨动时间的机器，操纵暴雨的病毒……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飓风扫荡着我们的认知世界，然而仔细观察飓风起源，不过是一个个在尘世中奔走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