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教案十篇
时间：2023-04-11 04:52:44
拿来主义教案篇1
教学目的
一、理解这篇杂文语言犀利、幽默的特点；学习本文运用比喻进行论证的方法，正确理解各种比喻的含义。
二、理解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
教学时数两教时
教学过程
第一教时
一、导入新课。
随着我国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外的科学、文化、技术以及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生活作风等等也随之大量而来，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才是正确的呢？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拿来主义》，从中可以受到启发，得到教益。
二、指导预习。
读“预习提示”。“提示”有两段，第1段写什么？学生回答后要求思考：鲁迅先生在提出“拿来主义”之前，为什么先批“送去主义”？由此理出文章结构层次，归纳每部分的大意。第2段写什么？学生回答后，要求阅读课文时勾画出犀利、幽默的词语和比喻论证的语段，并体会其含义。
三、研习新课。
1.分析写作思路和课文结构层次。
提问：作者要论说的是“拿来主义”，为什么课文前半部分写“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
讨论、明确：作者要论说的是“拿来主义”，但它是针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近代的“闭关主义”必然导致“现在”的“送去主义”。“送去主义”是一种有往无来的卖国行径，必然导致国势日弱，被动挨打，从长远看，将造成亡国灭种。因此，采取与“送去主义”针锋相对的“拿来主义”就刻不容缓。“送去主义”和“拿来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破”正是为了“立”，“破”得彻底，“立”得才牢靠。这个问题弄明白了，作者的思路和文章的结构层次就基本上清楚了。
全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4段）：揭露批判“送去主义”的实质及其严重后果。
第1、2段是揭露批判政府在文化上奉行“送去主义”的求荣和欺世惑众的可耻行为。
第3、4段是揭露“送去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第二部分（第59段）：阐明“拿来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第5段正面提出“拿来主义”的主张。
第6段揭示“送去主义”的危害和实行“拿来主义”的必要。
第7段揭示“拿来主义”的含义就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第8段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
第9段从正面具体而形象地阐明“拿来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部分（第10段）：总结全文，指出实行“拿来主义”的人应具有的胆识和品质，以及“拿来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意义。
2.研习第一部分：弄清“送去主义”的实质与危害，体会幽默、讽刺的语言在批判错误观点时的表现力。
（1）提问：第1段“别的且不说罢”一句有什么作用？作者列举了哪些事例来揭露政府实行“送去主义”的丑态的？
讨论，明确：这一句把所要揭露、论述的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只讲文化上的事。本文写于1934年6月4日，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经伸到了东北、华北，政府推行卖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的领土、资源和，确实“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因此，用“别的且不说罢”的句子，不仅使论述的范围明确，而且增强了揭露的深刻性。
作者举了三个“送”的事例：“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不知后事如何”，即有去无回，这是的可耻行径；还有几位“大师”们捧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去，“捧”何其郑重、恭敬，媚态可掬，几张画“一路的挂”，何其卖力，何其寒伧可笑，“发扬国光”，反语，讽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点进步，多么可怜，暗示“学艺”上的东西已经相当贫乏。作者讽刺批判的锋芒不是对着几位艺术家，而是指向卖国的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字里行间充满着憎恶和鄙视。
（2）提问：一味奉行“送去主义”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及危害？
讨论，明确：作者以尼采自诩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作类比，“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不是“丰富”，还要“大度”，“只是送出去”，同样是愚蠢可笑的。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几百年之后呢”？我们的子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磕头”、“讨”和“残羹冷炙”、“奖赏”等词语，形象、深刻地写出了“送”的结果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3）提问：“抛来”和“抛给”有何区别？
讨论，明确：抛来指把无用的东西抛弃掉，或者无代价地送人或施舍，一般不怀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或目的。
抛给指有目的的、带恶意的输出。
（4）小结：作者把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放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文章一开始便从“闭关主义”说起，进而揭露政府在“学艺”上实行“送去主义”的种种求荣，欺世惑众的事实，揭示“送去主义”必然使中国人民更加陷入被侵略，受奴役的悲惨境地。因此，“送去”之外，还得“拿来”。
3.布置作业。
第二教时
一、检查复习。
给加黑字注音并解释：礼尚（shàng；崇尚、重视。）自诩（xǔ；夸耀，说大话。）残羹（gēng；有浓汁的食品。）冷炙（zhì；烤肉。）冠冕（miǎn；古代帝王戴的帽子，引申为体面。）
二、研习新课。
1.研读第二部分：理解“拿来主义”的主张，领会运用形象的比喻阐明抽象的深刻的道理的写作方法。
指名朗读第5、6、7段，注意对吝（lìn）啬（sè）、髓（suǐ）、蹩（bié）正音。
（1）提问：第5段中哪些词语含有讽刺意味？第6段的“送来”与“拿来”有何区别？第7段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怎么理解？
讨论，明确：“摩登”是针对上文“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而言的，把卖国的行径说成“时髦”，一味地“送去”说成“赶时髦”，其讽刺意味是很浓烈的。“吝啬”是针对上文“丰富”、“大度”而言的，两者鲜明对照，对“送去主义”者进行讽刺鞭挞。
“送来”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的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掠夺，是“抛给”的同义语；“拿来”是根据需要自己拿，二者本质不同，内容迥异。
运用脑髓指用脑筋独立思考，有主见；放出眼光指要看得清，有辨别力；自己来拿指要有选择，自己拿。
（2）提问：第8段批判了对待文化遗产的哪几种错误态度？第9段阐述了“拿来主义”者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运用比喻论证说明有什么作用？
讨论，明确：“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
怕：徘徊不敢走进门（逃避主义）孱头
怒：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虚无主义）昏蛋。
羡慕：欣欣然接受一切（投降主义）废物。
以上三种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首先是“占有”，然后是“挑选”。“占有”是前提，不“占有”就无从“挑选”；“挑选”是关键，不“挑选”，“占有”就毫无意义。
“挑选”的具体做法：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使用，吃掉）。
鸦片比喻有益也有害的一类事物（存放，供治病）。
烟枪、烟灯比喻有害的可作反面教材的一类事物（送一点进博物馆，毁掉）。
姨太太比喻供剥削阶级欣赏享用的腐朽的东西（走散）。
文中运用“大宅子”、“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等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事物作比方，使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个抽象问题具体化，深奥道理浅显化，将怎样“挑选”说得具体形象又清楚透彻。尤其是对“孱头”、“昏蛋”、“废物”、“姨太太”等形象的勾勒，寓意丰富，耐人寻味。
2.研读第三部分：要求学生朗读文章最后部分，简要说出每句话的内容。
第1句话：结论是我们要拿来。第2句话：拿来主义的具体做法。第3句话：拿来主义的结果。第4句话：拿来主义者应具备的条件。第5句话：从反面指出拿来主义的意义。
提问：这一段共5句话，如果这5句话是5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应该是哪5个问题（“思考和练习”二）？
明确：①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文化遗产？②对文化遗产应该怎样区别对待？③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有什么积极意义？④要处理好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具备哪些条件？⑤实行“拿来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何在？
3.总结全文，加深理解。
（1）提取要点，归纳中心：本文批判了反动派的卖国主义政策和一些人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明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出了正确的继承和借鉴乃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鲁迅对文化遗产的见解，跟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意见是一致的。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仍然放射着思想光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2）由学生讨论，归纳写作特点。①先破后立，破立结合；②运用贴切的比喻阐明抽象、深奥的道理；③语言犀利、幽默。每一条要求能举出实例，并结合自己的感悟作简要分析。
教案点评：
拿来主义教案篇2
关键词：印第安人 教育 相同点
民族教育比较是用世界的科学思维观点与方法，利用相关的理论与科学技术，对比当前世界不同国家、区域的民族教育现状；采用多思维角度，教学民族教育的不同点、相同点教学比较，探讨民族教育共同规律及发展总趋势，以推动各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达到提高各国办学质量和文化科学水平服务的目的。古代罗马知名学者塔西陀对比较研究具有深刻认识。他说过：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研究法现已被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加拿大和美国都是美洲的大国，印第安人很早就在这两个国家土著。将这两国的印第安人教育状况作一对比，探讨这两国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的共同之处，以便借鉴外国少数民族教育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民族教育的办学质量。
一、两国印第安人居住区具有宗教学校
早在加拿大成立联邦时，在魁北克的新教徒和其他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徒，都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开设了各种宗教学校。在1949年纽芬兰加邦时，就有8种不同宗教的派别通过多种方式保留了自己开办在中小学中开办教会学校的权力。除公开由教会主办的教学会学校之外，加拿大的宗教教会还出资管理着国内近50%的私立学校。这种私立学校招生率还高于公办学校，但私立学校的规模比较小，在校生人数不足200人的点总数的75%。[1]（P615）
在美国，无论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学校，都同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宗教组织都主办过印第安人的学校。例如，公理会教士脱诺尔（Asa turner）与耶鲁学院的同学组织了耶鲁神职工作队，在伊利诺斯州开办了文实学校。此后，又在阿华州设立了教会学校。又如，浸礼会教士派克（John Mason Deck）在印第安那州伊利诺斯州和密苏里州开办过几所星期日学校。[2]（P699）在高等教育中，教会组织创办大学的实例也很多。例如，美国浸礼会国内布道团（The American Baptist Home Mission Society）曾经投资资助印第安人民族学院。这些民族大学虽然不完全是为印第安人大学生设立的，但应该有不少印第安人大学生在其中就读。
二、印第安民族学校都开始了双语教学
在世界各国，凡是存在少数民族的地区，学校教育中绝大数都有双语教学。这是语言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加拿大，由于民族的繁多，流行英语、法语和其他各种民族语言。在加拿大，土著的印第安人由于历史的悠久，有“第一民族”之称，他们说不统一的语言，约有60种之多。因此，印第安人认为自己分属不同的民族，当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赞成这种观点，但在《加拿大印第安人法》中，官方一律称他们为“印第安人”。为了加速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双语教学。官方为各省和地区提供双语教学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为各省双语教学提供了2.96亿加元，从法律上讲，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规定本国青少年可以运用本民族的母语或其父母祖辈的语言，到学校学习文化。在语言种类上分析，在魁北克省内的85%的人讲法语，而在新不伦瑞克省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讲法语，而其他地区绝大多数人讲英语。语言的不统一，使得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双语教学就十分必要。[3]
美国由于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言种类繁杂。早在1664年英国人踏上美洲殖民地时，在北美大陆就有18种不同国家的欧洲和500种印第安语言了。因此，在印第安人学校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必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议会颁布了《双语教育法》。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全国中小学的双语教学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印第安人的学校，除了学习印第安柴罗基部落语言外，还要学习英语、德语、法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联邦政府对双语教学的学校管理还比较严格。据一份白宫教育问题分析小组于1981年的调查报告，符合政府的标准双语教学项目不是很多。[4]（P23-26）但是，我们认为，在印第安人等有色民族的学校中，开展双语教育，对于加深各民族这间的文化交流，提高印第安人学习英语、法语等外语的能力，肯定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较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学术问题，由于对比的角度不同，视野的范围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上述所述，仅仅是笔者的一言之见，深入研究外国教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外国的教育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服务。
三、均有促进印第安民族教育发展的法律
加拿大的民族结构中，印第安人、梅蒂人和纽特人等土著民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族。201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该国共有土著民族九十八万人，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六十二。[2]（P672）由于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设教育部，教育管理实行高度的地方分权自治，在各省均设有教育部管理印第安人的教育。虽然如此，联邦政府还是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来对印第安人的教育实施宏观管理，例如，1911年，印第安事务部颁布了《印第安法》，规定7――15岁的印第安青少年必须接受初级的义务教育。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由印第安人控制的印第安人教育》，该法规主要是针对印第安人对白种人外来文化的抵制现象、企图采用印第安人自己办学校、自己选用本民族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等措施，来转变印第安人对外来民族控制教育的思想观念。设法由“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转变为由印第安人自己进行教育 ”[5]（P65-68）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虽然表面上由印第安人管理学校，聘用本民族的教师，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上仍采用白种人的制度。此外，教育经费不足、缺乏本民族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人才，也使印第安人的教育事业面临重重困难。[6]（P177-180）为了促使印第安人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政府的《印第安事务和北方开发部法案》，规定对印第安少数民族攻读大学，提供援助资金，包括学费、书费、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又如，二十一世纪初，加拿大教育部门制定了《2001年土著学生奖学金、大学奖学金方案》，每年向印第安土著民族大学生提供200万加元的奖学金，奖学金种类多达400多种。[7]（P3）
除联邦政府外，各省政府也制定了法律、法规来推动印第安民族的教育事业。例如，加拿大萨省（Saskatchewan）于1999年颁布了《土著民族高等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为提高印第安人的识字率和升学率，培养他们大学毕业就业的技能和技巧；2000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颁布了《加强联系：阿尔伯塔政府土著民族政策框架》等法规文件。
在美国，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土著民族。目前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Arizona）、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mia）、新墨西哥州（New Mecico）和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等四个州，约有300个部落。随着印第安人反对各族歧视运动的开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第安人的教育逐步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视，国会通过一系列促进印第安人教育事业发展的法规。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颁布的《印第安人教育法案》，三年后，又颁布了《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Indian Selt-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8]（P6-12）前一法案是美国建国后首部专门为印第安人教育制定的法案，主要目的是通过联邦政府经济上对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学校和入学儿童提供补助。此后，通过修改法案的形式，鼓励发展印第安人居住区的学校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并调动教师开发设计双语课本和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从政治角度调动印第安民族参与本民族的政治活动，以维护本民族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政治目标，联邦政府允许印第安部落和政府的印第安事务局可以签订契约，开办由印第安人自己管理的契约学校（Contract Schools）。
为了发展印第安人的高等教育，国会于1978年又通过了《部落自主社会学院援助法案》（Tribally Controlled Community College Assistance Act ），由于该法案主要涉及印第安部落高等学院的办学，故又称《部落学院法案》（Tribal College Act）。
四、两国的印第安民族都受过联邦政府的“同化教育”
在加拿大，学者汉普顿（Eber Hamptom）认为，印第安人的教育有五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同化教育”，所谓同化教育是指白人使用自己的教育方式，为达到白人同化其它民族而对外民族进行的教育。
在加拿大，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始对土著民族实施了同化教育。殖民者的目的是要通过文化教育来强制性地“驯化”土著印第安民族。用欧洲西方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同化印第安人。就是在加拿大独立后，联邦政府推行义务教育，要求印第安人子女入学，但却规定一切学校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是欧洲的传统文化，课程计划中没有印第安民族所需要的课程。结果，造成不少印第安中小学生逃学。[9]（P49）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民族实施“同化教育”政策的时间是在约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同化教育政策是欧洲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在教育上的表现。联邦官员带着民族自我中心论的偏见，一贯认为本民族的文化高雅，而印第安人的文化落后，因此，对印第安民族而言，他们应该抛弃传统文化，接受欧洲人的先进文化。
美国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教育同化政策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是在1880――1934年。在这一时期，美国白种人通过派遣传教士到印第安人地区开办学校。美国基督教团中的不少传教士都是早期开办印第安人学校的先锋。例如，京士伯格（Cyrus Kingsburg）深入到田纳西州的柴拉基部落（Cherokees）、华虚朋（Cephas Washbum）和芬尼（Alfred Frinney）到阿肯色州长的柴拉基部落进行传教和开办学校。[10]1-2此外，联邦政府为大力推进各地的同化教育，还设立了专职人员负责贯彻和实施联邦政府的同化教育计划，以便进一步改进印第安人的教育。他们还把印第安人中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送进高等学校学习，培养具有同化素质的医师、律师和教师。到了1916年，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还为印第安人学校在课程上，设计了园艺、养禽、工本、种植、制乳、烹饪、缝衣等课程计划。企图加速同化教育的发展。
由于加、美两国同化教育政策普遍受到印第安人的抵制，两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中期开始，把教育政策从“同化”转为“自治”和多元化教育。
五、均设立印第安民族自治学校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长期进行了争取本民族教育自的斗争，迫使联邦政府于1972年通过了一项新政策，即政府专门开办由部落控制的学校（Band-Controude Schools）。此项措施在印第安人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但印第安人可以逐步掌握自由的教育权，而且印第安人的代表在学校董事会也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据统计，1984――1985年间，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子女中，有22.8%在部落控制的学校就学。[11]（P34-38）加拿大国内的教育自治政策同政治上的自治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了土著民族自治州。较早成立自治政府的是塞切尔州和克里――纳斯卡皮州。在自治政权的建立后，印第安人的传统图腾艺术、固纽特人冰屋等优秀文化也在学校中得到了宣传。1992年在夏洛特城召开的宪法修改会议上，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和发展土著民族的语言、文化、经济、土著地位。
美国印第安人的教育自治运动，早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例如，皮拨代教育基金（Beabody Education Found）、詹尼斯教育基金（Anna T・jeanes Found）和斯列特教育基金（John Slater Found）投资数万美元为少数民族办学校。
美国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印第安民族争取教育自治权的斗争也进一步深入。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对布郎托皮卡教育局一案作出的判决，认为黑白人分校接受教育是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从而使1896年联邦政府实施的黑人与白人“隔离而平等”是违法的。此后，美国印第安人教育权和教育自治权学校日逐增多。[12]（P72-77）1964年，立法部门颁布《公民权利法》，禁止财政机构向实行歧视印第安等少数民族的大学提供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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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拿来主义教案篇3
于明
2000年6月26－30日，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中国—加拿大高级法官培训项目第五次联合研讨会及“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中加合作项目中方项目主任王世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方光成，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参赞诺恒立、中加合作项目加方项目执行机构主任海伦·杜蒙教授到会致词并做重要讲话。郑成思、赵维田、郭寿康教授，高级法官孙南申、陶凯元等十几位国内专家和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和安大略省的大法官、律师在研讨会上发言，德国和欧盟也派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国家法官学院的其他领导、骨干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百余名资深法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的中外专家和法官就“WTO与司法机构”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
一、WTO的建立与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要追溯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时，该协定脱胎于未获批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即1943年布里斯敦国际金融会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银行协定、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前两个文件即时生效，而ITO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几经坎坷，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将其中第四章“贸易政策”抽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非经各国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间的临时性行政协议——GATT。它为WTO奠定了两个基本方向：1满足了各国降低和消除货物关税以及1994年后服务贸易壁垒的要求；2创设了义务性的规定，阻止或消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形式的障碍或壁垒（非关税壁垒）。从1948年至1994年，在GATT的主持下，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谈判，目的在于根据上述两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体制。早期的谈判仅关注关税问题，自1968年的《反倾销法案》后，非关税问题涌现出来，从1979年开始由六个《东京回合守则》加以扩展。1994年的第15轮谈判，即乌拉圭谈判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正式创立了WTO。在这一时期，WTO的基本要件和法律得以确立，这其中包括了WTO最重要的原则和协议，为今天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法律基础。加拿大多吉尔大学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欧盟代表弗兰兹·贾森、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对外贸易大学白树强教授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WTO即法制经济，中国加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世带来的经济冲击不会一夜间到来，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将是法律的重新构建。
二、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在介绍加拿大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情况时说，加拿大法院时常会受理有关执行GATT规则的案件，但是，在加拿大，国际条约不是自动生效，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当一部法律与GATT之间有冲突时，国内法优先；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法院应当研究国际条约以便确定本国履行国际义务时有所帮助，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几次加拿大事实上已经违背了GATT的义务，原因就是法院错误地适用了GATT规则，而没有适用本国法。德国律师葛毅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讨论，各种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主流的观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准则如要在某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将其融入到国内法；融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个案（具体）的方法，即要在某国生效的国际法准则，应当分别融入到该国国内法的体系中去，这种方法最能为各国接受，但是这种方法在融合国际惯例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各国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单独立法似乎又不太可能；二是一般的方法，即国际法规范无须更多的立法即可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直接适用），这种方法很适合于融合国际惯例，却很难融合国际条约；总之，任何形式的国际法要成为可适用的国内法，宪法通常是这种融合的媒体。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博士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就适用法律而言，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坚持WTO规则在法院不具有直接适用力，这是“国际惯例”，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与我国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不同，他认为WTO规则在中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的理由有：1国家主权问题；2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的困难；3GATT/WTO是政治性条约，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在不明其背景的条件下不宜直接适用；4WTO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法院管辖属程序不当；他强调对WTO在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应当进行立法控制，这不仅仅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四次革命，从国际法理论上看，执行国际条约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二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南申在发言中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目前没有直接适用WTO规则的案例，中国入世后，中国法院必须恪守WTO规则，按WTO规则办案；但是WTO规则的适用有其复杂性，他认为中国法院按现有的审判模式，对WTO规则不会大量直接适用，对法律适用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或司法解释以指导对WTO规则的适用，在涉外个案处理上应采取对等原则。
拿来主义教案篇4
从语义学和心理诱导功能看问题，“任务单”全称自主学习任务单，强调的是学生的任务，学生拿到“任务单”就知道“这是我的事”，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态度。“导学案”顾名思义强调的是教师导、学生学，学生拿到“导学案”就知道：教师让我做的事又来了。可见，“导学案”残留着教师为中心的痕迹。
从理论基础看问题，“任务单”属微课程教学法第一模块，微课程教学法有三大理论基础支撑，即人性化学习理论、课程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如下图）。理论基础的背后，是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N（中西诸法，在微课程教学法三大模块中皆可按照系统最优化的原则融会贯通）。“导学案”则未见其明显的理论基础，虽然有人把内因与外因，学生具有初步的预习能力，需要教师引导、循循善诱和尝试教学等纳入理论基础，也有人把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纳入理论基础。
从教学设计看问题，“导学案”从常规的学习目标（教学目标）出发，紧紧围绕知识点（实为考点）展开出题和训练，具有测试学生掌握与否的性质。由于缺乏学习支架，学生做题时可能懂了可能没懂，作业准确率不能保证，等待教师课堂上“点拨”。“任务单”把“目标管理”引入教学设计，强调四个环环相扣的设计步骤：①提炼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达成目标；②根据达成目标设计学习任务，确保完成学习任务有质量就能达成学习目标；③根据学习任务提供学习方法建议和开发配套教学视频；④在前三步基础上，设计课堂学习活动，并提炼出课堂学习形式预告，从而把“目标管理”延伸到课堂学习。值得一提的是，“③”保证完成任务的质量，“②③”配套保证学习目标达成。因此，在课堂学习阶段，教师惊喜地发现，学生都会自主学习，课堂真正可以内化知识、拓展能力了。
从对学生的基本判断看，“导学案”认为学生只能预习，而且，一定会有问题，实践中也确实如此。“任务单”认为人人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只要提供必要的支架，所有的孩子都能发现知识，有质量地完成学习，达成目标，实践中也确实如此。原因在于，“任务单”为学习活动搭建了支架。
拿来主义教案篇5
关键词：中学语文；传统模式；操作教育
面对现代教育改革，我们选择坚守还是去简单的模仿，还是从中吸取经验走属于自己的道路呢？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一个更的挑战。笔者就现实中的案例来理解传统给我们的启示。
案例
《列子・汤问》秦青“抚节悲歌”的故事中，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把秦青的本领完全学到手，就自以为全学会了，告辞回家。秦青也不制止，还在郊外的大路口为他饯行，并打着节拍唱着悲伤的歌曲，声音振动了树林，回响遏住了飘动的云彩。薛谭这才道歉并请求返回，终身不敢再提回家的事。
秦青的“抚节悲歌”，堪称一绝，可谓“操作德育”中的一个成功范例。学生薛谭自以为是，其实还是“三脚猫”，就急着回家。老师秦青既无劝阻的话，更无埋怨之言，只是操着“抚节悲歌”的动作，以高绝的才艺，震撼了薛谭，促其迷途知返。
秦青摒弃喋喋不休的说教，改用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操作动作”，吸引感染受教育者，让其反思，促其感悟。
这类故事在古今中外，已不是什么个案，虽然稍微显得有点夸张，但中间折射出的教育方式却散发出独特的芳香。在故事中又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师和生，尤其体现出的是学生也是需要慧根的。
一、操作教育的特性
（一）直观性。案例：阿普拉是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有一次，爱迪生叫他测定一下灯泡的容积。阿普拉拿出仪器左量右测，然后列出密密麻麻的计算式。由于灯泡似梨形，计算很复杂，一个多小时，还没计算出来。爱迪生抢过灯泡，往水里一浸，灌满了水，然后擦干外壁，往量杯里一倒，指着刻度说：“这不是答案吗？”阿普拉恍然大悟。
操作教育通过具体的操作动作呈现出来，提供了简单的直观图景。由于提供了直观实景，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让人信服，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富有哲理性的动作给人遐想，回味无穷；夸张幽默的动作，能让人快乐，忍俊不禁；出其不意的动作，既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又能打破常规思维，留下耐人寻味的形象。
（二）震撼性。案例：《史记・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的故事为例：救援巨鹿时，项羽全部引兵渡河，击沉船，砸破锅灶，烧毁营房，持三日粮，以示死战的决心。待到楚军攻打秦军的时候，诸侯军的将领都在营垒上观战。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打败了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军将领，进入辕门时，无不跪着前行的，不敢仰视。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项羽命令将士“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表达“无一还心”的决心。震撼性的操作动作，远胜震耳欲聋的说教。
（三）启迪性。案例：《魏书・吐谷浑传》记载了阿豺折箭的案例，吐谷浑的首领阿豺有20个儿子，临终时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拿我的一支箭来，把箭放在地上。”过了一会儿，阿豺对他的同母弟弟慕利延说：“你拿一支箭折断它。”慕利延折断了。阿豺又说：“你再拿十九支箭一起折断。”慕利延折不断。阿豺说：“你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吗？一支箭容易折断，很多箭就难以摧毁了。同心协力，这样国家就可以巩固。”一些操作式教育方式，其意义并不在于其动作本身，而是因其引申的意义而让人印象深刻。
“嘴”上得来总觉浅，透过形象的比喻，阿豺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操作给孩子们看，让他们身临其境，从而感悟众志成城的哲理。
二、操作教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恰当运用，不能牵强附会。案例：有位思品课教师一上课就毫无铺垫地拿着两个鸡蛋撞击而破。有的学生猜测，需要炒鸡蛋做菜；有的学生说，是不是要……由于没有特定的主题，学生猜测不一，众说纷纭，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如果在两个学生打架受伤之后，老师拿着两个鸡蛋撞击而破，并说道：“这不是两败俱伤吗？”其教育效果必大相径庭。
应注重操作动作和说理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若操作动作和欲表明的道理风牛马不相及，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即便如此，还要注重场合，自然生成。
（二）要以尊重学生为前提。譬如，曾经有一位老师总结其课堂管理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俗话说得好，“杀鸡儆猴”，拿着小鸡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管理学生并不难，课堂上有学生不遵守纪律时，不一定非批评那些最顽劣的学生，只要挑其中一位胆小的学生，整得他眼泪汪汪，班级其他同学见了就乖了。学生不是“鸡”，也不是“猴”，这种方式也未必公正。
拿来主义教案篇6
加拿大入境事务和多元文化部长、加拿大总理哈珀最重要的内阁成员肯尼，将哈珀的贺词郑重地交给了欧阳元森。
哈珀在贺词中说，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促进了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保持了一个庞大群体的和谐融洽，并维护了成员们的最大利益。他高度赞赏加拿大福建社团的会员们，称他们为那些既为自己的传统自豪，又在所在国追求美好生活的新移民树立了榜样。
这份赞誉与社团主席欧阳元森的努力密不可分。
欧阳元森在多伦多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但带领社团推动了“陈旺法案”的制订，维护了华人的合法权益，还在慈善等领域多有建树。
上世纪90年代初，欧阳元森到加拿大闯荡。从农场、餐厅搬运工做起，靠汗水和智慧积累点滴财富，一步一个脚印，直到用535万加元买下在密西西加市的6000多平方米的物业。目前，他的欧阳氏集团拥有十几家公司，涉及超市、房产、物流等多个领域。
2010年3月7日，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成立。欧阳元森以96%的得票率高票当选首任执行主席，联合总会主要由福州、福清、平潭、泉州、莆田、龙岩和厦门同乡会的福建籍旅加侨胞组成，如今包括多伦多23个福建社团，会员近3万人。
“多伦多有70多万华人，其中有10多万是福建人。但我们所努力做的，并不只是为了福建人，而是为了华人。”欧阳元森对本刊记者说，“国家在变得富强，我们海外华人能够做一点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为华人修改的“陈旺法案”
在高票当选联合会主席后，欧阳元森就开始积极寻求为保障华人权益做一些事情。“陈旺案”的圆满解决是最典型的例子。
2009年5月，华埠金牛城超市老板福建人陈旺通过店内保安监视录像，发现一人偷走了超市里的数棵盆栽。没想到，一小时后，该人再次骑着自行车返回，打算再次行窃。陈旺发现后，立即与另两名店员将疑犯擒获，并拘留在车内等待警方前来处理。
这名小偷是惯犯，过去20年犯案累累，他也承认返回超市意在再次盗窃。但当警察抵达现场后，却认为陈旺非法禁锢，以袭击他人、绑架、强行拘禁、携带暗藏的武器4项罪名对陈旺提出。
按照加拿大《刑法》过去的规定，公民抓小偷必须人赃俱获，即只有在小偷实施偷窃的过程中才有权将其抓捕。陈旺抓小偷时小偷手上并没有赃物，因此反倒被警方。
这一案件在多伦多轰动一时，在华人圈尤其是福建人圈子里引起极大的愤慨。
“多伦多地区的超市业者长期被偷窃问题所困扰，从业者蒙受财产的损失，却又求助无门。长期以来，福建乡亲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联合总会的成立，就是要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帮助利益受损的同胞。”欧阳元森说。
于是，他站出来召集社团代表集中商讨，并组织了同乡声援团，积极向司法机构、媒体等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动案件向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
之后，他本人动身前往渥太华，在20多个国会议员开会间歇，向一名华人议员和一名懂中文的加拿大议员表达自己对陈旺案的看法。
“我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加拿大相关的法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跟当前的社会状况并不完全符合。偷窃者不仅伤害商家利益，也极大影响了社会治安。现在偷窃者只要不得手，往往做个记录就放了，这对社会治安是一种长远的伤害。”就在欧阳元森愤慨地表达这些观点时，慢慢地身边围过来越来越多的议员。最后，有许多议员被说服，对欧阳元森表示理解和支持。
在陈旺案庭审终审的当天，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的声援团到法院举行庭外声援，并接受多家平面、网络及电视媒体的采访，向全社会发出公正判决陈旺案的呼吁。案件最终以小偷认罪，公诉机关撤销对陈旺的控罪而告终。
中国梦也是海外华人的梦
在福建联合社团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加拿大政府于2011年2月提出修改《刑法》、扩大公民自卫权的法案，这一法案也被称为“陈旺方案”。加拿大总理哈珀到金牛城超市看望陈旺，并表示，公民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司法保护，而不应受其限制。
陈旺案的圆满解决，在加拿大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有人评价这是一次“推动华人价值观和加拿大法制理念完美融合的成功尝试，对华人社区团结精神产生极大的鼓舞，深深地印证着华人尤其是福建乡亲的团结和力量。”
2010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访问加拿大。为了欢迎祖国领导人，以及与反对势力抗争，欧阳元森组织了500多位乡亲，包下大客车驱车500多公里赶到渥太华。正如他所预料的，现场已经有几百名、、分子盘踞。欧阳元森与乡亲们整整跟了4天，并与他们进行辩论。为此，接见欧阳元森时赞扬他们的义举。
“我们并不是为了接见才这么做，而是发自内心，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要维护祖国的形象。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国的感情很深。主席提出中国梦，我很感动，中国梦，也是海外华人的梦。”欧阳元森说。
欧阳元森的情怀与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父亲是我最尊敬的人，我20多年在国外打拼的成绩，最大的功劳归于我父亲。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无法磨灭。”
小时候，父亲对欧阳元森管束严格，对待长辈一定要用尊称，否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会打耳光。
欧阳元森清楚地记得，儿时家里并不富裕，但父亲是家族里备受尊敬的人，常有贫困的亲戚来找他。每逢这时，父亲就会和蔼地对来客说请坐一会儿，转身便出去，或借或凑，总会带点粮食或钱回来送给来者。
“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我力争做得像父亲一样。”欧阳元森说。在慈善方面，欧阳元森连续16年为家乡平潭的老人会年捐助40多万元。他还为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捐助近10万加币，并为河南固县的留守儿童学校捐款2000多万元。
现在，欧阳元森三代同堂，有8个孙子、孙女。他为他们请中文老师，并注重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在他开的超市里，他看到许多华人的小孩都只会说英语。有一次他开玩笑地对一个华人小孩说，下次来要是不会中文，就不卖东西给你啦。
这句玩笑背后是他的担忧。他呼吁国家更加重视海外华人第二代的爱国主义教育。
拿来主义教案篇7
一、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规整的历史图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一些，又立马不让接着编，也不让用了。
1949-1966年，这17年是新中国进行教育规整的重要时期。从其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三种教育力量博弈的复杂局面，我们也看到一个频繁多变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1949年秋季，各地学生们拿着的教科书大都是原先学校使用着的，并无多大变化。到1951年秋季，各地学生拿到了一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这是人教社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其中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改编自原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主要改编自东北人民政府编译的苏联教科书。这套没有用多久，其中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也在不断变化。1954年秋季开学，原来国语老师变成了语文老师，因为手中的“国语”教科书换成了“语文”教科书。这是“语文”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新中国学校教育中代表一门重要学科。老师向学生解释到，以后我们的“语文”课，要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语和文。这一解释便定格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延续至今。
1956年秋季开学，老师们拿到一套新的教科书，这是第二套全国通用教科书。老师们看到这套教科书还有教学大纲，大部分科目甚至有教学参考书。但是，一些科目教科书的内容结构被改变了。中学地理老师发现，原来“地理”教科书变成“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几个分册。中学历史老师发现，原先一本“历史”教科书也变成“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几分册。学校里还出现了外语、音乐等教科书，体育、图画也以教学参考书的形式出现。老师们明白，现在全社会都在学习苏联，教育也要改变以前的做法，全面向苏联学习。使用这套教科书时，老师们明显感觉到知识体系更严整，内容也更多了。不过，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教学安排，一个学期就教不完教学大纲要求的任务了。因此，这套教科书使用时间不到两年，一些地区教育部门就集中向上反映 “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教与学都过于紧张”。而教育部也早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57年8月先后了一系列精简中小学教科书的通知①。教育部解释精简教科书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克服教师“赶进度”、学生“囫囵吞枣”的现象。这时恰好是出版的一年后。作为教科书来讲，这更新速度也是所向披靡了。然而，1958年这套教科书还是被淘汰了。
1958年秋季开学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扬了河南省农业林业教育工作者，他们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出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表扬他们从本国和本省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相结合，坚决克服教条主义。社论还提出，教材要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 [1 ]。全国立马掀起了一场编写教科书运动。大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编写新的教科书，一般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进行修改、删除和补充。也有一些省市和师范院校，干脆编写了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次编写教科书的速度也是风驰电掣的。1960年7月15日到9月7日，不到50天的时间，湖南省教育厅就组织了全省中小学教师和部分师范院校的教师共280人，编写出了一整套中小学十年制教科书 [2 ]。其他省市也一样。老师们都知道，全国其他行业的同志都在“”，教育行业自然也不会落后。所以，编写教科书速度要快，数量要多才好。当然质量也要好才行。
196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小学五年制的数学老师拿到的一套教科书，这套的内容比原先版本精简浓缩了许多。他看到这十册数学教科书中包含了许多初中的内容，比如代数、平面几何等。同时又删去了很多算术方面的知识，例如整数运算中的循环原来一般有七个，现在被删减到只保留了三个循环。该套教科书的简介解释，这是为了使学生腾出时间，抓住重点，学好最必要的知识，避免让学生陷入繁琐的数字计算之中 [3 ]。然而，这些由相关教育工作者们大幅并快速地修改、删除、编写的教科书，因质量不好，没过一两年就被禁止使用了。
1962年秋季开学后，各学科老师们陆续拿到的是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这比前几年地方编写的教科书，内容增加了，难度和强度也增加了，编写的质量也整体提高了许多。十二年制的小学语文老师，拿到人教社1963年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时看到，这套书每册课文都有所增加，460篇课文中要求背诵240篇。每课之后有练习题，每个单元之后也有练习题。内容包括字、词、句、篇、标点、阅读和作文，形式多样。另外，还安排了近30种应用文的练习。中学的化学老师发现人教社1963年新编的化学教科书中的编排体系改变了，突出基本概念的学习，强化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础技能的训练，不像以前“以生产为纲”来组织课程内容了。老师们还发现，这些新编的教科书形式上也美观大方，封面色彩艳丽丰富，书内也增加了许多插图。
1949-1966年，新中国教育发展最初的17年，教科书领域当中有着诸多改革尝试。基本上每过几年，学生拿到的教科书就会有所不同。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又立马不让自己编了也不让用了。借由这17年的教科书文本，我们看到一副教育图景，里面有非常忙碌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二、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异变的历史图景
上海市幼儿园的教师拿到了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
1966-1977年，这十年的课本②中呈现出脱离常态的教育模式。借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一个结构异变的学校，一个“砸烂”课本的学校。
1966年秋季开学，学生们手上的课本“砸烂”了。但是新的课本还没有送来，教师们只好断断续续地展开一些教学活动以维持，有的老师干脆直接用著作作为教材。一些学校为了方便教学，将著作印刷成教科书的版本形式，作为学校的正式课本使用。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处理当前中学教材的请示报告③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过的也要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的文章和革命作品。教育部应积极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学各科教材，包括小学教材。同时指示，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著作，初小各年级学，高小可以学“老三篇”④，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新中国教育全面否定了建国初期17年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异变的教育模式。这时的课本最常用 “红色”，红太阳、红旗、红字、红色的等是课程的主题图案。为了表达课本是在思想统帅下编写的，封面上的主要图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围绕像组成的象征性图案，或是围绕语录、红宝书组成的象征性图案；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图案，如红太阳、红灯笼、红旗、红花、向日葵等 [2 ]。
1967年，学校有了新编的课本。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老师，打开课本第三册，第一页写着语录，还印有像，章节头安排最高指示。翻到第二页，他依照课本所写的教法指导学生：“从上面各题的计算，可以看出多位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和两位数加减法一样的。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 [2 ]1969年，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带领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ife！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市幼儿园老师拿到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时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频繁变化摸索的教育及教科书，到这里被完全“砸烂”。
1966-1977年，经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教育十年异变的细节。这些政治统领的学科课本，也为教育研究呈现了一个最佳观察标本。
三、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回归的历史图景
1977年，老师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们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
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同年8月8日，他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大的指引作用。这之后，上海市幼儿园的老师不用再教《思想教育课》，上海市小学数学老师不用再告诉学生的教导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也不用再带着学生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十年制的中小学教育⑤。老师们拿着新编的教科书，重新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这图景便是这阶段新中国教育的一个生动微缩。刚走出的不良影响，重新起步回归教育本身。然而，也许是过于迫切的动机，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在处理德智体美劳各育之间的关系，处理全面发展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知识学习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等重要教育问题上，需要新中国教育进入下一阶段更深入的改革。
1978年春季开学，浙江省初三英语老师拿到了新的教科书，发现新增加了一些与学生相关的内容。例如，第五课是A PAGE FROM A PUPIL’S DIARY（学生日记中的一页）。不过，还是有以前课本的影子。例如，第八课是QUOTAIONS FROM CHAIRMAN MAO（语录） [4 ]。这套教科书是浙江省根据本省的课本改编而来，自然是有相似之处。当时，其他大部分省市的做法也一样。在1978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前，他们暂时用各地区改编的教科书。正如初三英语老师看到的一样，这些教科书增减了一些内容，但仍然还有课本的影子。
1978年秋季开学，大部分省市的老师们都拿到人教社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是“”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质量明显提升，内容上也有新的气象。初中历史老师拿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有“孔子的思想” [2 ]一课，这与原先的表述（“孔子的反动思想”）不同了。中学物理老师按照教科书的介绍教育学生：我们应该努力运用所学物理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并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5 ]。不过，这套教科书明显难了许多。很多地方的学校，都觉得本校的师资力量不够，教学设备也很难达到教科书的要求，而且内容也过多，教学安排不过来⑥。于是，1981年，教育部颁布《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同时又制定了《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这一系列的文件，意在通过减少内容或拉长学习年限的方式来缓解教科书中存在的难度过高的问题。这时，全国中小学有的地方还是十年制，有的地方已经改成了十二年制。
1982年秋季开学，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的老师最早拿到了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封面上有个明显的“6”字⑦。这套教科书由四省市联合编写，改编自1978年人教社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其中，编排体例都一样，原本小学阶段五年的内容重新组编成六年。教师们感到难度的确下降了。后来，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小学老师都拿到了这套书来教学。几经修改，最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全国各地教学需要、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人教社也很难编出一套让大家都满意的教科书。
199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中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拿到了本市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浙江省中小学一年级老师拿到了本省的实验教科书。1993年秋季开学，教育部推出五套半教科书被推荐给全国各地学校选用。教育部期望通过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地区的教科书来适应全国各地的教育情况的差异。这便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八套半教科书”⑧。这“八套半教科书”供“九年义务教育”⑨使用，其中只有一套院编写的教科书，因编写力量和经费等问题半路夭折。当时，使用这套教科书的中小学的老师，还拿到了丰富的配套用书，包括学生的练习册、实验册、地图册、地图册、教师用书、教学挂图以及录音带、录像带等辅助教学工具。
也就是从这时期新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丰富多样的发展局势。宏观上，考虑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实施教育，为学校提供可选择的教科书、可供选择的学校制度。微观层面，越来越看重学生的个体特征的差异。那种老师站在讲台上，请学生将手背在身后的教育教学形式，正在逐渐退出新中国教育的舞台。这也为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埋下了伏笔。
四、教科书图文史呈现课程改革的教育图景
2001年，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小学老师，告诉学生新的教科书里有一位小伙伴陪大家一起学习。中学老师，告诉学生教科书里有很多问题，老师等着大家来探究。
2001年秋季开学，一些地区⑩的老师发现一直以来指导帮助自己教学的《教学大纲》变成了《课程标准》。在北京市上学的一年级学生，回到家按照老师的要求，请爸爸妈妈打开这本教科书，因为里面有段“给家长的话”：
翻开这本教科书，您会发现，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是伴随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开设的一门活动型综合课程，其目的是通过游戏和各种儿童喜欢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为他们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实际的生存能力打下初步的基础 [6 ]。
家长读到这段话时很惊讶，这门课似乎就是以前自己学过的《思想品德》。但是，这本16开的书，印刷精美，五彩缤纷的画面旁只有少量的文字。教科书中还有一位叫做“贝贝”的小兔子伴随孩子一起学习。孩子很喜欢这本书，拿着爱不释手。他们记得自己的教科书，似乎没有这样“亲切”过。
这是人教社出版的《品德与生活》，是根据新课程标准编撰的教科书，暂时只供应部分地区的学校使用。这个看似平常的教育图景中透露出新中国教育一次不寻常的转身。2001年9月，教育部审定通过了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并推行到38个部级实验区试用。这是新中国教育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这年开启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11。到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几乎都拿到了新课程标准教科书。
全国各大出版社从这时开始也围绕着学校忙碌了起来。这热闹情景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过，被学者称为“教科书的黄金三十年” [7 ]。与之相对应的“民国教育”，今天仍不断被提起。与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出版社相互竞争出版教科书的热闹情景相似，各大出版机构，如人教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等相继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开发。这些为新中国教育出版教科书的机构，首先需要向教育部提交申请编写教科书的立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者的资质、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及教科书的适用范围等进行审核。每年6月底和12底前通知申请人，是否立项。最后，将编写好的教科书提交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或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再由各省市的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选用。这是一个相当严整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新中国教育在前一阶段为满足各地区差异的“八套半教科书”之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截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1套 [8 ]。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拿到这些新编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出版使得过去“一纲一本”被打破，打开教科书多样化出版的局面。中小学可以在通过审定的多套教科书中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教科书。这一改变，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大一统局面无法适应中国各地教育实践需要差异的问题，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放开教科书的编撰。大力度的教科书制度改革，意味着新中国对教育之理解，较之前几个阶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呈现教育的基本面貌？以描述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形态为主的形式，呈现教育历史的基本面貌，似乎总过于宏观，与真实的教育活动中隔着一层模糊。使人很难想象历史中的教育活动如何展开：什么样的读书声从当时的教室传出？什么样的习题被写进当时的练习本？什么样的试题需要当时的学生回答？……这些体现教育基本面貌的问题，难以在宏观的教育史叙述中找到清晰的答案。《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梳理新中国60多年的各科教科书，全景图式地呈现出新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回答了这些细枝末节且又不可缺失的问题。
注 释：
① 1957年8月《关于精简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材的通知》和《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教科书的精简办法》。
② “”期间的学校用书被称为课本，因它不具备反应教科书所应有的分年级、分学科等基本形态。
③ 《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④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⑤ 1978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发行《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7年到1979年期间，陆续颁布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
⑥ 这套教科书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深、难度大、分量重。各地学校意见较大。因此，这套通用教科书出版不久，教育部马上就面对一个如何降低教科书难度的问题。
⑦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小学学制准备从十年制改为十二年制，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五年制和六年制并存，城市小学可先试行六年制，农村小学学制暂不动。当时，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率先试行。1981年3月13日，教育部就城市小学试行六年制问题发出通知，提出除北京、上海、天津可先行试点外，其他省市的城市是否试行，要慎重研究。
⑧ 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两套（分别供应“六三”制和“五四”制）；北京师范大学的供“五四”制的一套；广东省教育厅、福建省教委、海南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沿海版”一套；四川省教委、西南师范大学合作编写的“内地版”一套；浙江省编写的实验教科书一套；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套；河北省教委研编写的复式小学教科书一套；八所高师院校合作的义务教科书一套。
⑨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⑩ 2001年9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38个部级实验区。
11 2001年，教育部开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8.
[2]石 鸥，方成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106，257，295，8，182.
[3]数学教学编辑部.五年制中小学数学课本简介[J].数学教学，1960（5）：10.
[4]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浙江省中学试用课本 英语（第六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7：25.
[5]中小学通用教材物理编写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物理（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3-4.
[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 品德与生活（一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
[7]石 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5.
拿来主义教案篇8
错误一：多媒体课件的“拿来主义”
直接拿来的途径是在网上搜索，随着通用技术课程的深入开展，几乎每个课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好几个课件，有的教师想要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又不想花时间去研究教材，他们就会从网上寻找同一课时的多个课件，或者选一个觉得最好的，或者把几个拼拼凑凑，就拿来上课使用，想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适合自己的优质课件，无疑是缘木求鱼。
思考：对于现成的多媒体课件我们要“借鸡生蛋”
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是指对外部事物一律采纳，而不管好坏，先生对这种“拿来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于我们上课用的多媒体课件，我们也不能采用“拿来主义”，而要“借鸡生蛋”。
网上的多媒体课件良莠不齐，一些多媒体课件只是课本的翻版，教学模式单一，控制方式简单，距教学要求相去甚远；即使能找到制作精良的课件，那也是制作者按照自己的风格、按照自己上课时的学情制作的，你拿来直接使用，就像一个耍惯了长枪的人，你硬给他一条长鞭，用起来很不顺手，而且效率低下，所以“拿来主义”要不得。
但这并不是说网上的课件完全不能用，对于这些课件我们可以这样处理：首先是“挑选”，不是挑选课件，而是挑选课件中的素材和教学设计，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重要的是可以开阔视野，避免闭门造车；然后是创新，这就是“借鸡生蛋”了，利用精心挑选的优良资源，加上自己的教学设计，这样才能制作出符合本人风格，也符合本人教学要求的课件。
错误二：把制作课件当成备课的全部内容
在多媒体环境下，有了课件就可以上课，而且在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教师一般要反复修改，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到最后课件定稿的时候，多媒体课件中呈现的教学过程跟我们备课本的教案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所以有的教师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编写教案了，他们把制作课件当成备课的全部内容，认为做好了一个课件就完成了一次备课。
思考：课件制作仅是备课过程的一个环节
多媒体环境下，通用技术备课至少包括这样几个环节：（1）教材分析和学生分析；（2）教学目标设计；（3）设计和编写教案；（4）制作课件。我们可以看到，制作课件仅仅是教师备课的一个环节，在制作课件之前教师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设计和编写教案这一环节远比制作课件更加重要，教案确定了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步骤、教学的方法；而课件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工具，不明确这一点，教师在设计和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就会跑偏题。
比如，《技术与自然》（苏教版，以下同）中有“都江堰”这个案例，有些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觉得这个案例很好，应该好好挖掘一下，就找了一个介绍都江堰修建的军事原因、修建的过程、及其历史变迁的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让学生观看，唯独没有引导学生理解都江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工程典范，而这恰好是课本引入“都江堰”案例的本意。所以，教案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制作课件的提纲，课件制作过程中知识和素材呈现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它们必须符合教案中的设计。
错误三：课件容量越大越好
有些通用技术教师为了让课堂内容更充实，在课件中加入过多的内容。主要表现为：（1）“教材搬家”。通用技术课的教材中有丰富的素材，如“案例分析”、“讨论”、“阅读”、“马上行动”、“思考”、“小试验”等，有些教师把所有的素材不加选择地加入课件。（2）随意拓展。比如，《技术的创新性》中的案例“瓦特蒸汽机与第一次技术革命”，引入这个素材的本意是要让学生理解，瓦特蒸汽机作为一个动力机器对当时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有的教师在课件中介绍了瓦特蒸汽机以前的蒸汽机效率怎样、如何工作，还介绍瓦特蒸汽机之后蒸汽机的发展情况，这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思考：课件容量要适中
把教材中的内容不加选择的加入到课件中，这仅仅是教材投影化而已，就教学效果而言，甚至不及传统的板书教学；随意拓展后，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学生掌握的知识增加，过多容量，使得知识堆积，学生大脑不堪负荷，一节课下来，学生头脑中留下的只是一推漂浮的知识碎片。这种情况只不过把以前的“人灌”演绎成了“电灌”，所以我们制作课件时一定控制课件的容量。
要想控制课件的容量我们至少要做到：（1）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根据需要选择各种素材，要宁缺毋滥，留下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去理解；（2）知识的拓展要有针对性，要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不要喧宾夺主。
错误四：追求过于华丽的视听效果
教学过程中，精彩的课件有助于吸引学生，但有些通用技术教师过分追求华丽的视听效果，而没有考虑所涉及的情境是否符合教学的需要，其结果反而削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关注。
这是因为，过于丰富多彩的画面会降低学生对知识要点的关注，过于愉悦心情会削弱学生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探求。因而课件中动画、声音、色彩“泛滥”，可以让课堂更“热闹”，但会降低教学实际效果。
思考：课件中媒体的应用不能喧宾夺主
通用技术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关内容的演示方式，没有必要为了热闹加入音效或视频，也没有必要为了画面好看而加入图片。课件是展示学习内容的工具，其所有的内容都应为学生获取知识服务，要做到宁缺毋滥。
比如，《结构的类型》里面有一个“鸡蛋承受压力试验”，有的教师觉得用鸡蛋做试验，弄不好鸡蛋就碎了，太麻烦，就从网上找到一个“沈殿霞踩鸡蛋”的视频替代，事实证明，学生更关注这个视频中的娱乐性而忽视其中的科学性。而用鸡蛋做真实的试验，既可以吸引学生，又可以让学生更多地关注现象的科学性。
错误五：上课时师生无交流
现在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那就是通用技术教师上课时的工作就是点击鼠标播放多媒体课件。上课时教师眼睛是盯着屏幕，而不是看学生，教师变成了课件的“播放员”或“讲解员”，师生之间没有言语、表情、眼神的直接交流，只有冷冰冰的屏幕。这种情景下，即使再优秀的课件也无法达到教师想要的教学效果。
思考：师生交流是课堂的灵魂
任何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都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也不例外，多媒体课件仅仅是教学的工具，通用技术教师要明白，我们是利用课件来教学，而不是课件利用教师来演示。
屏幕可以成为师生交流的一种途径，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的途径，师生间的直接交流，才是课堂的灵魂，教师一句鼓励的话、一个欣赏的眼神，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是任何多媒体技术都替代不了的。
实验证明：由计算机专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倾力制作的，掺入“最先进”教育思想、选择“最时髦”教学策略的多媒体课件，其教学效果也难以与一个经验丰富的教师相匹敌。因为师生直接交流时，教师能从学生的体态、表情、语言和声调等多个方面获得大量的信息，而无论这个课件设计得多么精致，教师也无法得到这些信息，正是这些信息帮助教师实现有效教学。
错误六：放弃板书
由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演示，很多通用技术教师在课堂上都不再板书了，他们把所有以前要板书的文字全部呈现在课件中，认为这样既省时间，又可以投影很多“板书”内容，殊不知这样是大错特错；而且放弃板书后，使得实际教学过程中，演示的速度远远快于站在讲台上的讲解速度，对于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无疑是一种徒劳学习。
思考：喜新不能厌旧
我们在运用新的多媒体设备的同时，还要继续使用黑板和粉笔进行板书，因为黑板板书是一堂课必不可少的，板书的内容往往是对教学内容的加工和提炼，它可以理清教学的思路，将教学内容结构化，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助于学生记忆，便于学生理解相关内容。而多媒体课件中的“板书”，仅仅是一晃而过，学生很难记住。另外通用技术课不需要高考和会考，学生也不会主动记录，空空如也的黑板使得一堂课看起来轰轰烈烈，下课后学生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
综上所述，在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明白多媒体课件是“辅助”教学的，教学的立足点是教学内容，而不是多媒体课件，一定不能“为用而用”。台湾学者徐新逸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话：“信息科技可以是一个工具、一位助手，却不能取代教师的地位而成为教学的全部。”所以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一定要恰如其分，不能过度。
参考文献
[1] 成莉. 过犹不及 得不偿失[J]. 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 2011（3）：91-92.
[2] 潘德永. 浅谈多媒体教学手段应用的利弊 [J]. 品牌， 2011（1）：73.
拿来主义教案篇9
1.某校八年级学生小莲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十分艰难地支撑这个家。开学了，母亲仍无法筹到她姐弟俩读书所需要的费用，小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决定退学回家务农。学校了解情况后，校长和班主任亲自上门动员小莲回校，并决定免除小莲的杂费和书本费。这直接体现了我国的义务教育具有
A.强制性 B.普遍性 C.免费性 D.基础性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义务教育特征的理解。学校动员小莲回校并减免杂费及课本费的做法,是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基础教育、努力实施义务教育的表现,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遍性和免费性特征。
答案:BC
2.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时尚。在这股大潮中，一些初中生认为上不上学无所谓，提前走上了打工挣钱的道路。针对这种现象，以下认识中，你认为不正确的是
A.打工是每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B.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打工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C.青少年必须完成国家法律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D.青少年要履行终身受教育的义务
解析：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受教育不但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显然A项的说法是错误的。
答案:A
3.某校八年级学生高林看到周围的一些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有的只能为本地或外地的个体老板打工，便认为读书无用，在学校既不认真听课，也不认真完成作业，有时还旷课、逃课，荒废学业，一心想着辍学打工挣钱。对高林的想法和做法，认识正确的是
①是否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是他的权利，无可非议 ②高林的行为是不认真履行受教育义务的表现 ③高林不懂得只有接受教育，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将来才能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 ④高林的行为不符合我国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的要求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接受的教育具有强制性，完成规定年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否则就是非法的。在现代社会，只有接受教育，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将来才能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才能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所以，后三种说法是正确的。
答案:B
4.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下列属于合法财产的有
①民工李某把在施工时发现的明朝瓷器作为收藏品 ②小强上学途中拾到一个钱包，将之据为己有 ③单位在过节的时候，发给职工200元奖金 ④马大妈在市场上买的古玩 ⑤小娜的存款扣除利息税后获得的利息
A.①②④⑤ B.①③④ C.③④⑤ D.②③④
解析：①②属于非法所得，李某在施工时发现的文物，应上交有关部门，小强拾获他人丢失的钱包应交还失主。③④⑤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属合法财产。
答案:C
5.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系博兴县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近日，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 000多元购买了500余册新出版的《技能型人才培训系列丛书》，捐赠给滨州技术学院和博兴职业技校。李蒙副主席的这一义举是在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
拿来主义教案篇10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总结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根据县营商环境局《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县纪委监委的通知精神,为全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我局认真开展了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现把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如下：
一、认真组织实施，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我局成立了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局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和驻局纪委组的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履行牵头职责，将专项整治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同部署、同安排，认真研究、查找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见实效，确保工作有序进行。我局单位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定期听取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和督促，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二、制定整治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按照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部署要求，我局制定了《昭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的具体内容、目标要求、工作措施、进度情况、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三、建立整治台账，推进专项整治
我局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建立了整治工作台账，逐条整改落实，按规定步骤有序推进；按照上级要求分阶段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及进展情况，对未按期完成的整治事项,逐一查找原因,提出整治时限,追加整治措施,确保整治工作实效。
四、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服务效能
我局将投诉举报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不断畅通渠道，广泛宣传，通过公布投诉电话、地址和网址，不断畅通渠道，广泛宣传，让群众知道怎么举报，向谁举报，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强化监督考核，确保确保群众举报投诉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促进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