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教育史论文十篇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1

关键词： 化学教学 化学史 统计分析

1.引言

统计分析采用的文献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采用系统查阅年度总目录与原始杂志相结合的方法，对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两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化学史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从计量学角度，进行了评价，从中分析化学史教育的发展状况。着重对知网中的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教学类）确定的三大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文献内容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画出关于化学史论文产出率的分布和影响力的概貌，试图为化学史教育研究的课题规划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参考。

2.论文的统计分析

2.1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化学史论文来分析。

论文基本上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占大多数。论文的生产趋势可分为2个阶段：2001年以前呈平稳上升趋势，中间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则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与2007年前的24年中的总数相当。由此表明，我国化学史教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势头旺盛。

2.2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据统计分析可知，在知网中化学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化学教学、化学通报、大学化学、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各大学学报中，对于1980—2010年期间针对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做了如下统计分析。将论文按内容分为3类：理论型论文、实践型论文、其他。在此将与课堂教学想结合的文章称为实践型论文，反之称为理论型。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表2 文献内容统计分析

表2表明，关于化学史论文内容形式多样。其中理论型论文占的比较多，实践次之。理论型文章主要说明化学史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所起的作用等。实践型论文，着重介绍如何在课堂中运用化学史进行教学及在哪些章节应用化学史教学，等等。实践型论文跟教学直接相连接，但从发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学史的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化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对于什么例子能促进教学和学生的发展的问题，是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的问题。本文就化学教学和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中的文献中化学史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卤素的发现史，被大多数教师运用于教学中。卤素中氟气的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史中生动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对知识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符合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标。

3.化学史教育的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化学史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化学课程标准》中将许多化学史料编为“可供选择的学习情景素材”，化学教科书中设有“阅读”栏目，提供或介绍相关的化学史知识等。所以正确地将化学史运用于教学中，显得至关重要。

3.1让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实现“穿插美”。

化学史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虽然现行的教材有时只是提到化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其相关的历史，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穿插，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学史教学不仅可以追溯到知识的来源，还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他不分昼夜、坚持不懈地研究着各种元素，探求它们的化学特性，并且将每一种元素都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在大量元素复杂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们的共同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进的，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这激励着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正确地看待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3.2让学生动手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美”。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波义耳说过：实验和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必须依靠实验来确定自己的定律。化学史记录着每一位科学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实验史。在教学中我们联系化学史进行教学，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家们探究实验的过程，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同时学会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乐于去发现真理，如此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掌握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采用多样化、采取多手段将化学史与化学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汲取知识的同时，领会渗透在探索知识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智慧，无论对目前的新课改还是素质教育都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马铭，唐建生.中等化学教学类3种期刊环境教育文献统计分析[J].化学教育，2003：2，31—32.

[2]廖正衡.略论化学史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室，2—1—3.

[3]王树林.让学生学一点化学史[J].化学教，1982：30（3），233.

[4]杜建功.运用化学史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质[J].化学教育，2003：4.

[5]于晓燕.化学教学中的化学史教学[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1998：8—9，34—35.

[6]李永红，刘建阳.科学素养教育的切合点——化学史教育[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03：11，1—6.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2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04-0020-04

一、引言

对历史的研究通常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以更好地预知未来，科学研究同样如此，要把握任何学科的未来，最好途径就是先了解其历史。因此学科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方法。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学科历史研究和反思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反思的深度广度，对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科史研究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通常关注本学科领域里主要理论问题的来源、解决情况以及解决方法等。通过研究学科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梳理出学科发展的清晰脉络，确保该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基本价值，是所有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教育技术学这一年轻学科来说同样如此。通过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重要思想体系产生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领会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角度对我们梳理教育技术学科，寻找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准确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科学史主要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目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以科学史学科创始人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编年史方法，以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史方法以及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

以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乔治・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科学是实证知识，而科学史则是实证知识的积累史，其研究方法通常采用以大事年表的方法记录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由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开创的思想史编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观念，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内在的和自主的，科学史是观念内在更替的思想史。与编年史研究方法相比，思想史研究方法既能从某个特定学术领域中寻找和选择能够代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科学事实和关键技术，又能深入分析这些科学事实和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在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上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史家们则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主张在研究科学发展的同时结合对应时代的社会背景。

实证主义编年史研究有助于人们快速而清晰地了解某一科学领域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和主要脉络，但对重大科学事件背后隐藏的科学演变规律却未作过多探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者们在对科学人物、科学事件和科学成果进行记录和总结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历史解释的方式来寻找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发展规律。在学科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想找出蕴含于其中的历史规律，最好的方法是对上述几种方法取长补短，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加以综合运用，我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学的历史研究时同样需要如此。

三、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充分借鉴了科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者们最终形成了关键事件编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学术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种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史。

1. 教育技术学的编年史研究

与其他科学编年史相同，教育技术编年史研究也是对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整理，通过分析其对本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不同时间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术重大事件列表。

目前已有很多各具特点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如美国佐治亚大学Julie Moore 主讲的《教育技术学导论》课程中，学生Saeid Roushanzamir和 Emily Giles 创建并维护了一个教育技术学大事年表（表1），该表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从1920年代前后一直到2000年前后。针对每个时段里的重要事件都有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其中列出每个年代出现的重要理论，如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方法，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理论开始向认知主义理论转化，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对教学设计的巨大影响以及绩效技术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等。从这个大事年表中，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把握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

2. 教育技术学的范式研究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为当代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讨论基础。范式实际上就是在某个科学领域内，研究者们遵循的相关标准理论、思想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总和，也就是研究者们对于特定对象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构成的体系。

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指导来解读和诠释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成为一种重要思路。不少学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范式体系如赛特勒的教学技术四范式理论，即：媒体范式、传播与系统范式、行为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蒂莫西・克诗曼提出的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范式、智能导师系统（ITS）范式、（Logo-as-Latin）范式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CSCL）范式等。运用科学范式理论研究教育技术学既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因为范式理论所倡导的多元化既能有助于从不同研究角度推进教育技术学发展，也可能影响教育技术学统一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3.教育技术学的学术人物思想研究

学科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通常可以看作该学术领域大师们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积累和沉淀。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读和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学术论著及其包含的观念和思想，既能从中梳理出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的线索，研究成果最终也可以构成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石。

虽然教育技术学的历史比较短暂，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本学科和相关领域内无数学识卓越的大师通过智慧和努力，为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理论巨著――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给出了很多教育基本理论的界定，成为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石。心理学家桑代克、斯金纳将行为反射理论应用于教育心理学；此外，皮亚杰的认知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和拉斯韦尔、施拉姆对信息传播模式的定义对教育传播学后续发展的影响。皮亚杰、布鲁纳、维果斯基、格拉斯菲尔德等人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对教育技术学科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教育技术学界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史进行追溯与解读，系统介绍、分析研究和评价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以及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理清教育技术重要理论的发展及沿革规律。

四、不同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的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例如仅关注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事件，往往容易迷失于其中，难以从中发现规律。同样，如果脱离历史事件进行范式研究或是学术人物思想研究同样无法真正把握教育技术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必须融汇和综合运用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结合教育技术历史研究三种方法的优缺点，分别通过关键事件年表、研究主题和范式的演变以及主要学术人物思想演变的过程梳理出多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历史发展脉络。

1.理论与技术视角下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演化线索

各种理论与技术随时间逐渐引入教育，使得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题与研究对象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如果以各类技术发展对教育技术学及其研究主题的影响作为分析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演进线索，如图1所示。

针对上述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技术及研究主题的历史演变，可以借鉴塞特勒范式概念来解读和综合研究其发展线索，可以综合应用媒体范式和传播与系统范式来研究直观教学到视听传播这条线索，综合应用行为主义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来研究个别化学习演化这条线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理论基础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教育技术学演进规律。

2.基础理论与学术思想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线索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的关键阶段，往往都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他相关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对本学科重要学术人物产生了较大影响，令其深入思考后提出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而推动的。如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以戴尔、芬恩为代表的早期媒体派教学专家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播学的影响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起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运动带来的从媒体研究向整体教学过程研究的发展，使系统科学研究方法逐渐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学习心理学发展推动学习科学逐渐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使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开发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相关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不同学术人物之间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沟通交流与融合贯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

五、多视角结合的教育技术学历史发展脉络

结合上面所说的教育技术历史关键事件、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学术人物思想的碰撞与交互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着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来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例如，可以应用赛特勒四范式结合历史事件、理论发展及代表学术人物思想影响来梳理出20世纪30年代至目前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和演进关系。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在教育技术的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关键事件，能够带来教育技术研究视野和角度的变化，对于相应时期的学术人物的学术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由此推动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和丰富完善，这种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推动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全部动力。

六、结语

教育技术学作为真正意义的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都与现代教育技术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承，而教育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教育实践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不同阶段的教育技术发展都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不同角度的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都能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在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发展开拓，从主要注重视觉媒体及其教育应用，到视听媒体、再到视听传播、教育制度，从只关注学校教育本身到关注学校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隐性因素，从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到注重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向纵横方向深入发展，这种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断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体系自身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单一视角和单一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有助于梳理出更加清晰、完整和易于理解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脉络。在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原则，既注重对事实的叙述，也注重对事实背后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应将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置身于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要结合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来做研究和分析。

作为比较年轻的学科，现代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还不到一百年，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很不成熟。对于这样发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为解决学科高速发展同时带来的一系列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所有教育技术理论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冷静总结学科发展历史，寻找客观规律，分析和预测变化趋势，探寻保证本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焦建利.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0）.

[2]宫淑红.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3]刘美凤.解析美国教育技术的三条历史发展线索[J] .比较教育研究，2004.（8）.

[4]焦建利.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J].现代教育技术，2009.（1）.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3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学；历史教师；素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对教师提出了基本的工作要求，也是古人给“教师”下的定义，教师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高尚品德，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提高学生文化素质，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使学生通明事理。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由此可见，教师在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教师是历史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历史教育社会功能的体现主要依赖历史教师的辛勤工作。历史教师是完成历史教育教学任务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之一，对历史教育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因此，中学历史教师的修养怎样、素质如何，就关系到中学历史教育质量，更关系到祖国新一代接班人的历史观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伴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应具备哪些素质，才能适应新时代现代教育要求，才能使中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呢？总的来讲，就是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合理的知识结构；熟练的专业技能；广博的文化知识；较强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良好的社交能力；强健的身体；良好的心理素质。

政治素质是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的综合表现。在我国，思想政治素质集中表现为一个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态度和参与情况。中学历史教师，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即良好的政治思想、明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等，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史德，“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要成为学生的榜样和楷模。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科学地讲授历史知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教师要实现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包括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历史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地理与生物等相关学科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史论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知历史、分析历史。要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来分析历史事件。这就需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并能灵活运用。

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包括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专史和史学理论等。要加强学习这些专业知识，掌握各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熟悉其中的内容，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强化，形成熟练的专业技能。教育教学理论对教师的工作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只有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理论如教学方法、教学原则等，并运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才能使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如期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中学历史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利用短短的45分钟，更高地发挥教学效率，就要掌握熟练的专业技能。中学历史教师应掌握的专业技能有教学设计与教案编写能力、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制作直观教具的能力、制作课件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组织教学的能力等。

中学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精深的历史专业知识，还要涉猎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文学、数学、天文、生物、地理、化学、军事、建筑等。历史学科所涉及的知识面是广泛的，没有广博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把有关的历史问题解释清楚，例如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就涉及到建筑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历史教师没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那就很难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熟练驾驭教学内容，讲起课来就会枯燥无味，不能科学地引导学生积极地学习历史。

处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快速发展中的现代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更新自己的各种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学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质量观。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中的教师，不只是一个教书匠，主要责任不只是教书而是教书育人，而重在育人，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靠着传统的教育观念，运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不够的。因此，中学历史教师要认真学习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掌握教育研究方法，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探究历史教育的教学论、历史教育的课程论、历史教育的原理、历史教育的方法论等，在探究过程中强化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使自己从一个“新教师”成长为一个“专家型”、“学者型”、“教育家型”的教师。

中学教师的社交活动是频繁的、广阔的也是必要的，历史教师也不例外。中学历史教师不仅要与学生友好交往，建立平等的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同事和谐共处，而且还要与学生家长进行有效沟通，与其他单位的人员进行友好往来，这些都是社交活动的重要表现。也体现一个教师的社交能力的高低，一个社交能力低下的教师，在学校与学生建立不起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同事不能进行和谐交往与合作，与学生家长不能进行有效沟通，当然所谓“朋友圈”就会很小了。这样就不能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得不到同伴的帮助和支持，得不到家长的理解与配合，那又怎么能提高教学质量、构建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呢？由此可见，中学历史教师，要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中学历史教师，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时刻都体弱多病，一副“病夫”模样，哪有精力去备课、上课和开展教育研究呢？作为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者，有时要跋山涉水去作科学考查，这时没有强健的身体作保障是不行的，只会半途而废。因此，中学历史教师要加强身体锻炼，增强体质，以保证完成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

中学历史教师，面对的是青春焕发的中学生，他们思想活跃、感情丰富，对世界满怀憧憬，对事物或事情的分辩还比较模糊，特别是对某些事情的处理上还欠成熟，但又想如成年人那样显示自己的“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要学习心理学特别是教育心理学知识，掌握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同时加强自身心理素质修养，使自己拥有良好而健康的心理素质，冷静地科学地处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用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去感化学生，用父母般的真爱去关怀学生，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总之，中学历史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要更新自身各种落后的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质量观等，不断加强历史专业知识、文学、教育教学理论等学习和修养，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教育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更好地为教育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 于友西主编：《中学历史教学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

[2] 叶小兵、姬秉新、李稚勇：《历史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潮;史学理论

    从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育时期。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依附于政治,未出现学科专业分化,教育史学一直未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的传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堂中有了专门的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科才呼之而出。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为满足1904《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需要,一大批传统学人,在新史学思潮启迪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开始第一次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1901年,史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并陆续发表有关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开学人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先河。1910年湖北学使黄冯箕提出设想、后由两江师范学堂课务柳诒徵着成的《中国教育史》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最终确立。

    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教育史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历史研究本身历史、即中国教育史学史的关注。中国教育史学史发展的近百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回顾近百年以来这一学科研究高潮的特点对于今天教育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及特点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时期从1904《癸卯学制》颁布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在这段时间中,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发展、兴盛到停滞的过程,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后,王朝更迭的政治动荡开始折射于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史研究除继续翻译日本着作外,开始学习美国,出现了以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研革史》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史专着。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上海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竞相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史课本,教育史研究初次形成热点。这为1920年到193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次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之为“全民族人格觉醒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得益于时代熏陶,中国教育史学科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简单模仿日本和欧美教育史研究的模式,开始在学理上走向成熟,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时隔半个世纪依旧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

    以民国第二次学制改革为契机,研究者迎来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高潮酝酿于20年代前半期,20年代后半期大量成果开始出现。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仅各类出版着作即达60部以上,其中既有教材亦有专着,既包括通史,也有编年和史料研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教育科学和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着均有发表。总体来看,中国教育史理论的提出、教育史资料的整理、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这—时期的显着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界社会史论战在教育史学界引起的震荡、对中国近代教育70年历史、30年新学制发展的反思无不刺激着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时代感与忧患意识成为了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欲通今则必先知古”,陈宝泉的《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是有感于“切合国情之新教育一时无由而发的”,而陈启天的《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则认为“一种新教育必有一种新思潮为之先导与后盾,应注意教育变迁,更应注意思潮”。面对现实,从传统入手探索现实教育发展的出路,这一特点是此前中国教育史研究所没有的。

    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着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着作。该书自中国教育起源起、止于当代,以教育制度及教育学说为主要研究内容。由陈青之着、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着作。另外,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也为此时之代表作。

    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标志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30年代后始有着述出版。在古代教育史方面有毛邦伟着的《中国教育史》、陈东原着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而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和为数不少的近代教育专史论文,则使中国近代成为教育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舒新城。

    出于强烈的时代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教育界的自觉意识,涌现出了积累教育史资料的大量着述,一些教育杂志也经常编辑若干年教育回顾之专刊。如《申报》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都把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放在当前问题的关注上。从1925年起,舒新城以10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60年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为目的,从收集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入手,写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汇编》、《中华民国之教育》两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在书中,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教育思想史都进行了全面探索。他认为中国选择近代教育是被迫的,是表面上学取西学而内地里排斥的结果,走过的道路不算成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使人们知道教育与社会组织的深层关系,启发人们注重传统文化并重建中国教育。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5

关键词：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历史学属性；出路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26-06

在中国高校学科体制内，教育史学科隶属于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有了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专业的教育史学术研究。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规定教育史成为中国师范类学校的必修课程，而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杂志的创刊与随之黄绍箕提出设想、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乃至1914年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等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当整个教育学科不断蓬勃发展时，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所谓的教育史危机成为理论与现实中不争的现实。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内涵究竟是什么？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双重属性的教育史究竟该如何突围与前进？笔者拟一阐己见。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的危机在课程上的体现为师范类学校的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在学术上表现为研究范式与成果的相对落后。实际上，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成立那天开始，就与危机相伴随，它至今没有建构起独立的学科研究根基，仅依靠课程与教学的强制要求而存在。百年来，虽号称拥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这两条腿，但发育极不平衡。依靠课程教学的保障与所谓实践应用性的招牌，教育史学科的教育学属性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与发挥。但历史学属性这条腿既先天不良，又后期无人关爱，成为教育史学科危机的致命病因。其实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这些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方面的问题仅仅是让教育史学科危机浮出表面的现实表现，危机的实际内涵是对历史学属性的长期忽视。各种华而不实的范式争鸣掩盖了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早已存在，仅仅是今天才更加明显与急迫。

一、偏向与不足

中国教育史学科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偏向与不足。

（一）研究者热衷于理论而不善于与实际结合

百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但恰恰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执著，使得这些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的引用与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史学学术研究的热门之一，忽视了将理论指导实践研究，将研究分析方法、工具与教育史料、教育生活相结合。这种集中于方法论的研究倾向使得很多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当代教育史者误会研究教育史就是研究教学模式等方法论范畴，而忽视了其他内涵。同时集中于个人思想的研究，忽视历史生态环境影响下的群体性教育思想研究。以最高思想层次代表全体，忽视对历史生态环境范围内的整体教育思维层次的把握。普遍缺少群体性研究意识，只注重对精英人士的研究，无视普通大众的意识层次，造成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层次人为拔高。如学前教育史领域，就普遍以陈鹤琴、张雪门等人的幼教理念作为关注重点，无视其他幼教工作者的普遍水平与贡献。在教育学社会调查范畴，也往往规范不严谨，使得调查结果缺少合法性与证据性。就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大量数据的引用与分析缺少合法手续，易引发粗制滥造与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相比较目前的口述史学，其合法性、规范性建设的步伐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实证史学功力与运用明显不足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是和师范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定位于教育教学科目而非学术研究领域。每当师范教育发展兴盛时，教育史研究就处于高潮，反之亦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主要突出培养师范生的目的要求。这种狭窄的定位影响了其学术功能的发挥。由于不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成果大多为教材而非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学术背景大多为教育学，普遍不具备历史学研究所须掌握的古典知识结构，对史料的收集、考订、分析皆有欠缺，无法将实证史学的先进成果运用于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史料建设也落后于其他史学领域。上世纪出版了《中国教育大事典》、《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等资料书后，则少有大型的教育文献集成问世。直到2003年，第一本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索引书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出版。梁启超、舒新城等人所关注的实证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中已很少见到。

（三）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教育研究一家独大，缺少历史学研究的细致与多样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的教育学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出现而产生。从那时起，中国的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西化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和言说中国教育的。”[2]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范式，在此种思维强势指引下，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批成果。但由于娴熟此种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者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客体，不愿意脱离此范式，去关注教育的种种多样化的现实与史料积累，造成研究成果的重复与肤浅。“当前的教育著作，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忽视人的独特性，使许多精辟的见解淹没于‘大一统’教育思想的洪流中，整个教育失去了多样性。”[3]此外，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多以模仿他国教育史为主要内容，体现一种外生依附式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研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脱节。

研究者的视野也较狭窄，大多就教育史而谈教育史。钱穆曾指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4]中国教育史是对发生在中国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教育现象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包含教育本身的历史演变及教育与个人、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迁。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5]在这一点上，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6]存在着割裂时空的研究倾向，对于历史学界普遍流行的总体史观、系统史观、大历史观等视若无睹。不能揭示历史生态与教育制度发展的关联，也就不能很好地解答教育制度的演变路径。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所尝试，但受限于历史学学术背景的不足，像赵宇静《近代幼儿教育社会背景简析》这样的论文仅片鳞只爪。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对于新的研究领域涉足不多，缺乏创新。对矛盾的揭示与分析不足，缺少深度。由于对历史生态缺少认识，研究者大多绕道而行，顾左右而言他。

对分析的教育历史学与教育史概念的混淆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一般以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教育史实的梳理，缺乏教育史实证基础。而中国教育理论的构建主要是以前苏联凯洛夫（N.A.kaiipob）教育学为基础。“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带有‘凯洛夫’的印痕。……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学只在一种模式下谋求发展，人们只在一种实界里构造着承袭了‘凯洛夫’基因的中国的教育学。”[7]凯洛夫教育学属于学校教育理论范畴，它重思辨轻经验，重理论轻实际，重学校轻社会，重体系的建构而忽视对活动场域的关注，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的影响就是：片面追求“体系”，而先天对教育活动的研究以“被教育学化”和“体系化”为目标。此外，对苏联教育史研究的全盘吸纳，也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依据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划分教育史发展阶段，运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去展现教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判教育历史和教育家，依据教育学理论范畴和框架去构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8]巴克尔（H.T.Buckle）曾指出：“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9]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而非对预设的立场进行评价。以想象中的分析的教育史学来指导教育史学术研究的客观实际，自然谬以千里。

二、研究主体差异与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

研究主体的差异是导致教育史学术危机产生的首因，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一）教育史学术危机首先在于研究主体的差异

从发生论角度看，西方教育史学科的肇始源于人类对理智的探索，先期的教育史著作都出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之手。随师范教育扩张，逐渐成为教学科目，进入教育学领域。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起步也是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刺激与民族意识的感召下开始的。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等具有史学家或史学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奠定了最早的中国教育史科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换句话说，西方与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起步并非或主要不是专门教育家的贡献。但这个成长于历史学襁褓的学科却吮吸着教育学乳汁而发育成长。从学科的编制归属，到学科队伍的建设，到学科研究的主观任务，都打上了教育学的烙印。今天，全国教育史硕士点达到了34个，博士点达到了12个，但学生中具备历史学教育背景者寥寥无几。出于对历史学的陌生与回避，我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大多抛弃历史学主体研究模式，直接将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的工作相联系，注重从现实需求出发，思辨性地解决问题。虽然教育史研究不能缺少思辨，其目的也为实践服务，但实证性研究的缺乏反应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与专业历史工作者学术功力上的差距。上世纪末，马立武指出：“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十年过去了，蕉鹿自欺，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周洪宇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评价今天的教育史研究者：“教育史学研究者及其成果现有的学术水准还不太高、历史学界难以普遍认可”[10]8

（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对教育史学实践价值的错误定位与单纯追求是造成中国教育史学科出现偏差的原因之一。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教育学下的教育史与历史学下的教育史具有不同的属性，教育学下的教育史首先要强调的是实践性，并且认为这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出路。任何学科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指导实践，都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学科的价值。但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各自实践的强弱。教育学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学科，其理论也是一种实用理论[11]。但教育史归属于教育学这个实践性强的学科并非因其学科内在属性的统一，而是在于其学科划分、体制归属的要求。其实，教育史不应单纯以应用学科的面目出现，它的基础学科属性也同样强烈。滕大春援引巴茨（Freeman 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的言论：“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能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12]

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以为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的根本处理是关注现实教育问题，以其独有的方法回应现实，以增强其应用的实践性来增加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筹码。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学史学科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近年来，又兴起一股以描述和诠释社会经验现象为特征的叙事研究热潮。实际上这是一种回避根本，误付洪乔的路径方式。如果没有踏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就匆忙开展对现实的关注，只是无本之木。中国教育史学科普遍遵循西方的“理论―实践”的认识观，尽管这种认识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传统的“知―行”观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史实的梳理，这就造成丰富多彩的教育历史被教育学理论人为限制与僵化分类，其真实性与广泛性都大打折扣，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实践结果也可想而知。

“懂得历史价值的人便会渴望学习历史。”[13]有学者提出教育史具有展现性、思辨性、应用性与人文性四种功能。而教育史学科的应用即实践价值体现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正如学者所说[14]：

外国教育史如何对待“用”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要求一种教育基本理论学科给当前某些具体教育业务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难以胜任的。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所以教育史对实际工作的效能常常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进行的，是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明其伟效的。

这种认识也与西方学者的观念一致。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W.Brickman）认为教育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知。[15]395舒尔曼（Lee Shulman）提出教师促进学生学习所应具备七种知识和能力，其中一种便要求教师应对教育历史有一定的认识。[16]

三、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与偏向，皆出于对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取舍所致。

（一）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过度偏爱

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承认教育史学科是具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的学科，但亦是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在实际工作中侧重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我们知道，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学是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教育史学科以课程要求为基础诞生于中国，其学科建立之初即确定通过教育史的讲授以改造、训练受教者的教育史观与教育学认识的教学目标。但教学目标的强制规范与学术科研的科学严谨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教学的应用主义变相使得教育史学科的课程教学成为简单化的应用史讲堂，背离了教育史本身。同时，教育史课程压缩、课时减少所导致的教育史课程危机的表象，迫使教育史学科工作者更加迫切地需要证明教育史学科的价值，而体现学科价值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指导现实问题的能力。从理论与应用的角度而言，教育学较历史学更具有直观性与可操作性。这也是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们将努力的重点向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转移的主要动因。

（二）对历史学属性的漠视与抛弃成为一种习惯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学科具有双重学科属性，但从学科属性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将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而将教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应用属性。“任何对现实的教育认识活动都是以过去的教育作为起点的。”[15]228从这个角度，笔者赞同周洪宇教授提出的“学科性质史学论”[10]5一说。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历史学属性也曾受到广泛关注。如在近代，舒新城等人开创的教育史史料学就很好地发扬了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也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近展奠定了基础。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偏重，历史学属性一直游离于学科边缘。随着教育史学科课程危机的浮现与加重，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其历史学属性的发扬，已是无暇顾及。一切围绕教学科目运转的教育史学科，难以兼顾教学科目与科学研究两个目标的实现。从教育史课程内容看，以制度化教育为主，无法体现全景教育史实。从课程主导思想看，简单单线观与进步史观统领一切，无法体现教育史的生动丰富与宏观。历史学者与教育学者都是研究教育史的主要力量，但教育史学科竖起金城汤池，教育史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交流仅是个别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学研究者不断进占教育史学科领地，却少见教育史学科研究向历史学学习。教育史学科队伍的单一结构使得研究者未能操刀，而去割锦。“教育史领域忽视对一手资料及考据功夫的把握，古文、外文水平较低，甚至还沿袭过去旧史学中相对陈旧的观点。”[17]教育史学科成果史料引用不规范严谨，结论多有重复，述而不论，理论层次相对低，深度与广度皆较历史学不足。类似于西方国家教育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或国际性专业组织“教育史国际常设会议（ISCHE）”这种建立机构与机构间相互联系的制度性渠道，尚无人提议。

（三）教育史学科追求国外理论及社会学理论的偏差

中国的教育史学科需要国外先进理论的指导与提升，也需要在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属性的同时，引进其他学科规范与思维，以适应学科发展需要。例如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学者提出突破历史学、教育学的学科界限，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18]“教育学也需要人类学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开阔视野。教育学家只有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才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革新传统的教育模式。”[19]但引进不应是盲目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环境、人文价值观与国外有很多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理论被引进中国，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由于它是建立在苏联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的结构并不兼容，无法准确对中国本土教育历史及现状进行阐述与解释，拾人牙慧，引发了系列矛盾。再如上世纪末开始盛行于中国学界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这种完全架构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以结构、系统为主要阐释模型的社会科学，并非完全契合中国国情。但我们一律照搬，大量模仿。并完全以西方理论来建构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以致出现了大量无法还原中国教育真实历史与理解中国教育实情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对国外教育史理论大量引进的同时，对传统史学理论却不甚重视。“对本国的教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完全脱离本国的教育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的东西。”[20]这种低层次的“拿来主义”一方面误导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科内部忽视史学研究基础的浮躁风气。

四、教育史学科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是根本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自其教育学属性的课程危机而体现，但实质源于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学术危机造成整个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研究层次相对低下；研究成果相对简单与重复。学术危机的长期潜性存在与不被重视，伯仁由我，使得教育史学科在课程建设上的理论构建和内容阐释成为无源之水，导致课程危机不可逆转的发生。要彻底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就必须从其学术危机下手，这就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教育史学科的那条瘸腿――历史学。历史学也在经历危机，历史学的危机实质与教育史学科有相同表征，也有不同内涵。但在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领域，恰恰是历史学最为强势与骄傲的地方。弥补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疾风劲草，历史学是值得信赖的。

（一）历史学研究思维模式的新拓展完全能够适应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上世纪上半叶，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中开篇谈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21]这种归纳具有超前意识，但是今天已经远远不能概括教育史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入中国，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新思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对自身研究思维的否定之否定，历史学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思维模式，在更开阔的领域展开研究。周洪宇教授提出的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的观念在教育史学科也有体现，但不是主流，而在历史学界，这已是普遍的潮流。

（二）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拓展能保证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除了一些功力深厚的学者还在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外，大部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处于落伍状态，这是错误的观点。王炽昌教授曾经说：“历史的研究法为现世各种科学所普遍采用之方法。”[22]这里所指的历史研究法为传统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实证史学思潮在20世纪传入中国，迅速与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方式相结合，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历史学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实证史学贯穿史实的考据、历史现象的记叙，直至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历史本质。在实证史学的影响启发下，中国历史学界开拓了对人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乃至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具体还包括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与考证、辑佚与注释等。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上世纪下半叶至今，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心理分析法、计量法、口述记录、结构法、整体史、总体史、“长时段”等研究方法及众多的史学流派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加上社会学理论的介入与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历史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并非古调不弹的，完全可以适应当今教育史学科研究目标的实现。

周洪宇教授等提出：“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即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三大转向’。”[23]此三个转向，我们以为都与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有关。教育史学科要向走出危机，不能仅思考课程危机的解决，只有从解决其学术危机的根本入手，认真补上历史学属性的缺口，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柏里（J.B.Burry）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24]教育史学科应大胆地借鉴当代史学思维与方法论，解决学术危机，在客观上为中国教育史学科搭建一个扎实的研究积累平台，为解决课程危机，为学科的理论构建与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笔者也相信，作为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有这样的智慧与能力，历经穿杨贯虱，使中国教育史学科早日克服危机，别开生面，走上更加辉煌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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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教育史论文篇6

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一点社会、家庭都有共识。但是学生历史水平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应试教育。虽然学习是一个人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主动性的过程,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的学习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学习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能实用的就学,要中孝、高考的就学,其它的马虎过去就行了,这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二是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过时,手段单一,教学方式死板。教师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压式的教学模式越来越压抑学的个性,影响学的思维,使本身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离历史越来越远了。这也属于应试教育的问题,当然,它是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

当前历史特别是初中历史教育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从教学思维、教学方式、教学模式乃至教学评价的全方位的转变。在短期内,影响历史教学的大环境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意意味着在学习动力系统中学历史的需要和动机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要寻求学的动力,我们只能从影响历史教学的小环境,从学的兴趣入手。而历史学科的特点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条件。

从上期开始我和另外两位老师承担了一项如何提高学学习历史的兴趣的科研课题。课题的重点在于寻求提高学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手段或教育模式,以达到提高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能的目击的。在科研过和中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历史知识的文学化

1、故事化

许多学对先人的丰功伟绩、各种事件的动人故事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普遍希望老师能以讲故事的方工来讲述历史。据我们课题组对初一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50%的学欢迎的教学方式是讲故事。诚然,老师讲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学生,而是将课文作一改编,使课文的主要内容贯穿于故事中去,这样,既能使学生引人入胜,又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这种方法对老师的语言表研究室能力、文字驾驭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2、诗歌化

在古文学中,诗歌是高度凝缩的文学。优秀的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带入历史情境中去,并迅速产生共鸣。如讲三国鼎立这一课时,由苏轼的赤壁怀古引入,使学的思绪随着滚滚的长江飞向樯橹灰飞烟灭的古战场,从而迅速切入主题。在讲乐府诗时着重讲十五从军征一诗,通过老师饱含激情的朗诵和讲解,使学生体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而总结出乐府诗的特点。

3、戏剧化

讲台是教师的舞台,也可以是学生的舞台。初中历史的事性为学生扮演历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战国七雄那一课讲商鞅变法,可以编一历史短剧商鞅舌战公孙龙,找两个学生分别扮演商鞅和公孙龙,辩论是变法这是守祖宗之法;讲国境内的远古人类可以让学生扮演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或自述历史,或二者、三者对话。通过戏剧化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热情,使学生临历史的情境中去感受逝去的久远的历史,从百增进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历史知识的形象化文物(模型)图片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文物是史实的实证,历史图片是史实某一瞬间的再现。前者以如山之铁证,后者以具体形象,给学生形成历史观念,历史概念提供丰富的可靠的想象根据和判断根据。并能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记忆。历史文物反映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教学中运用历史文物,能有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工艺术修养。通过历史图片,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1、幻灯教学

幻灯教学是当前普遍运用于历史课的电教手段。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有关的文物图片、历史地图或历史图表等在课堂上的放映,便于教师配合图像进行讲解。它的作用虽类似挂图,但是,比挂图更迅速、更准确、更逼真地反映历史图像。因此,教学效果远远超过演示挂图。

2、录音教学

近年来录机已迅速普及,在历史教学上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加强历史的生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丰富教学内容,其运用方式除上述放映幻灯时,用磁带配上解说或音乐,以增强视听效果外,还可收存与教学有关的声响资料,以配合使用。

3、电视和录相教学

电视和录相教学是声音和图像的最佳结合,它能使历史教学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它能以多种方式刺激学生的大脑,能把已逝去的历史现象有血有,肉的复现出来,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强记忆的效果。当然,以上的一些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过这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领域,也是我们在教学手段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三、历史知识的个性化

历史知识个性化的特点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讨论会、演讲会、写历史论文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历史,独立地作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价,它强调学生的活动。

1、专题讨论会

为开拓学生视野,培养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一些报刊上有争论的,又有教育意义的材料或直接就书上的人物、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展开讨论。专题讨论可开阔学生的眼界、形成历史思维,从而培养分析归纳能力和从现象在场看本质的能力。

2、历史演讲会

在学生讲故事的基础上,选择内容较好、思想性强的材料,由表达技能较高的同学,举行历史故事演讲会,并进行评比。这对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和进行思想教育都将起一定的作用。

2、历史论文

对初中学生而言,历史论文属较高要求,在此略去不讲

四、历史评价的多样化

发表教育史论文篇7

一、以史为鉴，理论联系实践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地说他编写书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史鉴，宋神宗取阅部分后，认为其书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不应只是让学生单纯认识历史，而应是以史为鉴，使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特别是民族融合、反侵略历史的发展历程，使学生更好地迎接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生活的挑战。因而我们在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仅要让学生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迹有所感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还要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爱国情感，让学生关注国际、国内的重要事件，了解我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历史环境；利用网络主动搜集、查看我国的科技成果。例如，最近的和黄岩岛事件，让学生收集相关的新闻资料，课堂上对和黄岩岛的历史做简单介绍，再动员学生进行讨论，从讨论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同时，也适时地开展国家忧患主义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变得更具实际操作性。

二、贴近生活，爱国从地方史开始我国历史教育教学不太重视地方史的教育，其实地方史是国家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更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的历史素材

教育部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指出：“要注意把对文献资料的利用和对现实生活中‘活’资料的利用结合起来，要引导学生充分关注当地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现实的生产、生活、关注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乡土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像法国的学校十分注重本地、本校历史的整理和相关历史精神的宣扬，校内的领导及学生都可以侃侃而谈本地或本社区内有哪些名人及其为国家、为地区所做的贡献，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等，言谈之中尽显对社区、家乡的自豪和热爱之情。实际上，学生爱国应该从爱家乡、爱家庭开始，不爱小家，何来爱国？而且本土教育更能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例如，上海高桥镇人民政府从2006年开始，有计划地重点进行《充分利用本地区历史人文底蕴与特色文化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搜集挖掘当地历史名人、特色文化、名胜古迹以及历次革命战争中发生在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探索和总结运用本地区历史人文资源编写乡土教材《解放上海，激战高桥》、《浦东成陆历史与林则徐修建高桥海塘》等书，采用课堂教学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使学生从家乡的历史看到祖国历史上的成就，从祖国的历史知道家乡的过去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从而进行亲切生动、贴近生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成果斐然，既可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也可增强社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教学创新，不拘泥于传统模式和课堂现在的爱国教育绝大多数还是在课堂中依照传统模式进行教学，期间偶尔组织学生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实地参考，其实爱国主义的教学方式也应改革创新，不要拘泥于传统的讲授课方式或是教室中

让学生扮演历史上的某个重要人物，学生就会把自己完全置于那个人的历史环境，并在“经历历史”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了解他人的情感，察觉到人类联系中的难题，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也是对教师提供观察学生行为的极好机会。在角色扮演结束后，可以及时讨论下列问题：你认为表演的那个人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处在那个历史年代你会怎么做。在“经历”和讨论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观。还可以举办讲述地方或国家历史故事的盛会；把历史作为背景，创作戏剧活动；和父母一起搜集并展览表明社区历史的老照片；这些学习活动不仅有趣、富有意义，也帮助学生从心理上搭起通向过去的桥梁。

四、主动爱国，不要灌输式教育的被动爱国老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常会采取单调封闭的讲授灌输的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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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舞蹈理论课程在教学中的基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舞蹈理论课是对舞蹈艺术作全面、系统、历史的研究的一门学科，当中涉及中外舞蹈史、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育、舞蹈作品欣赏与评论等等。目前，我国高职舞蹈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艺术高职院校为加强培养舞蹈人才的综合性、全面性，越来越凸显舞蹈理论课在教学中的作用，舞蹈理论课教学已成为高职艺术院校舞蹈学生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门理论课程的开设正是解决高职高专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尤其以普通高中学生居多）专业知识结构匮乏、专业概念模糊、舞蹈分类界定不清及实践中舞蹈风格把握不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理论课的学习成为架构舞蹈基础薄弱的学生与舞蹈专业知识体系的“桥梁”，是进一步深化高职高专舞蹈教育的具体表现。

在全国诸多本科艺术院校专业分类中，舞蹈专业又细划为表演、教育、编导、史论四个类别，针对子专业类别的不同进行专门化教育。然而对于高职舞蹈教育而言，必须改变过分强调以学科为中心、分工过细、专业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起全新的、以专业综合能力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并且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专业与文化的结合、技能与素质的结合，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对今后舞蹈艺术人才的培养及促进舞蹈艺术的繁荣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舞蹈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关系

我国艺术高职院校针对舞蹈专业学生开设舞蹈理论必修课程较为普遍，当前，就湖南艺术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分析，高职主要普高学生升学居多，在以实践为核心的课程教学中，对专业知识了解不多、概念模糊，加之艺术高职院校以实践技能为主，知识技能的学习比重偏少，使得专业上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脱节，专业知识面的匮乏也间接影响到实践教学中理解能力的问题，以及对学习舞蹈作品造成表现力的不足、有偏差等多重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所正视并予以解决的。

在美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等舞蹈教育以大量的理论知识作为根基，打破了单一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综合培养人才的目标，呈现全面铺开状态，从低到高，环环相扣，形成比较完整的舞蹈教育体系，是一个既能掌握不同舞种技能，又能从事理论研究，更能自主进行舞蹈创作的教育体系，也是体现高水平综合素质人才培养的模式，使得高等舞蹈教育的素质化、专业化发展得以实现。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模式，舞蹈理论课与实践课理应互为补充，互为所用，使学生能够掌握人体动作科学分析、人体动作训练的方法以及理清舞蹈知识脉络，今后能够独立承担不同层面的舞蹈教学工作。

基于以上论述，舞蹈理论课与实践课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理论课以实践为素材，不断深化、加强认识；实践课以专业理论为基础，强化技能、巩固专业知识体系，实现理论教学的应用，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

三、舞蹈理论课程的发展对策

我国舞蹈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鉴赏力和参与力，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各类舞蹈人才。结合高职艺术院校舞蹈人才培养的模式，对相关院校教育中舞蹈理论课程的特殊性及建设方向进行比较与探研，分析舞蹈理论课的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对策。

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特点，以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为主导，结合具体舞蹈表演专业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表演作品分析和阐述，其教学重点并不是一味的去让学生钻研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丰富学生专业理论知识，拓宽学生艺术视野，继承和发展中国的舞蹈文化，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促进实践教学与创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结合高职学生的内在心理特点，一方面要分析知识的内在结构，将知识以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呈现给他们，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引导和启发，促进学生实现高效的学习。根据课程教学现总结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前沿化

舞蹈理论课先是让学生了解我国灿烂悠久的舞蹈历史和文化，使学生掌握中国舞蹈产生、发展的状况及各历史时期的舞蹈审美特征、艺术风范，对中国舞蹈的历史发展有初步的了解；其次，使学生在把握历史脉搏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各门类舞蹈的历史积淀和现代特性，为学生更好地分析、理解、创作舞蹈作品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石。以史为铺垫，掌握行业前沿最新发展动态，让学生能够从历史和文化前端的角度去认识舞蹈、感受舞蹈、传播舞蹈，弘扬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

2、内容模块化

在舞蹈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大概将其分为专业基础理论、舞蹈历史和舞蹈欣赏3个模块，各占时比例分块讲解，思路清晰。在依托高职舞蹈表演特色专业建设上，力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遵循艺术高职教育教学规律，注重理论知识的综合化、现代化、人文化、本土化，使舞蹈学生在专业体系中能够更为系统的学习，逻辑分明，循序渐进，从而促进学生专业能力的开发和培养，完善艺术高职院校舞蹈教育领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推进。

3、形式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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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 教育史 教科书 比较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4-0035-02

中美两国在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等方面呈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反映到教科书方面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差异是绝对的，相对来说，也不乏相同之处。差异主要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视角去分析；相同之处主要从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和研究目的或意义去阐释。笔者选取的教材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主编孙培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教育— 一部历史档案》，作者是韦恩·厄本和杰宁斯·瓦格纳。

一 中美教育史教科书的差异表现

1.研究方法上的培养

《中国教育史》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采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中国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过程，把握教育同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关系，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经验、教训及特点，探求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有助于了解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源流，有助于树立唯物辩证的教育发展观。采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有助于解释诸多教育现象的差异性，使读者更直接、更方便地了解对立的教育思想或教育制度。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是过分注重差异性而忽略教育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同之处，阶级分析法甚至会出现关于利益争夺的片面分析，被误认为只为了维护某一阶层的利益。

在阶级的框架内研究教育史，教育史就成为了具有阶级性与党性的一门科学，是一部教育的阶级斗争史，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阶级社会各阶段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阶级分析法其本质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分析法，从阶级关系中来寻求每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带有阶级色彩的教育现象。例如，在《中国教育史》中，一些二元对立的专用名词贯穿始终，如奴隶与奴隶主的教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教育；封建地主与农民的教育，这些词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与色彩，一方面，这种旗帜鲜明的分类法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差异性，另一方面，往往也会抹杀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之处。

在《美国教育— 一部历史档案》这本教材中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倾向于跨学科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包括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结合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倾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跨出了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研究领域更加丰富、立体，视野也会越来越宽阔。因此这本教材在坚持以教育为基本主线的前提下，展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民主派、共和派、保守派、自由派关于教育的斗争，宗教，普通民众对教育的态度，公私立学校的发展，教育法案的颁布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给读者呈现一系列立体丰富的教育事件，使美国教育史的教材研究得到逐步的深化与拓展，将各种纷繁复杂的各种学科纳入到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使教材的内容更充实，角度更加的多样化，研究范式更加的宽泛，研究结果更具有思想性和灵魂性。例如，作者在分析19世纪公立学校这一重要的教育制度史时，并没有仅仅从教育这一领域去分析它的产生发展，而是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去，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多层次多交叉地分析这一教育制度。既有运用生态学对公立学校产生进行的相关论述，有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它产生的影响，也有从历史学的角度追踪这一教育事件产生的历史根源，更有用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公立学校的态度，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教育百科全书。

2.研究内容的视角

研究内容的视角，即作者在阐述教材时所运用的角度或出发点。视角、角度不同，阐述的内容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纵观《中国教育史》这本教材，作者的研究视角可概括为注重宏观和精英的描写。所谓宏观主要是指作者在编写本教育史教材时，注重从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两大方面去整体把握中国教育史，在每一朝代的教育史实几乎都涉及到这两大板块。教育制度主要可分为历朝历代的取士制度、文教政策等。所谓精英主要指教育思想这方面，即注重对中国传统精英人物，上层政治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大肆渲染或歌功颂德，很少关注底层人民的教育思想的描述。

举例说明宏观和精英的特点：从春秋战国开始，作者就主要概括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制度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后来则是王室衰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教育思想的精英代表人物以儒家学派为代表，主要包括孔子、孟子、荀子等精英人物。教材着重对他们的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进行了具体论述。先秦汉代时期的文教政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育代表人物当然就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人物董仲舒，文章主要以他为例，介绍了该时期的教育思想。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是重振儒术，兼容佛道；教育代表人物是上层精英人物韩愈；取士制度主要是科举取士，并且这一取士制度一直被宋、明、清沿用。

纵观《美国教育— 一部历史档案》这本教育史教材，其研究视角可概括为从宏观到微观的过渡；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过渡。所谓宏观到微观的过渡，是说美国版本的教材在坚持某些宏观联邦或州教育方针或教育法案的指引下，更加注重对某一历史时期教育事件的细节把握，不注重从教育制度这样宏观的角度去构思教材的脉络，内容更加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过渡，是说美国教材既有对富兰克林、杜威、霍勒斯·曼例等这些精英人物的教育观的描述，同时也不缺乏对下层普通民众教育主张的概括和提倡。例如，作者在阐述19世纪时期的教育史实时，并没有向中国教材那样以宏观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贯穿始终，而是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的把握以具体的公立学校为研究对象，注重社会各阶层对这类学校产生的态度如何包括富人阶层、工人阶层、黑人阶层、宗教阶层、政党阶层等。每一派都有自己的教育主张，这也构成了该时期的教育内容；在20世纪的教育内容，作者以现代学校系统的建立为研究对象，以某一学区的大学管理权的转变来系统论述该时期是如何建立现代学校系统，并且通过教师与校长的对话来反映人们对这种现代学校系统的看法的。这既包括精英人物的教育主张，也包括下层民众和普通教师对学校系统的态度。

二 中美教育史教科书相同之处的表现

中美两国教育史教材的差异是绝对的，但通过比较，相对而言，也不乏一些共通之处。

1.研究对象

中美两国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使得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但也有些相同和联系之处，比方说，对研究对象的共同关注，主要是指学校教育。中美两国教育史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两国各自的学校教育的发展演变史，无论是对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而言，分别有各自的体系，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们的产生与发展无疑都对那个时代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至今。比方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的研究，对丰富我国的教育体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包括对于今天常春藤私立大学的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

2.研究意义

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而言，教育史的研究意义具有相同之处。教育史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没有人类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没有教育家几千年抑或几百年教育理论思维的丰富材料，要创造高水平的教育科学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教育史》的编者认为，只有学习我国的教育历史，了解中国教育的昨天和前天，才能为建设教育科学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美国编者在前言就研究的意义说道：“要改变美国教育科学和教育学科的薄弱环节就必须从史入手，不了解教育史的人，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注重对宏观精英人物的考察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采用阶级分析法，有助于分析教育系统中的差异与对立，然而却割裂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本性，忽视了教育事件中的继承性和发展性，造成研究视野的狭小；美国教育史则突破了精英和宏观层面的研究，注重向微观和下层阶级的过渡，并且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缺乏对教育史整体框架的搭建，结构模糊，不益于学生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中所选择的中美两国教育史教材各有利弊，各有特点，应当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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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历史教师 职业道德 建构 途径

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道德”一词最先见于古代教育家荀子《劝学篇》中“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现代意义的道德主要指人们应当遵循的社会行为准则或规范，有时亦指个人的思想品质、修养境界、善恶评价以及风俗、习惯和教育活动等。教师职业道德亦称之“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调整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它具有“以史鉴今”、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功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说：“教历史的真谛是在于教会学生学会如何做人。”教学生学做人，历史教师首先自己应该学会做人，做一个敬业爱岗和有道德的人，用自己的师德去铸造学生的灵魂。本文旨在探究历史教师职业道德建构的途径，以期为历史教师师德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一、热爱本职工作，献身教育事业——历史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

“以身立教”，热爱本职工作，历史教师才会有工作动力和教学的兴趣，才有能力打开学科知识的宝库，形成博学多识的专业知识结构，逐步提高文化素养水平，这需要历史教师有吃苦奉献的精神。唐代教育家韩愈就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而“勤”的标准在他看来，即求学问必须做到夜以继日，日积月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提倡：“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历史教师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坐冷板凳”的精神，耐得住寂寞和清贫，不追求功名利禄，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学有所得，学有所用。这正是历史教师热爱本职工作的具体体现，学高才能为名师，有名师才能出高徒。

历史教师也只有热爱本职工作，才会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并将自己全部的知识和才华，无私奉献给学生。古代教育家孔子从教四十余年，在游历各国被困于蔡陈之际，断粮七日，从学弟子皆病倒不起，但其仍诵讲不辍，这种呕心沥血、以教为重的献身精神，成为历代教师的楷模。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提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的标准。在刘知几看来，只有具备“才”“学”“识”的素质，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家。为此，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数十年如一日，著《史通》，开创了我国史学评论的先河。历史教师应以他们为楷模，甘为人梯，为祖国的历史教育事业而献身。目前，将教育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具有献身精神的历史教师甚少，许多历史教师仅把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师职业道德的规范相比较，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历史教师必须确立以教为乐、以教为荣的思想和以教安身、以学立命的志向，献身历史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

二、遵循教育规律，旨在教书育人——历史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

文艺复兴时代诗人但丁有句名言：“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不足，而智慧却永远弥补不了道德的不足。”历史教师职业道德则要求其既教书，又育人，将“传道，授业，解惑”统一于历史教育之中。若要教好书育好人，历史教师必须懂得教育规律，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育学的理论，在实践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自觉把教学与教育结合起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之以志，导之以行。“育人”绝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寓情于理，情理统一。如一位历史教师在讲授《科学共产主义诞生》这节课时，刚写完标题，一位女生就立即表示19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讲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教师马上意识到学生思想深处的问题，但又不能压制和批评她，必须做到以理服人。教师笑着问她是否读过读马克思的原著，她作了否定回答，教师接着问：“既然你没读过，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早就过时了呢？”她回答道：“人家都这么说。”教师机智地表示：“我也是‘人家’之一，我也有个人的看法，你愿意听吗？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课后我们还可以讨论，各抒己见。”这位女生表示：“愿意听。”这样，教师消除了她的逆反心理，全班同学也都聚精会神地听教师讲他的“个人”看法。这一案例说明学生思想上的问题，是不能用类似压制批评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的，这样只会压而不服。教师只有采取说理的方式，耐心教育，以理服人才能收到育人的功效。历史知识本身就具有科学性、阶级性、思想性和生动性相统一的特征，历史教师要深入挖掘其学科内容中丰富的育人因素，通过寓教育于知识传授之中的途径，提高教书育人的有效性。青年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思想有着一定的可塑性，这正是历史教师育人的有利因素。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体验之中，情感受到熏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发生升华，行为得以变化，从而真正使教书育人的目标落在实处，这正是历史教师职业道德的突出表现。

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历史教师职业道德的规范

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是构成教育的基础。古代教育家孔子正是出于对学生真挚的爱，才能对其志趣、性格、思维、能力如数家珍，有着深刻的了解，促使他在教学中“诲人不倦”“因材而施教”。为使学生“成人”，孔子还十分强调学生要接受严格的意志锻炼，要做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还提倡学生要有松柏精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即一个人就应像松柏一样能经得冬天严寒的考验。

历史教师热爱自己的学生，就要了解、关心、爱护他们，设身处地为其着想。教育家叶圣陶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只把功课教好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如果历史教师对学生具体情况心中无数，缺乏了解，就难以构筑心灵情感之间的桥梁，更谈不上从学生个性特征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情感是制约历史教师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如果师生之间有充分的情感交流，建立了良好的情感关系，创设了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彼此之间就能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学生也就愿意和其交朋友，从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了解和关心学生，是历史教师热爱学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