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1: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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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论文

篇1

关键词:高职;书法教育;人文素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瑰宝,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聪明才智、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书法教育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在古代育人、选拔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书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养,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书法教育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实现素质教育、审美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1.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汉字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周易系辞》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可以看做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概括,也可以看做对中国书法起源的概括。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于汉字的造字法,向来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最初具有象形的特征。在象形的基础上,汉字孳乳浸多,其中形声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汉字中形声字占了一大部分。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汉字的表意功能。鲁迅先生曾指出,汉字有三美,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这种点画构成的文字形象中,积存并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情色彩乃至思维定式。因此,汉字往往能引发人们对汉文化一系列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2.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为文化阶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是文字艺术的文化抽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正如外国友人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它承载了众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发展联系紧密。

从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及审美群体看,他们并不都是纯粹的书法家,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僧侣、官宦、隐士、道人、没落的皇亲贵族等组成的文化阶层。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遗迹,汉代及汉代以前很少有名家,多是普通的士吏与工匠的作品。汉代以后,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无论是颜、柳、欧、赵,还是苏、黄、米、蔡,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这些文化精英既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心态。在创作的同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才学修养、审美情趣等融进书法的笔墨之中,把文化思想化作艺术形式表现在字里行间,再现中国艺术最朴拙、最丰富、最灵动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文化精英的千锤百炼下,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便渗透到书法的每一个点画与结构之中。

3.书法艺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儒、佛、道三大思想为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渗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并代代传承。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哲学或宗教方面的深刻影响,儒、佛、道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书法,并在书法中得到显现。依照有关学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包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整体观念、直觉思维、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通才、道德学问、中庸之道、和谐自然等,而这些在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书法艺术作品是个复合的载体,内涵极其丰富,既有书法创作内容所蕴涵的文化美,也有书法作品本身积淀的文化美。欣赏书法精品,往往可以看到诸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顺逆、呼应、刚柔、疏密、巧拙等书外意蕴。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分别被评为天下第一、第二行书作品,人们赞赏其通自然,得天趣,天真磬露,不落斧凿痕迹,流露真性情,乃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书法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书法精品往往都有这些特征:艺术表现上恰到好处;风格上刚健不霸气、柔美不媚态;笔墨精深洗练不单薄浅俗;书法形象富有新意却不哗众取宠、流于怪诞;重视和谐,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相谐而生等。

书法家往往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心理,坚持勤学苦练,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练出真功夫,终臻至善至美。书法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克己修身。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与人的一致性,坚持书品即人品风格亦人格的原则,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总之,书法艺术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沉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着精美的艺术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二、书法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是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有完美的个性、良好的道德、现代的意识、健康的心态、强烈的责任感、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加强人文科学及人文精神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内化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民族强盛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放眼国内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盛衰大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切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忽视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反而陷入精神上的困顿与迷茫。20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上帝死了尼采死了的说法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和富于创造力的新人。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渗透于各学科之内,萦绕于各门学科之间,表现在社会交往之中,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无它的存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理解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贯通与渗透关系,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本我与自我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能力为目的,指导学生的行为朝着合人道、合规律、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2.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看到书法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汉字的书写表达,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的教育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高等书法教育;魏晋时期,书法被称为书道,这说明书法被提到了一个与宇宙并列的地位;到了唐代,书法教育达到鼎盛时期,国子监等高等学府以及贞观元年贵胄学校宏文馆中都开设了书法课程,以书法大师虞世南、欧阳询为老师,传授楷书法(《唐六典》卷八);直至明末清初,书法教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类考试中,书法水平也是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重视习书练字,书法学习不仅成为社会风尚,书法水平也成为文化素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可见,书法教育跻身高等学府教育是有历史渊源的。毫无疑问,书法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3.书法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大专院校开设书法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等院校率先开设书法课以来,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书法系和书法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书法学士、书法硕士、书法博士等高级书法人才。全国大专院校非书法专业开设书法课的就更为普遍。

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够用,应用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在外语和计算机知识普遍推行的今天,加强高职学生书法教育对贯彻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乃至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书法教育是从书法的使用功能、艺术审美特性、美育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如今,书法教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写字和书法本身,而延伸到了学生意志品格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知识水平的提升、文化视野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书法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1)书法教育首先是人品素质教育

清末书法家杨守敬认为,学习书法要品高。品高即品德高尚。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是超绝还是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书法家品德的高下。综观书法史,人书俱佳者皆为后世推崇,但书品较高而人品有污者则常为人们所不屑或鄙视。

颜真卿是被历代传颂的人书俱高的大家,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口皆碑。他的谨严守法、大气磅礴、雄浑庄重的楷书很好地体现了儒学精神的阳刚之美,他刚直的个性、敢犯颜直谏的正直品德更为人们所敬慕,他为国效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正是儒家风范的写照。郑板桥的书品人品备受后人推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正是其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高贵人品的写照。他在引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自己的书画逢迎和讨好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是专门慰藉平民百姓,他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的创作宗旨,表现了可贵的人格操守。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而人们对赵孟頫的人品、书品则多有批评,对蔡京亦是如此。《临池心解》对蔡京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还有清末伪满大臣郑孝胥、民国时期的大汉奸汪精卫,尽管他们都有一手好书法,但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人品之于书品,可谓重要!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更是将文字的艺术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书法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影响深广久远。书法教育中的人品教育内涵具体表现为书法教育能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

书法教育能培养、磨砺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汉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唐太宗夜半秉烛学习《兰亭序》;智永闭门习书数十年,积累了很多磨损的废笔头,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怀素练笔则种芭蕉万余株,与蕉叶共挥洒。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些人终成书法大家。

书法教育还能端正人的思想行为。我国传统的书法教育强调心正笔正,把用笔习惯和技能的掌握跟人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要求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要以修养心性为上,做到澄怀静思,虚空淡泊,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这样坚持长久,其心中必定无种种私利杂念,进而能够培养宽容大度、以诚待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作风。

总之,书法教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品行教育功能。

(2)书法教育具有文化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功能

书法知识博大精深,哪怕是基础书法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联系较密切的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文字学等学科,书法教育是能力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书法教育还是一种审美素质教育。当学生的心灵经过了书法作品美的浸润和熏陶之后,他们就能够形成分辨力和审美能力,从而很敏捷地区分真假、善恶、美丑,赞赏真、善、美,唾弃假、恶、丑,他们的品格也会变得高尚。

(3)书法教育蕴涵着心理素质教育

王羲之写《兰亭序》,抒发的是喜悦的情感;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排遣的是愤怒的情感;张旭作《肚痛帖》,表现的是疼痛的情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当学生情感郁积甚深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书法艺术的手段,或通过欣赏相应的作品,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或通过书法创作,进入纯净、高尚、忘我的艺术境界之中,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书法教育蕴涵着强烈的人文素质教育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法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它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部分

1.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全面了解高职学生基本人文素质状况,我们曾先后对某高校在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8300名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状况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79%、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贫困的占86%、父母从事个体劳动的占67%。这些基本情况说明,被调查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并不好。在调查统计中,有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但是,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欠缺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人文知识相对欠缺、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等方面。因此,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

世界各国在人才方面的竞争、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是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了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专家学者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教育中的人文素养问题。这些都为高职院校确立了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从高职院校自身看,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高度重视,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为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有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仰慕、渴望与追求。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不少学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书法教育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人文课程一起,已经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成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2.对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定位的思考

高职院校的书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高职院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不同于书法专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及技法研究者,实用技能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将高职书法教育仅仅定位于实用技能的较浅层次上,否则,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特征。同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否则,就脱离了高职院校办学的宗旨。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集中体现在培养高级实用型专门人才这一点上,这就对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艺术性和理论性的探求能力则不能要求太高。笔者认为,书法课以实用技能为主,兼顾知识性和美育,使学生通过书法学习提高水平,并受到美的陶冶,这才是高职院校书法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据以上分析,可以将高职院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功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交流的手段,工作、学习、生活、社交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文字的书写。而书法的使用则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彰显自身较高的素质和展示自己良好的精神风貌服务。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开课效果看,可以侧重于硬笔书法课,附以毛笔书法的练习。在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力争达到书写重心平稳、搭配合理、用笔流畅、书写规范、结构美观,以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手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书写技能上狠下工夫,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书写技能。同时,还要结合传统书法理论基本知识,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中国传统书法的产生、发展、流派、名家、传统碑帖及章法等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一些毛笔书法的基本技法。在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同时,带领学生欣赏古今优秀碑帖、作品,对学生进行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美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书法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蔡祥麟.书法艺术三题[J].中国书画,2009,(5).

篇2

1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主要表现

1.1功利意识强烈,淡漠人生的根本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就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用优秀人文来武装头脑,对陶冶大学生的身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现实中当代大学生重视理论修养而不重视道德修养,他们将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作为在大学里学习的目标,对人生的意义不屑一顾。大学校园里现在充斥着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比起提升思想和道德修养,他们更关心吃穿住行好不好,费尽心思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拿奖学金,参加学生团体仅仅是为了从中获得福利,大学忙于各种考证为了将来能够找一个好工作,很少有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倘若这样发展下去,学生醉心眼前利益而无视个人修养的长期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里面将存在一块严重的短板,那不仅是科学教育的失败,更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1.2损人利己,道德和诚信滑坡

事实上,社会对大学生的不满,已由一般的书呆子印象,认为大学生只会空谈理论,适应现实的能力差,已日渐聚焦在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上,大学生道德和诚信滑坡的问题。尽管国家现在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是从当前一个短期的背景来看,大学生还是以独生子女居多,受家庭成长背景的影响,他们中不少自我思想严重,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增多,其中还有不少奉行着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社会所诟病。有的学生借完图书不归还,不爱护书刊资料,在书刊上乱涂乱画。有的学生上完厕所不冲洗,随手乱扔垃圾,网上曝光的史上最脏寝室,已熏走只剩下一个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尤其是考试舞弊现象,每年考试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屡禁不止,经过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的传播,使得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日益提上议程。还有借贷不还,学术抄袭,履历作假,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重专业,轻人文,文化素养低

有些学生重视专业的学习,他们花了大功夫在专业的培养上,不广泛涉猎,造成知识面狭窄。他们认为只要把专业知识过硬,拿到一系列证书,即可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不重视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导致综合素质不高,事实上适应社会的能力也较差。一部分理工生整天埋头实验室,毕业之后工作起来呆头呆脑,文字能力低,表达能力弱。一些中文系的学生文辞学习了不少,可是实际中不会运用,不会写应用文。很多英语过了六级,还获得过英语竞赛名次的学生,在面试时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好。另外,现在的大学生面对人文素养的培养,失去了信心,理科生崇尚科技,认为只要做出能够让他人认可的成果即可成功,而文科大学生面对这种价值氛围,也失去了学习的动了,吃喝玩乐、谈恋爱、昼夜上网。这样的大学生必然空虚和无奈,难免会喊出大学生活的空虚和困惑。

2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主要原因

2.1人文教育缺失

从我国人文学科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具备优良人文素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自我国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被削弱,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谷的状态。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我国曾实施过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重理轻文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埋下了祸根。而且,我国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对于补充专业人才的不足发挥着积极作用,可是造成大学生所学专业过于狭窄,技能单一,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直至今日,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高等院校在专业、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均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也从客观环境上造成了大学生在人文素质上的种种缺陷。

从历史教育来看,也相当匮乏。我国是灿烂的文明古国,拥有上下五千年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历史,然而从现实来看,国家不重视,这些年邻国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申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对学生的历史教育上,也不断地削弱。中国历史课程很少,很多学校都将历史教育视为完成教育部所规定的硬性指标,在占主流的学科教育中给予历史教育以分支的地位。因为从直观上,历史教育提高不了升学率,提高不了学生的成绩。由于各种原因,历史题材的电影、小说、电视剧反而在学生群体中大行其道,然而其多少带有戏说历史迎合公众噱头的动机,是无法提高学生对待历史的认知的。跟我国截然相反的是,美国建国短短几百年历史,他们对于自己国民历史的教育极为重视。一些外国朋友在评价中国留学生的时候说,他们英语掌握得很好,对美国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可是不太了解长城,不太了解黄河。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加强历史教育不仅仅是出于提高人文素质的需要,也是陶冶爱国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

2.2思想道德教育缺失且行政化

缺乏诚信教育。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又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所谓诚信教育,就是以诚为本的教育,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对自身、对学生、家长和社会,对科学、学问等所有教育的主客体均实事求是、讲求信誉和信用的教育。对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是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社会、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诚信水平的提高。在大学里,考试作弊、学术抄袭、履历作假、借贷不还、拖延学费等诚信缺失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经过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公众对于大学生诚信问题的巨大担忧。究其原因,很多高校还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应试教育倾向,对于学生的考察只是基于成绩、考试通过率、等级通过率等硬指标的考察,而忽视了诚信、道德等软指标的考察。现在中国高校普遍奉行的机制是严进宽出,他们录取的条件往往严格,学生毕业的条件又往往宽松。高校缺乏有效的学生诚信评价的机制,以及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没有约束,也助长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扩展和蔓延。

大学生刘海洋泼熊、马加爵杀人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背后的人文教育缺失问题。然而,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具有显著的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倾向。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强调克己复礼,这种道德教育不是重视人,而是忽视人,人作为社会人是维护统治的一部分,在整个体系中人的价值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在社会教育中,人文教育那一部分被抹去,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扩大。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依旧十分明显。我们经历了国共内战的创伤,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首要的便是思想的统一,因此政治化倾向被带入到教育中来。这便导致了一个误区,即将人文精神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同,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等同,由此将人文精神教育的任务交托给政治教育完成,这不可能达到教育真正教书育人的效果。刘海洋和马加爵相信从小到大受过不少的政治教育,可是人文教育的缺失正是导致他们悲剧更深层次的原因。

3高校图书馆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3.1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具有益德功能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众所周知,知识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对于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知识的积累可以促进道德的提升,人类若想发展道德文明,总仰于知识的发展,道德的落后往往也会导致知识上的愚昧和不思进取。高校图书馆便是这样一个平台,它作为文献情报信息的集散中心,被人类称为知识宝库。对于大学生而言,走进高校图书馆是他们获取知识的必由之路,也是获得道德修养提升的极佳路径。书中的世界千奇百怪,书中的世界无奇不有,大学生也许人生阅历不够,但能够通过阅读书籍获得一定的补充。大学生通过阅读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优秀书籍,可以被书中积极的内容和思想所感染,并且在日常的行为处事中潜移默化,做一个大写的人,不断鞭策自己,提高自己。简而言之,高校图书馆具有显著的益德功能。

3.2良好环境有助于人才培养

孟母三迁也论证了环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环境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教育人的效果,从而近朱者赤,可以提升整体的素养修养水平。高校图书馆一般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有些富有特色和独特人文情怀的图书馆甚至成为了一所学校的标志,这也就是一些学者在评价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时候会把图书馆建设考虑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图书馆可以利用其浓厚的文化氛围提供先进的阅览设施,设置各种画栏和标语牌,美化馆内环境,不仅使读者感到舒适,也能在细微末节之处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图书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高校品德教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将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3.3馆员躬行的表率作用

人们在评价一个图书馆时,除了图书馆本身的设置和功能外,它的极重要的一个组成要素人,也会显得十分重要。所谓躬行,即亲自实行,身教。图书馆员每天与大学生朝夕相处,他们的言谈举止和价值理念久而久之也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馆员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像园丁哺育幼苗一样辛勤地劳作,树立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他们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者。这种极强的工作责任感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传达给学生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为大学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树立良好的典范。馆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老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众人,他们身教而不是言传,担负着服务育人、培养人才的高尚使命。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时候,利用图书馆员的职业特点,通过模范和先进典型使得在潜移默化中大学生人文素养走向上一个台阶。

3.4开展各种读书和志愿活动,在实践中贯彻道德理念

高校图书馆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依托其资源优势开展馆藏文化教育,开展多姿多彩的各具特色的读书活动,比如文化讲座、读书会、报告会、征文比赛、活动专题,给大学生创造一个自由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这有利于他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高校图书馆基本不具有功利性,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可以自由组合,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既能够锻炼能力,又能够聆听他人的声音,能够引导大学生在知识上做一个学识更涵养,在做人上更谦虚笃行的人。此外,还可以开展各种志愿活动。图书馆的德育功能不同于大学课堂,具有较少的说理性和更多的实践性。在国外的大学图书馆里,大学生志愿者基本随处可见,承担着上架、整理图书、修补图书等繁重的工作。这不仅能够缓解图书馆馆员不足的压力,还能增强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了解,减轻家庭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在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里也可以看到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影,不仅可以增强图书馆和读者的沟通,还能够提供给大学生一个道德实践的机会,培养自觉爱护图书、爱护图书馆的意识,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影响要比单纯的说教深刻地多。

4高校图书馆利用现状

4.1学生信息素质普遍偏低,利用图书馆的意识及水平不高

高校图书馆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学生,可是学生使用图书馆的自觉性不强,造成图书馆利用率低。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去图书馆是出于考试或者课程论文的压力下被迫使用图书馆查找文献,而并非主动使用图书资源来充实自身。这就导致了图书馆的使用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平时资源的使用没有压力,到了某一个阶段学生需求扎堆,甚至造成资源短缺。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把图书馆作为自习的天地,将图书馆与自习室等同了,这不仅没有发挥图书馆应当发挥的功能,还严重地挤占了资源,本来想好好看书的学生没有空间提供。即便学生有主动利用图书馆的意识,由于入馆教育的不足以及学生获取图书资源能力的不足,导致盲目浏览,不仅效率极低,而且无法达到目标,导致图书资源的价值大打折扣。与我国相反的是,在美国,信息教育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使美国学生12岁就能上网,通过互联网寻找自己所需要资料的目标。可见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信息教育,结果是培养出了一批有较高信息素质的人才。我国要想提升教育水平和质量,必须加大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力度。

4.2图书馆馆员的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不够强

之前提过馆员对发挥图书馆教育作用的重要性了,馆员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细胞,直接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馆员的素质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素质。可是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馆员不仅每天必须面对繁重的工作量,还得忍受背后默默无闻的辛苦,再加上图书馆地位现在普遍不高,导致馆员的上进心和积极心受挫,直接表现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服务态度傲慢。馆员和学生产生隔阂,馆员也会与图书馆产生隔阂,但是大家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便会产生不少的矛盾。其次,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员并非专业出身,而是从其他岗位转入图书馆工作,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都有待考量。图书馆馆员安于现状以及消极工作都会导致图书馆的功能不能按照预期实现。

4.3图书经费投入不足,文献供给不足与学生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加剧

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师生对于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基础的硬件设施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各高校相继扩招,学生人数迅速增多,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需求增加,文献供给不足。其次,图书馆每年购书经费紧张,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书刊价格的增长速度,导致基础图书的供给紧张,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据有关学者对高校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图书馆的图书陈旧,不能满足个人需求。在资金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图书的采购偶尔也会出现不慎重的情况,出现一些死书和重书,不仅浪费了本来较有限的经费,还降低了图书资源的利用率。

4.4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效果不显著

许多学生只是把图书馆当作是学习的另外一个安静的场所,没有主动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除了本身的思想素质不高以外,还和外部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客观上表明图书馆的教育宣传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很多大学在新生开学的时候都会进行入馆教育,可是在时间有限和形式简单的情况下,入馆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被当成一项例行公事来执行,没有从学生的有效需求出发,使得大学生认识到图书馆资源的有用性。图书馆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自然会导致利用率不高。在信息社会,学生使用互联网越来越多,电子图书资源重要性越来越大。可是,由于教育宣传力度的不够,很多学生不知道电子文献的重要性和获取方法,这使得学校花费宝贵资金购买来的电子图书资源出于闲置的状态,客观上对学校和学生都会造成损失。

5高校图书馆如何更好发挥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5.1优化馆藏资源,进行素质教育

馆藏资源可以分为传统纸质文献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文献资源是承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物质载体,具有明显的益德功能。传统纸质文献资源的质量也有优劣之分,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效果。因此,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加强传统文献资源建设,优化资源结构,给及大学生以良好和正面的指导。高校图书馆要想加强传统文献资源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在采购图书时要严格把关,甄选有思想、有深度的优秀书刊,剔除低级趣味,宣扬社会负能量的书籍。图书馆要加大此类优秀书刊在文献中的比重,发挥它们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功能。其次,高校图书馆要摆脱重科技轻人文和重专业教育轻素质教育的理念,改善传统文献的藏书结构,除了必要的专业书籍外,要加强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补充,提高文献品位,使大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本专业以外的书籍,广泛地涉猎,不仅仅是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最后,高校图书馆要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建立地方经济文库、地方历史文库等特色馆藏,增强他们对所处地区人文的了解,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除了传统纸质文献教育,也可以利用电子阅览室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电子阅览室基于网络平台,把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储提供给读者使用。学生可不受时空限制,通过数字信息传递,获取自己需要的文献。电子阅览室可以培养学生提高人文素质,引导学生进入一些文化教育的网站,推荐给他们高品位人文的站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提高辨别不同良莠信息的眼里,通过网上的资源认清社会现象,帮助自我提高。电子阅览室的建设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政府、高校、网络提供商、信息技术企业各方面的支持。由于资金等其他方面的差异,中东西部发展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在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上,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中西部的高校图书馆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重视和工作,加快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

5.2重视馆员队伍建设,提高馆员素质

馆员是图书馆工作和服务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图书馆发挥人文素质教育作用的重要资源。图书馆馆员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引起重视,高校图书馆的馆员与公共图书馆的馆员有着显著的区别,前者接触的是具有相当知识文化的教职工和大学生,高校图书馆馆员与大学生的关系,准确来说,应是教育上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图书馆馆员能够通过切身的活动,感染大学生的进行,尽忠职守的馆员能够给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作用,指引他们向上。然而现实中,前文已经提到,图书馆员的地位以及自身的素质问题,急需要得到改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馆员要树立服务育人的理念。世界观指导方法论,任何时候不能忽视理论的学习和观念的更新。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里,无论是馆长还是馆员都要意识到,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图书馆应责无旁贷,馆员要树立服务育人的理论,以学生为本,真正把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其次,要在馆员的管理中引入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没有激励,自然没有动力。若是对馆员没有约束的话,势必导致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一个庞大的惰性集团。通过引入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馆员主动去适应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培养出一批业务能力强、整体素质高,懂得在平凡小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新型馆员队伍。只有图书馆馆员自身恪尽职守,才能对大学生起到正面的辐射作用。最后,加强馆员培训,提高馆员业务能力。社会对馆员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馆员为了适应社会对他们的需要,需要通过培训,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注重知识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新时期高校图书馆馆员除了能够熟悉各种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还要具备相关学科知识,这样在给大学生介绍图书的时候才会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

5.3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情怀教育活动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优秀的图书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不仅能够开阔人的眼界,还能成为其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陶冶高尚的情操,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图书馆依托其独有的图书资源,可以开展各种读书活动,搭建读者交流思想的平台。高校图书馆可以结合本馆的特色和地区文化,经常组织一些学术讲座、读书报告会、书画展览、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引导他们的人文素养更深层次的提高。除了理论教育之外,图书馆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还可以组织读者参加图书馆志愿活动,是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引导他们承担责任和义务。学生管理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读者又是管理员,他们来自于学生,因而最懂学生的想法,也具有一般学生对于阅读和图书馆的认知和想法。他们的存在加强了图书馆和学生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篇3

[关键词]图书馆学教育 悖论 思辨

[分类号]G250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了90年的历程。90年中,图书馆学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其间起起落落几经波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图书馆学教育中涉及的学科建设、院系名称、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在学界引起诸多讨论。时值中国图书馆学教育90华诞之际,谨以此文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力求客观的分析,尝试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1 图书馆学教育中悖论的缘起

悖论(Paradox)是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将悖论应用于学术领域的较早的记述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芝诺运用“运动场悖论”捍卫门巴尼德的哲学观点。悖论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以及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悖论的成因极为复杂,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求知和缜密的思考,而悖论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对悖论中矛盾问题的思索和解决,可以给人们带来全新的理念和观念的超越。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诸多观点与论述中,哪些问题是属于悖论呢?表面上看,诸多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任何一个观点似乎都是旗帜鲜明的,即使立论有偏颇也不至于到自相矛盾的程度。然而,多年以来为什么关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会论而不决?事实上,每一次新观点的提出都是要解决一些矛盾或问题,但恰恰是许多新观点在专注于某一特定问题时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悖论。即,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却忽略背后的问题,而图书馆学教育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却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理想的实验环境下,结果造成许多相关问题的阐述成为流于表面的对错优劣之辩,而忽略了其更本质的问题。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一些左右为难的问题作为悖论进行思辨,能够使相关的研究工作和结论更客观中立、全面审慎。

2 图书馆学教育中悖论的思辨

2.1 悖论之一:图书馆职业化教育与非图书馆从业去向

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一门科学。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图书学(Bibliology)与书志学(Bibliography,亦称目录学)。正是由于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图书馆职业实践之间的这种先天的血缘关系,许多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们坚持认为图书馆学教育首先是一种职业教育,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在择业过程中的专业人才流失,是图书馆队伍人才流失的延伸和提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失败。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应该甚至只应该从事图书馆相关工作,而除此之外的职业岗位均带有离经叛道、欺师灭祖之嫌。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去图书馆就业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去其他非图书馆机构就业的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在研究生层次,有25.5%的硕士毕业生从事图书馆以外的工作,博士生毕业后则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从图书馆专业毕业生的从业去向来看,图书馆学的职业教育与毕业生的非图书馆从业去向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悖论。

事实上,在讨论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从业去向之前,图书馆学的职业化与理论化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图书馆学的职业化出身,使得其在自身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往往遭受来自外界的诟病,曾几何时,图书馆学究竟能否算作一门科学甚至都存在争议。尽管施雷廷格、齐亚茨科、杜威等图书馆学先哲们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基石,后人也在此基础上规范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但是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怀疑并没有销声匿迹。避开对图书馆学经典论著理论程度的争议和怀疑不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源自于图书馆学的职业化出身。所以职业化教育的定位与需要理论化的学科体系构建成为一对首要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图书馆学界内部争论已久,但至今尚无定论。问题出在哪里?在笔者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图书馆学的职业化教育认识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本质不是图书馆学的职业化教育定位,而是图书馆学职业化教育定位的具体化和实体化。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和文明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和普及,对人类知识构建、组织、传播、习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环境下人类的显性知识多存储于纸质文献,或者说被集中于钢筋水泥的图书馆中,知识在物理空间界限上几乎与作为知识“容器”的图书馆实体是相等或近似的。因此,在传统环境下强调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应进入图书馆职业岗位是无可厚非的。而在网络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知识时代,知识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属之物,知识的物理空间界限早已超出了传统的图书馆实体,知识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无不需要知识管理的专业人才。此时若仍然抱守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必须从业于图书馆的思想,必然与毕业生从业去向的社会现实形成自相矛盾的悖论。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在图书馆只能消化20%,69%的毕业生则服务于各类企业的信息部门;日本一些学校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能就职于图书馆,大部分则进入产业或计算机部门。鉴于图书馆学教育的这种现实情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子舟教授提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性发展应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上来。王子舟教授的观点并不是要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奶酪,而是要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从抱残守缺、培养目标和从业现实的矛盾悖论中解放出来。也许有一天,当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再专注于作为知识“容器”的图书馆实体,而是面向更本质的知识管理本身之时,我们也会像世界上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一样,在图书馆员、企业信息构建师、网站用户体验师等各种知识管理相关岗位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人才。

2.2 悖论之二: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

从15世纪意大利费德里戈公爵提出图书馆员应是“学识渊博,神采奕奕,和蔼可亲,精通文学与语言”起,到英国杜里提出“图书馆员不仅是图书的保管者和提供者,还是文化传播者”,到美国哈珀提出“图书馆员不仅应管理图书,为书编目,还应充任读者的指导”,到德国艾伯特提出“图书馆员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教育”,“要有综合性的知识、广泛的外语和历史知识,还应了解文学史、目录学、古籍知识和百科词典”,“图书馆员应具备的重要素质是条理性、秩序感、辨别细节的能力和献身精神”,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来都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技能,而是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

我国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有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能在图书情报机构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及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图书馆各级专门人才”。关于“复合型图书馆各级专门人才”的理解不同,使得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化,从而造成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之间的悖论。

正是由于狭隘地理解了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化,使得我们在现实中十分紧张于部分院校对培养层次和课程体系的调整,唯恐在培养层次上失去了专门化的本科阶段就失去了学科的发展基础,或者在课程设置上失去了“图书馆”三个字就失去了学科的独立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欣平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专业化得太早了一点。他指出,大多数的美国学生在他们接受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训练之前,通常都已具备了宽广而稳固的文理科教育背景。事实上,从美国图书馆界更青睐拥有两个以上硕士学位的从业人员可以看出,具备宽广而稳固的文理科教育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更能满足图书馆实践对人才的需求。美国学者谢拉曾经说过:“早期的图书馆员都是学者。”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则强调:“大量的图书馆技术培训并不能使一个缺乏通才教育的人成为成功的图书馆员”。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坚持从其他专业招收本科生的理由绝不是简单的美国图书馆界不需要本科生或者需要更高层次的毕业生亦或是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发达程度所致,而是像美国许多其他专业(如,法学、商学等)一样,是更注重通识教育的结果。

在课程设置方面,从1926年杜定友先生提出图书馆学九大学科:图书馆概论、图书馆原理大纲、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实习、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参考法、学术研究法,到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社科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现代技术共12门核心课程,再到2003年,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描述、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目录学7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计划。我们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变化的一个显著的线索特征是“图书>文献>信息”。因此,如果办学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再增设或调整部分课程为知识管理相关课程,不是不可以尝试的。部分课程从图书到文献,再到信息乃至知识,实际上并没有背离图书馆学专门化的宗旨,相反是在趋近于图书馆学的本质。因为图书馆学历史上就不是关于那幢被称为“图书馆”的钢筋水泥建筑物的科学,而是关于图书馆中以纸质文献为载体的知识的科学,今天更是突破了馆舍和载体的限制。

所以,当我们审视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悖论时,大可不必惊恐于部分院校在培养层次与课程设置方面的调整,难道一定要全国一盘棋才是科学合理的图书馆学教育?即使是图书馆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也应该是各有专长的复合。因此,在保持图书馆学教育核心内容的情况下,允许部分院校根据自身情况对培养层次、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探索才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3 悖论之三:西学东渐的出身与中国特色的诉求

正像本文前面的论述曾经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作参照一样,许多学者在探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上往往会借鉴欧美一些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然而,当这种做法走向极端的时候,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又面临效仿欧美与中国国情之间的矛盾悖论。

仍以国内学术界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层次的讨论为例。有学者在分析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后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逐步缩小本科教育规模,扩大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规模。也有学者从图书馆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主张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重点向研究生层次转移。而有的学者则建议图书馆学教育应退出本科教育层次,使图书馆学教育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层次上得到更好的发展。无论上述观点是否都是受了美国图书馆教育的启发,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坚持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本科专业点的数量已经太少,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重心放在研究生阶段是不符合国情的,应该扩大本科教育的规模。

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既不是源自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家的上书房,也不是源自于寺院的藏经阁。从其在我国的起源来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羞于承认的。之所以说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是因为1920年3月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图书馆员的玛丽?伊丽莎白?伍德(韦棣华)女士与其学生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001)”。既然学术界认可“文华图专”的成立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诞生的标志,那么也就承认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西学东渐的出身。

然而,任何一门教育科学不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要适应于时代、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构成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一点在社会科学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在我国90年的发展进程中,被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前辈们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的DNA,而且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也在不断进化。因此,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西学东渐与中国特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图书馆学教育发达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无可厚非,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尽管是发芽于飘洋过海而来的一粒种子,它同时也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置身于中国的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仍将需要不断汲取自然界所有的营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2.4 悖论之四: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

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西方古代图书馆的知识体系就是在图书整理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图书的版本、校注、收藏、分类、目录、辑佚、手稿鉴别、编纂等方面的学问。随着图书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增大,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人们对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从意大利费德里戈公爵和德国人艾伯特对图书馆员专业素养提出的要求不难看出,称职的图书馆员需要宽厚而扎实的人文教育背景。

曾几何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属于人文科学,其毕业生也都是获得文学学位。这对当时传统条件下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一些非专业领域的因素对图书馆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图书馆工作的技术

特征并不鲜明,甚至有人将图书馆的工作理解为简单的“看守”图书。这使得图书馆沦为“老弱病残收容所”、“落实政策的接收站”、“干部家属农转非和职工子女就业的安置办”。即使在今天,图书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引进人才家属的收容队。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风靡全球,以及对图书馆员队伍素质的长期忽视,图书馆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愈发迫切。也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酝酿,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国学位制度改革中,图书馆学从人文学科走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管理学科中。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大幅提高,技术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图书馆发展的主导。然而,无论技术的发展有多快,最终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毕竟是人。当前图书馆学教育中信息技术地位的日益突出与渐逝的人文精神之间又形成了矛盾的悖论。

其实,对于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图书馆而言,技术并非洪水猛兽。以人为本的技术的得当应用非但不会动摇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根本,还能够更科学、高效地体现和服务于人文精神。几千年人类知识的积淀、无数次馆藏文献的倍增,当今能够做到谢拉所说的“精通自己负责管理的资料”的图书馆员恐怕不多了,能够指导学生阅读、学习的大学图书馆员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依仗信息技术的支持,图书馆员可以像Amazon的“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一样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当然,这也导致了一部分人产生“技术至上”的错觉,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偏重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人文的内核。毕竟当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的因素太少了。从小的方面说,失去了人文知识的支撑,学生对技术的习得也只是为技术而技术,从而模糊了技术应用的目标。从大的方面说,人文知识的缺失,使学习者难以成为一个完备的人,更何谈成为合格的图书馆员。当前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知识的失语,即使并非教育者的本意,但是却客观上却造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偏废。

因此,网络时代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应该增加人文知识的比重。毕竟图书馆是服务于人的,而要真正实现这一宗旨,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不可偏废。

3 结语

篇4

关键词:中小学书法教育;教育现状;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242-01

一、书法教育文化价值的渊源

教育的文化价值是指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专门活动,通过文化进一步挖掘人的知识及技能的潜力,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的道德自律性,从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达到人的全面和谐与充分自由的发展。书法教育自古至今贯穿于中国的教育之中,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对于其文化价值的讨论古已有之,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扬雄在《法言・ 问神》中提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书写者的内心,反映其品质,首开“书如其人”的思想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加注重人品、书品与文品的关系。直至今天,人们仍将“书品”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之一。书法对于培养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性情有着重要作用,其文化价值历经时间考验,沿袭至今。因此,对于中小学书法教育文化价值的讨论极具意义。

二、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文化价值的体现及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高尚文化素养

中小学生接受书法教育能够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历史上,许多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例如:“书圣”王羲之是极富文采的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从现代的教育意义来看,中小学的书法教育应注重学生的“内外兼修”,其书法作品才能呈现出高雅的艺术趣味,在众多的书法作品中脱颖而出。所以,在中小学的书法教育问题上,教师应该结合语文教学使学生掌握丰富的文学知识,并充分发挥书法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德育、美育功能,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

(二)增加学生的文化广度和深度

教师在进行书法教育时可以引导学生接触书法美学、书论等,使学生逐步建立起正确的审美标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同时,书法教学和语文教学相辅相成,二者可以通过教学过程中的相互渗透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中小学生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能够领会书法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够运用书法将生活的实际体验恰当地表现出来。从这一角度看,书法教育可以有效地拓展学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三)增强学生学习的辩证思维

每个汉字都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含义。形式上,书法表现的是“一笔一划,一横一竖”,深入来看,书法艺术体现的是精神哲学。汉字的线条折射出艺术家的创造方式和心灵追求。人们常说:思维是辩证法的统一。在书法教学中进行书法的文化教育工作,其潜在的辩证思想将影响学生的学习思维,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维能力。

(四)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中小学在学习书法时,不必太刻意追求文本知识。汉字虽然从形象上区分,但确有其丰富的想象力,不必统一写法和形式。例如: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代表作《瘗鹤铭》出入笔法笔意,纡徐蕴藉,传达出古朴高浑之风流,雍容秀拔之气骨。中小学书法教育应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形象思维,丰富他们的语文知识,提升、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培养学生扎实的文化基础。

(五)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书法教学对于学生来说是枯燥的,教师需要采取完善的教学计划,灵活的教学方式和适宜的教学进度将其变得灵活。教师和学生可互为参考对象,相互评价,通过欣赏和被欣赏的角色转换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老师在批阅学生的书法作品时可褒贬共评,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学校可以举办书法比赛,定期对好的书法作品进行展览和表彰,从而为学生提供不断进步的动力,增强学生对书法学习的愿望。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全文围绕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文化价值展开论述。笔者认为书法教育需要广大教师切实地把这一事情提到日程上来,发挥教学的积极热情,将书法教育深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当中。学校、老师、家长共同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环境的质量,优化学生的书法教育,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让书法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真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篇5

1、营造读书氛围,让广大教师从优秀作品中汲取营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从而提高教师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使教师成为“有思想的教育者”。

2、学习教育理论,更新教育观念,丰富教育智慧,促进教育创新。

3、搭建教师交流平台,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实现教师专业水平和学校办学品味的同步提升。

4、创建学习型组织,以教师的读书行为引领学生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学习型学校”为导向,以“有效教学管理年”为契机,贯彻落实新课程要求,以读书活动为载体,努力营造书香校园,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三、活动目标

1.把读书与摘记、感悟结合起来,形成对所读教育书籍的充分理解。

2.把读书所获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师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推进课程改革进程,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3.在教师中形成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的氛围,建设学习型组织,书香型校园。

四、活动对象

学校所有在职教职工

五、活动口号

教育,因读书更精彩!

六、活动内容

1.教育名家名著。古今中外教育名家名著是提高教师教育素养的法宝,如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等。

2.教育科研方法类书籍。作为科研兴校的重要措施,教师应自觉提升教育科研的能力,通过读教育科研方法的书籍,将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内化为自我意识,将教学实践总结、提炼为教学理论成果,提高创新精神,培养创新能力,以适应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要求。

3.学科教育理论图书。教师需要不断地专业成长,不断地提高专业水平,通过学科专业理论学习,掌握学科发展动态、最新要求以及学科前沿知识,及时调整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4.课程与教学论方面。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走进新课程》、《研究型课程》等书籍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钻研。

5.其它方面的书籍。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的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科学知识等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教师阅读要广泛,知识面要宽泛。

七、活动方法和步骤

1、活动方式

(1)根据我校《推荐阅读书目》或自主选定精读和略读书目,提倡精读一本教育教学专著。

(2)有计划地进行潜心阅读,每天阅读时间不少于1小时,及时记录精句妙段。

2、交流研讨反思

以教研组、备课组为单位组织学习小组,开展研讨,定地点、定时间、定主题,将从研讨教育名著过程中获得的理论、思想、观点与自己的认识和做法相对照,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3、理论指导实践

每位教师都应把读书学到的理论思想、观点用来指导教育教学,改进学科教学、德育工作和管理工作,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4、形成书面感悟

将自己在读书中的收获、感悟和反思等以读书报告的形式形成原创性的书面材料。

5、搭建读书论坛

根据本校实际,拟在学期末举行读书报告会、评选优秀读书心得,让更多的老师读书,在读书中真正成长起来。

6、表彰读书先进。

学校将对读书活动进行全面总结,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评出优秀读书教研组和优秀读书个人(根据开展的各项读书活动表现和读书笔记、读书心得的书写情况进行评比)。并作为评优评先中考核工作态度的一项内容。

八、读书活动的要求

1.要有选择性。教师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提高自身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教育理论图书,多读一些真正提升自身内在修养的人文学科图书。

2.要有自觉性。时不我待,教育改革的紧迫性,要求教师把读书学习作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事情,读书是一种常规的教学任务,而非课外活动,要严肃认真的地对待,特别要提高自觉性。

3、要有原创性。科技发达的今天,加速了信息流动量,拓宽了知识的接触面,也为广大教师提供了多种借鉴与学习的途径,我们要求教师在撰写读书报告时杜绝抄袭,坚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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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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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图书馆学教育却在不断地萎缩。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经过2o世纪8o年代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后,现在似乎进人了一个低谷,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逆向发展现象颇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研究。 

 

一、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被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是从近代开始的。其产生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自古代至中世纪,中外图书馆学的形成基础都来自于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对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学面临着历史变革中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信息化时代,信息作为促进物质、能源等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已成为决定国家、地区和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图书馆学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提供了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对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将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信息资源特别缺乏,只有认识到信息的稀缺,才能认识到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上具有竞争性。图书馆学研究要把握好方向,紧密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入研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研究课题,加快研究进程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适应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满足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自1978年起,各地纷纷开始创办图书馆学系和专业。这些新的图书馆学系(专业)的兴起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最兴盛的30年代,而且打破了内地图书馆学教育长期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局面。 

任何一门专业教育都离不开社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学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前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兴盛与80年代后期图书馆学教育的萎缩,尽管原因很复杂,但主要还是受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影响所致。因此,我们看待未来图书馆学教育的走向不能不考虑社会因素。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看,图书馆学教育是具有美好前景的。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21世纪的人类社会被称为“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必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关键性资源,“社会”这一大厦将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及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之上。对知识的创新和对创新知识的有效应用,将越来越成为个人、组织、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知识工作者的数量需求也会迅增。二是努力学习知识、有效获取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社会风气。图书馆作为知识存贮与传递的社会机构,将会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得到很大的发展。事业的发展必然拉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三是有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国策——在未来的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的发展将呈现某些鲜明的社会特征,如物质能源的紧缺会使国家更加重视“知识能源”的利用;消费领域的拓深,人们会在“温饱”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文化、精神上的消费需求。因此,图书馆作为学术文化资源与消费的重要场所,也必然会进人一个大发展时期。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理性也会由“经济理性”为主导转向“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并重。经济理性讲究“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把物质财富的大量拥有看成人生价值的实现;而人文理性则讲究“意义”,把对社会的贡献看成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未来社会理性的转变,会导致人们求职观、就业观的转变。从事图书馆工作,也会成为人们认为能体现人生价值的良好职业。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将会在未来十年内得到较快的发展,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缺口也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将面临着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近四五年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专业的“进口”(招生)状况一直不太好,但“出口”(就业)态势已经明显好转,笔者认为,这就是图书馆事业已经走出低谷、正在趋向繁荣的一个先兆。而图书馆学硕士、博士的培养制度,更是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提升与进步。 

二、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与图书馆员的职业竞争力 

目前各教育机构开设的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识陈旧、与实践脱节、忽视专业技能培养等问题,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方向,一是增强课程内容的新颖性,及时将国内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实践领域发展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吸纳到教学内容中去;二是强化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特别注重技术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对理论类课程,既要考虑课程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内涵,同时又必须联系生动鲜活的图书馆实践,能够解释、解决和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要传播图书馆职业精神。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才会有很强的职业竞争力。因此,图书馆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要把以树立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图书馆职业价值观渗透到图书馆学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出既有系统、扎实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又有高尚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真正具有职业竞争力的图书馆员。 

从理论上讲,图书馆核心职业的变迁与图书馆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该是为图书馆核心职业培养合格馆员。纵观近百年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及图书馆核心职业的变迁,我们发现:以分类编目为核心职业的第一代和以文献检索为核心职业的第二代时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图书馆核心职业发展方向基本一致。但是,近年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方向对图书馆核心职业变迁呈偏离趋向。实践中,以社会交流为核心职业的趋势正在加强。然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方向并未与其一路同行,而是朝着不同方向分道扬镳,它选择了知识管理(或信息管理)。“高涨的事业,低落的教育”就是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偏离的最好注解。发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图书馆核心职业偏离,是缘自对上世纪末以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出现招生难、就业难原因的误判。其实,产生这种教育困境的原因相当复杂,根本的是社会因素,而不在图书馆学专业本身。因此,现在这种“去图书馆化”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将误入歧途。 

图书馆学是一门与实践联系密切的学科,图书馆学教育则是有明确职业导向的专门教育,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与图书馆实践领域应该加强联系与沟通。图书馆学教育要关注图书馆职业对人才的需求,倾听来自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呼声。图书馆管理者,则要了解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图书馆实践领域应该为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敞开大门,为他们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自己,成为图书馆职业队伍中的生力军提供坚实宽广的平台。因此,图书馆专业教育与图书馆实践相结合培育图书馆人才。 

 

参考文献: 

[1]傅敏等.图书馆人才需求与图书馆学教育[j].图书情报工作,200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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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巩固女童受教育权的基础性地位和提高女童受教育的程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句话说:“教育了一个母亲,等于教育了一个家庭,甚至教育了整个民族。”多年致力于教育人类学领域的资深学者滕星教授主编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一书,于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以诸多专家、学者在云南省澜沧县举办的师资培训讲座资料为雏形,经过设计、讨论、整理、撰写修改、校对审阅,最终得以定稿。该书系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之下,该书以全新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系统地阐释了女童教育,重点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本书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践上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其特点与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新颖,从多元文化背景的角度审视当代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同样成果斐然。然而,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其中,在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保障少数民族女童受教育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本书的整体结构、内容具有以下逻辑特点:从大到小,从粗到细,从整体到局部,从普遍到特殊。本书共十六章内容,第一章为“国内外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二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第三章为“少数民族女童生存和教育环境分析”,第四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政策法规”,第五章为“女童教育与机会均等”,第六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多元文化教育”,第七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双语教育”,第八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学校教育”,第九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低学业成就分析”,第十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心理健康教育”,第十一章为“少数民族女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与教育”,第十二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体质与体育”,第十三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教师性别意识”,第十四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社区、家庭教育”,第十五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职业技术教育”,第十六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妇女扫盲教育”。 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浑然一体,各章节间的结构关系“藕断丝连”,清晰的结构使得读者对于书中熟悉的或不感兴趣的章节,可直接跳过,直奔想要了解或者喜欢的章节内容。全书整体结构连成一体,各部分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各自独立成章。连而不乱、分而不散,这是本书结构体系的一大特点。 本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详细而有逻辑。本书以多元文化理论的视角阐释女性教育、女童教育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整体内容、结构思路清晰可见,连成一线。书中重点在于叙述、阐释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所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并促进女童发展。由于我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即中华多元一体格局,这决定本书必须从不同视角来全面剖析和透视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方方面面,然后给出不同的参考性、指导性建议和策略,使不同地区、学校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改善、实施。 在论述过程中,所有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及实验项目里的材料数据。数据、资料不仅翔实可靠,而且具有推广性。这也是教育人类学的一大特点。由于教育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收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书中引用的材料、数据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例如在“低学业成就分析”中,就引用了“云南省拉祜女童教育问题”项目的一些资料。其中讲到,在少数民族边远落后山区,低学业小学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有达到国家教育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他们甚至不能清楚地读、写、算。这样升入初中的学生,基础太差,学不懂,很难坚持学习,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辍学率高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因素。流入社会的这些学生不再学习,加上在学校里学到半懂不熟的知识也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差甚大,渐渐地他们又成了新一代的文盲,这是一个令人痛心和值得反思的现象。这是在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重视入学率、毕业率,而忽视教育质量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再如,在论述职业技术与女童教育中,引用了在甘肃省启动的“UNDP/401”项目。项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成功地把职业技术教育镶嵌到基础教育当中,为发展少数民基础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实用初级人才,符合当地需求与人民意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成功经验具有很强的推广和借鉴作用。这些数据和资料都是从实验项目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令人信服。 第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在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方面丰富多彩,差异性大,这决定了我国民族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些特殊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区别对待少数民族教育。但是仅从教育学单一的学科理论去探讨少数民族教育显得力不从心。基于这一点,本书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系统总结和完善了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理论。 本书根据内容需要,也使用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对少数民族女童教育进行阐释。例如在“第五章女童教育与机会均等”中,主要用到了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同时也结合了教育学的理论知识。不同学科理论的交叉论述使得阐释问题更加清晰明确。如在第九章“少数民族女童与低学业成就”和第十五章“少数民族女童与职业技术教育”中,主要是运用了人类学的多种理论知识,辅之以其他学科理论。在这两章中以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据此做出具体的参考性对策,进行理论建构,明显体现着应用人类学的学科特点。#p#分页标题#e#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导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贯穿于每一章节之中。本书在每一章的论述中,从“理论—实践”进行指导,给实践应用提供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建议。书中不论是在材料引用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体现了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特点,以贴近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比如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这两章中,我国和国外相比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南北差异很大,不可一概而论,在对南北双语教育的指导上也是不一样的。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相对集中,民族语言适用性相对广泛,并且民族语言和文字同时存在具有相对长的历史时代。而南方少数民族是小聚居,大杂居,语言流动范围小,而且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这在理论和实践指导上必须差别对待。同样,由于南北的经济文化类型不一样,把职业技术教育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授技术内容也就不一样。在论述这些内容时都是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又有学科理论指导。这些都得益于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同时,从这些方法中得来的资料和理论也指导了不同地区的民族教育实践。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本普及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知识读本,也是一本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践的实用手册。 第四,在实践上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书以教育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探索、开发适合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处境最为不利的少数民族女童。她们的成长、成才、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少数民族女童是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我国未来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女童得到良好的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社会发展将逐步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道路。反之,将继续沿着:“贫困———人口素质低下———贫困”这种怪圈恶性循环发展下去。书中对当前限制少数民族女童受教育的种种不利因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阐释;女童教育关系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考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本书还就如何改善少数民族女童接受良好教育的各种建议和策略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例如,在“女童教育机会均等”一章中着重强调少数民族女性要提高自主独立思想、要有担当意识;而在“女童生理、心理特征教育”一章中,提出要加强她们的自身健康意识,培养计划生育的思想;另外在“职业技术教育”这章中,强调要多开发适合女性特征的技术知识,如缝纫、刺绣、美容等。 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书中讨论了国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社会、民族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加快社会发展。如书中讲到的:要充分利用好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的捐助、基金会的援助、社会企业集团联合办学与支助以及学术项目人士的力量等,使各方力量做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本书不仅是专业人士的学习资料,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制定方针政策机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良好的科普知识和参考书籍,兼具专业性与普适性。在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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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书院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南宋时达到极致,明朝时衰落,又复盛于清朝。在书院千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也形成了特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积淀了厚重的书院文化底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教育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不完善之处越来越凸显,如何将中国书院所承载的文化精髓,融入现代高等教育,值得我们深入探寻。

一、 中国书院的教育理念

书院起源于藏书修书、校理古书等活动,而后开展了包括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并逐渐发展为集自修、研究、教育、讲学于一身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在其教育理念中,一直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学术自由以及环境育人。

1. 重道德教育,知行合一

道德教育是书院教育的核心。古代书院都拟定了自己的学规,而在学规中对道德教育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孝悌、人伦、诚信、立志和义节教育。如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等道德修身、处事接物的教育思想。书院的道德教育中还蕴涵有“治国、平天下”的深层次教育思想。书院虽乃私学,但却是文人学者的“议政”之所,它教导生徒们自觉树立“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

书院十分重视通过实践来提高道德修养。因为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理性实践,“知行合一”才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层次。学生在掌握伦理道德知识和提高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后,应将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使道德准则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从而真正地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2. 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书院一贯提倡学术自由和创新。书院山长既重视人才的培养,又重视学术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把学术研究作为教学重点。大师讲学时,主要是针对某个主题或学生的疑难困惑之处,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做指导性教学;即便是讲授传统经典,也要从中发掘出新的义理。在书院独立开放的研讨氛围中,师生间可交流思想,评论时事,相互讨论研究,以获得新观点和新思想。

书院除了实现其教育功能外,也是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新的重要园地。书院的山长多是著名学者,甚至是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样书院就成了这一学派的研究中心。而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尊重学术自由,实行“门户开放”,允许持不同学派观点的学者大师来院会讲,打破门派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书院大师自由流动到各书院讲学,传播他们的学说和观点,促进了学术学派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传播,形成了学术上“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3. 重环境育人,树立典范

书院乃文人学者独立研究学问之所,因此非常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历代书院通常都选址在风光秀美、清净怡人的山水之间,旨在营造一个清幽的读书场所,便于陶冶情操。如宋代四大书院的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从书院内部环境来看,书院利用建筑格局、环境氛围等来启发学生,力图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如书院原本是藏书、校书、修书的地方,师生可以在书院的书楼、藏书阁等处自由搜求书籍,感受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院注重以先圣先贤为楷模,树立典范,如宋朝书院,多崇拜张载、周濂溪等人,南宋时就崇拜朱子,学生都慕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此外,书院在教育中还十分注重德才兼备的老师对学生品行和学习的影响,书院的老师都是经过严格的招聘选拔的。书院的山长由学识渊博、品德过人的名师巨儒出任,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而且尊重热爱学生,塑造了良好的师德典范。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随问而答”,始终保持威仪的姿态,丝毫没有疲倦、不耐烦的面容,他认为只有自身率先垂范,学生才会自觉学习效仿,诚心烛理。

二、 中国书院的教育模式

朱熹在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后,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形成了一种相当完备的书院教学模式,而这也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办学的基本模式。

1. 师生互动的讨论式教学模式

书院的教学方式为师生互动讨论式,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平等交流、自由探讨,从而启发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书院的教育者认为学习过的知识要在交流切磋中加深理解,发掘原本没有研习于心的地方,师生“实乃共学之友”。书院的大师在授课时,往往是提纲挈领,而其教学重点在于指导学生读书,与学生共同讨论,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行领悟。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常与学生共同讨论。这种互动式教学,是师生之间相互观摩、切磋,没有固定的教材,也不是灌输知识给学生,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学者采用问答领悟之法,学生做笔记,这种笔记汇编成册,成为书院学习的重要材料,如《朱子语录》。

2. 教学方法注重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

“学问有成,在乎自修,而不在乎外界压迫”。书院强调学生个人自修研究为主,教师讲学指导为辅。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学习的顺序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1]。书院考课和安排的功课不多,留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当充裕。朱熹规定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让学生有大量的时间去自学,学生有不明白的地方要自己反复推敲,亦不明白可向老师请教。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教师给予适当的讲解和辅导。许多学生通过自修研究,撰写了研究成果,书院将其汇集成册,类似于现在的博士论文。这种做法既充分体现了教学研究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又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发展。

朱熹还强调读书要“质疑问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不能盲目迷信书本,而是要独立思考问题,“疑者足以研其微”。在学生的质疑过程中,学术大师根据学生自我研究的不同程度而采取不同的解答方式,有的明白解答,有的只稍加指点,有的则与之进行论辩。

3. 定期举行学术演讲

书院在教学上十分重视学术讲演,主要形式包括“升堂讲说”以及“会讲”和“讲会”。“升堂讲说”主要指学术大师开坛讲学,将许多学生聚集在一起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而最能表现书院学术自由的当属会讲和讲会。

“会讲”作为书院的制度兴于宋而绵延于清。清代果园先生主管白鹿洞书院时,撰写了《白鹿洞书院续规》,其中“会讲有期”章规定:“今拟于课文外,每月以初六、十一、廿一、廿六四日,为会讲之期”“以五人为率,人讲书一章。主讲就所讲之书问难扬榷。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交互发明相观”。会讲之前,书院会散发请帖,会讲时由山长主讲一段,然后学生自由讨论,抒发己见,相互切磋。书院的会讲不仅有利于其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会讲所追求的已不是词章贴括之学,而是学术学问。书院经常邀请各方学者举行会讲,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这对扩大学生眼界,启发学生自由研究、讨论的兴趣是很有帮助的。

明代盛行的“讲会”,类似于现在的学术研讨会,其内容和形式已涵盖“会讲”,并发展成一种具有严格制度的学术集会或组织,构成了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讲会把书院教学和社会的学术活动联结为一体,为师生之间相互讨论切磋交流,不同学派互相砥砺、取长补短搭建了平台,使得学术思想得以碰撞繁荣。同时,书院讲会成为社会与书院学术活动的纽带,它把书院的学术活动推向高峰,由于其面向社会,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及社会影响[2]。

三、中国书院文化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如何实现育人、教学、科研的结合,如何培养德才兼备、自由创新之人才,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书院文化中重道德教育、重学术自由、重环境育人的教育理念以及讨论式教学、自修研究、质疑问难、学术自由的教育模式,非常值得今天的高等教育借鉴。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

师者应该以高尚的师德感化学生、以渊博的知识折服学生,以深邃的思想培育人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中国的书院在招聘选拔老师时,不仅注重他的学识能力,还注重其思想言行。学者大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以高尚的师德修养引导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从而潜移默化的感染教育学生。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而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对现代高等教育而言,更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首先,把好教师的“入口关”,对教师的选拔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应该将品行修养、专业能力以及对教育的热爱程度都作为首要的标准。其次,要不断完善教师的聘任和考核制度,通过聘任制度的实施,激励教师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强化教师考核,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再次,是为教师搭建各种平台,通过各种培训、出国研修、攻读学位和各种教学竞赛活动等,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专业素养、教学技能等,以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现今的大学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老师和学生之间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如中国的书院,学生求学是慕大师之名而来,南宋时就崇拜朱子;同时大师也挑选学生,对不符合标准的可以拒之门外;而对于一些“收徒过滥”的学者,如宋代吕祖谦就遭到了朱熹等人的批判。双向选择的导师制,也能促使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

2. 改革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实践个性化教学

中国书院注重学生的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这与现代高等教育“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师生比下降,老师采取统一授课的方式,使学生处于被灌输知识的地位,这样的教育方式严重阻碍了学生自学能力的提升,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现代高等教育应改变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钻研的精神和创新意识。首先,课堂教学环节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思考,大胆提问。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和教师不同的想法,通过相互探讨,学生分析得出结论。而教师能从学生的提问中,真正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做到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及需要进行指导。其次,充分利用“任务驱动模式”,通过布置任务,如专题演讲、科技竞赛等,将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知识点巧妙设计为任务,使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学习,并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与应用技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自信心。此外,教师应吸收自学研究能力强的本科生进入课题研究小组,给予他们更高的专业发展平台,并以此刺激自学积极性不高的学生,通过榜样示范,让他们主动学习,从而形成自主学习氛围的良性循环。

3. 强化环境育人,将德育教育延伸到学生社区

《荀子?劝学》篇指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中国书院教育历来非常重视环境育人,而且中国书院的规模较小,师生能够经常性接触。而现代大学校园地理位置的选择,没有太大的自由,尤其是对于一些成立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名校、老校,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大学设立之初的宁静环境。并且一所现代大学往往有几万名学生,如何通过大学环境文化对如此庞大的学生群体进行教育呢?现代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建立“现代书院制”,即新的“书院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以学生公寓为社区,构建每个社区的文化,将德育教育延伸到学生社区。

在现代大学的学生社区里,一般几百人住一栋学生公寓,由于规模较小不仅便于管理也容易形成更大的凝聚力,而实施的教育也会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的学生,可以通过公共场所的使用,如宿舍楼栋的自习室、休息室、讨论室、活动室等,有更多的机会融在一起,从而更容易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要求辅导员或教师入住学生社区,师生朝夕相处,课堂就不再是唯一的教学场所。

学生社区文化需要通过学生和老师不断地修缮,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特内涵。如华东师范大学于2007年专门组建“孟宪承书院”,对免费师范生实施书院式管理,为这些学生建立相对集中的学习和生活圈,促成其共同的教师职业信念与价值观[3]。社区将学生和教师凝聚在一起,通过各种活动的举办,丰富了学生的日常生活,营造了积极向上、温馨如家的社区文化。学生融于这样的“家”中,自然对它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因而更容易接受渗透性强、影响力久、贴近生活的社区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4. 促学术自由创新,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

篇10

“读书无用论”由来已久。最早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就是说,有了百姓,有了士人,有祭土神的社,有祭谷神的稷,也可以讲求治民之道,还读什么书?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曾经出现过三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第一次出现在“”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 “大老粗”则成为时尚。第二次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依然在单位拿着不多的固定工资。当下这场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读书无用论”,可算是第三次了。

前两次的的“读书无用”可理解为“知识无用”,而第三次的“读书无用”则并非如此。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公众并不认为“学习知识”是没有用的,90.4%的受访者认为“读书有用”,但同时,也有42.8%的受访者认为“光有学历、文凭没用”,还有35.3 %的受访者认为“读多少书找不到工作也没用”。显然,受访者对“读书”的理解是:知识有用,而上学没用、学历没用、文凭没用。因此,第三次“读书无用论”又被称为“新‘读书无用论’”。

当下农村普遍存在的“读书无用论”,产生于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其产生的原因,既有外部环境方面的,也有主观认识方面的。

首先,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农村地区面积广大,一些优惠政策和扶助措施并不能在全部农村地区实现。而且,城乡的教育资金投入数额悬殊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很多农家的孩子在竞争中落后,甚至提前退出。

其次,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收入低、教育花费高,是产生“读书无用论”的经济原因。《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表明,教育花费已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家庭, 教育花费是他们的主要家庭开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收费大幅度上涨。据全国政协委员鲍义志介绍:全国高校生人均学费从1995 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而国民人均收入同期增长还不到4倍。2004 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是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这两年来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高等教育的学费仍超过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农村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读书等着穷,读了书立刻穷。”在这种现实面前,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得不选择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第三,我国高校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教育质量下降,扩招后又导致文凭贬值,进而造成就业困难,是产生“读书无用论”的现实原因。据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就愈大,而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就比较困难。全国统一高考,原本是许多农家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身份和命运的捷径,但当农民这种想要通过读书来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期望破灭后,“读书无用论”就会促使他们放弃对子女求学的投资。

最后,观念狭窄,目光短浅,对教育的期望过于功利,是产生“读书无用论”的主观方面原因。有位放弃高考的学生家长这样解释放弃高考的原因:“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而“一人读书全家穷,不如外出去打工”的观念,影响了众多的农村家庭。在他们看来,上学读书的目的仅仅在于找到一个好工作,却不知教育是一项立足长远、能终身受益的投资。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目前,广大农村地区日渐兴起的“读书无用论”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会阻碍农村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固化农村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许多辍学后的农村青少年,既没有一技之长,又急于实现独立生存,容易诱发偷盗、抢劫等不法行为。针对“读书无用论”产生的原因,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消除“读书无用论”的影响。

一是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应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面对农村“读书无用论”的回潮,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教育经费投入必须向农村倾斜,消除贫困地区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中央财政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彻底改变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状,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特别要多给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以扶持,使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尽快走出困境,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二是广泛开展救助活动。一方面要降低学校的收费标准,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其收费标准应以一般农村孩子读得起书为前提;另一方面要对贫困学生实行社会救助,让他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三是调整教育模式,广开就业门路。中小学阶段教学内容应适当调整基本常识与实用技术所占的比例,把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高校则要适当调整专业设置,使培养出来的人才符合社会需求。要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择业观,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四是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目前人才市场上熟练技工比较紧缺,而职业教育是一种将普通学生转变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劳动者的快捷途径,国家应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解决农民教育投入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

五是净化舆论宣传氛围。要让农村的家长们和孩子们认识到:“富不读书暂时富,穷不读书永远穷。”读书永远都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不光是为了个人今后更好地就业,更是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村的全面小建设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为之奋斗。媒体要努力消除“读书无用论”的不利影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把科教兴国的方针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