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自我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日语自我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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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JF标准；“Can-do”理论；实习实训类课程；日企人才需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1-003-03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日企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由过去单一的以语言为主的日语人才需求，转向日语应用能力强，并掌握经济、管理、贸易、金融等专业知识，同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日本企业文化的人才需求。日资企业在招聘日语人才的过程中，对技术类翻译人员的需求有上升趋势。

虽然国内很多院校都设置了商务日语专业，但是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日语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在实践操作能力上往往不达不到相关企业的要求。本论文尝试从日企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出发，以“Can-do”理论作为标准设计商务日语专业的实习实训类课程模式，并以广西外国语学院商务日语专业的学生作为对象进行实践，以达到提高学生运用语言和商务知识等的综合能力。

二、《JF日语教育标准》与“Can-do”模式

《JF日语教育标准》（以下简称“JF标准”）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用日语促进彼此的理解”为理念开发的日语教育、学习、评估的参考标准。

JF标准把“使用日语能够胜任和完成什么任务”作为语言学习的出发点，并提出日语学习各阶段能力评价的标准，指出学习者利用学习档案记录和保存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JF标准通过语言能力与语言活动的关系来把握语言交流，把日语的熟练程度划分为六个等级（表1），在每个等级中能够做的事情称其为Can-do。

表1JF标准的6个能力等级尺度的划分

熟练使用者 精通级C2 能够轻松地理解听到和读到的内容。

能够有条理地归纳从各种口头、书面报告中获得的信息，并进行再现。

能够自然流畅地表达自己，即使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能区别细微的意义差别。

流利运用级C1 能够理解各种有一定深度的长文并把握其含义。

能够自然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给人明显地搜寻表达的痕迹。

能够以社交、学术和工作为目的，使用有效的语言。

能够就复杂的话题，用明确、条理清晰和详细的构成组织文本，并能显示出文本的组织结构、关联成分和连接表达的有效掌握。

独立使用者 高阶级B2 能够理解包括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内的各种抽象或具体的复杂的内容。

能够互不紧张地与母语者进行互动，表达流畅和自然。

能够就广泛的话题制作详细和明确的文本制作，对于某个论题的观点的长处和短处能够表明自己的观点。

进阶级B1 能够理解工作、学习、娱乐等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的标准语输入内容。

能够应对在该语言使用地区旅行时发生的情况。

能够在自己熟悉或者感兴趣的话题上形成连贯有条理的文本，并能简单地叙述自己的经历、事件、梦想希望和抱负，并能简单说明原因结束观点和计划。

基础级A2 能够理解极其基本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购物、邻居和工作灯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领域中经常使用的表达和句子。

能够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就身边的事情进行和他人的信息交换。

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说明自己的背景、身边的状况或直接相关的事情。

入门级A1 能够理解和使用熟悉的日常表达满足某种具体需求。

能够介绍自己和他人，能就自己的居住地、认识的人、所有物品等简单的个人信息提问或回答。

能够听懂对方语速较慢并较为清晰的请求，并能进行简单的互动。

三、日资企业对商务日语人才的需求

如今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机构”挺进，金融和服务贸易行业将会成为主宰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柱产业。基于此，日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苛刻。笔者所在教研室以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单位为对象，就“语言能力要求、业务能力要求及跨文化沟通能力要求”三个方面，对国内的一些日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日资企业做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1、语言能力方面

目前，在全国高校的日语及相关专业中，作为认定学生日语能力的考试手段主要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的国际日本语水平能力测试，以及国内的日语专业四、八级能力测试。而从笔者所做的调查来看，受调查的日企几乎将通过国际日本语水平能力测试作为对人才语言的基本要求，并且都定位在N2级以上。其中也有少部分企业同时认可BJT（商务日语能力测试）的成绩证明。

此外，在面试的过程中，企业会通过一系列的测试来检验应聘者是否存在口语的交流障碍，是否通晓商务日语的基本用语及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

2、业务能力方面

一个合格的商务日语人才不仅需要有过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需要有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包括电脑办公软件的操作、日常应用文章的撰写及如何面向客户开展业务等等。

在受调查的企业中，过本数的企业表示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电脑办公软件的操作能力薄弱，一部分人甚至需要重新进修。这种情况不管对企业来讲还是对就业者自身来讲，都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大部分企业均提出，在就业者受教育的阶段，应当加强这些业务能力的学习。

3、跨文化沟通能力方面

在外资企业工作或开展国际间的商务合作，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跨文化的沟通。同一个企业的职员或贸易双方可能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双方加深对对方文化及价值观的理解，对于开展工作时不无裨益的。因此，很多的外资企业都会要求职员具备有一定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日本人的群体意识很强。在企业里，与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上下关系与内外关系。关系不同，则举止不同，所使用的语言形态也不同。同时日本人的语言行为也表现出很多特点，如避免激烈的言辞、不与人争论、语言表达简介、含蓄、委婉等。理解这些语言交际的特征，就可以解决跨文化交际时产生的障碍。

四、商务日语专业实习实训类课程模式设计

以笔者所在院校为例。该校的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有一门“商务日语综合实训”课程。该课程的开设旨在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到商务场景中来。为了更好地发挥这门课程的作用，笔者及所在教研室同仁认真研究，利用“Can-do”理论作为标准对该课程的模式进行了设计。

“Can-do”理论的推行需要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与课堂模式，在教学中加入评价体系，并将这个过程贯穿于日语学习的始终。根据笔者所在院校学生的学习年限和学习能力水平，设定学生经过课程学习后需要达到JF标准的B2水平。在这一大前提下，设计商务日语综合实训的课程模式。

1、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内容的设计一定要符合时代的特点，结合专业性，突出实用价值。商务日语综合实训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培养日语基础扎实；商务日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技能熟练；对日本的饮食、居住等人文知识了解；可以运用日语进行商务谈判的复合型人才。

结合日企对人才需求的综合定位，将课程进行项目任务细分化。根据总课时32学时的安排，从语言能力、业务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三方面入手，设定了四个教学项目，分别为企业文化推介、求职简历制作、企业模拟面试及会议、活动策划。

2、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在设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在课堂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教师的指导地位。其次为了考虑学生的参与热情及课堂的灵活性，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来开展课堂活动。比如：在企业文化推介项目中，让学生选择任意一家日企，从该企业的创立、发展、企业文化以及对人才的要求等方面进行汇报讲演，制作成PPT的格式。学生们通过这个模式的实践，扩大了知识面，加深了对日本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了解，同时明确了当下日资企业的发展和用人的要求，便于学生们在今后学习中辨清方向。

3、模拟实践

为了体现学生语言交流技能、商务技能和跨文化沟通技能，在课堂中采取模拟实践的做法。具体做法如下：首先确定语言环境，然后将学生分为4-6人一组，最后设计具体活动。比如：在会议、活动策划环节中，根据分组学生们会事先商量好所面临的场景及自己的角色，依照分工要求，从会议或活动的筹划、实施、到总结阶段一一开展商务语境下的对话，并把这些相关的策划书提交上来。学生在模拟的环境之中，对自己的设置的专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内容进行互动，并就相关文本的制作进行讨论，既可以提高学生语言表达的流畅能力，也可以提高学生办公软件的应用能力。

4、建立学习档案

学习档案是反映学生学习情况的系统资料。在JF标准中，学习档案主要由“自我评价”和“评价标准”等构成。

在每个项目完成之后，都会要求学生撰写自我总结，并对自己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的表现做出自我评价。教师则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和自我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依照“Can-do”理论中B2阶段的要求，对商务日语综合实训课程制定了以下的评价标准（表2）。

表2商务日语综合实训课程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参与度 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能够配合其他组员完成任务 在其他组员的带动下能参与项目的完成 对项目的展开不予配合

语言表达 能够准确使用商务表达，并有条理地表述 商务表达基本正确，表述比较有条理 表达中出现了部分的语法错误，语句不通顺 语言表达中出现了半数以上的语法错误，使人无法理解意思

实际操作 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项目，业务能力强 在组员的协助下可以开展项目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错误，需要改进 无法独立完成项目中的实际操作

建立学习档案，记录与保留学生的学习过程，对于学生是很好的总结，对于教师则是很好地促进，利于今后不断完善教学内容的设计。

五、结语

JF标准中“Can-do”理论的出现为我国日语教育带来的新的生机，也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商务日语专业的实习实训课程中，可以使这类课程发挥出最大的效用。通过实践证明，学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学习，可以发挥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取得较明显的教学效果。在接下来的教学活动中，如何灵活地将“Can-do”理论应用到其他的日语课程中，制定各项有效的学习目标，将是笔者及其同仁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彭瑾、徐敏民．『JF日本教育スタンダド2010与我国日语教育改革―以高等教育日语课程标准的比较为切入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02:165

[2] 乔颖.日语教育、学习、评估的参考标准《JF日语教育Standard2010》与中国的日语教育.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11(04)

[3] 陈姗姗．JF标准下的“Can-do模式”在基础日语课堂中的应用.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07):129

[4] 王润芳.JF标准对商务日语教学的启示.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

[5] 李 乐.基于“JF Can-do”标准的基础日语教学改革.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3(08)

[6] 周林娟 潘幼芳.中日商务人才需求与商务日语教学改革.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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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工作的作法：

版权引进，质、量结合：积极关注国际出版合作伙伴的最新动态，向社里推荐图书品种达500种左右，签约品种数再次上升，从2010财年的40余种上升至2011财年的70余种，其中包括重点续约项目《外研社-柯林斯英汉汉英词典》和新开发的法语学校教材项目《新出租车》（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引进）。另有多部重点图书在2011年出版，包括：与世界顶级科学出版机构——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合作，得到中科院大力支持的《自然学科经典系列：化学的进程》，以中英对照的方式汇集呈现《自然》杂志自创刊以来，该学科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近百篇经典论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并翻译出版的文学理念经典著作《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及批评指南》；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编写的《新视界大学英语》教材等。

外研社的人文社科图书出版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博雅”英汉双语社科丛书因其独特的双语社科出版定位、品位极高的作者队伍，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研究界的肯定。我积极与海内外社科大家及其研究者、图书版权持有人进行接触，先后从台湾纪念馆引进《英文文存》（2011年出版前两卷）、《中国思想史纲要》、《口述自传》等文献作品，从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引进先生《乡土中国》的英文文本。

版权输出，多管齐下：外研社出版物多为外语教育图书，这一特点决定了外研社版权工作引进居多、输出难度大的先天条件。针对版权输出的客观条件，我在工作中另辟蹊径，积极主动发掘对港台的版权输出工作，勤于动脑，定期总结和发送我社新书书讯，2011年度实现对港台输出较大增长。其中凯信集团引进《薄冰英语语法》（台湾名《五亿人都在看英文方法》）荣登台湾图书市场风向标排行榜——金石堂语言类学习图书畅销榜前三甲。《魔鬼英语口语1.2》在港台书店均陈列在显著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港台输出各类方面，实现了文化类图书的突破，先后成功向香港中华书局输出《中国文化读本》《在彼处——大使演讲录》（傅莹大使著）。《中国文化读本》已于2011年出版，且在2011年的香港书展上作为中华书局重点新书推荐。台湾知名人文社科出版社麦田人文也对我社社科图书《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著）等显示了合作意向。在一系列图书成功落地港台市场的鼓舞下，台湾老牌出版社五南文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也陆续和外研社就韩日语学习图书、人文社科新作达成出版意向。

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方面，外研社对外汉语学习图书《BCT商务汉语词汇卡片》成功输出日本知名辞书出版社三省堂，实现了外研社对日输出的突破。该品种已于2012年在日本出版，三省堂还为该项目设立了主题网站。目前正与麦克米伦商议厉以宁教授著作海外出版事宜，同时跟进向法国著名出版社罗贝尔输出《精编汉法法汉词典》的工作。在麦克米伦（香港）的穿针引线下，新标准幼儿园到大学的全系列产品也有望落地印度英语教材市场。

版权工作中的一点经验体会

借力书展，寻找机会：入社至今，我已数次独立承担国际书展组织和参展任务，并在2011财年先后承担台北书展、香港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语言展的组织工作。在书展工作中做到展前充分准备、展中积极主动、展后及时跟进，力求每次参展都有新收获。其中，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筹备过程中，主动寻找、细心筛选，发掘新资源，与巴西EPU出版社建立关系，并顺利就国内首套巴西葡萄语教材引进达到协议。

开拓合作，百折不挠：人文社科分社出版的作品学术品位高、社会效益大，但是其出版单位大多与外研社以往没有交集，版权关系也往往较为复杂。作为国际部对接人文社科分社的版权经理，我根据分社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新的合作作伴，邮件没有回音就坚持不停地发信询问、对方杳无音讯就晚上十点来社内加班打越洋电话、参加书展时主动登门拜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年来，先后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宾州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建立联络，促成《失落的圆明园》《乡土中国》《英文文存》等学术作品的引进出版。

在工作中，不以公司小而不为，不以项目小而轻视。在接手港台地区项目之后，我积极主动联络、维护、建立、拓展与港台出版同仁的合作关系，擅于利用书展扩展新关系、寻求新项目。最近两个财年中，我社与港台的合作交流明显增多，合作伙伴数量明显提升，已和20余家港台出版社建立合作交流，引进和输出图书品种逐年递增。同时，积极思考，有针对性地根据港台地区的不同特色区别对待：利用台湾图书策划能力强、英日韩语学习类图书有特色的特点，帮助我社综语分社找到优秀台湾图书资源；利用香港地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需求，推荐外研社优秀文化社科类图书输出。

接待工作，一丝不苟：常言道，笨鸟先飞早进林。每逢重要项目签约仪式、合作公司高层互访等活动，必早做计划、未雨绸缪。2011财年我正式接手麦克米伦与外研社合作项目，先后圆满完成麦克米伦高层访问、新标准幼儿园英语产品首发仪式、公司合作庆祝晚宴、新标准十周年庆祝典礼等重要接待和活动组织协调工作。

自我总结，不断提高：密切跟进合作伙伴的出版动态，利用书展机会进行考察，并形成自我的思考。2010-2011财年，先后完成《麦格希公司动态调研》《麦克米伦高层变动分析》《书业专攻、就业为王——日本职业学校考察后记》《台北书展攻略》等报告，受到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走出去工作中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引进图书品种数14708种，输出5982种，输出品种和引进品种数之间的差距首次降至1万种以内。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我国出版“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这也给各大出版机构和版权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怎样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水平。

正如总署领导在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今后的“走出去”工作，不仅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这集中体现出两点：一是优化输出内容，以介绍当代中国发展状况、学术、文化、科技、文艺和研究成果为重点；二是优化图书输出的区域和语种结构。

当前，我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已经到达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为尽快促成这一转变，实现出版走出去在内容和结构上的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借船出海：图书“走出去”要达到规模效益，关键在于图书在海外的落地、宣传和推广工作。从目前国内出版的实际情况出发，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市场力量，将输出品种打入海外主流推广和销售渠道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途径。比如，外研社于今年出品的对外汉语教材《汉语入门》，就是外研社和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共同合作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将借助麦格劳-希尔在北美的发行渠道进入当地主流学校教材市场。外研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厉以宁教授著作《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也依托剑桥在全球的发行网络进入海外图书市场。

当然，有条件的出版集团也可以担当起开路先锋的职责，率先“造船出海”，在海外建设起自己的代表处、书店、当地销售渠道等，实现“中国制造、国际出品”。据我了解，有几家出版机构已经在这方面着手开展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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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能力；文化多样性

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突破，特别是交通、通讯、信息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深化。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构成因素――文化，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主动和被动地彼此碰撞与交融，或绚烂华美，或硝烟弥漫，我们共同探索并塑造人类共同的和谐未来愈加关键。

主席2014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围绕“新文明观”发表重要演讲，强调不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才能实现文明和谐。由此，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实现互动，促进对本体的自知以及对他者的认知、包容和理解，避免成见、歧视和误解的跨文化能力成为必需。致力于在“人之思想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3年正式了《跨文化能力概念与行动框架》（Intercultural Competences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对这一时代命题给出了回答。

一、背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初衷在于促进互相理解、和平、民主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则是通过给予个体和社会在教育、文化、科学、通讯与信息中的能力，来增进不同文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社群的和谐共生。

1948年，联合国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首次较为全面地确立了所有社会个体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从而为管理不同人群与多样团体之间的关系给出参照依据。跨文化能力作为促进和平文化与和谐共处的催化剂，是对人类权利的一种保障。鉴于此，《世界人权宣言》成为发展跨文化能力内涵的重要参照。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出版的《学习：内在的财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中谈到了教育的4个基础：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做人（learning to be）。跨文化能力在“学会共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不断加深、文化霸权和文化断裂风险日益突出的21世纪，人们更加需要认识并理解忽略文化差异的风险以及文化交流的潜在利益。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题为《投资于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对话》（Investing i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的报告指出：“了解不同的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扫盲，同文字和数字扫盲同等重要。文化扫盲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生命线，为各类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是应对无知和冲突不可或缺的工具……让青年人具备跨文化能力是一场意识觉醒的运动，需要在最高层面对其进行全面且正式的认可，以明确其全部益处和相关性。”

随着培养跨文化能力的需求和紧迫性不断提高，开发一套全面的理论概念、工具包和框架成为主导通过教育实现文化多样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迫切需要的。2013年，《跨文化能力概念与行动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正式。

二、主要内容

《框架》首先罗列并解释了跨文化能力所涉及的25个核心概念，并将其归纳为3类：第一类属于目前已被广泛认可的对促进跨文化能力提升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包括“文化”“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对话”等；第二类则属于认知度相对较低，但在诠释跨文化能力以及不同概念间如何相互作用等方面拥有巨大潜力的概念，比如“跨文化扫盲”（intercultural literacy）、“流动性”（liquidity）、“语义可用性”（semantic availability）等；第三类则特别列出了一些在某些语言中独有的、很难用英文翻译准确的语义群，比如中文中的“关系”、非洲某语言中的“Ubuntu”（形容人与人之间哲学性的相互联系与关系），或者日语中的“uchi-soto”（内外）等。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上述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框架》中运用“树形模型”串联起所有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见图1）。

如图所示，“文化”和“交流”是跨文化能力的根基，被视为基础，因为如果缺少这两个概念就谈不上“跨文化能力”；“文化多样性”“人权”和“跨文化对话”是树干，被视为核心，因为“跨文化能力”既是因这3个概念的需求而起，最终归宿也落在了这3个目标上；与树干紧密相连的五大树枝则是培养“跨文化能力”过程中抽象出来的5个步骤。第一，澄释跨文化能力。这一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和机构的认可，并付诸实施。第二，教授跨文化能力。《框架》指出，一般意义上人们会认为跨文化能力的获得是个人经历和自我总结的结果。但事实上，有针对性的课程开发和指导性培训所发挥的所用往往是巨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的《跨文化教育指导》（Guidance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中曾给出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和项目的三大原则：让学生懂得尊重自身的文化身份；让学生拥有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知识、态度和技能；帮助学生获得尊重和理解不同个体、民族、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知识和能力。第三，促进跨文化能力。上一点中提到了“教”，但“教”不等于“学”，而“学”未必只能通过“教”。这要求加强专业媒体在促进跨文化理解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营造积极和正面的环境。第四，实施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的实践应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组织所提供的平台，通过跨文化对话，获得并应用跨文化能力。第五，支持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能力培养需要充分的资源支持，而相关文化政策扶持至关重要。政府文化部门需要出台清晰的法律和方法来促进公民跨文化能力的获得。

三、主要特点

（一）开放性

《框架》在定义跨文化能力时并没有用限定或规范的方法给予被定义对象一个局限性的表述。相反，《框架》本着广义地理解跨文化能力的目标，将多元的背景、角度和目的融入定义之中，以期寻求更多使用和实现它们的有效路径。

（二）全面性

《框架》涵盖了促进和培养跨文化能力的多个利益攸关方。从个体、教学机构、媒体、文化组织机构到官方均有涉及，并对各个机构在推进跨文化能力所能发挥作用的路径上给出了具体的步骤建议，在具备极佳操作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囊括了各方的参与者，为目标的实现获取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三）生动性

《框架》的最大特点即用“树形模型”有机整合了跨文化能力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概念，并表明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树形模型”中的树叶部分，虽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与树干或树基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其对核心概念的相关性以及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被呈现出来，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四、启示

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一定基础，但这一领域在中国尚处于初始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智力文化组织，其出版的《框架》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有着一定的规范、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对跨文化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构建跨文化能力的出发点不应仅仅满足于学会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不应仅仅是为了解某几个国家或者某几种文明。跨文化能力作为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基本条件，保障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同族群通过跨文化对话实现彼此认识，进而彼此理解、包容而达到共生，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和受尊重权由此得到保障。这样的国际视野对跨文化能力的“教”“学”“评估”以及“应用”都将带来较大的影响。

（二）跨文化能力的建构需要多方参与

很显然，跨文化能力建构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学校的教学同样不可或缺。《框架》不仅指导了跨文化能力培养课程设计中需包含的知识、态度、价值观、技能等维度，以及授课教师所需的技能培养，更强调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该是一个不局限于教室和校园的社会性活动，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各相关机构的参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