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十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2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3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9}李程骅，黄南.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2（4）：75-81

{10}李程骅，黄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4-22

{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20}范兆斌，苏晓艳.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综述[J].江苏商论，2006（5）：152-154

{21}马林，杨玉文.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东北区域合作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7（5）：47-51

{22}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44-50

{2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2）：31-37

{24}姚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5}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6-133

{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29}陈静雅.基于价值链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策略探析[J].商业时代，2013

{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31}汤学兵.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发展趋势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3-38

{32}丁任重，孔祥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组织转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2（3）：42-47

{33}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6）：172-179

{34}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1）：51-54

{3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J].亚太经济，2012（3）：15-20

{36}欧建峰.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05）：42-43

{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41}曹永福.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新态势与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15（3）：31-34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4

关键词:研究阶段;区域转轨;区域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21-02

1．研究阶段总结

市场化研究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成熟。美国传统基金会､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自由化研究成果为各国市场化研究者所推崇并广泛应用。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市场化研究应以自由化研究为主旨[1]，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改革，国内市场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自由化为主旨的研究，而是与转轨改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内市场化研究具有双重工具理性，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计程计价器，另一方面是判断转轨进程的一个尺度。国内市场化研究从1992年开始以来，横向的研究领域与纵向的时间进程相结合，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理论界定与框架初构阶段

对市场化的理论界定，主要包括市场化的概念､内涵､类型､条件､形式､动力､研究方法､测度指标体系等，盛洪､卢中原､胡鞍钢､贾明德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

1992年11月，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盛洪即开始了对市场化的研究。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与边界分析出发，界定了市场化的条件､限度与形式[2]。该文虽是对一般意义上市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但对国内学者从理论上认识市场化有重要启示意义，从而开启了国内的市场化研究。1993年，卢中原､胡鞍钢首次运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粗线条的测度指标体系，首次对国内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虽然其测度结果过于乐观，说明指标的设置尚不尽合理，但其研究开了市场化测度的先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贾明德对市场化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理论研究。研究者从东西方市场化道路的比较分析出发，对中国市场化的动力､类型､方式､道路等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这一命题并进行了阐述。

上述研究不仅对中国市场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而且也确立了我国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框架雏形，为以后的市场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属国内市场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2实证测度与制度改进阶段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实证测度，以测度过程和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体制比较，探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并加以改进，是该阶段研究的主体。陈宗胜､樊纲､顾海兵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陈宗胜等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体制总体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各构成部分的市场化进程､经济中主要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依据对测度结果的分析，找出了各该研究对象在实践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4]。其研究成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被光称为近年来市场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其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在陈宗胜等进行市场化绝对值测度的基础上，樊纲等联合全国各省､区､市30多位专家进行了“中国各地区2001年市场化进程”课题研究。该研究运用各地区各阶段相对指数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排列了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序列。此前，樊纲､王小鲁等还就中国2000年市场化指数进行过专门研究[6]。在测度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形成及其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上述研究中前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绝对数值测度法，后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相对指数测度法，分别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测度的两种方法。在市场化测度结果的判断方面，顾海兵根据国际通用判定标准，依据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体系[7]。

1．3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佐证阶段

适应加入WTO后国家及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需要，为中国及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学理依据，是该阶段研究的主旨。2002年，李晓西等接受原外经贸部委托，借鉴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市场构成及演进的特点，对中国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出“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8]。因其成果被学术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广泛采纳，作为中国回应反倾销诉讼的学理依据，所以，其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2．区域市场化:一个研究趋势

从最终趋势来说，转轨完成后，国内市场化研究的主旨无疑应是自由化。但中国的转轨在目前看来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趋势研究的边界仍存在于转轨进程中。因而，既适应改革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理论指归功能的理论命题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2．1区域转轨: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在全球存在二十多个转轨国家的情势下，国家转轨是理论视野之内的当然命题。然而，对一个转轨国家，尤其如中国内部的区域而言，是否存在转轨任务抑或转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呢?或者说，提出区域转轨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这是一个转轨经济学的新命题。本文认为，这一命题是成立的，成立的依据与意义在于:(1)当前，中国经济形态表现为典型的“非平衡转轨经济”[9]。国家是由区域构成的，国家的转轨进程亦是由不同区域的转轨进程构成的。(2)国家的转轨是宏观意义的､体制的转轨，而区域转轨更多是中微观意义的､市场主体意识及行为方式的转轨。由于客观的区位资源因素及主观的政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反映区域转轨进程的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于区域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及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因此，国家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力，而区域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实施力､制度促进力。(3)国家与区域(政府)均是制度供给组织。此前的转轨过程中，区域倾斜政策对区域差距的形成产生了较大作用，国家(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加入WTO后，政策倾斜将由区域转向产业进而转向阶层，在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将更多地扮演主导性角色。区域政府主导性的凸现使区域转轨成为一个更显见的理论命题。(4)转轨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区域均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变迁特色。区域转轨命题的提出与研究，可为不同区域探寻制度变迁路径，调整制度变迁走向提供依据。

正是区域转轨这一命题的成立，为区域市场化研究提供了前提。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工具理性因而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2)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转轨进程;(3)通过市场化研究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转轨进程之间的关系;(4)为区域间制度变迁提供借鉴､依据。

2．2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对国内十数年来市场化研究的文献回溯表明，以国家整体作为对象的市场化研究在我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测度框架，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指归功能，但是，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和加入WTO后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国内学者并未根据区域的中微观特点进行市场化研究。至于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类型､性质，运用制度范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制度改进策略者更是少见。一些研究虽涉及了对区域市场化的零星研究，但研究的体系､方法仍是与国家市场化相同的。如在市场化测度中，一些学者用国家市场化测度指标与方法对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因测度对象的层次､性质迥异，其结果的客观性自然值得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天则研究所2000年3月12日召开的“关于省区市场化的测度”研讨会上，众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我国省区之间的市场化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省区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既源于中央政府的策略性考虑，也来源于地方各级政府改革推进努力程度的不同”。“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显然有益于我国的改革实践。”[10]这一认识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改革实践对区域市场化研究的需要，从而进一步说明，当国家整体的体制转轨进入既定轨道后，区域的转轨便成为了改革的中心议题，而区域市场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3．结语: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区域转轨进而区域市场化这一理论命题成立的前提下，区域市场化研究应着重考虑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

3．1立足市场化研究既有成果，厘清国家与区域在制度安排､实施与变迁中的性质与特点

国家对制度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制度建设力，而区域对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区域所具有的制度实施力与促进力方面。这一特点是区域市场化有别于国家市场化的根本之处，决定着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方向。

3．2构建区域市场化理论体系

根据国家市场化在各个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构建区域市场化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区域市场化的主体､动力､条件､方式，道路等。

3．3指标设置与实证测度

指标设置应以区域市场化的性质与特点为基础。与国家市场化相比，除设置反映经济一般特点的基础指标外，应重点设置反映区域市场主体市场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指标。同时，将区域文化传统､特色经济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指标体系中加以反映。对区域而言，数据资料的收集相对较国家容易，因此，在测度中更应注重实证调查，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应注重不同区域市场化测度过程与结果的比较分析，以探寻相应区域制度安排与实施中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同时，通过区域间比较，了解区域转轨进程，进而对区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完善。这是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5]光，赵农．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经济研究，2000，(10):73-77．

[2]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71-79．

[3]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49-55．

[4]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樊纲，王小鲁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3):9-18．

[7]顾海兵．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展望[J]．改革，2000，(5):29-32．

[8]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9]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4):4-17．

[10]赵农．天则会议纪要．载关于市场化测度若干问题的看法[DB/0L]http:www．unirule．org．cn/．2003．4．28/2005．1．20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集聚 区域文化 文化粘性

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聚的悖论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商品和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只有区域间的商品和要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才有流通和交换的价值，也就是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以区域经济集聚为基础的。然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聚的过程并不是等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是趋利的，当要素的流动成本较高，生产只能向具有优势的区位聚集，才能获得经济利益，这些优势包括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等，这是区域经济集聚的原因。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成因是要素的区域间流动成本的降低，即要素的区域粘性的下降，特定区域依靠传统区位优势吸引经济资源的能力向其集中的能力减弱，要素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的困难程度减少。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的市场边界不断被打破，世界经济似乎应该向同一化发展，然而事实却是世界经济呈悖论性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聚趋势同时存在。

二、基于文化粘性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聚悖论

（一）文化粘性

文化粘性是指区域文化对经济要素的吸引、整合和创新作用。区域文化因其与生俱来的历史沿革性和区域性，而具备了相比其他要素更加强烈的不可复制和转移的特性，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并不像其他要素一样会因流通成本的降低而能够快速的迁移到其他区域。因此就形成了区域独有的文化向心力，能够吸引符合和认同该区域文化特质的经济资源向此区域集中。

（二）基于文化粘性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聚悖论

经济全球化是基于要素流在区域间流动成本的降低，并不能消除区域文化不可复制和转移的特性，因为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商品或信息的加成，而是自然、历史、社会人文的复杂综合体。相反，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相关商品和信息的快速流通，不同区域的文化魅力得广泛传播，更加剧了区域文化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而流动成本降低又为经济要素向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文化对经济要素的吸引作用是增强的。

文化粘性对经济资源还具有整合和创新的作用，即经济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这一过程间接而复杂，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达成的。每个人都受到其成长所处的区域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养成和文化环境关系密切。 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个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主体――企业和政府――也是由“人”建立和运行的，经济活动所依赖的法律和规范也是由“人”制定的。通过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养成，文化可以塑造区域内经济的总体气质和特征。举例来说，江浙一带文化属事功学说影响范围，主张“义利双行”，这一区域的人群便发展出注重实效的重商主义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而造就了这一地区繁盛的商业。区域文化对经济资源的整合和创新的作用，是其对经济资源吸引作用的升华，也是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流动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优秀的、能够有效发挥整合和创新经济资源作用的区域文化是其所在地理区位能够吸引经济资源的关键因素。

由上文可以得出，当经济要素的区域粘性较强，要素转移的成本相对较高，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区域政策、技术等影响，只能在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集聚才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当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要素的区域粘性下降，要素流动成本降低时，区域经济集聚现状仍然存在，则是因为区域文化对经济要素具有粘性作用。可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聚并不是真正的相悖，而是全球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时影响经济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转移的因素有所改变。

三、文章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降低资源流动的成本，只要市场经济仍是全球经济的主流形式，以成本和价格为指向的市场之力必将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配置越来越频繁。资本、技术、人才、原材料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即使机遇也是挑战，是否能够吸引要素集聚在某一区域是该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关键。北京文化产业、杭州电子产业、硅谷等区域经济的崛起，德国鲁尔矿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底特律汽车城的衰亡都是各自区域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入和流出的不同导致的。

（二）正确认识区域经济集聚

区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全球化并不违背，相反，区域经济集聚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是该区域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从现实看来，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上、广、深等城市也确实聚集了多数的跨国公司和外贸企业。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交通运输等传统区位选择因素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减弱，而区域文化作为区域内社会人文集中体现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却不减反增。因此，任何区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何保存和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优秀而独具特色的文化核心部分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该区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成败。

参考文献：

[1]张国红.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过程及其临界点――对一个动态系统的数理解释[J].商业研究，2005.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基础；合作博弈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省际边界区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绝大部分经济较落后。省际边界区域既是省际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摩擦的集中地，空间协调难度较大，统筹发展难点较多，要缩小省际边界区域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要途径。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互动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来看，区域合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处于共同区域空间内的不同地区之间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其最终目标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博弈理论作为研究合作的重要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指导，不论从两者的定义、运行条件，还是内在本质和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因此，本文认为合作博弈论完全可以作为指导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

一、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

为认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的社会经济合作活动的宏观空间规律，需要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伴随世界经济联系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化和扩展。随着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有关产业和技术跨国转移的理论扩展了用以解释和分析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建立关于国家之间，特别是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产业技术联系宏观规律的理论解释，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互补性发展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主要有行政边界区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竞合理论、新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协同论。

（一）行政边界区理论。边界区域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某政治实体（如国家、行政区等）与其他接壤政治实体（如国家、行政区等）在交接处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省际边界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行政边界区理论一是源于行政区经济理论，即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纵向运行系统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区域经济的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出现的特殊区域经济类型。二是来源于行政区边缘经济论。在行政因素对经济的约束作用下，我国行政区交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而对行政区之间经济、社会因素流动产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表现为边界区域中不同行政区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的结构性差别、要素流动的断裂或一体化。

（二）系统动力学理论。系统动力学出现于1956年，创始人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系统动力学模型能方便地处理非线性和时变现象，能做长期的、动态的、战略性的仿真分析和研究，适于分析研究系统结构与动态行为。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几乎遍及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学科，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区域经济合作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之间还互相产生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要想把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方法很难做到。而系统动力学正是分析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的方法，所以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是非常确切的。

（三）竞合理论。竞争与合作是彼此关联的，要研究合作问题，必然涉及竞争问题，而研究和处理竞争问题，则又需要合作来化解，该理论强调的是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必须保持合作。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市场变化，并不断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运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进入了从孤立生产向协作经营、从生产型向关系型、从独立发展向互联合作的大转变时期。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带来1＋1＞2的联盟协同效益，使单个企业的局部优势发展壮大为全面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源的最优综合利用。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竞合”从企业中产生，进而被其他研究领域所采用。

（四）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所谓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产业形态说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已有理论学说进行结合应用，从而对世界技术经济演变格局进行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产品的技术周期与不同国家技术梯度之间存在动态匹配关系，基于技术差距的比较优势的梯度递进和转移决定着世界生产和贸易格局的阶段性动态演化。这一理论学派对国家间技术差距的认识逐步从行业技术差别扩展到产品的质量档次差别和技术含量差别以及生产过程的技术差别，从垂直性的技术差别扩展到水平性的技术差别。

（五）协同论。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协同论指出，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作，这种系统会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地认为是研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各种系统的发展演变，探讨其转变所遵守的共同规律。应用协同论方法，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他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手段，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二、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分析

博弈论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合作博弈理论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目前合作博弈论还没有像非合作博弈论那样应用广泛，但将来定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将合作博弈论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的分析中，可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还可以使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站在某个决策方的立场上找出针对其他方的对策，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方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导出合理的结果并用以说明相应的实际问题，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和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一）合作博弈。博弈论，也译作对策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存在相互作用时，行为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反映了博弈局中人的行动及相互作用间的冲突、竞争、协调与合作关系。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局中人、战略、支付、行动、信息、结果和均衡，这些也是一个完整博弈的基本要素。在众多经济学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博弈论成了一种普遍应用的工具，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都被人们理解为某种博弈问题。根据博弈双方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把博弈论划分为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其强调的是集（团）体理性、公正公平、效率和效益，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是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而非合作博弈理论则偏向于对竞争的研究，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是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决策从而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

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之所以能够增进合作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从这种关系和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且以此为限。因此，合作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合作的结果，又是达成合作的条件。合作的目的是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与个体利益并不发生冲突，各博弈方的收益相对均衡而合理，可以说合作共谋符合各方的利益。合作博弈的关键还在于要在合作框架内建立互信，形成一整套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博弈分析。现代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是手段，反映出各区域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合作是目的，反映出各区域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只注意到了各区域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的深化，但却忽略了利益协调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获利动机会促使各区域求同存异，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的政策，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享合作带来的收益。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运用合作博弈论的方法，将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各国、各区域间的一个合作博弈，进而揭示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内在机制。

博弈通常是建立在个体行为理性基础上的非合作博弈。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将各个子区域看作一个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子区域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于是，在资源非均衡性与独特性及国家财政有限性的限制下，各子区域政府和企业间相互竞争。各地部门均按各自最优决策行事，以达到个体效率的最大，但由于各方的不合作，个体理性并不一定会达到各自预期目标。因此，为了保证整体区域利益最大化，各子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可见，一个地区在做出战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优势，还要考虑其他地区相关决策，而且该决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决策的制定，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应以集体理性为基础的合作博弈来分析。

区域主体间合作博弈的现实困境：我们可以把各区域主体的行为看作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所谓重复博弈，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由于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分阶段有先后次序的一个动态选择过程，因此它又属于动态博弈的范畴。1、同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同质区域，由于资源优势、主导产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类似和接近，单干思想往往比较强，合作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但是，一旦同质区域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就可能产生规模经济、规模效益。2、异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异质区域之间的合作主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之间的合作。例如，我国能源、矿产资源的分布偏中西部，而现实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偏东部沿海。这种空间格局一方面使东中西之间彼此都有所求，构成合作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缺陷，在合作时中西部常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阻碍了异质区域合作进程。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最佳策略是双方合作，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收益总量上得到增加；最坏的选择是都不合作。而事实上，最坏的结果在现实中产生了。如果不改变这种博弈结构，各区域会不顾宏观经济的恶化，共同陷入区域经济不合作。

三、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与合作博弈的内在统一

合作博弈的主要特征在于所研究的行动参与人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有效磋商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后，使得总收益获得增加，从而使得各个成员都可以从稳定的合作中收益得到增加。而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使得参与合作经济主体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与合作博弈理论的内在是完全一致的。合作博弈强调的集（团）体理性、公平公正、效率和效益、实现“双赢”，正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需要的前提、保障、动力和目标。区域经济合作活动的开展是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论分析方法应运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合作博弈理论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理论是完全合适的。

（一）集体理性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相关的、可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称之为个体理性，至少在局部问题上存在以集体（团体）利益为目标，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称为集体理性。集体理性是指某一集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共同信念”导向下，采取一致行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并且集体行动存在潜在收益。当个体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时，并不一定能实现集体或社会的最大利益，而集体理性（使联合报酬最大化）却可以促使参与者共同选择合作策略，实现集体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区域经济合作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总体收益，并同时实现成员自身收益的增加。实际上，由于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实现集体行动（合作）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经济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就会产生合作的意愿，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有开展的可能。因此，区域经济合作开展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

（二）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参与经济合作的各个区域，必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不可能长久开展下去的。公平、公正的合作环境是指合作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权力和获得合理的利益。为防止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公平现象，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健康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区域合作约束机制，这种约束机制也是通过合作双方协商达成的。在我国，经济区域缺乏一致性的规则，各地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个问题不解决，区域经济合作就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区域之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必须以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区域间相互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应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采取机会主义者予以充分的惩罚，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开展，公平、公正的环境也是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条件。

（三）效率和效益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区域经济合作是要尽量发挥各个区域的经济优势，相互取长补短，或优势互补，扩大经济优势的影响力。这样，才能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创造出单个区域无法获得的经济效益。由于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合作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更重要的是，合作必须给参与的各方都带来比单独发展更多的经济效益，或者说参加合作的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而引起的各成员的直接收益损失。否则，合作就缺乏凝聚力，不可能长期维持，各成员将失去参与经济合作的动力。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充分条件是合作各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实现各个参与合作区域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合作推行的内在动力。

（四）实现“双赢”、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目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区域经济合作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手段。当前区域间利益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利益分配上。不发达地区长期处于向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提供廉价能源原材料地位。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能源、原材料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高成本的原材料往往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换，这等于把这类地区的部分利益无偿地转移给了资源加工地区。这些原材料在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经过深加工后，再以高价返回原材料产区。这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因此，要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区际利益分配，即重视原材料产区的经济利益，调动原材料产区的积极性，加工地区主动让利，将利润的一部分返还给原材料产区，发达地区更多地向落后地区输出技术、资金和人才，强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应给获益较少的成员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进而达到利益的相对均衡分配，推动不发达区域的发展，促进发达区域的平稳发展，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局面。

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区域间的合作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为了使区域经济合作在省际边界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更加合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也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合作博弈理论作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理论，无论是他们之间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条件，还是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1.淮海发展研究院；2.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艳萍，区域经济合作博弈[J]，现代商业，2007.10.

[2]陈钊，行政边界区域刍论[J]，人文地理，1996.4.

[3]郭荣星，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4]郭荣星，区域边界与边界区域：一种经济分析[A]，叶舜赞等，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C]，科学出版社，1999.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8

    【论文摘要】区域行政学和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新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合作问题,尤其是作为区域行政理论延伸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对于建立区域合作组织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我国为了减少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应该在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制度化的多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

    区域经济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作了很多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行政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问题。

    一、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区域行政理论

    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行政区划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被行政区划肢解。而行政区划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并不局限于单个的政府,而是主要关注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区域行政与区域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区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区域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但是区域经济与区域行政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区域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建立同级政府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并对其运行进行研究。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政府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项目与运行管理机制、政府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这一研究论题下,还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就中国现有的横向政府关系来看,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林尚立将它们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城市政府联合体;二是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三是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区域行政可以就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措施。

    区域行政学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学科,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人的分析。目前,我国区域行政学的发展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横向的经济联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正是区域行政学在实践上的反映。

    二、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区域公共管理”这一学术概念,在《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一文中最早使用,该书作者从公共管理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面对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等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导人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区域管理的仓惭。因对于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国内外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决定区域行政必然走向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公共行政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内涵: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其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组织网络化以及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和复杂起来,这给以区域政府为核心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区域公共管理的系统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甚至直接出谋划策,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咨询。

    三、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区域合作组织

    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分析,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三个层面上形成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实行多层次的协调互动。

    1.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资源战略开发以及生产要素流通、区际贸易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区域的地理范围愈大,这类区际间的经济关系越复杂。但在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只有省一级的政府才有区际间经济关系调控管理权限,而经济区域尽管在整体上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却存在着区域性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如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无人主张,区域利益冲突缺乏协调解决的组织机构等,这都给整个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因此,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势在必行。该机构的主要职能,一是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并报请国务院、全国人大审批;二是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三是统一管理区域发展专项基金;四是具体负责实施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五是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等等。

    2.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尽管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方政府毕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如何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各地方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则是区域政府合作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如果试图通过第三方的介人来协调彼此间关系,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增加。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单单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成本太高,也难以达到目标。所以美国着名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我不同意如下的看法,即中央政府管理或私人产权是‘避免公用地灾难的唯一途径”’。他还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况的结构”。

    因此,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应该成为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矛盾,走出“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博弈困境”的必然选择。而实际上,由于资源察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组织中,实现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

    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职能必须强调其对于区域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制定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在公共服务上,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规模的追加效益,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做到统一规划和布局。总之,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矛盾,有利于两者的相互协调。

    3.鼓励建立各种跨地区的民间组织。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民间组织推动经济合作,成本低、见效快,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有利于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具体形式可有不同层次:一是可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如“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咨询委员会”、“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联合会”、“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它应成为相关地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二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行业协会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推进区域市场秩序建立,探索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等。三是可组建跨地区股份制区域性集团公司。跨国公司是打破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跨区公司也是打破区域封闭格局最好的方式。可以探索通过跨地区强强联合组成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联合、控股区域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和松散层组成的巨型企业集团,从而打破封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参考文献〕

    [l]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2002,(4):10.

    [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32一334.

    [3]刘锋.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40.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9

摘 要 以河南为主体，涵盖周边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山水相连、血缘相亲、文脉相承、经济相联、使命相近、客观存在的经济区域。建设中原经济区，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于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设中原经济区，要按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形成“两横两纵”经济带的总体要求，向东融合、向西拓展，凝聚发展合力，强化大局意识，在支撑中部崛起、强化东西联动、服务全国大局中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 中原经济区 问题研究 方法建议

今年1月26日，河南省发改委举行新闻会宣布，在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中原经济区被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首次被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此，中原经济区建设掀起了新的篇章。

一、中原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特征

所谓经济区，是指在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单元，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交通运输和商品流通为脉络，具有发达的内部经济联系，并在全国经济联系中担负某种专门化职能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中原经济区是指以河南省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具有自身特点、优势独特、相对稳定、客观存在、无法依存于其他经济区的区域经济综合，范围涉及7个省，涵盖29个地级市，即河南省全部，河北省的邯郸，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江苏省的徐州，山东省的菏泽，湖北省的襄樊，安徽省的淮北、阜阳、宿州、亳州。中原经济区总面积29．2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1.7亿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从其自身发展和在全国的地位看，这一区域具有以下特征：

（一）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重要

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交界，也处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向内陆推进的要冲，交通优势突出，我国主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第二条亚欧大陆桥都通贯其中，具有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枢纽作用。

（二）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

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暖温带及其向亚热带过渡地带，黄河、淮河、海河、汉水四大流域在此区域流淌，气候宜人，自然景观荟萃。该区域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我国公认的古都就有四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厚。

（三）劳动力资源充裕，人口压力大

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该区域用全国约1/3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约1/8的人口，全部劳动力人口超过1.1亿人。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而且为全国输出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一地区也存在农村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压力大等问题。

（四）农业生产举足轻重，“三农”问题突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大区，也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全区耕地面积约1．9亿亩，占全国耕地资源的1/10以上，是全国土地耕种强度最高、农副产品供给能力最高的地区，无论粮食生产、还是肉蛋奶产量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区域的“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要大得多。

（五）平均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艰巨

中原经济区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基础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食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人均经济水平、民生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二、构建中原经济区的理论依据

中原经济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范畴，其建设必须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有区域经济学理论看，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长极理论

该理论认为：区域内的高速增长点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扩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并产生“虹吸”和“墨渍”双重效应。①通过“墨渍”效应，生产要素将向渗透转移，从而带动和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虹吸”效应，极点会将周边竞争力不强地区的要素吸引过去，从而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增长极的“虹吸”效应通常大于“墨渍”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板块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等发达经济区域多集中于沿海地区，中原地区较难接受到其经济能量的扩散和辐射。在这种形势下，中原地区只有立足自身的发展，加快培育本区域的增长极，不断增强自身的“虹吸”和“墨渍”效应，才能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形成强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中心―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和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并使能够接受中心经济能量的释放或扩散。②中原地区要发展，就必须注意有效整合和优化内部资源、产业和市场，促使空间上的集聚上升到能量的集聚，强化中心效应，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区，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三）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③不平衡理论认为，地区、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要解决这种不平衡，只能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通过集中发展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④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属于相对概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适用性，大至一个国家，小到局部区域，根据发展需求来灵活应用。中原地区目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在全国属于发展洼地。构建中原经济区，进一步强化内陆经济战略支撑，完善全国区域经济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平衡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产业集聚理论

该理论认为：生产同类产品和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特定产业的企业、具有直接上下游关联的企业或其他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集中。⑤目前中原地区已初步形成涵盖多产业、涉及多领域的“大中小共生”的多类型产业集群。构建中原经济区，就是要充分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理论，借助政策引导作用，进一步强化整合资源引导要素流动的能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中原地区集中，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五）梯度转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快的区域创新能力强，处于高梯度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产业和要素将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从而带动低梯度区域的经济发展。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形成了地区间在产业结构层次上的阶梯状差异。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大，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产业转移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作为地处中部的中原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工业发展基础及生产要素低成本，在产业发展的层面上也具有承东启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经济区的构建，应当说比较科学地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规律。

三、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几点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起步之年，头绪多、任务重，必须按照《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的目标要求，突出科学发展、“三化”协调、载体建设、改革开放、改善民生、服务大局等六项原则，着力建设十大支撑体系，勇于创新、持续运作，力争迈出实质性步伐，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深入研究国内外已有区域性规划的成败得失，善于取他人之长，走好捷径

应当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上广泛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将好的做法、举措经筛选论证后移植引入，针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特别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难点，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制订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尝试，力求在局部和个别领域实现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新突破，以改革创新来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

（二）适时明确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范围，筹建相关的合作论坛或组织

在中原经济区的谋划争取阶段，有意识地模糊中原经济区范围是极其明智的，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排除一些，掣肘因素。但一旦中原经济区的范围经国家认可确定，就要尽快行动强化区域间的沟通联系，在不同层面建立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协作机制，尽可能地运用市场手段、依靠民间力量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河南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主体，要立足长远，看淡一时的得失，对周边合作区进行适当的利益让渡，积极打通出省通道，构建边界经济走廊，争取能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深度合作，以坚定信心，形成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强大向心力。

（三）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加速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中原经济区作为运用断裂点模型所确定划分出的经济区域，在距离既定的条件下，其空间范围的延伸与拓展取决于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而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多少给人以“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郑州的龙头地位，努力打造郑州都市区；另一方面，要着力做大做强郑州和与之毗邻城市所组成的中原经济区核心区，以城市集群的力量来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河南县域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将一大批有条件的县城打造成具备一定规模的中等城市，实现多点开花，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四）在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上树立样板

虽然在理论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以协调发展，而在现实操作中却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偏颇，如何处理好其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寻找答案。

（五）加快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中原经济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具备打造交通枢纽、物流中心以及商务中心的优越条件。所以, 我们要充分利用地利优势和现有交通优势, 着力构建战略性运输通道和交通枢纽, 把郑州打造成服务中西部、面向全国、连接国际的现代物流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平先秉,陈礼仁.正确运用增长极理论指导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经济研究导刊.2007(10):158.

[2]梁攀科.中心――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29):170.

[3]郭怀亮.论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平衡发展理论.宁波大学学报.2006(7):91－94.

[4]郭熙保,陈澍.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教学与研究.1998(5):38－39.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希德维尔，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