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范文10篇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1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供产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2

一、中原经济区特点、现状与战略分析

（一）区域特点和现状中原经济区具有地理位置关键、资源能源丰富、基础产业发达、在全国分工中层次较低、区内发展不平衡等主要特点，它们既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社会条件和潜力，同时也显示出了本区存在的问题和加速构建完善本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中原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省为例，2009年生产总值居全国第5位，生产总值增速居全国第22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居全国第14位，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1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16位。其中，生产总值增速位次比起2005年的第5位和2008年的第1位，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位次比起2005年的第7位和2008年的第10位，都呈递降趋势。2009年底，河南省人口已达9967万，约占全国总人口7.5%，其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生产总值的6%。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7.8%，第二产业占7%，而第三产业仅占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5.4%，进出口总额仅占0.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83.7%。上述数据显示，河南省具有优越的农业基础、人力资源和区位条件，其创造的生产总值亦名列前茅。然而，近几年来，河南省生产总值增速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起国内其他地区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延缓和减缩的趋势。同时，河南省第三产业和进出口情况明显与应达水平不符，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低于全国水平。可见，河南省作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腹地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工业、服务业和进出口贸易都有很大发展余地。而河南省内，2009年中原城市群生产总值占全省的58%，黄淮地区占20%，豫北地区占11%，豫西豫西南地区占12.4%。其中，中原城市群的人均生产总值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37.4%。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自然形成了发展梯度，为梯度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正是势在必行之举。

（二）区域发展战略分析———基于SWOT的角度根据区域SWOT分析，综合中原经济区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威胁，我们可以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组合，初步明确自己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1、S+O战略（发挥优势、抓住机遇）。充分抓住国家支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机遇，争取更多利于发挥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交通资源等方面优势的政策、项目、资金扶持，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巩固原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旅游业。2、W+O战略（克服劣势、抓住机遇）。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大力推动第

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消化吸收新技术新成果，着力培育自身的技术优势。

进而以良好的技术条件和发展环境吸引资金，扩大开放程度。3、S+T战略（发挥优势、规避威胁）。坚持走“三化”同步协调发展道路，在保证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提高工业化水平，推动发展第三产业，探索一条不以土地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4、W+T战略（减少劣势、规避威胁）。在保证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有意识地扶持高技术产业，在对外开放并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注意吸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技术。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促进区内协调分工，实现平衡发展。二、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理论应用

（一）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空间结构梯度转移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点—轴”系统理论是对发展中区域的优化空间经济结构与优化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要使发展中区域获得较快发展，必然要求以“点—轴”系统模式对社会经济要素客体进行组织。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进一步完善了“点—轴”结构，着重描述了极化过程和扩散过程，首先是空间聚集，然后是空间扩散，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区域经济活动成为有机整体。首先，培育区域增长极，建设经济核心区，以郑州为中心，由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济源、平顶山、漯河等在内的中原城市群是中原经济区的经济隆起带。提升郑州作为区域一级中心的首位度，全方位提高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进流通体系综合配套改革，同时大力发展物流、会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这将有效辐射周边区域，作为带动整个经济区最终实现协调发展的第一个步骤。在建设经济核心区的第二阶段，需进一步将郑州周边开封、洛阳、许昌、焦作、新乡、平顶山等市根据各地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合理分工，建成分工明确、聚集效应明显的二级区域中心，进而促进这些区域核心向全区域辐射，带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实现作为增长极的作用。其次，以主要交通线为发展轴，发挥辐射区域优势。作为全国交通运输枢纽，中原经济区优越的交通区位为梯度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京广铁路、陇海铁路、焦枝铁路为主发展轴，京珠高速、连霍高速、107国道、310国道、新焦铁路、新荷铁路、漯平铁路等为次发展轴，促进区域各增长极的产业沿轴线向全区域转移，实现技术的外向扩散，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梯度转移的同时，全区的协调发展一体化也不可忽视。一体化经济模式需要依靠各地区之间有意识的合作，因此，统一的统筹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必不可少。

（二）产业集群理论与地区专业化按照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地理集中性，这种产业地理集中将产生包括节约成本、促进技术创新等在内的广泛的集聚经济效益。地区专业化是生产专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产业集群将有力推动梯度转移的进行和完善，它既是梯度转移的动力，又是梯度转移的结果。哈盖特提出的区位熵惯常被用来测算某一地区一个产业部门的专门化程度，进而衡量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也称专门化率。现利用区位熵指数衡量中原经济区当下的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指数大于1，则说明该区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发达；区位熵指数越大，则说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见表1）分析可见，虽然河南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但省内产业集聚程度不高，整体工业分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比较低。即便是六大优势产业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有色金属冶炼业和食品制造业，也是依托区域内资源优势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力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和地区专业化，仍是建设中原经济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梯度转移理论中，当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具有支撑与辐射周边的能力后，要素将改向周边聚集，形成不同分工的经济发展副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对各地区进行个别分析和准确定位，将次级增长极的培育与产业集群和地区分工有机结合起来。目前中原经济区中各地区优势突出，但显而易见，区内原发性产业集群多，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一五”期间重工业产业延伸形成的产业链集群，而新型的、承接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集群就相对较少，较低端的现有产业集群又导致了各功能区域间互动不良，更加不利于产业更新换代。因此，在根据各地的不同资源禀赋和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同时，应做好产业升级准备，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产业集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以承担起更为重要的经济功能分工。

（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绿色GDP核算公式，即：SSNNP=NNP-DE-DNC式中SSNNP为可持续社会国民生产净值，NNP为国民生产净值，DE为防御性支出，DNC为自然资产折旧。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建设中，自然资源的折旧和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不容忽视，它们直接作用于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和经济增长价值的保持。当然，外部因素调整项即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可以弥补一部分绿色GDP，但更加关键的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亦须注意吸收消化外来高新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先进适用技术与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融合，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和实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能源、原材料单向输出以及高耗费的粗放型向具高附加值的资源节约型转变。另外，中原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地的特殊性，又强调了本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工业化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不仅不会占用更多的耕地，而且还应该通过人口的集中而节省下来更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因此，通过有效适当的改革和创新，应能够解决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土地问题。为探索出一条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的科学发展新道路，中原经济区需立足粮食生产优势，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装备，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培育粮食持续稳定增产的长效机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推动城乡格局向分工合理、产业对接转变，抓住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趋势，在城乡间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和三大产业和谐共荣的发展方式。在中原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文化产业。对于中原经济区的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文化产业能够促使资源与知识相结合，推动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完善，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该产业中明显的创新性又赋予其极大的增值能力，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从中原经济区的实际出发确立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应将文化产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已有历史文化的维护和发掘以及区域信息和技术的整合提升上面，并着力引导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产生有利影响。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3

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和经济区域的内涵

区域经济是在不断组合中特色发展的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既有宏观区域经济理论，又有微观区域经济理论。仅就微观区域经济理论而言，区域经济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并密切联系的地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的地域单元。区域经济因其不同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基础与经济史，显现出鲜明的特色，使其具有发展的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当前，区域经济趋向一体化，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区域经济在发展中不断组合，达到了更高发展层次。

经济区域是在特色经济发展中的不断组合。经济区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经济特色突出、经济发展方向明确的地域，生产要素比较齐全，产业分布比较合理，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一定经济发展空间。这个区域既不同于自然区域，也不完全是行政区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区域已突破人为划分的地域和边界，冲破自然条件、地理交通、民族关系等影响，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发展区域，获取竞争优势。经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而且正朝着一体化、集团化、集群化、板块化方向发展。

经济区域的壮大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经济区域能否在区域竞争中生存和壮大。经济区域的生命在于区域经济是否有活力。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状况看，这种活力总是交替出现，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两大经济区域不断壮大。要使欠发达的经济区域，迈向快速发展的经济区域，就必须拓展优势，突出特点，提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正确把握区域经济和经济区域的发展关系

区域统筹与区域协调。统筹区域发展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区域内经济运行规律和遵循区际经济运行规律，既能有效促进经济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与组合，也能有效促进各个经济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与组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个区域有了自身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既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也给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大市场相互之间的竞争，需要区际协调发展，这既需要着眼于区内经济协调，也要着眼区际经济协调；而区际经济协调既是区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区内经济发展的结果。

区域合作与区域竞争。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方式。就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区际联系强度逐渐增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输送资金和产业，而中西部向东部输送劳动力和资源。同时从经济区域的发展看，区域竞争也是很明显的。区域之间的竞争又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经济发达地区，在竞争中获得更快发展，打破了经济区域带来的障碍，人、财、物等各种要素更为快捷、更为自由、更为有效的流动，资源得到整合。伴随着区域经济的竞争，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地制定经济政策、扩大开放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选择。在相互依存和互相竞争的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可能封闭式单体发展。借鉴WTO的贸易合作和竞争平衡机制，建立一系列共同执行的政府行为准则和市场游戏规则，加快推进区域发展。

区域共性与区域差异。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既有区域共性，但也有各自的个性。一个发达的经济区域会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分区推进的发展战略。培育优先发展的经济区域，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距。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复合在一起，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要通过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倾斜，有效地解决日益突出的区域差异问题，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

科学选择区域经济和经济区域的发展路径

走特色发展之路。区域经济本质上是特色经济，应大力培育突出当地特色的主导产业，扬长避短、突出特色，选择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坚持走“区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规模化”的路子，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聚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点培育，全力扶持和培育特色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把产业链拉长，完善产业体系，避免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化，构筑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通过培大育小、扶优扶强，在各个特色产业中重点扶植骨干龙头企业，积极发挥特色产业的整体效应，打造区域性品牌，营造竞争优势，为拓展产业空间和提高区域竞争力打下基础。公务员之家

走集群发展之路。国内外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培育和加快产业集群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分散办企业到集中办企业，并逐步向开发区、工业小区集中，有利于共享公共设施、吸引优秀人才、获取市场信息、集聚生产要素、取得规模效应，从而释放发展潜能。一种是由集中办企业到集中做产业，这是由企业集聚走向产业集群。由分散办企业到集中办企业并不必然带来区域竞争力的增强，只有通过产业链将企业紧密有机的集聚在一起，增强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形成产业集群，集群效应，促进区域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真正跃升，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4

一、基本问题

1、研究方法

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要揭示财政行为、空间经济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缺少基于空间视角的财政行为分析工具，是当前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一方面，基于无空间维度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财政调控将政府带入了一个物价稳定与失业(增长)难以兼得的两难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宏观视角的“乘数效应”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仅能从总量上解释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法描述与检验财政的空间经济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此，旨在研究政府财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空间财政理论与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需求前景。尽管公共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有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逊的公共物品理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等许多包含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发展能够解释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影响的理论。这是因为尽管对区位选择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与“时间”变量不同，“空间”变量长期以来都未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区位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是因为空间经济分析必先处理好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问题，这使得它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熟悉的建模技术无法解决的“瓶颈”。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在空间经济分析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企业问题，事实上根本无从下手”［1］。因此，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准确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是空间财政理论产生的前提与基础。自上世纪末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空间概念重新引入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财政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尽管此类研究大多是将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作为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重要经济现象来描述，而非系统理论，但因其分析所遵循的理论前提和使用的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得出了诸如财政收支对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财政行为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都会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因而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这种不同于所谓主流的空间经济分析在方法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经济分析中关于要素流动不同的含义，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特征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第二，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从而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第三，以空间或区位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得空间经济分析具备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为分析财政行为是如何和怎样改变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方法。

2、核心命题

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即为揭示财政行为的空间效应。以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的空间经济理论主要是解释经济的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内生作用机制，并发展出了描述这种内生作用机制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等理论诠释工具。其核心概念是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区位选择。空间财政理论就是以上述空间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微观角度研究、诠释财政行为影响和改变经济聚集与扩散趋势及其内生作用机制。从现有公共经济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及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对空间经济分布产生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既得到了现有理论的支持和经验研究的检验，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二是对这些财政行为的大量最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空间聚集与外溢，且其受益范围在空间上存在距离衰减。三是关于政府间竞争的研究表明，相互学习和模仿已经成为各国内部政府间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且这种相互竞争中的“干中学”将导致政府间财政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与趋同。这就是说，现有理论与经验(实证)研究成果支持的财政行为空间效应有三类，即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效应”、区域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和政府间财政政策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虽然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等财政行为的作用已经成为近年来空间经济理论新的拓展方向之一，但对上述财政行为三类空间效应的讨论仍然十分零散，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对财政行为效应某个方面的检验或验证，更没有形成严格遵循空间经济分析规范、能够涵盖三大财政行为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财政行为的三大效应是如何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影响经济空间聚集与扩散，更没有得到科学描述。因此，构建空间财政理论框架是一个全新课题。

二、研究现状

关于财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的理论支持。笔者拟从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和政策选择的策略互动三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财政的局域拉动效应

随着财政理论研究由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逐渐向以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转变，财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再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近些年对财政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效应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展开。(1)传统经济理论下财政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大都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路径展开，在方法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从结构入手来考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些年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税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Johansson(2008)［2］和Myles(2008)［3］等把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何茵(2009)［4］、赵志耘(2010)［5］、刘海庆(2011)［6］、李涛(2011)［7］等对我国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二是自Kneller等(1999)［8］修正了将支出与税收分开来讨论的传统方法以来，把政府支出(公共服务)与税收(筹资手段)结合起来讨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近些年公共支出研究的主流。Chen和Lee(2005)［9］、Yuk(2005)［10］、Henderson和Kumb-hakar(2006)［11］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分析公共支出及其筹资手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筹资手段的差异将影响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筹资手段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公共支出回归分析的系数。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郭庆旺等(2003)［12］得出了支出总水平存在经济增长负效应，但生产性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的结论;刘进(2004)［13］运用1982－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公共支出总量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2)空间视角下财政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是基于要素流动模型讨论税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Ludema和Wooton(2000)［14］建立了一个均质商品供过于求的模型，发现政府税收对制造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Andersson和Forslid(2003)［15］根据自由企业家模型分析了税收和公共品对流动要素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对空间经济框架下税收理论与传统税收理论进行全面讨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由Baid-win等完成的。Baidwinetal(2002)［16］较为深入地考察了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下区域间的税收，并与基于BTCM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边际收益递减)的区域间税收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存在聚集效应，区域间税收竞争及其结果与新古典经济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交易成本足够高或聚集效应很弱时，基于BTCM模型的新古典主义研究结论才能成立;当贸易自由度足够高时，聚集将促使流动要素在地理上集中，此时，区域间税收差异的激励效应不存在。Termansen(2005)［17］将税收及税收收入在区域间的分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基于中央政府对生产要素征税并将税收分配给所有人(即在聚集均衡条件下对聚集租金重新分配)的假定，通过将税收和转移支付引入标准的核心———边缘模型后的研究发现，税收和转移支付改变了聚集均衡的特征;在聚集条件下，中央政府把税收更多的分配给边缘地区，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缩小;反之，多分配给核心地区，则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扩大。Egger和Seidel(2007)［18］在自由资本模型框架下讨论了不完全劳动力市场对税收的影响，他们发现，当存在失业时，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充分就业时更强，不充分就业起到了类似于贸易自由度增大的作用。二是基于溢出效应模型和要素流动模型对公共支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研究。自BesleyandCase(1995)［19］运用标尺竞争理论研究政府部门以来，一些学者运用标尺竞争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公共支出、财产税、福利支出等进行了考察，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标尺竞争效应;Bucovertsky(2005)［20］对公共投资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聚集效应;刘寒波(2007)［21］以要素空间流动为切入点，研究讨论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局域要素收益水平与要素聚集之间的相互关系。

2、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

地理距离差异一方面抑制了财政外溢效应的空间扩散，另一方面强化了其空间聚集。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就是财政的空间外溢(聚集与扩散)与地理距离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

(1)无地理距离变量的财政空间外溢理论现有相关理论研究大都是在所谓D———S框架下进行的，侧重于揭示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地理距离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未能从理论上完成对空间外溢距离衰减效应的刻画，但仍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包括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与基于区域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两类。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具体有三:一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空间流动二者相互作用结果的要素流动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的FL(FootlooseLabor)模型、Baldwin等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Forslid和Ottavinano(2003)［22］的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等。二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与企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互动结果的垂直关联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和venables(1995)［23］的CPVL(Core－Periphery，VerticalLinkages)模型、Otta-viano和Robert－Nicoud的FEVL(FootlooseEntre-preneur，VerticalLinkages)模型。三是聚集来自于要素累积和要素耗散(Decumulation)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创造模型。其模型最为基础的是Bald-win的CC(ConstructedCapital)模型。除FC模型外，这些模型在空间外溢效应与聚集之间内生互动关系的理论描述上，都能较好地刻画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非对称性以及骤变式聚集等聚集机制的作用。因此，尽管这些模型中的不变需求弹性、需求弹性等于替代弹性和制造品的对称性等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并不相符，但还是常被用于检验税收竞争效应与财政支出效应。如FE、CC、FC模型常用于讨论税收竞争;FC模型常用于讨论公共政策等。侧重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共投资政策对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影响。如果说上述运用FE、CC、FC模型揭示了税收对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的影响，这类研究则重在区分政府财政行为在空间聚集力与离心(扩散)力形成中的不同影响。一是基于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都与成本而不是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有关的研究。Ottaviano等(2003)［22］通过引入所谓“城市成本”变量构建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着重研究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二是以Berliant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技术创新与知识外溢纳入空间外溢效应分析框架，研究其与聚集的内生互动关系。Berliantetal(2002)［24］通过构建一个企业和家庭沿线性分布的一般均衡模型，在竞争性均衡框架下，成功地将商品和要素的配置、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要素价格和土地租金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城市的均衡取决于通勤成本、知识外溢水平、初始时企业的分散程度和就业人口等。Alonso－Villar(2002)［25］发展出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都市区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规模报酬递增、城市间运输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聚集的向心力，城市内部的拥挤成本则形成离心力。此外，Lanaspa等试图将公共部门纳入空间分析框架，实现公共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Lanaspa等(2001)［26］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将政府部门引入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并从公共收入(税收)与公共支出两个方面考察财政行为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征税和公共支出对最终空间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效率不同也会对空间结构的均衡产生影响。刘寒波等(2007)［21］通过构建一个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依据要素是否在空间流动取决于区域间要素收益水平的差异，考察了区域间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要素流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递减的变化趋势，讨论了政府规模、商品替代弹性和交易成本等变量在公共服务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中的不同作用，进而分析了要素流动、财政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2)地理距离影响财政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关于地理距离对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经验)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性检验，另一类是对这种影响的估计与测度。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检验基本上是对公共支出的实证研究，且始于Case(1993)［27］把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Ba-icker(2005)［28］通过应用工具变量及Conley(1999)处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成功地将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与外溢性影响相分离，运用1983－1992年间美国各州公共支出数据，证实了州际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根据“邻居”的不同定义，发现溢出效应的大小存在差异。Albert(2006)［29］也发现一个地区财政支出增加会使相邻地区受益。Holtz－Eakin和Schwartz(1995)［30］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加入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构建了一个考察公共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Boarnet(1998)［31］以现有模型为基础，运用美国加州各县数据，发现公路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张学良(2010)［32］在区分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也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要素扩散效应。张浩然等(2011)［33］则分析了地理距离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测度方面，Fesere(2006)［3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美国都市化地区扩散回流作用的不同距离进行了估计，发现在45－60英里距离内最为显著;相邻的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Partridge［35］基于美国1990－2006年的城市数据发现高等级城市抑制了临近中等城市的发展(自上而下的扩散回流效应)，但却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人口增长。张晏等(2010)［36］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的差异，检验我国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的跨时差异与地区差异(识别方式)，既证实了这种外溢性的存在，也识别出这种外溢性来源于我国地方政府间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YardstickCom-petition)，并发现地理相邻与G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柯善咨(2009)［37］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各市县进行大样本研究后发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00公里范围表现最为显著，3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周密(2009)［38］讨论了非均质后发大国的异质性决定技术空间扩散系统对技术空间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发现技术空间扩散受到空间距离、技术差距、产业联系和政府四大因素影响，且空间距离所产生的空间依赖性和产业联系与技术扩散正相关，技术差距与技术扩散负相关。

3、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效应

政府间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包括策略互补(模仿)和策略替代(差异化互动)两类。国外学者大都注重政府间竞争中是否存在策略互动类型的识别标准;国内学者更关注这种策略互动的成因及其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刻画政府间策略互动(StrategicInteraction)的理论解释有三:一是财政溢出效应理论;二是财政竞争理论;三是标尺竞争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推动下，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区域财政的反映函数，以检验区域间财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进而识别政府间是否存在财政竞争上的策略互动效应(Caseetal.，1993;Borcketal.，2006［39］)。Baicker(2005)［40］则指出，运用空间矩阵有助于识别影响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诸因素中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对于具体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税收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早期Ladd(1992)［41］、Case等(1993)［27］、Besley和Case(1995)［42］发表的验证税收模仿假说以及关于美国税收竞争的文献展开的，所不同的是以弹性系数来度量竞争程度的差别，并更侧重具体税种的研究(Brueckner和Saavedra，2001［43］;Hernandex－Murillo，2003［44］;Coughlin等，2006［45］;Ja-cobs等，2007［46］)。Hettich和Winer(1999)找到了税收竞争中的策略替代证据。Frederiksson等(2004)［47］的研究则发现税收模仿与策略替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除了大量基于国别研究的文献，Devereux等(2004)［48］、Redoano(2007)［49］还进行了跨国数据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税收竞争存在策略互补，且竞争都较为激烈。二是关于公共支出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继Case(1993)［27］等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在人均公共支出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或策略互动关系以来，Ba-icker(2005)对地方支出与结构的检验、Kelejian和Robinson(1993)［50］对治安支出的检验、Figlio等(1999)［51］对福利支出的检验、Schwarz(2004)［52］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Soloolle(2006)［53］对西班牙的研究、Freret(2006)［54］对法国的研究，都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策略互动关系。近些年，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周业安(2003)［55］认为，受垂直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要素流动性限制，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都可能被选择，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周黎安(2007)［56］则指出，由于晋升锦标赛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激励模式，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会随着要素(尤其是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而加剧。李永友和沈坤荣(2006)［57］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的税收博弈进行检验，发现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验证了省际间税收竞争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58］指出，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会产生采取违规优惠政策引资的强烈动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项目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且1994年分税制改革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得到遏制。李涛(2009)［59］发现，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

三、框架构建

1、基本思路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已从某一方面论证了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未能全面界定其内涵，更未形成系统化的空间分析框架和提供坚实的量化支撑，这些是财政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缺乏系统的财政空间效应研究，仍然是现有研究的软肋。财政空间效应及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如何检测与度量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1)现有研究无法全面深入考察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税收竞争的讨论是基于FE、CC、FC模型;关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讨论是基于LS模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基于FC模型等。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模型并非以研究或解释财政作用为建模目的。如果要通过这些模型来完整刻画财政的作用，显然会受到模型本身解释力的限制。

(2)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现有理论模型没有考虑财政行为空间外溢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更没有反映这种空间扩散和地理距离衰减的可计算方程或函数，从而导致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要通过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的逻辑接点是财政的空间效应，而决定财政空间效应的是财政行为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在空间扩散与扩散介质方面的差异。

(3)现有研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现有关于知识、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外溢效应分析中，往往只考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外溢，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既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也忽视了技术性外溢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导致许多学者得出财政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原因所在，也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大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相关投入的现实不相符。

(4)现有研究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虽然现有时空动态模型已经说明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一是根据现有研究，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随着核心区(增长极)的不断发展而相互消涨，进而完成由依靠吸收地区稀缺资源实现发展，向带动地区发展的转变。因此，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也存在一个时机选择上的“相机决策”。在这一点上，现有研究无法提供合理解释。二是现有关于政府间策略互动效应的研究已经说明，策略互动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策略互动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面对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中央政府如何选择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

2、理论菜单

自克鲁格曼创立新经济地理理论以来，空间经济理论总体上是沿着拓展空间经济分析的理论菜单、寻求实证研究和探讨空间经济的福利与政策含义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空间财政理论作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也当如此。目前，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与经济聚集关系的研究成果，但若按照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或理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根据前述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构建一个空间财政理论框架至少还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进一步总结、吸收、消化空间经济分析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财政空间分析理论模型一是微观基础构造上，将公共服务定位于一个有界集合之中，并用一个平面子集的组合予以代表，进一步在D———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二是以现有的公共服务空间分析模型为基础，引入公共服务空间溢出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构建财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三是将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税收、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引入模型，考察公共服务筹资模式差异对一般均衡的影响。

(2)财政行为的区域经济增长局域拉动效应理论分析根据财政对要素收益率的影响，推导政府财政行为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财政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分析财政政策对生产成本、私人产品替代弹性和区域间交易成本等变量的影响。实证研究上，从财政角度建立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重点考察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空间结构性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强调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并对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脉络进行了回顾，最后指出在当前和今后我国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蓬勃兴起，信息化浪潮不断涌动，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电信业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电信业的关注和研究。

1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立足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电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上进行：一是技术的角度，二是经济的角度。如果撇开技术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电信业的话，当前的研究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电信业的本质属性和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性；二是从部门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立足于区域，产业的整体性是由普遍布于各个区域的内容构成的。中国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各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各区域电信业的普遍发展，很难想象中国电信业能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因此，探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也应该从区域的角度着手。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土面积的广大必然造成资源赋存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沿革轨迹、人文背景以及政策操作等方面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根植于本区域各种经济因素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存在，本身就说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共性，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各区域各种经济活动差异性的综合表现。

“七五”以来，从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显著，另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不平衡，而这些都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差异有密切的联系。从区域的角度看，区域电信业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电信业的发展，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也必然会反映到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上来；反过来，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内容进而促使差异的形成和强化。因此，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至少会更加有利于以下的工作：

(1)全面了解各区域电信业发展的异同，掌握其规律性，为指导区域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2)充分认识电信业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指导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帮助。

(3)正确把握区域电信业之间以及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电信业之间、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2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痕迹

尽管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并没有显著的对电信业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区域经济理论为我们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一，区域经济理论中所涉及的产业研究已反映出各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其二，通过对区域经济理论的透视，已经显现出电信业发展的区域痕迹。

2.1产业区位理论与电信业区位因子定位

产业区位理论是研究产业活动区位选择的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HeinrichvonThunen)首开了产业区位研究的先河。他在1826年撰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阐述了农业生产的区位差异性，认为各个具体的农业生产类型应具有各自适宜的区位。此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空前发展使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区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2］一书，创立了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运费、劳动费和聚集力，其中运费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继韦伯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TordPalander)认为产业活动的位置应该以生产的所有费用的总和最小为依据［3］。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rEM)则分析了产品中转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并对制造业生产地域界线的划分进行了详细研究［4］。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在1940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工业活动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大利润地点的观点［5］。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也详细讨论了运输量、运费率、劳动力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通过对市场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布局的模式。另外，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Ohlin)和美国学者弗农(RVenon)还分别对贸易区位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区位进行了探讨。

上述这些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工业企业、农业种植地带的区位选择［6］，而没有涉及诸如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一般，我们将前者称为区位性产业，将后者称为非区位性产业［7］，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前者具有比较强烈的区位指向性，聚集性明显，后者具有较强的非区位指向性，分散性明显。或者说，前者只布局于各种条件都适宜的区位，而后者则是在各个区位“遍在分布”。然而所谓非区位性、遍在分布的产业并非在各个区位的发展都是同等程度的。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理论所感知的是，产业布局于各个区位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而产业在各个区位的发展也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这既指区位性产业也指非区位性产业。

尽管上述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没有涉及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但是逐步地已将它们作为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提炼出来。由于电信业的出现比交通运输业晚得多，因此，交通运输状况基本上成为工业区位论之后各个区位理论都重点考虑的布局因子，按照这一思路，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随着通信作用的增强，通信因素也将会成为产业区位布局的重要因子。

2.2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与电信业区域传导效应

对于区域电信业的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就空间范围来看，区域所反映的空间远大于区位所反映的空间，区位经济活动只是“点”状经济活动，而区域经济活动是“面”状经济活动，而且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着眼于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相互间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eoisperrour)和代维尔(JRBoudeville)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集中于增长极，增长极的内涵中既包括具有支配和推进作用的主导产业，又包括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地区，通过增长极产生的扩散效应，带动临近地区或其它部门的共同发展［8］。梯度推移理论则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9］。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dral)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然后通过累积因果过程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向中心流动；二是扩散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中心向流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的产业关联效应理论明确指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将加剧两地区之间的差异，涓滴效应将缩小两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无论是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都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美国学者威廉姆森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做了证实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在一国经济的早期阶段，区域间的不均衡增长是显著的，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的增长差异会渐趋缩小，区域经济将越向均衡增长。这一假说承认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到缩小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以上这些理论尽管由于立论的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启示有所差别(例如增长极理论、倒“U”型假说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的非均衡增长，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强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非均衡增长)，有些理论本身甚至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倒“U”型假说［10，11］)，但这些理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共性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外，这些理论都承认区域间存在着相互的经济联系，并突出表现为区域间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而我们从许多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这些效应的产生实际上与担负区域间经济联系任务的交通运输业的区域间发展分不开，通信业的出现尽管晚于交通运输业，但就生产性质来看，与交通运输业是类似的。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区域经济联系过程中，通信尤其是电信业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交通运输业一起，成为两条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而区域经济和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状况，则直接影响电信业这条纽带的带动强度。

2.3区域自身经济发理论与电信业自身的区域色彩

霍依特(H.Hoyt)等人的经济基地理论［12］，将区域经济结构划分为基本部门和非基本部门，基本部门是为区外广阔市场提供产品、技术、劳务等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非基本部门是以为区内提供产品、技术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该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是由基本部门带动的，基本部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而非基本部门是为区内服务的，其构成在各区差别不大，它只能与区域经济同步协调发展。基本部门以一定的联系方式对其他非基本部门产生影响，并延伸到区外，形成区际生产联系与合作。因此，基本部门的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乘数效应。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的基本经济部门，但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作用不可抵估。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本身就构成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对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为基本经济部门服务，因而间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第三，区域间基本经济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基本经济部门。而依照这一理论的划分，区域通信业应该属于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范畴，因此，我们对区域电信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应给予重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系列原来的不发达区域获得了迅速发展，而用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区域的发展，因此，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的研究内容有：公务员之家

2.3.1新产业区理论

该理论是基于对近20年来在许多国家的一定区域内，中小企业的集聚而成功地形成成熟型产业的事例研究而出现的［13-16］。普遍认为，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的结构的影响［17］)是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成熟产业是新产业区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在新产业区中，企业的生产内容更多的是高新技术产品，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也更多地依赖现代联系方式，由此，我们已看到在新产业区研究中通信的痕迹。实际上，对新产业区域研究本身也现现代联系方式有关。曾有学者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18］，其意是指随着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和信息传输的飞速发展，距离在经济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日益减弱，资本和工厂的运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这样“滑溜溜”的生产空间，有一个具有“粘性”的新产业区，便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2.3.2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二次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科学研究动的迅速增加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极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地理上分散活动的功能一体化，给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区域经济本地网络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之间的联系和冲突问题［19］。因此，如何协同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的关系，调节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矛盾，增强区域竞争力，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课题。而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明显促进因素是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区域本地网络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的物质基础之一就是电信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是建立在各区域的电信网基础之上的。

2.3.3地方环境与学习创新

九十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的研究框架［20，21］。该研究认为，知识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区域聚集特性，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学习过程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学习过程对地方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在这种地方环境下，相互联结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提高各行为主体伴随竞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解决方法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该理论更多地是在探讨知识经济条件下区域聚集的原因，但其中也充分体现了对通信的关注，因为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本身就包含着现代通信网络环境和发达的电信产业，同时，依赖于地方环境的学习过程也包含着对电信产品的充分消费。

3研究的必要性

在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电信业，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我国当前来看，发展信息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这其中就包含着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区域经济的协调问题。而通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离不开通信产业，这些都集中于区域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上，因此，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从区域角度研究电信业的发展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3.1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要求

加速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提高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电信是信息化的基础，电信产业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关注是信息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另外应该看到，国民经济信息化离不开区域经济的信息化，电信产业在各区域发展的状况如何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各区域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基础。由此来看，国民经济信息化要求从电信产业和区域双向上加强建设，尤其要求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和研究电信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差异变化问题，以期找出不断发展的优势和政策制定的方向。

3.2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不断优化升级和不断现代化，加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电信产业的建设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使区域经济不断具有活力，能够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要落实到一定区域上，而区域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因此，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产业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结合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是超常规式的，这种发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都有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更应该将电信业与区域结合起来。

3.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各个区域在发展中合理配置资源，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产生互动效应。电信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明显的连带效应。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的程度。将电信业落实到区域的范围进行研究，找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特点、差异变化的趋势和原因，能够使各个区域进一步明确电信业在其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程度，从而为各区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合理投资和布局，提高本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并保持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联系奠定基础。

3.4电信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电信业本身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性质，这就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必须各个区域协调配合，以确保网络畅通。电信业的这一特性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的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电信业的区域性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性，只有真正了解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原因和结果，才能正确选择电信业的发展战略模式，为制定电信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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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6

一、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差异分析

1、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差异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与美国奉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相吻合。尽可能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始终是美国经济理论的主流，也是历届政府遵守的信条。与此相应，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兴办教育、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主，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中渗透着尽可能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非国有资产的流动，都遵循“逐利而往”的原则。

德国采取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时，又重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二是允许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力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将经济成就同社会进步相结合。

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国防与国家安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我国在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做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中外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时机差异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英国，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英国传统工业区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失业率大幅度增加。同时，原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这既动摇了英国经济总量原来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位，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企图通过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来干预和解决其区域问题的国家。

在原苏联，直到俄国发生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建立，才真正开始运用区域经济政策主动对其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开发利用东部欠发达地区的森林、水利、能源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优势资源，后来又出于必须赢得卫国战争的军事需要和国防安全目的，将落后地区资源开发与建设战略大后方以及缓解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西部落后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状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均衡发展为主线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第二次的实施背景是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同志在西安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3、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差异

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全国发展计划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其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而改变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地区再开发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区再开发管理局。鉴于地区再开发计划存在的不足，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开发管理局也变为经济开发署。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来制定、完成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规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由州来执行，联邦只起协调作用，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联邦提供区域经济促进费用的50%）。

中国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工合理、职能明确的区域管理机构。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价都需要一定的机构来负责，这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设置，都是立法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负责。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国国务院组成部委共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共17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共6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9个。其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发展援助，各有一定的资源，但无一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部门与区域冲突有加剧之势，区域问题增多要求设置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二、中外区域经济政策共同之处

1、工业化过程中区域问题的规律性演化使得区域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

区域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存在的。建国至今，中国的区域问题的变化，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的区域问题的演变路径有类似之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问题的出现与演变存在一个规律：在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主要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与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后，区域差距扩大及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经济矛盾与冲突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时，那些曾经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区域开始出现膨胀或萧条。

中国的区域问题同样表现出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突出的区域问题是贫困落后和生产力地区布局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剧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同时带来了区域间剧烈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2、国家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宏观指导具有普遍性

自从区域政策开始被运用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中来，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就带有明显的国家计划的色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干预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不论是在有计划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有自由经济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日本1950年便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设置北海道开发厅，随后又制定了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九州、四国等开发计划也相继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形成。

在对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的运用一般还与经济的不发达程度相关，即不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通常对国家计划的作用抱以更大的期望，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对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开发扶持，这些地区国家计划的作用程度常常比较深刻。

3、在开发落后地区过程中国家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投资的投向和规模对经济开发局面的形成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但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非同寻常，国家投资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外部资金的注入对其发展有特殊意义，但一般的工商业投资必须有利益预期的保证，现实的环境使之不愿冒此风险。商业性投资的观望加强了不发达地区对国家政策性投资的期望和国家投资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关键作用。

4、民族文化因素伴随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英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不同地区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国内各地区间的离心和向心趋势自古有之。当英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兴盛时期，英国各个地区民族凝聚力增强，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但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各个地区的离心趋势开始增强。促进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边缘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成为英国政府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巴西的地区经济差距属于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巴西在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长期的差距对国民心理的影响。1991年12月11日的巴西《这就是》周刊汇集了一些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看法，被采访者大多使用了游民、无赖、懒汉等字眼，这种偏见构成了南方分立运动的思想基础。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全国八个民族省区全部在西部，西部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正是因为西部是多民族的聚居与活动之地，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有扮演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角色。所以，中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民族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金铎王树恩: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J].天津大学学报，2006，(7)

[2]江西省水利厅赴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水利经济，2008，(3)

[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技术市场;市场研究

一、引言

技术市场通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成长，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虽然如此，但是，技术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去完善。在我国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了能够让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首要就应该先对技术市场进行研究，并对其作出策略。在此，本文从区域经济理论对技术市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创新的观点。还对完善技术市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善策略以及建议。

二、技术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

技术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要想从区域经济入手研究技术市场，就得了解技术市场对于区域经济带来的作用以及发展。技术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1）科技成果转换为技术商品实现价值。技术市场中，最为流通的便是技术商品。技术商品是在技术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科技劳动商品，它是科技和劳动相结合的产品。技术商品依靠技术市场的交易，才能够获得生产者应有的报酬。通过技术市场的交易，技术商品才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也实现了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技术商品通过技术市场流通运用，很好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2）通过技术市场增加了区域技术商品的效益和效率。在技术市场和区域经济中，目前都分工明确，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十分的精细化，专业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分工的精细和准确性，促使了区域经济中技术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很好的降低了技术成本，增强了区域经济效益。（3）通过企业进步，促使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需要区域企业的支撑。如今很多企业十分看重技术市场，不断从技术市场购买技术商品融入企业生产中，这些技术商品通过与企业相结合，打破了企业原有的模式，给企业注入了鲜活的力量。这就间接的增加了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区域经济结构。由上可见，技术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三、区域技术市场存在的问题

1.环境因素到技术市场无法快速发展。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环境导致的问题是最为常见的，其环境因素导致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如今的技术市场虽然非常常见，但是很多人对于技术市场还不都了解，更有一些人狭隘的认为技术市场是技术的交易场所，把它看作一种简单的交易活动。由于错误的认知，我国技术市场无法得以发展。其中，我国的法制技术市场环境因素也导致了我国的技术市场无法快速的发展，我国目前对于经济市场相关出版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不少，但是对于规范技术市场和交易详细制度的文件却相对较少，这就导致了技术市场交易中无法得到保障，限制了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此外，我国技术市场监管部门也缺少了明确的定位，很多技术管理市场监管部门名存实亡，各地管理部门存在人员不够，管理松懈等现象，直接导致了我国技术市场中存在不规范交易的行为。2.技术市场本身发展不够健全完善。随着我国的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我国技术市场也随着这一改革进行了形成和快速发展。虽然经济制度在进行改革，但是我国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很多市场还没有进行适应改革，经济体系的改革在全国市场中的意识还没转换过来，很多政府部门还想以前一样掌握这大量资源，这就导致了技术市场发展缓慢，造成区域经济无法提高。目前从全国及时市场效益来看，笔者发现技术市场的发展及其不平衡，很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成交额较少，限制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由技术市场自身的发展不够完善所导致的。

四、完善技术市场的策略

1.制定技术市场发展计划。为了能够让我国的技术市场能够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国家应该对技术市场进行规划一个长远的实施计划，这样才能够让我国的技术市场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进行发展。在制定计划时，应该因地制宜，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等的环境进行制定计划，这样才能够做到我国技术市场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2.加强市场部门的监管力度合理税收。国家应该对于技术市场加强监管力度，营造出良好的交易风气，这样才能够促使交易的成功和规范性。在未来，人们对科研成果将会越来越在意，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对科研成果和创新成果进行鼓励制度，对这些成果进行减免税收的制度，极大的调动了产品研发的积极性。促使了技术商品的多样化性，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3.与互联网相结合。如今的人们衣食住行都逐渐通过网上来了解，网络是一个不错的传播媒体。而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会逐渐将重心转移到网络。所以，技术市场应该与网络相结合，在网上建立技术市场，加快信息传播速度。这样，技术市场才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才能越做越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技术市场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市场的改善应该从区域经济入手进行管理策略制定，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两者互利共赢，为我国社会经济做出贡献。

作者:车晓蕾 孙艳霞 单位:1.辽阳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2.辽阳市食用菌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齐昕.金融经济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

[2]孙常辉.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2013,(08):137-139.

[3]肖亚成.区域经济递进发展的要素成本与利益分享研究[D].西南大学,2011.

[4]安倩.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技术进步因素分析[D].复旦大学,2008.

区域经济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金铎王树恩: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J].天津大学学报，2006，(7)

[2]江西省水利厅赴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水利经济，2008，(3)

[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