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论文十篇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1

关键字: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模式;温州模式;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戴美艳.品牌的青岛现象[J]维普资讯

[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钟朋荣.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2005.(9)

[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2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戴美艳.品牌的青岛现象[J]维普资讯

[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钟朋荣.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2005.(9)

[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5]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6]浙江商人网2005年3月16日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部人均GDP均呈稳步上升趋势，但东部人均GDP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1991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540.3元，前者为后者的2.08倍；2004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0773.3元，前者是后者的2.88倍。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中还会进一步扩大。理论上看，区域差距的过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它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了难度。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导致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作为宏观调控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能有效调节经济波动，而且对改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当前我国财税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改革之初，为了贯彻“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及财税政策，选择东部地区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为东部地区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财税环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区域间的不协调及差距越拉越大，中央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作为“五个统筹”的重要部分之一，陆续采取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并开始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就目前来说，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适应性，主要反映在：

11财政政策方面

首先，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因东部发达地区基数高，西部落后地区基数低，不仅未能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而且现行体制无法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落后地区财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而使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其次，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受财力限制，实施力度很小，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这种转移支付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执行的随意性大，使转移支付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三是财政投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较小，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四是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没有规范的分配方法，随意性大，分配结果使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反而得到的拨款多，不但未能解决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问题，反而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12税收政策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没有地方税收立法权，也没有税收减免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制约了地方资源配置效率。其次，现行税制中作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发达，营业税的征收数量大，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多。落后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在税收收入中，中央税占比重高，地方税占比重少，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三是税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西部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重于东中部地区。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政府投资、税收优惠等政府收入、支出机制，调节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以获得整体效益最大化。同时还应注意，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应是一个覆盖全局的政策体系，不仅仅包括对中、西部政策的制定，还应包括对东部政策的调整。西部的发展绝不是以牺牲东部经济效率为代价，在制定财税政策时，同时要考虑东部财税政策的相应调整，应继续保持东部经济的发展优势，以促进我国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的作用

21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中央财政只有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所以，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

212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统一标准，进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

213建立以抑制横向不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很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同时，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要比发达地区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

22改革税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

我国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进行进一步改革和调整。

221合理降低税负，吸引生产要素参与中西部建设。一是实行对中西部积极有效的减免政策，应特别强调以中央税的减免为主，真正体现国家对其的实际扶持。同时应考虑将中西部地区列入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和鼓励投资，给这些地区创造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和环境。二是要实行吸引投资的税收政策。对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适当提高折旧率或折旧额，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所得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三是实行吸引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对吸引人才的专门补贴予以免税；对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所得实行减税政策等。

222在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分成比例方面，中央财政应给予中西部地方财政更多的优惠。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应逐步扩大中西部各省区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赋予一定的减免税权力。这样，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对意欲鼓励发展的对象和领域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为促进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应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议增值税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对25%分成调整为60%比40%.23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231加大国债资金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力度。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一直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和政策着力点将逐步向西部转移，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也将顺应这一变化，进一步向西部倾斜。国债发行将不再是单纯的总量调控手段，而应扮演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双重角色，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债政策的倾斜，一方面应体现在现有国债规模下投资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每年应增发一定数量定向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

232允许中西部各省区适度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定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应该在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这里所说的财政并不是单指中央财政，而是包括地方财政在内。凡属中西部各省单个辖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原则上应该是“谁受惠、谁投资”，由地方财政提供支持。但是由于中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地方财政普遍存在横向和纵向双失衡现象，缺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为改变这一处境，应借鉴美国政府的做法，允许中西部各省区适度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定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郭时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财会研究。2004，（3）。

[2]张静。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经济工作导刊。2003，（23）。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4

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范围经济

早在1998年，就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惟一途径；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并因此得出结论，“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正是技术创新，促成了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样事物能比创新显得更为重要，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也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因为创新，使众多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并走向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使我围经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在从大的流域经济、省级经济到县级经济乃至更次一级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展开。区域创新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推进器”．区域创新能力也成为区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蘑要标志。

1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闪以知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显著地区别于以土地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农业经济和以资本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

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都是以稀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存在收益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并且随着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替代，其发展动力就有枯竭的可能。但知识经济却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和知}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无穷性和可再生性等特点，使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创造和开发，从而避免了传统经济的各种弊端。与传统经济依靠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其实质就是依靠不断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创新驱动下．知识产品的成本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知识越使用价值越大，从而冲破了传统经济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收箍递增的特征。时，南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是无限的．创新主体的创新产品——新知识和新技术理论上讲也是无限的．这就使得以其为基硎：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具有无限性。在创新驰动下，经济发展永无止境，既不会枯竭，也不会中断，而是持续不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2区域创新提高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

区域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根据这个概念可以推断，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人的增长，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型约增长方式。在区域经济的增长过程中，速度和质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之所以对立。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常常不可兼得．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却损失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却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若要统一，就必须两者兼顾，而其关键就是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注重的是速度。而忽视质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速度和质量都无法顾及；相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却可以达到速度与质量的统一。集约型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效率，而这种效率的改善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因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改善上能够发挥三重作用：①技术创新能够以知识和信息等无形生产要素部分或者全部地代替自然资源等有形生产要素；②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有形生产要素的反复和循环使用；③技术创新有助于开发新的生产要素或寻求替代生产要素。显然，技术创新有利于区域经济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降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技术创新是提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手段。

3区域创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区域产业结构是特定区域内务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符行业及企业问的构成及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区域经济增长是以区域内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区域内各产业部门增长过程的综合结果，因此区域经济增长要求区域内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合理和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能使区域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符产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不合理、低级化的产业结构会降低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最终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要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如国民经济增长水平、资源条件、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经济政策、投资结构、劳动力流向等。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其中技术创新是关键的因素。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就是导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可大大地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手段，或者说，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技术创新的展开过程和逻辑终点???。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包括落后产业的淘汰，还包括新兴产业的创生。

4区域创新推动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人类能动地调控“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扩大资源供给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而言，资源的供给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众多制约因素中，一个关键的囚素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水平。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资源供给增加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使几年前人们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绝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相对数量增加。

4．2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创新乏力是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经济决策失误的直接症结。此，保护生态，减少环境污染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环境污染：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治理环境污染：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树立持续发展的观念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3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改变着人的价值观+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着人类的理想和信仰：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帮助实现正确的领导与管理，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调整；第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使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学习时间，使生活更加丰富。总之，社会文明程度与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水平成正比。

所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

5区域创新有助于创新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获得范围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6

川藏公路是国道318线的一部分,东起四川成都,西止拉萨,全长2155km。该线于1950年开始兴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大西南周边各省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便捷陆路通道,在促进藏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加速经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川藏公路作为连接四川和的交通大动脉,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而又很少引起国内区域经济工作者关注的交通干线。线路运行不通畅、沿线区域的可进入性差可能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川藏公路沿线高山激流层层阻挡,冰川、泥石流、流沙、塌方、滑坡密布,使得这里成为很难被经济利用的一条交通线。

川藏公路对沿线区域的重要性

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包括成都市、雅安市、甘孜藏族自治区、昌都地区、林芝地区和拉萨市,总面积43·5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400万,其中约3/4的人口在成都市,经济总量则更加集中在成都市,这决定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是除成都外的其它区域。川藏线尽管它是一条平面几何曲线,但是,其起迄点和跨越地带表明,它应当为途经之地域带来繁荣和文明。这就决定了它应当是多功能的,既是川藏两省区的富民线,又是川藏的经济线、国防线、文化线、旅游线、信息线、扩散线等。[2]川藏公路是沿线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线路,而且该线增长极分布相对密集,除成都市和拉萨市两个省会城市外,还有地(州、市)级政府驻地雅安、康定和林芝,县级政府驻地名山、天全、泸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波密、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等。

交通运输对区域资源开发、区域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区域内工业的聚集和城市的分布也有很大影响。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交通运输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交通先行是一条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都证明,无论就全国来说,还是就地区的开发和工业基地的建设来说,都应认识这个规律,按交通先行这个客观规律安排建设程序,使交通运输超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迅速发展,并促进生产布局更加均衡的发展。[3]恰恰相反,川藏公路除拉萨和成都两个省会城市外,其他沿线区域并没有实现交通先行,而是严重滞后。

交通与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经济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刺激了对交通的需求,从而产生了新的交通设施及原有交通设施的改造;离开交通运输的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或封闭的经济,交通运输的发展可刺激经济的发展和地域间的联系和协作,因此,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条不畅通的川藏公路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也阻隔了内地,尤其是成都和拉萨对沿线区域的经济辐射。有鉴于此,加强灾害治理力度,保证川藏公路畅通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发展的模式选择

2·1点轴开发模式

在川藏公路本身尚且不能保证畅通的情况下,网络开发模式显然是过于超前了,增长极开发模式一是落后,二是即使采取,没有畅通的交通,其扩散效应也大打折扣。点轴开发理论不仅强调“点”(指城市或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的开发,而且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动脉即“轴”的开发。优区位开发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对平衡布局原则进行反思时从西方引进的,其理论渊源是增长极理论。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有选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地区政策,可以认为是优区位开发与点轴开发理论的应用。另外,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至今仍呈现良好势头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地区性国土规划中,该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而笔者认为在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实施点轴开发模式,将增长极建设和川藏公路生长轴建设相结合。对该区域实施点轴开发模式符合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也有利于有限的投资集中在高增长能力带动区域发展的各类区域增长极和川藏公路灾害治理上。

川藏公路作为重点轴线的建设可以改善沿线区域的可进入性。增加各地区、部门、企业的原料、市场、信息、人员交流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各地区人的流动,教育条件改善、文化多元和不同意识形态的进入,可以使相对保守的社会结构变为灵活性和进取的社会结构;由于可进入性的变化引致生产集聚和闲置资源的开发,可以提高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收入、经济权益、人口流动和集聚可以把停滞的政治结构变为较为敏感性的机动性的政治结构及政策。我们从目前川藏公路沿线区域人均GDP差异可以看出,可进入性最强的成都市是人均GDP最高的,[其次是拉萨,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拉萨和其他相对落后区域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而可进入性最差的昌都地区人均GDP最低,其次是甘孜州。

2·2川藏公路沿线区域点轴开发模式的实施要点

(1)在区域范围内,确定有利发展条件的川藏省区间的川藏公路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3个地(州、市)级政府驻地城镇及13个县级政府驻地城镇予以重点发展,对位于轴线上和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内的资源予以优先开发。

(2)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应愈来愈多的放在较低级别的发展轴和发展轴线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步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距发展轴和发展中心较远的地区),将以外不作为发展中心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规定新的发展中心。

2·3点轴模式的扩散与区域的平衡发展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开发和发展水平、实力总是不平衡的。随着开发进程的延伸和地区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区内不平衡程度逐渐缩小,以至大致出现相对均衡状态。

点轴渐进式扩散导致区域间相对均衡的发展,主要是由于:(1)新的集聚点,即增长极对周围较不发达地区起扩散作用。(2)线状基础设施可提高区域的可进入性,增加区域的机动性。而可进入性、机动性的增加,必然使地区发展机会的增加。这里需要提出:线状基础设施一旦延伸到某一地区,该地区与其周围没有线状基础设施束的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但是,这是缩小区际差异的必经过程。[4]随着经济的发展,次级轴线的成长,将为网络开发模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2·4建设川藏发展轴线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致性

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效益目标和公平目标的关系。对于国家与区域制定发展总目标来说,就是必须正确处理经济高速发展与贫富区域两极分化的矛

盾。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经济高速发展作为总目标,就必然尽可能地增大而不是抑制极化效应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把更多的投资引向那些经济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具备、交通发达、信息灵通、资金充足、科技水平高的地区,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取得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促成地区经济高速度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经济差异悬殊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落后地区得不到政府的重点支持与发达地区的帮助,而且面临着发达地区的强大竞争,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改善,在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中愈陷愈深。落后地区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贫困等社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缓和,甚至还会愈演愈烈。

建设川藏发展轴线就是在以效益目标为主的情况下,兼顾社会公平,也就是兼顾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和区域政策就要考虑尽可能增大川藏发展轴线的扩展效应的作用,运用政府掌握的资金与政策手段来帮助改变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该区域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使其能摆脱恶性循环,达到经济起飞,走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道路。[5]

3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区域灾害治理对策

川藏公路运行半个世纪以来,几乎全线行程皆险段,其中尤以然乌——波密——林芝之间最为险要,历来为著名的天险,被视为鬼门关路段,几乎每年雨季,都会发生山崩、滑坡、雪崩、泥石流等重大山地灾害,导致一年中有数月不能通畅的时段,直接因受灾或因修路而牺牲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恐怕已是难以计数。周边区域灾害也不逊色,比如进墨脱通边防的交通一直难以解决,墨脱成为高原地区有名的“孤岛”,至今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波(密)墨(脱)公路每修每垮,每年大量投资皆付之东流,墨脱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发展以及边防的建设等皆处于极端落后困难的状态。[6]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灾害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3·1开展山地灾害敏感性评价、制定减灾规划

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特点,突出的表现在山地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山地灾害敏感性评价是把容易发生灾害并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构成危害的区域识别出来,并对其敏感性程度加以分类和评价,并根据山地灾害对建设工程的危害,进行危险性分区,避免和禁止在危险性大的区域进行建设。同时,根据山地灾害的分布、类型、危险度、发展趋势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准,制定区域性和整个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的减灾规划,为经济建设和山地灾害控制提供指导。

3·2强化灾害预警和预报

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的山地灾害减灾办法,灾害预警预报已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得到成功的运用。在一些危险性大的重点灾害点和区域,必须建立区域性的与国家减灾中心等部门联网的预警预报系统,及时通报灾害天气和灾害、灾情等讯息,为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和邻国提供灾害资讯交流平台。

3·3加强法制建设和健全灾害管理体制

山地灾害的发生及其危害往往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山地灾害敏感性程度不了解,对不该开挖的地方开挖,不该布局工程设施的地方进行了布局,不该建房的地方建了房,其结果必然带来灾害的发生和危害。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建设用地特别是重点建设工程的灾害敏感性评价制度,并制定禁止建设没有做敏感性评估的工程的法律条例,真正地做到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诱发山地灾害带来的损失。在管理层面,建立和健全灾害管理体制、灾害群防群测体系、减灾预案、减灾指挥调度体系,形成从灾害预警预报、减灾预案等高效运转的减灾支持和管理体系。

3·4建立川藏公路山地灾害防治专项基金

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尤其是藏区山地灾害面广量大,对国防安全和社会安定有重要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将面临着山地灾害的威胁和危害。鉴于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灾害防治的基础工作较差和防灾减灾的能力较弱,由国家支持设立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灾害防治专项基金非常必要。该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山地灾害基础资料的积累和山地灾害环境信息系统的建设,突发性山地灾害(如泥石流、滑坡、山洪、地震等)应急反应能力的建设以及对直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进行快速的处理。[7]基金毕竟是有限的,治理灾害时应选择一些灾害损失比较严重的灾害点,尤其是城镇附近和交通沿线的灾害点,实施工程和综合防治措施治理灾害。[8]

3·5发展生态旅游与防灾减灾相结合

旅游业作为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的支柱产业,又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区域的可进入性差也使得许多旅游资源保持原始状态,这为开展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生态旅游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生态旅游的核心是保护大自然、保护地方文化,而保护大自然的核心又是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始风貌,维护、控制生态又取决于合理的环境容量。发展生态旅游和防灾减灾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可以共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与自然和谐文化的建设,包括培养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导游队伍,在导游过程中,能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宣传一些相应的生态学知识和防灾技能,提高旅游者的生态环保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从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和人为的环境破坏;合理设计旅游线路,实现旅游线路的多样性,让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灵活运用价格策略,减轻环境承载力;在景区周边地区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家乐,这不仅能满足旅游者的心愿,给旅游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和满足,还能够最低限度地减少环境破坏,既可以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强化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又起到了直接的生态示范作用,而且也可以适当分流调节游客流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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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沪蓉高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沪蓉高速公路背景介绍

沪蓉高速公路是我国“十五”期间的重点工程，是纵贯东西和横穿我国南北的主要由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的一部分。沪蓉高速公路东起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最后到达成都，全长约2154km。到2003年底，沪蓉高速公路已建成1700km，只有湖北省的320km和重庆150km的路段未建成。据沪蓉西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曹传林介绍，总长度达2000多km的上海至成都的沪蓉高速公路将于2008年全线贯通。作为其中西段的宜昌至重庆段，总投资达近190亿元，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动工。宜昌至恩施段为203公里，总投资123亿元，恩施至重庆段121km，总投资67亿元，宜昌至重庆高速公路将于2007年建成通车。该高速公路为四车道设计，设计时速为80km／h。届时，宜昌至重庆仅需4个多小时，这标志着宜昌与重庆之间水运主导、一统天下的历史将由此改变。

2实现东西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特征，即整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联系，运输网络不发达，或者以仅为某些地区和社区服务的方式集中起来，市场被地方化……沿海地区的经济注视国外与内地却没有来往，“飞地”经济是并列的，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经济被称为“脱臼的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因世界人口的激增，各种资源的日益减少和匮乏使人们对生存环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关注。协调论成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谋求地区和国家效率的持续稳定和适当的区域公平为目标，在整个区域或国家总体部署指导下，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使局部地区融入整个区域或国家发展的整体行列，并从中实现全面的区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西部。改革开放后，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策，目的在于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西差异扩大的趋势，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在继续扩大。

因此，在进行区域开发和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针对东西差异的特点，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及文化等条件，进行合理协调，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立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结构，科学地制定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战略，使每一个地区都得到持续协调的发展。

东西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第一，培育沪蓉沿线产业带，强化高速公路的“轴带”作用，进而实现“大交通、大流通、大市场、大产业、工业化”的产业布局。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沪蓉高速公路为主轴，以南京、武汉、合肥、重庆等城市为支撑点的沿长江大经济圈，带动东西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资源禀赋的优势日益突出。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能源宝库，水资源占全国的90%，中西部地区还是我国的矿产基地、农牧业集中地。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有利于中西部的资源更加便利的向东部资源匮乏的地区转移。

第三，上海作为沪蓉高速公路上东部的增长极，其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交通的优势明显，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工业体系完备，服务业发达。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使得上海的优势能够更加便利地向中西部扩散。

3发挥沪蓉高速公路的纽带作用，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

3.1着力培育沪蓉高速公路上的增长极，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采用点轴发展模式

在新的世纪里，中西部地区应该努力培育其增长极，采用据点开发模式。首先选择符合区域条件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城市，建立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促使区域内的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区位聚集，在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内合理配置，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然后通过增长极的作用，较快地启动区域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区域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增长，建立起具有自我增长能力的区域发展机制，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沪蓉高速公路上应主要培育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作为增长极。这几个城市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有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利用其工业优势，在改造传统工业的同时，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化，增强产品在省内、国内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新兴的服务业。从而快速发展起来并带动区域的发展。在增长极形成后，在若干极点内就容易产生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随着沪蓉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完备，动力供给线路、水源供给线路、信息传递线路和各种经济社会联系的建立，便产生了相对密集的商品流、资金流、人员流和技术流等，从而形成区域内的相对发达的轴线。这些轴线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产生扩散效应可激活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要素，经济活动向此聚集，在原增长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增长极。

3.2加强东西部产业方面的合作

（1）实行梯度型产业结构。东部地区经济正面临产业的升级换代，由于东西部经营成本（工资、地价等）差异，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

（2）专业化分工的合作。开始时可实行垂直型分工，待达到一定阶段时，可向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过渡。

（3）搞好沪蓉高速公路沿线的发展极点与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交通通道为发展轴线的发展模式，逐步形式区域产业特色和优势，以取得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应。

3.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从经济发展进程分析，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中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等，都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中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推进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加强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在沪蓉高速公路的轴带上的中西部增长极如武汉、重庆等城市，要高质高效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并吸纳高密度聚集优质要素资源；大力促进产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成为区域性“窗口”。使增长极成为融流通中心、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信息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进一步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其他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带，构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并存，布局优化、分工合理、协作紧密，充满生机的城市群和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4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对策建议

4.1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新体制，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利和责任相统一。

4.2处理好行政区划的省区与大经济区的关系

大经济区是由相邻区域经济密切分工协作发展起来的跨省区经济联合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大经济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横向经济联系，发挥和放大区域优势，加快区域共同发展。但经济区缺乏相应的行政行为能力。省级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掌握着行政指令、经济杠杆、政策法规等调控手段，与大经济区对经济活动的协调相比，更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经济区有必要建立一些协调组织机制，以加强对有关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协调。

4.3合理运用各种调控手段

（1）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应以指导性间接管理手段为主，重点是科学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和地区发展战略。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通过计划手段优先安排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的发展。

（2）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中央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地区产业结构，地方政府主要是保障中央经济手段在本地区的合理实施，或在中央授权下有限度地运用地方性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的比重；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的比重，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引导和鼓励沿海与内地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3）法律手段。主要是采取法律形式调节经济关系和活动，保护合法权益，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也可以用于调节地区产业结构。

（4）行政手段。通过政府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机构，制定颁布有一定约束力的规定和指示，即采用一定行政手段来调节地区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r）著．张宁等译．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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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现状对策

我国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建国之初，我国已经形成了工业偏集于东部沿海的工业布局结构，此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新建工业项目大致上按照均衡发展的思路进行布局。而改革开放后，我国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梯度推移”的战略构想，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沿海的优越地位和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来的产业大大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并使其成为我国先发地区。到了20世纪末，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已经较大，并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三大区域战略，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之后，全国逐步形成了新的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区域经济新格局诞生。

四个经济区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10个省市（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琼）、中部地区包括6个省（晋、豫、鄂、湘、赣、皖）、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渝、川、滇、黔、桂、藏、陕、甘、宁、青、新、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东三省（辽、吉、黑）。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四大经济区域的空间架构，提出了“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已经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无论是从增速还是从经济总量上都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从区域经济的“四大板块”分析，东部地区仍然是经济高速增长区。从1997～2006年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三大产业发展总量上看，三次产业增加值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东北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较为缓慢。

到2006年，从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从南向北和从东向中、西部移动的两大新趋势，东部地区京津冀及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西部地区的整体提升之势位于四大区域之首，区域增长差距扩大趋势减缓（见表1）。

东部作为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2006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5.7％，比上一年增长16.98％，明显快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不及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是全国的1.7倍，增长速度仅高于东北地区，不及中、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明显低于东部，中部地区以占全国27.3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8.7％的地区生产总值，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的优势相对强于第二、三产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为全国的0.76倍。

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弱于东部地区，但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经济整体提升水平居于四大区域之首。

东北地区正处于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调整和转型时期，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5％，继续呈下降趋势，比上年增长15.02％，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四大区域中增速也是最低，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的1.13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四大区域中仅次于东部地区，居第二位

M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技术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又需要一定的财力做支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全国区域总体发展规划，中西北部地区应着力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可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对外开发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

（二）促进区域产业梯度转移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要各梯度地区形成一定的合作和互动，而产业梯度转移正是发生在不同梯度区域之间的一种由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自发现象，通过政策引导促使产业梯度转移的顺利实现，无论对转出地区还是对转入地区都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在产业梯度转移方面，我国既可以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也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国内的产业梯度转移是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延伸，也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加快区域技术扩散

加快技术在区域间的扩散速度将是缩小区域技术差距、整合区域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途径。吸收先进区域的技术扩散是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更快提高技术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区域发展新兴技术产业的路径。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应科学合理地利用FDI、技术交易、技术合作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缩小与先进地区的技术差距，改善区域的技术能力，为缩小我国的区域科技差距提供可能。

（四）建立区域利益调整机制

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力军的作用。中部地区多数都是农业大省，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调出基地，充分利用其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地处全国水陆运输网络中枢的有利区位和综合资源优势，“东引西进”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就有可能尽快崛起成长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主动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力图通过实施西气东输、东电西送、南水北调和青藏铁路等通道网络建设，与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搭建更宽广的平台。东北地区应该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下，努力促进东北传统优势产业-重化工产业的崛起，与“长三角制造”基地形成分工互补，共筑“中国制造”新格局。

（五）转变政府职能以强化区域经济功能

改善政府的纵横向权力结构，把握好上下政府分权和集权的度，从法律、组织、风险等方面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建造一个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同时，企业要从产业链末端的高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车间”走出来，依靠自主创新，培育出别人学不来、拿不走的“杀手锏”。以高质量的品牌和人性化的服务打市场，从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型销售转向通过发现、创造市场，以创新满足新的潜在市场。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产业的特性,认为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具有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树立发展旅游产业的观点。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注意旅游产业的发展的落脚点、盲目扩大景区产业规模以及旅游产业小圈子等方面问题。

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部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年全村人均吃粮200市斤,人均年收人130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年全村人均吃粮400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1.景区景点只是旅游发展的载体而不旅游发展的全部,要把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上,促进产业联动从而形成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而不仅是景区效益、门票效益,才能形成辐射、扩散效应,才能使旅游资源大县、旅游资源大市、浪游资源大省变为旅游经济强县、旅游经济强市、旅游经济强省。

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篇10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的演化：“点状”分布格局—沿海“带状”分布格局—“弓”状分布格局—“井”状分布格局—“棋盘”状分布格局。中国的区域发展模式的演进是中央政府政策、各地区位优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催化的结果。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况

（一）点状分布格局

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期间，中国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数个大城市，如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中部地区的唐山、太原、洛阳、武汉，西部地区的兰州、西安等大中城市。这段时期，中央政府主要从行政化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工业化布局，使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若干个大城市异常发达，而其他非“一五计划”支持的地区异常贫困的区域发展局面。此时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典型的非均匀的点状分布状态。

从“三线建设”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依然没有摆脱非均匀的点状发展格局，但点状的区位却有了变化：通过三线建设使整个西南地区成为中国重工业集中地之一，重庆、成都等西南部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集中在一些重工业城市，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典型的点状分布图。

（二）带状分布格局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逐步从政治导向转为经济效益导向，发展的重点也逐渐从内地转向沿海。这一时期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中央所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优势和所处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地带。从北到南依次出现大连、青岛、烟台、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厦门、深圳、珠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这些大城市连结起来像一条玉带镶嵌在东部沿海，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经济实力最强的发展区域。

（三）弓状分布格局

1985年，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市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率先成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发展协调会，由此国家拉开了长江经济开发的序幕。长江作为我国航运的“黄金水道”，以及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型工业城市的存在，使得开发长江流域成为国家重点考虑的战略问题，也使得长江流域成为沿海开发后的第二个国家重点发展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在实施“沿海发展”和“沿江发展”战略的同时，又重点实施了“京广线开发”。“京广沿线”开发虽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由于其穿越城市的特殊性使得京广沿线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此时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弓状”：即沿海地区是弓背，京广线是弓弦，长江开发带是箭头。

（四）井状分布格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童大林就提出国家应实施以陇海-兰新线铁路为枢纽，以沿线中心城市为骨干的新欧亚大陆桥发展战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展，陇海—兰新经济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东端的黄淮海经济区以连云港、徐州为中心在机械、盐化工、水产等方面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在中端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黄河干流形成了关中经济区和以兰州为中心的化工产业区；在西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经济区也已显露雏形。

此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陇海—兰新地带、沿江地区、京广线地带、沿海地区的四大经济带，如果放到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大经济发展带恰好组成“井”字状。

（五）棋盘状发展格局

进入新世纪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并相继批复了多个经济发展改革实验区。特别是2009年至今国家批复了13个区域发展规划。中央的这些经济发展举措使中国逐步形成了棋盘状的发展格局：以大中城市为区域发展带动的增长点，以铁路、城际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干道为骨干，形成大中小城市、城乡互动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区域格局中大中城市好比棋盘上的棋子、交通干线好比棋盘，呈现出“棋盘发展模式”。

结论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央政府总体上实行的是扶持性的发展策略，旨在平衡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发展的结果却是区域间普遍的贫穷；自1978年改革开放20多年来（1978至1999），中央政府坚持“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原则实施了非均衡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发展但造成了区域间极大的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问题较为严重；新世纪以来，基于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国家先后提出了多个区域发展战略，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位优势、国家政策、地方自然资源、地方人文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机遇，其中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模式在中央政府、地方区位优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展现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