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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10:43:31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1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过《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2]〔日〕通商白皮书.1995:290.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2

303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实施

二战后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临时协定，GATT通过多边谈判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纳入到同一多边贸易框架体系内管理，为各国确立国内贸易政策和构建永久性国际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GATT对战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功不可没，其框架下的贸易议题也从最初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与此同时，GATT允许各成员方谈判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这为后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规则体系，涉及更加广泛的贸易议题，对全球化阶段的贸易与投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乌拉圭回合后，WTO议程进展缓慢，多哈回合失败，促使各国转向区域贸易协定。遗憾的是，眼下WTO面临改革危机，160多个成员方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随着全球贸易新议题不断增加，这个唯一的国际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在制度安排上也有些落伍的成分，迄今为止仍未将数据贸易、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贸易新议题纳入其规则体系，各方在如何改革方面仍缺乏共识。与WTO改革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目前区域经济合作下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取得创新和拓展，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也不断涌现。据WTO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月17日，有303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实施，区域贸易合作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在WTO之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42一是各国政府将区域合作视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政策支持；二是WTO规则允许成员方谈判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三是区域贸易合作机制不仅使那些在WTO体系内无法实现的贸易规则得以实现，而且还具有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扩展和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双边、三边还是诸边的区域贸易协定，都是有益的。按照WTO的原则，成员方有义务通知WTO秘书处其所签署和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根据WTO的数据，从GATT诞生到1994年近五十年间，秘书处总计收到124项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而从1995年WTO成立到2005年的十年间，共有206项通知送达WTO。最近几年的区域贸易安排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1月17日，共有698项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送达WTO。快速增长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趋势对WTO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关于WTO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是相互销蚀还是互为补充的争论一直存在。主流观点认为区域协定可为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经验和铺垫。由于多边贸易协定涉及国家多、不易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而区域贸易安排则可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因此，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力量，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为实现贸易更加开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推动区域贸易协定升级、重构和改变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利益攸关方。随着全球贸易竞争的加剧和国际秩序的加速调整，各国更加重视运用区域贸易制度安排捍卫国家经济利益，或可称之为地缘经济利益，并将其与管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各国贸易的开放程度与WTO创立之时相比已有大幅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开放水平已经相当高，继续扩大开放市场的政策选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贸易开放的目标承诺涉及国内外更多的利益交织；另一方面，在WTO框架下通过“协商一致”的多边谈判来促进自由贸易的目标实现已经相当困难，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及不发达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把“公平”“对等”作为自由贸易和贸易合作的前提，越来越多地将国内政治利益带入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但面临全球价值链的迅速扩展、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服务与数字贸易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新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更迫切地感到了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挑战，在全球治理方面也不再固守多边贸易体系。由此，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WTO改革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也就变成了各方贸易战略的次优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加务实的选择。

区域贸易协定的特点

区域贸易协定的新议题、新条款在基本框架结构上仍以WTO的方法和原则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员方间的合作。已有研究表明，那些深化了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要超过贸易转移效应，有些制度规则也开始更接近具备国际公共品的性质，加之协定本身是开放的，还产生了有利于非成员方贸易的政策效应。区域贸易协定也包含超出WTO规则范畴的条款和约束，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议题上，区域贸易协定则有更大的超越。应当承认，迅速发展的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一定总是能够成功地转化为国际多边合作。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尽管每个区域协定都可能在区域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但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却仍存在差别。而且，各个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分歧与不同，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交易成本，因为在不同的区域贸易框架下，不仅贸易规则和标准不同，还需遵循不同的程序，这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看似区域贸易协定与WTO协定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之间的系统性摩擦却增加了。区域贸易协定对非成员方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比如，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会导致投资冲动，引发国际资本转移。再比如，由于原产地原则的适用，部分国际企业可能将产业从第三方非成员方转移到成员方，并减少从第三方非成员方的进口。这些都会对第三方产生不利影响。在对第三方的影响上，区域贸易协定也是正负效应兼而有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还凸显了边境内措施的重要性，这也是区域协定已经触及但多边协定尚未达成共识的部分。比如，数据贸易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属性，跨国企业既是遍布世界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者，也是这个价值链上的积极参与者，它们提供的产品和需要的服务，客观上要求所在国的国内政策提供有效支持，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数据传输与隐私保护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贸易协定中较少涉及，区域贸易协定却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并优化了跨国经营的营商环境，这也使得区域协定受到跨国公司的推崇。

区域贸易合作也面临挑战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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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4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综合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缺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圈以小时覆盖。从甘肃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一是在铁路运力方面，铁路运力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铁路交通运力分布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高铁方面，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下，甘肃形成了“兰新高铁”“、成兰高铁”“、兰渝高铁”和“宝兰高铁”，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机场方面，机场的航班、客流相对较小，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

（二）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

甘肃紧跟时展的步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不同，甘肃有部级贫困县四十余个，且主要分布在陇南边远地区、庆阳老区等地区，这就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比较显著；其次，以兰州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缺乏良好的带动力和辐射性，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被动；再次，资源发展不平衡，交通资源、水资源的补偿失衡，成为制约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图1所示，2014年甘肃各设区市人均工资情况。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相比于天水、酒泉和张掖，人均工资反而出现严重偏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兰州在充足资源的情况下，比较欠缺发展的带动能力，影响了以兰州为中心，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三）城市体系不完善，结构梯度不合理

甘肃处于欠发展省份，本身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但就当前的发展形态来看，既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一方面，城市体系不完善，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吃紧；另一方面，城市结构梯度不合理，产业规模化、产业链尚不完善，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扩散，周边落后地区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接收。

二、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当前，甘肃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抓住发展的新机遇，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甘肃经济腾飞的关键。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优化与调整，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区域协调规划，从本质上夯实发展的基础。那么，具体而言，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创建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

完善的交通设施网络化体系，是当前甘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交通网络化体系的形成，缩小了区域内的空间距离，却扩大了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一是通过以兰州为中心的交通一体化，实现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二是高铁建设步伐应加快，在已有的四条高铁线的基础之上，形成幅员更加广阔的高铁覆盖。充分依托高铁建设，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步伐，让经济发展圈在良好的联动机制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三是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落后性。在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要针对各区域经济体的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应进一步退出以市场为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甘肃作为西南欠发展省份，在“弱市场”的格局之下，应进一步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着力打造“强政府、强市场”格局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铺展，这更符合甘肃省的省情和发展的需求。此外，甘肃省要成立由省政府、发改委为牵头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让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一体化战略合作的方式具体体现并深化推进，更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

（三）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扩大中心城市的带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点，在于中心城市带动力、辐射力的有效体现。因此，甘肃在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确保以中心城市为辐射圈的发展动力。并且，区域经济要以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各方利益的有效协调。甘肃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但发展的空间巨大，这就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样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一是甘肃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应该从甘肃整体城市群的发展厨房，做到各方利益的协调；二是甘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注重产业格局的优化发展，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内丰富的资源，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三是重点区域进行城市群功能定位的协商，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以及布局。

三、结束语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5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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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6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

1.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的学说。[2]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拍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各国普遍生存于遍布全球的相互依赖网中，都有义务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而不是强制的基础上的全球社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趋于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要求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选择，在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各种障碍，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组合，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从而使地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获取更多利益的过程。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就是在于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摩擦，实现良性竞争，带动区域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1.2都市联盟理论都市联盟理论也是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之一。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经济的合作发展除了要整合自身资源优势外，还要进行一定的泛空间、跨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城市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博弈必然产生都市联盟。都市联盟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城市为了一定的愿景目的建立在契约之上，而进行的一种合作性超边界组织安排。[3]究其实质，都市联盟就是利用联盟理论建立起来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它打破了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克服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雷同化的现象，降低了联盟城市彼此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建立稳定的优势互补的超边界合作组织，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城市得到了重新定位，不仅加深了区域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形成了区域规模经济，达到都市协同效应，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都市之间的联盟真正实现了1+1+……+1>n的创造价值效果。都市联盟的发展特性是以市场为机制，以利益趋同为动力，有效促进区域内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联盟城市多赢的局面。因此，都市联盟具有以下的特点：目标性，明确的目标是都市联盟的第一要素，合作的动力是建立在各联盟的“共同意愿”之上，在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合作获得各自的利益，避免各自风险；系统性，都市联盟的建立是以契约和协议约束构成的；动态性，失去独特优势的城市可能被淘汰出局，而具有后发优势的城市会被吸纳为新成员，整个联盟是一种动态的结合；独立性，都市联盟的系统是独立的，各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协同性，联盟城市在拥有各自核心优势的同时，各联盟方又是相互依赖的，进行优势互补而产生协同效应。

1.3府际管理理论、复合行政理论政府间合作模式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一般被称为府际管理(IGM)，府际管理理论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再造和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建立而提出来的，是关于协调与管理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治理任务，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等手段，是依靠非层级节制的一种网络行政新视野。[4]府际管理以问题解决为焦点，具有行动导向，通过建立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使得府际间各项计划得以顺利推展；强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提出设立政府理事会来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实现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具有独特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总而言之，府际管理是以解决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众多相关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紧密相连的政府间合作共治模式，它以突破地方封锁与保护、解决合作欠缺等区域中政府合作难题为根本目标。

2．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现实依据

区域经济一体化绝非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或是一种地区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它要求各地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建立一个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内的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中，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正常进行。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建立良好有效的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而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将促使区域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状态发展，使得一体化是各方互利共赢的一体化，是规范法制的一体化，是协调合作的一体化。

2.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需要区域政府间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彼此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分工格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各区域政府各自为政，自成系统，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手段，那么各地区的经济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发展，制约了分工合作的深化，生产要素不能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不能实现产业的优势互补，将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只能是空谈。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再发展

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歧视，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中的状态或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做到相互之间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或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间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此来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期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等经济实体相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又一选择。时下，国际间、区域间频繁交往，其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发展。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扩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欧洲空间局便是欧洲各国航天的一个协作体，协作的是技术经济。近十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很快，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时，除日本、香港以外，几乎所有WTO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目的，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中国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我国对参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持积极态度。

1．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给我们提供了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2．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改善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通过近五十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国、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国和法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了历史恩怨，促进了经济关系发展，同理，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这样做。

3．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加强中国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财政政策。今天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应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等，从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实施了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为启动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宣布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的合作计划。主席在去年访问拉美时，还正式启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在主席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还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议，都是向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来积极地加以推进。近几年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中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世界各国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每年我们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无数次双边会议，像与美国就召开了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欧盟扩大补偿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日本、俄罗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亦日趋密切。

二、中国沿海三大区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我国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经济联合体，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并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联合，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能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的，但毕竟在推进中。随着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力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

三大经济圈人均GDP依序分别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4246.8、4652.7和1304.4万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数据来源：三大经济圈有关省市发改委地区司规划处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发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跨地区大整合正在粤港澳、闽、赣、湘、桂、琼、云、贵、川及更广泛地区展开，甚至连鄂、豫、陕、甘、宁都参与了进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签订，对香港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推进“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我们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早先，广东省政府就决定拿内部离心力最大的佛山市开刀，撤销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个县级市的建制，将它们同时并入佛山，成为佛山的四个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经过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过去那种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为此，新的佛山市从大佛山出发，对自己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新作了规划，明确提出了“倚重广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体地说，必须冲破“以己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起大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经济圈和广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广佛都市圈，与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格局接轨，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分流广州城市功能，构建核心城市边缘聚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实力优势和所有特有的区域优势，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增强向珠三角边缘区域及广东周边地区辐射。接着，广东的惠州市、汕头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区划大调整，是新中国49年以来广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广东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在广东，这样大力度的调整不会只此一次”。

2.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区域经常召开15个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会议，正在形成一个区域内多方沟通共同发展的渠道与机制，正着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世界博览会为吸引力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经把其属下的海宁、萧山进行了整合，从而把杭州从“西湖时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钱塘江时代”。

江苏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核心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本世纪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苏南地区就有吴县并入苏州、锡山并入无锡、武进并入常州。从形势的发展看，苏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纵连横的整合已成大势。

从大的方向上，长三角沪苏浙三地已经达成了相对一致，今后，三地的发展会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城市之间会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调，共同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圈。

3.环渤海经济圈

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真正拉开架势是近两年的事。虽然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由于环渤海它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变成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亿人。环渤海地区共有城市157个，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3个。

国家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发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其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是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海陆空交通发达便捷。环渤海地区拥有40多个港口，构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络的枢纽地带，交通、通讯联片成网，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陆海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项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渤海五省(区)二市国民经济连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态的区域经济，象沿铁路干线、沿国家公路线、大运河流域、少数名族区域、多省市交界区域等等。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及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但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引着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着不少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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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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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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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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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以下关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它们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A表示集聚经济及其外部性；T表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分工；D为空间距离因素，一般地说，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越低，该因素对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正面影响就越大；N指要素流动的社会网络；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经济和外部性、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当然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只要区域经济发展，就会推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D和N，构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加会产生缩小空间距离和强化要素流通网络的效应，进而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

C即制度成本的变动集中的体现了制度变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体化的减函数，即制度成本的降低会有利于一体化进程。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变性。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往出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变化常常起到一个起爆剂的作用。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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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选主编：《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版。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9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