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论文十篇

实体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虚拟企业;虚拟经济

【本文来源】：经济论坛2004.18

【本文作者】：薛芳锦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四、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实体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

实体经济论文篇3

模型假设:为简化分析,我们将此博弈中涉及的主体简化为电商销售商、实体销售商、产品生产企业三个主体(以下简称为电商、实体和生产者)。考虑到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电商有着产生、发展、壮大、繁荣、衰退的变化过程。在模型中,我们通过区分电商与实体的数量比例的七种情形来进行简化模拟。在我们的讨论中,暂时只讨论电商数量与实体数量变化的情形,而不考虑生产者数量变化。

(一)市场中实体与电商数量比为n:1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电商初兴方起,市场上只有唯一一家电商,一部分市场被电商分割,众多的实体既相互竞争,也与唯一的一家电商竞争,电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但由于销售方式显著不同,电商在网络销售中具备完全垄断性,因此其一方面会提升自身优势,稳住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开发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在博弈过程中,实体会有两种应对措施:一是实体担心电商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实体联合,压低价格,将电商挤出市场,此时电商可能会因实力弱小无力反抗。二是实体看出电商发展前景,会拿出部分资金研究电商发展潜力,有可能试水电商。生产商与实体仍继续合作,针对一家电商的存在,生产商可能有两种应对措施,一方面,为了自身销售渠道的拓宽,增加销售量,并看好电商的发展前景,与电商进行亲密合作;另一方面,认为电商没有发展前景,不会为自身的销售带来更多利润,也为了防止电商销售自己的商品,由于假货的存在,对自身品牌造成影响,所以不与那家电商合作。这种情况下的博弈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实体占有所有市场,继续实体间的竞争。第二种,实体与电商并存,电商逐渐壮大。

(二)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a:b)为a>b>1的情形

实体与电商博弈的第二阶段中,电商数量具有了很大的增长,所占市场份额更大,二者竞争程度加大。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在结合自身优劣势的情况下,会有三种行为选择:一是实体店会保持自身优势,仍做实体;二是一部分实体发现了电商的发展潜力,主动寻求与电商的合作;三是还有一部分实体店完全放弃实体经营,开始转型电商。相对应的,电商实力不断壮大,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投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与实体争夺市场份额,并在竞争的同时选择性的与实体店进行合作。此时实体自愿抬高从生产商的购货价格,想通过与生产商合作切断电商货源,打压电商。假如生产商选择与实体合作,那么实体店也许会与生产商合作完后,为了获得更大的私利,会用更高的价格将一部分货源供给电商,从而获得中间利润。然而生产商有可能不会简单的与实体店合作,它会纵观各种因素,包括是实体与电商经营情况,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的市场占领情况等等,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有选择的分配自己的供货量。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与电商并存,电商因成本优势所占市场份额更多,实体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小,电商的博弈优势不断增大,二者在博弈中继续发展。

(三)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a=b的情形

电商发展态势迅猛,迅速挤占市场,与实体抗衡,实体在逐渐恶劣的竞争环境中,经过优胜劣汰,只留下一部分能保存自身优势,留住市场份额的实体店,二者竞争处于胶着状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有三种应对措施:一部分基础性较弱的实体店经受不住电商的冲击,被淘汰出局;一部分基础良好的企业仍在坚持,并寻求与电商的结合;还有一部分转型为具有成本优势的电商。而电商发展态势迅猛,迅速占领半数市场,但它的一些问题如质量问题、信誉问题、售后服务问题等也逐渐暴露,需要放慢脚步,提升自身品质,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也在积极寻求与实体的结合。此时针对生产商,若电商与实体联合可共同压低供货商价格,共同获利;也可能电商不与实体合作,因为和实体相比电商的成本更低,因而可拿出更多的钱给生产者,与生产者联合,削弱实体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电商与实体已经结合,并取得可观的收益,仍在坚持做实体的会受到冲击但不会受到本质性的损害,而电商在占领市场上仍具有优势,并继续发展。

(四)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a<b的情形

电商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发展势头迅猛,实体的生存环境渐变恶劣,为寻求利润进而继续与电商竞争。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有三种应对措施:一般企业为减少损失,保本撤出,全部转型为电商;一些品牌企业撤回部分资金,用于与电商的结合;还有一部分实体寻找电商不具备的特点,不断提升自身品牌,注重用户体验式服务,进而反击电商。电商仍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断打压实体,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审视,提高服务质量,注重用户满意度。同时电商为更大程度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消费心理,仍在寻求与实体的结合。在电商发展势头很好的情况下需要充足货源,而生产商也意识到实体店的销量在不断下降,所以寻求与电商合作将供货向电商倾斜,电商也会趁此压低供货价格,电商获利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激烈,电商放慢发展速度,实体进一步被削弱。

(五)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n的情形一

电商虽占有绝对优势,但实体仍占有一部分市场份额,二者继续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为求生存采取一系列措施,发挥自身优势,例如:会员制度、与特定的几家电商结合,谋求自身更大利益。电商积极寻求与这一家实体合作;同时由于电商众多,电商之间竞争加剧,一部分电商在行业内求生存,会采取各种措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拼价格、质量,寻求产品差异化等等。这个时候生产商会选择与经营较好的电商合作,为其提供更多的货源。一家实体为能获得更多货源,为壮大自身,也许会主动抬高进货价格,与电商争夺货源,生产商会在实体和电商之间做出选择,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去分配自己的货源。在这种博弈情况下,一家实体店利用自身优势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中又逐渐壮大起来。

(六)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n的情形二

电商内部竞争程度加大,获利变少,而一家实体店市场广,效益好,电商迫于压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实体店盈利的空间和发展前景,一部分经营情况比较差的电商想转作实体,这家实体为了自身利益会抵制电商进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实体会采取抵制和接纳这两种措施。在抵制的情况下,实体店会优化服务,使产品差异化,扩大实体店品牌知名度,采取更优惠的价格,抢占市场,吸引顾客,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实体会提前与生产商协商,制定合约,只能为这一家实体供货,不能为新开实体店供货,从而抵制电商转做实体。在接纳的情况下,实体店会接纳一部分电商转做实体,进行实体联合。生产商意识到实体店在逐步壮大,并且此时的实体也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供货商会降低供货价格,提高对实体的供货量,实体在对抗电商上也变的更有优势。在内部竞争中有优势的电商,由于自身效益好,会保持优势,继续做电商,同时为扩大市场份额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创新销售模式,寻找新的突破点。在内部竞争中占劣势的电商,想减少电商内部的竞争对自身造成的损失,想转做实体,对于这一部分电商来说,在实体抵制时,进入实体的壁垒会加大,不仅面临成本增加的阻力,而且很大一部分会面临生产商带来的压力,很有可能面临转型不成功的风险。在实体接纳时,它们有可能获得新的盈利空间,从而更好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数量增多,电商数量相对减少,双方在实力均有提升的情况下,利润都得到提升。

(七)重返市场中实体与电商的数量为1<a<b的情形(均衡)

实体为了抢占更大的市场,电商为了抵制实体进一步的扩张,同时双方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二者之间进行博弈。电商与实体合作较为顺利,一部分电商欲转型做实体,当然也有实体转型做电商,实体之间进行联合抵制电商,电商也会联合抵制实体,同时抬高了双方的转型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电商进军实体有壁垒,实体转型电商有较高成本,不仅仅如此,二者之间也都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处于较稳定且市场饱和的状态,加剧了两者转化的难度。电商与实体继续稳固自己的市场,并实现电商与实体之间的合作。市场进入均衡状态,二者在共存中齐步前进。在二者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并实现均衡的同时,生产商会逐渐趋于以一个统一的价格向双方提供货物,稳定获利,只起到货源的作用。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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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全球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金融危机，其共同特点都是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经济在金融业支持下持续增长、对经济的看涨预期反过来又刺激金融创新，加上逐利性导致全球资本不断涌入国内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当逐利的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也出现了脱离实体化的倾向。从表1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美国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1.25％下降到18.07％，特别是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11.2％。而以金融、保险服务业及房地产、租赁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其中金融业的比重更是接近20％。服务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国民经济过分的“避实就虚”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平衡性，最终使得金融危机爆发。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在稳定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这一切都得益于德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德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是德国经济发展的“脊梁”。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7家在德国。如果说德国最嘈杂的，是工厂机器发出的金属沙沙声；那么美国最喧闹的，则是证交所大声叫嚷的交易员。从深层次看，华尔街过度创新的“虚拟经济”，导致金融衍生品无限泛滥，从而酿成本轮金融危机，而德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则是其保持强大的抗危机能力的根本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抢占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全球范围内正在上演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体现了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1、美国高调推行“制造业振兴计划”。金融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等一系列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加快创新、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和措施。2011年末，美国宣布创设隶属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分析了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明确提出了实施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的三大原则和五大目标。

2、欧盟经济体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2011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预计耗资800亿欧元的“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欧洲的基础研究水平，推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研发和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2012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网站上为制订欧洲新工业化政策征求意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认为，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一些成员国竞争力缺失，为此欧盟需要进行深度结构改革，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欧洲需要维持一个强劲、多元化和拥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通过加速工业创新、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促进欧洲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一）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为经济服务，这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史证实为一个基本规律，也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经济对金融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二是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同，由此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结构、阶段和层次。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卢卡斯（1995）也指出，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因此，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牢固，金融业的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业非理性扩张，可能会使金融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因此，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始终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凌驾于实体经济发展之上。只有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健康成长，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应该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承担特殊使命、扮演中坚力量。

1、从理论角度看，国有资本的性质天然地要求银行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主动承担特殊使命。我国银行业在成立之初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后，银行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股权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国有资本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持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绝对控制力，便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也是国家资本意志的体现。因此，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应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重任，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积极投身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动中来。

2、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要求银行必须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扮演中坚力量。一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企业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体系进行间接融资。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比例不断降低，但是2011年末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仍然达到54％，远高于美国和英国同期的27％和38％。另一方面，从资产结构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平衡，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统计，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92％，保险业、证券业资产占比仅为8％。无论从社会融资总量占比还是金融资产占比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融资难，多数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10月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研究”显示，中国的银行贷款覆盖率，大型企业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中型企业达80％以上，而规模以下的小型企业则最多只有20％。仅2010年，授信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占中国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还不超过5％。造成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既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原因。从客观方面来看，信贷供给回归常规，银行流动性显著收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2010年末和2011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依次为39.97万亿元、47.92万亿元和54.79万亿元，同比增速依次为31.74％、19.9％和15.8％。随着信货规模增速逐年降低，信贷规模日趋紧张，银行不得不提高门槛，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优先用于满足重点大中型客户的需求，从而挤压了对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从主观方面来看，“轻资产”特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发展初期，资产有限，缺乏有效的抵押手段，无法为银行提供足够的风险缓释措施，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

（二）融资贵，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

随着近两年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贵问题也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即便取得银行授信融资，综合融资成本贷款平均利率也高达13％-18％，达到了基准利率的2-3倍，而民间的借贷利率则更高。众多坚持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小企业，资本利润率不超过5％，远低于其承担的贷款利率。一方面，在信贷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银行普遍提高了贷款定价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到2011年12月末，金融机构执行下浮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依次为7.02％和26.96％，比2011年初分别减少20.78和2.20个百分点；而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66.02％，比年初提高了22.98个百分点。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且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银行对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执行基准利率或略微上浮，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30％，有的甚至高达50％。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融资费用也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涉及到担保、评估以及财产保险、公证等中介费用，据统计这部分费用基本上与企业支付的银行费用相当。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支付一部分贷款保证金。这些众多因素导致中小企业实际借款利率超过大企业的两倍以上。尽管银行贷款利率较高，但仍有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机构则往往利用资金供给紧张的格局，推高借贷利率水平。尤其是2011年，随着央行不断加息，资金链空前紧张，温州和东莞等城市的一些中小企业因难以承受高额的融资成本而纷纷倒闭。

（三）区域不平衡，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金融主体缺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规模收缩，自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逐步撤出，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截止2009年底共撤销了约31000多个县级以下营业网点，且现有网点主要是集中于县城，乡镇农村金融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是信用担保功能不到位、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担保机构缺乏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撑，商业性担保机构少。面对农业自然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三农”贷款缺乏风险补偿机制，导致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动力不足。三是资金大量外流现象非常突出，县域金融机构大多只有组织资金权、贷款调查权和收贷权，没有审批权，留存网点已成为上级行的“储蓄机构”，县域金融机构的大量存款资金流向城市地区。

（四）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储蓄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见表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2011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储蓄总额已经达到80万亿，这说明目前我国的整体资金供给并不短缺。而另一方面，在资金需求方来看，大量中、小、微企业、三农行业等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低成本融资。这种储蓄与投资结构的失衡问题，也成为制约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商业银行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战略转型

（一）客户战略：从偏重批发银行客户向批发银行客户与零售银行客户并重转变。

商业银行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与时俱进，调整信贷投向，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

1、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普遍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依赖的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受到重大挑战。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商业银行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加大对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住房信贷、信用卡消费等业务，为普通大众客户提供便捷化金融服务，增强其消费金融的可获得性。二是要积极配合国家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一系列启动内需政策的实施，支持国内企业开辟内销市场，缓解企业由于外需不足带来的压力。三是要做好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提供定制型私人银行服务，应对外资银行挑战。

2、批发业务要坚持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强化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因此，商业银行在制定信贷政策时，要主动对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一是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切实加大对三农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主动向这些行业倾斜。同时，严控“两高一剩”等限制性行业的信贷投放，促进淘汰落后产能，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二是在客户规模的选择上，要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向大中型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倾斜的不利局面，积极支持拥有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经营管理比较规范、为大型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

（二）产品战略：从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向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转变。

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型应摆脱过度依赖传统贷款为企业融资的发展方式，积极创新和拓展契合客户需求的信贷产品，大力发展表外、结算、理财等中间业务类产品，努力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方案，通过产品战略转型改变当前过于依赖利差的收入模式，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1、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为着力点强化产品创新。一是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针对当前“三农”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客户普遍存在的经营规模较小、缺乏有效抵质押物品、信用评级较低的情况，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大力推广存货、应收账款、专利权等动产质押，盘活目前企业自有资产，探索采矿权、门票收费权、海域使用权等权益质押，积极创造量体裁衣式产品，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根据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所处地位的不同，在保证资金封闭循环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依托核心企业的资信状况为小企业进行信用增级，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积极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商业银行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模式，通过资源整合积极为企业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一是在服务内容上，要在全面分析、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将银行的金融服务与企业的经营模式、业务流程进行有效对接与整合，全面解决客户的融资、现金管理、投资理财、金融避险及个人业务需求；对于目前尚无法满足的客户需求，要积极通过产品创新进行解决。二是在服务手段上，要突破银行自身限制，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满足客户需求。既要通过银行信贷满足客户融资需求，也要注重通过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债、企业债、IPO等资本市场工具和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同业合作等为客户提供多渠道融资。既要注重通过自身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投资理财服务，也要充分利用和银行同业、信托、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3、重视利率市场化以后的产品创新。国际经验普遍证明，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商业银行要尽快适应这一趋势，通过产品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通过产品创新扩大居民的投资范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对资金的有效利用，为更多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服务。通过打通居民储蓄资金与企业融资之间的通道，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注重传统业务与衍生业务的平衡，防范由于金融过度创新导致的偏离实经济需求带来的风险。

（三）渠道战略：从主要依赖物理网点向物理网点与电子渠道并重转变。

渠道是银行产品和服务销售的载体，渠道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客户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科技进步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持。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比例正在不断降低，通过电子平成的金融服务比例越来越高。方便、快捷、高效，是电子银行突出的特点，也是物理网点难以比拟的优势，商业银行要加强电子渠道建设。一是拓展更多的电子银行载体，提高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服务范围和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满意度。二是积极推动传统银行服务与产品的电子化“再移植”，将更多的传统银行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渠道进行销售，减轻物理网点的压力，节约社会公众的时间成本。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发挥沟通买卖双方的渠道作用，通过对买卖双方信息流、资金流等交易记录的有效监控，降低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四是加强电子渠道安全建设，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信息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银行要加大技术投入，增强电子银行渠道的安全性。

（四）区域战略：从偏重大中城市向大中城市与县域并重转变，从偏重国内市场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转变。

实体经济论文篇5

产业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不匹配。醴陵市烟花鞭炮行业贷款余额由2010年的1.2亿元到2013年的4.05亿元，一直处于增长乏力、低位徘徊的状况。但是烟花鞭炮行业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增加总产值由2010年的12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224亿元，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烟花鞭炮属于周期性生产行业，每年的清明节后至农历新年前为烟花鞭炮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期，农历新年后至清明节前为货款回笼期。这样的特殊性对烟花鞭炮生产企业来说，流动资金需求显得更加迫切，90%的生产企业需对外融资，企业旺盛的信贷资金需求与信贷供给矛盾极为突出。烟花鞭炮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实现产能、规模上台阶，必须解决资金供给这一难题。

二、醴陵烟花鞭炮产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受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企业自身情况等诸多因素困扰，醴陵烟花鞭炮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一)抵押担保物普遍不足，承贷能力较弱

醴陵市多数烟花鞭炮行业企业均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企业生产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向金融机构借贷没有充足的担保抵押。新建企业多数没有办理土地证，或虽然办理了部分土地证，但是建厂房用地多为山坡丘陵地，价值低、变现难，解决不了抵押担保问题，难以与当地金融机构建立信贷关系。

(二)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约束，企业获贷难度大

受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约束，醴陵当地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烟花鞭炮企业发放贷款门槛高，而烟花鞭炮企业规模小，财务信息不规范，难以获取商业银行的授权授信。目前，各行普遍的放贷模式是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发放烟花鞭炮业个人生产经营贷款，这就直接限制了贷款总量，不能满足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

(三)担保、评估、登记费用过高，增大了借贷成本

烟花鞭炮企业向银行贷款，办理抵押登记跟贷款合同走，每借一次贷款就要评估、登记一次，评估费率为贷款额的0.4%、登记费率为0.5%。另外如果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要支付贷款金额2%－4%的担保费用，直接加大了企业借贷成本，综合融资成本达到12%－15%，企业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融资成本。

三、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支持烟花鞭炮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效

醴陵村行充分利用自身贴近市场、决策链条短、机制灵活、全部信贷资金投向县域的特点，依托主发起行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传统经验优势，优化信贷流程、创新信贷产品，有效支持了当地烟花鞭炮产业发展。成立一年多以来，先后为40余家小微烟花鞭炮生产企业，20余家花炮原材料及花炮机械生产企业共计输血近8000万元，且一直保持零不良和收贷收息两个百分之百的良好记录。

(一)加强银政合作，搭建平台有效缓解小微烟

花鞭炮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了加大对当地特色支柱产业的信贷支持，有效化解小微花炮企业融资难题，醴陵村行非常注重发挥政府的行政推动和项目推介作用，积极深化银政战略协作。先后与醴陵市花炮局、南桥镇政府、白兔潭镇政府、浦口镇政府等经济主管部门及花炮主产区政府签订了信贷融资协议，召开了由花炮局、乡镇政府和推荐企业共同参加的融资推介会并逐一落实贷款协议。一方面村行为地方政府支柱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规范企业经营生产模式，打造当地良好信用环境，防范村行信贷风险。如来自南桥镇的3家企业迫切需要融资，但是由于企业缺乏银行业认可的抵押物，很难获取银行融资，村行与南桥镇政府搭建了银政战略协作平台后，政府配合村行核实了该三家企业的诚信状况、生产规模、纳税等重要信息，并承诺在贷款存续期持续对三家企业的经营生产进行监管和规范，村行通过“联保贷款”的形式为三家企业授信300万元，极大地缓解了3家企业的短期资金周转紧张问题。通过以上模式的复制推广，醴陵村行在助推当地花炮产业发展上卓有成效。2013年烟花主产区南桥镇政府授予醴陵村行“支持产业发展先进单位”称号。

(二)“信贷工厂”模式铺就小微烟花鞭炮企业

融资绿色通道。针对醴陵市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和小微企业贷款“短、小、频、急”的需求特点，醴陵村行率先在同业中建立了小微企业“信贷工厂”运作模式———强化银行内部中后台业务的集中化处理，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受理、评级授信、信贷审批、信贷放款、贷款回收等业务环节融为一体，并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高效率服务。特别针对当地产业集群化较高的烟花鞭炮产业的小微企业贷款在程序上实行“三减”:一是减少流程。将小微企业贷款十余道工序落实到5个岗位，并实行AB角管理，流水操作。二是减少环节。加强内部前后台衔接，在审批上实行限时审批，并为急需客户建立“绿色通道”。同时，扩大低风险信贷业务审批权限，进一步缩短决策链条。三是减少操作。对已贷款客户，通过基础资料比对参考，简化企业申报材料内容;对优质客户，采取跟踪式操作，提前组织授信，减少企业贷款等待时间;对意向性目标客户，超前介入，建立资料库减少不必要的调查时间。通过这“三减”缩短小微企业贷款时间，大大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符合授信准入的小微企业贷款一周左右就可以资金入账。这一“轻装”行为，让许多中小微企业尝到甜头。烟花生产私营业主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受益人，以前在其他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层层审批，还要陪着往株洲市区跑审批，费时又费力。而如今，他通过醴陵村行的小微“信贷工厂”，在一周内获得了120万元的个人助业贷款，为其经营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三)金融服务“专业、精细”，为小微烟花鞭炮

企业量身定制融资产品。根据醴陵小微企业特点，醴陵村行以烟花鞭炮生产销售企业为核心，按产业链配备标准化产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一是对烟花鞭炮原材料、造纸、印刷、包装、花炮机械生产等上游生产企业特别分散、规模普遍微小的特点，配备个人经营性联保贷款、以个人资产为抵押的个人经营性贷款以及“惠众卡”等产品。二是对规模较小的烟花鞭炮生产销售小微企业，以厂房抵押及全额保险、适当引入担保公司担保的方式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三是结合当地集群产业特点，对规模相对较大的烟花鞭炮生产中小企业，筛选自有经营实体、证照，非关联关系的，互相对各自经营情况及人品熟悉，且业务无冲突，经营情况较好的，不能提供有效不动产抵押的生产企业，采取以联保的方式予以融资支持。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生产经营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对联保体的基本要素条件，授信要素、流程等予以规定，对联保体成员的开户情况、保证金支付等均以明确，大大提高烟花鞭炮企业的融资效果与效率。

四、进一步加大烟花鞭炮产业金融支持的工作建议

如何更好地、从根本上解决醴陵烟花鞭炮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

(一)建立湖南省、市、县三级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

醴陵没有一家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现有信用担保服务机构远不能满足担保需求。加上醴陵市烟花鞭炮企业水平参差不齐，且抵押物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金融机构对其信贷支持十分有限。建议建立以政府出资为主的信用担保机构，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的原则，建立省、市、县三级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提高担保体系运营效率，为烟花鞭炮企业获取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支持。在必要时行使行政措施，利用安全生产许可等措施，确保担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和抵押贷款业务

为小微烟花鞭炮企业拓宽融资担保渠道。建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和抵押贷款业务的相关指导意见，并做好相关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土地经营权争议仲裁、贷款损失保障或补偿机制等配套工作。另外，商业银行特别是涉农金融机构也尽早谋划，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指导意见开展相关业务。

(三)加快行业结构调整，组建地方烟花鞭炮集团

烟花鞭炮行业的特点是:规模越大，安全风险越小，经营效益越高。醴陵市烟花鞭炮行业要发挥集群效应，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形成规模效应应对市场竞争，从而更好地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地方政府要提高企业准入门槛，调整企业结构，促进烟花鞭炮主产区乡镇建立集团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优化金融环境，提供和谐发展环境

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争取金融业扩大信贷投资，必须有一个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建议地方政府利用工商、税务、安全生产许可等手段，对逃废债企业进行制裁，让逃废债企业无法生存，通过打造“诚信醴陵”，促进烟花鞭炮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设立烟花鞭炮产业基金，促进其走上“安全”、“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实体经济论文篇6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 台湾 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 现代 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 政治 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 历史 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 哲学 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 法律 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 历史 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 计算 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 经济 发展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 企业 、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 教育 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 科学 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 历史 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 中国 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实体经济论文篇7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实体经济论文篇9

    “经济哲学”是当前国内外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年，国内外 理论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少论文，也见有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 大多没有进入经济哲学基本规律、基本观点和具体内容的实质性研究。或是带有浓厚的 经验论色彩，研究内容缺乏理性的深度；或只是对经济运动问题的专题研究，缺乏整体 感，不利于完整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 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 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体系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 因为体系本身担负着整合经济哲学思想的任务，从体系出发去研究经济哲学能更完整地 把握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 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 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二

    国内学者目前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哲学方法都比较传统、陈旧，缺乏时代性、先进性和 创新性，表现在：所用的哲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这必然影响经济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运用 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 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 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我们已经进入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事物 都必须从系统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关系经济，因此，关于市 场经济的哲学自然应该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去加以研究，这样才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创 新性，才能达到对现代经济关系完整准确的理解。

            三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 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本体论、本质 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 来越占主导地位，“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智囊机构”“专利机构”大量出现 ，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 ，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 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 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 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 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许 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从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才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 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 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今天，从大经济观 的角度去划分社会生产部门，就应该把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生产部类，第一部类是 人才生产部类，第二部类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部类，第三部类是物质生产部类。

    再如，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理论，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列宁只讲了5个，今天，就该有第 6个——信息垄断，第7个——知识垄断，第8个——人才垄断了。除此之外，劳动价值 论、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等也面临着与上述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迫切需要经济 学加以全面的回答，这是从微观上说的。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 入、高增长”，“高生产、高消费”，造成资源的短缺，能源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 态的失调，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 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 模式，去解决人类经济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途径的对立。

    今天，由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人才经济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使人们的经济观 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宽泛的经济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整个文化都理解为经济 ，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制度等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似乎都变成了 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经济也在文化化，“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 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 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甚至是支柱性的产业”。[1]总之，今 天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地密切，以致于完全可以说，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文 化危机的具体表现，而经济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创新。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问题和疑问，面对现代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 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但是， 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 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经济本质 、经济规律、经济方法，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系统、正确的经济哲学 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是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 象就越是严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危机越是尖锐，人类的文明越是走向陷阱。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 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 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 实的，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 。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 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 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 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 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 ”的产生。当今理论界兴起的“经济哲学”其实就是“经济学学”的代名词。

    从学科性质看，经济哲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不如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 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 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几千年 文明史表明了，人类是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的，而社会经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 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 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及其消费习惯，而这些都是哲学 研究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括，研究的是自然、社会 、人、思维发生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必然要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 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况且经济学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 ，我们说经济学本身又是哲学的经济学。

            四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 以下六个部分。

    首先，经济哲学必须回答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曾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一致的思想。自然主义把自然界看作 是世界的唯一真正本体和基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 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 基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按照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经济也应该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这里 ，自然主义是指对财富的索取，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界财富的索取，而且包括在经济行为 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本主义则是指经济行为的合乎人性，在对自然的索取中要考虑 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考虑到子孙后代，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经济行为中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经济统治一切，经济压迫人、控制人，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伤 害等等。因此，这种合乎人性实际上又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表述经济学的时候也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 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按照这种理解，经济哲学必须从经济活动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 ，文化的广度，首先研究经济的价值，经济对人类的意义。这样，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 有经济价值论，它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经济哲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经济 价值中，经济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未来理想的经济价值思想，而且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经 济价值的异化和复归。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 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 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 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 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 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三，大经济观下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 制度等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新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现代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 到经济规律的研究之中，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经济哲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规 律论。

    第四，如何认识大经济观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其认识的过程和环节怎样，它与哲学认 识论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认识规律有什么不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是 什么等等，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理论如雨后 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经济理论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都各不相同， 到底有没有带普遍性的经济认识规律呢?经济哲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经济哲 学体系中必须有经济认识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捡莴苣的人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捡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