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课程论文十篇

德育课程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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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与促进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素质的德育中，各种教育因素（体智德美劳各育）、各种教育力量（家庭、学校、社会）、各种教育影响（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以及各种教育形式（活动教学、学科教育与环境中的体制和气氛的教育作用）是各成系统并各以整体的形式发挥其全息整体教育作用的；同时，各个系统又是以特定方式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对学生发生综合性的教育作用的。因此，我们认为，要从四个方面考虑德育课程的改革问题：1.根据系统论与全息论关于整体系统与全息联系的观点，我们提出以体立德、以智启德、以美冶德等方法与途径；2.实施家庭、学校与社会全息对应的整体教育与整体德育；3.发挥全面参与社会整体生活（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德育作用；4.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的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即认识性德育课程、活动性德育课程、体制意义上的德育“课程”与气氛意义上的德育“课程”以及前两类德育课程中“隐性的”或“潜藏的”德育“课程”。

一

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认识性德育课程。认识性德育课程也称理论性德育课程，它是通过有关思想、政治与道德的知识、观念与理论的学习与教学（育）去促进学生道德认识、道德观念与道德理想甚至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认识性德育课程与传统的德育课程相类似，或者说是从这些课程“原型”中脱胎而来的。但是，无论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途径（或组织形式）、过程或规律、原则与方法乃至效果的测试与评定等方面，这种认识性德育课程与传统的知识性德育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欧美国家德育课程发展史看，从学校教师、校长对学生进行的比较零碎的劝诫、说教、讲演，到《圣经》学习、公民课、社会课、道德哲学、哲学研究、道德科学等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德育课程，都属于从知识、理论角度入手培养学生道德品性的知识性德育课程。这种传统的知识性德育课程及其具体的实施方法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在欧美学校中普遍存在着，也正是从那时起，由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等因素才受到人们的批评与否定。当时，从理论角度对这种“传统品格教育”提出批评的主要是杜威。在《道德教育原理》等论著中，杜威批评“传统品格教育”中直接讲授道德规范或美德知识的方法与方式实质上是将道德教育变成了“特定的问答教学”，“关于道德的功课”，因而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效的。

对于欧美学校中传统德育课程的性质与效果作出科学的否定性评价与批判的是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桑与梅领导的“品格教育研究会”对当时的德育——“品格教育”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这一研究发现：人们在口头上主张诚实是道德的价值，但与他们的实际行动毫无本质关系，一些要欺骗的人在口头上会与不欺骗的人一样或者更激烈地反对欺骗；教师在班级内认为的诚实的人数与实验测量出来的人数不相符。

这一科学角度的研究与前述社会变化、理论家批评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证明了传统德育课程，特别是知识性德育课程的不合理性与无效性或低效性，而且直接导致或加剧了传统德育课程在学校中的被否定与消失。

从中国德育工作的最近几十年历史与现状看，学校德育工作的途径、方式与方法基本上有如下三类：1.名称不一的各种“正规”德育课程，如公民课、大学生修养、法律基础课、思想品德课、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及国际共运史）、政治理论课以及各种集会与活动中的道德谈话。我们将这一类课程称作“知识性的”或“理论性的”德育课程；2.课外与校外各种班、团活动及其它校内外德育活动。我们将这一类称作“活动性的”或“实践性的”德育“课程”；3.“各科教学”中的德育因素，即有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的德育作用。这种德育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其积极作用，而且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但是，从具体的分析看，这种德育课程体系一方面表现出繁多、过量而效果不好，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不完整、在应该予以重视的地方没有给予注意的问题，例如，上述第三类德育因素或德育“课程”经常因为它是隐蔽的或无形的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二类各种旨在德育的活动在多数情形中常常会变成各种单纯的道德行为“训练”的活动，从而在实际上效果不大。至于第一类各种“知识性的”或“理论性的”德育课程，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第一，在这种德育课程中，被用来教给学生的是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教材或教科书和学习资料中的“有关道德的”知识(KnowledgeaboutMorali-ty)或“道德方面的”观念(IdealsaboutMorality)，它们是伦理学与道德学或道德社会学中的知识内容或观念体系，是非道德的(Unmoral)知识与观念，而不是道德与道德教育意义上或范围内的“道德知识”(MoralKnowledge)与“道德观念”(Moralldeals)。对于前者的教育与学习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智育范围内伦理学的知识性教育与学习，只是一种“特定的问答教学”或“关于道德的功课”；而对于后者的教育与学习，只要其正确合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德育意义与范围内的教育与学习，它将会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真正能影响与指导其实际道德行为的那种道德认识、道德信念或信仰。第二，在学校的这一类德育课程中，存在脱离学生实际情况与发展水平、接受愿望的现象。第三，知识性德育课程的内容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缺乏自身的稳定性、逻辑性与科学性。

总之，这种“知识性德育课程”或“理论性德育课程”，因为其“道德功课”的性质与一定程度的“空洞说教”的缺点，在其对学生的实际影响或“教育”作用上，从积极方面看，能让学生们“学会”或“知道”一些“非道德的”知识或观念，即“有关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方面的”观念，但是，在形成真正的道德认识、道德信念、道德理想、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习惯方面就收效甚微了。

对于传统的与现行的知识性德育课程的上述缺点，不少欧美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实验。在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研究与借鉴的是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的德育方法，特别是他所创导的课堂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及其德育课程的理论与方法[1]。作为德育课程及其教学领域的一种新探索，它对于学生道德判断发展和道德行为成熟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作为一种特定的道德教育方法，某些方面是有限度的；当这一方法与其他教学活动和社团活动及各种隐性课程相联系时，其作用将得到保证和扩大。在我国学校认识性德育课程及说理、讨论、辨别等德育方法的建立、改进、发展与实施过程中，这种课堂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方法与道德推理课是值得批判性借鉴的。当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认识性德育课程，特别是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与途径还有待于大量的比较研究、探索创造与验证性实验。

二

整体大德育课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或第二类是活动性德育课程，也称实践性德育课程。在其中，又有正规的、显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与非正规的、隐性的德育“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这里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德育课程的主要性质或主体部分是认识性的还是活动性的？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践性的？还是两者并重？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既是一个从未得到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一个需要予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从欧美的情况看，在德育课程问题上，人们所做的与所想到的一直是一些看得见、可操作的知识性的、理论性的或认识性的课程。这类课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是没有多大效果的。退一步说，即使此类课程的某些部分的确对学生的道德认识的发展起了作用（如道德推理课的效果一样），但是，在这种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习惯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因素与问题有待研究与解决。

其实，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及其教育问题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提出了“美德可以被教吗？”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就是道德，对道德的认识即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德行），因此，美德是可以被教会的；从现代角度看，苏格拉底的观点只有在前述道德讨论课等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性德育课程的正确教学中才能成立。而对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美德可以被教吗？”这一命题是否成立要取决于“美德”意味着什么与“教”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在前一种情况下，美德是一种事实，可以象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之类的任何其他事实材料那样用理智的方法来教。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德是一种行为。德行是一种技艺，技艺的进步需要实践”[2]。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非常明白的看法。他指出，美德有两类：理智的和道德的。“理智的美德由教学产生和发展，道德的美德由习惯而来。我们首先是通过练习道德的美德才能获得他们；由于实行公正的行为我们才变得公正，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我们才变得节制和勇敢”[3]。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此否定智慧或理智美德的作用，而是要求年青人不仅要具有清晰地认识与思考伦理问题的能力，也要将他们的选择付诸实践。

在现代学校德育中，如同古希腊一样，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道德认识与推理的教学与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看，即从一切德育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具有符合一定道德要求、标准的道德行为及习惯的角度看，道德教育的重心是，在具有道德认识的同时或在此基础上从事实际的道德活动或道德实践。这正如学游泳，必要的理论知识是前提条件或基础，但是，真正学会游泳最终要通过亲身的游泳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同理，在学校德育的课程问题上，我们认为并强调，要采取适当删除、合并、精简等方法，适量削减学校的各种知识性德育课程中不科学的、效果不好的门类与内容，并根据哲学伦理学、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社会学等理论与社会实践发展的规律与需要，研究、探索并逐步建设几门真正意义上的认识性德育课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并强调，在学校德育课程体系中，活动性德育课程也是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或“主课”之一。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也应有系统的教育与教学目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科学的测评手段和标准。

有关活动性德育课程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它的外延的界定与内涵的确立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传统的与现行的德育“课程”体系中的各种课内外与校内外的班组、团队会活动与最近几年在我国兴起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原型”。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两者之间，无论在课程的外延或范围（数量）上还是在内涵或本质属性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外延或范围、数量上看，我们所说的活动性德育课程既包括前面提到的传统的与现行的德育体系中所提到的各种专门活动，又包括各种非专门性的、从未被看作德育活动的、甚至从未被看作教育活动的、但却具有育德性、德育意义或德育作用的，即对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发展有客观必然的实际影响的其它一切校内与校外的正规与非正规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应该被活动性德育课程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加以认真的考虑与吸纳。

其次，从内涵与本质属性上看，传统的与现行的德育体系中的不少德育活动或实践，是在教师、学校、家长与社会的“要求”下，由整体对学生个人的、从上而下的、自外向内地单向地“组织”或“发起”、并要求学生“参加”的。这种“参加”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动的。与此相反，在我们提出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中，学生是主人或主体，是真正的“参与者”与“当事人”，不是“客体”、“旁观者”。在其中，学生是他们的“人生舞台”——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演员”、“主角”，也是他们自己的“管理者”或“领导者”；学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主体参与”活动、一种对教育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介入创造”活动。在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中，教育者认识到并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学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主动的主体的原则，把学生看作是有权利并有责任或义务参加或参与校内外一切活动的积极主体，引导启发学生作为活动的积极主体意识到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有权利也有责任并真正自愿地主动地、直接地、民主地参与到校内外各种事务、活动及其决策与管理工作中去，从而主动地选择、吸取（“接受”）各种活动的教育影响，以发展自身的参与意识、参与责任感、参与能力与其它各方面的品性、能力与素质。这是一种发自主体内部的、自内向外的、主动积极的活动，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教育活动。这种主体参与式的自我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学生主体“自己塑造自己”的活动或“自己构成自己”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被人塑造”或“被人模造”的活动。人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他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主体的真正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只有这种主体参与式的自我教育活动才会为德育中存在的空洞说教与机械训练和学生言行不一（知行脱节）与缺乏自觉纪律和责任感（及使命感）等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与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参与式活动是真正的自我教育的德育活动，是真正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这种主体参与的自我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形式”。

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真正的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外延或范围与内涵或本质是什么？在中外德育理论界，从总体上看，从理论角度对这些问题作系统探讨与阐述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学校德育的实践发展已经先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在当代教育特别是学校德育实践的改革与发展中已有了不少有意与无意地、自觉或被迫地出现的各种可以被归入我们所称的活动性德育课程领域的新措施、新方法与新尝试，尽管它们在外延或范围、尤其在内涵或本质上并不完全、也并不严格地符合活动性德育课程的要求。

用传统的经典的德育课程理论看，现代欧美大多数学校不仅没有过去那些如公民课、道德哲学等知识性德育课程，而且也没有过去那种通过宗教活动、学校仪式与通过榜样、学校规则控制学生生活，形成特定道德品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从这一意义上看，人们可以说，现代欧美学校无德育。但是，从现代的课程论观点与现代德育课程发展的实际看，在欧美大多数学校，除了通过各育、各科的学科教育与教学中的“潜在德育课程”或“隐性德育课程”以及我们论及的道德推理课等“显性德育课程”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外，更有通过由学生作为主体参与的各种校内外活动（学习、生活、闲暇活动与劳动等）对学生进行教育或使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同时也是自我教育）的“活动性德育课程”，学生们正是在这些日常的活动中，学会社会生活、获得道德成长的。在传统教育观与传统课程论中，看起来是“无德育”的不少欧美学校，实际上是无处没有德育的“泛德育”，而且其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批判借鉴的。

在我国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实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道德教育，历来是受到普遍重视的，而且积累了不少好的传统与经验。从形式上看，可以归入我们所称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范围（尽管从内涵上看还值得研究）的有：专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教学实习、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等）、社会考察与社会调查、公益劳动与社会服务（包括咨询服务、课外学术活动等）、军事训练与勤工助学。此外，如实验、练习、作业、音体文娱活动等等也对学生品德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最近十几年中，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发展与研究。它既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教学活动，也是一种特定的德育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各个方面，不少学校作了系统的、制度化的探索。这些社实践活动不仅对专业学习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方面的素质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前述种种历史传统与新的探索对于建立活动性德育课程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但是，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建立需要一个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经过逐步的、反复的、漫长的科学探索与实验的过程。

三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国际课程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隐性课程（Hidden-Curriculum，又译隐蔽课程、潜在课程、潜藏课程或潜课程）或自发课程(UnstudiedCurriculum)概念的出现与人们对它的研究。

隐性课程或自发课程的概念是由菲利普·W·杰克逊(Phillip.W.J-ackson)在他的《课堂生活》(LifeinClassroom,1968)一书中首先提出的[4]。此后，德里本、弗里丹柏格、罗森塔尔与柯尔柏格等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在不少人看来，隐性课程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涂尔干及以后的一些功能社会学家、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以及杜威和皮亚杰那里。

从目前的情形看，关于隐性课程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看法。按照罗兰恩特·梅根的看法，隐性课程是指“在学校中除正规课程之外所学习的一切东西”，或者是指“能导致学习的（无论是否有目的）、与学校教育相联系的一切东西”；或者可以更具体地定义为，“隐性课程是既非学校、又非教师所教的东西。无论教师如何开明、课程如何进步、以及学校的社会方向如何，总会有某些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东西无需在英语课中讲授，也无需在集会中灌输，但学生总会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生活观与态度”[5]。

基于现代课程论新发展的上述观点，我们可尝试建设由正规德育课程、显性德育课程与非正规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两大类组成的完整的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其中，首先是正规的认识性德育课程与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这两类正规的或显性的德育课程，然后是潜藏或隐蔽在这两类正规或显性课程之中或之后的隐性的或潜在的德育“课程”，最后是教育环境中体制性与气氛性的德育“课程”。这样，在两类正规的或显性的德育课程之外，还需要研究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或潜在的德育课程。

（一）与认识性德育课程并存的是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这一类隐性德育课程实际上又可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可指学校中专门的、旨在德育的知识性、认识性或理论性的课程——如公民课、大学生修养课、政治理论课等课程中隐含的德育因素。专门的认识性德育课程有其预定的目的、内容与作用，但是，学生从这些课程中“学会”或“获得”的并不一定就是这些课程的设计者与传授者所预期的结果。

第一类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二部分指的是学校中除专门旨在德育的认识性课程之外的其他一切认识性课程中的育德因素与育德作用。这种育德因素或育德作用隐含在学校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中，并以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思想政治与道德发生着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

当然，应该注意的还有其消极作用。教育社会学家们曾讨论过隐藏在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课程中的“教材作者的幽灵”问题，即教材作者、教学材料或内容的设计者与提供者以及教师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偏见、曲解与错误的问题。这些因素中有些是被有意地放入课程内容之中的，有些是无意地隐含在正规的课程内容之中的，有的连作者与教师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与作用。如历史课本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宗教、语言文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社会阶层偏见。

（二）与活动性德育课程并存的是第二类隐性德育课程。在这种活动性德育课程中，前半部分是显性的、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后半部分是隐性的、非正规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从整个隐性德育课程体系看，这是第二类隐性德育课程。当然，即使在前半部分正规的、显性的活动性德育课程中，也有隐性的育德因素包含其中。

（三）隐性德育课程的第三类与第四类是教育、德育环境中体制与气氛的育德因素、育德作用或育德意义。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中，所谓体制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学习与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班级、学校、家庭与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体制；所谓气氛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学习与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班级、学校、家庭与社会的特定的风气和氛围。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体制是环境中固定、形式化了的气氛，是“硬”的气氛，而气氛是环境中“软化了的”体制，这两者经常是结合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分开的。在很多课程社会学者与道德教育研究者那里，体制与气氛两个因素通常与校园内外的文化这个概念相通用。

从特定角度看，这方面的隐性课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当然，这三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截然区别开来的。

1.第一层次是物质——空间方面的隐性课程，它指的是学校建筑设计、校园规划与班级教室设置等物质与空间环境方面的“体制”（布局）对于学生发生的潜移默化的隐性作用。罗兰恩特·梅根在分析隐性课程时曾指出：“课堂是一个幽灵萦绕的地方或场所”，在其中的幽灵之一即是“建筑师的幽灵”。有时候，学校的建筑本身就象征着历史传统、校园文化与校园气氛，这一点可以在欧美与中国大学中某些古老建筑物中看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认为，学校如同一个“舞台”，教育、教学这场“戏”就在其中演出，而影响这场“戏”的效果的因素不光有导演、演员、台词与动作等，“舞台”本身的设计安排及其性质、特点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曾指出：“物体在空间里的摆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房间以其物理形式表示着该场所与机构的精神灵魂。一位教师的房间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性格以及他正在干什么”。的确，传统的学校教室布置中教师站在讲台前，学生坐在讲台下，象征了传统教育中学生的被动地位与知识传播中的权威主义。而当课堂桌椅被安排成圆圈形，让学生围成一个圈坐，而教师成为其中的“平等”一员，一些激动人心的现象与结果可能会因此发生。再就办公室中的桌椅布置而言，不仅反映了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也对进入其中的学生们发生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他们体会到校长与教师的为人风格及其处理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的态度与方式。在这些事例中，学校的物质——空间环境起了一种“无声的语言”的隐性教育作用。最后，我们前面论及的学校围墙也是学校物质——空间环境中对学生、甚至教师与公众发生很大的隐性作用的“体制”因素之一。

2.学校隐性课程的第二层次是指学校组织——制度方面的隐性因素。具体有学校的组织与领导方式，教学、生活与其他一切活动的安排方式、教育教学评价制度等因素。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问题有：学校的领导与管理体制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大学是教授治校还是官吏治校？教师与学校对大学管理的参与程度如何？学生自治的程度如何？在教学计划、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中学生的参与程度如何？学校内部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纪律守则？所有这些“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都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品性与行为方式。例如，作为德国大学学术自由传统之一的学生自由选课制度不仅没有使大教室的座位日趋空闹，相反使学生在学习上更富有自觉性、积极性，并锻炼了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学习、自觉检查的习惯、能力与自主负责的素质。在这一点上，我们再看加拿大散文家兼文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一文中对牛津大学教学状况的描述与评论。他写道，在牛津，“方法是陈旧的，它轻视科学。它的讲课很糟。它有从不教课的教授和从不听课的学生。它没有秩序，没有安排，没有制度。它的课程表令人看不懂。它没有校长，它没有国家立法来告诉它怎样教书……”“然而，它成功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牛津给了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方式。……秘诀何在？我了解到，这个秘诀的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但是，导师是怎么教学的？“牛津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利考克评论说，牛津并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眼见得到的“效率”。只要是好学生，导师“就会对他喷烟，直到在他心里点燃火苗”。说牛津教授只对学生喷烟，当然指的是教授叼着烟斗检查学生的论文与报告，与学生讨论聊天。他重视的是那么一种自由的、融洽的师生关系与教学方式，一种教育气氛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中，教授的指导是通过学生主体的主动积极的学习与探索活动发生教育作用的。大学考评制度中对学生作弊采取罚款等处罚措施，其本意是为了教育学生、严肃考场纪律与公正原则的要求。但是，根据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学生作弊处罚制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作用。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这种处罚措施合不合理？有没有作用？这种措施的制订有否经过学生们的民主参与的讨论与同意？的确，从宿舍生活与上课点名等管理制度与规则等等，都需要考虑究竟是单方面地制定一些男女学生隔离制度与上课点名、缺课处罚制度呢？还是让学生作为主体民主地参与讨论制订与执行合适的制度，从而让学生从他们的选择、行动中吸取教训、承担责任、学会自律呢？学校与社会环境中的其它体制与措施是否与此相配合？

3.学校隐性课程的第三层次是文化——心理方面的隐性因素，它指的主要是各门学科的隐性因素、师生关系、教师人格与心理影响、班级心理环境的气氛等等。其中的某些因素如各门学科中的隐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再如教师的心理影响与期望对于学生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如皮格·玛利翁效应），此处不再展开。这里只就教师人格与师生关系等对学生的影响问题作些讨论。

关于教师人格榜样的作用从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到韩愈的“以身立教”，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在外国，乌申斯基曾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现代的苏霍姆林斯基说得更好：“形象地说，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到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是靠教师、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的确，教师人格的教育力量是很大的，“用追求理智统一性的兴趣感染学生的最好方法是让学生接近一个将自己无私地投入与专注于探索真理之中的教师”[6]。

综而言之，从影响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发展的因素角度看，在学校内外，凡是人们能够想到与看到的一切现象、事物、活动与观念都是广义的隐性德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学校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要考虑的有教育中的各种因素（各育因素、各科教学）、各个途径（活动教学、学科教学与环境中的体制与气氛）、各种教育力量（家庭、学校与社会）以及各种教育影响（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各成系统的德育“课程”以及它们以一定方式构成的更大的整体对学生发挥的综合性教育作用。学生们无论是否在接受正规的、显性的德育课程的教育与影响，他们始终在接受着前述各类隐性的或潜在的或自发的“课程”的影响，这种隐性德育课程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客观必然的和巨大的，同时，它对于学生的影响和控制又是潜移默化的与无形的，犹如电学中不可见力场的运动和无线电波的不可见传播。学校要引导学生去适应、选择这些隐性因素并主动吸取其中的积极影响，这样，在整体大德育课程中，配合正规的、显性的德育课程，隐性德育课程才会在培养与发展学生思想、政治与道德素质方面发挥出最佳作用，收到出奇效果。

注：

[1]Kohlberg&Turiel,RecentResearchofMoralDevelopment,Holt,Rinehart&Winston,1973,P.50.

[2]布鲁巴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80页。

[3]S.G.Lesser,PsychologyandEducationalPractice,Scott,F-oresman,1971,P.421—423.

[4]P.W.Jackxon,LifeinClassroom,Holt,Rinehart&Winston,1968.

德育课程论文篇2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德育课程源于老解放区的小学教育。老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都是根据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确定的。战争年代为战争服务，例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规定：“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各门课程中都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此外，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还十分重视在学校开设专门的政治课。

当时政治课的内容以革命斗争为主，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任务，抗战时期教的是抗日战争的有关内容；国共和谈时，教材就有“和平谈判”的内容；到1947年又学习的政策。由于老革命根据地是处在反动派的分割包围中，因此，不可能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各根据地都从当地斗争的形势与任务出发，编写政治课教材。这些教材思想观点明确，密切联系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实际，革命性、思想性强。教材呈现形式有故事、问答、对比、歌谣、韵文、顺口溜等，文字通俗易懂，有的能贴近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有的还配上插图，形象生动。

但同时也存在“政治口号化”“对儿童要求过高”“反映儿童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少”等弊端。[1]除了政治课和渗透到各门学科的思想教育外，老区的德育主要通过参加各种课外实践活动进行，如生产劳动、儿童团活动（有站岗放哨、小先生教成人识字、拥军优属）等。因此，课堂教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老区德育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战争环境下，对礼仪等文明行为习惯，即所谓私德不够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实现对旧教育的接管与改造时，就十分重视对教材的改革。1950年7月，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出《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统一各地使用教科书的版本。同年9月，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实行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新编和修订的中小学教科书于1951年秋季起陆续供应。

不设政治课（1951～1957年）

1951年10月政务院作出《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并根据新学制制订了《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并于1952年3月颁布。这是新中国制订的第一个小学教育工作规程。根据这个《规程》，在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教育。其中德育目标是：“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这时开始不再设政治科或其他专门的德育课程，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通过各科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内容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教育。

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教育的问题，指出“应该依靠耐心的说服教育，既要禁止采用体罚和斗争等粗暴方式，又要反对放任不管。应加强纪律教育，使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2]故1953年之后，小学德育逐渐偏重于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到1955年2月第一个《小学生守则》颁布，共20条，其中关于在校和上课纪律方面的内容就有近一半，比较具体地指导了小学生的日常行为。

这时期还十分重视榜样教育，当时，书报刊物和电影广播配合学校，全方位地宣传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各地涌现不少以英雄名字命名的班级和中队。当时，社会风气良好，再加上通过实施《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有了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受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学习目的更明确，纪律普遍良好，成绩有所提高，并且养成了优良的习惯和品质。热爱祖国、尊敬老师、同学互助、爱护公物、拾金不昧等优秀事迹蔚然成风。这时期小学虽然没有德育课程，然而德育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

重设政治课（1957～1980年）

1957年以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时，“有社会主义觉悟”是社会主义教育区别于资本主义教育的标志，是新教育方针的重要特点；而且还强调青年学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中小学德育的重心逐步转移。教育部颁发的《1957—1958年度小学教学计划》中就规定，“各年级每周新设‘周会’一节，以便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作时事报告等”。为了使政治思想教育由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专职教师担任，一些地区（如江苏、浙江等）的小学高年级又重新设置政治课，以加强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此后逐渐影响全国，以至大多数地区的小学高年级都相继开设了政治课。此时的政治课全国没有统一要求，没有统编教材，上课内容都是依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而定，如“”“阶级斗争”等内容。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发《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教40条），以纠正“”以来教育工作中的偏差。1963年5月教育部又重新制订并颁发了第二个《小学生守则（草案）》（以下简称《守则》）。《守则》的内容与“五爱”国民公德一致，是“五爱”教育的具体化。其中第2、7条是“爱祖国、爱人民”；第1、3条是“爱科学”；第4、6条是“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此外，按时作息、讲卫生、诚实等也是小学生基本的行为习惯。这些内容都是小学周会和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之一，也是加强基础道德品质的培养，使小学德育工作走上正轨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此后，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背景下，德育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良好品德的培养越来越被忽视，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日益严重，到了时期达到了顶峰。“”期间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但开设政治课的地方比较普遍。像北京、上海等地还组织专业工作者编写并正式出版了政治课教材，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教材结构包括课文、思考题、辅助读物和单元教学建议几部分。

粉碎“”以后，各地政治课教材进行了重编，但当时的思想受“两个凡是”的禁锢，成人化、概念化依然如故。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每周各2课时，上课的总时数是136课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教学计划内第一次明确规定设置德育课程。教学计划规定，政治课的教学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但却没有基本的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所以说还未完全克服“左”的影响。根据这个教学计划，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政治课教材（四册），全套教材共八个单元，即第一单元：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第二单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三单元：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第四单元：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第五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第六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二）；第七单元：学点正确的思想方法；第八单元：建设伟大的祖国，树立崇高的理想。这套教材供全国通用。

这套教材一直用到1981年。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强调注意小学生年龄特点，以正面教育为主，通过革命领袖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用具体的材料说明革命道理，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些参观展览、看电影等活动，但还是以灌输革命道理为主，没有改变形式主义、空洞说教的弊病。

总之，这时期德育课程的开设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课程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十分突出，完全抹杀、否定了它的个体，忽略了对每个个体道德主体意识的培养与提高，使受教育对象视德育为“异己”，是外部强加于己的东西而予以拒绝。同时，教学的运动式、成人化、概念化倾向逐渐严重，德育工作出现形式主义、追求表面热闹、但实效不高的局面，影响了小学生基础道德的形成。

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阶段1981～1997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领域也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4、5月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印发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指出，“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注意青少年的年龄特点，有的放矢，讲求实效”“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与成人化的做法。教育活动要生动活泼，多种多样，为青少年所喜闻乐见”。[3](95-104)许多地方着手扭转小学德育跟形势、运动式（大轰大嗡，紧跟政治运动）、“三化（一般化、简单化、成人化）两不（不联系学生实际、不讲究实效）、一个样（大、中、小学一个样）”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的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开始研制中小学德育大纲，力图按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来规定德育的内容和要求，希望中小学的德育目标和内容逐步走上科学化、序列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要求政治课改变单纯学语录、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做法。上海市1980年率先在部分学校进行开设道德课（后改为思想品德课）的尝试，集中对小学生进行以“五爱”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小学思想品德课正式开设于1981年。当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在修订说明中指出，“目前四、五年级的政治课脱离学生思想实际，效果不好。根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精神，将现行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一至五年级每周各1课时，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形势教育。”可见，从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改进和加强小学德育，克服政治课因脱离儿童实际而造成效果不好的弊端，要求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与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教育，并且突出了基础的道德教育。这是小学德育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专门发出《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这门课的性质、意义、教学内容和要求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的勾画，是这门课程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通知》首先确定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性质是“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这门课程，“加强对小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打好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内容和要求方面，《通知》没有细分，归纳起来包含六个方面的教育：1．共产主义理想教育；2．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教育；3．热爱人民的教育；4．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教育；5．遵纪守法、公共道德教育；6．集体主义教育。关于这门课的教学方式方法，《通知》指出，“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积极诱导；要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照顾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注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讲求实效；要善于用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鼓舞教育学生，有效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把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教育学生遵守《小学生守则》，开展‘学雷锋，创三好’和‘五讲’‘四美’等活动”。同时，还指出了这门课与班主任工作、少先队活动、课外活动和各科教学的关系。[3](105-106)，在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没有制定出来之前，这个《通知》起到了规范教学的作用。各地根据《通知》精神，以自编的讲授提纲和参考资料形式开始了思想品德课最初的教学。从此，小学德育课程也进入了一个逐步科学化、规范化的阶段。

1982年，教育部在组织各方专家广泛讨论与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正式颁发了第一个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即《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大纲（试行草案）》）。[4](49-55)这个大纲共有四个部分：一、教学目的；二、教学内容和要点；三、各年级教学内容和要求；四、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各年级教学内容和要点是分年级写的，每个年级都有12～14条不等的具体内容的要点。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内容安排不一定恰当，有些要求过高了，但这是建国以后小学德育课程力求做到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开始。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国家教委根据《决定》精神，在总结了几年来各地开设思想品德课的实践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大纲（试行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1986年4月正式颁布《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4](57-62)（以下简称《86大纲》）。这个《86大纲》的结构分为前言；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教学要点（分低、中、高三个年段安排）；教学的基本原则；大纲实施几部分。除了结构上与《大纲（试行草案）》有所不同外，在各部分的内容与表述上也有不少变化，如课程性质部分增加了“系统地”三个字；明确指出了课程的地位与作用；教学目的中“共产主义接班人”改为“社会主义的各类建设人才”；教学内容从14个方面概括为8个方面；在大纲实施部分对编好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提出了具体要求；等等。

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贯彻义务教育法的需要，国家教委着手制订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学）计划，于1988年9月颁布《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相应的各门学科教学大纲。但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大纲没有同时颁发。同年8月，国家教委还颁发了《小学德育纲要（试行草案）》，全面规范了小学德育工作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基本要求、教育途径、教育原则及学生的品德评定等内容。制订此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小学德育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改革和建设对合格劳动者和人才素质的要求，适应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适应当前小学生的思想品德实际；使学校干部、教师以至学生家长都能有目的、有计划、协调一致地做好工作；使德育工作逐步制度化、科学化，提高整体效益。”[3](208)它是整个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和依据，因此，也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依据。为了适应这两个重要文件对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新要求，必须对《86大纲》作进一步的修订，修订的主要方面是经过实践所认识到的不太切合实际的地方和表述不够科学之处。1990年8月，国家教委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初审稿）》，两年后，又正式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用）》（简称《92大纲》）[4](69-74)这个大纲与《86大纲》在结构上相同，在具体内容和表述方面的不少改动体现了更科学、更准确。如课程性质方面，在《86大纲》“比较系统地”基础上又加了“直接地”三个字，这是根据《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与其他德育途径比较而言的，在其他各科教学中德育是间接的、渗透的，而思想品德课则是直接的。在课程作用方面，强调其在“引导学生从小逐步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文明行为习惯起着奠基作用”，突出本课程的主要作用，而不是泛泛而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学目的部分则把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四有”具体化了，对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任务也更明确了，它规定为“着重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而不是全面的德育任务。与《86大纲》相比，在内容上改动较大，因国家制订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内小学增设了社会课，于是原思想品德课大纲中的生活常识和法律常识教育的内容删除了。此外，适当降低了部分过高要求。教学原则的提法也由各学科共同的一般原则改为更符合思想品德课的特点，如“观点正确，说理明白”“以情感人，情理交融”等等，使教学大纲比较切合少年儿童的实际和思想品德课的特点。

《大纲（试行草案）》公布后，全国有十多个省、市组织编写课本与教学参考书，在教材编写和教学研究上开始了初步的探索试验。这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阶段。当时，大家对思想品德课教材的认识是必须“坚持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思想性是首要的。”有的老师还特别强调：“思想品德教材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培养创造型人才上，时代气息要浓，要讲新话，把传统教育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各地编出的教材大多“存在要求偏高，内容偏深和成人化的问题，从而超出了小学生的接受能力。”教材的练习设计也“多数比较单调，主要是太大、太空、太死，回答问题居多”，有的是读课文后谈认识和感想。[6]

《86大纲》颁布后，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市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天津、广东、四川、辽宁和黑龙江等地，根据此大纲共编了六套半通用教材（其中有一套在三年级以后分成五年制与六年制两种版本），分别满足城市、农村、沿海、内地等不同地区五年制、六年制不同学制对教材的需要。刚编写出的教材比较强调思想性、政策性，板起面孔训人的味道较重，不够生动活泼。教材中成人化、概念化的现象突出，要求偏高，如要小学生弄清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要求小学生举例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要认识实践出真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等，脱离了小学生的思想实际与认知水平。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1987年开始审查根据《86大纲》编写的小学思想品德教材。经过审查、审定后，大家对思想品德课教材质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开始注意从小学生实际出发，努力克服“假、大、空”和成人化的倾向。在审查通过的教材中以北京市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版本使用面最广，影响最大。这套教材由课题、课文、插图、练习、阅读材料五部分组成。课文形式基本上是故事加道理，并力求图文并茂。一年级的前几课没有文字，以图来表达故事内容。二年级文字渐多，但不超过200字，采用童话、故事、儿歌等形式，插图多而且是彩色。中年级以上主要通过讲故事说明道理，或夹叙夹议摆事实讲道理，或采取通信、对话、讨论形式讲道理，比较多样化。这套教材的练习注重道德辨析，富有启发性和实践性。从第七册起，课文后还附有阅读材料，用以扩展学生的受教育面。与教科书配套的还有12册教学参考书、教学挂图和教学幻灯片。因此，这套教材是当时比较适合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的教材。

《92大纲》颁布后，各地又进行了新一轮教材编写工作。国家执行“一纲多本”的教材方针，鼓励各地开展教材建设。这期间，许多省市都编写了思想品德课教材，仅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就有十五六套。这批教材吸取了前一批教材的经验，并注意克服成人化倾向。编写者重视对儿童思想实际、生活实际、接受能力的研究。他们到学校中去收集日记、作文作为编写课文的素材；编好后还读给教师、学生听，征求意见。编出的教材比较贴近儿童实际，受学生欢迎，质量有明显提高。教材建设也进入了一个规范化阶段。但由于大家认为思想品德课教材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材料，它代表了国家意志，不同于一般的儿童读物，必须严谨、规范、准确。因此，教材编写中不成文的条条框框很多，如课题必须有思想品德教育的特点，要明确反映本课的教育观点。课文要求明确表达观点，不能含糊，不能没有结论性语言。结果就造成观点过于直白，存在概念化、公式化、说教味重的毛病。再如，插图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不得过分夸张、丑化儿童，艺术性要服从思想性。这样，漫画、卡通画就都不敢上教材了。此外，这时期的教材虽然要求做到各具特色，以体现教材的多样化，但这时“一纲多本”的“多”还处在初级阶段，多样性只停留在选材上，多选些当地的人和事，就算地方特色，在教材体系、结构等方面还缺少独特性。尤其在教学思想上仍局限于研究教师的教，不重视研究学生的学。教材也只是教本，还不是学生的学本。

在进行教材编写的同时，各地教学研究部门配备了小学思想品德课教研员，开展了广泛的教学研究活动；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纷纷开设小学思想品德教材教法课，进行了思想品德学科教师的培训。在教学实践中总结了“明理、激情、导行”六个字的课堂教学特点。所谓明理，就是在教学中要观点正确，说理明白、清楚。要让学生知道某个道德规范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规范，以及怎么做。激情是指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引起与真、善、美情感的共鸣。激情与明理结合，达到情理交融，有利于将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需要。导行是指引导学生按社会的道德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能否有道德行为，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志之一。根据这六个字的教学特点，第一线的教师们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课堂教学结构，有三段式，有四环节，有五步型，等等。而其中四环节教学结构比较普遍，所谓四环节教学，在提法上虽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所以，也有人称其为思想品德课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这就是“导入新课，学文明理，辨析导行，总结延伸”。从这个结构可见，当时人们按照教学大纲的精神，这门课要“着重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把重点放在提高道德认识上，用说理贯穿全教学过程。具体教学方法的改革和选用，也是围绕着提高道德认识。也正因为这样，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质量虽比以前有所提高，但容易使教育效果仅停留在口头上。学生在课堂上讲得很好听，却没有真正感悟，没有实际行动。从1981年发出设课通知，经过三个教学大纲的修订、颁发，反映了人们对小学思想品德课认识的变化和教学实践的探索历程，也是这门课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建设过程。

思想品德课（课程标准阶段1997～）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整体规划学校德育体系”，使各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教学大纲、教材、读物、教育和管理方法，学生思想品德表现的评定标准和方式等都要加强整体衔接。为此，1997年3月国家教委又制订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4](75-127)使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德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和考核评价方面都贯通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课程标准》与原《教学大纲》相比，变动是很大的。首先，关于学科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课程标准》指出学科的性质“是对学生系统进行公民的品德教育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以及有关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没有再沿用过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避免由于对“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思想混乱。关于这门学科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作用。《课程标准》指出，“它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学校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对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地位与过去提法一样，作用明确为“指导作用”，比之过去提“奠基作用”更符合这门课的实际情况，因为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有多种途径，思想品德课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每周只有一课时，它对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文明行为习惯起系统的指导作用，而真正养成要在其他各途径中反复实践锻炼。

其次，关于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课程标准》更突出了基础性和广泛性。小学各年级所设德目都是基础道德品质，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它包括热爱祖国、孝亲敬长、团结友爱、关心集体、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热爱科学、勤劳节俭、遵守公德、诚实守信、勇敢坚毅、自尊自爱、热爱生命等德目，涉及做人的方方面面。而其中“热爱生命”就是过去《教学大纲》没有提到的德目。教学内容和要求的层次性是《课程标准》的另一个特点。长期以来，小学和初中的德育课程没有通盘的考虑和安排，因此，造成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或脱节。有些本该初中讲的内容，为了求得小学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勉强安排在小学，这样既难教又难学，影响教学效果。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统一安排，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总目标，按四个学段分解为具体目标和教学内容，体现出整个教育既有层次性和渐进性，又有连贯性，自然衔接。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按一二年级、三四五年级、六年级三个学段分配，一二年级涉及其中的十个德目，三四五年级涉及十四个德目。相同德目拉开层次，螺旋上升；每项教育内容在认知要求上分“知道”“了解”“懂得”等层次，在行为要求上分“学做”“会做”“做到”等层次，情感教育贯穿其中，知行并举，循序渐进。六年级作为小学和初中的连接部，既是六三学制的六年级，也是五四学制的初一年级，它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它要求“较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使学生知道社会生活中必须有道德，并能对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道德问题进行比较，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从而提高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教学内容则按生活圈归纳整理，分个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学校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国家民族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五个单元较系统地安排。但这样的系统又不如初中按学科体系编排那么严密。同时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的呈现方式也改为表格式，使要求的层次性更加一目了然。

再次，《课程标准》不仅规定了教学原则，还对教学方法、教学用具、学习评价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给教学改革作出了指导。

2000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表《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二、加强和改革中小学德育课程建设；三、加强德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品德形成。考虑到德育课程建设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情况，增强时代感；同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启动，为了在2005年全面推开新课程之前，有个适应期与连续性，因此有必要对《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进行修订，以供过渡之需。2001年10月教育部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以下简称《修订版》）。在修订说明中指出“此次修订的目的是根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使之更好地发挥学校德育工作主导渠道的作用”（单行本）。这次修订与小学思想品德课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调整和充实教学内容，如小学一二年级加强了文明礼貌、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三至五年级增加关心帮助贫困家庭、灾区人民的教育要求，加强了关心他人的教育。在小学的教学内容和行为要求中还增加“学会与教师交换意见”“学会与人交流”“要自信、不自卑”等内容，增加了时代性。2．适当降低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如在一至六年级，删除对一些概念的认知要求；将对某些内容的要求确定为“知道”，以降低教学要求等。3．强调更新观念，推进素质教育。如要求树立民主平等意识、公德意识、环境意识等，并突出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4．较大幅度增加实践环节，让小学生在活动中受教育。如在教学时间安排中，规定小学至少有30%的时间用于开展学生课堂活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等。5．改进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提出“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性学习等方式进行教学。对小学生应多采用活动方式进行教学”。[6］

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为了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使教材质量更高，教育部党组专门成立了中小学思想品德、政治课教材领导小组，负责课程标准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工作。《课程标准》颁布后，由教育部及一些教材专家组成教材编写委员会，在全国聘请作者参加教材编写，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了一套示范教材，1997年12月审查，通过后于1998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用。随后，江苏、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也相继编出了新教材。新的思想品德课教材按照“求实、求新、求活”的精神编写，强调教材要紧密联系儿童的实际和社会的实际，努力反映时代对中小学生的新要求，反映20世纪90年代小学德育研究的成果和思想品德教学的成功经验，以适应21世纪教育发展的新形势。[7]这时期在教学思想上突出“育人为本”，更重视学生主体的参与、道德情感的陶冶和道德选择、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因此，教材总体上出现了不少可喜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1．教材的结构体例有较大变化，出现栏目式、板块式结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小学思想品德课就是每课设三大板块，一是引入新课，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具体感受出发，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愿望；二是课文，注意选材内容丰富、生动，在课文中还设“框”，“框”中是思考题或名言，便于学生边读边想，帮助他们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三是练习，设“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等栏目，以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有的教材是以学生认知规律或学习过程为内在线索，以学生主体性活动为外显形式，如四川版教材每课设五个板块，“想想说说”，引起学习新课的兴趣和愿望；“看看读读”引导学生学习课文，树立道德观念；“想想做做”，联系实际，明辨是非；“学学记记”，用简单的语言概括总结教学内容的基本要点；“查查评评”，将道德评价引入教材，用各种形式让学生自评、互评，或回家请家长评，促进道德认识转化为行为实践。这样的设计反映了儿童品德形成的过程。其他版本也有类似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一轮新教材的设计，注意了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创造了条件。

2．改变了过去板起脸讲道理的方式，注重以情动人。有的教材从情感体验入手，引起学习动机。如人教版第6册《拾金不昧》一课的导入就是：“想一想：如果你丢失了心爱的东西，当时的心情怎样？如果有人拾到送还给你，你又是什么心情？”用自身的感受来体会课文讲的道理。有的教材注意以情感人，让学生在诗情画意的气氛中接受教育。

3．教材明显地透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社会的特点。首先，教材内容的选择更富于时代性，电脑、“神舟号”可载人飞船、可视电话、杂交水稻等新的科技成果在教材中都有反映。借用了商店里的“文明伞”要及时归还等现代社会公德教育也出现在教材中，使道德教育更加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易于理解和接受。其次，在表现形式上有的教材也富有时代感，如辽宁版教材的栏目有“金话筒”“信息窗”等在影视、报刊中常见的名称，儿童就会感到熟悉、亲切，从而易于接受。不少教材的插图采用照片来反映真实的画面，漫画与卡通也开始进入课本。教材版式也更加生动活泼，有的如四川版和黑龙江版的教材，采用了大开本，等等。

4．练习设计更加具有启发性、针对性和实践性。有的设计了开放式题目，给学生留有较多的思考空间，如江苏版教材第7册第5课《情同手足》有一道题是：

“小光的脚扭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如果小光在你们班，你──

（1）关心、安慰他，课间休息时搀扶他到室外活动。

（2）放学时和他一起走，帮他背书包。

（3）。

（4）”

这样的思考题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标准答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实际情况作出多种选择，避免了说大话、空话，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道德选择能力。实践活动在教材中得到了重视。人教版教材的练习中设计了“做一做”栏目，要求学生开展办展览、作调查、搞演讲、辩论等活动。有的教材则增设了专门的实践活动课，如江苏版教材从第5册起每册除了编13课课文外，还安排了2个活动课。《课程标准》修订后，要求实践活动不少于30％，江苏的这一做法便被各地普遍采纳。

新的教材成为教学改革的“领头雁”，为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所以，这以后在课堂教学方面则倡导了“感悟—导行”模式，其结构是：动机产生感悟归纳演绎深化操作延伸。开始从教师教的角度转向由学生学的角度来研究教学，整个进行过程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的改革精神。在许多学校中，思想品德课教学出现了以下转变：由教师传授灌输、学生被动接受为主转向强调师生互动双向交流、学生主体参与、主动发展；由强调提高道德认识为主转向注重情感体验，增加教学实践活动的机会，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获得“道德感悟”；教学要求由统一化、标准化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实行开放式教学，致力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评价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创新能力；小组合作学习、调查访问、查询资料、讨论、辩论、模拟现实生活表演等自主学习方式被广泛采用；等等。此外，现代化信息技术逐步运用到思想品德课教学，更使课堂教学不断优化。

总之，到本世纪初，思想品德课已开设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其改革和发展的轨迹是，不断贴近儿童发展的实际，不断紧跟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参与社会生活的实际，使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求实、落实、努力提高实效。存在的新问题是这门课与同属小学课程计划的社会课在内容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复，两门课的综合就成了必然结果。

对小学德育课程历史回顾的研究思考

通过对新中国小学德育课程演变过程的回顾，总结历史的经验，引起我对如下三个问题的思考。

（一）课程功能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问题

德育课程的功能是什么？或者推而广之整个德育的功能是什么？应该有两个：一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这是社会；一是形成与发展受教育者个人良好的品德，这属于个体。两种功能又是互为条件，互为结果的。“德育的社会是个体之汇集，通过德育所形成的社会大多数个体的道德倾向、道德水平，标志着社会的道德倾向和水平。同样，德育的个体又总是反映着社会”。“社会整体的完善是个体完善的前提，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高就难以使学校德育发挥其个体，个体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就会受阻。”[8]反之，若忽视德育的个体的发挥，那么多数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没有得到发展，道德人格没有完善，社会也就难以稳定与发展，德育的能也将实际上丧失。所以，德育课程应该同时发挥社会性与个体性两个功能。

但是，我国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德育的社会，把个体的发展看做社会发展的工具，即完全以社会为本位来培养每一个个体。整体精神和社会秩序是绝对的价值取向，强制性、规范性是德育的主要特征。这样久而久之，受教育者视德育为“异己”，是外部社会对自己的要求与约束，而不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从而产生抵触、排斥，影响了德育的个体的发挥。这也许就是德育（包括德育课程）实效性差的原因之一。

今天，应充分发挥德育课程的个体发展功能，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学生品德的形成既有道德认识的部分（对这点以往还重视）、更有道德态度的方面。人们常说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人生观等都属于态度的范围。构成态度的主要因素是学生自身的需要和由需要产生的情感倾向。有了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规范就会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要求，遵守道德规范就会由“他律”变为“自律”。所以，我们的德育课程必须十分关注学生主体意识的启迪，培养和发展他们的道德需要，从无道德需要到有道德需要，从非道德需要到道德需要，从低层次道德需要到高层次道德需要，重视学生道德情感、意志的培养和道德选择能力的提高，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学会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这样，个体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就有了保证，也就较好地发挥了德育课程的社会。

当然，德育课程对个体发展的功能有限，它每周的固定课时不多，因此，德育课程应注意与其他德育途径，如各科教学、校班会、课外活动、少先队活动等相配合，发挥学校教育的整体效应。

（二）小学德育课程内容的范围与层次的问题

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德育仅指道德教育。而我国德育的内容包含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诸方面，范围较广。在道德教育中还有私德、公德、职业道德之分。私德是涉及私人生活的道德规范，如个人品质、修养、作风和在处理私人生活中家庭伦理、朋友关系及邻里相处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公德则是国家及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如爱祖国等“五爱”、国民公德与文明礼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则是与某个具体职业有关的道德规范，如爱岗敬业、诚信服务、办事公道等。古代社会公共生活不多，对公德的要求相应较少，学校德育内容以私德为主。近代社会开始注意社会公德教育。但在我国广大地区在长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共生活较为贫乏，社会公德要求不高；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偏重政治思想教育，忽视道德教育，即使抓道德也是指的国民公德（通常说的“大德”），而不是社会公德。因此，人们的公德意识不强。小学德育就应大力进行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教育，打好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的道德基础。

从德育内容的层次上看，有道德规则教育、道德原则教育和道德理想教育几个层次。不同层次的教育功能是不同的。道德规则是带有强制性的、必须执行的道德要求，如乡规民约、学校校规、不随地吐痰等“七不”规范。进行道德规则教育应该具有约束功能。道德原则是在道德规则基础上归纳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如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进行道德原则教育具有指导或导向功能。道德理想又是对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这个社会提倡的希望人民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进行道德理想教育具有激励功能。[9]三个层次具有递进关系，低层次的教育为高层次的教育打基础。在大、中、小学不同的教育阶段，德育内容的层次应有侧重，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育人功能。小学阶段是打基础阶段，道德教育应着重发挥约束功能和导向功能，即主要进行道德规则与道德原则的教育。但政治课时代是以道德理想教育为主，所以出现“理想泛滥，规则贫乏”的局面，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都丢失了。思想品德课时代开始注意基础道德，但由于学习方式、方法相对陈旧，效果不佳。所以，今天的德育课程应注意不同层次德育内容的比重，调整好它们的结构，以更好地提高课程的实效性。

（三）德育课程发展中渐变与突变的问题

回顾我国德育课程的开设与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一种新的课程理念和教学思想在实践中往往首先只有少数先进的、实验性学校提出，慢慢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被政府教育部门采纳而形成新的制度，再达到全国实施。从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以及思想品德课的不断改革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教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思想文化需要也会随着改变，再加上国门打开了，中外文化得到了交流，长期支配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于是，新的教学思想、新的教学方法在旧的课程中孕育，渐渐否定了旧课程中不合理部分而产生了新课程。所以课程改革并不是在一天中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它是在渐变的基础上产生的突变。新课程的设置，新课程计划的制订，就是突变的标志。认识到这点，就要正确对待过去与未来。一方面，要正确对待过去，要看到新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今天我们在教学改革中产生的新思路、创造的新方法，在翻阅了历史后，发现似曾相识。那么就应该找一找过去是怎么提出来的，又是怎么丢弃的，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过去有哪些教育方法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怎么为今日所用。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思想或与众不同的做法不应该轻易否定，而要研究其原因，鼓励其创新，帮助其完善，也许未来的教育就在其中。

*本文历史演变写到2002年，即小学思想品德课课程标准修订稿的出版及其实施，未涉及新课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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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思想政治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9—127.

［5］徐斌．怎样编写好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1985，（5）．

德育课程论文篇3

在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更加强调德育的地位，重视德育的发展，培养综合型人才。需要学校不断进行创新，创造出新方法和新途径来强化教育的时效性，从知识传递过渡到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各学科的教育中都强化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积极乐观、不断上进的优秀品质。在课程改革中，尽量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展示不同学科在实现道德教育上的不同价值，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德育课程面貌，强调在真实、客观的生命体中感受构建个体的道德成长经验。就此，新课程的改革解决了传统教育背景下道德与生活的分离局面，学校开始从教学向教育转变，引发了教学工作者对传统教育新的定位和思考，更加重视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统一性，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健全的人格。基础教育的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等，有利于德育工作的继续发展和探索。

二、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小学德育教育发展的对策

（一）针对中小学生思想特点，构建道德教育体系课程改革下中小学遇见域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目前中小学生的思想年龄特点来制定教育对策，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完善德育教育体系。现在中小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爱，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都不是很理想，依赖心理严重，给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学校要制定有效的对策，提高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能力，以往单纯的说教式教育方式已经行不通，要创建新的渠道，将教育的理念深化到学生内心，付诸实践，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例如，学校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和模拟教学等教学方式，加强中小学生思想方式的转变，并且还可以运用参加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方式积极引导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

（二）将中小学的教育工作回归生活回归生活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学以致用，另一方面拓展了德育课程的研究视野，直接表现为德育课程类型从理论体系开始向生活体系转变，同时，在实践中一些新德育课程类型逐步发展起来，德育隐性课程如校园文化、人际关系和精神环境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进一步提高了中小学生德育教育的发展。并且从个人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自然生活等各个层面上设计活动内容，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情感实际，使学生在不自觉中接受道德教育。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的场所，更是加强德育教育的场所，还是学生思想道德观念成熟的重要场所。

（三）重视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实践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独立人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教育机构要重视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实践的发展，对教师的导入方式、提问方式、行为举止和工作态度等方面严格要求，做到为人师表应有的道德观念。比如，备课充分、守时和负责等优良品质，要以身作则，给中小学生起到良好榜样，教师要转变思想观念，努力营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并且根据难易程度的不同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结语

德育课程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中学；德育；校本课程

一、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分析

校本课程的开发最早是由菲吕马克（Furumark）和麦克米伦（McMullen）于1973年7月在一次校本课程开发网际研讨会上提出的，此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目前国内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可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校本课程开发是“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在具体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本学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根据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的多样性、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开发活动”。（2）校本课程开发亦称“学校本位课程开发”或“学校自编课程开发”。简单地说，“就是由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编制、实施、评价课程的活动。具体地说，校本课程开发就是某一类学校某一级学校的个别教师、部分教师或伞体教师，根据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本学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或本班级进行的课程编制、实施和评价的活动。”（3）校本课程开发是“在学校现场发生并展开，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为指导，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及可利用和可开发的资源，由学校成员志愿、自主、独立或与校外团体和个人合作开展的旨在满足本校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和动态的课程改进的过程。”综合以上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种种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质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办学宗旨，为满足学生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的课程规划、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的活动。校本课程开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校本课程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校本课程是校本课程开发的结果。校本课程开发对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学校的个性特色，养成学生的良好德性将起到莺要作用。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是指中学思想品德课校本课程和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的开发。它是在国家及地方制定的德育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的指导下，以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及完善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目的，整合校内外可利用或可开发的德育课程资源，由学校独立、自主开发德育课程的活动。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具有其特殊性。一是在培养目标上，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德育国家课程开发不同。德育国家课程开发着眼于本国公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涉及统一的国家基础和共同的国民价值等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七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目的是：当面对一般的道德问题时，国民能够做出相同或者相似的道德判断并付诸道德行为，因此国家德育课程开发在解决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的道德问题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则更强调具体的学校环境和师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二是在课程目标上，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其他学科校本课程开发不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其他学科校本课程开发虽然都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分支，但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更强调人的德性的养成、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三是在课程管理上，德育校本课程与选修课、活动课不同。三级课程管理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课程权力分享和责任分担的理念，德育国家、地方、校本课程的职责都有明确的界定，而活动课和选修课只是具体的课程表现形态，德育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可以选择这些表现形态，德育校本课程也可以选择这些表现形态，它们本身在内涵上并不具备明确的权力和责任主体。

二、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政策依据及可行性分析

（一）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政策法律上的支持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2001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基础工作会议，随后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国家制定中小学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中小学课程实施。在保证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发适应本地区的地方课程，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同时，教育部还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当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课程的实施和开发进行指导和监督，学校有权力和责任反映在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些政策法律文件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法律上的支持。

（二）教师专业自的发展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根本保证

教师成为专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拥有专业自，即能够对自己专业内的事务有充分的决定权。新课程实施，呼唤并要求专业自回归教师。在新的课程体系中，教师获得了全方位、全过程介入课程研究、开发、设计和实施的专业自主空间和权利。在校本课程开发中，中学德育教师已从过去仅仅是被动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课程决策者、设计者、执行者和评价者的角色。换言之，在角色内容上，教师已经从扮演单一的角色转变为多种角色；在角色的态度上，教师已经从被动地参与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在角色形式上，教师已经从孤立的工作转变为与他人合作。中学德育教师专业自的发展，增强了他们参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信心，调动了他们进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我国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权力的下放无论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操作，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标志，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权力下放和多样化的办学进程。到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决定改革统一的教材体制，在统一要求、统一审定的基本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1988年上海市和浙江省先行一步，着手进行教材多样化的改革试点工作，编写适合于这两个地区特点的教材，这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权力下放的前奏。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程决策权力部分下放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它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管理和开发，为校本课程开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在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七，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实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层管理体制，把课程权力逐步地、部分地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和学校，让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都能参与课程的决策，使中小学的课程能够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充分反映本地区和学校的独特性及学生的不同兴趣、需要，使基础教育的课程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参与性和适应性。我冈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层面卜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为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四）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机遇

新世纪之初，我围建国以来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在伞国顺利开展，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行，实现了课程管理集权与分权的结合，妥善地处理了课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有利于中学德育教材的多样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当地的道德资源和满足学生道德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德育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其次，我闷课程与教材的发展趋势为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提出r迫切要求。近年来，我国地方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权力和作用越来越大，责任也越来越霞，课程的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

三、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及一般流程

（一）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

1.坚持“以学生为本”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最重要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的发展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根本目的。具体而言，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首先就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

在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学生不再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学生与教师拥有同样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主体。校术课程的开发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关心学生的学习和道德生活，让学生成为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主人，让其主体性在学校德育中得到有效发挥。其次，是为r学生。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最终日的足满足学牛道德认知、基本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需要。因此在其开发过程中，要让学生进行充分的参与；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牛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鼓励他们从传统的认知性学习转变为创新性学习，发展他们的创新精神，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学会思维、学会学习，并且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伞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叮持续发展。第三，把师生|''''HJ的互动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形式。德育校本课程的学习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传授一接受”的关系，而是师生共同参与的、充满了感情和爱的互动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在相互作用，中德性共同成长的过程。

2.坚持以德育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所谓以教师为主体足指把中学德育教师置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参与的热情。以德育教师为主体，需要做到：第一，确立德育教师学校主人翁的地位。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动力，也是课程的最终实施者。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荇没有德育教师自觉积极的参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德育教师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提条件。第二，赋予中学德育教师课程开发的权力。中学德育教师对中学生的道德需求、知识能力储备以及当地可以利用的道德资源等情况较为了解，对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因此中学德育教师应该被赋予更多的课程歼发的权力。第三，加强中学德育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建立一支优秀的课程教帅队伍。

（二）中学德育校奉课程开发的一般流程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是指开发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运行程序。尽管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应该视小同地方、学校的道德资源和实际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开发模式。本文试从课程开发的一般模式角度探讨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

1.没立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是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的前提条件之一，它足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领导机构。

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足一个成员广泛的组织，应该包括：学校领导、德育教师、学牛、学科专家以及社区和家长代表等。

教师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最主要的力量，对于课程的理念、课程H标以及’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都有深刻的厂解，冈此教师在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中也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对象，是教师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对课程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有着最直接、最直观的感受和判断，并且教育的最终日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给予学生参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权力。学科专家是中学德育课程理沦最为丰富的群体之一，也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家长作为学生的父母，十分关心孩子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其在校的发展情况，因此家长也应该成为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的成员。家长代表参与课程评价增强了对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监控，有助于促进教师反思习惯的形成、反思能力的提高。

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下可设若干小组，各个小组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做到步调协调、工作有序、资源共享，才能使各个不同部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保障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开展。

2.制定德育校本课程目标。德育校本课程目标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目的和归宿，是指通过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学校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所能达到的预期结果，它是课程设置和课程评价的原则和总的指导思想。

根据现代课程理论的奠基人泰勒的观点，课程设计必须深入思考和解决四个问题：（1）学校应该达到什么教育日标？（2）提供什么教育经验才最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3）怎样有效组织这砦教育经验？（4）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目标在得以实现？在现代课程理论巾，课程目标的确定被视为课程开发的核心，同样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也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它制约着德育校本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课程的实施和评价等活动。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不仅要关注知识的获得，更要关注学生态度的养成、品德的提升和情感的陶冶。在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中，要充分考虑以下要素：第一，学牛的特点。现代课程理论认为，课程是为满足学生不同的必趣和需要而设置的，课程的基本职能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德育校本课程塑造的是学生的品德和个性，因此它的目标的制定应该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第二，教育目的和中学德育大纲。课程目标与教育目的足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归根到底两者是一致的。我国的教育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固然要考虑到学校的差异，但不管学校差异有多大，德育校本课程目标都不能脱离国家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社会发展对未来的人才需求。

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终究要融入到社会中而成为一个社会人，因此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学生逐渐社会化，不仅仅要教会他们如何适应现实的社会，更要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因此德育校本课程日标的制定不仪要霞视学生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且要关注学生未来的生活需要。

3.调查分析当地德育课程资源。对当地德育课程资源调查分析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义一重要步骤。德育资源是德育校奉课程开发的载体。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包括：（1）文本资源，主要有教材、图书、报刊、图表等。（2）音像资源，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VCD、各类教育软件。（3）实物资源，主要包括：图书馆、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自然和人文景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以及电子信息资源、乡土资源（民风民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牛活经验等）。（4）人力资源，主要有学生与家庭成员、教师以及其它社会人士。

尽管德育资源十分丰富，但在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中，要对其进行精心地筛选，以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因此对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要确立科学合理的道德资源观念，建立融合、开放、发展的道德资源利用机制，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德育资源，并将丰富多彩的校内、校外的道德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深入挖掘道德资源的人文教育功能，有效地实现德育课程目标。其次，要建市德育资源的筛选机制。对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们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要，是否能被德育教师允分利用等，只有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且能够开发利用的道德资源才能纳入我们的视野，才有可能使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更有成效。再次，在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坚持综合性原则。中学德育课程资源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要合理规划、综合开发，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校内校外的德育课程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每一种课程资源的优势。

4.设计德育校本课程。德育校本课程的设计是指课程实施之前课程内容、课程类型及课程方法的选择、学分的设置、德育教师的选拔以及考核方式的设定。它是总揽德育校本课程实施的宏伟篮图，在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课程内容的选择。在选择德育校本课程的内容时，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需要和兴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理论的发展以及学科专家的建议；课程知识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等。（2）课程类型的选择。它足指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把德育校本课程作为必修还足选修课程、学科课程还是活动课程的设计。德育校奉课程类型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模式，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确定。（3）学分的设置。学分制是一种组织教学的方法和制度，学校根据德育校本课程在整个‘学校课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规定其学分。一般情况下，可规定为一至二个学分。

（4）课程方法的选择。课程方法是指为实现德育课程日标所采取的实施课程的方式、方法的综合，它的选择应该视德育校本课程的具体情况而确定。德育校本课程方法主要有：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教师讲座与学生研究相结合；社会实践与调查；召开主题班会；观摩、主题研究与交流；播放影像资料等。（5）课时的安排及考核的方式。课时的安排是指德育校本课程开设的时问以及开设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根据德育校本课程的具体情况决定在哪个学期开设、针对哪些学生开设以及开设多长时间。德育校本课程考核的方式主要有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的方式要注意避免把德育校本课程看作考试的工具，把德育校本课程知识当作得分的手段。

5.组织实施德育校本课程。德育校本课程的实施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阶段。中学德育教师在课程计划的实施中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和特点，有所创新。要打破传统的教师主导学牛被动的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给予学生更多的展示自我、反思自我的机会。教师应该具有开放的意识，放下自己的“尊严”，与学生打成一片，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听取学生的各种认识、聆听他们的感受，不束缚学牛的思想和感情，让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相互交流和表达自我。

6.评价反馈德育校本课程的进展情况及实施结果。对德育校本课程的评价、反馈足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自我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阶段。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并不一定完伞按照事先预定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进行评价。德育校奉课程开发是针对德育国家课程开发的局限性而采取的一种与国家课程开发相对应的课程开发策略，是国家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下课程开发的具体运用，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所提倡的以学生为本和以德育教育为主体的理念，尊重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并把德育教师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适应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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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晓滨。对德育校本课程的探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德育课程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与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中西方文化的整合与互补，主导要素是对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的体认、培育与发展；其二是增强综合性与实践性，整体构建德育的目标内容和实践活动体系；其三是德育课程形态回归生活，促进学生道德主体性的发展。

一、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成为德育课程改革的主导要素

课程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聚集点。中小学德育课程在德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中小学德育课程仍面临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如何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如何整合中西方文化，以发展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德育文化的历史性课题。对中西方文化的整合，以对两种文化主导要素的把握为前提。这种主导要素以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为标志。

1、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的体认。

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一个民族在其历史演进和文化行为中积淀形成的长久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众所公认的观点，就是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是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把握了该民族文化演进的纲要。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总体特点是整体和谐、辩证综合。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人生运用整体思维，把人放在与天地社会的动态联系中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的统一，化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探究为中心。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接触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主导思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家庭和睦。所有传统美德都与这种整体精神相联系。传统价值观总是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第一位，要求个人服从整体，强调国家统一、社会太平。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局面，但很快又获得了统一，这与民族精神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内容完全可以成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思想材料。这种思维方式及其传统道德对维护国家统一，幸民族团结，调解人际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重视整体和谐，而且强调辩证综合。例如：儒家追求“仁爱”，崇尚道德，但并不否定刑罚；主张“德政”，但不否定法治，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这里边蕴含着辩证综合的思想。儒家还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人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正己修身的人生修养也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种修养方法对调节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中西方文化的整合与互补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道德也具有两重性，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建立在小家生产基础和封建宗法制度之上的传统道德，必然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的一面。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还要有世界眼光，实现中西文化的整合与互补。

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现在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采取闭关自守、全盘否定，或崇洋、全盘西化的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分析、鉴别、学习、借鉴、吸收、利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中西文化的互补与整合。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学者注重归纳和实证，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逻辑，从道德现象、具体事例、个案分析入手，总结归纳各自的教育理论，实用性、可操作性强；中国学者则注重演绎，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逻辑，从概念出发，说明或指导实践。这两种思维方式恰好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其次，在教育方法上，西方主张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鼓励学生自由选择，师生平等对话；而我们则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理论讲授和教育导向。这方面同样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再次，在教育内容上，特别是西方文化中那些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如改革开放观念、民主法制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公平竞争观念、效率效益观念、互利互惠观念、公关信息观念、商品市场观念、文明消费观念等，更需要借鉴和吸收，使其与中国传统美德相融合。同志指出：“发燕尾服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这是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综合性与实践性应成为德育课程改革与创新的主要特点

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整体性的德育内容，通过教育才各受教育者双主体互动的实践活动，培养受教育者完整德性的教育过程。德育课程是实现这种教育过程的最重要的活动载体。要培养学生完整的德性，必须加强德育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经过几年的研究与实验初步构建出德育的目标内容体系和实践活动体系，为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决策依据。

1、整体构建德育课程的目标内容体系

整体构建德育目标体系的做法是：总体目标，一以贯之；学段目标，各有侧生；年级目标，具体明确；情意兼顾，知行统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德育总目标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总目标内在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小学德育目标要根据学生年龄身心特点、知识水平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将总目标转化为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具有年级梯度的具体目标，并体现知、情、意、行的协调统一。

整体构建德育内容体系就依据总目标，从广义上认识德育，确定德育内容由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五项要素构成。政治教育主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他们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思想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及“五爱”教育，培养他们具有正确的思想观点。道德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教育，进行传统美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环境道德、刚强道德教育。培养他们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法纪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培养他们具有法律观念和遵纪守法的品质。心理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性格、气质、兴趣和能力的教育，培养他们具有适应环境、承受挫折、自我调控的心理素质。德育内容五项要素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但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为条件，互相制约，构成了德育统一体。其中思想教育是灵魂，政治教育是方向，道德教育是核心，法纪教育是保障，心理教育是基础。要分别研究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各自的特点和规律以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五者不可割裂，更不能互相取代。如果在理论上仅仅把德育视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同义语”或“道德教育的简称”，那么在德育实践上就会失之偏颇。整体构建德育内容体系就是以五项要素为纬，以各项要素质的不同层次为经，依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知识水平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横向贯通、纵向衔接、分层递进、螺旋上升，从而解决不同学段、不同年级德育内容的倒挂、脱节、简单的重复、脱离实际的问题。中小学德育内容的整体性，不仅指五要素横向结构的整体性，还包括五要素在年级与学段纵向衔接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经过德育实践活动的“内化”与“外化”的过程，五要素促进着学生德性的整体化发展。

2、整体构建德育课程的实践活动体系

德育课程不仅是德育目标内容的知识体系，同时还是德育实践活动体系，这是由道德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道德来源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因而实践是道德的发展基础，也是道德的存在形态。实践体现着道德的本质，反映着德育的基本规律。再次，道德实践能力是学生品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学生的品德素质只有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学生在面临的生活情境中，其道德认识、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为，潜在的品性变为显性的德行，只有在这种状态中才能根据学生的具体行为表现来认识和评定其品德发展水平。同时，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能认识个体品德对人、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在德育过程中，学生如果不把认识理解的道德知识运用到道德实践中，不仅自身品德不能得到切实提高，而且会出现“知行不一”的情况。只有把品德培养引向道德实践，德育才能取得实效，同时，德育实践也是克服学生主行不一现象的最好途径。所以真实的道德实践能力是品德形成和品德评价的根本标准。

因此，中小学德育课程在整体构建德育目标内容基础上，要树立“新三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情景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的德育理念，整体构建本课程的实践活动体系。这一实践活动体系包含德育的途径、方法、管理、评价四个紧密联系的要素。

三、回归生活应成为德育课程改革与创新的主要形态

1、回归生活是德育课程形态的一种改革趋向

回归生活的趋向一方面拓展了德育课程理论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促进了德育课程类型的变革和发展。其表现为原来占一统地位的德育学科课程开始由理论体系向生活体系转移，同时，一些新德育课程类型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如德育活动课程、德育综合实践课程和德育校本课程等，德育隐性课程（校园文化、人际关系、精神环境等）也纳入德育课程范围。在近年来的德育课程改革实验中，“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课题组研究编写的《德育》系列实验读本在德育回归生活上进行了从个人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区生活、自然办生活、国家民族生活六个层面上设计活动内容。内容的选择坚持“近、小、实、亲”的原则，即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情感实际，提出问题小一点，回答问题实一点，使学生感到亲切一点。2002年6月，教育部颁发的《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所持的德育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上要求，即“我们在品德教育方面所持的基本理念是一种生活德育的理念。我们认为道德始终存在于人的整体生活之中，没有脱离生活的道德。人们是为了生活而培养个体品德，改善、提升社会的道德的，并不是为了道德而道德。同样，个体品德和社会道德的提高与发展也只有通过人们自己的生活。脱离生活的道德和品德必将导致道德和品德的抽象化、客体化，脱离了生活去培养人的品德也必将使这种培养因为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和生活的确证而流于虚空、形式、无效。”新课程标准设计了健康安全地生活、愉快积极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等四个生活维度，提出了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家乡（社区）、我是中国人、走进世界六大生活主题，充分体现了生活德育的理念。

2、回归生活是学生道德主体性形成的源泉

德育课程回归生活的重大意义在于更加切近德育的客观规律。第一，生活是德性发展的动力源泉。道德是人的“生活规则”和实践结果，人的道德素质所体现的是对生活规则的运用能力。社会实践不断丰富着道德活动家的条件和环境。使道德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水平逐渐提高，随着人参与社会实践程度的加深，社会实践不断对人的道德水平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与人目前道德水平这间形成一种不平衡状态，产生道德需要。这种道德需要包含着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是人参与道德实践、发燕尾服自身德性的动力。德育活动课本形式和途径灵活多样，与社会生活建立起多种联系，为学生的道德成长引进了源头活水，增强了动力。第二，促进德性的整体性发展。传统德育课程偏重于道德知识体系和道德认知，现代认知派又将认知引向单纯的道德判断和思维技巧，造成德性发展的片面性。完整的德性应是知、情、意、行的协调统一，个体只有置身于道德实践之中才能达成这种统一。同进，道德意义上的完整德性不仅要成就自我，还要通过成就自影响社会，成就他人，即完整的德性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同样，只有参与生活实践，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这两种统一表现为人在现实的道德情境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即道德主体。《德育》读本坚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主体的“双主体”理念，教育者的主体性体现在根据教育止的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对德育环境、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进行选择、加工和设计，对学生的主体性进行引导和培养；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在教育者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德育活动、发燕尾服道德能力，在教育者的引导下，学生逐步做到自订成长目标，自析成长环境，自寻成长动力，自开成长渠道，自开成长方法和自评成长效果，道德主体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提高。

社会生活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德性发展应有整体性开放性，这就给德育课程提出了如何具有与之相应的整体性开放性问题。《德育》读本在德育课程的整体性和开放性进行了多角度探索。如在内容体系上把德育内容五要素融为一体；在德性结构上把知、情、意、行融为一体；在德育过程上把德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管理、评价融为一体；通过德育活动课，在综合实践课程、校本课程、社会实践活动、德育基地和隐性课程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建构了一个既有开放性，又有整体性的德育课程体系。

上述三个方面反映着现阶段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尚隐含着需要深化研究的课题，如德育回归生活、注重实践并不意味排斥知识的系统性，如何适应中小学阶段德育的规律性，如何在道德的“认知课程”、“经验课程”、“体验课程”之间找到合理的结合点，仍有待继续探索。

德育课程论文篇6

[关键词]古代书院；德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著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著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著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著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课程论文篇7

关键词：中学；德育；校本课程

一、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分析

校本课程的开发最早是由菲吕马克（Furumark）和麦克米伦（McMullen）于1973年7月在一次校本课程开发网际研讨会上提出的，此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目前国内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可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校本课程开发是“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在具体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本学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根据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的多样性、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开发活动”。（2）校本课程开发亦称“学校本位课程开发”或“学校自编课程开发”。简单地说，“就是由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编制、实施、评价课程的活动。具体地说，校本课程开发就是某一类学校某一级学校的个别教师、部分教师或伞体教师，根据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本学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或本班级进行的课程编制、实施和评价的活动。”（3）校本课程开发是“在学校现场发生并展开，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为指导，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及可利用和可开发的资源，由学校成员志愿、自主、独立或与校外团体和个人合作开展的旨在满足本校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和动态的课程改进的过程。”综合以上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种种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质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办学宗旨，为满足学生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的课程规划、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的活动。校本课程开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校本课程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校本课程是校本课程开发的结果。校本课程开发对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学校的个性特色，养成学生的良好德性将起到莺要作用。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是指中学思想品德课校本课程和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的开发。它是在国家及地方制定的德育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的指导下，以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及完善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目的，整合校内外可利用或可开发的德育课程资源，由学校独立、自主开发德育课程的活动。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具有其特殊性。一是在培养目标上，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德育国家课程开发不同。德育国家课程开发着眼于本国公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涉及统一的国家基础和共同的国民价值等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七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目的是：当面对一般的道德问题时，国民能够做出相同或者相似的道德判断并付诸道德行为，因此国家德育课程开发在解决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的道德问题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则更强调具体的学校环境和师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二是在课程目标上，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其他学科校本课程开发不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其他学科校本课程开发虽然都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分支，但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更强调人的德性的养成、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三是在课程管理上，德育校本课程与选修课、活动课不同。三级课程管理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课程权力分享和责任分担的理念，德育国家、地方、校本课程的职责都有明确的界定，而活动课和选修课只是具体的课程表现形态，德育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可以选择这些表现形态，德育校本课程也可以选择这些表现形态，它们本身在内涵上并不具备明确的权力和责任主体。

二、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政策依据及可行性分析

（一）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政策法律上的支持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2001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基础工作会议，随后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国家制定中小学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中小学课程实施。在保证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发适应本地区的地方课程，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同时，教育部还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当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课程的实施和开发进行指导和监督，学校有权力和责任反映在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些政策法律文件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法律上的支持。

（二）教师专业自的发展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根本保证

教师成为专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拥有专业自，即能够对自己专业内的事务有充分的决定权。新课程实施，呼唤并要求专业自回归教师。在新的课程体系中，教师获得了全方位、全过程介入课程研究、开发、设计和实施的专业自主空间和权利。在校本课程开发中，中学德育教师已从过去仅仅是被动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课程决策者、设计者、执行者和评价者的角色。换言之，在角色内容上，教师已经从扮演单一的角色转变为多种角色；在角色的态度上，教师已经从被动地参与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在角色形式上，教师已经从孤立的工作转变为与他人合作。中学德育教师专业自的发展，增强了他们参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信心，调动了他们进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我国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权力的下放无论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操作，更加趋于理性和成熟。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标志，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权力下放和多样化的办学进程。到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决定改革统一的教材体制，在统一要求、统一审定的基本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1988年上海市和浙江省先行一步，着手进行教材多样化的改革试点工作，编写适合于这两个地区特点的教材，这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权力下放的前奏。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程决策权力部分下放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它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管理和开发，为校本课程开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在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七，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实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层管理体制，把课程权力逐步地、部分地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和学校，让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都能参与课程的决策，使中小学的课程能够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充分反映本地区和学校的独特性及学生的不同兴趣、需要，使基础教育的课程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参与性和适应性。我冈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层面卜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为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四）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机遇

新世纪之初，我围建国以来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在伞国顺利开展，为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行，实现了课程管理集权与分权的结合，妥善地处理了课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有利于中学德育教材的多样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当地的道德资源和满足学生道德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德育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其次，我闷课程与教材的发展趋势为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提出r迫切要求。近年来，我国地方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权力和作用越来越大，责任也越来越霞，课程的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

三、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及一般流程

（一）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

1.坚持“以学生为本”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最重要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的发展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根本目的。具体而言，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首先就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

在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学生不再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学生与教师拥有同样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主体。校术课程的开发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关心学生的学习和道德生活，让学生成为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主人，让其主体性在学校德育中得到有效发挥。其次，是为r学生。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最终日的足满足学牛道德认知、基本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需要。因此在其开发过程中，要让学生进行充分的参与；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牛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鼓励他们从传统的认知性学习转变为创新性学习，发展他们的创新精神，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学会思维、学会学习，并且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伞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叮持续发展。第三，把师生|''''HJ的互动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形式。德育校本课程的学习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传授一接受”的关系，而是师生共同参与的、充满了感情和爱的互动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在相互作用，中德性共同成长的过程。

2.坚持以德育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所谓以教师为主体足指把中学德育教师置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参与的热情。以德育教师为主体，需要做到：第一，确立德育教师学校主人翁的地位。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动力，也是课程的最终实施者。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荇没有德育教师自觉积极的参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德育教师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提条件。第二，赋予中学德育教师课程开发的权力。中学德育教师对中学生的道德需求、知识能力储备以及当地可以利用的道德资源等情况较为了解，对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因此中学德育教师应该被赋予更多的课程歼发的权力。第三，加强中学德育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建立一支优秀的课程教帅队伍。

（二）中学德育校奉课程开发的一般流程

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是指开发中学德育校本课程的运行程序。尽管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应该视小同地方、学校的道德资源和实际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开发模式。本文试从课程开发的一般模式角度探讨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流程。

1.没立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是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的前提条件之一，它足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领导机构。

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足一个成员广泛的组织，应该包括：学校领导、德育教师、学牛、学科专家以及社区和家长代表等。

教师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最主要的力量，对于课程的理念、课程H标以及’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都有深刻的厂解，冈此教师在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中也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对象，是教师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对课程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有着最直接、最直观的感受和判断，并且教育的最终日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给予学生参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权力。学科专家是中学德育课程理沦最为丰富的群体之一，也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家长作为学生的父母，rj然十分关心孩子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其在校的发展情况，因此家长也应该成为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的成员。家长代表参与课程评价增强了对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监控，有助于促进教师反思习惯的形成、反思能力的提高。

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下可设若干小组，各个小组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做到步调协调、工作有序、资源共享，才能使各个不同部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保障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开展。

2.制定德育校本课程目标。德育校本课程目标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目的和归宿，是指通过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学校德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所能达到的预期结果，它是课程设置和课程评价的原则和总的指导思想。

根据现代课程理论的奠基人泰勒的观点，课程设计必须深入思考和解决四个问题：（1）学校应该达到什么教育日标？（2）提供什么教育经验才最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3）怎样有效组织这砦教育经验？（4）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目标iF在得以实现？在现代课程理论巾，课程目标的确定被视为课程开发的核心，同样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也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它制约着德育校本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课程的实施和评价等活动。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不仅要关注知识的获得，更要关注学生态度的养成、品德的提升和情感的陶冶。在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制定中，要充分考虑以下要素：第一，学牛的特点。现代课程理论认为，课程是为满足学生不同的必趣和需要而设置的，课程的基本职能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德育校本课程塑造的是学生的品德和个性，因此它的目标的制定应该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第二，教育目的和中学德育大纲。课程目标与教育目的足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归根到底两者是一致的。我国的教育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固然要考虑到学校的差异，但不管学校差异有多大，德育校本课程目标都不能脱离国家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社会发展对未来的人才需求。

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终究要融入到社会中而成为一个社会人，因此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学生逐渐社会化，不仅仅要教会他们如何适应现实的社会，更要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因此德育校本课程日标的制定不仪要霞视学生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且要关注学生未来的生活需要。

3.调查分析当地德育课程资源。对当地德育课程资源调查分析是中学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义一重要步骤。德育资源是德育校奉课程开发的载体。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包括：（1）文本资源，主要有教材、图书、报刊、图表等。（2）音像资源，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VCD、各类教育软件。（3）实物资源，主要包括：图书馆、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自然和人文景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以及电子信息资源、乡土资源（民风民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牛活经验等）。（4）人力资源，主要有学生与家庭成员、教师以及其它社会人士。

尽管德育资源十分丰富，但在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中，要对其进行精心地筛选，以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因此对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要确立科学合理的道德资源观念，建立融合、开放、发展的道德资源利用机制，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德育资源，并将丰富多彩的校内、校外的道德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深入挖掘道德资源的人文教育功能，有效地实现德育课程目标。其次，要建市德育资源的筛选机制。对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们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要，是否能被德育教师允分利用等，只有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且能够开发利用的道德资源才能纳入我们的视野，才有可能使德育校本课程开发更有成效。再次，在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坚持综合性原则。中学德育课程资源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要合理规划、综合开发，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校内校外的德育课程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每一种课程资源的优势。

4.设计德育校本课程。德育校本课程的设计是指课程实施之前课程内容、课程类型及课程方法的选择、学分的设置、德育教师的选拔以及考核方式的设定。它是总揽德育校本课程实施的宏伟篮图，在整个德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课程内容的选择。在选择德育校本课程的内容时，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需要和兴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理论的发展以及学科专家的建议；课程知识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等。（2）课程类型的选择。它足指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把德育校本课程作为必修还足选修课程、学科课程还是活动课程的设计。德育校奉课程类型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模式，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确定。（3）学分的设置。学分制是一种组织教学的方法和制度，学校根据德育校本课程在整个‘学校课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规定其学分。一般情况下，可规定为一至二个学分。（4）课程方法的选择。课程方法是指为实现德育课程日标所采取的实施课程的方式、方法的综合，它的选择应该视德育校本课程的具体情况而确定。德育校本课程方法主要有：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教师讲座与学生研究相结合；社会实践与调查；召开主题班会；观摩、主题研究与交流；播放影像资料等。（5）课时的安排及考核的方式。课时的安排是指德育校本课程开设的时问以及开设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根据德育校本课程的具体情况决定在哪个学期开设、针对哪些学生开设以及开设多长时间。德育校本课程考核的方式主要有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的方式要注意避免把德育校本课程看作考试的工具，把德育校本课程知识当作得分的手段。

5.组织实施德育校本课程。德育校本课程的实施是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阶段。中学德育教师在课程计划的实施中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和特点，有所创新。要打破传统的教师主导学牛被动的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给予学生更多的展示自我、反思自我的机会。教师应该具有开放的意识，放下自己的“尊严”，与学生打成一片，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听取学生的各种认识、聆听他们的感受，不束缚学牛的思想和感情，让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相互交流和表达自我。

6.评价反馈德育校本课程的进展情况及实施结果。对德育校本课程的评价、反馈足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自我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阶段。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并不一定完伞按照事先预定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进行评价。德育校奉课程开发是针对德育国家课程开发的局限性而采取的一种与国家课程开发相对应的课程开发策略，是国家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下课程开发的具体运用，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所提倡的以学生为本和以德育教育为主体的理念，尊重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并把德育教师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适应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潮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走进新课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朱晓滨。对德育校本课程的探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德育课程论文篇8

一、精心的课前准备是首要环节

正确贯彻和实施新课程首先要精心进行课前准备，必须对每一环节、每一知识点的教学方法加以精心设计；对大纲要求、学生状况做到胸有成竹。在课前准备中英充分考虑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能起到引导作用，将符合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融合到教学方法设计中来，以便在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真正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我还特别注意做到：

1、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设计应充分注意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必须以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为载体，让儿童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活动体验来获得认知发展。如《我和妈妈做午餐》这一课，设计“露一露，我来做”这一活动环节，让学生尝试“择葱”“择韭菜”“打鸡蛋”等家务活动。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认识妈妈劳动的辛苦，从而体会妈妈对自己的爱。

2、认真充分了解学生，特别是了解不同学生对同一教学内容和问题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采用传统教育方式，让小学低部的孩子们坐足40分钟无疑是很枯燥的。孩子们个性较活泼，所以在课堂中我注重创设情景，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活动方式。如《到同学家玩》这一课，让分成小小组的各组学生到别的小组那儿“窜门”。让每个学生动起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3、采用不同的手段设置情景，引发学生讨论。教师提供有效信息，引导学生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调动智力因素，去分析、综合、比较和概括。如《到同学家玩》这一课，通过播放《安全地玩》课件，引导学生观察、讨论、分析图中小朋友们这样玩好吗？生活中还有哪些危险的事不能做。

4、充分考虑到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预备一些调动学生思维和积极性的方法。要不断变换手段来调节学生的兴奋点，减轻学生的疲劳。活动教与学的最佳配合，提高课堂效率。

总之，新课程教育要求教师要熟备教材、熟备学生、精选内容、巧用方法、科学严谨、灵活多样地把知识精彩地、艺术地、传授给学生。

二、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教育实施的主阵地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是教育过程的主要环节，使教师实施知识传授的主要场所，而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参与是关键。教师的作用在于创造，在于引导学生自己去思维、去发现。在新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始终围绕“保护天性、弘扬个性、完善人生”进行教学活动，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的教学活动过程，使学生的主体活动得到充分显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我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1、合理设计实践活动，尽可能地留给学生参与活动的时间和舞台。学习不仅是学生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耳朵聆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用自己的双手操作，即用自己的身心去感悟，因此学生参与活动、操作、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春节逛花市》的教学中，巧妙设计“师生共同布置教室”这一环节，在《喜洋洋》的欢快乐曲中，师生一齐动手，贴春联、插花、摆“大吉”、挂灯笼、唱新年祝福歌，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孩子们如同真的在一个大家庭中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孩子们兴致高扬，几乎每个学生都参与布置活动，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学到知识。

2、重视直接经验，也就是将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看成重要的课程资源。《去同学家玩》这一课中，让学生看录像，找出录像中到同学家玩的学生有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应改正，从而调动学生思维，让学生讨论分析，从中得出结论：到同学家做客应讲礼貌，玩游戏应注意安全，再设计“我们去做客”这一课堂活动，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互相到别的小组那里做客，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学会如何接待客人，如何当一名受欢迎的客人。

3、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合理设问，问题要有层次，有一定深度，留足时间，引导学生讨论，如新教材《春节逛花市》这一课设计“压岁钱该怎么花最有意义”，教师通过开讨论会，引导孩子们各抒己见，说出“将压岁钱存起来、买书、交学费、捐给希望工程”等方法，在讨论中，孩子们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认知已经不再停留在吃喝玩乐上，他们懂得将金钱和时间用到具有意义的事情上。

正如布鲁纳指出的那样：“教学既非教师讲，又非学生听，而是教师通过自己的引导启发，让学生自己去认知，去概括，去亲自获取知识，从而达到发展他们目的的过程。”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成为学习主体，也使课堂充满活力，提高课堂质量。

4、运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习兴趣

德育课程论文篇9

课题组调查发现，85%的教师认为在职业学校开设人文素养教育是必要和非常必要的，但是，专业课老师本身存在人文素养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情况。30%的教师反映专业课教学中实施人文素养教育难度较大，文化课老师表现出一定兴趣，但是学校缺乏鼓励与创新机制，教师对人文素养教育还停留在思考、尝试阶段，没有做到深入实施。课题组在访谈中发现，学校领导以专业发展作为教学重点，教师把专业课作为主要课程，把占用时间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参与人文素养教学活动视作负担。个别学校虽然开设了人文讲堂等人文素养教育形式，教师虽参与了讲座稿的撰写，但是参与教师仅仅从授课或讲座的任务出发，缺乏课程开发意识和精品意识，从而导致讲座流于形式，和学生需求、课程建设形成差距。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人文素养教育在中等职校被忽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二、德育校本课程开发实现人文素养教育的基本思路

德育课是中等职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能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能力形成。人文素养教育是职业学校学生个性成长、道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开发德育校本课程，实现人文素养教育，对增强学生走向社会的岗位适应力和职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1．准确把握中职生人文素养内涵

描述、提炼、把握好当前中职生人文素养的内涵是实施人文教育类德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提和关键。人文素养的内涵一般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行为三个方面。中职生人文素养是在“中职教育”这个特定前提下，基于中职生人文素养教育现状分析基础上，服务于学生专业技能、就业能力、职业持续发展能力需求，是对普遍意义上“知识、精神、行为”三个方面定向优化，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具体而言，人文知识应该主要是指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文学、哲学、历史、科学、艺术等基础性、普及性知识，如教育部提倡的以“古诗、名曲、名画”作为中职生人文素养基础———人文知识。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具有时代的主题和烙印，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因此，当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内，中职生要培育和养成的人文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职生人文行为自然应该融合优秀的企业文化，在职业、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真诚、勇敢、正义、诚信等优秀的道德品质。

2.详细调研本地人文类德育资源

德育资源是校本德育课程开发的条件，一般包括文本资源、自然与人文景观、乡土资源等。以南通地区而言，有着丰富的人文德育资源。如自然人文类，张謇历史名人及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南通近代第一城的人文资源，南通地区的紫琅文化、如皋水绘园文化、通州的忠孝园文化、启东的圆陀角文化、海安的青墩文化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资源；乡土文化类，海门的沈绣、通州板鹞、海安花鼓等一批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项目。此外，各职业学校悠久办学文化的底蕴，优秀的校园文化标识、毕业生事迹，优质就业企业的文化、员工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影响力的德育资源。

3.确立人文教育类德育校本课程目标

德育校本课程目标的设定必须依据德育理念、大纲、国家德育目标、已有条件和资源来进行设定。人文教育类德育校本课程的目标不仅体现校本化，更是要突出人文素养教育的针对性。因此，在课程目标确立上要统筹兼顾好两个方面。一是以《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和《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结合民族精神、理想信念、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教育内容进行设定，将人文素养教育较好地嵌入其中，实施渗透教育；二是结合当前中职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现状与需求，将人文素养教育的总体目标分解到各年级，分年级组织实施。如中职一年级以“适应”教育为主，培养学生基础的人文知识素养，着重进行文明素养、人文知识、审美情趣、人际关系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为学生在中职阶段学习奠定积极向上、健康成长的基础。中职二年级以“人格”教育为主，着重进行情感、意志、个性及价值取向等人文精神方面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确立健康的情感体验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养成良好的个性特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学生步入成年创造条件。中职三年级以“成人”教育为主，着重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做优秀员工的品质和人文行为，为学生步入社会成为合格公民、优秀员工奠定坚实基础。

4.合理设计人文教育类德育校本课程

德育课程论文篇10

关键词：德育教育教学效果教育观念改革

引言

德育教育在一个人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这一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成了社会、学校和家庭关注的焦点。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就给我们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如何才能面对新时期、新情况、新问题，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水平、兴趣特点、行知能力，积极探索德育教育的新途径，提高德育课程教学效果，真正把大纲的要求落到实处呢？作为一个在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教育第一线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工作者，我谈谈自己对此的一些思考。

一、转变观念，树立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观念

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的目的是要是青少年学生在获得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代新人。假如我们的教育观念没有相应的转变，依然把目光盯在单纯传授知识上，把及格率和优秀率看作教育质量的唯一衡量尺度，就跳不出旧的教育教学观念的束缚。所以要搞好德育教学，首先在教学观念上要有新的转变，要明确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按照新《大纲》的要求，由单纯的知识讲授转变成讲授和实践相结合，注重教会学生用知识，让他们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发现、去思索、去分析，用自己的行动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满足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使学生能对知识有一定的理解、巩固就算了的状态，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素质和水平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型的新一代人才。

二、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和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德育课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一块黑板加粉笔，老师一人包场的“满堂灌”，这种陈旧的教学方法实质上具有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个体教育、社会实践和社会教育等诸多弊端。因此要提高德育课的教学效果，就得改革这种教学模式。我在教学实践中，结合现在学校教学设备的现代化和青少年学生的年龄特点，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

2.1注重联系实际：根据教科书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列举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和事例来分析，使书本中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形象事例相结合。例如：在《哲学基础知识》里，在讲解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时，列举社会中一些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达到犯罪的界限，而是由于思想上对自己的放纵，以为小小的贪一点、偷一点并没什么了不起而逐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这样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愿意听讲，接受所学知识，而且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又如在讲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时，把生产力比喻成脚，而生产关系则比喻成鞋子，用脚和鞋子的关系来形象的说明，使学生易于理解该原理。

2.2改变“满堂灌”，重视学生这一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想方设法让他们活起来，动起来。由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年龄大多在15—18岁间，属于活泼好动且爱表现自我的阶段，为此，在授课过程中，我很注意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根据教学内容，布置学生课后搜集相关资料，然后在下一节课由学生各自根据搜集的资料进行讨论分析，这样可使他们对所要掌握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例如在讲价值规律时，让学生分组到学校附近的市场去进行商品的价格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然后再通过老师的评讲来理解价格规律是如何影响价格的。又比如采用演讲法，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和所学的原理，谈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自己根据所学知识而提出改正方法。然后发动同学们一起评议。这些做法，使许多同学说：“以往觉得很枯燥的德育课不枯燥了，而且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是一门很实用的课程。”

2.3利用现代化教学设施，改变传统德育课教学不现代化的状况以往的德育课教学往往很少与现代化教学设施相联系，这也制约了德育课对学生的吸引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年龄特点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新的教学模式和手段，所以德育课要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手段也必须要现代化。如利用多媒体课件，增强学生的视听觉效果；通过播放电教片，使学生更形象地、更直观地感受其所要掌握和理解的知识。如在讲解有关企业的知识时，我给学生播放了关于海尔集团发展史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学生看完后，都感触很深，认为从片子里他们不但对企业的管理、改革和发展等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还认为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就业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严格的管理和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提高了在学校里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这种效果，我个人觉得比光靠老师一味强调加强纪律性、讲大道理要有效的多。

此外，还可开展“户外教学”，如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跳出课本，在社会生活中感悟道德，践履道德，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从而培养出面向未来、适应社会的人才。

三、改革评价制度，由单纯的考试分数改革为综合评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