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市场范文10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摘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我国在沿线地区的投资总额不断攀升。然，此区域地缘冲突不断，文化差异明显，投资者面临特殊的非商业性风险。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是资本输出国助益投资者抵御非商业性风险，维护海外投资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于沿线投资快速增长的需求，应借鉴OPIC实践经验，制定海外投资保险规范，精进海外投资保险内容，有效对接双边投资协定，调整保险运行机制，建构科学、高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规范，助益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中信保；OPIC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强劲提速，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持续刷新。然在2017年前8个月，我国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85．5亿美元，同比下降10％。①一方面投资者更为理性、审慎；另一方面，沿线地区非商业性风险（政治风险②）较高，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沿线投资的持续增长。2017年4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风险状况分析》显示：沿线国家评级为5－9级的占比高达84％，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中国网”《“一带一路”列国投资政治风险研究》的风险评估亦显示，沿线政治风险比较低的国家只有五个（新加坡、阿曼、斯里兰卡、文莱和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大多面临政局动荡、政党纷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腐败与排华等问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③投资保险是有效化解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提升投资者抗风险能力的专门性保障机制。然据“中信保”统计，2016年总承保金额为4731．2亿美元，其中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426．5亿美元，只占其承保总额的9．01％。按《2017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我国2016年183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计算，获得“中信保”承保的海外投资只占约1／5，④且主要是国有投资。这与我国快速增加的对外投资总额及“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为了推动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投资及收益的安全回流，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改革、重构。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缺陷与不足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肇始于1948年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当前已成为各国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通行路径。我国于2001年正式启动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但至今立法严重滞后。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投资保险沦为“中信保”的象征性的业务板块，并已掣肘“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一）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缺失。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完全依赖“中信保”的两个文件：《海外投资投保概述》和《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⑤，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投资保险是一个系统性规范体系，需要立法支持，仅用通知的形式开设几个险种是远远不够的。引发问题如下：（1）对于市场参与主体而言，立法的缺失导致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丧失，无法发挥指导性作用，投资者只能根据“中信保”的通知，通过具体协商才能澄清投保条件、范围、费率和期限等系列问题，大大抑制了投资者投保的积极性，制约了投资保险业务的发展。（2）“中信保”本身作为国有政策性保险机构，其业务主管部门是财政部，同时接受保监会的监管。⑥虽然“中信保”在2012年改革后建立了董事会，强调商业化运作，内部治理结构趋于合理，但由于立法滞后，无规范性授权，决策权限不明，许多事项仍然需要报财政部、保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导致效力低下，无法满足保险业“透明、高效”的现实需求。（3）“中信保”的两个通知仅规定了政治风险的险别，投资者及项目的承保条件、费率、代为求偿权等问题均未涉及，且缺乏项目风险预评估的筛查机制，主观性、或然性较大，并可能导致自身经营风险加剧，削弱其承保能力。（4）海外投资保险政策缺乏吸引力。“中信保”出于控制赔付风险的考量，保险费率高于日韩等国的同业机构，大大增加了投保成本。［1］且“中信保”又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处于垄断地位，致使投资者与“中信保”协商中处于弱势地位，影响议价能力。（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未能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InvestimentTreaty，BIT）条约有效衔接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BITs的衔接情况来看，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提升空间。（1）“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中，我国已与55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48个BITs约定有代位求偿权条款。⑦由此，还有近1／3的沿线国家尚未与我国就代位求偿权的承认达成一致，将导致“中信保”向投保企业赔付后缺乏向东道国追偿的法律依据。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实际所发挥的作用则十分有限，无法实现缓释海外投资风险和维护本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目的。（2）由于海外投资保险专门性立法缺失，没有国内法规范对代位求偿权及项目投保条件进行规制，“中信保”仅要求投资项目应符合外交、外贸、产业、财政及金融政策，符合投资项目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并获得与投资项目相关的批准许可。⑧质言之，我国投资保险实施的是不以与东道国签订BIT为前提的“单边模式”。如此一来，“中信保”的代位求偿权在条约法上难以获得东道国承认，赔付投资者损失后无法追偿，将增加“中信保”自身的经营风险。如果投保者亦是国有企业，无法追偿的情况下，承保即丧失了实际意义，且令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近50个BITs中代为求偿权的约定成了摆设。故应尝试“双边模式”，即通过与沿线国家之间的BITs明确赋予“中信保”的代位求偿权，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上升为“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理赔，确保“中信保”成功追偿。（3）政治保险与BITs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实践中政治风险承保机构更多将BITs视为东道国对于外国投资者持保护态度的一种信号，对承保范围以及费率的影响十分有限。［2］然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投资保险制度和BITs对于促进和保护海外投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时，应立足于对海外投资者的保护，注重国内投资保险法与BITs具体内容彼此衔接，充分覆盖投资者可能面临的海外投资风险类型，为我国的海外投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引。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一、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概况

近年来，受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希望在海外市场投资，拓展业务。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宽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2012年6月国家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政策指引。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取得了很大发展，投资金额和投资数量都有了快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5年1月，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透露，在中国企业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到了40%。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江苏，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50%。已有1万多家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约1万家企业。这些企业广泛分布在制造业、采矿业、商贸业、服务业等领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贡献。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也从最初的办事处、贸易公司模式逐渐向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海外资源基地、海外研发中心等模式转变。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具有市场化程度高、决策迅速、机制灵活等特点，但也面临信息不畅、人才匮乏、风险管理能力差等问题。因此，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谨慎行事，需要谨防可能遇到的陷阱。

二、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需谨防的几个陷阱

1.“抢抓机遇”的陷阱。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中，抢抓机遇曾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沿用了这种做法，抢抓机遇、大干快上。一旦在国际商务考察、国际展会或者国际会议中偶遇商机，唯恐失去这难得的机遇，未经深入和周密的调研论证，仓促上马，干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都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盲目进入海外市场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预期的收益往往不是真实的收益。许多看起来有利可图的项目，由于存在各种各样隐形的障碍和风险，最后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2.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会遇到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缺少辨别投资信息的渠道。如果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海外一些矿产资源投资类信息，可能会同时售给多家投资者，造成恶性竞争。另外一些投资信息，由于信息不全，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而无法深入的了解，真正投资时才发现还有很多隐含的债务或者投资限制，从而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3.轻信中介机构宣传的陷阱。一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为了吸引企业，常常会打出“熟悉当地情况、人脉关系广泛”的宣传。中国民营企业如果轻信了这些宣传，依靠这些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海外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看中的只是利益，他们只想尽快促使投资项目谈成，拿到自己的佣金，至于项目的后续工作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当投资后续工作遇到问题再去找这些中介机构时，这些中介机构则可能百般推诿。更有甚者，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存在手续不健全或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这些中介机构可能会利用当地一些势力对企业进行要挟，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害。4.“打擦边球”的陷阱。一些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明明知道投资项目存在法律手续不全或不合法之处，但却为眼前利益所惑，沿用早期国内市场的一些做法，“打擦边球”，先开工再办手续，边开工边办手续。这些做法在矿产资源类投资中较为突出，在涉及环评方面较为普遍。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在国内部分地方可能不会带来太大问题，补办手续就可以继续运营，但在海外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当地政府追究起来，严格适用法律，投资项目可能被迫停工甚至取缔，为企业带来巨大损失。5.“拉关系”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拉关系”，认为“关系”比东道国法律更重要。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在一些国家进行投资时，往往以认识一些官员为荣，认为有了这些官员的“关系”，有了这些官员的特殊关照，投资项目就会顺利展开，出现问题也能够很快摆平。实际上，由于政治、法律体制的不同，国外官员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也不能给予企业特殊关照，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如果民营企业靠“拉关系”进行海外投资，往往蕴含着很大的风险。6.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带来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由于不熟悉海外市场的情况，有时会选择在当地招聘管理团队。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由于距离遥远或者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监管和内部控制上往往力不从心。短期内，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和企业合作的很好。时间长了，尤其是企业有很多盈利时，则可能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冲突。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具有诚信还好，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诚信存在问题，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企业利益放在后面，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会经济师》2018年第2期与当地的一些会计师、律师勾结，将企业利益占为己有，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监管和内部控制应该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7.忽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重视产品、技术、营销、财务等能力的建设，但却忽视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实际上，海外投资面临与国内投资完全不同的环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最应重视的恰恰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许多海外投资风险是企业国内经营时所没有遇到过的，例如：除了企业国内经常遇到的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同业竞争风险等风险外，海外投资还会遇到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法律风险、跨文化经营风险、整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等，远比国内经营复杂的多。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忽视了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没有做到相应的预防和应对，当风险发生时，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8.缺乏长期规划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期规划，这会给企业带来危害。民营企业片面地认为这种方式带来的风险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及时撤离，规避风险。然而正是这种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有时反倒放大了风险。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对当地雇员的技能培训，当地雇员并不能长久受益，因此缺乏对企业的忠诚，甚至会损害企业利益；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很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很难引起当地民众对企业的认同；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忽视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常常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竭泽而渔，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损害，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和对立。在以上情况下，企业长期利益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也难以获得。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都会有长期的规划，在当地员工培训、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方面都做的较好。因此，日本企业在海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9.忽视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只是看到了投资项目本身，但却对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却没有很好的了解，不能够利用这些合作机制，维护自身的利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比较好，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建立了许多合作机制。在这些国家投资，当遇到困难时，通过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顺畅。但是，在一些国家，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排斥，“中国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还没有建立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应该格外慎重，不能只看到投资项目本身的收益，还要考虑遇到麻烦时能否顺利解决的问题。10.“忍气吞声”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需要诉诸法律加以解决。但许多情况下，民营企业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认缴罚款了事。长此以往，就在当地留下了中国民营企业好欺负的印象，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实际上，诉诸法律并不是那么困难，大多数东道国对国外企业投资持欢迎的态度，东道国的法律也很公正。只要企业的做法符合当地的法律，就应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三、规避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陷阱的对策

1.进行周密的投资前调研论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事情，因此，应该避免仓促上马的做法，需要在投资之前进行周密的调研论证。首先，可以用PEST方法对东道国的宏观投资环境进行分析。PEST方法是指从P（政治）、E（经济）、S（社会文化）、T（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东道国的宏观投资环境。PEST方法包含的内容很多，有许多需要考察的指标。以下几个与海外投资风险关联最密切的指标应引起特别的重视：政治方面———东道国政局的稳定性、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是否建立了合作机制；经济方面———东道国政府廉洁程度、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程度、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度、外汇管制程度等；社会文化方面———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当地民众的诚信水平、当地民众对于工作的态度、工会力量的大小、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等；技术方面———当地的技术水平、东道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其次，可以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微观环境。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雇员、工会、媒体、行业协会、股东、社会政治团体、企业所处社区等。这些都会对企业运营产生直接的影响。最后，还需要从企业经营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细致调研市场，对于消费者偏好、文化差异都应认真考虑；仔细进行成本核算，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水电成本、税收等调研清楚。在周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风险。2.委托正规的中介机构。不正规的中介机构会给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必须要委托正规的中介机构。正规的中介机构能够帮助企业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详细的调研论证，协助确定营销战略、销售渠道，建立和提升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虽然正规中介机构的费用可能高一些，但是相比于海外投资的巨大风险，这些费用是值得付出的。3.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慎重，确实需要“走出去”才“走出去”，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企业需要将“走出去”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去考虑。同时，企业需要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在当地员工培训、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方面都要有相应的计划。应该注意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收益。4.组建优秀的商务团队。优秀的商务团队对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至关重要。如果需要招聘当地管理团队，那么业务素质、语言水平、沟通能力都是考察商务团队成员的重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团队的诚信水平。因此，借鉴外企常用的做法，对雇佣人员进行背景调查是必要的。这样在人员甄选环节就把缺乏诚信的雇员排除在外。此外，企业还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监管和内部控制系统，从机制上保护企业的利益。切不可为了省小钱，而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5.履行完备的法律手续。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履行完备的法律手续。“打擦边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样只会给企业埋下隐患。在法律手续没有办完之前，海外投资宁可等一等，也不可贸然上马。另外，“拉关系”或者当地某些官员的口头承诺并不可靠，只有完备的法律手续才能保障企业经营的顺利进行。完备的法律手续也能够保证当企业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企业不必“忍气吞声”，能够合理合法地维护企业的利益。6.建设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防范风险应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企业应当建设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之前，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法律风险、跨文化经营风险、整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各种风险，并做好各种预案。在后续的企业经营中，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企业应该不断对预案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应对。7.充分利用中国政府的支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近几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为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大量赠款、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为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提供了很多便利。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建立还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自身不但能够获得收益，也能获得了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国家政府的投资安全保障。同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遇到问题时，应当及时与中国驻当地国家使领馆联系，争取使领馆的支持，通过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机制，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投资决策风险、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海外融资风险、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摘要]近几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无法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有海外投资的必要。在各种投资方式中，投资基金符合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的原则，也符合长期抵御通货膨胀的目标，是最佳的投资方式。

[关键词]海外投资投资基金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退休人数将超过7000万人，203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峰为22.06%，退休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将为47.39%。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的情况下，如何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成为政府有关部门面临的难题。随着社会保障面的扩大，资金缺口会更大，作为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要满足填补缺口的需要，就必须实现保值增值。

一、海外投资的必要性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条例》，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全国社保基金管理人，对托管资产的年收益率要求不低于通货膨胀加上三个百分点，2003年、2004年、200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1.8%，但从近年的数据看，2001、2002、2003、2004年的收益率分别为2.25%、2.75%、2.57%、2.32%，全国社保基金的营运能力并不令人满意，没有达到《暂行条例》的要求。

海外资本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投资收益存在巨大的差距。2003年，美国、香港股市涨幅分别为25.04%和63.68%，同期成熟市场的平均涨幅为25.54%，同年，上证综指涨幅仅为10.27%，1982-1993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香港的社保基金组合平均收益率分别为9.6%、10.8%、7%、13%和8.6%，而全国社保基金01年至04年的平均收益率尚未超过3%，可见社保基金海外投资可以取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摘要：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贸易的最大担忧，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法律风险往往是由政治原因引起，而法律手段又是应对政治风险的有效方式，政治与法律两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府更迭影响投资合同正常履行、东道国工会对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影响、非市场化国家缺乏契约精神、恐怖袭击、战争内乱、资产国有化、货币兑换限制以及资产跨境转移限制等，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产生于海外投资的市场准入、资产运营和资产退出阶段，涉及外资企业产权、投资范围、环境保护、税收、知识产权、劳工保护、资产退出等内容。通过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客观分析，结合相关国际经验与国际惯例，探索建立以法律为主要方式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将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有效防范、管控和解决贯穿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动态的全过程，不仅为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提供相应法律保护，更能为加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营建“一带一路”良好法治营商环境奠定基础和创造前提。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争端解决

一、引言

我们生活在法律化的世界之中，法律是全球化得以表达的专用术语。法律不仅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体系，也是建构世界的物质力量。在世界经济领域，服务贸易已取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主流，数字网络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世界贸易投资行为越来越具有规则化的特征和倾向。美国近期对华发起232调查、301调查，对中兴通讯公司执行出口禁令，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一系列单边主义贸易措施，都是在打“规则牌”，试图以“规则顺差”弥补贸易逆差。面对近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我国更应坚定不移地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践行经济全球化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装上规则之轮、法治之翼，加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投资贸易领域，我国企业正面临严峻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为保障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广大海外投资者的正当权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政治风险分析。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依然突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7）》中，列明了沿线35个主要国家的投资风险评级结果。该评级报告包括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四十一项细分指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风险较高，其中政治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潜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部分国家和地区政治情况复杂、政权更迭频繁、地区安全不稳定、政府偿债能力有限，具有较高的政治风险系数，投资风险与投资受阻程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1]。因此，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研究。1.“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地缘特点从地域视角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东盟与中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较少出现政治风险，政府偿债能力高于其他沿线地区，整体的投资风险较低；独联体与中亚地区相对东盟与中东欧在经济基础、社会弹性、偿债能力等方面较为薄弱，属于政治风险较高区域；西亚地区差异性最为显著，其中以色列与阿联酋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科研能力及军事力量，国内财政与金融系统较为安全，政治投资环境相对稳定，但伊拉克、伊朗等政局持续动荡，常发生军事冲突，社会秩序不安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投资风险系数较高。2.“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概念解析。首先，需明确政治风险是指因投资所在地政治因素而导致投资者利益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并非已然发生并确定的损失。其次，与市场经济领域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不同，政治风险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有明确的特殊性，我国企业不可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政治风险数值的判断和预测来确定其将来的经济收益率，企业往往无法通过对其自身的风险管理有效规避政治风险损失，多数情况下仅能做出予以投资或不予投资的决策。再次，要清晰地认识到政治风险发生于东道国国土范围之内，并不包括东道国本土领域以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政治风险。虽然在空间上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差异较易划分，但国家与其所在地区之间的风险差异有时却无法明确区分，两者之间往往具有较密切的关联性。这使很多国内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时，往往会扩大一国政治风险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和领域范围，海外投资风险尽职调查常会受困于此，投资前的考察过程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最后，应将政治风险归于情报信息的广义范畴。考虑到政治风险来源的多样性，在评估政治风险时需要全面准确地掌握有关东道国的政治情报信息，情报信息的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的投资行为以及项目合作的成功与否。3.“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但是，国有企业因其所有权性质在对外投资时更易引发当地政策对抗、群体不满、社会争议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等重大问题[2]。尤其是伴随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议题的兴起，东道国政府更倾向于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视为一种国家行为，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况且，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投资结构过于单一，主要是以自然资源相关产业为主，围绕矿产、电力、交通等领域集中开发，这些行业关系着东道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利益，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极易引发政治风险。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军政权力交接、地区政局动荡等阶段，甚至武装斗争、恐怖袭击等极端情形时有发生，例如湄公河金三角流域发生的泰国劫匪杀害中国船员事件以及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ISIS恐怖组织强制占领由我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油田、炼油厂，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4.“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类型划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府更迭影响投资合同正常履行、东道国工会对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影响、非市场化国家缺乏契约精神、恐怖袭击、战争内乱、资产国有化、货币兑换限制以及投资资产跨境转移限制等风险，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还包括非传统的政治风险，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由东道国自身政治状况不安定而产生的政治风险；第二类是基于东道国政府对个别或者所有外资企业所采取的特殊管理政策而带来的政治风险；第三类是发生在东道国境内针对外来投资者的不确定性非政府行为而引发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具有一定现实客观性，不以投资者自身意志而转移，企业无法通过自身经营行为从根本上规避。政治风险的成因、分布、分类、概念等因素决定了防止风险、减少风险、化解风险的主体必须以母国政府为主，企业可以在政治风险损失发生后向母国政府或相关保险机构寻求代位求偿，以此获得来自政治风险的损失补偿。总之，长期以来欧亚地区政治矛盾突出，众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面临着较其他地区更为严峻的政治风险。（二）“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法律风险分析。“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因违反东道国法律法规而受到法律惩罚或法律制裁的风险，其依据主要来自于投资者行为、东道国法律制度以及母国法律制度，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产生于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市场准入、资产运营和资产退出三个阶段。1.外资市场准入阶段法律风险。所谓外资准入是指东道国有权规定在满足何种条件下外资企业方可进入本国市场开展投资贸易活动，具体包括准入权和设业权，前者是指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权利，后者是指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设立商业存在的权利。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采、能源开发等行业，东道国通常会在外资市场准入的权利范围、职责履行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定。（1）对外资企业产权的限制性规定。主要是针对外资企业股权进行一定限制，尤其是对一些工程量大、涉及利益广、运作周期长的合作项目，我国企业常与东道国政府或代表东道国政府的企业签订协定书，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东道国政府通常会将我国企业的投资资产限定在一定比例范围以内，以减少我国企业所持有的项目股权，将工程的实际掌控权和决策权交给其国内企业。（2）对投资准入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对于我国企业投资的基础设施、矿产能源等领域，东道国政府一般会以“肯定清单”或“负面清单”的方式限定外资市场准入范围，例如缅甸《外国投资法》中“肯定清单”详细列明了外资市场准入领域，而印度、沙特阿拉伯借助“负面清单”规定除特殊领域外外资企业均可进入[3]。然而，现实中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常会在未实施法律风险审慎调查和知晓东道国外资准入规则的情况下盲目竞标，缺乏对竞标项目可行性的客观分析，进而导致投资计划无法顺利进行，并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3）投资履行中的限制性规定。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履行中，东道国政府通常会对货物当地含量、外汇限制、贸易平衡、进出口用汇、国内销售数量等方面进行特殊规定，这对我国企业准确掌握关于项目建设的履行规则及行业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4）市场准入的例外限制性措施。在市场准入阶段，除一般因素外，我国企业也不可忽略个别的特殊因素，其中投资准入范围中的例外规定尤为重要，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审查与特许审查法律风险，中海油对石油企业尤尼科公司的收购失败案例以及中国铝业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项目投资合作失败案例均是源于东道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与特许审查制度。2.资产运营阶段的法律风险。资产运营阶段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涉及环境保护、税收、知识产权、劳工等多方面，要求我国企业时刻关注并真正了解东道国法规政策的主要内容、调整实施及改革创新，其中主要包括：（1）环境保护法律风险。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和实施过程中，我国有些企业因不了解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保护已有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东道国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缺乏足够重视，导致破坏东道国生态环境和资源过度开采的情况时有发生，被东道国及其他国家指责为“掠夺性开发”，甚至导致“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负面言论甚嚣尘上。环境保护法律风险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行，也给我国企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带来不良影响[4]。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能源开发等高风险、易污染行业，而“一带一路”沿线地貌又多以荒漠为主，植被稀少，生态环境系统脆弱，加之各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环境开发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我国企业自律性不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相关投资活动极易产生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引发当地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关注。（2）税收法律风险。第一，税收政策差异性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为类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税制和税率不同，税收待遇差异较大，在海外投资中我国企业不得不面临复杂的税收环境，并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投资运营上进行适当调整。第二，税收优惠政策风险。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海外投资主要是工程承包建设、资本输出及并购，然而沿线许多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在本国承包工程或提供劳务所享有的免征企业所得税期限仅为6个月，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实施时间一般较长，我国很多企业根本无法完全享有东道国政府所给予的税收优惠待遇[5]。第三，重复（双重）征税风险。截至2017年，虽然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税收协定，但是我国当前实行的是分国不分项的税收抵免政策①，“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属于低税率国家，按照现行税收抵免办法无法有效避免重复征税，在“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中重复征税情况依然较为常见。（3）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违反东道国所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国际条约以及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具体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权限、审查程序、审查标准等内容。除此之外，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的事例也常有发生，如“飞鸽”牌自行车商标在印度尼西亚被抢注，著名家电商标“海信”在德国被抢注等典型案例[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对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也缺乏权威数据和官方信息的准确指引。“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尚待完善，这使得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较易遭受侵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风险由此产生。（4）劳工保护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于违反国际劳工组织（ILO）所确立的国际劳工保护标准、东道国劳动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国内劳工保护的法律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境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7]。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失业率高于我国，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可为当地市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国家对中方人员在当地就业有一定限制，强制规定合作项目中的一些重要岗位需聘用当地人员，外资企业运营的本土化趋势不断加强，这无疑有损于中方人员的海外工作权利。因此，一方面我国企业要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保障东道国劳工权益，协助维护当地就业市场秩序；另一方面也要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中方人员的基本劳动权利，减少中国员工在海外工作可能遭遇的劳动权利问题。3.资产退出阶段的法律风险。资产退出阶段法律风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我国企业因经营不善或项目完工而直接退出东道国市场，另一类是受东道国政府政策影响而被迫撤资退出。现实中，我国企业海外资产退出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指项目所有权的国有化风险，即东道国依据本国法律将本属于我国企业的资产强制性转化为东道国政府所有的行为。投资项目的国有化将导致资产所有权转移和投资方、承包方的主体变更，这是对我国企业正当权益的严重损害，不仅涉及政治因素，更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风险、经济风险、文化冲突，严重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活力和积极性。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或地区常年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党政冲突加剧，我国企业海外资产所面临的国有化风险非常严重，需要我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政党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积极采取相应法律措施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贸易，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与我国不尽相同，甚至属于不同法系，容易因为法律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各种法律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立法滞后，在法律执行上歧视外资企业，甚至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进行或明或暗的特别管制，中国企业在面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等要求时，往往会因为对其规则的不熟悉而遭遇诸多现实困难。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为了带动出口的增长等，具体请详见。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