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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资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5:46:51

公共投资论文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1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2.11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管理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尚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公共投资的效率。有必要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保证项目建设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最大效益。

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经济管理部门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因此，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够重视，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损失，公共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在深化改革中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意义。本文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正确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行使对项目的监管职能。以保证项目建设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和规范的程序，保质保量地实施完成，使公共投资产生最大效益。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公共投资项目制定了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公共投资监管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下面从公共投资的监管机构、监管队伍、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进行分析。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机构设置

对公共投资项目进行监管的机构可分为内部机构和外部机构，当前我国这两类监管机构的设置在实际监管过程中都存在各自的缺陷。

第一，缺乏系统、协调的内部监管机构。具体表现在：一是各监管部门和地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制定的部门和地方法规中。出现了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甚至是相悖的内容。二是各监管部门各自为政、职责划分不明确，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重复监管与监管漏洞同时存在。三是由于有关规定的内容过于概括、空泛，缺乏具体的解释，可操作性不强，使得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能时主观性和随意性很大。四是建设机构专业能力较低、水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监管的质量和效果。

第二，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管部门。具体表现在：一是从事社会监督的职能机构大多隶属于党政机关，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党委只能服从、支持，而不能监督、制约。二是有些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缺乏独立性。往往同化为党委机关的一个部门；对其所监督的对象(党政机关)也有很大的依赖性，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三是中介机构本应是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主体，但在实际工作中，带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党政干部兼职现象比较普遍。四是公共投资透明度低，缺乏完善的举报系统。社会公众舆论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二)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队伍素质

由于公共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监管的项目越来越多，我国目前的公共投资监管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不能满足监管工作的要求。

从思想素质来看，我国监管人员对公共投资项目实施监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些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浮于表面，走过场；有些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监管不严，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到位，不能起到警示作用；还有少数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甚至与不法承包商相互勾结，大肆侵吞财政投资，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从业务素质来看，我国目前各监管部门和机构的监管人员组成来源繁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项目监管机构的人员直接来自各政府部门：很多人没有经过专业性的投资项目管理的系统训练，工程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知识匮乏：不少人员只是通过简单的项目管理知识的初级培训后就匆忙上岗，普遍缺乏对项目监管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难以适应公共投资监管的要求。

(三)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方式

按照监管的机制设计理论。监管主要有两种模式，即“巡警监管”和“火警监管”。所谓“巡警监管”主要是采用审计、稽查、项目后评价、调查和其他直接方法进行监管，使用范围广，主要是外部监督。“火警监管”主要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检举揭发来进行监管，它可以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应是根据被监督对象的特点。两种方式有机结合的监督机制。而我国当前主要采用的是巡警监管，且主要是事后监督，对火警监管方法的应用和重视不够。

我国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督执法分别由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重大建设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负责。一方面，我国公共投资项目量大面广，业主多而分散。使监督力量显得过于分散、薄弱。另一方面，在现行的公共投资项目管理体制下。这些主管部门仍然在直接插手工程项目的管理活动，有的主管部门负责人还兼任项目负责人。出于部门、行业利益的考虑，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缺乏严格监督的动力。

目前我国的招投标活动没有重视“火警监管”的作用，其机制也很不完善。首先是缺乏统一、协调、高效的行政监督申述机制。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此明文规定所造成的。举报系统不完善，没有保密机制，举报办法和奖励措施不明确，使得举报者缺乏举报动力；公示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不高，也使举报者无法掌握足够的违规操作的证据。同时，社会公众以及新闻舆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应建立完善的举报系统，制定举报办法和奖励措施，提高检举揭发者的积极性，使“火警监管”在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克服我国公共投资项目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和法律、信用制度不完善给公共投资项目造成的监管困难。

(四)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内容

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中，监管内容是监管工作的核心。在投资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中，随着被监管项目的实施阶段的不同，监管内容也不同。

从项目决策过程中的监管情况来看，公共投资在项目的提出、可行性研究、项目论证、招投标等环节的监管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方面，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滞后，前期方案深度不够，论证不充分，建设项目“三超”现象严重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投资管理，可行性研究未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公共投资建设虽然绝大部分通过招标方式进行，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透明度和监管远远不够，还存在大量的违规行为。

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管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建筑市场还不完善，工程监理制、项目法人责任制等制度执行不力，尚不能对项目投资、质量和进度实行有效控制。在公共投资资金监督管理方面，由于监管机制不合理、监管制度不健全，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使得资金挪用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投资效益低下。在公共投资项目质量监督管理方面。虽然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监管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质量监管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其监督的力度、深度都不够。

二、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目标模式

由于各国制度上的差异。我国不可能照搬国外的监管模式。因此。我们只有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监管模式。

(一)建立科学的监管目标体系

我国公共投资项目监管期望达成的目标是：全程监管、统一监管、透明监管、法制化监管和高效监管。全程监管，即不但要对项目的建设过程进行评价和监管，还要加强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的严格评估和审查，以及对项目建成后的使用过程和运作效益进行评价和监管。统一监管，即把目前资金渠道不同的公共投资项目都纳入统一的审批和监管体系，改变目前这种不同资金渠道各自为政，申请、审批和监管等程序各不相同的状况。以堵塞漏洞、统一标准、保证公平。透明监管，即监管部门要实行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务透明的阳光监管，通过信息披露、公示、听证等方式，将监管部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防止“暗箱操作”，使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更加规范，更加公正。法制化监管，即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将公共投资项目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监管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监管更加规范。高效监管，即通过科学的组织、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以达到“低投入、高产出、高质量”的目的。

(二)建立立体的监管体系

一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主体体系。公关投资的监管主体应包括投资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及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办公室。同时，还应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管理职能，加强人大监督政府预决算的作用，以促进政府和有关部门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管好、用好，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益。

二是建立市场化、专业化的辅助监管体系。基于项目类型多样、专业性强的特点，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借助专家和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进行监管。通过建立专家库，从中组织专家进行项目审查和评估；通过建立中介机构库，挑选优质中介机构从事监理、评审和代建等工作。此外，公共投资监管还应包括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公共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实行举报、投诉、公开曝光、奖励等制度，使公共投资项目处于全社会的阳光监督之下，以降低政府监督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

三是建立多角度的监管体系。即建立包括投资计划监督、招投标监督、审计监督和监察监督在内的监管体系。通过投资计划监督，对公共投资项目设计概算进行审查，对概算编制依据的合法性、时效性和适用范围，概算编制说明和编制深度，概算编制范围，建设规模、设备配置、工程量计价指标和其他费用进行审查，从源头上保证公共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通过招投标监督，进一步加强对投标人和招标机构的监督管理，依法实施招投标市场准入管理制度。通过财政财务监督，严格审核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严格监管工程建设中的资金使用情况，按工程建设进度及时拨付工程款，从严掌握工程管理费开支。通过审计监督，即通过开工前审计、在建工程审计和竣工审计，对公共投资的节约、效率、效果进行审核。通过监察监督，对投资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招投标市场管委会办公室、招投标中心及其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员进行督察，对失职渎职、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违反程序的，依法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

(三)建立全过程监管机制

一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专家评估论证制、项目法人招标制、代建制、代营运制等制度的引入，从项目选择、项目建议书、可行性论证、项目设计、施工管理直至项目使用，都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介入，并对其实行信誉评价管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借助市场的力量来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的效率。

二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具体可以采用项目保险制度，即项目承接机构必须投保专业责任险，由保险公司为其服务质量提供保险。项目保险制度不但可以在项目建设过程采用，在项目运营过程也可以采用。这样在增加中介机构的信誉度的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公共投资项目的风险。

三是建立绩效管理机制。重点在于建立后评价制、问责制和稽查制。后评价制是绩效管理的基础，为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奖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问责制即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在稽查中发现的问题。必须追究单位以及个人的责任，进行处罚和惩治。问责制是将监管落到实处的最为重要的保证，其执行力度直接决定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稽查制是指根据相关规定和标准对公共投资项目进行全过程的、全方位的检查。通过建立绩效管理机制，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

(四)采取双重复合监管方式

完善公共投资项目的监管体系，应采用由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双重复合监管方式。项目的政府监管职能是指在项目主管部门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各个环节进行适时监控。项目的市场监管是以社会中介机构为主体对项目的实施情况通过市场规则进行的监管。目前，后者对我国公共投资项目还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必须大力完善。同时。还应加大银行、保险公司对公共投资项目建设的监督力度。国家应制定系统的法律法规对项目的全过程监管进行规制，明确具体监管的机构，监管的目标和监管的责任，实行监管责任制，避免监管缺位。政府还应建立完善的举报系统，制定举报办法，引入民主监督机制。

三、实现我国公共投资监管模式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投资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断提高的社会和经济水平要求更为科学高效的公共投资监管，而目前的监管模式只能维持公共投资的低效运转。必须尽快转变。为落实公共投资监管的目标模式，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完善公共投资监管的法规、制度

首先，加快公共投资的立法步伐，建立公共投资法律体系。制定《公共投资条例》，对公共投资行为进行规范。对公共投资的范围、原则、投资主体、程序、制度、监管及法律责任等予以规定。制定《公共投资项目监管条例》，全方位地对监管体制做出系统、全面的规定。同时，对现行与投资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尽快建立起完整、有效的投资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其次，明确各监管机构的具体分工和实行监管责任制。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了对公共投资项目形成科学有效的监管，应明确监管机构的具体分工，明确监管责任人，实行监管责任制，避免监管缺位。对在政府公共投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应该坚决处理，责令整改或给予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还应明确社会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使社会监督主体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品格，不依附、不受制于其他监督制度；在组织上有独立的体系，彼此之间没有领导隶属关系。

再次，建立健全与投资活动有关的制度。一是要建立公共投资大型项目听证制度，确保公众在项目决策过程中的直接参与权，使公众在参与项目决策过程中能够进行利益诉求。保障公共利益实现。二是建立公共投资项目的公示制度，提高投资项目实施全过程的透明度。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和威慑力，防止监督中的腐败行为。三是建立公共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要综合运用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多种形式。增强公共投资法律制度的刚性。

(二)提高公共投资项目监管人员素质

首先，注重抓好思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项目监管人员的思想素质。重点抓好立足本职、勤奋工作的爱岗敬业教育；把握全局、坚定信心的形势任务教育；依法行政、遵纪守法的政策法规教育；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的廉洁从政教育。

其次，全面提高监管队伍专业素质。一是不断加强对监管队伍的专业知识和政策法规培训，针对本单位人员结构和自身特点，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培训。二是不断选拔优秀的人才来充实公共投资的监管队伍，切实关心监管人员的成长和进步。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再次，抓好监管队伍的廉政建设，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监管人员要遵守党和国家有关规定。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和纪律，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在稽查工作中，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金钱、人情所动，不为物质利益诱惑，不断增强监管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三)完善公共投资监管的市场机制

一是健全有形建筑市场，完善公共投资项目投资制衡机制。有形建筑市场的出现，将工程项目的一系列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内进行。成为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而投资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则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职能分工，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管理进行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二是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国的中介服务机构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机制。政府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方面，应多鼓励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规范对中介服务市场的规范，积极推进公共投资活动的市场化。

三是建立量化指标体系和项目监管信息系统。应抓紧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建设项目的投资、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控制、财务评价等方面的量化指标体系，从而对建设项目的资金到位情况、工程进展情况、概算及其调整、投资及其效应等信息及时掌握。要形成规范的建设项目信息报告制度，并建立起上下左右沟通的信息传递网络系统，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各类数据。

四是尽快建立信誉评价制度。应尽快在我国投资建设领域建立起信誉评价制度，对承担工程建设的各类中标商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价。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分类的信誉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誉评价数据的管理系统；将履约差、信誉低的承包商公开，并视其情节，给予警告或取消投标资格，以建立起内在的风险和信誉约束机制。为建设市场的良性运作提供保证。

五是逐步推行公共投资工程担保和保险机制。具体包括：承包商投标担保，确保中标的承包商按中标价格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商履约担保，确保承包商履行承包合同，降低或规避违约风险；付款担保。即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和承包商对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的付款担保，确保分包商和供应商得到全部付款，以保证公共投资工程的顺利实施。

(四)建立公共投资项目后评价体系

首先，应确立公共投资项目后评价的法律地位，将后评价工作纳入地方乃至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后评价工作在整个投资资金使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把后评价工作结果作为考核公共投资部门投资行为的重要依据；制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投资法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使后评价工作有法可依，增强评价工作的权威性。

其次，要明确项目后评价的资源要求。开展项目的后评价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资源。包括后评价的人力资源、后评价经费以及后评价的时间等。国家应对项目后评价投入的资源做出相应的规定和标准。以便各地区、各部门参照执行。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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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数据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横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进行建模。与单纯的横截面或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表现在，提供了更大的样本点以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从时间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横截面数据看，又能描述某个时点各个个体的状态及个体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楚永生，2004）。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等；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行政服务、治安等。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农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讯等便利的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本文将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看作是公共资本投资（李桢业等，2006）。因此，根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可设计如下：

LnYit=β0+β2LnLit+β3LnGit+uit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个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个地级市）农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项目；Y代表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β0为常数；β2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L为农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β3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G为公共物品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1999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u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检验时，分别对上述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上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00－2005）和《河南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变量回归系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不同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称作组间效应（betwee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同一组数据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称作组内效应（withi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同一个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尽管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当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正态分布时，回归系数才会完全不受组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回归系数也会受到组间效应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

三、检验结果及说明

为了检验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和农业总产值（Y）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互影响，依次分别对变量G与变量Y的关系和L与Y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组Ⅰ和组Ⅱ），然后将变量G与L同时与L进行回归分析（组Ⅲ）。回归结果见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围是dL＜D.W.＜(4-dU)，即对于组Ⅰ和组Ⅱ来说，1.16＜D.W.＜2.61，对于组Ⅲ来说，1.05＜D.W.＜2.57，故可认为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在组Ⅰ中，我们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对农业总产值（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无论是组内效应还是组间效应，农村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均为正，即促进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在组Ⅱ中，我们又检验了农业从业人员（L）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递减，农业总产值是增加的，这和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劳动，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效率得以提升。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显然这里随机效应模型既考虑了地区间的差异，也考虑了一个地区内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回归系数同时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由农业从业人员决定，农业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播种面积也较大，因此其农业总产值就比较大，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

在组Ⅲ中，我们将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和农业从业人员变量放在一起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两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组Ⅰ、组Ⅱ相同，且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公共物品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资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总产值也会较大（假定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变量均相同的前提下）。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公共物品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随着同一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

从组Ⅰ和组Ⅲ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组Ⅲ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理

从财政支农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10.8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亿元，但实际上财政用于支农的比例在整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从1994（1995年除外）年开始河南省的财政支农比例开始低于全国的财政支农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显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显得尤为不足。

从财政支农结构上看，当前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等（见表2），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如2003年为74.6％，2004年达到80.3％，并且这一比例也高于全国的比例，由于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支出，所以这些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较严重。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支出比例过低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或不足。

2.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3可以看出，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开封的4.70倍，到2004年扩大到6.14倍，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扩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地区差距的加大，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投资。

（二）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因此，针对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要提高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流入结构，即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的比例，降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例；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地区结构，即加大对信阳、周口、驻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资较低地区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财政和国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体制，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

第三，建立省、市、县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政府应处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具体负责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投入的筹集和使用，收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参考文献：

楚永生.2004.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3.

李桢业,金银花.2006.长三角政府公共资本和民营资本生产率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3).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4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三）优化投资结构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2.11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5

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活动中，发达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欠发达地区和特殊类型地区具有示范影响效应。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多种模式。第一，华西村模式。江苏省无锡市华西村有着“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该村在村党委领导下，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规民约》管理规范，不断努力与进取，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该村由原来的“小华西村”兼并了周边16个村庄，形成大华西村［5］，使得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布局优化在更大空间范围之内得以实现。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对周边村庄进行兼并，由“强村”和“大村”带动“小村”和“弱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突破单一村庄的限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之内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和地方公共产品。第二，蔡坨村模式。北京市峪口镇蔡坨村是一个平原村，2008年全村共有345户、1178人，村庄建设面积达到600亩。该村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动议搬迁并建设新村庄，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编制新村规划，自力更生，逐步实施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6］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大多数村民意愿，搬迁旧村庄，建设新村庄，稳步推行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第三，吴中区模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为我国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该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发展物业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完善村镇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基础，提高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分类实施新村庄建设，节约使用土地。［7］376－400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提高基层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强化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科学规划，把新农村建设、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结合，统筹城乡可持续发展。第四，希森模式。山东希森集团为民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通过捐资修路方式采用企业所在地新农村建设。该企业1999年通过拍卖获得某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权后，把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投资建设两个新村，对两个村庄进行了彻底改造，村民则搬入新村入住，该企业还在这两个村为外地员工建造住宅。［7］439－447该企业在新农村中通过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发展企业项目，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有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在为村民创造良好的公共设施条件的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事实上，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城市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配套与对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体系。现把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典型案例与模式。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欠发达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的重点地区，不仅关系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我国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几种典型模式。第一，安义模式。江西省安义县在新农村建设中率先引入社区建设概念，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在借鉴城市社区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村民社会的共同体，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从新的层次重新配置农村的各种经济资源，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2003年江西省选择了100个自然村落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5］175－18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对农村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进行再整合，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入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激发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的积极性。第二，五山模式。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全镇面积250平方公里，管辖20个村子和2个社区居委会，2006年人口3．5万人，该镇原来经济较为落后，经过新农村建设已经变成湖北省西北部重要的茶叶之乡和特色名镇。［8］该镇把发挥资源优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村镇建设与茶叶产业联动发展。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综合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引入新村镇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之中，建设具有资源特色优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临泽模式。甘肃省临泽县位于河西走廊腹地，是一个传统的灌溉农业县，总面积2727平方公里，71个行政村，2007年总人口为14．6万。该县西街村积极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发展劳务经济，通过能人组织带动、吸纳富余劳动力，通过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参与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5］278－289。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劳务输出和订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通过农民增收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的能力。第四，毕节模式。贵州毕节地区是我国西部的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欠发达状态的贫困地区，2009年全地区大约727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大约60万人，低收入人口大约102万人。在新农村建设中，该地区以生态移民解决资源型贫困，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7］420－42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扶贫开发、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扶贫开发与生态移民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可见，欠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现把上述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2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同样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典型案例与模式。

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体制，公共领域投资体制，公共政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

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自1978年我国启动体制改革以来剩余的几个关键领域的重点改革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关系到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建设的特点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必须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领域，或者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它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来使不同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利接受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以及保障性住宅。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对于那些公益性弱，可以由市场介入的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将其视为市场领域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一、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特点及其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的处理上，一是政府间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前者认定为宏观体制问题，把后者视为微观体制问题，因为后者基本集中在服务供给的末端。

（一）宏观体制：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政府间财政负担不规范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中国应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英国、瑞典、以色列、埃及、加纳和菲律宾也都实行单一性的政府体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扮演最终权威的角色。在联邦制国家中，权威是在联邦政府和选区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职权领域内，每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要处理政府间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以美国为例，自内战以来，美国联邦主义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在二元联邦主义中，州和联邦政府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一是分权问题。我们把责任划分和责任明晰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征之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在社会体制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建设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以及双方责任划分不清晰而难以顺利实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直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见表1）。

[@图头@]表1：2004年全国主要支出大类占预算支出的比重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摊比例

从义务教育为例。从对云南省调研的情况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各地财力差异很大，而且由于标准等问题，经济富裕的地区反而得到的转移支付更多。另外，教科书费用由中央财政解决，但是中小学的教学辅导书很多，一般在53元到63元之间，是由个人支付的，贫困家庭很难负担。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政府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①我国完全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存在诸多困难，处理目前的义务教育“欠债”问题既困难又复杂，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十分艰巨。

再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投入体制还是多元化的，城乡体制分割非常严重。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中，对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靠地方力量，包括过去几年推行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主要采用这种模式（见表2）。“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②根据国际经验，类似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国家是由中央政府（联邦）或省政府支出的。另外，在我国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掌握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图头@]表2：2004－2006年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情况（%）

还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方面的公共财政责任在实践中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尚不规范，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的支出，在体制上还存在突出问题。昆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区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以区财政为主，市财政适当补贴。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区财政很难承担，最终造成标准低、覆盖面窄。昆明在云南属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就更难说了。黑龙江省80%的县依靠国家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农村最低保障工作，尽管省财政尽了很大努力，给予了78.5%的资金补助，但是仍然有贫困县市需要自行匹配的资金，无法落实。救灾方面，黑龙江目前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的口粮救济。国家每年拨给黑龙江省救灾资金在1亿元左右，需政府救济粮人口按300万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实际得到救济33元，基本口粮的保障都十分困难，再加上蔬菜等生活副食的支出，灾害救济金更显得捉襟见肘。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不断上涨，贫困居民的生活压力持续增加。每年国家拨付的恢复重建资金十分有限，补助标准经历了从300元到600元的漫长历程，到近期才提高到每间房子补助1500元的标准。近些年来，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比较大，对弥补地方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转移支付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上，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公共财政面向城市基础之上的，这种模式对我国体制建设形成了严重制约。第一，现有农村老年群体，保障水平低，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第二，城镇化进程加速，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调查发现，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尽管政府对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给每个参保农民的补贴为50～70元，但是仍不能达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公平。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必须满15年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致使4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不能投保，这意味着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这些失地农民关上了养老保障大门。

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从支出责任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但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低得多，地方政府没有确定税率的自主权，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当地的支出需要。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税收收入的缺口需要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现行体制内存在的逆向激励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全部财政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公共领域投资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委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投资轻规划，尤其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人均财政支付能力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致使规划目标不明确、不准确，实施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体制：服务组织欠发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但是，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创新精神和开拓性不足，不少组织以营利为目的；（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们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确切统计数据。从民政事业的支出中也很难看出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款项（见表3）。从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地区的个别组织得到本地政府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社区建设资金还是比较缺乏的。根据2005年民政部的百城（区）社区建设抽样调查和社区建设问题专题调研，2004年，被调查的235个社区中，27.66%的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1～8万元的占31.91%，13.62%在8万元以上，有26.81%的社区未填。这些有资金的社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调查表明，政府每年拨款在5000元以下的社区占28.09%，5000元到15000元之间的占13.62%，25.96%的社区可以得到15000元以上的政府拨款，有33.19%的社区未填。社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组织了。

[@图头@]表3：2000－2005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明细（单位：亿元）

二、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确定：在宏观体制上，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管理者、提供者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者角色，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系，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

（一）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人口众多，五级政府施政，由哪一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最合理？能否采取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财政体制及转移体制框架。第二，是否由省级政府负责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监督、执行和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第三，是否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责任，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均等化的责任分担模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领域本质上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支出的主导责任，中央财政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通过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政策和监督。根据规划和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中央政府应当就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标准，并对贫困地区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提高弱势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及低收入阶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科学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中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要遵循实践和理论两条原则，一是应从有利于建立中央对地方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调动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方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依据公共需要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分别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根据上述原则，应该建立有权威的、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把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划归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对于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共有事权，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在相应的支出责任上，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的固有支出与地方政府的固有支出；必须依法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共同事务的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原则和比例。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财力分担上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出资问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1994年以来确立并实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一些转移支付形式具有原体制遗留的成分，办法还不尽合理和规范。尤其是，面对基层政府的普遍财政困境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要较好地履行对全体居民的政府责任，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难以进行。因此，在讨论了政府间事权界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和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标准之后，应该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层面，对致力于解决各地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总体思路是逐渐淡化人为因素在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各级财政比例分担的权重，加重对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的权重。近期内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内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央财政有效实施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的前提。具体标准的设定可以根据经济和财政指标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消除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财政的分担机制。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分担办法，比如，省级政府在中央划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下，根据市县具体经济总量、财政收支以及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规模等指标，合理确定本省范围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财政分担机制，也可以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二）明确社会组织的角色，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者作用

1、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

通过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完善相关措施，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也可以由社会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政府采取委托协议等形式购买其服务，提供给公众。放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对有关地方性法规、政策以及各职能部门设定的行政许可和审查制度进行清理，凡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对社会开放，凡是对社会举办和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合法的规定，都要取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分类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2、培育非政府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

对于一些经济类的中介组织、基金会组织或一些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只要给予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或民间福利组织，他们的很多服务属于低偿或无偿，难以通过收费维持，政府就应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需要探讨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一套考核委托（托管）或补贴机构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及明确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方式，据以评判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经营运作状况以及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扶持的方式和标准。总之，政府给市场、给财政补贴，将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民间福利机构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GDP；GNI；财政收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时高时低，呈现不规则变动。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稳上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以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算术平均，其过于简单，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预测

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未必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衡量），反之，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必就有较低的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将采用两种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影响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一些学者以人均GNP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找出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各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和国家为：1961-1979年，38个国家（陈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个国家（陈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个国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即线性-对数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NP。

我们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能根据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上述研究相同，我们仅仅使用了大国的数据，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中国进行比较，而且统计资料比较齐全。所谓大国的标准是：2001年人口在1千万人以上的国家（世界银行，2003）。按照此标准，我们使用了57个国家的数据，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0个低收入国家。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Eviews软件。

(1)使用57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模型1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估计值为0.3408，其含义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增加约0.0034个百分点。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792（1975-1979年，陈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陈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们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7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力减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根据这57个国家的数据（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越稳定，国别差异越小（表现为变异系数越来越小）。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数字特征表明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已趋于稳定。由此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国家考虑在内，很可能会低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今后十多年内，中国仍将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着重关注在这一收入类型国家中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表1：57个人口大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2001年）

中位数（%）均值（%）变异系数N

高收入国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国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国家3.13.700.5520

所有国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针对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的估计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要比考虑全体国家时大得多。

(3)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

为了预测今后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应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中国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中国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20101-2020年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我们认为，后一项预测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长6.5%应该是可能的。

2001年我国人均GNI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长7.5%，2011-2020年年均增长6.5%，则2010年人均GNI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将达到3200美元（均为2001年价格）。

根据57个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95%、4.07%、4.18%和4.29%，这一结果与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结论非常接近。根据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个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6418美元，2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2707美元。从预测的角度看，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值越接近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预测结果越精确（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使用哪一个模型，对于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结果应该更为准确。

2、.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来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我们假定，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相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或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我们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和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据此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在2004年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给出一个基本估计：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55%-6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30%之间。由于我国已经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们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的关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5%-60%之间时，大致相当于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0%的水平。根据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首先考虑只选择人口大国，但发现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口大国数目太少，导致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该书一共提供了20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三种情形分组（三个组的国家有重合）：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8个（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第二组有24个，第三组有2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29%，中位数为4.4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2%，中位数为4.45%；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1%，中位数为4.90%。

观察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说明同一组别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位数更为合理，即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在4.40~4.90%之间。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是，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45%之间。根据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5个（克罗地亚、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国和智利），第二组有25个，第三组有1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48%，中位数为4.3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96%，中位数为4.50%；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70%，中位数为4.30%。

同样地，我们根据中位数进行预测，则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在4.30~4.50%之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国际上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来进行预测，则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还要高。这一结果与前一部分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应该越高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时期，是教育即将到达顶峰的努力极限时期，这一时期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达到最高点。另外从个案考察，也可以发现教育发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现象。如韩国与意大利比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7%。这些现象说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财政供给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检验。但是，我们对11个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大国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并无显著性影响，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是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并且仅仅使用这一变量就能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样本总变异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之后，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图1所示，1978-1989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呈现不规则变动，因此我们只对1990-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我们把焦点转向财政供给能力，发现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如出一辙：即1995年之前持续下降，此后持续上升（图2）。于是我们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t表示第t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据1990-2003年的数据得到样本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我们对模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发现尽管两个时间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量是无偏的、有效的，t检验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提高约0.6%。

我们估计2004-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约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30%。这样，根据上述样本回归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46%、3.94%、4.18%和4.39%。

四、结论

1.利用不同变量（经济水平或财政供给能力）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变量（教育发展水平）得到的预测结果差距较大（见表2）。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经济变量预测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而在用教育变量预测时仅仅采用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其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而从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就会得到不同结果。其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变量预测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高于用经济变量预测的结果。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供给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我们认为用经济变量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更有说服力。

2.在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采用了财政供给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相应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后一种方法更为理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但财政供给能力（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公共教育经费最终来源于财政收入，一个羸弱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前文所述，对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但要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还需开展进一步的。

3.如果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使用数据时应该尽可能涵盖所有收入类型的国家（即采用57国数据）。但如果目的是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使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其原因是我国已经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不考虑低收入阶段的情况，而排除高收入国家可以避免因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趋于稳定造成预测结果偏低。

4.综上所述，我们以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的水平。

表2：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预测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国际比较研究

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价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57国数据3.954.074.184.29

23个中等收入国家数据3.233.704.124.54

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4.4~4.94.3~4.5

中国经验研究

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3.463.944.184.39

参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陈良焜等（1988）“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载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良焜等（1992）“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载秦宛顺等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兴红（2004）“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苏商论》，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计量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中译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财务司（2005）《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性别与全民教育：跃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3）《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体育场馆；PPP模式；政府

一、PPP模式的内涵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通常被译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PPP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兴起的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并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及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核心理念和措施。

投资和运营公共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毕业论文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民营化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新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PPP即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民营化的重要模式。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和私人参与者共享投资收益，分担投资风险和责任。在PPP模式之下，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期和运营期广泛采取与私人参与者合作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通常将公共基础设施的大部分甚至整个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交给私人投资者，从而引进专业化管理，达到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水平的目的。政府的公共部门与私人参与者以特许协议为基础进行合作，与以往私人企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不同，他们的合作始于项目的确认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并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双方共同对项目的整个周期负责。

根据政府和私营部门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主导地位的差异以及项目性质，PPP可以分为建设一经营一移交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建设一拥有一经营BOO(Build-Own-Operation)、建设一移交BT(Build-Transfer)和移交一经营一移交TOT(Transfer-Operation-Transfer)等不同的类型。

二、公共体育场馆应用PPP模式的优势

根据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体育场馆提供的健身娱乐、观赏竞赛及体育训练等体育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均不充分的特点。并且，由于人们利用公共体育场馆锻炼身体、休闲娱乐或观看比赛，在增强个人的体质、促进身体健康、娱乐身心的同时，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公共体育场馆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因此，公共体育场馆应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在政府给予补助的条件下，由私人企业通过市场，即政府和民间合伙的方式提供。各国的实践已证明，PPP模式是提供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富有效率的方式。

PPP模式有利于吸引民间投资，推进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硕士论文公共体育场馆推行PPP模式将使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注入到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及运营中，调动民间资本参与体育事业的积极性。民间资本的参与能较好地解决限制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发展的资金“瓶颈”，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形成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的多元化投资局面。而且，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改变政府包办公共体育场馆的陈旧体制，利于推进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PPP模式能改善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提高效率。应用PPP模式，能够使公共体育场馆的产权得到明晰，克服由于产权不清带来的管理混乱，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由于民间资本的介入，也会引起公共体育场馆人力资本和管理机制发生变化，私人投资者为保证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然引进专业的管理人才，实行现代化的管理机制，这些无疑都有益于改善公共体育场馆的管理，提高效率。

PPP模式能降低公共体育场馆运行成本。由于公共体育场馆PPP模式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使其必然注重和突出成本与效益的分析，利用改进管理、技术及管理创新、减少雇员等方式，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PPP模式可以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质量。私人投资者只有改善管理，提供优质的服务才可能赢得顾客，实现盈利的目的。

三、公共体育场馆应用PPP模式的可行性

1．良好的政策环境

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f~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近几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等文件，指出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这些鼓励体育改革和民营化的政策，为公共体育场馆大力推行民营化提供了政策条件。

2．雄厚的民间资本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医学论文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渐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据统计，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9．7％，截至2005年7月末，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13．37万亿元。而来自全国工商联的最新统计，2005年1至9月，全国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达到9577亿元。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形成巨额闲置资金，而高额的存贷差表明我国社会存在大量闲置资金，民间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为公共体育场馆建设吸纳民间资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3．蓬勃发展的体育产业

现代社会，体育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之一，是一个蕴藏着巨大商机的新兴产业。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来临，我国体育产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育产业的发展，将带来全社会对公共体育场馆的巨大需求，从而为民营化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四、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应用PPP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1．加快政府角色转变的步伐

公共体育场馆应用PPP模式的实质是引入竞争机制，职称论文其实现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有效执行。公共体育场馆传统的运营方式是国家包揽公共体育场馆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政府成为公共体育场馆唯一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经营主体，不仅容易出现决策的随意性，而且难以保证场馆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在PPP模式中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形成的是彼此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由集所有者、投资者、管理者于一身，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中的监督者、指导者以及合作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对公共体育场馆的投融资及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监督、指导的职能。

另外，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也要适当变化。对体育场馆建设项目，应注重采用合同管理这种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经济手段。通过合同管理，控制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规模，达到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优。当经济活动各方出现问题或纠纷时，主要依靠经济或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干预来解决。

2．提供政策支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PPP模式必须在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和合约的约束下运行，需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使合作双方有章可循。PPP政策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关于PPP模式的适用范围、设立程序、招投标和评标程序、特许权协议、风险分担、权利与义务、监督与管理以及争议解决方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抓紧出台政策并制定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与民间机构在民营化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等进行明确界定，保护双方利益。

3．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及扶持，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正如前面所述，PPP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营。英语论文由于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民间投资者大多比较谨慎，轻易不愿投资这一领域。因此，政府应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吸引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国际经验表明，风险分担机制是PPP项目的核心。吸引民营资本除了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该考虑如何使其规避风险。PPP项目面临的风险通常包括：政府政策不稳定、项目设计缺陷、建设延误、超支和贷款利率的变动、项目特有技术风险和价格风险等。政府部门应深化改革，简化审批程序，建立专业的投融资管理机构等，以增强私人参与者的信心。

4．政府部门抓紧培育有利的市场环境

由于PPP模式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它的发展除了有赖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政策法规的支持外，留学生论文还离不开必要的市场环境因素。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应抓紧完善资本市场，开发适合民营化项目开展的金融工具；大力发展如法律、设计、建筑、融资、体育运营等相关中介服务市场，培育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及国际运作经验的中介机构，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公共体育场馆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1][美]E．S．萨瓦斯著，周志忍等译．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柳钦．运用PPP模式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融资[J].上海铁道科技，2006，4；40-42．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9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风险识别，在综合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提出了风险分担，同时提出了PPP项目风险的规避与防范措施。

论文关键词：公共利益城市水务PPP模式风险

近年来国外水务巨头纷纷抢滩登陆，把我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来开拓，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BOT、TOT、并购等PPP模式进入我国城市水务业。截至2008年底，我国境内11家主要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城市水务市场中共签约94个项目。所谓PPP模式是英文“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简写，中文一般直译为“公私合伙制”，是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

然而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经济分析和技术风险较大等特点，在项目进行的全生命周期均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对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风险分担方式及风险规避措施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分析过程简介

为了系统分析PPP模式的运作风险，笔者召集了国内水务行业有关专家就风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根据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经验及相关案例材料，水务行业外商与政府等代表分别探讨了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视角下的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问题。参与PPP模式风险研讨的专家代表共有17名，其中10人为政府和国企代表，7人为外商代表。

会前准备：将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和相关国内案例材料分发于专家代表，请各位专家仔细阅读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风险问题重点思考。各专家代表为国内水务行业内互不统属的企业代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

风险因素开发：由主持人介绍三亚PPP投资项目历程及国内案例背景，让各位专家提出风险建议；主持人对各位专家强调要突破思维惯性，大胆进行联想；该阶段历时1小时。

风险因素分类与整理：根据文献资料和风险属性，将风险因素按照风险源分为7大类。

初步罗列风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分类和专家提出的风险因素构建初步的PPP模式风险因素，供进一步专家探讨。

风险因素质疑性开发：该阶段历时1小时，主要是对已构建的风险因素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质疑，主持人引导专家进入风险因素质疑环节，删除质疑较大的风险因素。

风险应对措施开发：对于罗列的风险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各位专家提出相应风险规避措施，该阶段历时1小时。

二、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

（一）系统风险

1.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变动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家政策稳定性风险包括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方面的政策是否健全、稳定。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包括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及税收风险。

3.不可抗距风险。不可抗距风险是由于自然与环境因素引发的风险，包括洪水、地震、火灾、台风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恶劣气候等对项目产生的影响。

（二）非系统风险

1.项目建设期风险。项目建设期风险包括资金不到位、工期延误、投资超标和质量不达标风险等。

2.项目营运期风险。项目营运期风险包括市场竞争、社会服务质量不佳及运行效率低下、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和更新改造及拓展投入风险。

3.技术风险。技术风险包括设计失误、生产工艺不达标及技术人员素质等风险。

三、城市水务业PPP模式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外国投资者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相同，即便是同一个风险因素，其权重也有差别。根据城市水务业特征、PPP模式风险特性等，本文将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从外商投资者和政府两个层面分别识别并构建不同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2：基于政府风险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1），基于外商投资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2）。

四、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担

由于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项目风险较大，涉及的风险很多且不同风险产生的原因不相同，因此，在制定风险分配方案时应充分发挥政府丰富的政策资源、强大支持系统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等优势，进行全方位综合考虑，既要节约整个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成本，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结合项目的风险特点、可控程度、项目各主体风险的承受能力及风险态度，确定各方的合理承担比例，将风险分担与激励机制有机结合，把风险分担给最适合承担它的一方，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责权利平衡，最大限度的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追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配见表1。

五、城市水务业PPP项目风险规避与防范

（一）政治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政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可抗力风险，一般由政府来承担。其风险防范一般通过以下措施进行：通过投保的方式降低政治风险。外国投资者向国际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东道国政治保险；政府向PPP项目公司提供政府履约保证，以确定当发生某些政治波动、法律变更等事件，政府承诺在某种约定情形发生而可能造成投资者损失时，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或补偿；利用国家间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使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如果发生了政治风险，投资者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投资保护协定规避风险。

（二）法律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框架下通过合同和协议的形式达成的，如果一旦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有变，这无疑会从根本上影响PPP项目。因此，PPP项目谈判初期，项目各参与方应及时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使项目运作符合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要求。另外，外商投资PPP项目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外商可以与政府签署一系列的互相保障协议，彼此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做出承诺，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三）信用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协议搭建而成的，组成信用保证结构的各参与方是否有能力履行其职责就构成了项目的信用风险。项目主办者在寻求各方合作者时，除了考核对方的业绩水平、资金实力、管理技术水平等指标之外，还应重点考虑其信用的可靠性。在项目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也要明确列明违约责任。

（四）利率风险的防范

利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融资成本的高低，还关系到PPP项目的能否最终成功。PPP项目公司应该首先考虑跟政府和银行签订融资贷款协议，尽量把利率固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另外，在进行贷款融资时，项目公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多种货币方式借款。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可以考虑采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对冲。

六、结论

由于本文所分析材料的局限性，对于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和规避措施仍可能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水务业相关学者和业界人士进一步探讨。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了风险因素识别与风险归类，分别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按照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提出了风险分担方案，并对各类风险提出了相应规避与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鲁庆成.公私合伙（PPP）模式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公共投资论文范文篇10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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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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